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橡树又名栎树，是对壳斗科栎属植物的通称。全世界共有栎树300多种，我国有60种左右。由于栎树能适应广泛的气候和土壤条件，所以在热带、温带、寒带都有栎属树种分布。橡树生长迅速，抗干旱，少虫害，无需专人管理，荒山野岭，沙丘薄地，均可栽种。所结果实，易保存。加工用途广泛，经济价值高。
橡子很大部分指的是栎属植物的坚果，鄂东山区比较多，形似蚕茧，故又称栗茧。橡子外表硬壳，棕红色，内仁如花生仁，含有丰富的淀粉。
世界上最早的栽培作物不是小麦、大麦、稻谷、玉米这些籽粒类作物，而应该是起源于东南亚的包括块茎类在内的根茎繁殖类作物。
橡子可以吃。但是一些橡子（尤其是红橡木的黑橡子）含有大量的单宁，如果不经过处理直接食用会感到苦涩，白橡木的青橡子单宁含量较低，口感较甜，可以生吃或烹调。橡子的基本做法是长时间烧煮并换水去除其中所含单宁，煮熟以后就能直接吃了。橡子也能烘烤或和面，橡子面粉常有一股特殊的清香味，由于橡子含较多油脂，橡子面粉一定要注意贮藏以免哈喇。橡子粉也可以作为咖啡伴侣。
橡子是号称比水稻、小麦“资格”还要老的粮食。人们食用橡子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00多年。在过去漫长的岁月中，橡子一直是许多山区人民的主要食物。唐代皮日休有一首《橡媪叹》，诗中写道：“秋深橡子熟，散落榛芜冈，伛伛黄发媪，拾之践晨霜。移时始盈掬，尽日方满筐，几曝复几蒸，用作三冬粮……”从诗中可以看出，唐代末期橡子还是民间的一种粮食。
我国北方著名的橡树有辽东栎、蒙古栎，南方有青冈栎、高山栎、刺叶栎等数十种，栓皮栎、麻栎、槲栎、柞栎南北均有。橡树浑身是宝，除果实可供食用外，其木材坚实、耐腐性能好，是制作家具、农具、枕木、矿柱、电杆的好材料。橡木烧出的木炭，火力旺盛，经久耐烧。橡树皮和橡子壳含有丰富的鞣质，是工业上提取栲胶的好原料。腐朽的橡木还可用来培植出营养丰富的鲜美可口的香菇和木耳。
一、唐户遗址的发现与确立
唐户遗址位于河南省新郑市观音寺镇唐户村西部和南部，地处潩水河与九龙河两河汇流处的夹角台地上。潩水河从遗址东部自北向南、九龙河从遗址西部自西北向东南环绕流过，在遗址南部约1公里处交汇后继续东南流，注入颍河。遗址东、西、南三面环水，地势北高南低，台地高出河床7-12米，海拔高度123-126米。（图一）。
图一 唐户遗址位置图
唐户遗址发现于上世纪七十年代。遗址原为高低起伏的岗地，当地人称为“南岗”，历代相传称该地为“黄帝口”。1976年9月至1977年元月，当地村民平整土地时发现了石磨盘、石磨棒及一些房址、灰坑等遗迹。为配合该村的土地平整，原开封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郑州大学和新郑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在唐户联合举办了一次文物培训班，发掘了少数探方和一批两周墓葬，并采集了一些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夏、商、周文化遗物。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对唐户遗址进行过一次调查。1982年春，又进行了一次调查和试掘，试掘面积66平方米，发现有裴李岗文化及龙山文化早期遗迹。确认该遗址是一处跨时代的聚落群址，文化堆积丰富，包含有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及商、周文化[1]。
2003年—2004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郑市文物事业管理局对唐户遗址再次进行调查，将遗址面积核定为54万平方米，新发现了晚于龙山文化，又早于二里头一期文化的新砦期文化[2]。
二、唐户遗址考古新发现
2006年4—5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为开展郑州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课题储备，对唐户遗址再次进行全面调查，在唐户村东部潩水河东岸及潩水寨北部九龙河南北两岸新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4处。将遗址面积核实为140余万平方米。调查确认唐户村西部是裴李岗文化遗址，面积逾20万平方米，仰韶文化时期，聚落中心向南扩展，西南部将裴李岗文化覆盖一部分，面积增加，超过40万平方米。龙山文化时期，聚落中心又再次南移，一直延伸拓展到遗址南部，潩水寨北岗上。到龙山文化晚期以后的新砦期，则更向南，直抵潩水河与九龙河的交汇处。此后的二里头及商、周文化三代遗存多经交叠，始终连绵不断，成为规模较大、年代久远、而且地位重要的大型聚落群址[3]。
2006年6月至2008年12月，为配合南水北调中线干渠文物保护工作，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唐户遗址进行了连续的大规模发掘。发掘区集中于遗址西部南水北调渠线范围内，发掘面积近1万平方米，发现有裴李岗、龙山、汉代、宋元、清代等时期的文化遗存。共清理各类遗迹368个，其中房址65座、灰坑241个、灰沟13条、墓葬48座、道路1条。重大收获是发现了大面积的裴李岗文化时期居住基址，发现裴李岗文化时期房址65座，灰坑或窖穴206个，墓葬2座，灰沟5条。房址多为半地穴式建筑，平面形状呈椭圆形、圆形、不规则形和圆角长方形（图2）。灰坑或窖穴多为圆形或椭圆形，墓葬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出土遗物有陶器、石器及骨器等(图3)。
图2 唐户遗址F22（南—北）
图3 唐户遗址F21出土的部分陶器
三、裴李岗文化时期聚落基址的布局与分期
唐户遗址共发现裴李岗文化时期房址65座,是我国目前发现的裴李岗文化时期房址最多的一处遗址，灰坑或窖穴206个，多分布在房址周围。从其布局来看，可分为5个相对集中的区域：（图4）
图4 唐户遗址发掘区域平面图
第一区：位于第Ⅲ发掘区的西南部，九龙河在此转向东南流。该区面积约400平方米，发现灰坑（窖穴）7个，冲沟1条。
第二区：位于第Ⅲ发掘区的西北部，发现房址2座(F1、F2)。因其西侧紧邻九龙河，推测其西部遗迹可能被河道冲刷破坏。
第三区：位于第Ⅱ发掘区的东南部及西部，发现房址6座（F6—7，F15—18），灰坑（窖穴）38个、沟1条（G10）。
第四区：位于第Ⅲ发掘区的东北部和第Ⅳ发掘区的西北部，与第Ⅱ发掘区的东南部相连，略呈带状环绕分布于壕沟（G11）内侧的阶地上。本组房址共计23座，灰坑（窖穴）22个，壕沟1条（G11）。该区房址和灰坑分布在G11的内侧阶地上。
第五区，位于第Ⅲ发掘区的东南部和第Ⅳ发掘区的西南部，发现房址34座 ，灰坑139个，沟2条（图5）。
图5 唐户遗址居住区（第五区）局部及排水系统G13（由南向北摄）
唐户遗址发现裴李岗文化时期的墓葬仅2座，无随葬物品出土，因此不能依据墓葬的器物组合进行分期。该遗址发现数量最多的遗迹现象是灰坑和房址。虽然灰坑和房址内出土的陶器大多为残碎陶片，能复原者极少，但仍能发现其器物组合主要为鼎、罐、壶、钵等。根据地层叠压和遗存打破关系，结合房址布局特征，我们初步将唐户遗址裴李岗文化遗存分为两期三段。
1、地层。
唐户遗址由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平整土地，原来的地貌已被改变，局部地区文化层被严重破坏，给遗址分期带来了很大的难度。从地层堆积来看，发掘区地层堆积比较单纯，Ⅲ区部分区域因平整土地地层被扰乱，裴李岗文化遗迹直接叠压于耕土层或第2层下，层位关系情况不一致外，Ⅱ区发现的裴李岗文化遗迹基本叠压于第3层（汉代文化层）下，打破第4层（裴李岗文化层）及生土，IV西南部第2层（明清层）下为裴李岗文化层。发现有同层位下的遗迹间有打破现象，遗迹（灰坑、房址、沟）之间虽然存在着叠压、打破关系，但在有分期意义的层位关系中比例很小。Ⅲ区西南部T1012、T1112，T1013、T1113四个探方中，发现早于褐红色埋藏土的⑧、⑨层，即冲积淤积层，这两层堆积内出土有大量泥质和夹砂红陶片；同样在Ⅲ区东北部、Ⅳ区西北部第4层（褐红色埋藏土）下叠压有房址和灰坑等遗迹，并叠压G11内堆积。其内出土有较丰富的红陶片和红褐陶片，这些冲积淤积层中陶片的发现，从层位关系上证明了唐户遗址裴李岗文化时期的堆积至少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地层包括Ⅱ区、IV区的第⑤层，Ⅲ区东北部G11内堆积，西南部的⑧、⑨层；晚期地层包括Ⅱ区④层、Ⅲ区东北部的③层及西南部的⑥层堆积，IV区的③、④层 。因此，基本可以确认唐户遗址裴李岗文化时期的堆积至少可分为早、晚两期。
2、遗物
从器物类型对比，唐户遗址出土的AaI式（M56：2）、AbI式（F24:4）、Ac型（F21:5）钵形鼎分别与新郑裴李岗遗址下层墓地出土的V式三足钵（M38:11）、I式三足器（M27）、VI式三足钵（M38:12）相类似；AaⅡ式（F21:9）、AbⅡ式（F21:3）与新郑裴李岗遗址上层墓地出土的V式（M92:1 ）、I式（M76:4 ）相似；I式（F56:1）和Ⅱ式(H92:1)盆形鼎分别与新郑裴李岗遗址Ⅱ式陶鼎（M5:4）、乳钉纹鼎（M56:2）相类似。CaⅡ式罐形鼎与新郑裴李岗遗址I式鼎（M14）形制相似[4]。
A型I式、Ⅱ式、Ⅲ陶壶分别与新郑裴李岗遗址上层墓地出土的Ⅷ式（M59:2）、Ⅲ式（M74:1）、Ⅳ式(M83:1) 双耳壶相类似；圈足碗（H25：1）、平底碗（H26:1）、石镰(H26:14)等物与裴李岗遗址上层墓地出土的Ⅳ式钵（M56:4）、I式碗（M36：2）、Ⅴ式石镰（M74:5）形制相似[5]。
A型I式罐、B型I式罐、C型I式罐分别与新郑裴李岗遗址墓地出土的陶罐（M7:2）、Ⅲ式深腹罐（M38:7）、V式深腹罐（M88:5）相似。B型Ⅱ式（F21:7）、C型Ⅱ式(F21:19)分别与新郑沙窝李遗址Ⅱ式罐（M16:4）、新郑裴李岗遗址墓地IV式深腹罐（M54:3）形制相似[6]。
新郑裴李岗遗址墓地发掘者分为上、下两层，根据叠压关系及陶器的演变规律，将裴李岗遗址的年代分为早、晚两期。早期出土遗物与下层墓地相对应，晚期出土遗物与上层墓地相对应。新郑沙窝李遗址也分为上下两层，发掘者认为其年代稍晚于裴李岗，其下层与裴李岗遗址上层相当。从唐户遗址出土陶器与裴李岗，沙窝李等遗址出土陶器类比分析，唐户遗址的年代亦可分为早晚两期。
第一期，地层堆积包括Ⅱ区、IV区的第⑤层，Ⅲ区西南部的⑧、⑨层。G11内的堆积和叠压于第4层下的遗迹。第二期，包括Ⅲ区东北部的③层及西南部的⑥层堆积，叠压于第3层下的遗迹和Ⅱ区的第4层、IV区的第3层、第4层堆积。依据遗迹间的叠压打破关系，第二期又可分为早、晚两段。我们将叠压于第3层下，打破同层下的其它遗迹及相互间没有叠压打破关系的遗迹作为二期晚段遗存，地层第4层及被3层下的遗迹打破的遗迹定为二期早段遗存。
3、房址
房址的分期，由于房址营建时间有先后，使用时间有长短，毁坏时间更是参差不齐，所以将现存房基全部按照年代顺序进行排列十分困难。我们依据房址布局及结构特点，参照地层及遗存的叠压打破关系，初步认为5个居住区从时间上可分为两期三段。
早期房址主要位于第三区，分布于遗址的北部区域，发掘表明，Ⅲ区西南部地势较低处的（T1012、T1112，T1013、T1113四个探方）冲积淤积层（即⑧、⑨层）应是其北部地势较高区域（即第三区所在区域）遭洪水冲积至此形成，这些冲积层中出土的遗物，从层位学上应早于⑥层裴李岗文化层。从地形来看，整个发掘区Ⅱ区地势较高，且这里的房址布局较为分散，规划意识尚不明显，房屋结构比较简单，因此，我们认为第三区的时代在五区中相对较早。
晚期房址分为早、晚两段。
晚期早段房址：主要位于第一、第二、第四区。这三组房屋地势较第三区房址为低，由于第一区发现的灰坑打破了冲积层，从层位角度证明其时代较晚；第二区房址被破坏，仅存2座，从其形制分析时代也较晚；第四区房址主要分布在Ⅲ区东北部和Ⅳ区西北部。房屋依壕沟（G11）的自然走向，分布在壕沟一侧的阶地上。该区房址排列不甚整齐，相互间没有打破关系，可能是一次性布局。居址布局体现了一定的规划意识。
晚期晚段房址：主要位于第五区。该区房址出现多组迹象互相打破的现象。新发现有双门道和阶梯式门道的房址，并且出现房址两侧各自分布1个灰坑，形成一个独立单元的布局特征。房屋布局上出现内向凝聚式特征和人工壕沟防护设施。此外，还发现排水沟1条。另外，在F26（图6）、F39等房屋中发现有加工石器的迹象，这些房址地面均不平整，在地面上发现有呈扇面分布的碎小石片，说明这些房屋不仅具备居住功能，而且已经作为生产工具的加工场所。从遗存分布密度、房址规划性及房屋功能分化来分析，此区当为裴李岗文化聚落的核心区域，在形成时间上最晚。
图6 唐户遗址F26房址（由西南向东北摄）
四、唐户遗址裴李岗文化聚落基址发现的意义
唐户遗址文化堆积丰富，是一处跨时代的聚落群址，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发现至今，一直为研究者所重视。通过2006年、2007年、2008年连续三年的考古调查和发掘，使我们对唐户遗址的认识更进一步。
1、裴李岗文化发现后，经过在河南省范围内的调查，目前已发现裴李岗文化遗址160余处。这类遗址多分布在山前洪积扇区或浅山区的河旁阶地上，聚落面积均较小[7]。唐户遗址经调查、勘探，确认裴李岗文化遗存面积达30万平方米，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面积最大的裴李岗文化遗址，属于裴李岗文化聚落群的一级聚落遗址。
2、唐户遗址发现裴李岗文化时期房址65座，是我国目前发现的裴李岗文化时期房址最多的一处遗址。从平面布局分析，第四和第五区居址的布局形式已具有环壕防御性质和凝聚式向心布局的特征。
第四居址共发现房址23座，主要分布于Ⅲ区东北部濠沟（G11）内侧阶地上。经勘探和发掘初步认定该沟呈东南－西北向，向西呈环状与九龙河相接,为一条自然濠沟。跨发掘区Ⅱ、Ⅲ、Ⅳ区，已知长度300余米，宽约10—20米，最宽处达40米，深约2—4米，该组房址在选址方面有意识将居住基址定在沟旁阶地上，房屋依沟的自然走向布局，一方面便于生活用水、排水及废弃物的处置，另一方面也起到了防御野兽侵扰的屏障作用。
第五区房址基本呈西北－东南向布局，分为南、北两组。北边一组共有房址18座，以面积最大、方向呈南北向的F46为中心，其外围的F39、F40、F45、F47、F50等5座房址门向基本朝向F46，此外，F35、F36、F37、F38、F41门向基本向南，呈环状分布于F46的前方，具有内向凝聚式布局和前排防卫的性质。南面一组共有房址16座， 该组房址以门向朝南的F42面积最大，周围的F24、F26、F27、F29、F34、F43等房址的门向朝向F42，也具有以F42为中心内向布局特征。从考古发掘来看，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仰韶文化遗址聚落布局为典型的内向凝聚式布局，聚落以广场为中心，房址分布在广场周边，门向均朝向广场，这种布局方式和唐户遗址裴李岗文化时期的房址布局有相似之处。因此我们认为，唐户遗址裴李岗文化聚落中出现的内向凝聚式布局为仰韶时代半坡、姜寨等遗址的内向凝聚式布局找到了源头。
3、G12呈西北－东南向环绕于IV区居住基址的外围。揭露长度约35米，沟残宽约0.30—0.45米，残深0.40—0.50米。在T0512东北部，有一处宽约0.80米的间隔，当是居址出入外部的通道。我们推测该沟内可能立有篱笆栅栏，应为居住基址外围的防护设施。
G13 由三条支流由依地势由北向南延伸，汇流后向西南地势低洼处流出，虽然与灰坑之间存在打破现象，但其流经区域均从房址外围穿过，推测应为居住基址内的排水系统。排水沟的发现，表明当时的人们已充分考虑到人地关系，懂得利用自然地势来建造排水设施，保持居住区的干爽。反映了当时人们先进的建筑构思。
5、在F26、F39等房屋中发现有加工石器的迹象，这些房址地面均不平整，在地面上发现有呈扇面分布的碎小石片，特别是F39内发现的一件细石器石核，具有明显的打击痕迹，说明这些房屋不仅具备居住功能，而且已经作为生产工具的加工场所。
6、从目前对唐户遗址的调查看，在遗址东部的潩水河东岸、南部九龙河河岸断崖地层内，发现旧石器及古脊椎动物化石地点4处[8]。特别是潩水河东岸旧石器地点，是一处大型石器加工场所，出土有丰富的石制品，主要有石英石片、石核、刮削器，砍砸器等。这4处旧时器地点的发现，说明至少在晚更新世，这里就有了人类活动的踪迹。唐户遗址旧石器地点及裴李岗文化层石核、石片等遗物的发现，为进一步探讨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过渡提供了新材料。
唐户遗址裴李岗文化时期大面积居住基址的发现进一步丰富了郑州地区裴李岗文化的内涵，居住基址分区、分片布局，从社会学角度为探讨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家庭组织的出现提供了重要资料。这对深入研究新石器时代早期裴李岗文化的聚落形态，房屋建筑方式、家庭、社会组织及裴李岗文化的性质、分期等具有非常重大的学术价值
信应君：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放息那个：中原地区先秦考古。
郑州市建设路31号，碧沙岗公园内，邮编：450052
[1] 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河南新郑唐户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3期。
b、《河南省新郑县唐户两周墓葬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2辑，文物出版社1978年。
[2]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郑市文物事业管理局：《新郑唐户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中原文物》2005年第5期。
[3]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调查资料
[4]]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新郑市唐户遗址裴李岗文化遗存2006年发掘简报》，《考古》，2008年第5期。
[5]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新郑市唐户遗址裴李岗文化遗存2007年发掘简报》，《考古》待发。
[6]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新郑市唐户遗址裴李岗文化遗存2007年发掘简报》，《考古》待发。
[7]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调查资料。
河南裴李岗文化聚落空间集聚分析
理论依据是将特定条件下得到的结果与完全随机过程进行对比。一般而言，函数法能够有效地分辨集聚、均匀和随机 3 种情形，但对于存在集聚分布的情形，函数法不能有效地分辨单中心集聚和多中心集聚以及集聚是否存在方向性，而集聚的方向性和中心数是描述空间分布的基本结构信息，了解集聚的方向性和中心数是解决许多相关应用问题必不可少的前提。因此，需要应用基于几何概率的空间模式测度函数判断数据集所代表的裴李岗文化聚落的空间分布的方向性和中心数，并应用聚类分析和 Voronoi 图求取其集聚中心〔17〕。
本研究按照以下步骤对裴李岗文化聚落数据进行处理与分析: ( 1) 利用函数法( G 函数) 判断裴李岗文化聚落点集的分布特征。( 2) 利用基于几何概率的空间模式测度函数( H 函数) 判断裴李岗文化聚落点集的空间分布的方向性和中心数。( 3) 利用平均距离法对裴李岗文化聚落点集进行聚类分析。( 4) 生成点集 Voronoi 图。
( 5) 利用 Voronoi 图的邻接关系确定裴李岗文化聚落点集中各点所处的层次。( 6) 对裴李岗文化聚落点集中的每一类逐层剥去外围的点，得到每一类的集聚中心。
2 空间集聚分析
2． 1 资料来源以河南 1 ∶ 25 万标准地形图作为工作底图，对其进行镶嵌拼接后提取行政界线( 省界) 图层。裴李岗文化聚落分布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经过地形图校正配准后以点状要素对裴李岗文化聚落进行矢量化。矢量化后的裴李岗文化聚落分布图经考古研究人员校核并对新调查发现的裴李岗文化聚落进行补充①。最终共采集整理裴李岗文化聚落 162个，数字化后作为进一步研究的数据源( 图 1) 。
图 1 河南裴李岗文化聚落分布
Fig． 1 The distribution of Peiligangcultural settlements in Henan Province2． 2 裴李岗文化聚落点集分布特征函数法和样方法是分析点模式的两种常用方法，其中，函数法是以点间距离统计为基础，样方法以点的位置统计为基础，根据本例中点模式的性质，这里采用函数法中的 G 函数来进行分析。设构成点模式的点集为:S = { si，i = 1，2，…n} 。
式中: s
i既代表第 i 个点，又表示其坐标位置决定的向量。则 G 函数的形式为:G( d) =#( dmin( si) ＜ d)n。
式中: n是点模式中点实体的个数; dmin( si) 表示第i个点实体与其最邻近的点实体的距离; # 是计数符号; 分子#( dmin( si) ＜ d) 的含义是与最邻近点实体的距离小于 d的点实体的个数; G( d) 是一个单调递增函数。当点模式存在集聚时，G( d) 的值在开始时呈快速增长; 当点模式属均匀分布时，G( d) 在开始时会缓慢上升，当达到某一距离时便突然快速增加，此距离便是大多数点与其最邻近点之间的间距; 若点模式是随机分布，则 G( d) 在整个区间上会均匀上升。
在本例中，n = 162，根据各点的坐标情况，分别令 d= 10，20，30，40，50，60，70，80，90，100( km) ，则可以得到对 应 G( d) 值 为: 0．673，0．846，0．914，0．963，0．988，0． 994，0． 994，0． 994，0． 994，1，从而得到 G( d) 的函数图像( 图 2) 。
图 2 函数 G( d) 的图形
Fig． 2 The figure of function G( d)由图 2 可知，G( d) 的值在开始时呈快速增长，故而可以知道河南裴李岗文化聚落点模式存在集聚。
2． 3 点集集聚分布的方向性和中心数判断集聚型点模式的结构信息是有效描述集聚型点模式和解决相关应用问题的基础，一般采用基于几何概率的 H 函数对集聚型点模式的结构信息进行分析。设点模式为一个由 n 个离散点组成且分布于边长为 a( a ＞ 0)的平面正方形区域内的离散点集 S，其中，任意两点不共位，则 S 中的 n 个点两两相连得到一个线段集合，即:L( si，ri，θi; i = 1，2，3，…) 。
式中: s
i，ri，θi分别表示L 中第i 条线段的中点坐标矢量、线段长度、线段与纵轴正向的夹角，且有 0 ＜ ri≤槡2a，0·151·第 1 期 杨瑞霞，等: 河南裴李岗文化聚落空间集聚分析①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张松林研究员等对数据进行检查并补充，在此表示感谢!图 4 点集的两个子集Fig． 4 Two subsets of points setVoronoi 图的拓扑关系，其中，位于上方的点集由 10 层Voronoi 多边形组成，位于下方的点集由 4 层 Voronoi 多边形组成。对点集中的每一子集逐层剥去外围的点，得到每一子集的核———集聚中心( 图 6) 。
上方子集的集聚中心为向阳遗址，下方子集的集聚中心为阿岗寺遗址。向阳遗址位于登封市唐庄乡向阳村北，属颍河一级支流石淙河流域，遗址面积 8． 4 万 m2，文化层厚度 1 ～2．5 m，文化类型以裴李岗、仰韶为主，出土有石磨盘、石磨棒、石斧、石铲、石锛、钵、尖底瓶、鼎、盆、罐等〔19〕。阿岗寺遗址位于舞阳县马村乡岗寺村西北，属沙河一级支流新泥河流域，遗址面积 22． 44 万 m2，文化层厚度 1 ～3 m，是一处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周、汉等时期聚落遗址，出土有石镰、石斧、石铲等〔18〕。
2． 6 结论分析
令上方子集的集聚中心为 A( xA，yA) ，下方子集的集聚中心为 B( xB，yB) ，则 AB 与 y 轴的正向夹角 θ 为θ =arccos( | ya－ yb| / dAB)，(xA－ xb) ×(yA－ yb) ≥0 ；
π － arccos( | y
A－ yB| / dAB)，(xA－ xB) ×(yA－ yb) ＜ 0{。
式中: d
AB= ( xA－ xB)2+ ( yA－ yb)槡2。将 A，B 的实际坐标值带入其中，计算得到 θ = 27°35'。该值与 H( θ，Δθ)函数所指示的极值点( θ = 27°) 只差 35'，由于函数计算过程中步距可能造成的误差，此结果可以接受。
以点集中两个子集的集聚中心为圆心，按等距离做同心圆，得到图 7。
图 7 子集的集聚性
Fig． 7 The centralized character of subsets计算每一个同心圆内的平均密度，以同心圆半径为横坐标，同心圆对应的点密度为纵坐标( 图 8) 。从图 8中可以看出，随着距离集聚中心的距离增加，对应范围内点的平均密度呈下降趋势，即同心圆半径与之对应的圆内平均点密度大体上存在一种负相关关系。说明对每一个子集而言，在平均情况下，离集聚中心较近的区域点的密度大于离集聚中心较远的区域，这正是一个真正的集聚中心所具有的属性。
3 结论与讨论
通过上述分析，河南裴李岗文化聚落空间分布存在集聚性，并且具有两个集聚中心，分别为登封市唐庄乡的向阳遗址与舞阳县马村乡的阿岗寺遗址。赵世纲先生认为，裴李岗文化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以裴李岗、莪沟遗址为代表，称其为裴李岗－莪沟类型; 另一种以翟庄、贾湖遗址为代表，称其为翟庄－贾湖类型〔19〕。其中，裴李岗－莪沟类型主要分布在环嵩山区域的山地丘陵地带，翟庄－贾湖类型主要分布在以沙河中游为中心的平原地带。这与本研究的分析结果基本一致。其中，向阳遗址距裴李岗遗址约 30 km，距莪沟遗址约 20 km，且向·153·第 1 期 杨瑞霞，等: 河南裴李岗文化聚落空间集聚分析＜ θi≤ π，i = 1，2，3，…针对 L 构造下列函数，即:H( θ，Δθ，r，Δr) =NT×1P( θ，Δθ，r，Δr)。
式中: T 表示 L 中线段的总数，且T =n[ ]2=n!( n － 2) !2!=12n( n － 1) 。
N 表 示 L 中 出 现 在 区 间
θ －θΔ2，θ +Δθ[ ]2～r －θr2，r +Δr[ ]2上的线段数，可以由统计求得。函数P的含义是在随机条件下，边长为 a 的正方形区域内线段出现在区间θ －θΔ2，θ +Δθ[ ]2～ r －θr2，r +Δr[ ]2上的概率。函数 H 的含义是集合 L 中线段落入上述同一区间的概率之比，故有:E〔H( θ，Δθ，r，Δr) 〕 = 1 。
令
U( θ，Δθ) = P( θ，Δθ，槡22a，槡2a) ，V( r，Δr) = P(π2，π，r，Δr) 。
则当 r =
槡22a，Δr =槡2a 时，有:P( θ，Δθ，r，Δr) = P( θ，Δθ，槡22a，槡2a) = U( θ，Δθ) ；
H( θ，Δθ，r，Δr) =
NT×1U( θ，Δθ)= H( θ，Δθ) 。
当 θ =
π2，Δθ = π 时，有:P( θ，Δθ，r，Δr) = P(π2，π，r，Δr) = V( r，Δr) ；
H( θ，Δθ，r，Δr) =
NT×1V( r，Δr)= H( r，Δr) 。
因为 H( θ，Δθ) 和 H( r，Δr) 是 H( θ，Δθ，r，Δr) 函数的特例，故有:E〔H( θ，Δθ) 〕 = 1，E〔H( r，Δr) 〕 = 1 。
对点集 S 做H( θ，Δθ) ，H( r，Δr) 的图形。当点集为无中心集聚时，前者的图形通常有若干峰值，而后者的图形为一没用明显起伏的曲线; 当点集为单中心集聚时，前者的图形为一没用明显起伏的曲线，而后者的图形必有一个峰值; 当点集为多中心集聚时，二者的图形均将出现若干峰值。峰值的个数代表集聚的方向数或距离数，峰值与1 的差值代表集聚的程度。观察两函数图形的形状，计算出集聚的方向数 ND和集聚的距离数 NL，便可推断点集集聚的方向性和中心数。
设有 k 个集聚中心，若集聚中心两两相连所成线段长度不同且互相都不平行，则有:k[ ]2=12k( k － 1) = ND= NL－ 1 ；
整理得 k
2－ k － 2ND= 0，故:k =1 + 1 + 8N槡D2。
由于 k，N
D，NL都必须为整数，据此可以列出它们取值的对应关系( 表 1) 。
表 1 约定条件下 k，N
D，NL的对应关系Tab． 1 The relationship of k，NDand NLunder the certain condition参数 取值对应关系k 1 2 3 4 5 6 7 8 9 10 11ND0 1 3 6 10 15 21 28 36 45 55NL1 2 4 7 11 16 22 29 37 46 56在本例中，当 r =槡22a，Δr =槡2a 时，取 Δθ =π6，步距为 5°，在〔0，π〕区间分别计算 H 的函数值，可得函数图像( 图 3) 。
图 3 函数 H(
θ，Δθ) 的图形Fig． 3 The figure of function H(θ，Δθ)由图 3 可以看出，函数 H( θ，Δθ) 有一个峰值，也即ND= 1，可知河南裴李岗文化聚落点模式有 2 个集聚中心。
2． 4 裴李岗文化聚落点集聚类分析地理学的一大类问题是分类( 或者说类型划分) ，分类可以采用定性或定量两种方式，聚类分析是定量分类的首选方法。聚类分析在各种应用型学科中有及其广泛的应用前景和大量成功的应用案例，是探索型空间数据分析的主流方法之一，相关的算法很多，本次采用系统聚类法的平均距离法对河南裴李岗文化聚落进行聚类分析。算法如下，即Dpq=1npnq∑i∈p，j∈qdij。
式中: d
ij表示样本 i 和 j 之间的距离; Dpq表示类 p 和 q 之间的距离; np，nq分别为 p，q 中的样本数。
对河南裴李岗文化聚落点集进行聚类分析，求得点集的两个子集( 图 4) ，图中虚线代表两个子集的分界线，其中的每一个子集包含一个集聚中心。
2． 5 求取裴李岗文化聚落点集的集聚中心由于本次点集数据量较少，直接生成邻近多边形不太复杂，故采用直接法生成 Voronoi 图( 图 5) ，建立·152·地域研究与开发 第 31 卷河南裴李岗文化聚落空间集聚分析杨瑞霞1，2，鲁 鹏2，武慧华3( 1． 中国科学院 对地观测与数字地球科学中心，北京 100094；
2． 河南省遥感与 GIS 重点实验室，郑州 450052; 3． 淄博外语学校，山东 淄博 255000)
摘要: 聚落空间分布是聚落考古和环境考古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利用空间模型分析区域聚落分布，可以揭示区域内聚落空间分布形式和聚落之间的空间关系，为重新认识和理解聚落文化提供参考。利用 GIS 技术的空间模型分析功能对河南裴李岗文化聚落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认为河南裴李岗文化时期聚落在空间上具有集聚型分布特征，并且具有双中心集聚结构，即具有两个空间分布中心聚落，分别为登封市唐庄乡的向阳遗址与舞阳县马村乡的阿岗寺遗址。最后从区域聚落规模对比角度对该两处遗址成为空间中心聚落的可能性进行了分析，从模型分析和区域聚落规模对比分析结果，可以认为向阳遗址与阿岗寺遗址是河南裴李岗文化时期聚落分布中心。
关 键 词: 裴李岗文化; 聚落; 空间集聚; 河南省
中图分类号: P20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3-2363( 2012) 01-0150-06
