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13年02月17日02:14京华时报
自动播放NASA发华北雾霾卫星照（来源：新浪播客）
play雾霾检出危险化合物
play中石化称对雾霾有责任
playNASA发华北雾霾卫星照
play钟南山称霾比非典可怕
本报综合消息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中国科学院近日公布了该院“大气灰霾追因与控制”专项组的最新研究结果，研究认为，最近的强雾霾事件，是异常天气形势造成中东部大气稳定、人为污染排放、浮尘和丰富水汽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一次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共同作用的事件。
污染物遇水汽发生灰霾事件
研究认为，人类污染物排放是造成雾霾天气的内因，可以说是“主谋”。专项组成员、中科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研究员陈良富说，空气污染物中的可溶性成分遇到浮尘矿物质凝结核后会迅速包裹，形成混合颗粒，再遇到较大的空气相对湿度后，就会很快发生吸湿增长，颗粒的粒径增长2倍至3倍，消光系数增加8倍至9倍，也就是能见度下降为原来的八分之一至九分之一。通俗地讲，空气中原本存在的较小颗粒的污染物遭遇水汽后变成人们肉眼可见的大颗粒物，随即发生灰霾事件。
中国科学院分布在京津冀区域的15个PM2.5监测站的监测数据统计显示，1月份京津冀5次强霾污染分别发生在1月6日至8日、9日至15日、17日至19日、22日至23日、25日至31日。这5次都少不了陈良富所说的水汽做“帮凶”。
霾中检测出危险有机化合物
专项组“大气灰霾溯源”项目负责人、中科院大气物理所研究员王跃思说，本次席卷中国中东部地区的强霾污染物化学组成，是英国伦敦1952年烟雾事件和上世纪40-50年代开始的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污染物的混合体，并叠加了中国特色的沙尘气溶胶。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在该污染事件中，共有800余人丧生。美国政府在后来的调查中称，石油挥发物(碳氢化合物)和二氧化氮，在强烈的阳光紫外线照射下，会产生一种有刺激性的有机化合物，这个过程被称为光化学反应，其产物就是含剧毒的光化学烟雾。
在京津冀雾霾天气的专项研究中，专项组检出了大量含氮有机颗粒物，这在王跃思看来是“最危险的信号”，因为这就是“洛杉矶上世纪光化学烟雾的主要成分之一”。
经过源解析技术，这些包括含氮有机颗粒物在内的有机物被识别出了4类有机组分：氧化型有机颗粒物，主要来自于北京周边；油烟型有机物，主要来自局地烹饪源排放；氮富集有机物，一种化学产物；还有烃类有机颗粒物，主要来自于汽车尾气和燃煤。其中氧化型有机颗粒物在整个污染过程所占比例最大，为44%，其余三个组分别占21%、17%和18%。
建议重点控制工业和燃煤
专项组将这些因素归结为“人为粗放式排放和自然生态被破坏的直接后果”。在北京地区，机动车为城市PM2.5的最大来源，约为1/4；其次为燃煤和外来输送，各占1/5。对于整个京津冀区域，专项组认为，应重点控制工业和燃煤过程，重点在于燃烧过程的脱硫、脱硝和除尘；同时要高度关注柴油车排放和油品质量。
用王跃思的话说，“控制灰霾还是需要从控制污染物排放着手。”
专家称十年前珠三角大气中就检出危险物
2013年02月19日08:32 人民网
节后，京津冀又现雾霾。这是2月17日雾霾笼罩下的天津广播电视塔。新华社发
play视频：专家称十年前珠三角地区大气已检出危险物
■新快报记者刘操
“今年以来京津冀雾霾天气中含氮有机颗粒物的含量超过了上世纪的英国、美国等出现光化学烟雾的城市……在PM2.5污染指数相同的情况下，珠三角PM2.5中含氮有机颗粒物百分比要高过中东部、长三角等地区。”——灰霾专家吴兑
上世纪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曾造成800余人丧生京津冀雾霾检出光化学有毒污染物，灰霾专家吴兑称：
春节长假刚过，京津冀部分地区雾霾天气卷土重来。而令市民惶恐的是，中科院“大气灰霾追因与控制”专项组近日表示，灰霾中大量含氮有机颗粒物被检出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它们是上世纪美国光化学烟雾事件污染物的主要成分之一。
昨日，新快报记者就灰霾“危险物”——含氮有机颗粒物采访了灰霾专家，专家表示，京津冀现雾霾中“危险物”状况比当年洛杉矶、伦敦严重，而其实早在2003-2005年期间珠三角就已经发现了“危险物”，只是当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排放来源于制鞋业化妆品等
中科院专项组是通过中科院分布在京津冀区域的15个PM2.5监测站对今年1月份京津冀地区的5次强霾污染进行了监测分析得出结论的。灰霾“危险物”究竟如何形成？中科院“大气灰霾追因与控制”首席科学家贺泓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含氮有机颗粒物是一类化合物或者叫含氮有机化合物，“它是以颗粒物的形式被检出的。来源是大气中的氮氧化物和大气中的挥发性有机物反应生成的一类化合物。”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硕士生导师、著名灰霾专家吴兑教授进一步解释，含氮有机颗粒物主要为过氧乙酰硝酸酯，又称PAN，由大气中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通过光反应形成。吴兑表示，挥发性有机物的排放还主要来自于制鞋业、化妆品等。
珠三角有机颗粒物情况或更差
吴兑表示，珠三角地区的空气环境专家早在2003-2005年期间就已经发现了含氮有机颗粒物，但此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他表示，北方的空气污染物是以硫酸盐为主，而南方如珠三角的空气污染物则以氮氧化物、硝酸盐类为主。
吴兑还表示，北方的颗粒污染物还受到沙尘影响，而南方地区如广州的挥发性有机物更多。因此，在PM2.5污染指数相同的情况下，珠三角PM2.5中含氮有机颗粒物百分比要高过中东部、长三角等地区。
吴兑还对广州9年来建成LPG公交车出租车体系，而长时间没有采用液化天然气LNG表示了不满。他对此解释，“LNG作为清洁能源早已在国内多个城市投入使用，LPG有很多有毒污染物排放。广州的做法是走了弯路。”
到7-9月情况可能更糟糕
在上世纪40至50年代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中，共有800余人丧生。对于这个数据，吴兑表示，在我国，还没有权威的部门对空气污染物致使人死亡的情况进行统计，因此也无从来说究竟今年高浓度的含氮有机颗粒物会夺去多少人的生命。
但吴兑表示，就其观察和分析，今年以来京津冀雾霾天气中含氮有机颗粒物的含量超过了上世纪的英国、美国等出现光化学烟雾的城市。
“而且现在还是在冬末光线不强的时节，就更要给我们敲响警钟，不然等到7-9月份，遇到光线强空气不流通的时候，含氮有机颗粒物的量可能会更大，状况可能会更糟糕。”吴兑表示，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减排”。来源：新快报
64%城市地下水严重污染 基本清洁仅3%
南方新闻网 2013-02-17 08:29:06
中国水资源总量的1/3是地下水，中国地质调查局的专家在国际地下水论坛的发言中提到，全国90%的地下水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其中60%污染严重。据新华网报道，有关部门对118个城市连续监测数据显示，约有64%的城市地下水遭受严重污染，33%的地下水受到轻度污染，基本清洁的城市地下水只有3%。
曾获“绿色中国年度人物”的北京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负责人马军说，饮用水源地所受污染尤其重金属污染、持久性有机物污染很难被传统水处理工艺消灭，饮用水源地的产业转型升级成本，不仅大于水厂升级改造成本，也大于城市管网改造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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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称中国城市病已蔓延至二三线城市
2013年02月17日11:38 人民论坛杂志
新型城镇化六个核心问题
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
“未来几十年中国最大的发展潜力在城镇化。”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快速城镇化成为中国发展的重要标志。2012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2.57%。十八大开启改革新起点，新型城镇化作为中国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发展战略，中央高层将其提到新的高度，各地亦纷纷出台举措推进城镇化新一轮发展。
在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中，人们对新型城镇化各有各的理解，其间涉及到诸多关乎全局的问题，尤其是一些核心问题亟需厘清。我们在征求相关领域30多位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初步整理出新型城镇化讨论最多、争议最大的六个核心问题：“快点好还是慢点好”、“大城市化还是小城镇化”、“政府主导还是市场说了算”、“土地改革：同地同权还是二元并行”、“农民进城：过客还是居民”、“城市规划：如何避免'千城一面’，彰显不同特色”。我们按照六个版块，从国际、国内两个角度邀请该领域的知名专家进行讨论和辨析。
策划专题中呈现了很多富有见地的观点。如专家认为，中国的城市病已经蔓延到省会城市甚至二三线城市，地方政府推进城市化心情太急、速度太快，新型城镇化应按照舍得放、慢一点、可持续的发展理念，积极稳妥推进“人的城镇化”。
“人的城镇化”的关键就是要对住房、土地、户口制度等进行改革，让农民进城后享受公平待遇，真正使农民变成市民。要充分尊重农民的产权、自由迁徙权、自由择业权、自由交易权，强调在公平竞争下让人口和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土地制度改革尤其要注重顶层设计，注重发挥市场的作用。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有专家指出，城镇化的本意就是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和城镇的过程，那种将新型城镇化理解为舍弃大城市、发展小城镇的看法是根本错误的。一方面，我国的大都市与日韩美等国相比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另一方面，结合我国目前发展阶段也应积极培育小城镇。二者并行不悖。为此，城市规划发展应切合当地实际，不可盲目求大求全求新。
