爱华网外滩公园入口
20世纪40年代末的复兴公园
城市总有公园，一座城市有怎样的公园，应该是与这座城市有怎样的品质相匹配的。这里指的品质与高低优劣无关，只关乎它是否多元。比如像上海这样一座城市，应了“西风东渐”的影响，城市渐渐发展起来后，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尤其是西方外来者及其家属，除了物质满足外，还会生出对文化生活的多元需求，公园在上海的相继出现，就顺应了这样的需求。翻开上海市档案馆珍藏的档案，人们看到了上海公园演变的轨迹。
一
上海出现的第一座公园“外滩公园”，其英文名PublicPark，就被译作“公家花园”。但这“公家”更多的是指西方外来者和他们的家属。1862年，当时的“上海运动事业基金董事会”经投票决定，在外滩英国驻沪领事馆前一片属于公共用地的沙滩上建一座公园，以供西方外来者休闲娱乐。公园建于1866年，其时英租界填没洋泾浜（今延安东路）的筑路工程已在进行，在沪西方外来者廉价雇用大批中国工人筑路时，把从洋泾浜挖出来的河泥运到不远处的黄浦江畔填滩建园，共计辟出34.4亩多面积。在此及附近开辟苗圃种植树木、建筑亭台芧舍、喷泉水池等。至1868年，上海滩上第一座正式公园基本建成，并于8月8日正式开放。它前后有过多个园名：外国花园、公家花园、大桥公园、外摆渡公园、黄浦滩公园、外滩公园等等。此后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公家花园管理委员会管理公园事务。1914年，公共租界巡捕房曾在它的《职务章程》中公布《公家花园章程》，其中一、四两条为如下内容——
脚踏车及犬不准入内；
除西人之佣仆外，华人一概不准入内。
尽管没有直接说出“华人与狗不准入内”，但这里特地提出不准“入内”的就只是“犬”与“华人”，没法不让人“敏感”。到了1916年5月，工部局又公布了英文的《公园规则》六条，其中二、三条为如下内容——
犬与自行车不准入内；
华人不准入内，但外籍居留者的仆从者除外。
与两年前所颁同一内容比较，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犬”、“华人”均由后置换成了前置，其强调的核心用意依然如昨。应该一提的是，对于这样的侮辱，中国人民从来没有保持沉默。自1885年颜永京、唐景星等人联名向工部局提出，在公园开放问题上，华人与外国人应有平等待遇起，十几年间不断有人提出这项要求，但工部局均置之不理。1889年，又有唐茂枝、吴虹玉等人要求上海道台向英国领事交涉，这次工部局终于被迫答应发给入园执照。但能拿到这份执照的多为“高等华人”，与广大民众仍然无缘。此后，殖民主义者虽然也曾经作出过一些有限的让步，但真正的改观直到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和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发起后才出现，是这些运动让殖民主义者受到了震慑，从而对自己的恶劣行径不得不有所收敛。
历史进入到1928年，外滩公园终于向中国游人开放。
之后紧邻外滩公园出现了一座“华人公园”。说是公园，其实它更类似如今出现的大型公共绿地，其位置即在苏州河畔的四川路与博物院路（今虎丘路）之间，这也是因为既然对华人进入外滩公园设定限制，并引发中国人抗议，那就干脆新辟一座公园，规定此园对中国人外国人一律公开，园名就叫“新公园”，英文名为NewlnternationalGarden。第二年改名华人公园。但由于少特色，再说那时许多中国人连生活都无着落，哪还有闲情逸致逛公园！而西方外来者和他们的家属则有不远处的外滩公园可供享受娱乐，也无兴趣涉足新公园，所以它在上海影响不是很大。
二
此前工部局为更好地协调建园事务，决定聘用专家管理经营，曾于1899年聘苏格兰人、园艺及植物专家麦克利任“园地监督”。他在任25年，著名的“虹口公园”（今鲁迅公园）、“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就是由麦克利经营而成。惟此，这两座公园也更多地留下了西方园林文化的印迹。