收稿日期: 2011 －04 －25; 修回日期: 2011 －11 －15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1001124，40501043) ; 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项目( G2011 －12)作者简介: 杨瑞霞( 1970 － ) ，女，河南栾川人，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数字环境考古研究，( E-mail) yrx1999@ vip． sina． com。
0 引言
裴李岗文化是一种分布在黄河与淮河流域距今约9 000 ～ 7 000 年之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因 1997 年春在新郑裴李岗遗址发掘而得名〔1〕。裴李岗文化主要有以下特征: 第一，裴李岗文化遗址出土有大量稻谷和碳化米〔2〕，还出土了大量的农业生产工具，其中有砍伐、开垦土地用的石斧，耕作、松土用的石铲，收割作物用的石镰，加工谷物用的石磨盘和石磨棒等。说明裴李岗文化具有较为进步的农业。裴李岗文化还发现有猪、羊的遗骨和牙齿，同时还发现有简单而形象的猪、羊形象的陶塑，说明当时已经出现家畜饲养。因此，裴李岗文化的经济形态以农业经济为主，同时也有家畜饲养和其他经济存在〔3〕。第二，裴李岗文化器物制作比较精致，石器一般通体磨光，陶器器形美观实用，甚至发现有少量骨饰与绿松石饰〔4〕，房屋有单间室和双间室，还发现居住基址内的排水系统等〔5〕，说明裴李岗文化具有一定水平的器物制作工艺和较为先进的建筑理念与技术。第三，舞阳贾湖遗址骨笛和契刻符号的出土大大丰富了对裴李岗时期音乐文化和文字起源的认识〔6〕，裴李岗文化对于研究我国早期音乐文化和文字起源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作为中原地区文化序列中的早期文化，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两周文化、秦汉文化……，一脉相承，熄火相传，生生不息，亘古不灭，裴李岗文化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7〕。
史前聚落空间分布是地理学与考古学共同关注的话题〔8 －11〕。地理信息系统( GIS) 技术应用于聚落考古研究对于聚落空间分布研究的技术与方法具有一定的革新意义〔12 －14〕。裴李岗文化在中原地区分布有 100 多处，环境考古研究也表明裴李岗文化分布与环境具有一定关系〔7〕，利用 GIS 的空间模型分析功能对河南裴李岗文化聚落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有助于揭示河南裴李岗文化聚落系统空间分布及其之间的关系，解释裴李岗文化不同类型的空间特征与环境背景，裴李岗文化聚落分布的空间密度差异及其原因等。
1 原理与方法
地理学研究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地理空间，由于其规模宏大、要素众多、结构复杂，从整体上把握和研究十分困难，因此，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地理学者研究的只是它的子系统〔15 －16〕。传统上子系统的划分可依据一定的时间尺度按空间范围或组成要素进行，这种划分存在多种空间尺度和要素等级层次，空间尺度和要素等级层次之间有各种各样的组合方案，每一个特定方案都可以得到与之对应的确定的子系统，它们正是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简称地理对象。空间模式是地理对象的抽象〔17〕。
从空间认知的角度可将空间模式分为变量模式与实体模式，其中，实体模式又可进一步划分为点、线、区、体 4种类型。对于一个特定的点模式在特定尺度下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统计判断，一般包括 3 种分布状态: 随机分布、均匀分布与集聚分布。本研究就是以河南裴李岗文化聚落作为点模式研究其分布特征。
相互独立的一组坐标数据称为“事件”( events) 或“点群”。在空间数据分析中，常常采用函数法、指标法和样点法研究其在二维空间上的分布规律( 集聚、均匀、随机) 。其中，函数法通过分析函数的图形得到结论，其第 31 卷 第 1 期2012 年 2 月地域研究与开发ARE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Vol． 31 No． 1Feb． 2012图 8 两子集相对于各自集聚中心的集聚性Fig． 8 The centralized characterof each center relativing to its subset阳遗址靠近嵩山腹地，在空间分布上更接近中心位置。
阿岗寺遗址距贾湖遗址仅 5 km 左右，贾湖遗址与阿岗寺遗址空间分布特征类似。
从聚落规模上分析，阿岗寺遗址面积 22． 44 万 m2，远大于贾湖遗址( 5．75 万 m2) 与翟庄遗址( 1． 5 万 m2) ，河南裴李岗文化聚落面积大于 20 万 m2的遗址仅 9 处，阿岗寺遗址在河南裴李岗文化聚落中属于大型聚落遗址，说明阿岗寺聚落遗址在裴李岗文化时期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向阳遗址面积 8．4 万 m2，规模上在河南裴李岗文化聚落中不够突出，但裴李岗－莪沟类型聚落多分布于山地丘陵地带，受地貌条件限制面积一般都不大，向阳遗址在分布于环嵩山区域的裴李岗文化聚落中为面积较大的聚落，说明向阳遗址在环嵩山区域裴李岗文化时期具有一定的重要意义。
本研究仅从空间分布角度对河南裴李岗文化聚落进行分析，所得的中心聚落仅指其处于中心位置，并不能说明其在裴李岗文化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处于的核心地位，但是本研究结论对于河南裴李岗文化聚落等级与聚落形态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河南裴李岗文化聚落等级、聚落形态的空间分布研究也是今后工作的重要方向，以此希望对河南裴李岗文化的认识与了解更加深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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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Henan Province( 上接第 138 页)Intensity of Carbon Emissions and EcologicalCompensation in the City Ecology Circle in Anhui ProvinceSun Xianbin ，Fu Xianlan ，Ni Jianhua ，Zhao Tong( College of Resource Environment and Tourism，Wanxi University，Liuan 237012，China)Abstract: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effects of human activities on carbon emissions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s inthe provincial city ecology circle，the authors utilized data of land use types such as cultivated land，woodland，grassland and land for construction in 1997 and 2007 to calculate carbon emissions and the compensation standardbased on price of fixation carbon dioxide． Carbon emissions greatly varied over different land use types，in whichthe land for construction and cultivated land were considered two major carbon sources． Woodland and grasslandwere two major carbon sinks． The result s shows: ( 1) carbon emissions were found to increase by 14． 4% over theentire the provincial city ecology circle from 1997 to 2007． With the more impacts of human activities，Carbon e-mission from land for construction increased from 745． 87 million tons in 1997 to 1794． 09 million tons in 2007．However，carbon sink maintained generally stable during this period． ( 2 ) Two indexes describing carbon emis-sions，i． e． ，carbon emission per unit area of land and carbon emission per unit area of construction land，were pro-posed． These two indexes could better reflect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from 1997 to 2007 and the differences a-mong the regions． Compared with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in 1997，the two indexes increased 2． 18 times and2． 41 times in 2007，respectively． Carbon emissions peaked in the Hefei City，and showed a relatively higher levelin Chaohu City and a low level in Lu an City，and the index of carbon emission per unit area of land and construc-tion land indicated the same changing trend． ( 3) The land for construction was the largest carbon source，and thecarbon emission per hm2was increasing from 1996 to 2007． Carbon emission per hm2of land and construction land wasmarkedly different in 15 cities or counties． ( 4) On the basis of carbon emission and price of fixation carbon dioxide over theprovincial city ecology circle during the period 1997—2007，the value of the standard for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in three cit-ies was estimated．Key words: carbon emissions; carbon emissions intensity;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the city ecology circle inAnhui Province·155·第 1 期 杨瑞霞，等: 河南裴李岗文化聚落空间集聚分析
[8]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遗址调查资料。
舞阳的历史文化古迹
2010年06月04日 星期五 1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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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编辑mudxia
一、贾湖遗址
贾湖遗址位于河南省舞阳县北舞渡镇西南1.5公里的贾湖村，保护区面积5.5万平方米，是一处规模较大、保存完整、文化积淀极为丰厚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2001年6月，国务院将其确定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确定为20世纪全国100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并被镌刻在北京“中华世纪坛”青铜甬
道显要位置，垂青史册。经专家鉴定，贾湖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第一个具有确定时期记载的文化遗存，是“人类从蒙昧迈向文明的第一道门槛”。作为9000年前人类文明文化的象征，贾湖文化是人类音乐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贾湖文化遗址有许多震惊世界的重大发现：出土的骨笛已具备七音节结构，可以吹奏完整的乐曲，它把人类音乐史向前推进了3000年，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乐器；出土的甲骨契刻符号比安阳殷墟甲骨文早四千年，比素称世界最早的古埃及纸草文字还早一千多年，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字雏形；遗址中发现的实物材料证明，我们的祖先早在八、九千年前就会酿酒，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酒”……
贾湖遗址位于河南省舞阳县北舞渡西南1.5公里的贾湖村东，沙河与泥河之间的冲积平原上，平面呈近圆形，面积约55000平方米，1983年至2001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国科技大学在此发掘7次，计2700平方米，清理出新石器时代房址53座，窑穴370座，陶窑13座，灰坑336座，墓葬445座，瓮棺葬32座，埋狗坑10个，以及濠沟、小坑等。出土陶、石、骨等各种质料的遗物达数千件，特别是七声音阶骨笛，9000年酿酒技术,成组随葬内装石子的龟甲及其契刻符号，动物训化家养,具有原始形态的栽培梗稻尤为引人注意，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反响。经碳14测定，贾湖遗址年代范围为BC7000—BC5800年。考古工
作者将发掘资料分为三期，其中的第一期文化面貌不同于目前发现的我省其它同时期遗址，第二、三期与裴李岗、峨沟等大体同进，第一期年代约为BC7000—BC6600年，第二期为BC6600—BC6200年，第三期为BC6200—BC5800年，文化内涵既与裴李岗文化有不少共同因素，也存在许多差异和独有特征，呈现出淮河上游地区的独特面貌。因之，发掘者将其命名为“贾湖文化”。目前与贾湖相同或大致相同的遗址还有舞阳大岗、郭庄、漯河翟庄、郏县水泉等，主要分布于汝河、洪河、沙河流域。
贾湖遗址是我省同时期文化遗存中保存最好、面积最大、文化面貌最丰富的遗址，具有中心聚落性质，对研究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早期聚落形态、农业尤其是稻作起源、家畜起源、全新世环境气候变迁、音乐起源、汉字起源、卜筮起源等许多重要学术课题均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尤其是七声音阶骨笛的材料在英国《自然》杂志发表之后，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反响，具有很高的国际知名度。
贾湖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具有很高的历史与科学价值，正如我国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在《舞阳贾湖》一书的序言中所说：“贾湖遗址的发掘，可称是80年代以来我国新石器考古中最重要的工作。”其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贾湖遗址有其独特而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复杂的地层关系，这对裴李岗文化的类型与分期研究的深入进行具有重大意义。
2、这里发现的大批房基、墓葬、窑穴、陶窑以及大量的生产工具对研究当时的聚落形态、生产力发展水平都有重大意义。
3、这里发现的大批保存较好的人体骨架及动物骨骼，对研究当时的人种、人类体质、家畜起源、生态环境都具有重要意义。
4、墓葬中随葬成组内装石子的龟甲及共存的骨笛及杈形骨器等原始宗教用具为研究当时的埋葬习俗、龟灵崇拜、信仰等宗教意识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
5、这里出土的我国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乐器—骨笛，经研究已具备了四声、五声、六声、七声音阶，在我国乃至世界音乐史上都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6、贾湖遗址出土的刻在龟甲、骨器、石器、陶器上的契刻符号表明，在距今8000—9000年的贾湖文化已出现了原始文字性质的符号，对研究我国文字的起源提供了重要资料。
7、经中国科技大学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对贾湖出土的陶器进行研究分析，九千年前的贾湖人已掌握原始的酿酒技术，这对研究世界酒文化史具有重大意义。
二、北舞渡镇山陕会馆彩牌楼：清代牌楼建筑之冠
清朝初期，北舞渡镇的商贸活动盛极一时，山西、陕西等地的商人云集此地，为了迎来送往、商贾联谊，两地商人合资兴建了山陕会馆。中国历史上的会馆，兴起于明朝，鼎盛于清代，衰微于民国。蕴涵着乡音、乡情的会馆，以其人文气韵的独特，已成为中外游客眼中的新景观。
据现存碑刻记载，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北舞渡镇山陕会馆有春秋楼、大花戏楼、大殿、铁旗杆、钟鼓楼等建筑。可惜，这些建筑大都被毁，我们现在只能从碑刻史书中领略它们的风采了。值得庆幸的是，山陕会馆中建于清道光五年(公元1825年)的工艺奇特、玲珑美观的彩牌楼，至今保存相对完好。作为河南省重点保护文物，它被誉为“河南清代牌楼建筑之冠”。
彩牌楼面朝正南方向，是三间五楼六柱、柱不出头式牌楼建筑。柱子排成工字形，边柱斜出，边柱与中柱成三角形，使两边的次楼成斜出的歇山顶。主次楼都用灰色板瓦覆盖，主楼正脊用八节透雕花卉的脊筒组成，楼阁两边是造型逼真、栩栩如生的驼珠、奔狮。整个楼顶屋面曲线缓和，层层叠叠，翼角高高升起厂
蛔娜多姿，翩翩欲飞。主楼正中宽大的龙风板中央悬挂着“浩气英风”匾额。原匾在十年动乱中被毁，现在我们见到的匾额是舞阳县博物馆派人修复的。
彩牌楼身的中柱和边柱均为圆形，柱下放置有垫鼓形桑墩（柱础），每根柱上都有制作规整的抱鼓石，中柱正面的抱鼓石上是一个昂首张口蹲卧的石狮，背面抱鼓石上是一个变形的石狮。像许多旅游区的这类建筑一样，石狮己经被“抚摸’得发亮，显出别样的盎然生机。整个彩牌楼轻灵中自有厚重，华丽间透着庄严，巍峨壮观，光彩照人，展现了我国古代建筑的优良风范和独特风格。
三、舞阳城隍庙
位于舞阳县城西大街北侧。由达鲁花赤按摊不花创建于元至大四年（公元1311年）为祭祀城隍庙而建庙，故名。明、清屡经修葺扩建。现存建筑有拜殿、大殿、后殿、厢房、配殿、廊房。拜殿面阔五间，进深三间，为悬山顶殿堂建筑；后殿面阔五间，进深三间，为悬山顶建筑。后殿内塑城隍及二夫人像，厢房内塑十二生肖，后院有小桥流水，荷花游鱼，别有洞天。
城隍是自然神，凡有城池就应该有城隍庙。最早的城隍庙见于三国吴赤乌二年（公元239年）建的芜湖城隍庙。宋代以后，城隍开始人格化，群众多把去世后的英雄或名臣奉为城隍神，如苏州把战国时春申君黄歇，上海把秦裕伯，北京把文天祥、杨椒山，杭州把周新，会稽把庞王，南宁、桂林把苏缄等。建于元代的舞阳城隍到底奉的是哪位英雄或名臣已经无从考证，但对于普通百姓而言，这并不重要，只要城隍爷在这儿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就可以了。
2000年被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四、阿岗寺遗址
位于河南省舞阳县城北20公里的马村乡岗寺村西北土岗上，总面积21万平方米，遗址为一高出地面2－3米的台地，四周地势平坦。从地表和断层上可见窖穴、房基及红烧士地坪。在断壁上采集到大量的标本有石斧、石镰、石铲、骨锥、陶纺轮、陶拍、网坠、陶鼎、陶豆、陶罐、陶瓤、陶壶以及碳化稻粒和大量鹿角及动物骨骼。出土的陶器有红陶、彩陶、灰陶、亮黑蛋壳陶等。仰韶文化遗物有泥质红陶和彩陶，陶器上用黑、白和棕红色绘成网纹、带纹、蓝纹和日月星象纹图案。大汶口文化遗物有红陶、高柄镂孔黑陶杯、红陶碗和豆盖等。龙山文化遗物有灰陶和蛋壳黑陶，器形有壶、盘、瓤，饰绳纹、附加堆纹和篦点纹。从器物类型特征看，文化层内涵丰富，包涵着裴李岗、仰韶、大汶口、屈家岭、龙山、二里头等诸多文化因素，是一处融江汉、黄淮河流域文化特征的古代文化遗存。1963年被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五、樊哙墓：
樊哙墓位于舞阳县马村乡郭庄村。樊哙，江苏沛县人，以舍人起于沛，与汉高祖刘邦曾隐于芒砀山泽之间，随刘邦攻秦，屡立战功。鸿门宴上范增欲杀刘邦，哙操刀持盾，拨倒卫士直入宴席，使刘邦转危为安，天下大定迁左丞相。封舞阳侯，溢封武侯，死后葬舞阳。由于樊哙作战勇敢，忠心保国，曾有磨骨三分救主的故事传于民间，他的事迹被代代传颂，受到世人敬仰，被当地百姓称为“樊官爷”，仅樊哙祠在舞阳就有四处，现墓冢旁存《后汉书》作者班固撰写的碑刻，文曰：“黄黄将军，盛盖不当，操刀挟盾，拨主项堂，汉兴楚破，娇娇忠良，卒为丞相，帝室以康”。额书“汉适元勋”。清舞阳邑令王骐在舞阳八景也赋诗道：“汉封侯爵位亲臣，十八丛中第几人，怒发冲冠惊项王，拥于排班谏丹宸，鸿门事业传千古，舞邑争尝报万春，几度祠前苹藻荐，俨然遗像至人新”。解放前，建有陵园，墓冢高大，解放后，陵园逐被群众占用，墓冢水土流失，所剩甚少。
现为舞阳县文物保护单位。
六、狄青冢
位于舞阳辛安镇青家集村南，村以青家而得名，墓家现存高约7米，周约250米，墓家上下树木繁茂，风景优美，现为舞阳县文物保护单位，据道光《舞阳县志·古迹篇》，“青冢在城北12里，狄襄公墓故名”。又“马村在城北35里，武襄公养马处，饮马湖，狄青饮马处在马村东北”。据《二十五史·宋史·列传》狄青、字汉臣，汾州河西人，善骑射……“他一生作战勇猛，屡立战功，为当朝所器重，官至中书今，溢武襄。
七、开元寺
开元寺位于县城东侧：现仅存大殿及拜殿。大殿面阔五间、悬山顶、前檐下施斗拱。拜殿位于大殿前，面阔五间，弧形脊。开元寺碑刻无存，根据现存八个覆盆式柱础看，开元寺始建于唐代，据道光《舞阳县志》载：原来的开元寺有山门、包厦、钟鼓楼、地藏殿、大悲阁、阎君殿等，民国以来，佛像拆除设立“开元高中”，解放后设立豫西行政干部学校、高中师范部，50年代被县机械厂占用，1984年与城隍庙一起收回文物部门管理使用。
2000年被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八、彼岸寺
彼岸寺（又名高寺），位于侯集乡高寺与芦郭村之间的高寺小学院内，据碑刻记载，现在的大殿中佛殿始建于元至正二年（1342年），寺内建筑大都为高寺小学拆迁改建。现仅存中佛殿及天王殿，中佛殿为歇山顶、面阔、进深各三间。中佛殿为六架椽屋，用三柱、使用减柱造，前檐补间铺作，保留有真昂，柱有明显的侧脚与柱升起，漫拱为足材隐刻拱眼，伏上多用草伏和自然弯材，都具有早期特征，主要构件仍不失元代旧貌。1982年，省文物局拨款2.5万元进行了大修，属河南省第二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天王殿位于中佛殿前，硬山顶，面阔三间。
九、大岗遗址
舞阳县大岗遗址，位于舞阳县城北28公里，侯集乡大岗村北端的一片地势略微起伏的土岗上。这里原发现为一处新石器早期时代，裴李岗文化遗址和汉代墓群，1989年复查时发现了细石器材料。
为配合砖厂取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分别于1989年冬和1990年春对该地点进行了两次发掘，面积为300平方米。经两次发掘，获石制品327件，石料多以燧石居多，约占半数以上，其次为脉石英，占三分之一以上，而石英岩、玛瑙、水晶等石料数量较少。石器种类包括细石核、砸击石核、锤石核、石片细石叶、多种刮削器、尖状器，其中圆头短身刮削器最多，少量复刃刮削器最精。小尖状器为大岗遗址代表器物之一，又可分单尖、双尖两种。
大岗遗址细石器文化层的考古发掘十分重要，它是中原地区第一次发现的裴李岗文化和细石器文化的叠压地层关系，在国内尚属罕见，大岗文化可能就是裴李岗文化的源头之一。
2000年被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十、东不羮遗址
东不羮(láng)遗址是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舞阳章化乡前古城村，距舞阳县城30公里，城址始建于战国，为楚国最北端的一个军事重镇，楚平王曾派其弟弃疾留守此地，留下了不少美丽的传说故事。自战国至东晋，这里一直为舞阳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至后燕慕荣农贺耕于定陵，毁弃此城，经历了六、七百年的历史。在城内出土了大批战国至晋代的历史文物，主要有青铜剑、剑范、铜壶、郢爰、王铢钱等，为研究楚在舞阳的军事活动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东不羹城为春秋时期楚国北方的一座重要的边塞要城，在许多历史文献中都有记载。据《左传》记载：“楚筑不羹，有东西二城，此或其东城也”又“楚筑二不羹，屯兵以拒中夏，此东城也”。
东不羹城位于汝河与灰河交界处，地势险要，风景优美。从军事需要看，沙、澧、灰三河可做为天然屏障，城池就建在沙河南岸，依沙河顺势而建，略呈三角形。城周长5．5公里，现存高度1－1．5米，城内面积约7500000平方米。为防水患，在城墙西北角筑建长1公里的巨石大坝，河下为深潭，名曰“石墓潭”,传为楚平王葬身处。汉定陵县、魏定陵郡皆设于此。晋太元15年（公元391年），城池遭毁，遂迁址于北舞渡。
十一、北舞渡镇清朝当铺遗址
当铺位于镇区东老街（文昌街）路东，南距会馆百米之遥，清代当铺院，当铺创建于清道光八年，相传为山陕巨商所修，后转天主堂用，解放后，为中共北舞渡区委所在地，还为我县第一个地下党组——时雨学社的旧址。
整个建筑，坐东朝西，面阔五间，二进四合院。皆为硬山顶式，前过庭（代大门）后过庭、大庭位于同一中轴线。过庭均为楼房，外檐柱四根，直径34公分，面阔五间，均为圆圈窗，窗下铺青石，上镌刻花草、卷云、麒麟浮雕。当心间搭牵上有（时）道光八年（1828年）次戊子的纪年。南北厢房进深4米，宽7.8米。过庭进深5.8米，宽15.53米，总长为36.4米，总宽度为15.53米，前院厢房坍塌三间。
据碑刻记载，北舞渡镇在清代为予中重要商品集散地，山陕巨商云至雨云集，纷纷投资经商，这组结构严谨，建筑雄伟的大型建筑群也应运而生，由于这里市场繁荣，全镇象这样的大型当铺就有四座。由于当时基本建设投资过多，老板无力经营，才转让给天主教士。这里不仅是一处珍贵的古代建筑群落，同时还是一处重要的革命纪念地，解放前舞阳的第一个革命党组织“时雨学社”就在此诞生。故它又是一处重要的革命纪念地。所以他是研究党史，我国资本主义萌芽史、宗教史的重要资料。
北舞渡当铺和山陕会馆一样，显现着清代北舞渡商业经济的盛况，诉说着这里当年辉煌的历史。国家文物局副局长、文物鉴定组组长黄景略先后在此视察后认为，象这样完整的当铺建筑在全国已为数不多，足见其珍贵性。2000年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十二、北舞渡镇天爷庙
天爷庙位于北舞渡文昌街南端路东，与会馆隔路相望。根据《重修玉帝庙碑》记载：“……见石碣乃嘉靖乙酉重修碑也，细读其文乃毁于元季至嘉靖仅余铜像”。说明该庙宇元代已有，历经战火屡修屡废，于清光绪年间又进行了重修。
天爷庙座北朝南，现仅存正殿三间，西配殿三间。大殿为悬山顶，四重梁架，九路檩，前檐用四柱，殿内金柱靠后支撑大梁，梁架通体饰彩绘，西山保留了较完整的壁画，前檐下饰以木棱窗，额枋上饰以对称的深浮雕云纹图案以及透雕的单凰牡丹、羽人、古树、麋鹿、荷花等图案，整个建筑结构严谨、用料考究。西配殿为三重梁架，硬山顶、廊檐式，整个建筑用料考究，梁架饰以彩绘，是清代典型的殿堂式建筑，具有较高的历史和极高的艺术价值。
这里不但是一处重要的古代历史建筑，还是一处重要的革命纪念地。1941年，这里为国民党北舞渡区公所，在我党工作者的领导下，为反对国民党逼粮逼款，三千老妪聚集于此，捣毁国民党区公所，烧毁帐本，砸毁办公用具，吓得区长尚振华仓惶逃窜。所以这里又是一处重要的革命纪念地，2000年被省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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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南方文明之源——五溪文化
朱贤林
湖南洪江高庙遗址被评为“200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2006年入列国务院公布的“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高庙考古的重大发现，将人类祭祀史至少前推千年，证明在为拥有“五千年文明”而骄傲的华夏大地上，历来被称之为“蛮荒之地”的五溪，远在七千年前却已是“文明之邦”！笔者几年来对“五溪（高庙）文化”进行着孜孜不倦的探索与研究，萌生了一个大胆假设：至少可以说中华南方文明起源于五溪地域！
一、中华南方长江文化的五溪寻根探源