为增强针对性，我们还进行了“新型城镇化，新在哪里”专题调查，调查结果发人深思：如40.34%的受调查者认为我国的城镇化速度“快了”；对近期各地纷纷出台举措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45.56%的受调查者表示“充满担忧”，只有23.07%的受调查者表示“值得期待”；最担心出现的问题，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政绩、形象工程多(占总32.18%)，占用耕地过多(占总，26.82%)，征地大跃进(占总20.91%)。
“21世纪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两件事，一是美国的高科技产业，二是中国的城镇化。”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曾经如此预言。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曾指出，“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基本问题，是一个大战略、大问题”。可以预见，新型城镇化必将带动未来整个中国经济发展与转型。我们希望，中国在新型城镇化道路上走得更稳健。
新型城镇化：慢是一种风景
——中外城市发展的比较与反思
薛 澜
问题一——快点好还是慢点好
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1.27%，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从1978年的17.92%，到如今超过50%，中国城市化率平均每年以百分之一的速度递增，快速的城镇化成为中国发展的重要标志。有观点认为，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太快了，很多在其他国家需要10年、20年甚至半个世纪才能完成的建设，我们在4-5年就必须完成；但也有观点认为，城市化的发展关键是在发展观、利益观和政绩观上出了问题，而不是速度本身有什么大的不妥。这些观点都有合理性。推进新型城镇化，关键是要因地制宜。
根据各种推算，中国在未来的几十年中还会有几亿农业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如何在这个过程中抓住理念、资源和制度这三个核心要素， 按照舍得放、慢一点、可持续的思路，总结和借鉴国内外城镇化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确保中国城镇化的过程在“人的现代化”的健康道路上发展，这既是我们这一代人面临的历史性命题，也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经之路
中国的“城市病”已经蔓延到省会城市甚至二三线城市
中国近年来城市化的高速发展，既有其经济社会发展客观的需求，也有一些是由于扭曲的激励机制所造成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城市功能定位太高太全。目前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是全国很多城市的发展定位都很高，希望是国际、国内或者区域的中心城市；想承担的功能太齐全，希望成为经济中心、文化中心、金融中心等等。这样的结果是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建设、人口规模等都在不断升级提高，需要的投资也越来越大，国际上看到的“城市病”也越来越普遍。这种高定位攀比现象的原因在于越是高定位，越是功能全，往往就越能吸引各方的注意力，就越能够从上级或其它地方吸引到投资，从而形成了一种特定的攀高的激励机制。如果说国际上“城市病”比较突出地在一些国家的首都和特大城市出现，那么中国的特点就是“城市病”已经蔓延到省会城市甚至二三线城市。这种定位高、功能全的城市建设往往投入巨大，但潜在的投资浪费的风险也很大。毕竟一个国家不可能有那么多的金融中心或者是其它各种中心。
地方政府推动城市化心情太急。从各级政府提出的发展目标和实现速度看，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太快了，很多在其他国家需要10年、20年甚至半个世纪才能完成的建设，我们在一个4-5年任期之内就必须完成。与国外形成鲜明的对比，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哈佛大学10年前在萨默斯担任校长期间曾经启动一个扩展校园的计划，要在查尔斯河的另一边增建一些教学和研究楼群。相关计划与当地百姓，与校内教师学生经过多轮沟通，甚至在学校办公楼中单独辟出一个展室，向感兴趣的社会公众解释说明新校园的方案。但这个计划是要经过15-20年的过程才能完成。就在哈佛扩建方案征求意见的同时，中国数以百计的大学已经在几年之间建成了一座座新的大学城或新校区。这种差别一方面有我们作为后发国家争分夺秒的干劲，有我们地方政府的各种创新，但另外一个方面也有我们任期制的因素。
各级领导干部都非常急迫，希望在自己的任期内能够干出一番业绩，为自己下一步的发展奠定基础。但城市化发展和城市建设的很多重要过程与我们干部任职的周期未必吻合。很多城市遭受暴雨等极端气候事件影响暴露出的城市基础设施薄弱的问题就反映了我们大干快上的后遗症。很多城市重大发展项目留下的后遗症还远远没有暴露，因为当时主政的领导目前已经成为上级领导了，大家当然不愿意给领导脸上抹黑。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城市规划及相关政策变化太快。与前述问题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官员变化太快，规划变化太快，政策变化太快，工程项目执行得更快。官员一变，发展思路和规划就要跟着变，相应的政策和执行都要变。当今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环境在不断变化，城市规划及相关政策的变化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一个城市的经济社会也有其内在的发展规律，人文社会环境更有其演变规律，一个好的城市规划就是应该在认识到这些规律的基础上对一个城市长远发展的勾勒。如果这种规划可以三年两年就随意更改，要不就是这种规划根本没有前瞻性，要不就是这种更改是违背城市发展规律的。现在很多城市“千城一面”，奢华凌乱，就是这种快速变化的后果。
中国城市发展的几个核心要素：理念、资源、制度
造成上面这些问题的根源在哪里？我想是否可以从城市发展的制度、理念和资源这三个核心要素来考虑。
城市发展的首要因素是理念。目前城市化的观念好像就是物理空间环境的变化，所以我们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有一个因素就是把原来属于乡村的地域划入城市空间地域。但是更严格地说，这种城市化可能是不完全的城市化，甚至是空心的城市化。因为城市化的核心应该是人的全面的现代化，包括人的思想观念、价值追求、生活方式、知识结构等等的现代化。现在全社会都关心的农民工问题背后就是拿什么来衡量城市化。成百上千万的农民工兄弟姐妹生活在城市，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已经城市化了。但是他们并没有享受到现代化的好处，他们离真正的城市化还很远。
还有很多与城市相关的理念问题，如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城市化过程中尤其重要。我们所要的现代化不仅仅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现代化，而是未来可持续的现代化，不能我们这代人把所有的资源(包括土地)都耗竭光了。所以我觉得城市化首先要考虑的是理念的问题。
其次是城市发展背后的制度要素。要想理解当今中国城市发展的各种现象，核心是了解其背后的各种制度安排。例如，前面谈到的中国城市发展定位太高太全，其背后的制度原因是我们当前城市发展资源配置的制度安排不合理，越是定位高、定位全的城市，越有可能从中央或上一级的政府获取更多的发展资源或重大项目，越有可能形成正反馈循环，在激烈的城市发展竞争中实现高速发展。因此，要想改变观念，做到资源配置的科学化，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建立城市发展科学化与民主化的制度安排。
还有就是城市化涉及到的资源。目前大家关心的是资源配置的科学化问题，这里面包括城市空间资源利用的科学化，城市规划的变革，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管理的创新等等。核心问题是各种资源怎么能够非常好的利用起来，这里有各个方面的很多问题值得探讨。我们过去过于注重一个城市的有形资源的利用，其实一个城市的无形资源，如文化资源等也是非常重要的。美国匹兹堡市的转型升级中文化社会资本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美国中小城市发展借鉴
笔者从1991年博士毕业开始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后，20多年走过全世界五十多个国家，上百个城市，除了一些自然或历史名城外，真正有特色、印象深的并不多。但2007-2008年笔者在哈佛访问期间受到一些邀请走过几个美国的中小城市反倒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第一个城市是加州圣塔芭芭拉市。这是一个很漂亮的小城，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就在这个小城中。这个城市最大的特点就是非常恬静自然。圣塔芭芭拉市的飞机场非常朴实简单，反观我们国内，不管城市多大，只要有飞机场，一定都是宏伟高大的建筑，造成不少的浪费。圣塔芭芭拉所反映的和谐求实的心态是我们城市化过程非常需要的。
第二个城市就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市。笔者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在这里的卡内基梅隆大学读博士，对这个城市有一些感性的认识，但直到今年6月份随中国工程院代表团参加中国特色城市化研究调研，才对这个城市的历史变迁和这种变迁的源动力真正有所了解。这种源动力就是不断创新的精神。匹兹堡市的发展过程经历了不同寻常的变革，它从一开始作为资源型的产煤城市，到后来成为钢铁制造业的中心，到现在是以信息和医疗服务业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的中心，中间经历过巨大的变化。其中包括1970年代由于炼钢技术变革的冲击，钢铁工业在短短几年内垮下来的惨痛经历。十几万钢铁工人失业，背井离乡，整个城市的房地产业至今尚未恢复。但尽管其支柱产业受到沉重打击，这个城市的创新精神没有改变，从而使得其能够不断改革，不断创新。正是在这种不屈不挠的创新精神的支撑下，匹兹堡努力发挥研究型大学的作用，突出城市文化和社会资本的功能，通过政府，企业和社会的共同努力实现了城市的转型与复兴，使其成为全世界老工业城市转型升级，焕发青春，发展高科技产业的典范。
如何推动中国特色的城市化