虹口公园始建于1896年，原为体育性娱乐场所，里面有高尔夫网球曲棍球篮球足球棒球等运动场。1905年改建为公园，园中有多种花卉绿荫小径流水等，风格为英国自然风景式，有大片马尼拉草坪，笔直的主干道，呈轴对称的树木，及四季常开的鲜花。1937年公园曾遭日军炮火烧毁。1950年重建。1956年鲁迅先生墓从万国公墓迁入，使这座公园从此名传遐迩，斐声国内外。
“兆丰公园”虽然没有诸多运动场，但却以植物丰盛著称。“兆丰公园”原为外国商人霍克的私人花园，1911年并入圣约翰大学；后工部局购得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南端部分土地，使地方一下子拓展了许多，遂于1914年春通过一项建园议案：“授权工部局使用选择权于新近收买到的位于极司菲尔路的一方地，以及附近地段当收买得时，概应布置成一个公众的风景园地和植物园地的核心。”经过20多年努力经营，使这座英国式风格的公园“里面树木花草种类极多，所以一年四季都有花开着，若使一个植物家去游览，必定感到极大的兴趣”。公园里有观赏性树木2500多株；还辟有牡丹园和月季园。除了植物，另有一些动物，吸引得四方游客纷至沓来，在这里流连忘返。
说起上海早期的公园，顾家宅公园是绕不过的。顾家宅公园由当时的法租界公董局出资建造，故又称法国公园，但设计者却是中国人，名叫郁锡麒。该园建于1908年夏，第二年夏天落成开放。该公园章程也规定华人不准入内，但如果是在外国人家帮佣照顾小孩的保姆则可以进入。直到1928年6月18日出台新章程，改用门票制，华人买门票即可入园；狗则严禁入内。法国公园内有为纪念法国飞行家环龙立的石碑，环龙是1912年在上海进行飞行表演时不幸坠机身亡的，故立此碑以为纪念。1945年抗战胜利后，定名复兴公园。复兴公园的法式风格主要体现在公园布局中轴对称，呈格子化、图案化。加上四周花草树木环衬，置身其间，能感受到一股扑面而来的浓浓的异域风情和温馨浪漫的气息。
当然，说起上海的公园，还得提及别具特点的张园、豫园、黄家花园。而张园尤堪称是一座“公共花园”。
张园坐落于静安寺附近，最初是外国人格龙的别墅。1882年别墅被无锡人张鸿禄买下，起名“味莼园”。因园主人姓张，故又称张园。它曾是晚清上海最出名的公共活动场所之一。
张园坐落于静安寺路（南京西路）、慕尔鸣路（茂名北路）、麦特赫司路（泰兴路）之间，初建园时占地20余亩，以后拓展至70余亩。有一个广场，两旁满栽树木。西南面有一座高楼，叫碧云深处。园中心处是一座大洋房，叫安垲第，里面有舞厅和餐厅，可容上千人。洋房前面有草坪，三面有密林掩映。楼后有弹子房、东北隅有旅馆，南面有池塘，池中有假山石，池畔有小红楼，一旁还有松竹摇曳。1885年，张园对外开放时，里面还有影剧院、照相室、网球场、书场，还有游戏铁路。这里还是当时一些激进分子和革命者宣传集会的场所。除了严复任会长的国会在这里产生外，许多维新派革命派志士在这里发表过演说。1903年5月11日《苏报》记载，“海上爱国学社特开议会于张园，初会议拒法事，再会议拒俄事，三会则议联合中国国民总会，设义勇队以拒外侮为目的。三次到者均不下数百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家章太炎也曾经在是年5月18日《与吴君遂书》中提及他在张园活动的一些情况。从这些记载中，我们不难想见当时不时出入张园，并在此聚会的仁人志士的身影。而在这些身影中，就有孙中山先生。辛亥革命期间，各方人士曾经在张园集会欢迎孙中山从海外归国，孙中山即席发表演说，当晚便离开上海前往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所以已故老报人曹聚仁曾撰文说，张园的安垲第“虽是姣童轶女的谈情之所，却也是革命的摇篮”。
当然，作为一个对外开放的娱乐场所，更多的人到这里来主要还是游玩。《点石斋画报》有文字云：“味莼园主人从苏州搬来画舫，点缀池台，大为生色。舫中榜人女，年仅28，面映红莲，歌吟金缕”，据说此女甫一露面，即吸引了现场所有人的眼球。此番胜景，从一些史料笔记中也不时能够读到。如陈无我在《老上海三十年见闻录》中讲到，“张园林木之丛茂、亭榭之清幽、溪径之曲折、屋宇之精雅，曾不逮愚园之半，而顾独以安垲第轩敞之故，致东都浪子、北里名姬，流眄送情，履舄交错，所谓仰观俯视窥而各如所欲者，又非愚园所能冀其什一也”。张园既不排斥民族的东西，也接受西方外来文化，所谓海纳百川，应该说张园是做到了这一点的。张园1918年遭废弃。据知近年张园已经翻新改建，重新成为受人们欢迎的活动场所。
