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告诉妈妈
医疗费的问题解决了,主要的手术也做了,我的伤情也渐渐地稳定了。但是我们又面临着一个难题,那就是如何告诉妈妈。噢,顺便说一下,我们一共姐弟三人,我是老大,当时在北京工作和生活;妹妹行二比我小两岁,在悉尼;弟弟最小跟我相差八、九岁,在北京。我们姐弟三人的感情特别好,在我的记忆中从小到大从没红过脸。小的时候虽然处于动荡的年代,艰苦的环境,但仍然觉得那段岁月很甜蜜、很充实。
我遇车祸这年,四位老人中孩子的爷爷、奶奶、姥爷已经相继去世了,只有我妈妈居住在北京。妈妈这一辈子真的不容易,她从小就没有兄弟姐妹。我姥姥一共生了五个孩子,但由于种种原因上面四个都在很小的时候就夭折了,好不容易才存活了我妈妈。北平(北京)解放时,妈妈还是个大孩子,就报名上了革命大学,经过短训后又直接参加了解放军,跟着当时的第四野战军“打到南方去,活捉蒋介石”,走的时候还不满16岁。我曾多次问过妈妈当时是怎么想的,妈妈说的很简单,就是因为当解放军有饭吃,留在家里没饭吃。
几十年来,妈妈经历了人生中太多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在她的心中名利、地位、金钱都不重要,她的三个孩子最重要。妈妈的身体从小就不太好,1980年还做过一次胸外科手术,切除了长在胸部纵膈的奇胎瘤,听医生说这个瘤子应该是她的一个兄弟姐妹。妈妈的奶奶是57岁去世的,妈妈的爸爸是58岁去世的,她说自己早已经活过了父辈的年龄够本了~~多年来,妈妈还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心脏病、哮喘等症。妈妈曾多次告诉我:你们三个都是我的命根,如有一个出问题,我就跟了去。
按照我原来的回程机票,应该是10月9日从悉尼起飞回国。日子一天天的临近,怎么办?我们姐弟三人一致意见:一方面想尽办法对妈妈封锁消息,还要编出各种理由说我暂时不能回国,另一方面抓紧办理妈妈和弟弟的签证,由弟弟陪同妈妈到澳洲医院,到时再由我面对面的跟她说。我们姐弟三家9口人,大人孩子都统一了口径。但是妈妈的签证迟迟不下来,主要是因为体检胸透肺部有阴影(纵膈手术),解释也无济于事,他们坚持要把片子寄回堪培拉作医疗鉴定。天哪,这得等多长时间啊,没办法只能等。
随着时间的延迟,妈妈开始察觉有事瞒着她,因为所有的理由都那么牵强,她的疑心越来越重,情绪也越来越不好。为了稳定妈妈的情绪,我必须定期给妈妈打电话,让她能够听到我的声音。记得2002年12月31日的晚上,我们在Adelaide医院大厅的公用电话跟妈妈通话。整个大厅空无一人,只有我们3人拿着两张电话卡(一张当地电话磁卡,一张国际长途IC卡)给北京打电话。第二天是元旦,白天医院大厅有人了,我们就到医院附近的公共电话亭继续给妈妈打电话。每次打电话的时候,都是我用欢快的声音先跟妈妈说话,往往几句以后就交给了妹妹,因为我的眼泪已经哗哗地留下来了……
2003年春节前,弟弟一人从北京来澳洲医院看我。为了瞒住妈妈,我们姐弟三人还特地照了一些照片带给妈妈。每次拍照的时候,都把我从轮椅挪到普通的椅子上。妈妈看了这些照片,只是觉得我比过去瘦了,一点都没发觉坐轮椅。
我受伤半年后,实在瞒不住了,妹妹特地跑了一趟北京,告诉妈妈姐姐受伤的始末。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面对妹妹断断续续几天的述说,妈妈没有流泪,反而异常镇静,她仿佛要记住妹妹说的每一个细节、每一句话。她埋怨我们不该瞒着她,绕了这么大的圈子,她说,本来以为孩子们都大了,“革命”到头了,这回她要认真治病把身体养好,因为她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要用母亲的力量让大女儿站起来。昨天跟妈妈通电话,她还说要争取活到90多岁,因为那时大女儿也该70岁了……这就是我的妈妈。
妈妈,女儿想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