首先是舍得放，也就是能够割舍，敢于放弃。我们每个城市什么都想做，最后一看什么也没做好，还不如集中一点，发掘这个城市自己的优势，长期做下去，可以真正成为一个有特色的城市。其实大家仔细想想，我们走过的很多地方，真正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可能就是那个城市几十年、上百年甚至上千年在某一个方面所形成的特色。所以，我们的城市规划在战略定位和规划上敢不敢有所创新，敢不敢有所放弃？现在很多城市讲发展战略，其实所谓战略就是要有所舍弃。
第二就是慢一点。剑桥前几年迎来了八百周年校庆，笔者正好到那里去开会，看他们好像也没有搞什么特别盛大的纪念活动，但在街上挂了很多小旗，这面小旗上是牛顿的手稿，那面小旗上是DNA的标志，还有的小旗是著名乐曲的谱子等等，对于剑桥来说这些就够了。剑桥大学800年有很多东西流行了又过去了，最后积淀下来的就是这些传世之作，这些人类文明的瑰宝有一件就足以让其傲立于世，更何况有这么多，让人真正感觉到这个大学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和地位。
城市跟大学一样，具有足够的包容性，能够容纳各种的时尚和流行；但是城市又是严苛的筛子，那些禁不起风吹雨打的，耐不住改朝换代的，都逐渐被淘汰掉了；而那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过得了不同朝代的金睛火眼的就随时间沉淀下来，成为城市宝贵的财富。而这个筛选积淀的过程需要时间，不能太快。所以我想有些东西还是稍微慢一点有好处，矛盾的暴露需要时间，人们的品味形成需要时间，问题的解决也需要时间。
第三是可持续。我们讲生态资源的可持续讲得多，落实得远远不够。中国城市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的恶化已经不仅仅是大城市的事情，也开始蔓延到很多中小城市。这种生存环境的恶化给我们造成的当期损失以及给我们后代所带来的负担远远要超过我们目前的任何估算。如果中国的城市发展再不把可持续发展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高速的中国城市化可能会给中国带来环境和生态的更大挑战。
同时，制度建设中的可持续性也非常关键。例如我们对公共财政体系的建设关注不够。但没有一个健全的公共财政体系，很多地方的城市化就很难持续下去。我们有很多地方政府有各种创新，但如果真正能够跟老百姓的长远利益相一致，这种制度创新就是可以持续下去，否则也是昙花一现。
(作者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肖金成
问题二——大城市化还是小城镇化
就世界各国的城镇化规模而言，发展大城市是城市化的主流。1980年代初至上世纪末，“小城镇，大战略”一直被倡导，但市场机制发生了作用，在这20多年中，大城市的工业化和人口聚集效应愈来愈明显，“小城镇，大战略”实际被放弃。然而随着大城市病愈发严重，房价高企，中国产业结构转型等因素，政策的天平似乎再次转向，小城镇又受到人们的亲睐。
一般的理解，大城市化侧重于发展大中城市，人口、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向大中城市集中；小城镇化侧重于发展中小城镇。新型城镇化，究竟优先发展大城市还是小城镇，恐怕不是一个二元对立的问题。
小城镇确实是城镇化的重要载体，发展小城镇是加快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一个重要举措和重要的途径，但并非唯一途径，也不是最重要的途径
时至今日，实施城镇化战略，加快城镇化进程已成为全党全国的共识，但对城镇化道路的认识及应采取的措施还不十分一致。从城镇化战略的提出到近十年来各地的做法，其间都有许多值得反思的地方。
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就是要让农民进得来、留得住、活得好
近十年来，我国掀起了城市建设的高潮，各地纷纷建立“融资平台”，圈了很多地，建了很多园区，城市和城镇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城市规划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规划面积动辄几十、几百平方公里。很多地方对城市建设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尤其是县一级政府，大都提出“大拆大建出大变”的口号，都想尽快改变县城形象，把很多财力用到城镇建设上，而且标准非常高，甚至超过了大中城市的标准。许多中等城市不是完善基础设施，而是建设大广场、大马路、大办公楼，有的市的办公大楼跟宫殿一样。忽视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完善，将大量财力用在城市形象上，确实是一个误区。
毫无疑问，借助于高科技，城市规划部门可以把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搬到中国来，但这恰恰提高了城镇化的门槛，使农民很难进入到城市。我们提出加快城市建设，主要是指加强城市道路、供水、排水、污水处理、公共交通、医院、学校等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城市对人口的吸纳能力和承载能力。而不是说把城市建得越漂亮越好。漂亮的城市自然是大家乐意见到的，但漂亮的城市需要付出高额的成本。为什么一些城市的房价那么高？这跟我们把城市建设标准提高到一个不可思议的水平密切相关。城镇化的本质就是农民进城。未来我们还要有几亿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和城镇。现在确实有很多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但不是全家进城，是一个人进城。农民工总数有2亿多，这些农民工是城镇化的一部分，却是不完全的一部分，因为夫妻、孩子不在一起，农村现在有很多“留守儿童”，将来还会有很多“留守父母”，这就会带来很多问题，也会给城镇化蒙上阴影。推进城镇化，或者说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就是要让农民进得来、留得住、活得好，把这三条解决了，我国的城镇化就实实在在地推进了。
城镇化的本义就是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和城镇的过程
在城镇化战略提出之前，学者们撰文均提城市化而未提过城镇化。城市化这个概念是个舶来品，因国外没有城市和城镇之分，但在我国，城市与城镇按照一定的标准被互相区分，所以，将城市化的表述改为城镇化更准确。这同时也表明城市化与城镇化没有本质区别。城镇化的本义就是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和城镇的过程，不管转移到城市还是城镇，只要由在农村从事农业转变为在城市和城镇从事二、三产业，均可谓之城镇化。小城镇确实是城镇化的重要载体，发展小城镇是加快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一个重要举措和重要的途径，但并非唯一途径，也不是最重要的途径。一些人把城镇化和城市化对立起来，认为加快城镇化就是要发展小城镇，农村人口不要到大城市来，要到小城镇去，这样城市人可以过自己的小康生活，这种认识是十分错误的。
城镇化是一个市场化过程，农民进城不进城是他的选择，不能靠强迫，到哪儿去也不是政府确定的。农民进入到大城市、小城镇，还是中等城市是他们自己的决定，哪里有就业岗位他们就会到哪里去。而能够提供就业岗位的，一是工厂，二是服务业。如果工厂和服务业都在大城市，却让农民到小城镇去，显然是不可行的。我们只能分析农民的选择，根据他们的去向做好准备，从而决定未来的城市规划。
现在大城市出现了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等问题，不是因为我们主观上一味发展大城市造成的。相反，实际上我国的城市建设方针一直是严格限制大城市的发展，可能正是这种限制，使大城市的规划远远落后于实际，造成今天的局面。大城市的产业发展很快，需要劳动力，需要服务者，如果农民工不来，很多产业就发展不了，所以大城市的快速发展是一个客观的趋势，是阻挡不了的，我们只能顺应这个趋势来为其发展提供合适的平台，解决大城市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就是要走以农民工为主体、以城市群为主要载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道路。
让农民工全家进城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我国上世纪80年代搞的农村工业化使大量乡镇企业在农村发展，短时间内解决了商品短缺的问题，但是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土地粗放利用、环境污染等。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把这些产业聚集到城镇来，或者聚集到大中小城市来，这些问题才能得到解决。一些人认为城镇化就是楼上楼下，只要农民住上了小楼，过上城市人的生活就是实现了城镇化。这条路事实上是走不通的，原因是农村“窝积”的人口太多，农民耕种的土地太少，农业比较效益太低。住在农村的农民要达到城市的生活水平，这个成本是农民所承受不了的。相反，产业和人口在城市集聚，土地、能源、交通等各方面都比农村节约得多，城市越大，公共设施的利用率也越高。因此，城镇化的重要特征是产业集聚和人口的空间转移。
农民工的主要来源地是贵州、四川、湖南、湖北，以及河南，多数农民工是跨地区、跨省流动的。中央高度重视农民工问题，十二五规划正式提出要解决农民工的权益问题，但是解决跨省市农民工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问题，让农民工全家进城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大城市以及东部沿海地区的政府和居民都期望年轻的农民来打工，贡献青春和活力，年老的时候再回到农村去，一些学者也有这种想法，所以，并未做好让农民工全家进入城市共同生活的准备。而我们最大的失误，就是在农民刚开始进城的时候，没有把社会保障体系建立起来。本来在农民工领工资的时候，个人拿一点、企业拿一点、政府拿一点，是可以把这个社会保障基金建立起来的，但是我们在这几十年没有干这个事，所以累积到现在难度就很大。
(作者为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导)
中国特色城镇化新在何处
——“四化”同步破解“四元结构”
胡鞍钢
问题三——政府主导还是市场说了算
改革开放30多年的中国城镇化进程政府主导作用明显。无可否认，各级政府在城镇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经营城市、暴力拆迁、强制征地、资源浪费、政绩工程等。新型城镇化，不再是行政权力主导下的大范围布点和圈地运动，而理应是一条既遵循市场发展规律，又能够很好地汲取历史教训，且具有一定前瞻性的道路。
◆“四元结构”：农村农业和乡镇企业二元结构+城镇地区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二元结构