1、五溪文化是中华南方文明之源。五溪八蛮地,楚国旧边城. 势雄接云贵,万壑赴洞庭。五溪乃酉溪、辰溪、巫溪、雄溪、朗溪之总称。五溪汇而沅水成。沅与源，在文字没有发明之前，是同音表达，沅水的真正含义是源水，是远古人类文化与文明的起源之水！五溪文化顺沅江而下，对三湘大地以及长江流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孕育催生了辉煌的中华南方文明。这一推测得到了以高庙为核心的五溪区域考古发现的有力证明。一系列的五溪考古发现表明：以高庙为代表的五溪文化不但上有继承下有传播，不但影响了同时期的湖南长沙大塘文化、稍晚的浙江河姆渡文化、珠江三角洲文化、江浙一带的良渚文化、山东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中原的仰韶中晚期文化和商周的青铜文化及当今的民族民间文化，还向西传播到了西亚，影响了那里的苏美尔文明。在古印度、埃及等文明中,也可找到高庙文化的影子。
2、五溪流域是我国稻作发源地。中国稻作文化历史悠久，中国稻作之父丁颖根据古籍记载和出土遗踪，论证了中国水稻起源于距今5000多年前的神农时代，对于水稻起源地点，尽管受到上世纪前叶考古成果的局限，丁颖仍将其地域圈定在了主要以云贵高地的某一区域为中心，沿着那些大河川的河谷及河谷之间，呈放射状向四周扩展的某一个区域。这一水稻起源的观点，在随后开展的中国稻作史研究中也得到了支持。而五溪大地正好处于云贵高原的东半部向长江中游丘陵的过度地带。高庙考古的重大发现，为中国水稻的发源地点燃了一盏明亮的灯：发源处就在五溪区域。随着越来越多远古遗址的发现，在五溪考古学家们又发掘出距今5000年左右的稻作文化遗址达12处之多。在这批早期的“贝丘遗址”中不仅发现大量的打制石片石器，还发现了不少的磨制的石斧、石锛、石片和石铲。同时，还发现直接用于收割农作物的工具——蚌镰与石镰。在新晃大洞坪贝丘遗址中出土的陶片里，还发现有稻谷壳的碳化物。说明在高庙文化时期，“五溪”先民已开始种植水稻了。历史与现实总是惊人的相似与巧合！惠及全人类的杂交稻的发明者袁隆平院士，乃住在沅水东岸的安江农校，与7400年前的高庙遗址仅一江之隔。
3、五溪巫傩文化是中国道教的源起。儒学、道学和外来的佛学，共同构筑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三足鼎立、三教融合的局面。儒教文化产生在黄河流域，佛教文化产生于恒河流域，而中国道教则源起于五溪巫傩文化。五溪巫傩文化大体可以分为：辰州傩、瑶族盘瓠祭祀、苗族跳香祭祀和新晃的“咚咚推”侗族傩戏。作为五溪巫傩文化之首的辰州傩，2006年被列为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五溪地区的民间日常生产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五溪人自古以来生产、生活与文化传承的缩影，是原始宗教和古老戏剧的活化石。传承千年的辰州傩文化，保存着古代祭祀仪式多姿多彩的风貌，涵盖了民族民间政治、历史、民族、宗教、考古、语言、文学、艺术等诸方面内容，它的仪式、唱本成为了进一步进行研究的人类学研究文本。《楚辞.九歌序》中说：“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作歌舞以乐诸神。”至今此风犹存。
二、雄踞五溪的远东巴比伦神庙——高庙
1、高庙遗址的地理位置。高庙遗址所在地洪江市在自然地理区划上属于沅水中游，与沅水上游同样具有山地与河谷相间的地貌特征，而与沅水下游地区丘陵与冲积平原相间的地貌有明显差别。从Googel Earth卫星地图上看，高庙遗址东依雪峰山系而与资水相隔，西、北屏嶂武陵山系与乌江和澧水相背，西南倚云贵高原和南岭余脉与珠江分界，是一个高山环绕的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在远古堪称 “天府之国”。
2、高庙遗址的文化特征。通过三次发掘，高庙遗址在台地顶部主要分布着史前居民的房屋、祭祀场所和墓地，地层堆积厚约0.8～1.5米，有3～10个左右的文化层。其周围的斜坡则属于贝丘堆积，厚约3.5～6.5米，最多可分为27层。在遗址区地表分布着现代房屋及耕地，其下的文化堆积依次属于明清时期、东周时期及新石器时代，其中明清和东周时期的遗存已破坏殆尽。遗址中保存的主要是新石器时代文化堆积，可以划分为上、下两大部分（各自包含若干地层），分属于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其中，下部堆积的文化特征明显有别于周邻地区同时期的考古学文化。这类遗存在本地区的辰溪、中方和麻阳县的多个地点均有出土，区域特征鲜明，以高庙遗址所出最为典型，且又是最先发现，故可命名为“高庙文化” 。
3、高庙是7000年前的祭祀场所。高庙是一处大型祭祀场所，距今7000年以上，占地约1000平方米。其年代之早，规模之大，而且可以明确辨认出诸多祭祀设施：主祭场所、大量祭祀坑，以及与祭祀活动相关的的房址、储藏祭品（河螺）的窖穴等，这些在我国现存的同时期史前遗存中都是罕见的，反映出史前居民祭仪活动的真实状况，表明这里是一个区域性宗教中心。1991年曾在本遗址出土一件高直领白陶罐，颈部戳印有带双羽的獠牙兽面纹，两侧各立一“梯阙”的图像。若将其与新发现的主祭场所柱洞的结构相对照，就会发现它或许就是当时主祭场所（高梯架亭台式建筑）的摹写，是一幅生动的祭仪图。在遗址中，出土了装饰飞鸟、獠牙兽面、太阳、八角星纹等图像的大量陶器，许多还是精美的白陶，它们显系祭器，也是判断这处大型祭祀场性质的重要佐证。
4、高庙在7000多年诞生了中华图腾凤凰。现已形成的一般观念，龙源自北方黄河流域，凤凰则发源于长江流域。而在高庙出土的陶器上已经有表现神灵崇拜的图像，高庙文化遗存的部分陶器上装饰有戳印篦点纹连缀而成各种复杂图像，技艺精湛，构思诡谲。这些图像中的獠牙兽面附有双翅；飞鸟则头戴羽冠，双翅载托太阳或八角星翱翔中天。这类图像在五溪高庙文化的鼎盛期（距今约7400～7100年）最为发达，其最早的推定其年代距今7800年左右。有明显的迹象表明，高庙文化最初出现的八角星纹以及獠牙兽面、鸟载太阳等图像，在较晚时期逐步流行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及黄河流域，甚至更远。在洞庭湖区的坟山堡、汤家岗遗址，太湖流域的崧泽文化，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山东的大汶口文化，以及辽宁小河沿遗址南台地，出土的某些陶器或玉器上均见到与高庙文化完全类同的八角星纹。浙江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和陕西泉护村仰韶文化遗存中所见到的鸟与太阳或鸟与兽面的复合图像，都与高庙遗址发现的类似。按年代及其在地理上的渐进可以推测，其源起在五溪的高庙。
5、高庙在7000年前是区域政治文化中心。高庙上层遗存发现的30余座墓葬中，M26、M27是两座较为特殊的并穴合葬墓，它们南面还平行分布有多座墓葬，均开口于同一层位下。这两座墓随葬品中均有精美的大型玉器，其品质在整个墓地极为突出（其他墓葬均未发现玉器）。特别是M27出有顶端两侧带“扉牙”的玉钺，显然是墓主人权威和地位的象征。我们推测这两座墓可能属夫妻合葬，墓主应是当时的部落首领。这种带“扉牙”的玉钺，在中国史前时期遗址中极为罕见。从地层关系等判断，这组墓葬的年代大致为距今5800年左右。它们既对研究该遗址史前居民的社会阶层状况以及部落成员的贫富分化具有重要的意义，也为当地与周邻地区同时期社会发展状况的横向比较和联系提供了宝贵资料。由此还可以得出另一个重要的判断，高庙显然是当时该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三、悠久辉煌的五溪文化
可以远溯到七千多年前的五溪文化，其辉煌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得到见证。
1、五溪人早已会人工取火和熟食。在五溪发现的大批旧石器地点中，有不少地点出土有可用于取火的黑色燧石。在新晃大桥溪地点、鹤城岩屋滩地点还发现被火烧烤过而留下的红褐色斑痕的砾石和打制石器。值得提及的是，考古工作者在发掘新晃大桥溪旧石器地点时，在出土打制石器的地层中，还发现有红烧土块。进一步证明五溪人在这时期已使用火的事实。新晃大桥溪地点位于舞水河的二级阶地，属中更世晚期，即考古学的旧石器时代中期。说明五溪人至迟在旧石器时代中期已掌握了人工取火的方法，并使之应用于生产和生活之中。
2、渔猎在高庙人的生产和生活中仍占重要地位。高庙文化遗址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遗址的文化层由大量的螺、贝、蚌和鱼刺、兽骨堆积而成，人们常称为“贝丘遗址”。堆积的厚度，多在3米以上，其中高庙遗址最厚处达7米。在其文化层中发现和出土大量的石网坠，证明高庙时期五溪人的捕鱼作业，由先前的个人作业、徒手作业进入了集体的拉网式作业。遗址中大量水生动物的骨壳和大量兽类遗骸在这期遗址的发现，大量捕鱼工具的部件——网坠的出土，证明高庙文化时期，渔猎在“五溪”先民经济生活中仍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3、发达的制陶业与极高水平的陶器装饰工艺。高庙文化中的陶器有罐、簋、盆、盘、缶本、支座等器型。陶片多见褐色陶，也有红、灰、黄褐和白陶，陶胎多夹砂。器类主要为圆底器和圈足器，少见平底器，不见三足器。典型器有高领深腹罐、圈足盘、圆底缶本和碗型器。器型规整，胎壁不厚且均匀，制作方法为轮制，其制作和烧造都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特别是陶器上的花纹装饰，内涵丰富，特色鲜明。其中蓖点纹特别突出，可谓登峰造极，不仅有由蓖点纹构成的多种几何形纹，而且有蓖点组成的富有变化的凤鸟纹。其构图的夸张、奔放和技法的规整、娴熟，实在难以令人想象它是产生于七千年前的史前时期。陶罐上的兽面与风鸟载日神徽，其神像的造型、构思与制作技法，几乎与现代艺术品中的同类题材媲美。高庙文化中一大批具有地方特色的陶器器型和寓有深奥文化内涵、流畅精美的纹饰，是构成高庙文化的主体，反映了“五溪”先民在这时期较高的生产力水平和极高的文化素养，彰显着五溪高庙文明的辉煌！
4、打制石器与磨制石器并存的石器加工业。“五溪”地区发现的这批早期的“贝丘遗址”，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大量的打制石器与磨制石器并存。打制石器最常见的是大薄石片，再就是琢制与磨制兼施石器，十分精致和美观，这种石器在麻阳火车站遗址、麻阳上洲遗址都有出土。出土最多的乃是全身抛光的磨制石斧。特别有一种有肩石斧，尤具地方特色，黔阳高庙，麻阳火车站等遗址均有出土，而在洞庭湖的同期遗址里则少见或不见。另外，有孔石铲 (或曰有钺)、契形百凿、百锛、石刀等磨制石器也多有出土，制作工艺精良。同时，在这期的遗址里，还出土一批多式样的磨制骨制品，多见的有骨针、骨锥、骨哨等，先民已运用了缝纫技术，脱离了以树皮、草叶遮身的“野蛮”时代。石钺、骨哨的发现，说明这时的“五溪”先民已有了一定的社会组织和集体 (部落) 行动观念。
5、房屋建筑比较规矗，已有了固定的村落。“五溪”地区发现的“贝丘遗址”都堆积有很多螺壳、兽骨等残骸，面积最宽者可达数千平方米，堆积物的厚度可达7米，并可分辨出多个文化层。其中黔阳高庙遗址就可分出5~7个文化层次。说明该遗址是一个长期有人居住的固定村落，并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在遗址的文化层中，我们还发现了一批柱洞，从柱洞有规律分布分析，应为木构件房屋基址。在麻阳火车站遗址，还发现一大片红烧土地面，估计也应是房屋的遗址，人们为了防潮先将地面用火烧烤，使其地面坚硬和具有防潮功能，这对远古人类来说，可称得上是一种先迸的建房手段了。
磨制石器的出现和普遍使用，制陶业的成熟，稻作农业的发现，家畜饲养业的兴起，固定村落的形成和有组织的渔猎等生产活动的开展，标志着炎帝的子孙——“五溪”先民在7000年前就已经从渔猎经济过渡到生产经济，开始饲养动物和种植水稻，也标志着“五溪”先民当时已名符其实地进入了“文明时代”，并孕育催生了中华南方文明。
《童恩正学术文集》是研究中国西南部古代史与民族学内容最为丰富、观念最为新颖的一个文集。童先生的老师是冯汉骥先生，从冯先生那里童先生受得的教育是广泛的，是人类学的，但是童先生比起他的老师来，做了进一步的质的突破。
《童恩正学术文集》三卷各有特色。第一卷讲古代的巴蜀。四川东部的巴和西部成都平原的蜀，是构成日后四川文明的两大分支。近年来，尤其是成都的崭新考古发现使我们对蜀的文明增加了很多新的问题，怎样解决这些新的问题，童先生近年来是一直放在心里面的。
第二卷西南民族考古研究是童先生近十多年来集中力量研究的主题，他在这方面最重要的贡献和对中国南方古代文明重要性的认识，是苏秉琦先生区系类型的中国文明起源新理论的一个最重要的础石。中国南方的文明立基于它的农业，童先生在本书第三卷对中国南方农业已有的资料重要性作了详实的讨论。
第三卷对文化人类学研究，除了对摩尔根批评以外，中国古代酋邦制度、巫和酒与商代灭亡的关系，都是很有意思的文章，令人屡读不倦。
童恩正先生是我的好友，我当然对他的作品可能有偏见，但是，读了这本文集，没有一个人不为这个62岁身体，32岁精神的中国少有学者的早逝而叹息。童先生在“文化革命”期间被迫浪费了很多时间，自从1982年以来就拼命工作，似乎是想要用“拼命”来弥补失去的时间，也许因此，他过早地结束了人生的旅程，但是《童恩正学术文集》被留下来作为证人，证明这一代人之中有像童先生这样的学者。1997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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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第7版）》65折热卖 >>·《思移力》（比《秘密》更有价值的法则！）全国独家 >> 内容简介 《南方文明：童恩正学术文集》收录“南方——中华民族古文明的重要孕育之地”、“人类可能的发源地——中国西南地区”、“人类可能的发源地——中国西南地区”、“中国西南的旧石器时代文化”、“中国南方农业的起源及其特征”等作品。
·查看全部>>目录 序言[美]张光直
再版序[美]许倬云
南方——中华民族古文明的重要孕育之地
人类可能的发源地——中国西南地区
中国西南的旧石器时代文化
论南中国与东南亚的中石器时代（与卡尔·L·赫特勒合作）
中国南方农业的起源及其特征
略述东南亚及中国南部农业起源的若干问题
——兼谈农业考古研究方法
略论我国西南地区的史前考古
中国西南地区民族研究在东南亚区域民族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西藏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及其相关问题（与冷健
合作）
西藏高原上的手斧
西藏考古综述
西藏考古新发现
近二十年来东南亚地区的考古新发现及国外学者对我国南方
古文明起源的研究
关于使用电子计算机缀合商代卜甲碎片的初步报告（与张隍
楷、陈景春合作）
石器的微痕研究
略谈云南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的族属
我国西南地区青铜剑的研究
我国西南地区青铜戈的研究
近年来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战国秦汉时代的考古发现及其研究
试论早期铜鼓
再论早期铜鼓
从出土文物看楚文化与南方诸民族的关系
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
从考古学资料看中国西南地区的奴隶社会
·查看全部>>精彩书摘 西南地区的石片工具形状不固定，复刃器多，往往为定名带来一定的困难，而且不经二次加工即直接使用石片的现象也很普遍。究其原因，还是和它们的主要职能是加工竹木器有关。怀特（J．P．White）在新几内亚土著居民中的调查证明，当地打制的石片工具主要用以加工木器。在此情况下，起作用的往往是刃部的形状，其次是工具的大小。至于整个器身，是决定于石片的原始形状，并不需要作进一步的加工。西南地区的情况，当亦与之近似。
在欧洲、非洲和亚洲的很多地方，包括我国华北在内，旧石器时代末期都出现了细石器。但是在西南地区（西藏高原在外）及东南亚的大陆部分，细石器却非常罕见（不是没有）。有人认为在这一区域之内，细石器的切割、穿钻职能已经为竹器所代替。如果考虑到这里的自然条件和历史传统，笔者认为这一假设还是合乎实际的。
除了竹木器以外（遗憾的是，这些工具在湿热的气候条件下难以保存，我们只能依靠间接的证据加以推测），骨角器似乎也是西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常用的工具。穿洞发现的大量制作精美的骨角器，代表了当时人们高度的工艺水平。尽管原报告定名为骨锥、骨铲，但笔者认为至少其中一部分是可能作箭镞或凿类使用的。石器的某些职能，在此可能是被骨角器代替了。在东南亚地区，较多的骨角器与砍器、石片工具同出的遗址罕见。惟一的例外是婆罗洲沙捞越西北部的尼阿洞穴遗址，其中发现骨器的种类有钻、镞、凿、刮刀等，从距今8000至16000年的地层中共出土51件，从距今16000年以前的地层中出土了19件。其数量虽不如穿洞多，但亦足以证明此种传统并非孤立的现象。
由此可见，由于中国西南地区富有特征的生态环境，旧石器时代生活于此的人类也就采取了多种的适应方法。石器制作的相对简单，并不能反映当时的生产水平。只有综合包括竹、木、骨、角、蚌等有机物作原料的工具作全面的审查，方能对这一地区的工艺技术作出完整的评价。莫维士根据某些石器呈现出的表面现象，推演出亚洲旧石器文化停滞等理论，是完全错误的。井川史子曾经指出：“我们怀疑东亚和南亚石器的明显简单和重复的现象是表面性的，它可能掩盖了大量不同的地方文化传统和多种适应自然的方式。利用这些简单的石器加工而成的非石质工具，可能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变化性。”这一结论无疑是客观的。
4古老的文化传统
用砾石经简单的打击而制成的边刮器、尖状器和砍器，从元谋猿人化石产地开始出现，一直贯穿西南旧石器文化的始终。实际上，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种文化传统。世界上最早的砾石石器，据说是出土于肯尼亚特卡纳湖畔的科比·弗拉（Koobi Fore）遗址，距今约260万年。其次是奥尔杜威峡谷的下层，距今约185万年。某些持非洲是人类发源地的理论的学者均认为此种石器传统可能为“能人”所创造。以后这一文化分为两支，在欧洲、非洲、西亚和南亚发展成了“手斧传统”，而在东亚、东南亚则长期保留了砾石工具的传统。1960年，印度考古学家克岂（A．P．Khatri）在印度中部的纳尔马达河谷（Nannada Valley）中更新世早段，即早于舍利一阿舍利文化（Chelles-Acheul Culture）的地层中发现了与奥尔杜威文化类似的砾石石器，首次提出了印度的舍利一阿舍利文化（手斧传统）和索安文化（砍器传统）都是由本土的早期砾石文化发展起来的推测。元猿人牙齿化石产地发现的砾石工具，将中国西南地区砾石工具的传统提到了170万年以前，这就更进一步加强了亚洲有自己的砾石工具传统的假设。 四 结语
中国旧石器文化的研究，是从周口店中国猿人文化开始的。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学术界考察和研究的重点，大部分集中在黄河以北的地区。早在1964年，当黔西观音洞文化初次发现时，裴文中先生即曾敏锐地指出：“我们认为，我们现在正面临着旧石器考古学上研究的新课题。很可能，在中国南部的洞穴中，以现在这个贵州观音洞为例，我们将要遇到的是与欧洲大陆的旧石器文化不相同的一种新的文化系统，与我国北方已知的旧石器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有些相似。”以后一系列的发现证明了裴先生的科学预见。目前西南地区的旧石器文化已经以其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风格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笔者认为：中国西南地区旧石器时代的砾石工具传统，很可能是随着人类最初在本地区的出现就开始了的。虽然现在还缺乏实物资料，但是根据现有的线索，我们相信将来在第三纪末至第四纪初的地层中，必将有新的发现。由于砾石随处可得，打制技术原始，分布在亚、非两洲的人形超科动物独立地发明了这种工艺，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所以这种文化传统并不一定如某些西方学者所言，是由非洲传入亚洲的。
由于西南地区热带和亚热带的自然条件提供了丰富而优良的竹木资源，这一地区的古人类在使用石质工具的同时，必然会使用这种有机质的工具。在历史发展中，古人类对有机质工具的依赖性日益加强，这样就必然影响到制石技术的发展。西南地区石器传统的某些特征，应该结合此种生态环境加以解释才能合理。而要衡量本地区旧石器文化的水平，也只有综合其生产工具的整体优越性，方能作出符合实际的评价。
西南地区多变的地形，复杂的自然环境，使人们不得不采取多种适应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而且不同地区的人群经常在相对隔离的情况下进行活动，这就为众多的社会和文化集团的形成，创造了客观条件。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若干区域性文化平行发展的趋势，其特征不一，水平不同。现今本地区多民族杂居的情况，应该与这种历史背景有关。
由于中国西南地区的南部与中南半岛山水相连，气候相近，所以这两地的旧石器文化显示出了若干的共同性。在距今大约150万至120万年前的更新世，爪哇及其邻近的苏门答腊、婆罗洲、弗洛勒斯和帝汶岛均以巽他陆棚而与东南亚大陆相连，所以古人类和其他哺乳动物得以循此而进入这些岛屿。这样，对于中国西南旧石器文化的研究，实有助于东南亚旧石器文化若干问题的解决，并进而为全亚洲以至全世界的史前研究作出贡献。
尽管中国西南地区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在这内容丰富的人类启蒙的数百万年历史中，缺环和空白还是太多了。从某种意义来说，我们目前尚站在这一未知世界的门槛之上；我们的一些推测，很多都还有待以后的发现来证实。从喜马拉雅山的巍巍雪峰到西双版纳的热带丛林，从横断山脉的深山峡谷到云贵高原的岩荫溶洞，中国西南地区复杂的自然地理环境孕育了复杂而丰富多采的旧石器文化。弄清它们的面貌、渊源、相互关系，及其发展，是西南旧石器时代考古学长期面临的一个问题。
（1986年9月参加在英国伦敦举行的世界考古学大会论文）
……有关农业起源和文明起源的植物考古学研究
文章作者：赵志军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考古所 点击:
顾名思义，植物考古学是同时涉及到考古学和植物学的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植物考古学的研究目的是，通过考古发掘发现并分析古代植物遗存，认识和了解古代人类与植物的相互关系，进而复原古代人类生活方式和解释人类文化的发展与过程。这就决定了植物考古学属于考古学的研究范畴，是现代考古学的一个重要的研究分支。[1]
植物考古学在我国起步较晚，长期以来未能形成一个学科体系，研究状况落后于我国考古学的整体发展水平，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缺乏通过考古发掘主动获取植物遗存的有效方法。考古学是以物说话的，缺少植物遗存实物资料，自然无法展开相关的研究。植物是有机物质，容易腐烂，因此很难长期保存在考古遗址的文化堆积中；植物遗存一般非常细小，如大多数植物种子的尺寸是以毫米计量的，因此在考古发掘过程中很难用肉眼发现。植物遗存的不易保存性和不易发现性确实给考古工作者获取古代植物遗存带来一定的难度。但是，由于人类的生活离不开火，作为古代人类的居住地，或多或少地总会有一些与人类生活关系密切的植物经过火的烤烧变成了炭化物质。炭化物质的化学性质非常稳定，土壤中各种各样的侵蚀作用对其一般都不会产生影响，因此能够长久地保存在考古遗址的文化堆积中。[2] 炭化物质比一般的土壤颗粒轻，比重略小于水，因此将土壤放入水中便可使炭化物质脱离土壤浮出水面，进而提取之。根据炭化物质的这些特性，植物考古学家们设计了一种方法专门用于发现和获取埋藏在考古遗址中的炭化的植物遗存，被称之为“浮选法”。[3] 实践证明，浮选法是通过考古发掘获取古代植物遗存的有效手段。
浮选法的开展突破了制约植物考古学发展的瓶颈，为考古学的研究提供了一大批珍贵的古代植物遗存资料。通过对这些资料的分析和研究，得以就一些重要的考古学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并获得一些新的认识，例如，关于中国原始农业起源和华夏文明起源的问题。
一、有关稻作农业起源的植物考古学研究
稻作农业以种植稻谷为标志。目前世界上已知的最早的栽培稻谷遗存发现于江西万年县的仙人洞遗址和吊桶环遗址，以及湖南道县的玉蟾岩遗址，年代都超过距今1万年。[4] 然而，稻谷的出现并不代表稻作农业生产的开始，这一点从以上三个遗址的整体情况得到证明。仙人洞、吊桶环和玉蟾岩都是石灰岩洞穴遗址，洞内可利用的面积十分有限，应该属于早期人类的季节性居住点，但是，周期长、季节性强的农业生产需要稳定的常年定居生活。三处遗址都出土有许多石器，其中数量较多的是粗糙的砾石工具，但从中没有发现明确的农耕工具。出土的骨、角、蚌器数量也很丰富，其中以典型的渔猎工具为主，如鱼镖、箭头等。在这几处遗址中还发现了大量的动物遗骸，经过鉴定未见被驯化的家畜品种。由此可见，除了稻谷遗存外，在这三处遗址基本没有发现其他可以用来证明农业生产的证据和迹象。农作物的栽培过程是在人类行为影响下的植物的进化过程，对于这个过程而言，人类的行为是下意识的，其作用仅仅是对植物自身产生的遗传变异的客观选择。因此，当栽培稻谷刚刚出现时，人类不可能立即意识到这一植物新品种的生物特性，所以也就不会把它们当作农作物看待，即便在当时实施了某种程度的种植活动，其主观目的也不是为了生产，而仅是为了增加自然生长的野生稻的数量。从严格的概念上讲，这时的人类活动还称不上稻作农业生产。
目前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明显带有稻作农业生产特点的考古遗址是贾湖遗址。
贾湖遗址位于淮河上游地区的河南舞阳县境内，年代距今9000－7800年。遗址覆盖面积达5万平方米以上，从中发现了分布有序的居住区、墓葬区和作坊区，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常年定居村落的遗址。[5] 上个世纪80年代对贾湖遗址的大规模发掘出土了上千粒炭化稻谷。出土的石器中包括有加工精制的石镰、石刀和石铲，石镰特别是石刀在新石器时代是主要的农作物收割工具，石铲可能用于农田修整。另外，还发现了大量的石磨盘和石磨棒，民族学的资料显示，石磨盘和石磨棒主要用于谷物加工。综合以上因素分析，稻作生产已经成为贾湖居民生产活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但是，稻作生产的开始并不代表人类社会已经发展到了农业经济阶段。农业经济是指以种植业和由种植业提供饲料来源的家畜饲养业为主要生产部门的一种经济形式。农业经济是由采集狩猎经济转化而成的，在这个过程中，采集狩猎在人类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日趋衰落，同时农业生产的地位日渐增强，最终农业生产取代采集狩猎成为人类经济生活的主体。农业经济与采集狩猎经济的更替是一个漫长的转化过程，不是一场非此即彼的变革。那么，贾湖的社会经济形式到底处在一种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在中国科技大学张居中的主持下，我们于2001年对贾湖遗址进行了再次发掘，并同时开展了系统的浮选工作。在贾湖遗址浮选结果中发现了丰富的炭化植物遗存，经过实验室分类和鉴定，这些遗存可分为两大类，一类属于可食用植物的遗存，另一类属于被人无意识或有意识带回的杂草遗存。其中可食用植物遗存主要有以莲藕为代表的块茎类、以菱角为代表的坚果类、以及以稻谷和豆类为代表的籽粒类。稻谷是栽培作物，属于农业生产的收获物，其他几种植物遗存从形态上分析都是野生品种，应该属于采集活动的获取物。对这些出土的可食用植物遗存我们采用了几种不同的计量方法进行了统计，结果发现，与采集获得的野生食物资源相比，稻谷不论在绝对数量上和总体重量上还是在出土概率上都不具备明显的优势，这说明稻谷在贾湖人的植物类食物资源中并没有占主导地位。
贾湖遗址出土有大量的动物骨骼，根据最新的研究结果，其中可以确定无误的驯化动物仅有狗。出土猪骨的形态特征虽已呈现出一些家猪的迹象，但不足以被确定为家猪。[6] 这说明，与种植业相伴的家畜饲养业在贾湖也不发达。
此次发掘还出土了大量的鱼骨和软体动物甲壳，特别是鱼骨的出土数量多得数不胜数，说明渔捞业在贾湖人的经济生活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考虑到浮选结果中的莲藕和菱角也是生长在水中的，贾湖人当时的食物来源应该主要是依靠野生的水生动植物资源。
综合以上因素分析，贾湖人虽然开始实施了稻作生产，但其经济主体却依然是采集渔猎，属于农业范畴的稻谷种植和家畜饲养在当时仅是辅助性的生产活动。由此说明，稻作农业的形成确实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的早期阶段，人类社会经济的特点应该表现为以采集狩猎（或采集渔猎）为主、以农耕生产为辅。我们将这个阶段称之为“似农非农”阶段，贾湖遗址正是这一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代表。
稻作农业经济的真正建立大约发生在距今7000－6000年间。这一时期，稻作农业的发展出现了一个飞跃，最明显的标志是，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淮河流域地区的考古遗址中普遍地发现了这一时期的稻谷遗存，其中以河姆渡遗址最具代表性。
河姆渡遗址位于长江下游地区的浙江余姚县境内，文化堆积分为四层，其中第四文化层年代在距今7000－6500年间。[7] 河姆渡遗址出土稻谷遗存数量之多、保存之好为其他遗址所罕见。例如，在第四文化层被发掘的约400多平方米范围内普遍堆积有稻谷遗存，包括谷粒、谷壳、秆叶等，一般厚度在20－50厘米之间，最厚处可达80厘米。除了稻谷外，在遗址中还出土了橡子、菱角、芡实等其他可食用植物遗存，但这些采集获得的野生食物遗存在出土的数量上和在遗址的分布范围上都无法与稻谷遗存相比拟。河姆渡遗址出土了170余件用牛肩胛骨加工而成的骨耜，这些骨耜是学术界公认的早期农耕生产工具，可能用于修整水田。与稻作有关的还有用于收割的石刀，用于去谷壳的木杵和陶臼，以及用于谷物加工的石磨盘等。另外，反映农业发展水平的家畜饲养业也在河姆渡遗址有所表现，出土有大量的家猪、狗以及水牛的遗骨。
根据河姆渡遗址所反映的情况，再结合其他考古遗址的发现，在这一时期聚落形态有了很大的发展，有些中心聚落如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甚至修建了城墙，[8] 稻作生产已经十分发达，与稻作相关的生产工具和设施以及由此反映出的生产技术趋于完善，种植的稻谷和饲养的家畜成了当时人们的主要食物来源。由此判断，大约在距今7000－6000年间，稻作农业经济在中国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淮河流域地区已经建立，由采集狩猎向稻作农业的社会经济转化过程在这个区域范围内基本完成。
二、有关北方旱作农业起源的植物考古学研究