四
不过说起玲珑典雅的黄家花园的“特色”，主要还不仅在于其园林风格或景致，而是它是旧上海名声不佳的“三大亨”之一黄金荣的私家花园。“黄家”者，即黄金荣也。
黄金荣，字锦镛，生于1868年12月，祖籍浙江余姚。其父炳泉生于上海漕河泾。黄金荣自幼不好读书，在上海喜欢与地痞流氓交往。1892年，经人介绍进法租界巡捕房做上“包打听”（即便衣警探）。后升至警务处任唯一的华人督察长，成为上海滩显赫一时的“三大亨”之首。后黄金荣又凭借势力声威，广收门徒，贩烟土、设赌场、开戏园和敲诈勒索等手段敛财，成为上海滩富翁，蒋介石当年在上海潦倒混不下去时，也是得到黄金荣资助奔赴广州，逐渐“发迹”的。黄金荣有钱后便在漕河泾附近购地为父母造坟建祠。1927年底黄金荣从警界退休，赋闲后他便经常到黄家祠堂游憩。
黄家花园坐落在上海西南角，即原黄家祠堂所在地。黄金荣成为海上闻人后，有门人建议他将祠堂扩建为花园。黄觉得这一建议不错，便采纳了。嗣后，建园事便由唐嘉鹏、冯志铭两人具体操作。唐、冯两人即借此在黄门子弟及其他帮会分子中募捐，少的三四十元，多的千余元；杜月笙、金廷荪约捐4000元。黄金荣56岁那年，历时4年，耗资350万银元，占地60余亩，中西合璧的黄家花园终于落成。黄家花园落成那天，举行了热闹的庆典。当时置身黄家花园的人，看着眼前琳珑剔透的景观，精美雅致的风貌，忍不住发出连声赞叹。市长吴铁城、淞沪警备司令、社会局长、海上闻人、社会名流虞洽卿、杜月笙、张啸林、章士钊等亲往道贺。形似大雄宝殿的四教厅里挂满匾额，其中有蒋介石手书的“文行忠信”、林森的“礼义忠心”、汪精卫的“林泉养性”、宋子文的“佳与人同”、吴佩孚的“广厦欢颜”、孔祥熙的“桃李盈门”、于右任的“考思维则”等。这些军政要人虽未莅临，但他们的手迹出现在此，也给足了黄金荣面子。厅后是一排二层楼房，共有十几间。此后黄家花园便成为黄金荣每年歇夏的别墅。
黄家花园原来的大门飞檐黄墙、酷似庙门，园内亭台山池，还养了鹤和鹿，象征长寿和荣禄。园内著名的景致有鸳鸯楼、喜廊、颐亭、鹿亭、观音阁、般若舫、八仙过海、四教厅等，寓意为“福”、“禄”、“寿”、“喜”、“仙”。蒋介石的手书还勒石成碑，置于厅右侧六角亭上。石碑高约六、七尺，“文行忠信”四个大字上首有“中华民国十九年”字样，下款题“蒋中正赠”。园内更辟有假山、池沼、亭桥，种植名花异树，景致秀美。园门前还专门筑道通至漕河泾镇。
1936年10月31日，上海“三大亨”等海上闻人联合上海各界头面人物，曾在黄家花园举行“上海市民庆祝蒋委员长五十寿辰同乐会”。蒋念着黄的这份情，日后也投桃报李，在黄金荣80寿辰时，亲临黄家花园祝寿。
抗战期间，黄家花园遭到日军炮火严重破坏。抗战胜利后进行修缮。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在园内驻扎，园景又遭破坏，焚毁损坏大半。
上海解放后，这里经过重新整修，辟为公园，园景大为改观。其时因园内遍植花香扑鼻的桂花树，遂命园名为桂林公园。
在上海公园变化史上，最能体现其沧桑变化风貌的，也许当数坐落在市中心紧靠人民广场的“人民公园”。“人民公园”虽说建成于1952年，但它的前身却是旧上海“跑马厅”的组成部分。“人民公园”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第一家新建公园，上海市首任市长陈毅亲自为公园定名并题额。初期“人民公园”四周小河环绕，河里有手划游船，河上有10座漂亮的小桥，桥畔有造型优美的凉亭、石亭、芧亭等，后几经变迁，这些景致已不复再现。
粗粗梳理这些沪上公园的前世今生，只是想以斑窥豹，或可见公园之变化，不仅可睹一家一族之命运，更可察知国运之隆替，经济文化之兴衰。至于沪上公园当然远不止这些。就同治《上海县志》记录在案的历代园林就有近50家，加上原嘉定、华亭、宝山等地著名园林，总数不下200处。如今随着社会发展，尤其是城市规划建设大踏步前进，原有公园或改建或拓展包括新建，已成申城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愈益衬托出了上海这座城市的美丽灿烂。