◆“四化”同步：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和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也是现代中国经济社会转型道路的基本线索。中国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坚持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合理布局，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之路。这是一条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新路。
从二元结构到四元结构
新型城镇化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城镇化道路，它大大地不同于发达国家走过的城市化道路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经历的城市化道路。
首先，中国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城镇化与经济社会转型之路，即经历了从二元结构(1949-1977年)、到三元结构(1978-1991年)、再到四元结构(1992年至今)的历史轨迹。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农村地区工业化兴起，使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产业，先是离土不离乡、就地转移到乡镇企业，在农村地区形成农业与乡镇企业并存的二元结构；加上城镇部门，构成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的经济社会三元结构。在90年代下半期，乡镇企业就业饱和并有所下降，农村劳动力大规模从乡村迁往城镇地区、甚至跨地区迁往其他地区主要从事非正规就业，又在城镇地区形成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还包括个体工商户、民营企业等)并存的二元结构，与农村农业和乡镇企业，构成中国经济社会所独有的四元结构。
其次，中国城镇化的规模和速度都是历史罕见的。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全国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达2.61亿，占全国总人口的近20%，这相当于美国总人口的84%、日本总人口的2倍。这一时期中国城市化的速度也是世界罕见的，英国、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大致经历了100年、60年和65年实现了从20%到50%的跨越，而中国则仅花了30年；德国和巴西分别从36%左右水平提高到50%分别使用了29年和14年；而中国则仅仅使用了11年。
再次，与其他发展中大国城镇化过程大为不同的是，中国避免了其他发展中国家所出现的大规模城市贫民窟。联合国人类居住署将贫民窟定义为：以低标准和贫穷为基本特征之高密度人口聚居区。当大量人口从农村聚集到城市时，占据了无人的空地，在上面盖住宅，并配套建起简易的市政基础设施，包括马路、下水道、供水供电线路等。印度1990年贫民窟人口达1.3亿，到2001年升至1.58亿，在2005年略降至1.1亿，规模依然庞大。根据联合国数据显示，2007年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城市贫民窟人口比重分别达到28%、14.4%和23.5%。虽然按照该数据，中国的城市贫民窟人口比例达31%，但中国与印度、拉美的贫民窟还存在较大差异，尤其是由于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城镇贫困人口和非正规就业人口的基本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将得到保障。这是中国与其他国家不同之所在。
四化同步破解四元结构
从城镇化的政策方针来看，中国不断调整，与时俱进，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因此，中国城镇化之路的独特性可以概括为：具有不断创造性，例如农村工业、乡镇企业，城市非正规就业，开始进行公共服务均等化；避免了大规模的贫民窟；人力资本投资，基本可以安居乐业，“乐业”目前基本实现，“安居”尚有不足；因而，形成了从二元到三元结构、再到四元结构，为此加快城乡发展一体化，依靠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共同破解四元结构。
从四化同步破解四元结构来看，继续推进工业化就是要使工业化继续成为城镇化的核心推动力，使工业化能够“武装”农业生产、促进农村发展，使工业和农业相互协调、共赢发展。这既包括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也包括发展农村乡镇企业，将乡镇企业导向规范的工业园镇，走上产业集群化道路，从而化解乡镇企业资本缺乏与技术不足、分布过散与配套设施不全等问题，产生产业集群效应。推动信息化就是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使信息化成为推动工业化升级的核心力量，并为城镇化中城乡治理和社会管理提供信息平台。特别是，除了建设信息技术、信息基础设施等促进工业、农业、服务业外，还需充分利用信息化改造经济与社会、城镇与乡村各个方面，在引领工业化的同时，也要促进城乡治理和社会管理信息化，加速提高人们的生活设施、生活质量，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尽早实现跨越式发展。农业现代化就是要通过工业化和信息化改造传统农业，促进农业的现代化转型，使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进一步“挤出”农业剩余劳动力，为工业服务业和城镇化提供充足的劳动力“蓄水池”。
简而言之，四化同步破解四元结构，就是要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并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的基础上，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推动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相互协调发展。四化同步破解四元结构落实在城镇化相关政策上，就是要进一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农民工市民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农业现代化是指一系列农业基要函数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即现代农业要素不断增加。这要求国家和社会对现代农业要素不断强化投入，进一步改善农业基础设施、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强农业特别是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不断推进农业生产组织化、专业化、产业化、差异化和高附加值化。
农村工业化就是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并进一步促进乡镇企业集聚化。既要提升乡镇企业运营水平，促进生产服务特色化、绿色化、高效化，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更多的有效就业岗位，缓解城市压力，也要通过不断促进要素集聚，从“队(村)—社/乡—镇”不断走上产业集群化道路，集中提供政府公共服务、金融保险和物流等社会服务，发挥规模经济效应。
农民工市民化就是使城镇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能够真正“乐业”又“安居”，平等享有公共服务，在劳动报酬、劳动时间、节假日安排和工作条件等方面享有同等权利。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已达到51%；与此同时，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却只有35%。稳步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就需要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把符合落户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避免大规模贫民窟的出现，逐步改变城镇内部的二元结构。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就需要继续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逐步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国情、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城乡生活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平趋同。城乡居民在收入、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差距依然巨大。大力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就需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加强社会建设、加大社会投入、改善社会管理， 使他们能够真正平等享受基本公共服务。
小 结
新型城市化道路是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城镇化道路，它经历了“二元”结构转向“三元”结构，“三元”结构转向“四元”结构，并最终由“四元”结构转向“一元”结构。只有通过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来破解四元经济社会结构难题。
中国已经开创出一条别人没有走过的城镇化新路，它是中国社会主义优势的集中体现，未来数十年，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将更加协调、更加同步，中国将迅速由城乡四元结构向一元结构转变，这将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实现奠定决定性的基础。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教授)
思想碰撞