中国北方旱作农业的代表作物是粟和黍，俗称谷子和糜子，统称粟类作物或小米。由于缺乏充足的植物遗存实物资料，关于粟类作物的起源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认真的讨论。但近期在兴隆沟遗址开展的浮选工作为我们探讨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兴隆沟遗址位于西辽河上游地区的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境内。本世纪初，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在刘国祥的主持下对该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发掘区域涉及了三个地点：第一地点是一处属于兴隆洼文化中期的大型聚落遗址，第二地点是一处带有长方形环壕的红山文化晚期聚落遗址，第三地点是一处带有圆形围壕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居住址。[9] 在连续三年的发掘过程中开展了系统的浮选工作，先后采集并浮选了土样约1500份，从中出土了丰富的炭化植物遗存。
在兴隆沟遗址浮选结果中，最为重要的发现是在第一地点出土的栽培作物粟和黍，其中黍的出土数量较多，共计约1500粒，粟的数量较少，仅发现了数十余粒。第一地点所属的兴隆洼文化中期的年代在距今8000－7500年间，因此，这一发现就成为目前可以确定的在我国北方地区发现的最早的栽培作物。[10]
问题是，这一发现是否可以说明兴隆沟遗址所在的西辽河上游地区就是粟类作物的起源地或起源地之一？
栽培作物起源是一个复杂的生物进化过程，是环境、人和植物三者相互作用的结果。[11] 探讨某种栽培作物起源的动因和过程，必须要同时考虑当地的生态环境的特点和变迁、栽培作物及其野生祖本的生物特性以及演化趋向、人类的文化发展阶段和行为转变模式。根据已经掌握的资料，我们可以先从植物的生物特性和当地生态环境的特点上做一些初步的分析。
此次浮选在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兴隆沟遗址第三地点也发现了大量的炭化粟和黍，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年代在距今4000－3500年间，与第一地点所属的兴隆洼文化中期相差约4000年。我们在第一地点和第三地点出土的炭化黍粒中分别随机抽取了50粒进行测量比较，结果发现，第一地点出土的黍在籽粒形态上保留了较浓厚的野生祖本的特征，如粒形较长，尺寸较小。[12] 考虑到兴隆洼文化中期的古老年代，第一地点出土的炭化黍在形态特征上所表现出的这些原始特性就揭示了一种可能性，即这些谷物是在当地栽培而成的。
西辽河上游地区位于衔接蒙古高原、东北平原和华北平原的三角地带，是一处典型的生态过渡区域，兴隆沟遗址所在的赤峰地区西南部属黄土丘陵地区，当地的生态环境十分脆弱，气候干旱，土壤层薄，沙化严重，植被容易遭受破坏。[13] 可以看出，兴隆沟遗址所在的区域环境具有明显的“过渡性”和“脆弱性”这两大特点。生态环境的过渡性为人类开发和选择更为广泛的食物资源种类提供了条件，生态环境的脆弱性给人类选择食物种类的趋向造成一定压力。在这两种因素的交织影响下，某些原本不受人喜爱的、籽粒细小的、但产量较高的草本植物就有可能成为当地古人的食物选择，并在人类行为的影响下最终进化成为栽培谷物。由此可见，兴隆沟遗址所处的大环境具备了作为粟类作物起源地的条件。
兴隆沟遗址第一地点坐落在一片山前坡地上。在采集狩猎经济阶段，山前坡地是人类活动的频繁地带，人类在这里长期实施的各种行为和活动破坏了原生植被的生态环境，间接地为一些适应于人工生境的植物种类创造了条件，例如杂草。杂草是伴随着人类的出现而形成的、依附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而存在的一类特殊植物，杂草通过长期的进化，已经演变成为以人工生境为主要生存环境的植物群体。[14] 由于生长在人工生境的杂草与人类的日常生活关系密切，其中某些种类的特殊品质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进而成为栽培作物的候选。需要指出的是，第一地点浮选结果中确实就是以杂草类植物种子的数量占绝对优势，这说明，兴隆沟遗址当时的微环境也是有利于栽培谷物的形成。
根据以上分析，以兴隆沟遗址为代表的西辽河上游地区很有可能就是我们所寻找的粟类作物的起源地或起源地之一。
兴隆沟遗址的浮选结果不仅为研究粟类作物的起源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资料，而且还为我们探讨中国北方旱作农业的形成过程提供了新的线索。
根据对兴隆沟遗址浮选结果的量化统计，在第一地点出土的炭化植物种子中，谷物的数量仅占15％，而在第三地点出土的炭化植物种子中，谷物所占的比重竟然高达99％，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第一地点出土的石器以打制为主，经过石器微痕专家对石器刃部的检测和分析，从中没有发现专门用于农业生产的工具类型。[15] 在第一地点发现了一批完整的猪头骨，[16] 经过动物考古学专家们的初步鉴定，除了在极个别头骨上能够看到一些家猪的特征外，绝大多数仍处在野猪的状态。[17] 但根据这些猪骨的埋藏方式，不排除已被人工饲养的可能性。[18] 家畜的生物特征应该是在被人饲养之后才逐渐形成的，因此，动物考古学的研究结果说明，兴隆沟遗址第一地点的猪很可能正处在被驯化的过程中，这与我们对出土黍粒形态特征的分析结果不谋而合。
综合以上因素分析，第一地点的古代先民虽然已经开始了农业生产，但十分原始，种植的谷物和饲养的家畜都未进化完全，当时的经济生活应该主要依赖于采集狩猎。这与贾湖遗址的情况十分类似，说明距今8000－7500年的兴隆洼文化中期尚处在农业形成过程中的早期阶段，即“似农非农”阶段，兴隆沟遗址可以被看作是中国北方地区这一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代表。
距今7000－5000年间，中国北方各文化区系都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以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为例，在渭水流域、汾河谷地、伊洛河流域等几大黄河支流地区密布遗址达千余处，其中已发掘的十余处典型遗址大多是具有一定规模的村落遗址，其中的房址、陶窑、灰坑等遗迹分布有序，有的还带有围壕和完整的氏族墓地。这一时期的石器类型包括有斧、锛、锄、铲、刀、磨盘、磨棒、杵石等，其中的石锄和石铲从考古命名上看应该是用于农耕，石刀是典型的收割工具，石磨盘和石磨棒以及杵石可能用以谷物加工。另外，这一时期的遗址普遍发现有家猪和狗的遗骸。遗憾的是，由于以前没有开展浮选工作，最能反映这一时期农业发展水平的农作物遗存资料明显不足。但我们可以根据其他考古证据推测，在仰韶时期，中国北方地区的古代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农业生产规模扩大，与农业相关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趋于完善，以粟和黍为代表的旱地农作物以及饲养的家畜成为了当时人们的主要食物来源。换句话说，大约在距今7000－5000年间，旱作农业经济在中国北方地区至少在中原地区已经建立，由采集狩猎向北方旱作农业的社会经济转化过程基本完成。
三、有关华南地区原始农业起源的植物考古学研究
华南地区主要是指南岭以南由珠江水系覆盖的广大区域。有关华南地区原始农业起源的讨论，位于广西桂林市的甑皮岩遗址是个焦点。
甑皮岩遗址是一处石灰岩洞穴遗址，洞内文化堆积分为五个时期，年代大约在距今12000－7000年左右。甑皮岩曾被认为是华南地区乃至世界上最早出现稻作农业的考古遗址，有些学者甚至以此为主要依据提出了稻作农业起源于华南地区的观点。但事实上，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发掘过程中并没有在甑皮岩遗址发现任何稻谷遗存。因此，甑皮岩是否存在过原始农业以及存在着什么样的原始农业就成为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以及其他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在傅宪国的主持下，200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四家单位联合对甑皮岩遗址进行了再次发掘，同时开展了系统的浮选。[19]
甑皮岩遗址的浮选结果包含有炭化木、块茎、硬果壳和10余种不同的植物种子等炭化植物遗存，但从中未发现稻谷遗存。为了进一步证实浮选结果，我们又采用了另外一种植物考古学手段——植硅石分析方法，[20] 对甑皮岩的土样进行了检测和分析，结果从中也未发现任何稻属植物的植硅石。由于我们采用的是完全浮选的方法，并结合了植硅石分析手段，都没有在甑皮岩遗址发现稻属植物的遗存，即便考虑到由于埋藏因素所造成的植物遗存的遗失，这一结果也足以说明，甑皮岩人不仅与栽培稻谷的起源无关，而且可能自始至终都没有从事过稻作生产活动，而且我们的分析在晓锦遗址和顶蛳山遗址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
晓锦遗址位于广西资源县境内，是桂北地区一处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文化堆积大致可分为三期，一期的年代在距今6500－6000年之间，二期距今6000－4000年间，三期距今4000－3000年之间。[21] 在晓锦遗址的发掘过程中，通过浮选法在二期和三期的文化堆积中出土了数量惊人的炭化稻粒，然而，在一期的堆积中却未发现一例稻谷遗存。这一强烈的反差非常清楚地说明，大约在距今6000年前后，当地的生产经营方式发生过一次根本性的转变，即自晓锦二期始，稻作生产技术开始传入桂北地区。晓锦遗址在甑皮岩遗址之北，二者之间直线距离仅百余公里，假设稻作农业是由长江流游地区传入的，这两个地点受到的影响应该基本同步。
顶蛳山遗址位于广西邕宁县境内，是岭南地区一处保存较好的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该遗址文化堆积分为四期，一期属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年代在距今一万年左右，二、三期是遗址的主体文化堆积，被命名为顶蛳山文化，年代在距今8000－7000年间，第四期的文化面貌与二、三期遗存明显不同，年代在距今6000年前后。[22] 对顶蛳山遗址开展浮选已被列入今后的工作计划，在此之前我们应用植硅石分析方法对遗址的植物遗存先进行了初步的研究。[23] 结果显示，在遗址的前三期文化堆积中没有发现任何稻属植硅石，但在第四期的文化堆积中却突然出现了数量可观的稻属植硅石。这说明在顶蛳山遗址，稻作农业也是起始于距今6000年前后。
由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华南地区（至少在广西境内）不仅与稻作农业的起源没有任何关联，而且在当地古代文化进入新石器时代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没有从事任何与稻作农业有关的生产活动。大约在距今6000年前后，已经在长江流域建立起的稻作农业生产体系才开始向南传播进入华南地区，随后很快便成为了当地的主要生产经营方式。
那么，在距今6000年以前华南地区的生产经营方式又是如何呢？否定了稻作农业的存在，是否就说明当时的华南地区不存在其他形式的原始农业呢？甑皮岩遗址的浮选结果给我们探讨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些线索。
在甑皮岩遗址浮选结果中发现了一定数量的炭化块茎植物遗存。块茎是指某些植物特有的变态地下茎。块茎富含淀粉，容易获取，因此很早就成为了人类的一种重要的食物资源。有很多块茎类植物被栽培成农作物，例如，起源于南美洲的马铃薯就是现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块茎类作物，我国传统的块茎类作物有山药、芋、莲藕、慈姑等。
块茎类植物可以通过种子繁殖，也可以通过块茎繁殖。块茎的表皮有许多小芽，只要外部条件适合，小芽就可以依靠茎内储藏的丰富养料萌发并成长为新植株。由于具有这种特殊的繁殖能力，相对种子类作物而言，块茎类作物的栽培过程和起因应该相对比较简单。例如，古人将采集到的野生块茎带回居住地食用，将吃剩下的残块随意地遗弃在周围，只要残块上还保留有小芽，来年就可以发芽生长。当人们观察了解到这一现象后，就有可能开始有意识地将采集到的野生块茎切成小块种植到地里，加以保护和照料，最后收获。在人类这些行为的不断作用下，野生块茎类植物就逐步进化而成栽培品种。事实上，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已经有学者开始意识到块茎类植物繁殖途径上的特殊性与农业起源的关系，并由此提出，世界上最早的栽培作物不是小麦、大麦、稻谷、玉米这些籽粒类作物，而应该是起源于东南亚的包括块茎类在内的根茎繁殖类作物。[24]
8000年前的贾湖文化兴盛并延续了千年。贾湖文化消失之后，到了仰韶时代，在贾湖文化分布区内代之而起的是大河村文化，经发掘的主要有汝州中山寨二至五期【15】、长葛石固五至八期等。大河村文化与贾湖文化相比，虽然两者有一些共同因素，但其差异性却占主导地位。如埋葬习俗、陶、石制品组合的不同，反映出二者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宗教意识、审美观念和生活习惯。因此，大河村文化可能不是贾湖文化的延续。
在贾湖遗址北6公里有一个大岗遗址，很可能是贾湖人的后代，该遗址周围地势均较低，中间较高，在遗址的中心部位，发现了一个深6米多的永并，并底有许多汲水用的小壶。推测贾湖先民可能由于水面积太大，出于水质或安全等因素，才搬迁到这儿打井取水以供生活之需。
大岗细石器遗址在灵井向南约４０公里，细石器出土于文化层第四层，岩相为一厚约１米的黑垆土，其时代同灵井钙板应同期，文化层叠压在贾湖遗址第３期文化之下，这里虽有典型细石器，但研究者认为应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较晚阶段。 综上所述，中原地区至今尚未找到可确认的中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
贾湖文化与淮河中下游地区的双墩文化、龙虬庄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在居址、墓葬的葬式和葬俗上有较强的趋同性，在器形、制骨工艺、制陶工艺和器物组合上也有着惊人的相似，而且纬度相当，更重要的是，还发现了相同的稻作遗存及随葬的龟甲、獐牙及犬等具有典型特征的遗物。因此，淮河中下游上述遗存很可能是贾湖先民的后代所创造的，他们很可能是贾湖文化的主要后继文化。
贾湖以西的下王岗仰韶一期文化与贾湖具有许多相同或者相似的因素，尤其是下王岗遗存也发现了水稻遗存，表明下王岗与贾湖具有相同的经济形式。
因此，下王岗仰韶时代遗存应是贾湖文化西去的一支发展而来的，是贾湖文化的继承者之一。这也是下王岗仰韶时代遗存与大汶口文化具有随葬狗、龟、兽等诸多共同因素的原因所在IIl。
河南许昌人遗址区外发现大规摸旧石器新地点
2010-11-22 11:50:21 作者：桂娟
在中国国家文物局立项的２０１０年灵井“许昌人”遗址调查与发掘中，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灵井考古队在灵井“许昌人”遗址以西新发现３个旧石器时代新地点。３处新地点位于灵井“许昌人”遗址以西约１－１．５公里的李井村一带，面积约４万平方米，约是已知灵井“许昌人”遗址面积的３倍，时代和“许昌人”遗址相当。
在中国国家文物局立项的２０１０年灵井“许昌人”遗址调查与发掘中，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灵井考古队在灵井“许昌人”遗址以西新发现３个旧石器时代新地点。
３处新地点位于灵井“许昌人”遗址以西约１－１．５公里的李井村一带，面积约４万平方米，约是已知灵井“许昌人”遗址面积的３倍，时代和“许昌人”遗址相当。
今年春天，考古队开挖８个探井，加上村民挖井露出的剖面，共有１０多个地点能观察到地下层位。剖面显示，距地表４米以下有文化层，且含有丰富的动物化石和石器，动物种类不超过灵井动物群的范畴。
考古队领队李占扬研究员说，和灵井“许昌人”遗址所不同的是，动物化石中以烧过的骨头占多数，一些骨头仅在两端发现有烧痕，这应是古人食肉后遗留下的骨头，说明当时的人类是以熟食为主。
近年来的发掘和研究工作证明，灵井“许昌人”遗址的性质是旧石器时代中期古人类制作石、骨器并使用这些工具进行生产的工作营地。李占扬说，新发现的地点与之相比，更符合古人类居住的基本条件，不排除是“许昌人”的居住地的可能性。
李井村在上世纪６０年代曾发现过零星动物化石，几十年来，这里一直未进行考古调查和试掘。李占扬认为，这次考古调查成果说明，灵井“许昌人”遗址周围存在有较多的古人类活动遗存，它的发现，使灵井“许昌人”遗址成为中国重要的旧石器时代遗址群之一，并为进一步的考古调查、发掘和保护提供可靠的依据。
位于河南省许昌市的灵井遗址是中国首次发掘的以泉水为中心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已出土大量精美细石器、牙针、赭石染料和中国最早的立体雕刻鸟等文化遗物３万余件。２００７年１２月和２００８年５月，该遗址两次发现距今８万－１０万年的人类头盖骨和头骨化石，对研究东亚古代人类进化和中国现代人的起源具有重大科学价值。目前，包括探索中国和东亚现代人类起源等一批重要研究课题正在进行之中。 （记者桂娟）
在中国国家文物局立项的２０１０年灵井“许昌人”遗址调查与发掘中，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灵井考古队在灵井“许昌人”遗址以西新发现３个旧石器时代新地点。
３处新地点位于灵井“许昌人”遗址以西约１－１．５公里的李井村一带，面积约４万平方米，约是已知灵井“许昌人”遗址面积的３倍，时代和“许昌人”遗址相当。
今年春天，考古队开挖８个探井，加上村民挖井露出的剖面，共有１０多个地点能观察到地下层位。剖面显示，距地表４米以下有文化层，且含有丰富的动物化石和石器，动物种类不超过灵井动物群的范畴。
考古队领队李占扬研究员说，和灵井“许昌人”遗址所不同的是，动物化石中以烧过的骨头占多数，一些骨头仅在两端发现有烧痕，这应是古人食肉后遗留下的骨头，说明当时的人类是以熟食为主。
近年来的发掘和研究工作证明，灵井“许昌人”遗址的性质是旧石器时代中期古人类制作石、骨器并使用这些工具进行生产的工作营地。李占扬说，新发现的地点与之相比，更符合古人类居住的基本条件，不排除是“许昌人”的居住地的可能性。
李井村在上世纪６０年代曾发现过零星动物化石，几十年来，这里一直未进行考古调查和试掘。李占扬认为，这次考古调查成果说明，灵井“许昌人”遗址周围存在有较多的古人类活动遗存，它的发现，使灵井“许昌人”遗址成为中国重要的旧石器时代遗址群之一，并为进一步的考古调查、发掘和保护提供可靠的依据。
位于河南省许昌市的灵井遗址是中国首次发掘的以泉水为中心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已出土大量精美细石器、牙针、赭石染料和中国最早的立体雕刻鸟等文化遗物３万余件。２００７年１２月和２００８年５月，该遗址两次发现距今８万－１０万年的人类头盖骨和头骨化石，对研究东亚古代人类进化和中国现代人的起源具有重大科学价值。目前，包括探索中国和东亚现代人类起源等一批重要研究课题正在进行之中。 （记者桂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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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郑州2009年八月七日电(记者 赵敏 朱晓娟)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许昌市文化局联合成立的“河南许昌古人类研究中心”今日在郑州成立。这是国内成立的首家“许昌人”古人类研究机构。
该中心将以国内最具研究潜力的灵井“许昌人”遗址为依托，采取新的研究理念，吸纳中外相关领域的科学家，开展对遗址本体和现代人类起源、旧石器考古学、年代学、动物埋藏学等重要学术课题进行全方位综合研究，并希望通过管理上的开放和创新思路，在国内该研究领域中探索新的研究模式。
在今天的成立签字仪式上，河南许昌古人类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所长、著名的古人类旧石器考古学家高星研究员说：“许昌古人类化石发现以来，包括探索中国和东亚现代人类起源等一批重要研究课题正在进行之中，为了使这一重要古人类遗址得到更好地研究、保护、开发和利用，整合各方优势，为筹建遗址博物馆提供科研成果和技术支持等，都需要有一个专门机构，担当起长期而繁重的科研任务。”
“许昌人”的发现者、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李占扬研究员称，中心成立后将致力于制订近期和远期的科研规划。在西方，一个史前文化遗址的发掘研究，往往经过数十年以上的时间，通常有几代考古学家在遗址上相继工作，有些遗址已连续研究了一百多年，考古学家按照计划每年对遗址发掘很少的面积，并且边发掘边研究。而中国连续多年的发掘和研究项目并不多，该研究中心的成立，对于推动灵井“许昌人”遗址的可持续性研究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二00七年底，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对河南许昌灵井旧石器时代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距今八万至十万年的较完整的古人类头盖骨化石。此次发现的人类被考古学家命名为“许昌人”。“许昌人”的发现将为中国古人类进化研究提供重要线索，它是继北京猿人之后中国古人类研究的又一重大发现，这一发现填补了中国现代人类起源中的重要一环，并有望打破人类“非洲起源说”的观点。
“许昌人”头盖骨化石的发现地点，位于河南省许昌市许昌县灵井旧石器时代遗址。二00五年六月，经批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正式对该遗址进行考古发掘。至今，已出土三万余件石器和化石标本，尤其是近两年内出土的古人类头骨化石，在国内外具有很大影响；出土的大量精美细石器、牙针、赭石染料和中国最早的立体雕刻鸟等，使遗址文化内涵更为丰厚。
河南灵井许昌人遗址大型食草类动物死亡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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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明起中原--裴李岗文化贾湖遗址新石器时代至青铜器时代华夏族文化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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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岗细石器遗址在灵井向南约４０公里，舞阳县大岗遗址位于舞阳县城北28公里侯集乡大岗村北端的一片地势略微起伏的土岗上。这里原发现为一处新石器早期时代裴李岗文化遗址和汉代墓群，1989年复查时发现了细石器材料。大岗遗址细石器文化层的考古发掘十分重要，它是中原地区第一次发现的裴李岗文化和细石器文化的叠压地层关系，在国内尚属罕见，大岗文化可能就是裴李岗文化的源头之一。
距贾湖遗址仅数公里的舞阳大岗细石器遗址，其文化面貌与北方更新世末的细石器遗存基本一致，所反映出的生业形式是适应于荒漠草原的游猎经济。从大岗细石器遗址的文化面貌分析，很难将其与具有较为发达的稻作农业的贾湖文化联系起来，因此贾湖文化似乎不可能由当地的旧石器未期文化发展而来
贾湖出土的打制石器与南召小空山上洞的旧石器在制作工艺上有不少相似之处，反映出二者有一定的文化传承性，如果到南阳盆地去寻找贾湖文化的源头，可能会取得突破性进展
在贾湖遗址北6公里有一个大岗遗址，很可能是贾湖人的后代，该遗址周围地势均较低，中间较高，在遗址的中心部位，发现了一个深6米多的永并，并底有许多汲水用的小壶。推测贾湖先民可能由于水面积太大，出于水质或安全等因素，才搬迁到这儿打井取水以供生活之需
贾湖文化与淮河中下游地区的双墩文化、龙虬庄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在居址、墓葬的葬式和葬俗上有较强的趋同性，在器形、制骨工艺、制陶工艺和器物组合上也有着惊人的相似，而且纬度相当，更重要的是，还发现了相同的稻作遗存及随葬的龟甲、獐牙及犬等具有典型特征的遗物。因此，淮河中下游上述遗存很可能是贾湖先民的后代所创造的，他们很可能是贾湖文化的主要后继文化
可以想见,黄河中下游地区6000 BC 以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的形成主要是长江流域和淮汉一带文化及人群北进的结果”。
贾湖
http://www.mapbar.com/~nuMzkmd
阿岗寺遗址距贾湖遗址仅 5 km 左右，贾湖遗址与阿岗寺遗址空间分布特征类似。
阿岗寺遗址位于河南省舞阳县城北20公里的马村乡岗寺村西北土岗上，总面积21万平方米，遗址为一高出地面2—3米的台地，四周地势平坦。从地表和断层上可见窖穴、房基及红烧土地坪。在断壁上采集到大量的标本有石斧、石镰、石铲、骨锥、陶纺轮、陶拍、网坠、陶鼎、陶豆、陶罐、陶觚、陶壶以及碳化稻粒和大量鹿角及动物骨骼。出土的陶器有红陶、彩陶、灰陶、亮黑蛋壳陶等。 从聚落规模上分析，阿岗寺遗址面积 22． 44 万 m2，远大于贾湖遗址( 5．75 万 m2) 与翟庄遗址( 1． 5 万 m2) ，河南裴李岗文化聚落面积大于 20 万 m2的遗址仅 9 处，阿岗寺遗址在河南裴李岗文化聚落中属于大型聚落遗址，说明阿岗寺聚落遗址在裴李岗文化时期具有一定的重要性。
上方子集的集聚中心为向阳遗址，下方子集的集聚中心为阿岗寺遗址。向阳遗址位于登封市唐庄乡向阳村北，属颍河一级支流石淙河流域，遗址面积 8． 4 万 m2，文化层厚度 1 ～2．5 m，文化类型以裴李岗、仰韶为主，出土有石磨盘、石磨棒、石斧、石铲、石锛、钵、尖底瓶、鼎、盆、罐等〔19〕。阿岗寺遗址位于舞阳县马村乡岗寺村西北，属沙河一级支流新泥河流域，遗址面积 22． 44 万 m2，文化层厚度 1 ～3 m，是一处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周、汉等时期聚落遗址，出土有石镰、石斧、石铲等〔18〕。
向阳遗址
向阳遗址位于登封市唐庄乡向阳村北，属颍河一级支流石淙河流域，遗址面积 8． 4 万 m2，文化层厚度 1 ～2．5 m，文化类型以裴李岗、仰韶为主，出土有石磨盘、石磨棒、石斧、石铲、石锛、钵、尖底瓶、鼎、盆、罐等〔19〕。
面积 8．4 万 m2，规模上在河南裴李岗文化聚落中不够突出，但裴李岗－莪沟类型聚落多分布于山地丘陵地带，受地貌条件限制面积一般都不大，向阳遗址在分布于环嵩山区域的裴李岗文化聚落中为面积较大的聚落，说明向阳遗址在环嵩山区域裴李岗文化时期具有一定的重要意义。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郭来喜一行来舞考察文化遗址
县文化旅游局负责人介绍了各个遗址的情况， 舞阳山陕会馆始建于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有春秋楼、大花戏楼、大殿、铁旗杆、钟鼓楼等建筑。至今保存相对完好的山陕会馆中建于清道光五年（公元1825年），工艺奇特、玲珑美观的彩牌楼，被誉为“河南清代牌楼建筑之冠”。 4月28日下午，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郭来喜一行到舞阳山陕会馆、贾湖遗址、大岗遗址、阿岗寺文化遗址进行了考察。
距今约9000年前的贾湖文化遗址，现发掘面积为2700多平方米，出土了4700多件珍贵文物，在海内外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贾湖遗址对研究人类新石器时代文化、音乐起源、汉字起源、酒文化起源、原始宗教与卜筮起源、稻作农业起源有着极大的考古价值，对其进行保护开发，对弘扬中华历史文化，再现9000年前的人类文明绚丽画卷，有着十分重要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舞阳县大岗遗址位于舞阳县城北28公里侯集乡大岗村北端的一片地势略微起伏的土岗上。这里原发现为一处新石器早期时代裴李岗文化遗址和汉代墓群，1989年复查时发现了细石器材料。大岗遗址细石器文化层的考古发掘十分重要，它是中原地区第一次发现的裴李岗文化和细石器文化的叠压地层关系，在国内尚属罕见，大岗文化可能就是裴李岗文化的源头之一。
阿岗寺遗址位于河南省舞阳县城北20公里的马村乡岗寺村西北土岗上，总面积21万平方米，遗址为一高出地面2—3米的台地，四周地势平坦。从地表和断层上可见窖穴、房基及红烧土地坪。在断壁上采集到大量的标本有石斧、石镰、石铲、骨锥、陶纺轮、陶拍、网坠、陶鼎、陶豆、陶罐、陶觚、陶壶以及碳化稻粒和大量鹿角及动物骨骼。出土的陶器有红陶、彩陶、灰陶、亮黑蛋壳陶等。
郭来喜说，舞阳众多文化遗址的发现，向世人展示了舞阳具有悠久的文化历史，为我们研究当时的社会提供了一批不可多得的重要资料。舞阳资源丰富，要在抓好工业经济发展的同时，积极利用好文化遗址，发展好当地的文化旅游业，扩大舞阳知名度，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图文：金壮 审核：广力)
http://ranhaer.com/archiver/tid-158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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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1 ...??11121314151617181920??... 25大岗细石器遗址在灵井向南约４０公里，细石器出土于文化层第四层，岩相为一厚约１米的黑垆土，其时代同灵井钙板应同期，文化层叠压在贾湖遗址第３期文化之下
兰海的分子人类学论坛 ? 文化考古 Cultural Archaeology ? 论贾湖一期文化遗存，张弛反恐 发表于 2011-7-5 22:11
论贾湖一期文化遗存，张弛
《论贾湖一期文化遗存》
张弛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从房址和陶鼎看北辛文化的成因.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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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7-13
论贾湖一期文化遗存.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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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7-05
贾湖_锶同位素分析技术在贾湖遗址人类迁...