比起上篇叙述的这些公园，豫园在上海堪称是一座“土生土长”的精致花园，因为它就建于上海老城厢，也就是“华界”。豫园园主是明朝嘉靖年间曾任刑部尚书等职、祖籍常州的潘恩。潘恩在朝40多年后的某一天，他的儿子潘允端被宣布任职刑部。父亲曾任职刑部，儿子又进刑部工作，按说应该不错。然而潘恩却作出了告老引退的决定。他说，我应该避嫌。只要想想朝中多少垂垂老矣的官员恋着官位不肯须臾离开，尽可能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一己私利，而潘恩却毅然抽身引退，就知他有多么不易。潘恩就此回到上海，住进了城隍庙东北角的祖宅。
潘氏祖宅前有块小小的园地，已告老闲居的潘恩平时或养养花、种种草，或看看书，临临帖；再不就是陪老伴说说话，倒也自得其乐。身为儿子的潘允端想到父亲为避嫌而告老回家，毕竟也含有好让他今后工作起来方便的用心，所以也总想着能为父亲做点什么。见父亲喜欢养花种草，闲来陪母亲坐坐聊天，就决定将老屋前的园地朝西进行扩建，建座园林，以让父母颐养天年。主意定后，他即请来明代造园名家张南阳精心为他设计，同时他也提出要求，比如聚石凿池、构亭布竹，并在池中造个小方亭。他要求整个园林布局一定要有艺术品味，觉得不如此不足以“愉悦老亲”。他对张南阳说，如果这座园林建得没有一点艺术格调，怎么能使我父母，尤其是我父亲开心起来呢。“愉”和“豫”在古汉语中意义相通，读音相近，所以园林就取名“豫园”。豫园共占地70余亩（一说40余亩），始建于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经过20余年打造，方臻完善，景致宏观，精美绝伦，堪称东南名园之冠。
在扩建园林的过程中，也曾闹出过一些风波，险些酿成潘家一场“大地震”。不知是有人好事，还是出于嫉妒或者陷害，总之，在潘家“豫园”即将落成之际，朝中居然有人上奏说潘家在建皇宫，请即派人查办。皇宫是皇帝老儿住的地方，有人造皇宫，这还得了，这不明摆着想和皇帝老儿分庭抗礼吗！这可是十恶不赦之罪呵！得知这一消息，急归急，但潘允端还不至于吓得六神无主，毕竟不做贼不心虚。为免生麻烦，他还是一方面请人连夜将毗邻的城隍各殿神像移入园内各厅堂，另一方面迅速准备好银子，用于第二天贿赂前来查办的钦差。事实证明潘允端这一招准备得很及时。钦差得了好处，加之也确实没有看到有什么造皇宫的迹象。于是就如实禀报上去。潘家宣告无罪。
潘恩在“愉悦老亲”的豫园，一直生活到86岁病逝。其时他的儿子潘允端任南京部主事后，又因主持漕粮储运有功，升任四川右布政使。万历五年（1577年），就像他父亲当年为避嫌告老回家一样，他也以疾病为由，辞官回沪，伺奉老母，以尽孝道。
其时，随着上海老城厢的向外发展以及社会变化，潘氏家道已开始衰落。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沪上一些士绅富商趁机筹款购园，重新进行一番修建打造。后因遭遇清兵南下，烽火逼近，为不使豫园受侵占，遂将此园交城隍庙道士管理，在各厅堂置放佛像，请道士住持，使一座豫园变为“庙园”。此时的豫园已因缺乏管理，园林渐渐荒芜。但是庙园袅袅的香火依然没能阻挡住清兵手携刀枪闯入豫园。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五月十一日，英军攻占上海城，即将司令部设于城隍庙内，士兵则驻扎在湖心亭。
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进军上海，清政府勾结英法侵略军，把豫园作为外国军队的驻扎地，在园中掘石填池，建造西式兵营，弄得园景一片狼籍。直到清同治年间，才得以重加修葺。如今这座明清古园已成为上海公园中的佼佼者，面积虽不大，但徜徉其中，景随步移，让人对这里的景致频生美不胜收之感。
上海市档案馆陆其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