政府主导的城镇化是无法搞下去的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城市化的问题上，一方面需要加快城市化，另一方面有两个效率问题相当严重的。一个就是城市化本身的效率。大量投资、城市扩容为主要内容的低效率的城市化，是无法持续的。另外一个低效率就是政府主导的用大量的土地投入和土地抵押的资金投入支撑的城市化，就是摊大饼，扩大城市的规模，而建立起来的城市营运效率很低。北京就是一个例子，各种各样，从政治到经济各种各样的机关、企业等，很不专业化地堆在一个城市里面，变成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半径都非常的长，堵车、污染都变成很难解决的问题，而这个城市的运营效率变得很低。它的体制原因是什么？首先，就是农民的土地产权问题。第二个问题需要解决我们政府功能问题。为什么是一个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城市从世界各国的发展，这个城市是从“市”来的，但是中国的传统这个城市是从“城”来的。于是，它这个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就会造成许多的问题。
新型城镇化强调尊重市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新型城镇化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制度下推进的城镇化，与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主导的城镇化不同。新型城镇化强调尊重市场，尊重农民的产权、自由迁徙权、自由择业权、自由交易权，强调在公平竞争下让人口和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政府只在城镇规划、公共服务、秩序维护等方面发挥作用，将城镇建设、产业发展等主要交给市场。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一般是先有“市”后有“城”，而不是相反。在有了农业剩余后，人们拿出部分产品到市场交易，随着市场交易的繁荣，有一部分人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专门从事商业等。他们选择有利于交易的地方集中居住，就有了早期的“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城镇化之所以取得了比改革开放前大得多的成就，原因就在于改革开放后市场化得到了快速推进。但是中国目前的城镇化仍然滞后于自身的工业化水平和城镇化国际平均水平，原因也在于我国的市场化还没有得到应有的推进。
“过客”定居可让中国GDP再翻番
——城镇化的实质是农民的市民化
易宪容
问题四——农民进城：过客还是居民
城镇化的本质是“人的城镇化”，这已成为普遍共识。而在中国城镇化过程中，表面上看，城镇规划范围扩大了，房屋道路建得更多了，但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在城市中穿梭往来，仍然只是城市的边缘人，他们的根还在农村，这就是为什么以前的城镇化光看到投资增长，消费却没有跟上。加快城镇化转型，提升城镇化的质量，重点和难点在于解决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让进城的农民不只是“过客”，而是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
城镇化老路是走不通的，更不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对此政府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只有对住房、土地、户口制度进行改革，才能释放更多红利
无论是2013年还是未来几年，政府都会把城镇化作为整个国家经济增长之动力，并通过城镇化来带动整个中国经济发展与转型。或说，城镇化将是未来经济发展之红利。
应变“城镇化”为“城市化”
“城镇化”仅仅是让广大的农民走出一小步而不是一大步，即没有让农民从农村真正走向城市
新一任政府把经济工作的重心放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上，这个思路是正确的，也是与现代文明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相合拍的。但还应该把“城镇化”向前推进一步，把“城镇化”变为“城市化”。因为这里“镇”字与传统的“乡镇企业”的“镇”联系在一起，仅仅是让广大的农民走出一小步而不是一大步，即没有让农民从农村真正走向城市，而是让走出来的农民停留在与农村不远的乡镇。这样“城镇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将会弱化。同时，就当前中国地方经济发展态势来看，不仅城乡之间存在严重差距，而且地方与地方之间、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因此，未来中国城市的发展也是多层次多元化的，把城市化的发展仅是限制于“镇”上，根本无法满足中国现实城市化的发展要求。只有多层次多元化的“城市化”才能把传统的农村与城市二元经济结构得以调整及融合，并满足现代中国多元化的城市发展的要求，才能让农民真正进入城市，让农民真正地市民化。
城市化为何能够成为经济增长之动力
如果农民进城后待遇公平，收入提升，则中国GDP增长至少要翻一倍以上
城市化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让农村居民转化为城市居民，并在这种转化的过程中实现个体的城市社会化。如果没有让农民进城并让他们真正地成为城市居民，让他们真正地容入城市的社会生活，那么这种城市化不是真正的城市化。正如不少研究者指出，当前中国的这种城市化只是“伪城市化”，农民进城也只是“过客”，而没有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
可见，城镇化的核心或实质就是让农民进城及农民的市民化，就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告所指出的那样，是农村人口转移的市民化。而这种农村居民向城市居民转化，不仅仅在于其户口迁移改变农民的身份，而是通过农民进城来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向城市生活方式的转化。如果城镇化不能让农村人口向城市聚集、中小城市人口向大中城市聚集，让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的生活方式发生根本性转变，而仅是建筑更多的钢筋水泥空壳，那么这种城镇化不仅是伪城镇化，也不可能成为经济增长之动力，是不可持续的。未来的城镇化就是让农民进城，就是让农民进城后真正融入城市经济生活中。
所以，在十八大后，无论是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公告还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文件，有一个特别有新意的提法，就是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而这种城镇化不是钢筋水泥的城镇化，也不仅仅是城市空间扩张的城镇化及推高GDP的城镇化，而是把城镇化与农村土地使用效率、与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结合起来。即未来中国城镇化就是农民进入城市的城镇化，就是让成千上万的农民真正进城。可以说，该文件所提出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一个十分有新意的提法，提倡的是有质量的城镇化。这种城镇化将成为中国未来城镇化的发展方向。
因为农民进城不仅需要提供大量的基本居住条件或住房，而且会完全改变农民生活方式、消费方式与收入水平，真正改变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会生发出大量的农村居民对住房的消费需求，而且也能够让进城后的农民全面提升消费水平，改变生活方式，增加就业机会。国内城市就能够在这个过程中扩张与发展，它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如果农民进城享有平等的教育与就业机会，如果农民收入水平全面提升，只要现有的农民消费水平达到当前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那么中国会涌现一个巨大的消费需求，至少要让中国GDP增长翻一倍以上。
可以说，只要实现了让农民真正成为市民的城镇化，这种城镇化就能真正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最为重要的消费增长点及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之动力。也就是说，新一任政府已经开始把城镇化作为未来经济增长之动力，要让“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这就是当前中国城镇化的核心与实质。
农民变市民，住房和户口是重要条件
房价应回归到合理水平；要对中国户口制度进行重大改革
当大量的农民向城市流动、大量的中小城市居民向大城市或一线城市流动时，他们面对的第一个大问题就是要有一个遮风避雨的安居之所。居住条件的解决既是农民得以进入城市的生活基点，也是城市化过程中居民最大的潜在内需。那么如何解决进入城市的农民居住难题？当前市场流行着“住房双轨制”观念，认为“市场归市场，保障归保障”，即中低收入居民的住房由政府保障性住房来解决，而对住房市场的价格政府不要干预过多，让市场自由定价。可以说，如果当前这种观念是未来城镇化的观念，那么它将严重阻碍未来中国城镇化的进程。
要保证未来中国城镇化的愿景得以实现，或把居民潜在住房需求转为现实需求，就得对当前的住房制度、住房政策进行重大的改革。而这种住房制度的重大改革首先是清除障碍，比如把住房的性质界定清楚，不允许把居民生活必需品作为赚钱的工具；改革当前严重侵害民众利益的土地管理制度及住房预售制度；用有效的经济杠杆来遏制住房投资投机炒作而不是采取政府行政干预的限购办法等。
要让农民进城，就得对户口制度进行重大改革，保证农民进城自由迁移，农民就能够自由进入适应其生存的城市。如果户口制度不进行重大改革，农民进入城市后就会受到教育与就业机会上的不平等，或者把农民驱赶到城市化的边缘，或是让他们又重新回到农村。未来中国城市化需要全面放开户籍制度，让每一个农民及城市居民都有自由迁徒的权利，让农民成为真正的市民。如果我们的城市仅是用户籍来设定各种居民进入城市的界限，那么中国要实现真正的城市化是不可能的。
当然，农民进城，政府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如对土地制度进行改革等等。只有在上述前提条件下展开的城镇化才是有质量的城镇化，否则中国城镇化有可能走上之前的老路。这种城镇化老路是走不通的，更不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对此政府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全国人大常委委员:城乡户籍有60多种不平等福利