14.63
[color=red]贾湖三个时期的文化中“一、二期之间的变化要大于二、三期之间的变化,一、二期之间有不少器形的变化似较突然[3]”, 说明贾湖一期遗存还有较二、三期更独特的特征。
贾湖第一期与第五段以后的二、三期的陶器群完全不是一个系统。如果撇开贾湖一期的文化内容, 则贾湖文化的特征与裴李岗文化至少在陶器上就不易区分了。
《锶同位素分析技术在贾湖遗址人类迁移行为研究中的应用》
作者 尹若春 博士学位论文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将[color=Red]贾湖遗址
人类样品锶同位素比值与猪牙釉质样品确定的当地锶同位素比值进行比较，再根据第4章的表4．1可以对所分析的人类个体迁移情况进行判断。从图7．2中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贾湖三个时期迁移人口的数量和情况有所不
同。
[color=Red]第一期的6个样品取自于4个墓葬的4个人类个体，包括2个牙釉质样品，
2个骨密质样品和2个牙本质样品，样品的锶同位素比值都在贾湖遗址当地锶同位素比值范围内。这表明墓葬M41和M332中的个体(两个牙釉质和牙本质样品的个体)是在贾湖当地出生，并且长期居住在贾湖地区，直至最后去世。另外两个人类个体(两个骨密质样品的个体)是在当地长期生活的个体，很可能
也是当地出生的。[color=Red]在所分析的第一期人类样品中，没有发现外来迁移的个体。[/color]
第二期[/color]的28个样品取自于12个墓葬的18个人类个体，包括11个牙釉质样
品，11个骨密质样品和6个牙本质样品。样品中有16个样品的锶同位素比值在
当地比值范围内，12个样品的锶同位素比值在当地比值范围外。进一步的分析
发现，[color=Red]有7个牙釉质样品的锶同位素比值都高于贾湖当地锶同位素比值，表明这些个体是从87Sr／S6Sr比值高于贾湖的地区迁入到贾湖居住的。墓葬M394中的
乙个体，M13中的个体和M363中的丙个体的牙釉质、骨密质和牙本质样品都高于贾湖当地的比值。从这可以判断出三个个体是外来迁入到贾湖当地的，并且在这儿生活不久后去世的。与这三个个体不同的是，墓葬M327中的丙个体，
牙釉质样品的锶同位素比值高于当地的锶同位素比值，而牙本质样品的比值在
当地比值范围内，表明此个体从锶同位素比值比贾湖高的地区迁徙到这儿的，并且在这长期居住，...墓葬M16和M17的个体与墓葬M334中的甲个体的牙釉质
锶同位素比值都高于贾湖当地的锶同位素比值，可以判断出他们是外来迁入的个体
，...。
反恐 ：
两篇研究文章对于贾湖一、二期的看法相似，文化上贾湖二期与一期之间有较大变化，锶同位素上反映了外来人口的进入。
“贾湖报告在详细
讨论了这些数据形成偏差的原因之后, 认为[color=Red]第
一期的校正年代为7000~ 6600 BC, 第二期的校正年代为6600~ 6200 BC, 第三期的校正年代为6200~ 5800 BC[/color] [17]。其中一个一期二段果核样本的年代为7050~ 6600 BC(BK91007) [18], 应当没
有偏差, 可以作为贾湖一期的一个年代定点。第三期中较晚的数据应当接近贾湖裴李岗文
化时期遗存的年代”。
反恐 发表于 2011-7-5 22:38
[i=s] 本帖最后由 反恐 于 2011-7-5 22:42 编辑 [/i]
在贾湖文化的来源上，《锶同位素分析技术在贾湖遗址人类迁移行为研究中的应用》认为：
“3．4贾湖文化的来源和去向
对于一支考古学文化的研究，其来源和去向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也是
人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贾湖文化的来源和去向问题至仍还没有很好的解决，
通过传统的考古学研究，只能对贾湖文化的来源和去向问题提供一些可能的猜
测。
]3．4．1贾湖文化的来源[/color]
距贾湖遗址仅数公里的舞阳大岗细石器遗址，其文化面貌与北方更新世末的细石器遗存基本一致，所反映出的生业形式是适应于荒漠草原的游猎经济。从大岗细石器遗址的文化面貌分析，很难将其与具有较为发达的稻作农业的贾湖文化联系起来，因此贾湖文化似乎不可能由当地的旧石器未期文化发展而来
贾湖出土的打制石器与南召小空山上洞的旧石器在制作工艺上有不少相似
之处，反映出二者有一定的文化传承性，如果到南阳盆地去寻找贾湖文化的源
头，可能会取得突破性进展II J。
从上所述可以看出，贾湖文化的起源问题目前利用传统的考古学方法还难以
解决，有必要采用一些新的分析方法和手段。
[color=red]3．4．2贾湖文化的去向
8000年前的贾湖文化在兴盛并延续了千年之后似乎进入了低谷，从贾湖周
围环境调查及遗址的发掘资料可知，在贾湖聚落晚期降水量大，聚落可能最终毁于水灾。虽然贾湖聚落不在了，但是它创造的文化并没有中断，而被一代代的传了下来。那么，这支文化的创造者在原地活动还是向外迁移了呢?目前只
是从贾湖文化与其后的文化关系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推测研究。
贾湖文化消失之后，到了仰韶时代，在贾湖文化分布区内代之而起的是大河村文化，经发掘的主要有汝州中山寨二至五期【15】、长葛石固五至八期等。大河村文化与贾湖文化相比，虽然两者有一些共同因素，但其差异性却占主导地位。
如埋葬习俗、陶、石制品组合的不同，反映出二者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宗教意识、审美观念和生活习惯。因此，大河村文化可能不是贾湖文化的延续。
在贾湖遗址北6公里有一个大岗遗址，很可能是贾湖人的后代，该遗址周围地势均较低，中间较高，在遗址的中心部位，发现了一个深6米多的永并，并底有许多汲水用的小壶。推测贾湖先民可能由于水面积太大，出于水质或安全等因素，才搬迁到这儿打井取水以供生活之需
贾湖文化与淮河中下游地区的双墩文化、龙虬庄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在居址、墓葬的葬式和葬俗上有较强的趋同性，在器形、制骨工艺、制陶工艺和器物组合上也有着惊人的相似，而且纬度相当，更重要的是，还发现了相同的稻作遗存及随葬的龟甲、獐牙及犬等具有典型特征的遗物。因此，淮河中下游上述遗存很可能是贾湖先民的后代所创造的，他们很可能是贾湖文化的主要后继文化
贾湖以西的下王岗仰韶一期文化与贾湖具有许多相同或者相似的因素，尤其是下王岗遗存也发现了水稻遗存，表明下王岗与贾湖具有相同的经济形式。
因此，下王岗仰韶时代遗存应是贾湖文化西去的一支发展而来的，是贾湖文化的继承者之一。这也是下王岗仰韶时代遗存与大汶口文化具有随葬狗、龟、兽等诸多共同因素的原因所在IIl。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这些关于贾湖古人类的去向问题研究都具有不确定性，结果只是推测的。”
反恐 发表于 2011-7-5 23:26
贾湖检测出Y-M89的人骨也不知是来自哪一期、哪几座墓葬，这么重要的遗址，真应该做进一步的深入检测。
隆攀gdzq 发表于 2011-7-6 11:16
[i=s] 本帖最后由 隆攀：
从贾湖一期到二期，随着气候的转暖，种水稻应更多才是，但实际并非这样，稻谷更少了。似乎预示着，到了二期，可能是受裴李岗文化影响的结果，贾湖二三期可能是裴李岗文化的影响区而非源头区。
“由于报告只分期发表了植物个体的数量, 而没有分期的植物出土概率的情况, 这里只能粗略地对比一期和二期的个体数量。值得注意的是, 二期的土样份数约为一期的两倍, 但一期却出土了4倍于二期的稻谷( 324:78) , 两种田间杂草的数量也是一期多于二期。而采集经济植物中除数量较少的种类外, 一期的栎果多于二期( 267:97) , 但一期的菱角少于二期( 116:7307)。 因此给我们的一个印象是贾湖一期农耕活动的比例大于二期。 ”
反恐 发表于 2011-7-6 11:27
“四
从现有资料分析, 贾湖一期遗存偏早时段主要分布在淮河和汉水中游一带, 偏晚时段往北往西分布到了豫中和豫西, 已经覆盖了迄今
所知裴李岗文化的分布范围。[color=Red]考虑到贾湖一期遗存的陶器、石器以及生业形态均与裴李岗文化有继承关系,[/color] 甚至贾湖一期墓葬中死者头侧放置陶壶的习俗也是裴李岗文化中常有的现象[48], [color=Red]因此可以认为裴李岗文化乃至人群应当
来自贾湖一期。[/color]贾湖一期遗存的文化因子是裴李岗文化的主要源头”。
“此外, 分布在[color=Red]豫西[/color]地区的贾湖一期遗存
[color=Red]班村类型[/color]的主体器物是绳纹角把罐和绳纹钵,
与[color=Red]关中[/color]地区[color=Red]老官台文化[/color]( 或白家文化) 以绳纹
三足罐和绳纹钵为主体的陶器群相似。老官台文化( 或白家文化) 的年代大致相当于裴李岗文化偏晚的时期, 与班村类型的年代相接, 在关中地区迄今找不到文化来源, 因此[color=Red]很可能是
班村类型的后续文化[/color]。
如果再扩大范围来看,[color=Red]山东[地区 后李文化[/color]的时代与裴李岗文化相当, 陶器群也是以釜、钵类为主, 食物遗存中也同样有稻属植物[49], [color=Red]估计也来自与贾湖一期遗存同一时期类似的南方文化系统[/color]。可以想见,黄河中下游地区6000 BC 以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的形成主要是长江流域和淮汉一带文化及人群北进的结果”。
hercules 发表于 2011-7-6 13:00
但毕竟裴李岗是属于旱作农业文化，只能说它受到了贾湖的很大影响。
谜雾 发表于 2011-7-12 08:30
一直以为贾湖是裵李岗的地方亚型,看来要好好补课了.
Yungsiyebu 发表于 2011-7-12 18:46
贾湖还是继承了前农业时代的狩猎文化因素的，鹿骨、猪骨都是广泛存在于贾湖遗址的，狩猎因素仍然非常重要，同时，陶器也存在前农业时代的绳纹罐。
ranhaer 发表于 2011-7-12 21:02
[i=s] 本帖最后由 ranhaer 于 2011-7-12 21:04 编辑 [/i]
[quote]“此外, 分布在豫西地区的贾湖一期遗存?? ?班村类型的主体器物是绳纹角把罐和绳纹钵,与关中地区老官台文化( 或白家文化) 以绳纹三足罐和绳纹钵为主体的陶器群相似。老官台文化( 或白家文化 ...
[size=2][color=#999999]反恐 发表于 2011-7-6 11:32[/color] [url=http://www.ranhaer.com/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233723&ptid=15853][img]http://www.ranhaer.com/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size][/quote]
很好的文章。
我接上去：
从房址和陶鼎看北辛文化的成因 >>《中国历史文物》>> 2010年 >> 第04期
ranhaer 发表于 2011-7-12 21:08
大汶口文化的前身，并非当地更早的后李文化，而是继承自外来的北辛文化。 而北辛文化，据此文描述，与裵李岗可能有亲缘关系。
反恐 发表于 2011-7-12 21:16
论述后李文化的文章似乎不多，兰版能否发上来看看。
imvivi001 发表于 2011-7-13 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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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3]类似大岗的细石器文化在李家沟被叠压在有陶遗存的下面，3 个木炭样本的年代为距今10500~ 10300 年( 引文校正数据) 。显然是细石器文化传统的李家沟有陶遗存，其陶器很少有绳纹, 是滚印竖点纹遍布器身的盂、罐类器物，年代为距今9000~ 8600 年( 引文校正数据) [43]。
如果这个年代无误的话，正与贾湖一期遗存前后相接甚至有所交错，显然不是贾湖一期遗存的前身。 贾湖一期遗存陶器群的主体是角把罐与盆搭配，其中角把罐多饰绳纹，为直口、小平底，也就是釜一类器物, 方口盆( 四角盆) 则是钵一类器物。[color=darkred]与北方类似东胡林遗存的万年以来罐和盂作为炊器的陶器群不是一个传统。而釜与钵的陶器群搭配则正好是长江中游地区万年以前自陶器开始出现就一直延续下来的传统[/color][44]。 [/size]
贾湖一期遗存中稻属与橡子并用的生业形态也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在晚期以前的传统。[b][color=darkred]因此贾湖一期文化遗存应当是南方人群向淮汉和黄河中游地区扩张的结果。
而大岗一类细石器遗存在距今10000 年之后退缩到豫中， 约距今8600 年后完全退出了华北南部地区[/color][/b]。”---原文P51[/size]
[size=3] 由最后那句总结来看，中原的C、N可能是有悠久历史了~[/size]
[size=3][/size]
隆攀gdzq 发表于 2011-7-13 11:25
[quote]“四
从现有资料分析, 贾湖一期遗存偏早时段
主要分布在淮河和汉水中游一带, 偏晚时段往
北往西分布到了豫中和豫西, 已经覆盖了迄今
所知裴李岗文化的分布范围。考虑到贾湖一期
遗存的陶器、石器以及生业形态均 ...
[size=2][color=#999999]反恐 发表于 2011-7-6 11:27[/color] [url=http://w173496.s40.myverydz.com/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233722&ptid=15853][img]http://w173496.s40.myverydz.com/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size][/quote]
如果贾湖一期为裴李岗文化的源头，由于北方人群父系欠缺M7，因此，可推定贾湖人群（至少是贾湖一期人群）应是没有M7的，再根据贾湖因素涉及的范围，推测大汶口人群、凌家滩人群可能也是没有M7的。进一步推测荆蛮系统的M7可能较晚时才与O2a-M95一起北迁到长江以北地区，大溪遗址有M7及M95，并混有屈肢葬，显示M7及M95可能在六七千年前已到达长江北岸一带，而更早M7与M95可能只分布长江以南、岭南及中南半岛地区。
后李文化相关
反恐 发表于 2011-7-13 12:53
[quote]
如果贾湖一期为裴李岗文化的源头，由于北方人群父系欠缺M7，因此，可推定贾湖人群（至少是贾湖一期人群）应是没有M7的，再根据贾湖因素涉及的范围，推测大汶口人群、凌家滩人群可能也是没有M7的。进一步推测荆蛮系 ...
[size=2][color=#999999]隆攀gdzq 发表于 2011-7-13 11:25[/color] [url=http://ranhaer.com/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234170&ptid=15853][img]http://ranhaer.com/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size][/quote]
早期人口少，9000年前大约每个单倍群人口都不多，而且地域性强，混合还不充分，你说的有可能。（大规模人口扩张、混合可能主要出现在农业发展起来之后，但是黄河流域的人口混合，应该至少在6000年前就已经具有相当程度了，因为黄河流域的农业文化发展又早规模又大。）
Yungsiyebu 发表于 2011-7-13 12:56
[i=s] 本帖最后由 Yungsiyebu 于 2011-7-13 12:58 编辑 [/i]
[quote].
“类似大岗的细石器文化在李家沟被叠压在有陶遗存的下面，3 个木炭样本的年代为距今10500~ 10300 年( 引文校正数据) 。显然是细石器文化传统的李家沟有陶遗存，其陶器很少有绳纹, 是滚印竖点纹遍布器身的盂 ...
[size=2][color=#999999]imvivi001 发表于 2011-7-13 02:10[/color] [url=http://www.ranhaer.com/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234163&ptid=15853][img]http://www.ranhaer.com/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size][/quote]
不见得，我的看法是，细石器猎民土著是O3，而南方来的农民是O1/O2，O3-M134在中原的攀升应与北方和西北方戎狄族群的扩张有关，而O3-JST002611可能是土著的细石器猎民遗留。C3和N应与更晚年代的人群迁徙有关，因为从Y-STRs的近似程度来看，并不能支持人群的遥远隔绝，比如类似C3和C1，C5那样的关系。
雄镇散人 发表于 2011-7-17 19:30
[quote]一直以为贾湖是裵李岗的地方亚型,看来要好好补课了.
