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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曾康霖教授
中国访谈网特约记者/陈晓星
接受采访2013年度“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曾康霖教授的任务时，我心里很忐忑，感到有些压力：一是像曾康霖教授这样的大家学者，相关媒体和报刊已经多有报道，早已为金融教学及金融实业界熟知，我又该如何去写呢？二是深感自己的笔力孱弱，不足以将曾康霖教授做人、为师、治学、科研的成就书写到位，从而惟恐不能将其丰满地呈现给读者。
可是，当我电话与曾康霖教授取得联系说明我的意图后，我心里有了几分放松和踏实。听着电话那端曾老客气亲切的声音，我仿佛看见了一位睿智的学者老人，面对学子晚辈友善祥和的笑容。曾老在电话里告诉我，让我把希望交流的问题预先给他一个提纲。我遵从曾老的意见，随即把提纲传了过去。曾老在接受采访的同时，还给笔者提供了相关文件资料。其中有国内金融界领导的贺信，有学界大腕、金融名家的中肯评价，也有同道学生的感恩祝贺，华章溢彩，美誉盈篇，然而都客观实在，恰如其分。
当我翻阅那些资料的时候，曾康霖教授的形象在我心中越来越清晰，我的思路也随之鲜活起来——
曾康霖，1935年生，四川泸县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著名金融学家，金融教育家。1960年毕业于四川财经学院财政系，毕业留校任教，1983年至1990年任四川财经学院和西南财经大学金融系主任，1991年至1999年任西南财经大学金融研究所所长，2000年至今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曾任西南财经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和学术委员会委员，四川省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委员；四川省金融学会副会长。1982年至1984年连续三年被评选为成都市劳动模范；1991年入选首批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993年当选为中国人民银行系统优秀教师；1996年被授予全国金融系统劳动模范称号。1990年和1997年两次获得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多部专著获得国家和省部级优秀科研成果奖。2013年获得“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
（曾康霖教授在他的书房）
研究前人学说求创新，适应时代需要获殊荣
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是刘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设立的中国第一个旨在表彰中国金融学人在创建和发展中国金融学科中的卓越贡献的奖项，所设奖金100万元人民币，是目前中国经济金融领域奖励金额最高的奖项，也是目前在中国经济和金融学界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奖项。这一奖项之所以最具影响力，基于以下三点：一是因为由权威人士发起并倡导；二是评奖委员会由中国金融界各方面具有权威和代表性的数十位专家组成，他们本身在各自领域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很有影响力，而且在评奖过程中还要广泛听取同行的意见；三是基金会有严谨的组织和工作程序，评奖严格按照章程操作，坚持标准选人。由于奖项评审的权威性、广泛性、民主性以及其成果得到了历史的检验、社会的认同、同行的肯定，该奖项被认为是中国金融学界的最高奖项。
如果说“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是中国金融学科的金字塔尖，那么曾康霖教授就是在用自己的教学和科研成果，筑起一级级阶梯，一步步坚实地攀登上去的。
从1987到1997年的11年间，曾康霖教授对金融基础理论进行了系统研究，先后出版了《货币论》、《货币流通论》、《资金论》、《信用论》、《利息论》、《银行论》、《投资基金论》等8部“金融理论系列专著”。2002年，曾康霖教授出版的《金融经济学》，以金融与经济的基本关系为研究对象，紧密联系实际，达到了他学术研究的一个新高峰，也是我国金融理论研究成果宝库中的一朵奇葩，荣获刘诗白奖励基金一等奖。2004年《曾康霖著作集》出版，共收录专著9部、论文集3部，集中反映了曾康霖教授40余年的学术生涯与成就。2011年，曾康霖教授“以人物为标志，以著述为基础，以思想为线索”，领衔编著了《百年中国金融思想学说史》，填补了我国在此方面的空白。曾康霖教授的研究站在学科前沿，立足中国实际、关切民生问题，注重交叉融合，形成了前后一贯的学术思想与理论体系，为我国金融理论创新和金融改革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曾康霖教授突出的学术成就，赢得了学术界广泛赞誉，成为公认的金融学大师之一。
那么作为“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获奖者本人，又如何看待此奖项的意义呢？当我向曾康霖教授提出这个问题时，曾老没有直接回答我，而是从国家的经济金融发展和他从教的经历说起。曾老说：“我这个人从事金融教学和研究的起点低，没有条件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解放后读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其间又经历了国家‘困难时期’和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无法安心读书做学问。我真正从事金融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则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才开始。”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初期，曾康霖教授就系统地研究了前人的货币金融学说。1984年，曾康霖教授出版了第一本专著《金融理论问题探索》，在该书的《绪言》中，曾老这样写道：“我们伟大的祖国经过了‘十年浩劫’以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形势喜人，形势逼人……”也在同一年，他出版了专著《资产阶级古典学派货币银行学说》，该书不仅系统系统地评介了前人的思想、观点、学说，而且考察了前人发言研究问题的立场、方法，有助于把握前人学术研究的历程。该书被评为“四川省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