2013年02月25日15:50 人民网
民建中央将在今年“两会”把城镇化改革问题作为重点提案提出
[主持人]:各位网友，上午好，欢迎收看人民网强国论坛视频访谈，今天做客演播室的嘉宾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今天辜主席将和我们网友进行在线交流，探讨城镇化改革与农民工市民化这样一个话题，同时我们也欢迎网友积极地和我们进行在线交流和互动。辜主席您好。
【辜胜阻】:各位网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主持人]:再次欢迎辜主席的到来。辜主席是人民网老朋友了，在访谈开始之前，我们做了这个访谈预告提问的征集，有很多网友在咱们这个预告帖下给您提问，还有谈他们对城镇化改革的一些建议和看法。咱们现在来看一些网友的提问。
[网友黄晨灏]:经过国家领导人的不断努力，我国将会在今后十年内实现几亿农民的城市化，请问城镇化的好处都有哪些？
【辜胜阻】:非常高兴谈这个问题，因为民建中央今年也把城镇化作为重点提案，即将在两会期间提出。我觉得城镇化的重大意义可以从五个方面来看。
第一个方面，新型城镇化是稳增长最大的引擎，现在我们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面临最严重的挑战是产能过剩，我们最需要的市场资源是市场需求，城镇化涉及到几十个产业，它可以产生巨大的市场需求。有人测算，用城镇化可以推动GDP的增长3到6个百分点。
第二方面，城镇化是继人口的数量红利以后的最大的发展红利。我们认为，红利是我们过去廉价劳动力的人口数量红利，这样一种红利正在逐渐消失。还有和发展有关的红利是人口质量的红利，所以人口数量的红利消失之后要靠人口质量的红利。再一个就是靠改变人口的分布，人口从农村走向城市的这样一种城镇化红利。应该讲，城镇化红利将是未来十年、二十年我们发展过程中间的最大的红利。
第三方面，城镇化从社会的角度来讲是实现平等的新理念。两亿多农民工实现了地域的转移，从农村到城市；然后，职业的转变，从农业到非农产业，但是他们没有实现身份的转化。所以，我们中国特色的城镇化是体现在农民工新的社会阶层。这次的新城镇化重点是“人”，也就是要解决“半城镇化”问题，也就是实现让农民工彻底地转移。和这个问题有关的是户口、户籍，在户籍上有60多种城乡之间不平等的福利。应该说，户籍是最不平等的，这一次改革就是要针对户籍推动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所以讲它是实现平等的新理念。
第四方面，它是改革再出发的新起点。现在社会期盼改革，城镇化是一个涉及改革最多的领域。比如我刚才讲到的户籍制度的改革、土地制度的改革、公共服务体制的改革、财税体制的改革、保障房和住房制度的改革，在我们的提案中间我们总结了涉及到十大改革，应该讲，通过城镇化可以实现我们经济体制改革，多方面地推动改革。
第五方面，新城镇化可以实现科学合理地城镇体系的新布局。雾霾问题使我们看到大城市，特别是超级城市的城市病集中爆发。新型城镇化就要构建一种科学合理的城镇布局。特别是强调发展城市圈、城市群，通过城市圈和城市群的发展，来实现中心城市的辐射功能、规模效应。另一方面就是要通过大力发展中小城市，来缓解超级城市的人口膨胀的压力。
所以，我觉得，新型城镇化可以从五个方面来看它的战略意义。
[主持人]:您刚才在第二点的时候谈到了城镇化的红利，可以说是未来城市发展的一个重点和方向。对于城镇化来说，我们未来中国应该朝着一个怎样的方向进行发展呢？
【辜胜阻】:我觉得新型城镇化我们之所以讲它是新的，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首先，我们过去的城镇化是偏重物的城镇化，我们一讲城镇化想到的是高楼大厦林立，这是一种物的城镇化。还有一个我们讲的城镇化更多的是考虑到土地的城镇化，过去十年，土地的城镇化的速度大大快于人口的城镇化速度，是2到3倍。但是我们这一次讲的新型城镇化更多的是强调人的城镇化，特别是要强调农民工的市民化。强调人的城镇化，这是新型城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这是从偏重物的城镇化、偏重土地的城镇化转向人的城镇化。
第二点就是这一次的城镇化是要改变城市中间的市民和农民工的这种二元结构。就是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的全覆盖，就是实现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就是不管你是市民，还是农民工，在城市的公共服务上面都应该是均等的。
第三点，要从数量增长型的城镇化向质量提高型的城镇化转变。所以，前不久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强调，城镇化的质量和效益。
第四点，要从粗放式的高物耗的城镇发展方式向集约型、低碳、绿色的发展方式转变。可能这次两会的代表和委员会高度关注城市的雾霾问题。所以，城市的发展方式必须实现一个转变。
第五点，从单纯做大的城市规模向如何做好城市群、诸多中小城市转变，更加重视这个城市的合理布局。我们国家现在中小城市的数量还是太少，人口过多地集中在超级城市，使大城市集中爆发。
最后一点，新型城镇化要特别强调产业支撑，十八大报告提出来四化同步，城镇化和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要同步发展，我们不能搞空城计，要把城镇化建立在坚实的产业基础上，所以产业基础是城镇化非常重要的。所以，我总结有以上六个方面的发展方向。
城镇化改革须提防“过度化”、“有速度无质量”、“大城市病”等问题
[主持人]:您刚才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理念，就是由物的城镇化向人的城镇化进行转变，而且我们知道我们国家从2001年开始在“十五”计划纲要中首次提出实施城镇化战略，这个时间段也是非常长的，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都有哪些教训值得我们反思和避免呢？
【辜胜阻】:我最近三次参加高层关于两会文件的讨论，七成的人都在讨论城镇化，为什么如此众多的人都关注城镇化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是大家感到兴奋，因为城镇化是内需的最大潜力，是最大的潜力内需，涉及到几十个产业。第二个是大家普遍担忧，就是城镇化是个好事，但是好事就是要防止把好事办歪，特别是我们在实施城镇化的过程中间，我们的提案总结要防止五个方面的误区。首先是要防止“有城无市”的过度城镇化，刚才讲到城镇化缺乏产业支撑，城镇化出现拉美化的陷阱，像巴西城镇化现在已经超过90%，但是巴西的农村人口在城市找不到正式的工作，大量的人集中在贫民窟里面，所以我们要防止拉美化现象。第二个是防止“有速度无质量”的城镇化。我们现在有些地方一哄而起搞大跃进，一味地追求城镇化的高速度和规模扩张，这就会陷进速度至上的陷阱。第三个要防止城镇化的“房地产化”，这是大家普遍关心的。我们特别要防止地方政府过度地依赖土地财政，用高地价推高房价。第四个是要防止地方以地生产，消灭村庄，迫使农民“被上楼”，农村“被城镇化”，陷进掠夺式发展的陷阱。有些地方政府借城镇化之名迫使农民“被上楼”，这样一种误区我们特别要注意。第五个是要防特大城市的“大城市病”，我刚才讲到的雾霾，现在还有研究表明我们的水，70%、80%的地下水受到污染，这个都是一种大城市病。怎么样避免重物的城镇化而轻人的城镇化，先高楼林立，而居民幸福感下降，人口膨胀、环境恶化这种粗放式发展的陷阱。城镇化是个好事，但是好事不能办歪，不能中央政府在城镇化问题上播的是“龙种”，但是下面收获的是“跳蚤”，所以一定要避免误区。
[主持人]:面对这样的一些误区和陷阱，您也谈到了，比如像拉美化陷阱，我们现在是否有一些应对措施准备进行应对呢？
【辜胜阻】:这些应对措施最关键的是要做好城镇化的规划，要把规划做好，我觉得这个应对措施关键是要把规划做好。
[主持人]:我们刚才谈到新型城镇化这个概念，谈到城镇化与农民工的市民化自然有一定的关系，农民工市民化要想市民化应该具备哪些条件呢？
【辜胜阻】:现在有人认为农民工的市民化就是户口问题，我不同意这个观点，就是说农民工市民化，你把他的户口，把农民变为市民，把他的户口改变了以后，如果没有相应的公共服务，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化。还有一个农民工在城市80%就业是不稳定的，如果没有稳定的就业，那也很难市民化。所以，我觉得市民化最关键的是稳定的就业，让农民工在城市有稳定的就业。另外一个就是要享受市民的公共服务。所以市民化最关键的就等于稳定的就业加上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这个是市民化的关键。当然，户籍改革，户籍改革应该因城而异，特大城市、超级城市，我们放开户口，那后果不堪想象，但是我们的大城市、中心城市可以放开户籍。但是在相当多人不稳定就业的情况下，我们要“因城而异”，就是有些人在城市工作生活了几十年，像类似这样的农民工，我们应该优先让这一类人市民化。
[主持人]:因为他们对这个城市的贡献是最大的。
【辜胜阻】:贡献是最大的，另外他有稳定的就业，他还有住房，他能够安居乐业，对于这类人应该优先让他市民化。
[主持人]:我们再看另一位网友的提问，网友一天一地一广仔说，为什么现阶段要大力推行城镇化改革，是为了考虑GDP的调整吗？又如何兼顾民生呢？您认为农民工市民化需要多长的时间？
【辜胜阻】: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一方面我们考虑城镇化会拉动GDP的增长，另一方面城镇化最根本的目的是要保障民生，特别是要保障农民工兄弟的民生。我们知道，农民工现在是城镇化的主体，我刚才讲到了他们在“三位”转变中间实现了地位的转移、职业的转换，但是他们最重要的问题是没有实现身份的转变。在这个问题上面，要通过农民工的市民化，来实现彻底地城镇化，来改变这样一种半城镇化状况。应该讲，城镇化强调人的城镇化，受益最大的应该是农民工，因为通过市民化来使他们能够享受到市民能够享受到的基本的公共服务，他们是最大的受益者，所以，从根本意义上来讲它应该是民生问题，但是在解决民生问题的过程中间，也有助于拉动消费，带动投资，实现GDP的平稳可持续的增长。你刚才问到需要多长时间，我觉得需要相当长的过程。因为现在我们有两亿多农民工等待市民化，还有新生代的农民工，还有未来的一些农民工，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应该逐步地去推进。应该讲，农民工的市民化成本也是很高的，现在有关的研究部门测算，一个农民工的市民化仅就公共服务来讲，就要花十万元人民币，所以我们要建立成本的负担机制，有序地稳步地推进市民化。
专家称城乡之间户籍上有60多种不平等福利
2013年03月02日 01:41 中国经营报
户籍藩篱：城镇化之殇
户籍上有60多种城乡之间不平等的福利，专家称户籍制度是中国最不平等的制度
周远征
编者按/ 20多年来，户籍制度的藩篱让进城的务工人员与城市居民之间横亘着60多种不平等的福利鸿沟。户籍制度不仅严重阻碍了城镇化进程也严重阻碍了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基于此，我们在探讨城镇化过程中的问题时也聚焦了中国户籍制度改革。
陈文、胡妙夫妇最近正在为准生证发愁，两人虽然已经在重庆工作了4年多，但是其户口一个在宜宾一个在内江，要办准生证只能够返回户口所在地办理。