[size=2][color=#999999]谜雾 发表于 2011-7-12 08:30[/color] [url=http://www.ranhaer.com/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234139&ptid=15853][img]http://www.ranhaer.com/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size][/quote]
看了一些早期的论文确实常见“裴李岗文化贾湖类型”的说法，比如考古网上朱乃诚07年的那篇《中国史前稻作农业概论》，以至于网上有些小文说“[b]在裴李岗文化中发现的种植稻[/b]、龟骨上的契刻符号等一系列前所未见的内容”之类，那里的说法都应该是不对的，都是把贾湖当作裴李岗的亚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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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灵井距今8-10万年的“许昌人”旧石器遗址及其周边1万多年前旧石器文化的考古
２００５年４月，因遗址西南约７公里的一家煤矿透水，致使包括灵井在内的几处泉水骤然断流，接着积水循泉眼回流，地下水位下降，原生地层出露，实属千年一遇。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迅速将这一重要情况上报，请求对这处史前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国家文物局批准了这一发掘项目。
至今,共揭露遗址面积260平方米,出土旧石器时代石器、骨器和动物化石3万余件。2007年12月17日，在9号探方深5米处，考古人员发现一块较完整的古人类头顶骨和顶骨、枕骨、颞骨的断片共计16块，复原后可成为一较完整的人类头盖骨化石。其眉脊较突、前额低平、枕突隆起、骨壁较厚，保存和石化程度较好，未见变形。考古人员现场将头盖骨化石整体提取，送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标本馆进行了室内清理。
经专家们研究认为：古人类头盖骨化石距今约8万—10万年，根据惯例，此次发掘出的人类被命名为“许昌人”。
此前，我国曾发现50多万年前的北京人，也曾发现了15万年前的金牛山人和2万年前的山顶洞人，但在这期间的人类化石一直没有被发现，这就造成了研究中国现代人类起源中环节的缺失。
而此次“许昌人”被验证生活在距今8万—10万年前。头盖骨发现的地层在历史上未受到任何扰动，是非常清晰的原始地层，包含大量古人类生活、生存及环境信息。具备研究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等重大学术课题的基础和条件，堪称目前我国发现的最重要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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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井“许昌人”遗址2007年底发现了“许昌人”头盖骨化石，这一重大发现填补了东亚人类进化过程中8-10万年现代智人化石的空白，对于研究东亚和中国现代人类起源与演化具有重大学术价值，被评为“200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首，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禹州瓦店遗址作为龙山文化晚期全国面积最大的人类聚落遗址之一，多次进行考古发掘，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和工作的重点之一，2007年又发现了“回壕”和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对于研究夏都和夏文化具有重要学术意义，成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新亮点。
许昌市委书记毛万春对文化部门和许昌县及灵井镇、禹州市所做的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对进一步深入挖掘、研究许昌市厚重的历史文化，努力实现文化资源大市向文化强市跨越作了重要指示。
毛万春书记指出，“许昌人”和瓦店遗址夏文化的新发现意义重大，它们是许昌两次辉煌历史的实证，是许昌最为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它的发掘研究保护和利用，对于宣传许昌，扩大许昌知名度，提高许昌在国内外的美誉度和影响力，以及建设人文许昌，和谐许昌，促进许昌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发展都将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一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站在文化资源大市向文化强市跨越的高度，大力宣传“许昌人”和夏文化，切实保护好灵井“许昌人”遗址和禹州瓦店遗址，在保护和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开发利用；二要进一步强化环境优化意识，搞好协调服务配合，进一步改善考古发掘研究的工作环境，努力营造有利于考古发掘新发现、有利于研究出成果的良好氛围；三要进一步采取得力措施，设置明显的文化宣传标志，对遗址周边环境和道路进行改造和提升，拆除影响遗址环境的建筑物，彻底改善遗址周边环境，树立许昌对外良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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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郑州11月25日电(记者 朱晓娟)2010年11月25日，记者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获悉，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灵井“许昌人”遗址调查与发掘中，在灵井“许昌人”遗址以西又新发现3个旧石器时代新地点。有关考古专家称，这次考古调查成果说明，灵井“许昌人”遗址周围存在有较多的古人类活动遗存，新发现的地点与“许昌人”遗址相比，更符合古人类居住的基本条件，不排除是“许昌人”的居住地的可能性。
据许昌灵井考古队领队李占扬研究员介绍说，发现的3处新地点位于灵井“许昌人”遗址以西约1-1.5公里的李井村一带，面积约4万平方米，约是已知灵井“许昌人”遗址面积的3倍，时代和“许昌人”遗址相当。这3个新地点剖面显示，距地表4米以下有文化层，且含有丰富的动物化石和石器，动物种类不超过灵井动物群的范畴。
李占扬说，新发现的地点和灵井“许昌人”遗址所不同的是，动物化石中以烧过的骨头占多数，一些骨头仅在两端发现有烧痕，这应是古人食肉后遗留下的骨头，说明当时的人类是以熟食为主。
考古专家认为，这次考古调查成果说明，灵井“许昌人”遗址周围存在有较多的古人类活动遗存，它的发现，使灵井“许昌人”遗址成为中国重要的旧石器时代遗址群之一，并为进一步的考古调查、发掘和保护提供可靠的依据。
位于河南省许昌市的灵井遗址是中国首次发掘的以泉水为中心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已出土大量精美细石器、牙针、赭石染料和中国最早的立体雕刻鸟等文化遗物3万余件。2007年12月和2008年5月，该遗址两次发现距今8万-10万年的人类头盖骨和头骨化石，对研究东亚古代人类进化和中国现代人的起源具有重大科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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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2008年6月11日电 记者今日从河南省文物部门获悉，继“许昌人”头盖骨化石发现之后，河南灵井“许昌人”遗址又发掘出土一批距今八至十万年的人类头骨化石断块，包括额骨、颞骨外耳孔部、枕骨、顶骨等共计十二块。
考古队领队李占扬研究员说，此次发现，让“许昌人”头骨更接近完整，但仍缺失面骨、牙齿化石，它们可能还在地层中埋藏，有待进一步考古发掘。
据知，去年十二月十七日，灵井遗址发现了距今八至十万年的人类头盖骨化石，对研究东亚古代人类进化和中国现代人的起源具有重大科学价值，填补了中国现代人起源研究的空白。
中国国家文物局将此次发现的人类命名为“许昌人”。这一发现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入选二00七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新发现的十二块人类头骨化石断块，很令人振奋！”考古队领队李占扬研究员说，加上去年出土的十六块头盖骨化石，九号探方目前已出土头骨断块二十八块。新发现的头骨断块的出土位置同去年相距较近，且不见重复现象，可能来自同一个体，但也不排除少数断块为另一个体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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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国家文物局立项的２０１０年灵井“许昌人”遗址调查与发掘中，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灵井考古队在灵井“许昌人”遗址以西新发现３个旧石器时代新地点。
３处新地点位于灵井“许昌人”遗址以西约１－１．５公里的李井村一带，面积约４万平方米，约是已知灵井“许昌人”遗址面积的３倍，时代和“许昌人”遗址相当。
今年春天，考古队开挖８个探井，加上村民挖井露出的剖面，共有１０多个地点能观察到地下层位。剖面显示，距地表４米以下有文化层，且含有丰富的动物化石和石器，动物种类不超过灵井动物群的范畴。
考古队领队李占扬研究员说，和灵井“许昌人”遗址所不同的是，动物化石中以烧过的骨头占多数，一些骨头仅在两端发现有烧痕，这应是古人食肉后遗留下的骨头，说明当时的人类是以熟食为主。
近年来的发掘和研究工作证明，灵井“许昌人”遗址的性质是旧石器时代中期古人类制作石、骨器并使用这些工具进行生产的工作营地。李占扬说，新发现的地点与之相比，更符合古人类居住的基本条件，不排除是“许昌人”的居住地的可能性。
李井村在上世纪６０年代曾发现过零星动物化石，几十年来，这里一直未进行考古调查和试掘。李占扬认为，这次考古调查成果说明，灵井“许昌人”遗址周围存在有较多的古人类活动遗存，它的发现，使灵井“许昌人”遗址成为中国重要的旧石器时代遗址群之一，并为进一步的考古调查、发掘和保护提供可靠的依据。
位于河南省许昌市的灵井遗址是中国首次发掘的以泉水为中心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已出土大量精美细石器、牙针、赭石染料和中国最早的立体雕刻鸟等文化遗物３万余件。２００７年１２月和２００８年５月，该遗址两次发现距今８万－１０万年的人类头盖骨和头骨化石，对研究东亚古代人类进化和中国现代人的起源具有重大科学价值。目前，包括探索中国和东亚现代人类起源等一批重要研究课题正在进行之中。 （记者桂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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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郑州2009年八月七日电(记者 赵敏 朱晓娟)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许昌市文化局联合成立的“河南许昌古人类研究中心”今日在郑州成立。这是国内成立的首家“许昌人”古人类研究机构。
该中心将以国内最具研究潜力的灵井“许昌人”遗址为依托，采取新的研究理念，吸纳中外相关领域的科学家，开展对遗址本体和现代人类起源、旧石器考古学、年代学、动物埋藏学等重要学术课题进行全方位综合研究，并希望通过管理上的开放和创新思路，在国内该研究领域中探索新的研究模式。
在今天的成立签字仪式上，河南许昌古人类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所长、著名的古人类旧石器考古学家高星研究员说：“许昌古人类化石发现以来，包括探索中国和东亚现代人类起源等一批重要研究课题正在进行之中，为了使这一重要古人类遗址得到更好地研究、保护、开发和利用，整合各方优势，为筹建遗址博物馆提供科研成果和技术支持等，都需要有一个专门机构，担当起长期而繁重的科研任务。”
“许昌人”的发现者、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李占扬研究员称，中心成立后将致力于制订近期和远期的科研规划。在西方，一个史前文化遗址的发掘研究，往往经过数十年以上的时间，通常有几代考古学家在遗址上相继工作，有些遗址已连续研究了一百多年，考古学家按照计划每年对遗址发掘很少的面积，并且边发掘边研究。而中国连续多年的发掘和研究项目并不多，该研究中心的成立，对于推动灵井“许昌人”遗址的可持续性研究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二00七年底，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对河南许昌灵井旧石器时代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距今八万至十万年的较完整的古人类头盖骨化石。此次发现的人类被考古学家命名为“许昌人”。“许昌人”的发现将为中国古人类进化研究提供重要线索，它是继北京猿人之后中国古人类研究的又一重大发现，这一发现填补了中国现代人类起源中的重要一环，并有望打破人类“非洲起源说”的观点。
“许昌人”头盖骨化石的发现地点，位于河南省许昌市许昌县灵井旧石器时代遗址。二00五年六月，经批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正式对该遗址进行考古发掘。至今，已出土三万余件石器和化石标本，尤其是近两年内出土的古人类头骨化石，在国内外具有很大影响；出土的大量精美细石器、牙针、赭石染料和中国最早的立体雕刻鸟等，使遗址文化内涵更为丰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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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家文物局立项的２０１０年河南灵井“许昌人”遗址调查与发掘又有新成果，11月，灵井考古队近日在遗址上文化层发现两片万年前带钻孔的驼鸟蛋壳，这表明在一万多年前的灵井一带，原始工艺已经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考古队领队李占扬研究员介绍说，经国内外年代测定机构的测定，钻孔驼鸟蛋壳已有确切测年数据，距今约１．３万年。这是河南省迄今发现时代最早的钻孔标本，也是中国目前发现的保存最为完好的万年前钻孔例证。
这两片钻孔驼鸟蛋壳片呈浅黄色，其中一片长４厘米、宽３．３厘米，保存完好，另一片略残。两片壳片形制均为长方形，有２孔，一大一小，采用对钻方式。
李占扬说，钻孔驼鸟蛋壳曾在北京山顶洞、宁夏水洞沟等遗址发现，但出土标本均为单孔，较为残破，而灵井“许昌人”遗址此次出土的标本为双孔对钻，制作十分精细。
在距发现钻孔驼鸟蛋壳仅几厘米的地方，发现了一枚用玛瑙石料做成的钻，其上有使用痕迹。通过现场比对，这件钻正适用于钻驼鸟蛋壳上较小的孔。这种钻与钻孔同时出现的场景，在国内外尚属首次发现。
李占扬说，同时发现的还有一枚非常完整的小骨棒，它经过了火烤，表面光滑，十分精致，还有较强的吸水性。这个小骨棒国内外目前还没有可对比的同类，用途尚不清楚。
灵井“许昌人”遗址是中国首次发掘的以泉水为中心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已出土大量精美细石器、牙针、赭石染料和中国最早的立体雕刻鸟等文化遗物３万余件。２００７年１２月和２００８年５月，该遗址两次发现距今８万－１０万年的人类头盖骨和头骨化石，对研究东亚古代人类进化和中国现代人的起源具有重大科学价值。目前，包括探索中国和东亚现代人类起源等一批重要研究课题正在进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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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鸵鸟钻孔的出现，不仅说明1.3万年前中国人有了审美意识，而且有了制作工艺品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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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1月，考古人员最近在河南灵井“许昌人”遗址内，新发现7枚用披毛犀的臼齿珐琅质制成的牙针(锥)以及牙制纽扣和染色用的赭石(颜料)等服饰文物，这是继去年以来两批8万年-10万年“许昌人”人类头骨化石发现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收获。
考古队领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占扬说，这些牙针(锥)出土于距今约1.5万年前的遗址上文化层堆积中，均已形成化石。它们断面呈椭圆形，磨制精美，尾部略钝，尖部有使用痕迹，长度3厘米-7厘米，有的已在使用中折断。以往骨针在我国辽宁海城小孤山和北京周口店山顶洞等1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曾经出现过，但用动物牙齿做的针在国内尚属首次发现。
考古队在距今约1.5万年前的地层中，新发现数十枚用动物牙齿做的片状器具，已经形成化石。考古人员在显微镜下观察，牙片的使用光泽集中在中部，这显然不同于其他尖刃工具使用光泽集中于尖刃部，因此认为可能是一种有着特殊用途的器物。考古人员在观察时发现，有的标本中部有束腰现象，因此推断可能是衣物上的纽扣。领队李占扬分析说，纽扣的制作过程可能是用石锯将动物牙齿截断，用石制雕刻器挖去牙齿内的白垩质，四周经磨制而成。这类器物是国内属首次发现。
此外，在考古发掘中，还发现了大量的用象臼齿齿脊做的呈片状的工具，工具上有经使用的痕迹。研究人员初步认为可能是古人制作细石器的工具。
■赭红十分时尚
考古队还发现了大量赭石(颜料)，数量有20余块，这是国内赭石在细石器遗存中第一次集中出现。经过调查，赭石不是当地产的，可能是古人从很远的地方有意带来的。李占扬认为，遗址的主人可能用赭石染制衣物，种种迹象表明当时已能制作精美柔软的皮衣。真若如此，1.5万年前最时尚的颜色首推红色。
■“许昌人”迁移了
李占扬认为，灵井遗址出土的这批文物，可能属于末次盛冰期(距今约1.8万年)来自中国北部猎人的遗物。随着末次盛冰期时期寒冷气候南侵，猎人南迁，越过黄河并到达河南许昌灵井。由于这里有优质的水源等自然条件，使史前文化得到高度发展。 (综合新华社、东方今报)
从灵井遗址看中原地区新、旧石器文化过渡
大概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河南省文物考古所一批史前学者注意到了本区新、旧石器文化过渡的不久所里原则上将此列为重要学术课题其背景是河南有距今八千年以上的裴李岗文化遗址在舞阳大岗和许昌灵井都似有叠层的线索曾设想若像老一辈考古学者当年在安阳后岗首次发现商文化、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种文化堆积上下依次叠压的“三叠层”那样幸运的话探讨中原地区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过渡何以是难事尤其是近年张居中先生发现舞阳大岗细石器并约我一道进行初步研究以后笔者曾有过一段时间的乐观但年许昌灵井遗址首次发掘以来这一问题又变得扑朔迷离现将近期粗浅认识及思路框架列出进行讨论。 本区“中石器”有没有 按《大百科全书?0?5考古卷》第页页的解释中石器时代“其地质时代已进入全新世属于冰后期。此时欧亚大陆的气候转暖与旧石器时代晚期显著不同。人类依然过着采集渔猎生活使用打制或琢制石器但磨制石器还没有出现”。“中国的中石器文化发现不多如沙苑文化和灵井文化也都以细石器为特征?6?7?6?7中石器时代大约开始于距今万年前后。”上面提到了灵井文化。灵井遗址是周国兴先生于年发现经采集标本和初步整理报道而使考古界所熟知的。这次经采集共发现石制品件石英居多燧石次之其中有少量典型细石器材料年发表后引起史前考古学界关注。这批材料固然重要但无地层关系周先生曾多次呼吁对此进行考古发掘。但遗址所在地有大面积的积水原始地层不露又有泉水不停歇地喷涌使发掘无法下手。年月一个偶然的因素附近一家煤矿透水灵井积水循泉眼回流一夜干涸原始地层出露。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许昌市文物部门于月日正式发掘。至月底共发掘出土石制品和动物化石含大量骨器近件。 整个灵井遗址的剖面为中原地区文化遗址分布最完整的剖面在这一区域内从旧石器晚期至汉宋时代均有文化遗存分布。在地层中发育一稳定的钙板层。该层以上为新石器至汉代文化层以下含石制品和动物化石石制品同灭绝动物如最后鬣狗 和披毛犀 共生其时代可初步判定为旧石器时代晚期。值得一提的是在钙板层以上和新石器时代文化层之间有厚约米的粉砂层质地纯净不含任何文化遗物是新、旧石器之间的间隔层。钙板层在较大范围内均有分布由东南向西北有增厚趋势。该钙板层的成因可能是全新世气候转暖地下水和地表水循地势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套物质在近源区为厚达数米的灰白色岩石风化壳物质。从上所述钙板层可作为更新世和全新世的界面来认识该层应和大岗含细石器文化遗物的黑垆土属同期异相沉积物。大岗细石器遗址在灵井向南约公里细石器出土于文化层第四层岩相为一厚约米的黑垆土其时代同灵井钙板应同期文化层叠压在贾湖遗址第期文化之下这里虽有典型细石器但研究者认为应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较晚阶段。 综上所述中原地区至今尚未找到可确认的中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 对灵井文化遗物的新认识 经过年近个月的考古发掘对灵井文化石制品已有较肤浅的认识归纳起来有如下特点石器以较小的白色脉石英砾石和较大的各色石英岩为原料石料一部分可能来源于遗址西北丘岗地区上砾石层一部分来源于西北距遗址约公里的古河道沙砾层。石制品类型包括石器、石核、石片和断块等脉石英石料以小型为主石英岩石料以大中型为主。少量石片和石器有使用痕迹使用痕迹和大量废料表明遗址系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工作营地。出土石制品和动物化石基本上没有冲磨痕迹应属原地埋藏类型。打片以锤击法为主少数脉石英石料采用砸击法打片。石器毛坯以断块和残片居多两者占工具总数的完整石片作工具的比例偏低。石器器型多不规则。石器组合中脉石英石器类型以刮削器居多石英岩石器以砍砸器为主二者形成互补。石器由锤击法加工而成多数向背面加工向正面也占有一定比例两面、交互和错向加工者较少。有少量通体修理的“精致工具”。上述特点主要反映了灵井遗址石器具有北方石器主工业的特点用砾石做的砍砸器等具有南方石器工业的因素。 灵井遗址是以泉水为中心的旷野遗址其地层大体以钙板为界分为上下组钙板上部新石器、商周乃至汉宋时期有比较完整的遗存代表。从新石器文化层向下有一纯净粉砂层未发现文化遗物钙板以下出动物化石和石制品的上、下文化层从化石的石化程度、灭绝动物的存在和文化遗物性质判断属于旧石器晚期。从沉积环境来看钙板层系暖湿气候的产物和全球气候在末次冰期最晚期或全新世来临时气候迅速转暖不无关系如果将钙板层订为的界面那么灵井文化遗存的时代不会晚于距今万年。这仅是对遗址地层沉积物和出土遗物在时间段上的推测至于钙板以上空白层的绝对年代和遗址下限年代数据现在还无从谈起一切有待于今后对绝对年代的测定。 中原地区新、旧石器文化过渡之假定 史前考古的一个重要课题即寻找新旧石器时代文化演化或过渡的线索。长期以来许多学者对中原文化受到外来考虑不多他们理想的途径便是寻找新旧石器文化层的叠压关系并且文化内涵是一脉相承的在贾湖早期新石器文化编年初步完成以后即认为距这一的解决为期不远了。大岗细石器文化层发现以后曾有过短暂的欣慰因大岗第四层的文化遗物出自一层稳定的黑垆土黑垆土一般认为是末次冰期最后阶段升温的标志时代判断在万年左右而上覆地层即是贾湖第三期距今、千年这意味着如果找到之间约年左右的地层证据便可大功告成。殊不知这种简单的推论模式忽略了一项常识性问题即以贾湖为代表的早期新石器文化是成熟发达了的农业文化大岗为代表的细小石器为北方猎人文化在这大约年的时间里两种截然不同的形态所代表的文化类型在中原地区没有相遇或者说没有就地改变和转化进而合二为一究其原因是气候这项在环境内最具重要因素的变化而使然。 在末次冰期的后期华北地区多处于草原及灌丛景观细小石器文化范围迅速扩展并得到空前以往曾有学者推断细石器文化即猎人文化在末次冰期达到高峰时冰雪侵占了北部广大地区寒冷的气候迫使某些动物南迁在当时的条件下有些猎人为了追寻猎物也会向南迁徙。从目前已知的材料看猎人文化到达的最南端是位于北纬°附近的大岗一带。细石器包括用直接法制作的石英小石器可能主要用于狩猎活动和加工兽皮。以灵井器物组合为例圆头刮削器可刮去皮子的油脂使之变软达到缝制衣物、帐篷的需要尖状器和钻器用于缝制兽皮的锥孔类似后来针一样的作用。雕刻器用于刻槽以制作复合镶嵌工具小石片则用于分割剪裁皮子大些的石片用于分割肉食这从动物骨骼周围散落的石片和骨骼上的切割痕迹已得到验证。用于剥皮的工具则很广泛有骨器和石器等。用石英岩制作的工具或石片因个体较大可用于砍伐树木、收割禾类、加工木棍等。灵井的工具组合真正用于农作的器物则缺如。由此看来在旧石器时代之末的阶段古人过着游牧生活灵井遗址年发掘的区域是猎人们靠近泉水的工作营地。 由于细石器和细小石器地点发现还不很多各地点更缺少可以使用的年代数据由此我们还不能细致了解猎人向南推进的轨迹。河南全省现仍缺少较早的细石器材料以大岗为代表的较晚的细石器文化层较薄遗物并不丰富说明猎人在此活动时间不会太长便随着即将来临的全新世气候增温而向北撤离之后来这一带开发的人类选择了距大岗不远的贾湖并定居下来这时已处于新石器时代农业文化已发展到相当的水平陶器、石制农具、磨制骨器和精神文化器具如等均已相当发达可以肯定地说上述工具和器具不可能是从大岗细石器发展而来。贾湖新石器遗址最早的年代数据为距今±年。从大岗细石器消退到贾湖新石器崛起之间大约有年的文化缺环。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贾湖先民登上这块土地没有首先选择大岗作自己的居住营地或称活动中心只是到了贾湖文化晚期才来开发大岗于是形成了大岗地点第层文化。这种情况可能反映猎人文化同早期农业文化在环境要求上的差异。 在法国南部以马格德林文化为代表的旧石器晚期的狩猎者随着更新世最后冰盖的消融追随他们的猎物向北迁移而自西亚进来的农业文化这未遍及欧洲某些地区在文化上也存在着“间隔”。后来发现一些小型的几何形细石器因不同于旧石器时代文化也不同于新石器农业文化这个阶段后被称为“中石器时代”。 对于更新世和全新世的年龄分界国际上尚无统一标准。河北平原区全新世最下层的年龄为距今万年近年工作较多的东胡林人遗址的年代也大体与此相当同旧石器文化在本区消失的年代相近。 细石器和脉石英小石器在华北平原中南部消失后而本区的早期新石器文化如磁山、裴李岗、后李以及西边的老官台等加上中原地区的裴李岗文化诸类型年龄多未超过距今年其新石器早期同本区域旧石器晚期之间的缺环是明显存在的。其缺环可以理解为猎人文化在新石器文化到来或崛起之间的空挡不过欧洲有适应新环境而所谓的“中石器时代”而华北则缺如。在新、旧石器过渡上不同地区应有差别如华南曾被认为有过渡期存在华北平原北部以东胡林人遗址为代表的大于或接近距今万年的遗址存在等应为不同气候环境模式的反映。 华北平原地区主要包括中原地区未发现像欧洲处“间隔”阶段的“中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早期新石器文化一登场就给人一种相当成熟和发达的印象早期新石器文化到来之迅速让考古者多少有点不适应于是拙文在此提出传播因素的见解大概与猎人文化北迁的同时华南的早期新石器循着旧石器时代南方主砾石文化向北推进的路线向北扩展经洞庭湖地区、长江流域、江淮地区、进而扩展到中原腹地之后北进东扩西传在河南、河北、山东、陕西、山西南部这一广褒地区或直接成本地早期新石器文化或同当地大约同期形成的早期新石器文化汇合发展成今天看到的具有各自特点的早期新石器文化的面貌农业也以往日从未有过的速度在沃土上迅猛发展。 以细石器为代表的晚期旧石器文化从华北平原消退以后在北方荒漠草原和东北得益于优质燧石和黑曜石石料得到空前发展。西拉木伦河流域、河套地区、呼伦贝尔草原、松嫩平原等发现大量细石器遗存。细石器和陶片、磨制石器等共存是这一辽阔地区新石器文化的主要特色。在细石器中凹底石镞等新工具增多大石核、长石叶等类型达到空前的高质量。同时细石器同农业工具混合使用互为补充使之成为亦农亦猎的经济形态这种模式可能到俄罗斯东部、朝鲜半岛和日本。 在华北地许多地方新石器遗址中打制石器仍相当多有些发展成相当大的规模打制、磨制相结合创造诸多定型的农业生产工具细石器也并因此而未全部消失在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裴李岗、仰韶、龙山文化及青铜时代遗址中仍有细石器的残余但已是风光不在了。 所有文档>>企业档案>>行政公文>>文化历史论文-从灵井遗址看中原地区新、旧石器文化过渡 文档简介文化历史论文-从灵井遗址看中原地区新、旧石器文化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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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灵井遗址看中原地区新、旧石器文化过渡 - 郑州市文化局-信息发布系统
阅读：10 时间：2006-8-21 14:01:28 来源：中国文物报
大概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一批史前学者注意到了本区新、旧石器文化过渡的问题，不久，所里原则上将此列为重要学术课题，其背景是河南有距今八千年以上的裴李岗文化遗址，在舞阳大岗和许昌灵井都似有叠层的线索，曾设想：若像老一辈考古学者当年在安阳后岗首次发现商文化、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３种文化堆积上下依次叠压的“三叠层”那样幸运的话，探讨中原地区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过渡何以是难事？尤其是近年张居中先生发现舞阳大岗细石器并约我一道进行初步研究以后，笔者曾有过一段时间的乐观，但２００５年许昌灵井遗址首次发掘以来，这一问题又变得扑朔迷离，现将近期粗浅认识及思路框架列出进行讨论。
本区“中石器时代”有没有
按《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第４７６页～４７７页）的解释，中石器时代“其地质时代已进入全新世，属于冰后期。此时欧亚大陆的气候转暖，与旧石器时代晚期显著不同。人类依然过着采集渔猎生活，使用打制或琢制石器，但磨制石器还没有出现”。“中国的中石器文化发现不多，如沙苑文化和灵井文化也都以细石器为特征……中石器时代大约开始于距今１万年前后。”上面提到了灵井文化。灵井遗址是周国兴先生于１９６５年发现，经采集标本和初步整理报道而使考古界所熟知的。这次经采集共发现石制品１３５３件，石英居多，燧石次之，其中有少量典型细石器，材料１９７４年发表后，引起史前考古学界关注。这批材料固然重要，但无地层关系，周先生曾多次呼吁对此进行考古发掘。但遗址所在地有大面积的积水，原始地层不露，又有泉水不停歇地喷涌，使发掘无法下手。２００５年４月一个偶然的因素，附近一家煤矿透水，灵井积水循泉眼回流，一夜干涸，原始地层出露。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许昌市文物部门，于６月１１日正式发掘。至１２月底，共发掘出土石制品和动物化石（含大量骨器）近５０００件。
整个灵井遗址的剖面为中原地区文化遗址分布最完整的剖面，在这一区域内，从旧石器晚期至汉宋时代均有文化遗存分布。在地层中，发育一稳定的钙板层。该层以上为新石器至汉代文化层，以下含石制品和动物化石，石制品同灭绝动物如最后鬣狗（ｃｒｏｃｕｔａ ｕｌｔｉｍａ）和披毛犀（ｃｏｅｌｏｄｏｎｔａ ａｎｔｉｑｕｉｔａｔｉｓ）共生，其时代可初步判定为旧石器时代晚期。值得一提的是，在钙板层以上和新石器时代文化层之间有厚约０．５５米的粉砂层，质地纯净，不含任何文化遗物，是新、旧石器之间的间隔层。钙板层在较大范围内均有分布，由东南向西北有增厚趋势。该钙板层的成因，可能是全新世气候转暖，地下水和地表水循地势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套物质在近源区为厚达数米的灰白色岩石风化壳物质。从上所述，钙板层可作为更新世（Ｑ３）和全新世（Ｑ４）的界面来认识，该层应和大岗含细石器文化遗物的黑垆土属同期异相沉积物。大岗细石器遗址在灵井向南约４０公里，细石器出土于文化层第四层，岩相为一厚约１米的黑垆土，其时代同灵井钙板应同期，文化层叠压在贾湖遗址第３期文化之下，这里虽有典型细石器，但研究者认为应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较晚阶段。