曾老说，他能够获得“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首先要感谢伟大的时代，是时代激励着他。
（曾康霖教授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蒙代尔交流）
勤奋耕耘丰腴教学沃土 时不我待培育金融栋梁
曾康霖教授从事金融教学科研五十余年，成果丰硕，著作等身，誉满金融界，桃李满天下，受到了金融界普遍尊重和推崇。那么，在做人、为师、治学、科研四者之间，他又是如何统一的呢？而贯穿其中最主要的又是什么？对我的提问，曾老用了三点来概括：责任感；勤奋；接受新事物。而且也正是这三条，贯穿了他整个教学和科研生涯的始终。
曾老告诉我，刚大学毕业留校的那些年，接二连三的运动，而学校又处于历次运动的“风口浪尖”，迫使他曾经一度想离开学校，去搞实际工作。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祖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也迎来了教育的春天。春天给人信心和力量，学校恢复招生，逼着他重新思考如何胜任教学。“十年浩劫”让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建设百废待兴。一方面国家经济建设形势急需知识和人才，另一方面是学校教育几近荒芜，教材陈旧甚至没有教材。同时随着时代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西方经济学的引入，都迫切需要知识更新，否则既不能满足教学的需要，更不能符合社会的要求。面对这样的形势，曾康霖教授在教学科研中不仅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汲取营养，也选择地学习借鉴了西方经济学。
曾康霖教授认为，除了学习书本知识外，更重要的是向实践学习，从实践到理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是丰富的，而且也在不断发展变化，需要我们去总结研究，从而升华到理论层面，再为实践提供理论指导。曾老常对学生说，“知识在于积累，聪明在于勤奋”。他这样教诲学生，而自己更是多年默默地勤奋耕耘在经济金融教育战线。凭着对国家对教育高度的责任感，他不放过任何一个学习的机会。他说，这些年来，他把参加会议、到业务部门调查、批改学生论文和实习报告、学习别人文章等，都当成了解实际、学习理论的机会。他每参加一个会议，过后都要及时整理收获和体会，哪怕是听别人的一次谈话，对自己有启迪的观点，他也会及时记录下来进一步思考。
曾康霖教授不仅善于从国内的书本上学，从实践中学，从他人的经验里学，也非常善于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学习国外的先进知识，他利用学生、校友在外学习考察的机会，给他们提问题“下任务”，让他们解答和搜索资料，并将所获运用到教学和科研中，极大地丰富了教学和科研的内容，也开阔了受教者的知识视野，拓展了学生的知识结构，前沿地接收了国外金融研究和实践的成果。
作为师者，曾老说教书也像当演员一样，不仅台下要勤于钻研，仔细琢磨，老师进入课堂后，也要进入角色，专心把“戏”演好。同时理清问题之间的关联和知识点之间的逻辑关系，把知识系统化、程序化，以传授知识的条理清楚和讲授方式的生动以及语言艺术吸引学生，从而激发学生的听课热情和兴趣，进而深化讲课内容，便于学生加深印象。
做人的勤奋，为师的责任感，加上治学科研中善于接受新事物，正是由于曾康霖教授将这些贯穿于教学科研之中，方得以在金融教育领域成就杰出，硕果累累。五十多年来,他辛勤耕耘，为国家金融事业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其中包括多位国家财经领导人和许多学界业界的高端精英。
（讲台上的曾康霖教授）
传承历史借鉴包容 倡导实践强调真知
在金融教学与学科建设、金融人才培养以及金融研究等方面，曾康霖教授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颇有建树，先后在多篇文章里阐述了自己的主张和观点。
“作为金融教学和研究的前行者，您如何评价中国目前金融学科建设包括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状况？对将来有什么寄望？”当我问及曾老以上问题时，曾老说早在1992年，他在为研究生讲课时，就提出了金融研究应注意的十一个方面，从指导思想到研究方法到写作文风，都提出了自己的主张。1998年在与杨继绳先生“怎样看待中国经济学的危机”的讨论中，曾康霖教授这样写到：“把中国经济学的‘先天不足’归咎于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是不公正不全面的。
当前中国经济学的危机表现在‘急功近利’，显学中的非显学，‘长官意志’。经济学应当帮助人们认识世界，而不是改造世界。科学研究要克服意识形态的障碍。”曾康霖教授在2010年中国金融学会年会上的发言中提出：“金融研究要把握好‘为谁服务’的问题，强调金融研究要‘以民为本’，要在特色、气魄、创新上下功夫。在金融研究不断前进的同时，对研究范式也要做出评价。”
曾康霖教授的以下这段获奖感言，对今后的金融研究尤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国人是有智慧的，外国人能思考的，中国人也能思考，还能比他们思考得更深，更全面。