其实，让陈文、胡妙发愁的根本原因正是户籍制度。现行户籍制度下， 陈文、胡妙即使在重庆大型国有企业工作了多年，也无法凭借工作经历获得在重庆城区户口的身份。类似的情况，依然在中国各大城市发生。20多年来，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依然进展缓慢，各地的户籍制度改革依然处于探路阶段。
而正是由于户籍制度改革设置障碍，让我国城镇化进程受阻。大量进城务工人员未能享受到与本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由此带来的社会矛盾日益突出，不仅影响到城镇化的进程，也损害了城镇化的质量。中国能否借新一届政府大力推进城镇化发展之机，逐步拆除户籍藩篱尚属未知。
户籍：不平等公民权益的附着体
户籍制度已经让非京籍等外来务工人员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两会前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微博]炮轰户籍制度，再度让户籍制度改革成为各界热议的焦点。
辜胜阻公开表示，在户籍上有60多种城乡之间不平等的福利，户籍是最不平等的。基于户籍制度存在的问题，民建中央在全国两会提案中提出应积极推动户籍制度改革，让进城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缘何户籍制度能够成为民建中央本次两会的重要提案，其实与户籍制度近年来并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极大的关系。据悉，早在1992年，国家就成立户籍制度改革文件起草小组，并于1993年6月草拟出户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提出了包括取消农业、非农业二元户口性质， 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实行居住地登记户口原则，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作为基本落户条件，调整户口迁移政策的改革目标。然而，20多年过去了，户籍制度改革依然处于各地局部试点阶段。
对于户籍制度改革20多年依然进展不大的情况，北京大学教授陆杰华指出，户籍制度改革这么多年来无法获得实质性突破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地方之间存在利益博弈，户籍制度所附着的民生利益保障需要改变相关财政政策，涉及到转移支付的问题，涉及到财税体制问题。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于建嵘也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若无来自上级尤其是中央政府的指导性政策、跨区域的协调，乃至于对地方政府尤其是人口流入地的地方政府施加较大压力，跨地市、跨省的户籍改革问题基本上很难得到解决。
事实上，仅仅围绕异地高考这一户籍制度下的不平等现象，各地之间的较量就极为明显。2012年8月31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四部委《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要求各地于年底前出台异地高考政策。然而，北京、上海等地却对于这一意见的反弹极大，抵触情绪严重。直到2012年12月30日，北京市才表态暂不出台异地高考方案，未来3年将实施过渡政策，即满足社保、学籍等条件的随迁子女可以在京参加中等及高等职业学校的考试、录取。这一举措，无疑继续着户籍制度下的不平等状态。对于北京等地的外来务工人员而言，只能够默默承受这一不平等的待遇。
2004年在北京某媒体工作的周女士有些憋屈，她说：“都为北京纳税八九年了，但是却根本上不了北京户口，现在为了小孩的户口和教育问题只能够曲线救国。”周女士和老公都是大学毕业后上的非京籍集体户口，小孩今年出生后，户口只能落到石家庄老家爷爷家的农村户口。为了小孩未来的教育问题，周女士咬牙在天津买了一套房子，今年产权证办下来之后，小孩户口就有望上在天津，毕竟天津的高考分数和北京相差无异。类似于周女士这种曲线救国的不在少数。
户籍问题给在京工作但没有北京户籍的人们带来的创伤，不仅有小孩落户和教育问题，还存在购车和购房的问题。供职于北京某单位的晓林，最近萌生返回江西老家工作的想法，她说，“现在购车购房都有很多限制，生活非常不方便，户籍问题生硬地让我们这些在北京工作的人找不到归属感。”北京规定，购买小客车、上牌和购房都需要持有北京市有效暂住证且需连续5年(含)以上在北京市缴纳社会保险和个人所得税。
面对歧视的户籍制度，另外一些人则考虑在美国和中国香港等地生育的方式来解决小孩户籍问题。但目前，香港地区已经收紧赴港产子政策，导致赴美产子价格步步攀升。而且长途旅行中带来的风险也极大，个别孕妇甚至因而出现了早产、胎儿死亡等情况。户籍制度已经让非京籍等外来务工人员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三套模式共探路
地方政府甚至担心对流动人口入户彻底敞开大门之后，会出现较大的财政压力。
3月1日，大连市将正式实施2012年12月7日发布的《大连市户籍准入规定》，该《规定》中全面放宽了大连购房落户条件，这也是近期各地户籍制度改革探路的又一例。
事实上，近年来各地在户籍制度上也展开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尤其是重庆、成都、广东三地形成了较有影响力的三套模式。其中，重庆户籍制度改革在2010年出台后就引起了强烈关注，甚至一度被誉为“重庆模式”。虽然，这一模式在2012年薄王事件爆发后，显得有些沉寂。
2010年7月12日，重庆市政府第75次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及《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配套方案》。同年8月，被称为中国“最大规模的户籍制度改革”在重庆启动，其目标是“在10年内让1000万农民转为城市居民”。
其第一阶段的目标是在2010年~2011年，重点推进有条件的农民工和新生代转为城镇居民，力争新增城镇人口300万人。截至2011年12月31日，重庆市累计农转城3218899人，整户转移823105户，平均每天转户6387人，在区域分布、群体分布等方面与改革预期基本相符。
这一目标能够顺利实现，与重庆市在户籍制度改革中相对完备的保障设计关系密切。重庆市在户籍改革中针对城市待遇问题，坚持“五件衣服”一步到位。比如明确规定农民工转户后，同等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等五大社会保险，享受同等社会保险待遇。目前，重庆户籍制度改革进入了一个常态化阶段，尽管其尚未公布新的数据，但是，围绕户籍制度改革的公租房建设等具体措施上，重庆的力度并没有减弱。
而在重庆模式之外，成都模式也极为抢眼。2010年11月，成都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全域成都城乡统一户籍实现居民自由迁徙的意见》。该《意见》指出，到2012年，成都将实现全域统一户籍，彻底破除城乡居民身份差异，建立户籍、居住一元化管理。居民可以自由迁徙，实现户口登记地与实际居住地一致。这一被誉为最激进的户籍制度改革进展顺利，根据四川省公安厅公布的情况通报，成都市已经实现了城乡户籍自由迁移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此外，2010年6月7日，广东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开展农民工积分制入户城镇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正式启动了“积分入户”的户籍改革探索。该《意见》指出，原则上农民工积满60分可申请入户。这套模式则是实施有条件、有限制的人口城市化。
对于各地实施不同的模式，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理事长陈耀表示：“由于户籍制度改革涉及到社保配套等问题，地方财政压力也比较大，因此出现不同的方式和节奏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也是必然。”事实上，相对于重庆、四川等内陆城市，拥有较多流动人口的广东等沿海地区在户籍制度改革上相对谨慎，地方政府甚至担心对流动人口入户彻底敞开大门之后，会出现较大的财政压力。
户改城镇化契机
现在社会期盼改革，城镇化是一个涉及改革最多的领域，涉及到了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等，“通过城镇化从经济体制改革等多方面推动改革。”
重庆、广东、成都等地还在进行艰难探路之时，中国户籍制度改革正在迎来一个新的契机：城镇化加速。
2012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 而要加快城镇化建设，户籍制度改革甚为关键。2012年12月，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指出：“推动城镇化，把农民工逐步转为城市市民，需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据了解，近1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从2000年的36.22%提高到2010年的49.68%，年均提高了1.35个百分点；城镇人口由4.8亿增长到6.7亿，10年间城镇人口增长了1.9亿，然而户籍人口的城市化率在2010年仅仅只有34.1%，这与城镇化率有极大的差距。这一差距背后，正是大量进城的农民工未能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由此带来的社会矛盾也日益突出。
意识到推动户籍制度改革的重要性之后，各地在提出城镇化目标之时，也纷纷提出了要实现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提高。2012年9月，重庆市提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主要目标：到2015年，全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差距逐步缩小。
显然，缓慢推进的户籍制度改革将会在城镇化大潮中得以获得新的契机。辜胜阻指出，现在社会期盼改革，城镇化是一个涉及改革最多的领域，涉及到了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等，“通过城镇化从经济体制改革等多方面推动改革。”当然，户籍制度在大城市的破冰依然不容易，陈耀说：“现在看来，户籍制度改革在中小城镇中相对容易一些，容易做出成绩，大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还需要更强有力的举措。”
然而，城镇化推动户籍制度改革这些话题对于陈文、胡妙夫妇而言依然显得十分遥远。重庆户籍制度改革也没有将阳光照在这对外地来渝工作多年的夫妇身上。按照现在的政策，想要在重庆主城区上户并能够顺利办理准生证的最便捷途径只有买房上户，却难住了拿不出多少积蓄的这对夫妇。