综上所述，中原地区至今尚未找到可确认的中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
对灵井文化遗物的新认识
经过２００５年近７个月的考古发掘，对灵井文化石制品已有较肤浅的认识，归纳起来有如下特点：石器工业以较小的白色脉石英砾石和较大的各色石英岩为原料，石料一部分可能来源于遗址西北丘岗地区上砾石层，一部分来源于西北距遗址约７公里的古河道沙砾层。石制品类型包括石器、石核、石片和断块等，脉石英石料以小型为主，石英岩石料以大中型为主。少量石片和石器有使用痕迹，使用痕迹和大量废料表明遗址系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工作营地。出土石制品和动物化石基本上没有冲磨痕迹，应属原地埋藏类型。打片以锤击法为主，少数脉石英石料采用砸击法打片。石器毛坯以断块和残片居多，两者占工具总数的７０．６％，完整石片作工具的比例偏低。石器器型多不规则。石器组合中，脉石英石器类型以刮削器居多，石英岩石器以砍砸器为主，二者形成互补。石器由锤击法加工而成，多数向背面加工，向正面也占有一定比例，两面、交互和错向加工者较少。有少量通体修理的“精致工具”（ｃｕｒａｔｉｏｎ）。上述特点主要反映了灵井遗址石器具有北方石器主工业的特点，用砾石做的砍砸器等具有南方石器工业的因素。
灵井遗址是以泉水为中心的旷野遗址，其地层大体以钙板为界分为上下２组：钙板上部新石器、商周乃至汉宋时期有比较完整的遗存代表。从新石器文化层向下有一纯净粉砂层，目前未发现文化遗物；钙板以下出动物化石和石制品的上、下文化层，从化石的石化程度、灭绝动物的存在和文化遗物性质判断，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从沉积环境来看，钙板层系暖湿气候的产物，和全球气候在末次冰期最晚期，或全新世来临时气候迅速转暖不无关系，如果将钙板层订为Ｑ３～Ｑ４的界面，那么，灵井文化遗存的时代不会晚于距今１万年。这仅是对遗址地层沉积物和出土遗物在时间段上的推测，至于钙板以上空白层的绝对年代和遗址下限年代数据，现在还无从谈起，一切有待于今后对绝对年代的测定。
中原地区新、旧石器文化过渡之假定
史前考古的一个重要课题即寻找新旧石器时代文化演化或过渡的线索。长期以来，许多学者对中原文化受到外来影响考虑不多，他们理想的途径便是寻找新旧石器文化层的叠压关系，并且文化内涵是一脉相承的，在贾湖早期新石器文化编年初步完成以后，即认为距这一问题的解决为期不远了。大岗细石器文化层发现以后，曾有过短暂的欣慰，因大岗第四层的文化遗物出自一层稳定的黑垆土，黑垆土一般认为是末次冰期最后阶段升温的标志，时代判断在万年左右，而上覆地层即是贾湖第三期，距今７、８千年，这意味着如果找到之间约２０００年左右的地层证据，便可大功告成。殊不知，这种简单的推论模式，忽略了一项常识性问题，即以贾湖为代表的早期新石器文化是成熟发达了的农业文化，大岗为代表的细小石器为北方猎人文化，在这大约２０００年的时间里，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形态所代表的文化类型，在中原地区没有相遇，或者说没有就地改变和转化，进而合二为一，究其原因，是气候这项在环境内最具重要因素的变化而使然。
在末次冰期的后期，华北地区多处于草原及灌丛景观，细小石器文化范围迅速扩展，并得到空前发展，以往曾有学者推断细石器文化即猎人文化，在末次冰期达到高峰时，冰雪侵占了北部广大地区，寒冷的气候迫使某些动物南迁，在当时的条件下，有些猎人为了追寻猎物也会向南迁徙。从目前已知的材料看，猎人文化到达的最南端是位于北纬３３°附近的大岗一带。细石器包括用直接法制作的石英小石器，可能主要用于狩猎活动和加工兽皮。以灵井器物组合为例，圆头刮削器可刮去皮子的油脂，使之变软达到缝制衣物、帐篷的需要，尖状器和钻器用于缝制兽皮的锥孔，类似后来针一样的作用。雕刻器用于刻槽，以制作复合镶嵌工具，小石片则用于分割剪裁皮子，大些的石片用于分割肉食，这从动物骨骼周围散落的石片和骨骼上的切割痕迹已得到验证。用于剥皮的工具则很广泛，有骨器和石器等。用石英岩制作的工具或石片，因个体较大，可用于砍伐树木、收割禾类、加工木棍等。灵井的工具组合真正用于农作的器物则缺如。由此看来，在旧石器时代之末的阶段，古人过着游牧生活，灵井遗址２００５年发掘的区域是猎人们靠近泉水的工作营地。
由于细石器和细小石器地点发现还不很多，各地点更缺少可以使用的年代数据，由此我们还不能细致了解猎人向南推进的轨迹。河南全省现仍缺少较早的细石器材料，以大岗为代表的较晚的细石器文化层较薄，遗物并不丰富，说明猎人在此活动时间不会太长，便随着即将来临的全新世气候增温而向北撤离，之后，来这一带开发的人类选择了距大岗不远的贾湖并定居下来，这时已处于新石器时代，农业文化已发展到相当的水平，陶器、石制农具、磨制骨器和精神文化器具如音乐等均已相当发达，可以肯定地说，上述工具和器具不可能是从大岗细石器发展而来。贾湖新石器遗址最早的１４Ｃ年代数据为距今８２８５±１００年。从大岗细石器消退到贾湖新石器崛起，之间大约有２０００年的文化缺环。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贾湖先民登上这块土地，没有首先选择大岗作自己的居住营地或称活动中心，只是到了贾湖文化晚期才来开发大岗，于是形成了大岗地点第３层文化。这种情况，可能反映猎人文化同早期农业文化在环境要求上的差异。
在法国南部，以马格德林文化为代表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狩猎者，随着更新世最后冰盖的消融，追随他们的猎物向北迁移，而自西亚进来的农业文化这时尚未遍及欧洲，某些地区在文化上也存在着“间隔”。后来发现一些小型的几何形细石器，因不同于旧石器时代文化，也不同于新石器农业文化，这个阶段，后被称为“中石器时代”。
对于更新世和全新世的年龄分界，国际上尚无统一标准。河北平原区全新世最下层的１４Ｃ年龄为距今１万年，近年工作较多的东胡林人遗址的年代也大体与此相当，同旧石器文化在本区消失的年代相近。
细石器和脉石英小石器在华北平原中南部消失后，而本区的早期新石器文化如磁山、裴李岗、后李以及西边的老官台等，加上中原地区的裴李岗文化诸类型，１４Ｃ年龄多未超过距今８５００年，其新石器早期同本区域旧石器晚期之间的缺环是明显存在的。其缺环可以理解为猎人文化在新石器文化到来或崛起之间的空挡，不过欧洲有适应新环境而所谓的“中石器时代”，而中国华北则缺如。在新、旧石器过渡上不同地区应有差别，如华南曾被认为有过渡期存在，华北平原北部以东胡林人遗址为代表的大于或接近距今１万年的遗址存在等，应为不同气候环境模式的反映。
华北平原地区主要包括中原地区目前未发现像欧洲处“间隔”阶段的“中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早期新石器文化一登场，就给人一种相当成熟和发达的印象，早期新石器文化到来之迅速，让考古者多少有点不适应，于是拙文在此提出传播因素的见解：大概与猎人文化北迁的同时，华南的早期新石器循着旧石器时代南方主工业砾石文化向北推进的路线，向北扩展，经洞庭湖地区、长江流域、江淮地区、进而扩展到中原腹地，之后北进东扩西传，在河南、河北、山东、陕西、山西南部这一广褒地区，或直接发展成本地早期新石器文化，或同当地大约同期形成的早期新石器文化汇合，发展成今天看到的具有各自特点的早期新石器文化的面貌，农业经济也以往日从未有过的速度在沃土上迅猛发展。
以细石器为代表的晚期旧石器文化从华北平原消退以后，在北方荒漠草原和东北得益于优质燧石和黑曜石石料，得到空前发展。西拉木伦河流域、河套地区、呼伦贝尔草原、松嫩平原等发现大量细石器遗存。细石器和陶片、磨制石器等共存，是这一辽阔地区新石器文化的主要特色。在细石器中，凹底石镞等新工具增多，大石核、长石叶等类型达到空前的高质量。同时，细石器同农业工具混合使用，互为补充，使之成为亦农亦猎的经济形态，这种模式可能影响到俄罗斯东部、朝鲜半岛和日本。
在华北地许多地方新石器遗址中，打制石器仍相当多，有些发展成相当大的规模，打制、磨制相结合，创造诸多定型的农业生产工具，细石器也并因此而未全部消失，在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裴李岗、仰韶、龙山文化及青铜时代遗址中仍有细石器的残余，但已是风光不在了。
作 者：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李占扬
考古发掘许昌灵井遗址非属中石器时代 来源： | 时间：2006-4-22 12:35:55
许昌晨报报道：“中原地区至今尚未找到可确认的中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4月19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灵井遗址考古发掘负责人李占扬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通过考古发掘，我们可以排除灵井遗址属于中石器时代的可能。”
此前，史学界普遍把灵井遗址看作我国中石器时代（旧时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的过渡阶段）文化的代表。李占扬主持的发掘研究，使人们对灵井遗址有了全新的认识。
灵井遗址由周国兴先生于1965年发现。相关材料在1974年发表后，引起史前考古学界的关注。这批材料固然重要，但无地层关系，周先生曾多次呼吁对此进行考古发掘。但遗址所在地层深藏水下，又有泉水不停地喷涌，使发掘工作一直无法进行。2005年4月，由于附近煤矿透水，泉水干涸。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遂会同许昌市文物部门于当年6月11日正式发掘。
通过发掘，专家们得出这样的结论：灵井遗址最晚应在距今1万年以前，这一点从某些出土的动物化石属更新世的灭绝种得到印证。从地层上观察，灵井遗址文化层上部的钙板层应为全新世气候转暖的产物，钙板层同新石器文化层中间有厚约0.55米的粉砂层，既不包含新石器遗物，也不见旧石器时代遗物，可能是代表猎人文化的灵井人随着全新世气候转暖而北上，而南方来的新石器早期文化，循着砾石文化向北传播的路线到达本区之前的缺环。
李占扬说，灵井遗址是国内首次发掘的以泉水为中心，包括湖相、漫滩相（湿地）堆积物为背景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也是华北地区文化遗物和包涵信息最丰富的遗址之一。
当前，发掘工作仍在进行中。刘俊民
河南许昌灵井发掘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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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灵井遗址位于河南许昌市西北约１５公里的灵井镇西侧，１９６５年，古人类学家周国兴先生从村民挖井挖出距地表深约１０米的堆积物中采集到一批动物化石、细小石器及打制石器，认为灵井遗址为“中石器时代”的代表遗址，引起了考古界的重视，后公布为许昌市文物保护单位。但在之后的４０年中，灵井泉水一直处于喷涌状态，出露地层全部被水域覆盖。４月，因附近煤矿透水，致使灵井等一批泉水断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报请省和国家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会同许昌市文物部门对这处重要的史前文化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共发掘出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骨器制品２０００余件，其中磨制石器和骨器１５件，并首次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磨制雕刻器。
文化遗物集中在距地表深４．２米、上下２层沉积物中。
上文化层出土的石器有砾石石器和细小石器２种。砾石石器占石器总量的４０％左右。石料主要为各类石英岩，尺寸较大，同南方主工业和洛河上、中游代表石器类似。石器类型有石核、石片、砍砸器、刮削器和石锤。典型的石锤一般由石核转化而来，原料为石英质。石器个体较小，个别标本在１平方厘米以下，重约０．５—１克，可称得上“微型石器”，且制作精细。多数标本在石料或石料一边或一端加工，其他部位一般不做修理，形状多不规则。细小石器原料以石英为主，优质的燧石、水晶原料做成的石器数量较少。石器类型有雕刻器、各式刮削器和尖状器。雕刻器较为典型，数量较多，有屋脊形雕刻器和斜边雕刻器等种类。国内占数量较多的圆头刮削器在该地层中数量较少。精细加工的石器多用小砾石石片或石核做成，不少标本上分布有砾石面。传统观点认为南北方石器工业的区别是，南方为大型砾石石器工业，北方为石片石器和小型石器工业，虽然２种工业技术在灵井并存，但不能仅看到灵井处于南北方的过渡地带，石器原料决定技术的因素尤其不能低估。
下文化层同上文化层比较，大型砾石石器明显减少，局部磨制的石器和骨器增多，并有大量使用痕迹的骨器出土。其中一件典型的磨刃屋脊形雕刻器，为国内仅见，这件石器由石英石片加工而成，在石片的远端用传统雕刻器打法制成屋脊形，施以磨制技术，形成平齐刃缘。尾部较长，修理粗糙。有些石核台面有摩擦痕迹，以局部磨制为主，台面通体磨制仅一件，并发现有用燧石核工作面作磨器的标本，这种情况在全国同类遗存中似不多见。出土的骨料８０％以上有人工痕迹，磨制骨器主要出土于下文化层下部。经初步观察，磨制骨器主要集中在尖、刃部位，有些制成小雕刻器。作为间接制法的中介物和压制法修理石器的工具，在该遗址中也有发现，一般用鹿角和食肉动物的胫骨顶端为材料，这类器物在其他遗址中似不曾见到。截尾技术普遍使用，不少标本尾部截取痕迹清晰。部分标本有明显的使用痕迹。下文化层文化遗物由上而下有逐步增多趋势。
灵井遗址出土的动物化石主要有牛、野马、野猪、貘、赤鹿、啮齿类、鸟类等２０余种。以食草动物和杂食动物为主，肉食动物较少，仅在骨制的工具中见到。出土的骨骼多有人工痕迹，另筛洗出大量制作工具的骨渣、碎片。骨骼以牙齿、椎骨、趾骨、肋骨居多，长骨除骨器和加工废料以外几乎不见。有些标本出土时周围有零星的石片，骨骼的划痕同石片刃缘一致，应为剔肉所遗留。
灵井遗址文化层上部的钙板层应是区域环境和气候的标志，它同大岗遗址的黑垆土、南阳盆地上部地层中的结核砾石层和灵井遗址周围地层广泛出露的小砾石结核层一样，应为全新世气候转暖的产物，可判定为更新世和全新世的界面。倘若如此，灵井遗址最晚应在距今１万年以前，这一点从某些出土的动物化石属更新世的灭绝种得到印证。从地层上观察，灵井的钙板层同新石器文化层中间有约３米厚的地层，既不包含新石器遗物，也不见旧石器时代遗物，这可能是代表猎人文化的灵井人随着全新世气候转暖而北上，而南方来的新石器早期文化，循着砾石文化向北传播的路线到达本区之前的缺环。
灵井遗址是国内首次发掘的以泉水为中心，包括湖相、漫滩相（湿地）堆积物为背景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是人类狩猎、肢解动物、加工兽皮、石器、骨器的工作营地，属原地埋藏类型。灵井遗址是华北地区文化遗物和包涵信息最丰富的遗址之一，它有着较大面积的原生地层和丰富的遗物，相信随着工作的深入，可能会确定该遗址在探讨某些重大学术问题中的重要地位。（李占扬 毛德新 郑明煜）
（2005年9月23日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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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扬：贾湖刻符和裴李岗文化的东迁（1）作者：白泽
在目前已发现的早期遗址中，敖汉的兴隆洼遗址、阜新的查海遗址、秦安的大地湾遗址、舞阳的贾湖遗址是比较重要的几个。这些遗址也是上古中国彩陶、鼎和筒形罐三大考古文化圈的中心遗址，大致可代表中华上古文明的源头。(新近发掘的洪江高庙遗址也许代表着鼎文化圈中另一个不同的重要支脉)。
贾湖在这些早期遗址中尤其令人注目，这不仅因为贾湖的年代较早(碳十四测年数据大致在距今7000一8000年范围内，经树轮校正为距今7500－8800年之间)，贾湖出土物所反映出的文明程度也高得令人惊异：出土物中除了反映早期稻作技术的原始粳稻栽培遗迹外，还发现了具备几乎完整音阶的骨笛以及内装石子并带有契刻符号的成组随葬的龟甲。在如此早的年代，就能达到如此高的文明程度，贾湖遗址作为中华文明最源远流长的源头似乎不会有什么异议。
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贾湖出土龟甲上的契刻符号和后来殷墟的甲骨文显然有太多的因素类同，尤其是M344墓出土龟腹甲上的眼形符号和殷墟甲骨文的相似程度，很自然地要引导人们考虑贾湖龟甲契刻是否是后世甲骨文的滥觞。事实上，负责遗址发掘的张居中先生在考古工作一结束，就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辗转求证过程。
对于这些时间上要比殷墟甲骨文早很多，但在文字特征上又极其相似的贾湖刻符，古文字学家总体的观点显然是极其谨慎的：这些符号肯定是当时的人们有意识刻划的，但要确证为文字，仅凭贾湖这16个刻符，材料显然不足。何况这16个刻符中的大多数是单独刻划在龟甲上的，很少有上下文以资判断。在此以前，半坡陶符以及丁公陶文都因释读上存在问题，而无法作出进一步的结论。其中丁公陶文由两行共11个字组成，似乎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就材料本身的内容来看，比贾湖刻符可供推断的信息似乎更多。也正因为对这些史前文字的解读尝试并不很令人满意，古文字学家对于史前文字的判定采取谨慎态度应该是十分必要的。
然而，彝族学者朱琚元却提出了和权威古文字学家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解读。这种解读并非是建立在释读商代甲骨文过程中逐渐积累起来的古文字解读经验的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另一种同样源远流长的文字体系---彝文的基础上的。朱琚元的释读涉及三个龟甲刻符和刻在一件柄形石器上的四个符号。三个龟甲刻符，分别被认为和彝文中表示“禽”、“福禄”、“神座”的文字相似。柄形石器上的四个符号则被释读为“雷”、“天”、“门”、“闭”四字。石器上的四个字作为文字组合被释读出完整的意义，并且其意义也被有关人员认为和石器的推测用途极其相符。
出于谨慎，对朱琚元的释读过程加以仔细的检验是必要的。对朱琚元的研究结果持怀疑态度的学者恐怕是大多数，但没有听说有任何学者认真地逐步验证整个释读过程的每一个细节，这应该说是学术界的一大遗憾。出于无奈，我们这里只能根据朱琚元的文章本身结合一些相关报道对这一用彝文释读贾湖刻符的过程作一些推测：
整个释读过程，可能在三个步骤中出现问题：
1. 刻纹的辨别：误辨刻纹，或者设想某种理由以增减部分刻纹，都将降低释读的可信度。
2. 刻纹符号和彝文字形匹配：如果两者字形的匹配是通过对其中之一加以一定变形获得的，释读的可信度将大大降低。
3. 彝文文字组合的意义解释：如果获得的彝文文字组合不符合日常彝语的习惯，那么所谓的意义也许仅是某种附会而已。
对于第一种情形，朱琚元的文章中没有提及任何增减刻纹的假设，而从报道可知，朱琚元的释读结果得到了长期研究这一问题的原考古负责人张居中先生的肯定，这至少排除了在刻纹的辨别上存在任何主观因素介入的可能。
对于第二种情形，朱琚元的文章中也没有提及要先将字形作任何变形作为比对的先决条件，而原文中同时也给出了彝文的字形，这意味着任何能看到贾湖刻符原件或细部照片的人可以根据文中的彝文图形直接判断两者是否相似，而作者并不担心这对其结论会有任何影响。
对于第三种情形，朱琚元在文章中非常肯定地指出，解读得到的彝文组合“与彝语的语法完全一致”。
因此，对于无法看到第一手材料也不了解彝文的人们来说，上述推测似可排除朱琚元释读过程中的主观因素的影响。
朱琚元的解读可靠与否完全依赖于贾湖柯符和彝文之间的相似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如果两者之间的相似非常勉强，那么朱琚元的说法也许只能“可备一说”甚至“可备一说”也未必能够成立。但如果两者之间高度相似，如果任何一个懂彝文的人都能认出那是“雷天门闭”几个字的话，那恐怕就应该作为一个事实来对待。
其实，即使朱琚元的解读只是一种附会上的巧合，那么多对于殷商古文字体系精熟无比的专家却无法提出一种具有可比的通顺程度的释读方案，已经预示了商代甲骨文体系和贾湖刻符之间的亲缘关系恐怕要比古彝文和贾湖刻符之间的亲缘关系远。
然而，这一事实对于学术界流行观点却是具有颠覆性的：贾湖在最早一批重要遗址中(兴隆洼、查海、大地湾等)年代最早、文明程度最高。称其为中华文明的主源也不为过。这样一个重要遗址竟然和彝族的关系比与汉族的关系还要密切，这在或多或少还有华夏一脉观念的学者心中，显然要引起许多观念上的混乱。(贾湖天生是一个充满颠覆性的发现：不仅要颠覆人们对于东方文明起源的传统看法，还要肩负修正仰韶文化是中华文明主源以及黄河是文明母亲河等一系列传统观点的责任)。
另一方面，在看到贾湖刻符和古彝文之间的联系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贾湖骨笛和中华传统音阶之间的关系。对贾湖七孔和八孔骨笛的研究表明，骨笛音孔所反映的音程关系和中国传统音阶中的七声下徵调音阶尤其是六声清商音阶吻合得相当好。一支骨笛上音孔旁的校正小孔，显示骨笛音孔间的音程关系在当时是有要求。音阶的音程关系并不是自然现象，要演变进化形成固定的音阶，变数很多。两个没有文化交流的民族要形成音程数目以及全音程半音程排列次序完全吻合的两种音阶的可能性很小。
而像音律这类文化要素又是极易失传的东西，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环境，才能传播及延续。对骨笛音阶研究得到的信息，显然说明贾湖骨笛和中华传统音乐的起源密切相关。但贾湖刻符和贾湖骨笛是一个整体，这样贾湖遗址和中华上古文明以及古彝族的起源三者间的关系显得更加扑朔迷离。
近年来的一些最新考古发现也许有助于解开这一迷题。
贾湖遗址属于裴李岗文化，但贾湖的文明程度和重要性要远高于裴李岗遗址，前者显然属于中心性遗址。该文化的命名不过是因为裴李岗的发掘较早，人们较早了解裴李岗遗址的一些内涵而已。在裴李岗遗址初被发现的时代，今天已知的早期重要遗址中的大多数尚未发掘，考古学界对于史前时代的解释仍然以仰韶文化为中心的。
裴李岗遗址发现的陶器等出土物和仰韶文化器物之间的若干共同点，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当时学者们的判断，因此裴李岗遗址开始先被确定为仰韶早期文化。但这一观点很快就面临挑战。
裴李岗遗址的特征物件之一的石磨盘(另一特征物是石镰)在大致同时的河北磁山遗址被发现，当时有学者甚至据此提出了裴李岗-磁山文化的概念。以今天的观点看，磁山遗址属于筒形罐文化圈，和仰韶所属彩陶文化圈差异是很大的。今天被认为是鼎文化圈的特征物---鼎，最早是在裴李岗遗址被发现的，也不见于裴李岗以后的仰韶文化中。
贾湖遗址的发掘显然给考古界带来了更大的困惑：无论从任何角度看，贾湖和仰韶文化的差异都是巨大的，贾湖不可能是仰韶文化的前身。从发现物判断，贾湖遗址和几千年后淮海地区的考古文化更近似，尤其是龟卜传统(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第八章第四节《占卜》、张忠培《窥探凌家滩墓地》)。http://www.hubce.edu.cn/cbb/qwjs/lib/26519.html 这样，在裴李岗文化为仰韶文化前期的观点影响下，早期研判贾湖遗址的文章中甚至出现了竭力强调贾湖和裴李岗差异以将贾湖从裴李岗文化分离出去的现象。
现在从葬式判断，贾湖和裴李岗之间的差异要远少于其共同点，而裴李岗和仰韶文化之间在葬式上的差异则要大得多。考虑到上述种种疑问，裴李岗文化连带贾湖最终得以从仰韶文化中独立出来，在学术界也被称为裴李岗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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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新郑唐户遗址裴李岗文化聚落考古新发现与初步认识
作者： 信应君 发布时间： 2010-03-26 文章出处：中国文物网 点击率：[1516]
一、唐户遗址的发现与确立
唐户遗址位于河南省新郑市观音寺镇唐户村西部和南部，地处潩水河与九龙河两河汇流处的夹角台地上。潩水河从遗址东部自北向南、九龙河从遗址西部自西北向东南环绕流过，在遗址南部约1公里处交汇后继续东南流，注入颍河。遗址东、西、南三面环水，地势北高南低，台地高出河床7-12米，海拔高度123-126米。（图一）。
图一 唐户遗址位置图
唐户遗址发现于上世纪七十年代。遗址原为高低起伏的岗地，当地人称为“南岗”，历代相传称该地为“黄帝口”。1976年9月至1977年元月，当地村民平整土地时发现了石磨盘、石磨棒及一些房址、灰坑等遗迹。为配合该村的土地平整，原开封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郑州大学和新郑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在唐户联合举办了一次文物培训班，发掘了少数探方和一批两周墓葬，并采集了一些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夏、商、周文化遗物。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对唐户遗址进行过一次调查。1982年春，又进行了一次调查和试掘，试掘面积66平方米，发现有裴李岗文化及龙山文化早期遗迹。确认该遗址是一处跨时代的聚落群址，文化堆积丰富，包含有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及商、周文化[1]。
2003年—2004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郑市文物事业管理局对唐户遗址再次进行调查，将遗址面积核定为54万平方米，新发现了晚于龙山文化，又早于二里头一期文化的新砦期文化[2]。
二、唐户遗址考古新发现
2006年4—5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为开展郑州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课题储备，对唐户遗址再次进行全面调查，在唐户村东部潩水河东岸及潩水寨北部九龙河南北两岸新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4处。将遗址面积核实为140余万平方米。调查确认唐户村西部是裴李岗文化遗址，面积逾20万平方米，仰韶文化时期，聚落中心向南扩展，西南部将裴李岗文化覆盖一部分，面积增加，超过40万平方米。龙山文化时期，聚落中心又再次南移，一直延伸拓展到遗址南部，潩水寨北岗上。到龙山文化晚期以后的新砦期，则更向南，直抵潩水河与九龙河的交汇处。此后的二里头及商、周文化三代遗存多经交叠，始终连绵不断，成为规模较大、年代久远、而且地位重要的大型聚落群址[3]。
2006年6月至2008年12月，为配合南水北调中线干渠文物保护工作，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唐户遗址进行了连续的大规模发掘。发掘区集中于遗址西部南水北调渠线范围内，发掘面积近1万平方米，发现有裴李岗、龙山、汉代、宋元、清代等时期的文化遗存。共清理各类遗迹368个，其中房址65座、灰坑241个、灰沟13条、墓葬48座、道路1条。重大收获是发现了大面积的裴李岗文化时期居住基址，发现裴李岗文化时期房址65座，灰坑或窖穴206个，墓葬2座，灰沟5条。房址多为半地穴式建筑，平面形状呈椭圆形、圆形、不规则形和圆角长方形（图2）。灰坑或窖穴多为圆形或椭圆形，墓葬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出土遗物有陶器、石器及骨器等(图3)。
图2 唐户遗址F22（南—北）
图3 唐户遗址F21出土的部分陶器
三、裴李岗文化时期聚落基址的布局与分期
唐户遗址共发现裴李岗文化时期房址65座,是我国目前发现的裴李岗文化时期房址最多的一处遗址，灰坑或窖穴206个，多分布在房址周围。从其布局来看，可分为5个相对集中的区域：（图4）
图4 唐户遗址发掘区域平面图
第一区：位于第Ⅲ发掘区的西南部，九龙河在此转向东南流。该区面积约400平方米，发现灰坑（窖穴）7个，冲沟1条。
第二区：位于第Ⅲ发掘区的西北部，发现房址2座(F1、F2)。因其西侧紧邻九龙河，推测其西部遗迹可能被河道冲刷破坏。
第三区：位于第Ⅱ发掘区的东南部及西部，发现房址6座（F6—7，F15—18），灰坑（窖穴）38个、沟1条（G10）。
第四区：位于第Ⅲ发掘区的东北部和第Ⅳ发掘区的西北部，与第Ⅱ发掘区的东南部相连，略呈带状环绕分布于壕沟（G11）内侧的阶地上。本组房址共计23座，灰坑（窖穴）22个，壕沟1条（G11）。该区房址和灰坑分布在G11的内侧阶地上。
第五区，位于第Ⅲ发掘区的东南部和第Ⅳ发掘区的西南部，发现房址34座 ，灰坑139个，沟2条（图5）。
图5 唐户遗址居住区（第五区）局部及排水系统G13（由南向北摄）
唐户遗址发现裴李岗文化时期的墓葬仅2座，无随葬物品出土，因此不能依据墓葬的器物组合进行分期。该遗址发现数量最多的遗迹现象是灰坑和房址。虽然灰坑和房址内出土的陶器大多为残碎陶片，能复原者极少，但仍能发现其器物组合主要为鼎、罐、壶、钵等。根据地层叠压和遗存打破关系，结合房址布局特征，我们初步将唐户遗址裴李岗文化遗存分为两期三段。
1、地层。
唐户遗址由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平整土地，原来的地貌已被改变，局部地区文化层被严重破坏，给遗址分期带来了很大的难度。从地层堆积来看，发掘区地层堆积比较单纯，Ⅲ区部分区域因平整土地地层被扰乱，裴李岗文化遗迹直接叠压于耕土层或第2层下，层位关系情况不一致外，Ⅱ区发现的裴李岗文化遗迹基本叠压于第3层（汉代文化层）下，打破第4层（裴李岗文化层）及生土，IV西南部第2层（明清层）下为裴李岗文化层。发现有同层位下的遗迹间有打破现象，遗迹（灰坑、房址、沟）之间虽然存在着叠压、打破关系，但在有分期意义的层位关系中比例很小。Ⅲ区西南部T1012、T1112，T1013、T1113四个探方中，发现早于褐红色埋藏土的⑧、⑨层，即冲积淤积层，这两层堆积内出土有大量泥质和夹砂红陶片；同样在Ⅲ区东北部、Ⅳ区西北部第4层（褐红色埋藏土）下叠压有房址和灰坑等遗迹，并叠压G11内堆积。其内出土有较丰富的红陶片和红褐陶片，这些冲积淤积层中陶片的发现，从层位关系上证明了唐户遗址裴李岗文化时期的堆积至少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地层包括Ⅱ区、IV区的第⑤层，Ⅲ区东北部G11内堆积，西南部的⑧、⑨层；晚期地层包括Ⅱ区④层、Ⅲ区东北部的③层及西南部的⑥层堆积，IV区的③、④层 。因此，基本可以确认唐户遗址裴李岗文化时期的堆积至少可分为早、晚两期。
2、遗物
从器物类型对比，唐户遗址出土的AaI式（M56：2）、AbI式（F24:4）、Ac型（F21:5）钵形鼎分别与新郑裴李岗遗址下层墓地出土的V式三足钵（M38:11）、I式三足器（M27）、VI式三足钵（M38:12）相类似；AaⅡ式（F21:9）、AbⅡ式（F21:3）与新郑裴李岗遗址上层墓地出土的V式（M92:1 ）、I式（M76:4 ）相似；I式（F56:1）和Ⅱ式(H92:1)盆形鼎分别与新郑裴李岗遗址Ⅱ式陶鼎（M5:4）、乳钉纹鼎（M56:2）相类似。CaⅡ式罐形鼎与新郑裴李岗遗址I式鼎（M14）形制相似[4]。
A型I式、Ⅱ式、Ⅲ陶壶分别与新郑裴李岗遗址上层墓地出土的Ⅷ式（M59:2）、Ⅲ式（M74:1）、Ⅳ式(M83:1) 双耳壶相类似；圈足碗（H25：1）、平底碗（H26:1）、石镰(H26:14)等物与裴李岗遗址上层墓地出土的Ⅳ式钵（M56:4）、I式碗（M36：2）、Ⅴ式石镰（M74:5）形制相似[5]。
A型I式罐、B型I式罐、C型I式罐分别与新郑裴李岗遗址墓地出土的陶罐（M7:2）、Ⅲ式深腹罐（M38:7）、V式深腹罐（M88:5）相似。B型Ⅱ式（F21:7）、C型Ⅱ式(F21:19)分别与新郑沙窝李遗址Ⅱ式罐（M16:4）、新郑裴李岗遗址墓地IV式深腹罐（M54:3）形制相似[6]。
新郑裴李岗遗址墓地发掘者分为上、下两层，根据叠压关系及陶器的演变规律，将裴李岗遗址的年代分为早、晚两期。早期出土遗物与下层墓地相对应，晚期出土遗物与上层墓地相对应。新郑沙窝李遗址也分为上下两层，发掘者认为其年代稍晚于裴李岗，其下层与裴李岗遗址上层相当。从唐户遗址出土陶器与裴李岗，沙窝李等遗址出土陶器类比分析，唐户遗址的年代亦可分为早晚两期。
第一期，地层堆积包括Ⅱ区、IV区的第⑤层，Ⅲ区西南部的⑧、⑨层。G11内的堆积和叠压于第4层下的遗迹。第二期，包括Ⅲ区东北部的③层及西南部的⑥层堆积，叠压于第3层下的遗迹和Ⅱ区的第4层、IV区的第3层、第4层堆积。依据遗迹间的叠压打破关系，第二期又可分为早、晚两段。我们将叠压于第3层下，打破同层下的其它遗迹及相互间没有叠压打破关系的遗迹作为二期晚段遗存，地层第4层及被3层下的遗迹打破的遗迹定为二期早段遗存。
3、房址
房址的分期，由于房址营建时间有先后，使用时间有长短，毁坏时间更是参差不齐，所以将现存房基全部按照年代顺序进行排列十分困难。我们依据房址布局及结构特点，参照地层及遗存的叠压打破关系，初步认为5个居住区从时间上可分为两期三段。
早期房址主要位于第三区，分布于遗址的北部区域，发掘表明，Ⅲ区西南部地势较低处的（T1012、T1112，T1013、T1113四个探方）冲积淤积层（即⑧、⑨层）应是其北部地势较高区域（即第三区所在区域）遭洪水冲积至此形成，这些冲积层中出土的遗物，从层位学上应早于⑥层裴李岗文化层。从地形来看，整个发掘区Ⅱ区地势较高，且这里的房址布局较为分散，规划意识尚不明显，房屋结构比较简单，因此，我们认为第三区的时代在五区中相对较早。
晚期房址分为早、晚两段。