我主张中国的社科科学研究，要有特色，有气魄，能创新。有特色，就是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讲真话，讲实话，讲中国话，尊重经典，又不迷信经典；讲气魄，就是要继承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要站在学科前沿，但学科前沿不等于对策性研究，站在学科前沿要把握住时代发展学术动态，经济生活变化；能创新就是要与时俱进，现阶段，要注重跨学科研究、基础理论研究和国际问题研究。学校科研要注重把科研成果转化为智力，用于培养人才；学校科研要注重研究的系统性和持续性，十年磨一剑，锲而不舍：学校科研要注重营造一个发展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环境。”
值得一提的是，曾康霖教授的研究兴趣广泛，他认为金融学科建设要注重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如与数理经济学的交叉融合，与心理学、社会学的交叉融合，与法学的交叉融合，与消费经济学的交叉融合等。既拓宽了金融研究的理论内容，也为我们经济金融实际工作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指导。
可以说，以上这些很有见地的论述，既充分体现了曾老师对金融学科建设和发展做出的努力和杰出贡献，也是对金融研究的提出的具体要求。
（曾康霖教授与学生在一起）
严谨治学功到自然成克服困难凛寒梅自香
曾康霖教授作为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科建设和金融人才培养的领军人物，在以往的教学和学术研究中，是否也遇到过困难或困惑呢？当笔者问及此事时，曾老的回答是，当然有的。他说，这些年来，在教学和科研中遇到的困难和困惑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怎样带研究生？二是科研怎样与教学结合起来并为教学服务？
在谈到第一个问题时，曾老师先从西南财大1982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91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说起，对怎样带好研究生，培养出符合需要的金融人才，经验都是在一步步探索中积累的。尤其是招收博士研究生后，曾康霖教授担任主要培养任务，他于1991年和1997年两次发起召开“金融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高级研讨会”，倡导“集各家之长，补自己之短，汇同行之智，适时代之需”。
我国培养金融专业博士生始于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由曾康霖教授主持制定的培养方案，注重五个方面的结合：一是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与欧美近现代教育思想相结合；二是师徒传授，因材施教和集体培养、规范教育相结合；三是提高学生金融理论素养与参与金融改革能力培养相结合；四是金融学科研究与多学科、跨学科研究相结合；五是现实与未来相结合。
那么，科研与教学又怎样结合起来并为教学服务呢？曾老说，首先从教材着手，他分析了教材建设与学科体系建设、人才培养之间的关系，主张培养人才要跳出经济学与管理学的思维模式；人才要在实践中培养，不是课堂上能培养出来的。能力的培养也要分层次：本科生要选好教材，重在课堂学习，系统地吸收消化前人知识的能力；硕士生要培养明辨是非，有自己见解，能够研究问题的能力；博士生要培养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其次是从金融教学角度，他主张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从我国现有状况出发，必须把货币金融学与金融管理学区分开来。前者属于宏观经济学的范围，后者属于微观经济学的范围。把金融学纳入管理学科符合金融业发展的趋向，也是社会对金融企业作用的认同，也就是增加微观主体自我运作、自担风险的理念和知识的教育。
曾康霖教授还指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在理念上要弱化“权力经济”，要减少政府“包”，消除“吃大锅饭”和依赖政府的思想。具体到金融专业教学中，他提出有四类课程值得开设，即金融市场管理类（含微观与宏观）、金融商品交易类（含资产选择）和金融机构信用评级学类、家庭理财学类。这四类课兼容了理论经济学、心理学、管理学、伦理学、法学、数量经济学等内容，是交叉的相关学科的凝结。
在五十多年的金融教学和研究实践中，曾康霖教授总结出金融学科建设的四个方面：首先，学科建设要把握住学科的发展史，理顺本学科的来龙去脉；其次，学科建设要以科研为主导，高校的科研应当推动本学科的发展，为教学服务；其三，学科建设要集各家之长，补己之短；其四，学科建设必须培养学术梯队，使之后继有人。学科建设和发展尚待其它学科发展的配合，有待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既要继承传统，适应我国现有体制，又要改革开放，与国际惯例接轨；学科建设、理论研究可以适当超前，但在学科建设中反对“拿来主义”和“崇洋媚外”。金融学科建设既要站在理论前沿，还要结合实际。
对曾康霖教授从教科研的成就，他所在的西南财经大学时任党委书记赵德武先生在对曾老的获奖致辞中这样说：“曾康霖教授的治学理念、学术智慧和人格魅力，已经成为西南财大名师大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曾康霖教授荣获“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这不仅是对他将一生奉献给我国金融事业和教育事业的最佳褒奖，同时也是对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科发展的充分肯定。”
据悉，曾康霖教授将用“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所获得的奖金，设立“曾康霖奖学金”，让更多的人分享这项成果，并以激励莘莘学子和年轻学者，勇担责任，发奋学习，严谨治学，不断进取，为国家经济金融事业做出贡献。
本文曾分别被《金融博览》杂志、《点滴》杂志采用发表
源自2013年6月25日 中国访谈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