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话说赵子龙当年单枪匹马，从乱军之中救得尚在襁褓之中的后主刘禅，刘备却作势要把儿子抡在地上，因为"差点折杀我一员虎将"，后人调侃刘备，说他原本臂长过膝，以如此的上肢长度，即使做出摔的动作，也能稳稳把刘禅放在地上，可见早有"自知之明"，才能有如此惊人之举。
牛根生在致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及长江商学院同学的一封信的末尾，做了如此的表示："我也提醒各位理事、同学，一定要以蒙牛为鉴，防范类似风险。至于蒙牛，最后即使白送了弟兄们，也绝不愿被外国人买走。"
这个"儿子"被牛根生稳稳地放在地上，也即：即使把这个独苗免费过继给兄弟你们，也要比被曹操拿去了强，曹操抢去了能做什么？当然是作为人质要挟蜀国，那么，蒙牛被外国人买走了会有如何的恶果？拜市场竞争所赐，外资也不敢在生产环节公然添加三聚氰胺，那么最不济的结果就是外资与蒙牛一样，无能力将"不法奶站送来的掺有三聚氰胺的原奶挡在门外"，最终接受市场洗牌。当然，牛根生能说出"白送给兄弟们，也绝不愿被外国人买走"，这里面不仅有市场，还有民族性，并且在很多国家，民族主义是很好打的牌，即使千错万错，关起门来总能找出解决的办法。
牛根生成立的老牛基金会，将占蒙牛香港上市公司总股本4.5%的蒙牛股权抵押给摩根士丹利的时候，想必没有过多考虑过某一日股价下跌，会造成股份的被动出售以致企业易主。三聚氰胺从牛奶延伸到鸡蛋，到饲料，以及回溯到早些年发生的出口美国的宠物食品导致宠物死亡事件，企业仍旧其承担的责任放在对原料来源的"围追堵截"上，牛根生重点说明了三聚氰胺并非在企业加工环节中添加，认为"这次三聚氰胺事件，就是极少数祸国殃民的不法奶站钻空子造成的"，"企业最大的责任，就是没能把不法奶站送来的掺有三聚氰胺的原奶挡在门外，在管理上出现了重大疏漏"。
蒙牛被动"挡"，显然不起作用，如果事实真如蒙牛所言，在牛奶中添加三聚氰胺的事迹由来虽久，坊间皆知，中国奶协理事几次呼吁解决牛奶造假问题也没能给企业以任何警示，那么只能说明：企业只对市场信号作出相应。对于食品企业来说，市场信号意味着某些产品以消费者的身家性命为代价，甚至当企业难以为继，股价急跌的时候，也能打出最后一张王牌：民族企业。而作为消费者，既不敢相信企业的质量检测设备和技术人员的专业水平能跟上造假更新换代的速度，更不敢幻想企业能摆脱被动应对市场信号的局面，能真正意识到食品行业的重要性，主动将消费者的身家性命纳入到企业的使命愿景里去。在中国，消费者无力，农民无力，NGO无力，在政府和企业之外的团体，统统无力，那么还有谁能给企业压力了？一旦企业与政府的一些监管方达成权钱交易，那么，这个市场信号不就真要大到出了性命官司才能对现状有所改变的局面么？那么作为消费者，我们倒是愿意蒙牛被外资买了去，至少国内有成熟的消费者压力团体，不正是因为有了他们，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才得以走进中国，南方制衣厂的女工生计，才渐渐得到了改善。
对食品企业，涉农企业谈企业社会责任，容易忽略为企业提供原料的农民，所以提供应链责任的概念。政府，学者喜欢谈产业链，在产业链中，每个参与个体在市场竞争中似乎享有同等权利，因此也承担同等责任。如果把产业链换成供应链，权利与责任便发生了位移。在农业供应链中，利润的分布从上游的农民到下游的生产商快速递增，这与成衣供应链相似，一个制衣工生产出来的30元成本的成衣，品牌商以10倍的价格卖出，姑且不论这种利润分配是否合理，上游的农民与工人因为缺乏对市场信息的了解而导致供应链利润失衡。从享受权利，承担责任的正常逻辑来分析，农业产业化的后果使得涉农企业能以极小的成本获得原材料，在享受最大利润的同时却要求农民，要求供应链上的其他个体与自己均分责任。
农业产业化是一个趋势，但不把供应链责任嵌入到产业化的过程中，粗暴地以为供应链责任是增加了企业的经营成本而束之高阁，那么在公民社会发育孱弱的中国，三聚氰胺事件随时都会卷土重来，指标只在于使用的手段日积月累，最终是否能结果人的性命。供应链上农民的利益更被忽视，缺乏供应链责任的涉农企业既无压力，也无激励去了解原料提供者与之利益共存的事实，农民以合作社或企业+农户的形式被束缚在企业的采购链条中，无法获得更多利润，最终只能将土地经营权逐步流转给涉农企业，自己成为农场工人或者涌入城市。而我们的大中城市，中小县城尚无能力制造更多需求，创造更多岗位来接纳这些并非因主动圈地而失去土地的农民。
企业是这一过程中的最大赢家，刘备摔孩子是完美作秀，企业出了问题，最多也是摔一把孩子，唱一出民族大义的戏，外国人买不走，自己兄弟也不好意思要，到最后，最不济就是盖头画面，找个台阶过渡，继续生产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