城市病病因探究:贪大求高求快 千城一面
2013年08月01日10:19央视网
让行人犯晕的高架交汇地
人行道变羊肠道
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混行造成南一环北幅路段异常拥堵
核心提示：“创造良好的、与自然和谐的人居环境，让人们能诗意般、画意般地栖居在大地上。”著名建筑与城市理论家、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吴良镛一生致力于这个目标。然而，他发现，中国几十年的城市建设仍然绕不开“城市病”。人行道变窄，老人不敢过马路；千城一面，钢筋水泥森林带来的压抑、枯燥，吞噬着历史文化，消磨人们的生活情趣……我们的城市建设，普遍面临这样的问题。这不是个小问题，因为它事关社会和谐与否，是国之大事。
让老太太从容过马路才是好城市
央视网(记者孔华 报道)一座城市的规划建设是否合理、科学，在我国大力推进城镇化的当下，无疑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认真研究的问题。目前我们面临的现实是，不单是专家，就连普通百姓都对多数城市环境不满意。那么，怎样的一座城市才算是好城市？
南北交汇地：宽马路，三红灯，老人不敢走
合肥市南一环与东一环交会处，是当地著名的裕溪路立交桥。地面的五条主干道在此汇聚，十几个水泥桥墩上，两条高架路盘旋通过。这里就是被合肥人称为“最让人犯晕的地方”。
72岁的王奶奶生活的宋斗湾小区，位于这个复杂路口南面。“这里修过后，我不敢走了，至少20分钟才能过马路，有时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都过不了。我家从蚌埠来的表妹说，‘你们合肥的路没有一条直的，都是斜家伙！’”王奶奶说起这个地方，觉得又好笑又无奈。
记者按照王奶奶说的路线，体验了一次过马路的艰辛。从她家到西北边的裕丰花市，近在咫尺的距离，居然有3个信号灯。记者在过马路的过程中发现，由于两条右转车道的车流量大，加上非机动车穿行，这段距离走起来很不轻松，对老年人来说恐怕更是困难。
这个交通枢纽于2011年5月1日最终建成通车。“这条路被修残废了。”在附近卖了十几年烧饼的魏大姐说，她几乎每天都能看到这里发生事故：“你看，十几条路上的车都往这一条路上跑，这条路又这么窄，经常看到两个车撞一起。”
魏大姐的说法也许有点夸张，但就记者所见，这里确实形成了堵点——繁昌路、东一环、明光路、南一环南幅4条路的车辆，都往只有两车道的南一环北幅路面行进，使得入口处极其混乱、拥堵。
王奶奶家门口是这个枢纽的南出口，有三个交叉口。“我亲眼看到三个骑电动车的被大车撞倒，两个男的一个女的。你看这里，有的过来，有的过去，没有红绿灯，车子开得又快，怎么不出事故？”王奶奶激动地说。
马鞍山路：扩路、建高架、修地铁，人行道变羊肠小道
家住马鞍山路世纪阳光花园的李先生告诉记者，十多年来，马鞍山路就没有消停过：先扩修马路、后修下穿(北端部分)、又修高架，现在又在修地铁。2009年开建高架，2011年五一通车，2013年1月1日又开始封闭部分路段修地铁。“城市建设不应该早早规划设计好吗？这样刚建好，又开挖，不仅浪费，也给老百姓生活带来了很大不便。”李先生很不解。
让李先生不高兴的是，路宽了，车子好走了，人走起来却不方便。这条路旁边有一条人行道，有一段被挤成了羊肠小道，只能供一人通过。即便如此，人行道上还竖着两个路灯杆。
说起人行道，家住长江中路的吴老先生告诉记者，上世纪五六十年的时候，这条路两边梧桐环抱，夏天十分凉爽。后来在城市建设过程中，梧桐被砍了。再后来，马路被拓宽，路中间架起隔离栏……经过一系列的折腾之后，原本十分繁华的“安徽第一路”，人气越来越差，店铺越来越少，生意也越来越差。
遍地“桃花”，哪天喝醉了回不了家
合肥的地名，也常常受到市民诟病。
2012年，合肥网友“春水流”发帖说：真不知道合肥究竟有多少个同名社区，北二环边有“个桃花社区”，南部肥西桃花工业园也有个“桃花社区”；既有“翡翠花园”，又有“翡翠社区”，还有“翡翠园”；既有“锦绣花园”，又有“公交锦绣园”，还有个“锦绣园”；经开区内有个“桃源社区”，瑶海区也有个“桃源社区”；肥西县有个“滨河小区”，瑶海区有个“滨河苑小区”……“春水流”吐槽：“我不常出门，算是孤陋寡闻。搞到最后，哪天自己喝醉了，连家都不认识了。”
“遍地桃花”惹出了麻烦。曾有一个武汉小伙子来合肥看望大学同学，听朋友说住“桃花社区”，下了火车搭乘出租，司机将他带到了合肥北边的桃花社区，结果半天都找不到同学的家，打电话才知道是在南边肥西县的桃花社区。两地相隔近一个小时的路程！在合肥，“杏林”这个名字也很抢手。在蜀山区和庐阳区，分布着“杏林社区”、“杏林街道”、“杏林小区”三个不同的地名。经开区内有一个桃源社区，瑶海区也有一个桃源社区，二者也是一南一北。
城市建设不能“拍脑袋”，需要动脑筋
2006年3月起，合肥启动“大建设”，包括综合交通工程、环境整治项目工程、园林绿化及景观整治工程、水电气热电等公用事业工程、文教卫体等公益性项目、保障性住房及复建点项目工程、市政设施维护工程等9大类。
公开的数据显示，至2010年，合肥市完成845项工程、在建366项，累计投入730多亿元，相当于“九五”和“十五”时期总投资的4倍；2011年，合肥新建、续建大建设工程579项，总投资833亿元；2012年该市续建、新建大建设工程共718项，总投资914.01亿元；2013年，合肥计划投资690.24亿元，启动989项大建设项目。7年下来，合肥用于“大建设”的投资总额超过3000亿元。
在城市建设高潮期的这个阶段，合肥的财政收入呈递增趋势——2006年，合肥市的财政收入为167. 77亿元；2012年，该市公共财政收入为694.4亿元。
合肥市主要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城市建设不是“拍脑袋”工程。合肥进行的所有建设，都是按照城市规划所确定的项目逐步展开的；城市发展的平台搭建好了，大批工商企业入驻，增加了财政收入，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对于百姓关心的资金问题，这位负责人说，“大建设”的资金有可靠来源，融资控制在计划风险红线之内，并没有挤占对老百姓民生事业的投入，合肥在再就业、低保、医保等十二项民生事业方面的投入有大幅增长。
城市规划师：忽视细节，不以人为本
央视网(记者孔华 报道)创建“人居环境科学”体系的著名建筑与城市理论家、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吴良镛先生，毕生目标就是创造良好的、与自然和谐的人居环境，让人们能诗意般、画意般地栖居在大地上。然而，他发现，中国几十年的城市建设没能绕过城市病。让他揪心的是，我国的城市文化建设面临着重重误区，有些城市呈现出不健康的规划格局：好的拆了，烂的更烂；古城毁损，新的凌乱。而且，多数城市严重同质化，千城一面现象尤为突出。
在合肥工作、生活50多年的劳诚，是一位高级工程师、国家注册城市规划师。退休前，他担任合肥市规划局副局长，曾三次参加合肥市城市整体规划编修。央视网记者就合肥的城市建设问题采访了劳诚。
据劳诚介绍，刚解放时，合肥只有5万人、5平方公里；现在，建成区面积44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570万。一方面，城市建设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城市建设如何更加人性化，成为城市管理者的难题。劳诚告诉记者，城市的发展让人耳目一新，但城市无序的扩张也会带来很多问题。
“原来城市道路是三板块：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三个板块，现在有的路成了两板块，没有人行道或者人行道很窄，这就不是以人为本。”劳诚说：“贪大求高求快是目前中国很多城市的通病，在市中心建宽马路，架立交，把车全部集中在很宽的马路上、高架上，到岔口车子上下很痛苦，容易堵。道路景观、商业氛围、生活气息也被破坏了。宽马路、高架桥都是解决拥堵的笨办法。我们的人口增加是很多，但是我们的人口密度有香港那么大吗？香港是不是像我们这样拥堵呢？人家是不是都是8车道、12车道呢？市中心是不是高架林立？”他无奈地说：“很多时候，专家的意见没有用。一些人，恨不得一夜之间就能建设一个新城，但是‘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
中国严重的“城市病”，在全国各地普遍存在。与很多城市相比，合肥的“城市病”算不上是最严重的。不过，它的多数“病症”和“病因”，放在全国都具有普遍意义。
美国作家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一书中，猛烈抨击了美国的大城市格局，反而对欧洲小城中的街道空间推崇备至。她认为，后者空间多变、尺度适宜，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真正实现了城市生活的理想。
城市建设规划应听听民意
央视网(记者仲昭举 报道)近年来，我国城镇化进程持续加速，城市规模进一步扩大，截至2012年底，我国的城市(包括县级市)数量超过650个，城镇人口达到了约7.1亿人。全国共有30个城市人口超过800万人，其中13个城市人口超过1000万人。
然而，城市的发展并不是我们可以保持乐观的理由。随之暴露的，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供给与需求的不平衡。在我国，城市建设现在需要向高效、完善、低碳、环保的标准转型，然而回头一看，历史“欠账”却积压过多。
在我国的多数大城市中，城市道路交通日趋拥堵，在每日的交通高峰时段，车子比人走得慢的怪相时有发生。此外，纵观全国，城市供水、燃气、热力管网等基础设施，依然处于供给不足的状态。即使在北京这样的特大城市，五环外的一些居民区依然无法使用市政水，还得自采地下水。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助理宋迎昌表示，我国的城市建设方式比较粗放，“地方政府更注重城市空间格局、产业支撑上的规划，在城市细节的建设上，缺乏以人为本的精神，这也就导致了我们现在看到的，道路设计不合理、城市排水设施不善、城市绿化率不高、环境卫生差等现象。”
在业内学者看来，政府把更主要的精力放在了新区开发、地标建设、招商引资等看得见的政绩工程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的问题，平时很难暴露出来，通常只有在暴雨、暴雪等灾害面前，人们才能看到城市功能的弊病。这也导致了地方政府心存侥幸，顾此失彼。
但是矛盾却因此显现。这些不为政府重视的“细节”，恰恰涉及了百姓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影响着百姓的幸福指数。
“我们必须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城市战略规划的目标到底是政府主导还是百姓主导，”宋迎昌说，“在发达国家，百姓对于公共事务的参与度相对较高，百姓的意见和关注点有较为通畅的渠道传递给当政者。因此我们看到，发达国家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更为完善。”
宋迎昌建议，国家建立一项保障机制，把百姓对于城市建设的需求和意见有效地传达给相关政府部门，并在政府的考核指标上增加以人为本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