晚期早段房址：主要位于第一、第二、第四区。这三组房屋地势较第三区房址为低，由于第一区发现的灰坑打破了冲积层，从层位角度证明其时代较晚；第二区房址被破坏，仅存2座，从其形制分析时代也较晚；第四区房址主要分布在Ⅲ区东北部和Ⅳ区西北部。房屋依壕沟（G11）的自然走向，分布在壕沟一侧的阶地上。该区房址排列不甚整齐，相互间没有打破关系，可能是一次性布局。居址布局体现了一定的规划意识。
晚期晚段房址：主要位于第五区。该区房址出现多组迹象互相打破的现象。新发现有双门道和阶梯式门道的房址，并且出现房址两侧各自分布1个灰坑，形成一个独立单元的布局特征。房屋布局上出现内向凝聚式特征和人工壕沟防护设施。此外，还发现排水沟1条。另外，在F26（图6）、F39等房屋中发现有加工石器的迹象，这些房址地面均不平整，在地面上发现有呈扇面分布的碎小石片，说明这些房屋不仅具备居住功能，而且已经作为生产工具的加工场所。从遗存分布密度、房址规划性及房屋功能分化来分析，此区当为裴李岗文化聚落的核心区域，在形成时间上最晚。
图6 唐户遗址F26房址（由西南向东北摄）
四、唐户遗址裴李岗文化聚落基址发现的意义
唐户遗址文化堆积丰富，是一处跨时代的聚落群址，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发现至今，一直为研究者所重视。通过2006年、2007年、2008年连续三年的考古调查和发掘，使我们对唐户遗址的认识更进一步。
1、裴李岗文化发现后，经过在河南省范围内的调查，目前已发现裴李岗文化遗址160余处。这类遗址多分布在山前洪积扇区或浅山区的河旁阶地上，聚落面积均较小[7]。唐户遗址经调查、勘探，确认裴李岗文化遗存面积达30万平方米，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面积最大的裴李岗文化遗址，属于裴李岗文化聚落群的一级聚落遗址。
2、唐户遗址发现裴李岗文化时期房址65座，是我国目前发现的裴李岗文化时期房址最多的一处遗址。从平面布局分析，第四和第五区居址的布局形式已具有环壕防御性质和凝聚式向心布局的特征。
第四居址共发现房址23座，主要分布于Ⅲ区东北部濠沟（G11）内侧阶地上。经勘探和发掘初步认定该沟呈东南－西北向，向西呈环状与九龙河相接,为一条自然濠沟。跨发掘区Ⅱ、Ⅲ、Ⅳ区，已知长度300余米，宽约10—20米，最宽处达40米，深约2—4米，该组房址在选址方面有意识将居住基址定在沟旁阶地上，房屋依沟的自然走向布局，一方面便于生活用水、排水及废弃物的处置，另一方面也起到了防御野兽侵扰的屏障作用。
第五区房址基本呈西北－东南向布局，分为南、北两组。北边一组共有房址18座，以面积最大、方向呈南北向的F46为中心，其外围的F39、F40、F45、F47、F50等5座房址门向基本朝向F46，此外，F35、F36、F37、F38、F41门向基本向南，呈环状分布于F46的前方，具有内向凝聚式布局和前排防卫的性质。南面一组共有房址16座， 该组房址以门向朝南的F42面积最大，周围的F24、F26、F27、F29、F34、F43等房址的门向朝向F42，也具有以F42为中心内向布局特征。从考古发掘来看，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仰韶文化遗址聚落布局为典型的内向凝聚式布局，聚落以广场为中心，房址分布在广场周边，门向均朝向广场，这种布局方式和唐户遗址裴李岗文化时期的房址布局有相似之处。因此我们认为，唐户遗址裴李岗文化聚落中出现的内向凝聚式布局为仰韶时代半坡、姜寨等遗址的内向凝聚式布局找到了源头。
3、G12呈西北－东南向环绕于IV区居住基址的外围。揭露长度约35米，沟残宽约0.30—0.45米，残深0.40—0.50米。在T0512东北部，有一处宽约0.80米的间隔，当是居址出入外部的通道。我们推测该沟内可能立有篱笆栅栏，应为居住基址外围的防护设施。
G13 由三条支流由依地势由北向南延伸，汇流后向西南地势低洼处流出，虽然与灰坑之间存在打破现象，但其流经区域均从房址外围穿过，推测应为居住基址内的排水系统。排水沟的发现，表明当时的人们已充分考虑到人地关系，懂得利用自然地势来建造排水设施，保持居住区的干爽。反映了当时人们先进的建筑构思。
5、在F26、F39等房屋中发现有加工石器的迹象，这些房址地面均不平整，在地面上发现有呈扇面分布的碎小石片，特别是F39内发现的一件细石器石核，具有明显的打击痕迹，说明这些房屋不仅具备居住功能，而且已经作为生产工具的加工场所。
6、从目前对唐户遗址的调查看，在遗址东部的潩水河东岸、南部九龙河河岸断崖地层内，发现旧石器及古脊椎动物化石地点4处[8]。特别是潩水河东岸旧石器地点，是一处大型石器加工场所，出土有丰富的石制品，主要有石英石片、石核、刮削器，砍砸器等。这4处旧时器地点的发现，说明至少在晚更新世，这里就有了人类活动的踪迹。唐户遗址旧石器地点及裴李岗文化层石核、石片等遗物的发现，为进一步探讨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过渡提供了新材料。
唐户遗址裴李岗文化时期大面积居住基址的发现进一步丰富了郑州地区裴李岗文化的内涵，居住基址分区、分片布局，从社会学角度为探讨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家庭组织的出现提供了重要资料。这对深入研究新石器时代早期裴李岗文化的聚落形态，房屋建筑方式、家庭、社会组织及裴李岗文化的性质、分期等具有非常重大的学术价值
信应君：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放息那个：中原地区先秦考古。
郑州市建设路31号，碧沙岗公园内，邮编：450052
[1] 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河南新郑唐户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3期。
b、《河南省新郑县唐户两周墓葬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2辑，文物出版社1978年。
[2]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郑市文物事业管理局：《新郑唐户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中原文物》2005年第5期。
[3]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调查资料
[4]]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新郑市唐户遗址裴李岗文化遗存2006年发掘简报》，《考古》，2008年第5期。
[5]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新郑市唐户遗址裴李岗文化遗存2007年发掘简报》，《考古》待发。
[6]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新郑市唐户遗址裴李岗文化遗存2007年发掘简报》，《考古》待发。
[7]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调查资料。
河南裴李岗文化聚落空间集聚分析
理论依据是将特定条件下得到的结果与完全随机过程进行对比。一般而言，函数法能够有效地分辨集聚、均匀和随机 3 种情形，但对于存在集聚分布的情形，函数法不能有效地分辨单中心集聚和多中心集聚以及集聚是否存在方向性，而集聚的方向性和中心数是描述空间分布的基本结构信息，了解集聚的方向性和中心数是解决许多相关应用问题必不可少的前提。因此，需要应用基于几何概率的空间模式测度函数判断数据集所代表的裴李岗文化聚落的空间分布的方向性和中心数，并应用聚类分析和 Voronoi 图求取其集聚中心〔17〕。
本研究按照以下步骤对裴李岗文化聚落数据进行处理与分析: ( 1) 利用函数法( G 函数) 判断裴李岗文化聚落点集的分布特征。( 2) 利用基于几何概率的空间模式测度函数( H 函数) 判断裴李岗文化聚落点集的空间分布的方向性和中心数。( 3) 利用平均距离法对裴李岗文化聚落点集进行聚类分析。( 4) 生成点集 Voronoi 图。
( 5) 利用 Voronoi 图的邻接关系确定裴李岗文化聚落点集中各点所处的层次。( 6) 对裴李岗文化聚落点集中的每一类逐层剥去外围的点，得到每一类的集聚中心。
2 空间集聚分析
2． 1 资料来源以河南 1 ∶ 25 万标准地形图作为工作底图，对其进行镶嵌拼接后提取行政界线( 省界) 图层。裴李岗文化聚落分布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经过地形图校正配准后以点状要素对裴李岗文化聚落进行矢量化。矢量化后的裴李岗文化聚落分布图经考古研究人员校核并对新调查发现的裴李岗文化聚落进行补充①。最终共采集整理裴李岗文化聚落 162个，数字化后作为进一步研究的数据源( 图 1) 。
图 1 河南裴李岗文化聚落分布
Fig． 1 The distribution of Peiligangcultural settlements in Henan Province2． 2 裴李岗文化聚落点集分布特征函数法和样方法是分析点模式的两种常用方法，其中，函数法是以点间距离统计为基础，样方法以点的位置统计为基础，根据本例中点模式的性质，这里采用函数法中的 G 函数来进行分析。设构成点模式的点集为:S = { si，i = 1，2，…n} 。
式中: s
i既代表第 i 个点，又表示其坐标位置决定的向量。则 G 函数的形式为:G( d) =#( dmin( si) ＜ d)n。
式中: n是点模式中点实体的个数; dmin( si) 表示第i个点实体与其最邻近的点实体的距离; # 是计数符号; 分子#( dmin( si) ＜ d) 的含义是与最邻近点实体的距离小于 d的点实体的个数; G( d) 是一个单调递增函数。当点模式存在集聚时，G( d) 的值在开始时呈快速增长; 当点模式属均匀分布时，G( d) 在开始时会缓慢上升，当达到某一距离时便突然快速增加，此距离便是大多数点与其最邻近点之间的间距; 若点模式是随机分布，则 G( d) 在整个区间上会均匀上升。
在本例中，n = 162，根据各点的坐标情况，分别令 d= 10，20，30，40，50，60，70，80，90，100( km) ，则可以得到对 应 G( d) 值 为: 0．673，0．846，0．914，0．963，0．988，0． 994，0． 994，0． 994，0． 994，1，从而得到 G( d) 的函数图像( 图 2) 。
图 2 函数 G( d) 的图形
Fig． 2 The figure of function G( d)由图 2 可知，G( d) 的值在开始时呈快速增长，故而可以知道河南裴李岗文化聚落点模式存在集聚。
2． 3 点集集聚分布的方向性和中心数判断集聚型点模式的结构信息是有效描述集聚型点模式和解决相关应用问题的基础，一般采用基于几何概率的 H 函数对集聚型点模式的结构信息进行分析。设点模式为一个由 n 个离散点组成且分布于边长为 a( a ＞ 0)的平面正方形区域内的离散点集 S，其中，任意两点不共位，则 S 中的 n 个点两两相连得到一个线段集合，即:L( si，ri，θi; i = 1，2，3，…) 。
式中: s
i，ri，θi分别表示L 中第i 条线段的中点坐标矢量、线段长度、线段与纵轴正向的夹角，且有 0 ＜ ri≤槡2a，0·151·第 1 期 杨瑞霞，等: 河南裴李岗文化聚落空间集聚分析①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张松林研究员等对数据进行检查并补充，在此表示感谢!图 4 点集的两个子集Fig． 4 Two subsets of points setVoronoi 图的拓扑关系，其中，位于上方的点集由 10 层Voronoi 多边形组成，位于下方的点集由 4 层 Voronoi 多边形组成。对点集中的每一子集逐层剥去外围的点，得到每一子集的核———集聚中心( 图 6) 。
上方子集的集聚中心为向阳遗址，下方子集的集聚中心为阿岗寺遗址。向阳遗址位于登封市唐庄乡向阳村北，属颍河一级支流石淙河流域，遗址面积 8． 4 万 m2，文化层厚度 1 ～2．5 m，文化类型以裴李岗、仰韶为主，出土有石磨盘、石磨棒、石斧、石铲、石锛、钵、尖底瓶、鼎、盆、罐等〔19〕。阿岗寺遗址位于舞阳县马村乡岗寺村西北，属沙河一级支流新泥河流域，遗址面积 22． 44 万 m2，文化层厚度 1 ～3 m，是一处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周、汉等时期聚落遗址，出土有石镰、石斧、石铲等〔18〕。
2． 6 结论分析
令上方子集的集聚中心为 A( xA，yA) ，下方子集的集聚中心为 B( xB，yB) ，则 AB 与 y 轴的正向夹角 θ 为θ =arccos( | ya－ yb| / dAB)，(xA－ xb) ×(yA－ yb) ≥0 ；
π － arccos( | y
A－ yB| / dAB)，(xA－ xB) ×(yA－ yb) ＜ 0{。
式中: d
AB= ( xA－ xB)2+ ( yA－ yb)槡2。将 A，B 的实际坐标值带入其中，计算得到 θ = 27°35'。该值与 H( θ，Δθ)函数所指示的极值点( θ = 27°) 只差 35'，由于函数计算过程中步距可能造成的误差，此结果可以接受。
以点集中两个子集的集聚中心为圆心，按等距离做同心圆，得到图 7。
图 7 子集的集聚性
Fig． 7 The centralized character of subsets计算每一个同心圆内的平均密度，以同心圆半径为横坐标，同心圆对应的点密度为纵坐标( 图 8) 。从图 8中可以看出，随着距离集聚中心的距离增加，对应范围内点的平均密度呈下降趋势，即同心圆半径与之对应的圆内平均点密度大体上存在一种负相关关系。说明对每一个子集而言，在平均情况下，离集聚中心较近的区域点的密度大于离集聚中心较远的区域，这正是一个真正的集聚中心所具有的属性。
3 结论与讨论
通过上述分析，河南裴李岗文化聚落空间分布存在集聚性，并且具有两个集聚中心，分别为登封市唐庄乡的向阳遗址与舞阳县马村乡的阿岗寺遗址。赵世纲先生认为，裴李岗文化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以裴李岗、莪沟遗址为代表，称其为裴李岗－莪沟类型; 另一种以翟庄、贾湖遗址为代表，称其为翟庄－贾湖类型〔19〕。其中，裴李岗－莪沟类型主要分布在环嵩山区域的山地丘陵地带，翟庄－贾湖类型主要分布在以沙河中游为中心的平原地带。这与本研究的分析结果基本一致。其中，向阳遗址距裴李岗遗址约 30 km，距莪沟遗址约 20 km，且向·153·第 1 期 杨瑞霞，等: 河南裴李岗文化聚落空间集聚分析＜ θi≤ π，i = 1，2，3，…针对 L 构造下列函数，即:H( θ，Δθ，r，Δr) =NT×1P( θ，Δθ，r，Δr)。
式中: T 表示 L 中线段的总数，且T =n[ ]2=n!( n － 2) !2!=12n( n － 1) 。
N 表 示 L 中 出 现 在 区 间
θ －θΔ2，θ +Δθ[ ]2～r －θr2，r +Δr[ ]2上的线段数，可以由统计求得。函数P的含义是在随机条件下，边长为 a 的正方形区域内线段出现在区间θ －θΔ2，θ +Δθ[ ]2～ r －θr2，r +Δr[ ]2上的概率。函数 H 的含义是集合 L 中线段落入上述同一区间的概率之比，故有:E〔H( θ，Δθ，r，Δr) 〕 = 1 。
令
U( θ，Δθ) = P( θ，Δθ，槡22a，槡2a) ，V( r，Δr) = P(π2，π，r，Δr) 。
则当 r =
槡22a，Δr =槡2a 时，有:P( θ，Δθ，r，Δr) = P( θ，Δθ，槡22a，槡2a) = U( θ，Δθ) ；
H( θ，Δθ，r，Δr) =
NT×1U( θ，Δθ)= H( θ，Δθ) 。
当 θ =
π2，Δθ = π 时，有:P( θ，Δθ，r，Δr) = P(π2，π，r，Δr) = V( r，Δr) ；
H( θ，Δθ，r，Δr) =
NT×1V( r，Δr)= H( r，Δr) 。
因为 H( θ，Δθ) 和 H( r，Δr) 是 H( θ，Δθ，r，Δr) 函数的特例，故有:E〔H( θ，Δθ) 〕 = 1，E〔H( r，Δr) 〕 = 1 。
对点集 S 做H( θ，Δθ) ，H( r，Δr) 的图形。当点集为无中心集聚时，前者的图形通常有若干峰值，而后者的图形为一没用明显起伏的曲线; 当点集为单中心集聚时，前者的图形为一没用明显起伏的曲线，而后者的图形必有一个峰值; 当点集为多中心集聚时，二者的图形均将出现若干峰值。峰值的个数代表集聚的方向数或距离数，峰值与1 的差值代表集聚的程度。观察两函数图形的形状，计算出集聚的方向数 ND和集聚的距离数 NL，便可推断点集集聚的方向性和中心数。
设有 k 个集聚中心，若集聚中心两两相连所成线段长度不同且互相都不平行，则有:k[ ]2=12k( k － 1) = ND= NL－ 1 ；
整理得 k
2－ k － 2ND= 0，故:k =1 + 1 + 8N槡D2。
由于 k，N
D，NL都必须为整数，据此可以列出它们取值的对应关系( 表 1) 。
表 1 约定条件下 k，N
D，NL的对应关系Tab． 1 The relationship of k，NDand NLunder the certain condition参数 取值对应关系k 1 2 3 4 5 6 7 8 9 10 11ND0 1 3 6 10 15 21 28 36 45 55NL1 2 4 7 11 16 22 29 37 46 56在本例中，当 r =槡22a，Δr =槡2a 时，取 Δθ =π6，步距为 5°，在〔0，π〕区间分别计算 H 的函数值，可得函数图像( 图 3) 。
图 3 函数 H(
θ，Δθ) 的图形Fig． 3 The figure of function H(θ，Δθ)由图 3 可以看出，函数 H( θ，Δθ) 有一个峰值，也即ND= 1，可知河南裴李岗文化聚落点模式有 2 个集聚中心。
2． 4 裴李岗文化聚落点集聚类分析地理学的一大类问题是分类( 或者说类型划分) ，分类可以采用定性或定量两种方式，聚类分析是定量分类的首选方法。聚类分析在各种应用型学科中有及其广泛的应用前景和大量成功的应用案例，是探索型空间数据分析的主流方法之一，相关的算法很多，本次采用系统聚类法的平均距离法对河南裴李岗文化聚落进行聚类分析。算法如下，即Dpq=1npnq∑i∈p，j∈qdij。
式中: d
ij表示样本 i 和 j 之间的距离; Dpq表示类 p 和 q 之间的距离; np，nq分别为 p，q 中的样本数。
对河南裴李岗文化聚落点集进行聚类分析，求得点集的两个子集( 图 4) ，图中虚线代表两个子集的分界线，其中的每一个子集包含一个集聚中心。
2． 5 求取裴李岗文化聚落点集的集聚中心由于本次点集数据量较少，直接生成邻近多边形不太复杂，故采用直接法生成 Voronoi 图( 图 5) ，建立·152·地域研究与开发 第 31 卷河南裴李岗文化聚落空间集聚分析杨瑞霞1，2，鲁 鹏2，武慧华3( 1． 中国科学院 对地观测与数字地球科学中心，北京 100094；
2． 河南省遥感与 GIS 重点实验室，郑州 450052; 3． 淄博外语学校，山东 淄博 255000)
摘要: 聚落空间分布是聚落考古和环境考古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利用空间模型分析区域聚落分布，可以揭示区域内聚落空间分布形式和聚落之间的空间关系，为重新认识和理解聚落文化提供参考。利用 GIS 技术的空间模型分析功能对河南裴李岗文化聚落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认为河南裴李岗文化时期聚落在空间上具有集聚型分布特征，并且具有双中心集聚结构，即具有两个空间分布中心聚落，分别为登封市唐庄乡的向阳遗址与舞阳县马村乡的阿岗寺遗址。最后从区域聚落规模对比角度对该两处遗址成为空间中心聚落的可能性进行了分析，从模型分析和区域聚落规模对比分析结果，可以认为向阳遗址与阿岗寺遗址是河南裴李岗文化时期聚落分布中心。
关 键 词: 裴李岗文化; 聚落; 空间集聚; 河南省
中图分类号: P20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3-2363( 2012) 01-0150-06
收稿日期: 2011 －04 －25; 修回日期: 2011 －11 －15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1001124，40501043) ; 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项目( G2011 －12)作者简介: 杨瑞霞( 1970 － ) ，女，河南栾川人，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数字环境考古研究，( E-mail) yrx1999@ vip． sina． com。
0 引言
裴李岗文化是一种分布在黄河与淮河流域距今约9 000 ～ 7 000 年之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因 1997 年春在新郑裴李岗遗址发掘而得名〔1〕。裴李岗文化主要有以下特征: 第一，裴李岗文化遗址出土有大量稻谷和碳化米〔2〕，还出土了大量的农业生产工具，其中有砍伐、开垦土地用的石斧，耕作、松土用的石铲，收割作物用的石镰，加工谷物用的石磨盘和石磨棒等。说明裴李岗文化具有较为进步的农业。裴李岗文化还发现有猪、羊的遗骨和牙齿，同时还发现有简单而形象的猪、羊形象的陶塑，说明当时已经出现家畜饲养。因此，裴李岗文化的经济形态以农业经济为主，同时也有家畜饲养和其他经济存在〔3〕。第二，裴李岗文化器物制作比较精致，石器一般通体磨光，陶器器形美观实用，甚至发现有少量骨饰与绿松石饰〔4〕，房屋有单间室和双间室，还发现居住基址内的排水系统等〔5〕，说明裴李岗文化具有一定水平的器物制作工艺和较为先进的建筑理念与技术。第三，舞阳贾湖遗址骨笛和契刻符号的出土大大丰富了对裴李岗时期音乐文化和文字起源的认识〔6〕，裴李岗文化对于研究我国早期音乐文化和文字起源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作为中原地区文化序列中的早期文化，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两周文化、秦汉文化……，一脉相承，熄火相传，生生不息，亘古不灭，裴李岗文化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7〕。
史前聚落空间分布是地理学与考古学共同关注的话题〔8 －11〕。地理信息系统( GIS) 技术应用于聚落考古研究对于聚落空间分布研究的技术与方法具有一定的革新意义〔12 －14〕。裴李岗文化在中原地区分布有 100 多处，环境考古研究也表明裴李岗文化分布与环境具有一定关系〔7〕，利用 GIS 的空间模型分析功能对河南裴李岗文化聚落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有助于揭示河南裴李岗文化聚落系统空间分布及其之间的关系，解释裴李岗文化不同类型的空间特征与环境背景，裴李岗文化聚落分布的空间密度差异及其原因等。
1 原理与方法
地理学研究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地理空间，由于其规模宏大、要素众多、结构复杂，从整体上把握和研究十分困难，因此，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地理学者研究的只是它的子系统〔15 －16〕。传统上子系统的划分可依据一定的时间尺度按空间范围或组成要素进行，这种划分存在多种空间尺度和要素等级层次，空间尺度和要素等级层次之间有各种各样的组合方案，每一个特定方案都可以得到与之对应的确定的子系统，它们正是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简称地理对象。空间模式是地理对象的抽象〔17〕。
从空间认知的角度可将空间模式分为变量模式与实体模式，其中，实体模式又可进一步划分为点、线、区、体 4种类型。对于一个特定的点模式在特定尺度下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统计判断，一般包括 3 种分布状态: 随机分布、均匀分布与集聚分布。本研究就是以河南裴李岗文化聚落作为点模式研究其分布特征。
相互独立的一组坐标数据称为“事件”( events) 或“点群”。在空间数据分析中，常常采用函数法、指标法和样点法研究其在二维空间上的分布规律( 集聚、均匀、随机) 。其中，函数法通过分析函数的图形得到结论，其第 31 卷 第 1 期2012 年 2 月地域研究与开发ARE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Vol． 31 No． 1Feb． 2012图 8 两子集相对于各自集聚中心的集聚性Fig． 8 The centralized characterof each center relativing to its subset阳遗址靠近嵩山腹地，在空间分布上更接近中心位置。
阿岗寺遗址距贾湖遗址仅 5 km 左右，贾湖遗址与阿岗寺遗址空间分布特征类似。
从聚落规模上分析，阿岗寺遗址面积 22． 44 万 m2，远大于贾湖遗址( 5．75 万 m2) 与翟庄遗址( 1． 5 万 m2) ，河南裴李岗文化聚落面积大于 20 万 m2的遗址仅 9 处，阿岗寺遗址在河南裴李岗文化聚落中属于大型聚落遗址，说明阿岗寺聚落遗址在裴李岗文化时期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向阳遗址面积 8．4 万 m2，规模上在河南裴李岗文化聚落中不够突出，但裴李岗－莪沟类型聚落多分布于山地丘陵地带，受地貌条件限制面积一般都不大，向阳遗址在分布于环嵩山区域的裴李岗文化聚落中为面积较大的聚落，说明向阳遗址在环嵩山区域裴李岗文化时期具有一定的重要意义。
本研究仅从空间分布角度对河南裴李岗文化聚落进行分析，所得的中心聚落仅指其处于中心位置，并不能说明其在裴李岗文化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处于的核心地位，但是本研究结论对于河南裴李岗文化聚落等级与聚落形态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河南裴李岗文化聚落等级、聚落形态的空间分布研究也是今后工作的重要方向，以此希望对河南裴李岗文化的认识与了解更加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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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Henan Province( 上接第 138 页)Intensity of Carbon Emissions and EcologicalCompensation in the City Ecology Circle in Anhui ProvinceSun Xianbin ，Fu Xianlan ，Ni Jianhua ，Zhao Tong( College of Resource Environment and Tourism，Wanxi University，Liuan 237012，China)Abstract: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effects of human activities on carbon emissions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s inthe provincial city ecology circle，the authors utilized data of land use types such as cultivated land，woodland，grassland and land for construction in 1997 and 2007 to calculate carbon emissions and the compensation standardbased on price of fixation carbon dioxide． Carbon emissions greatly varied over different land use types，in whichthe land for construction and cultivated land were considered two major carbon sources． Woodland and grasslandwere two major carbon sinks． The result s shows: ( 1) carbon emissions were found to increase by 14． 4% over theentire the provincial city ecology circle from 1997 to 2007． With the more impacts of human activities，Carbon e-mission from land for construction increased from 745． 87 million tons in 1997 to 1794． 09 million tons in 2007．However，carbon sink maintained generally stable during this period． ( 2 ) Two indexes describing carbon emis-sions，i． e． ，carbon emission per unit area of land and carbon emission per unit area of construction land，were pro-posed． These two indexes could better reflect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from 1997 to 2007 and the differences a-mong the regions． Compared with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in 1997，the two indexes increased 2． 18 times and2． 41 times in 2007，respectively． Carbon emissions peaked in the Hefei City，and showed a relatively higher levelin Chaohu City and a low level in Lu an City，and the index of carbon emission per unit area of land and construc-tion land indicated the same changing trend． ( 3) The land for construction was the largest carbon source，and thecarbon emission per hm2was increasing from 1996 to 2007． Carbon emission per hm2of land and construction land wasmarkedly different in 15 cities or counties． ( 4) On the basis of carbon emission and price of fixation carbon dioxide over theprovincial city ecology circle during the period 1997—2007，the value of the standard for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in three cit-ies was estimated．Key words: carbon emissions; carbon emissions intensity;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the city ecology circle inAnhui Province·155·第 1 期 杨瑞霞，等: 河南裴李岗文化聚落空间集聚分析
[8]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遗址调查资料。
舞阳的历史文化古迹
2010年06月04日 星期五 1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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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编辑 mudxia
一、贾湖遗址
贾湖遗址位于河南省舞阳县北舞渡镇西南1.5公里的贾湖村，保护区面积5.5万平方米，是一处规模较大、保存完整、文化积淀极为丰厚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2001年6月，国务院将其确定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确定为20世纪全国100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并被镌刻在北京“中华世纪坛”青铜甬
道显要位置，垂青史册。经专家鉴定，贾湖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第一个具有确定时期记载的文化遗存，是“人类从蒙昧迈向文明的第一道门槛”。作为9000年前人类文明文化的象征，贾湖文化是人类音乐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贾湖文化遗址有许多震惊世界的重大发现：出土的骨笛已具备七音节结构，可以吹奏完整的乐曲，它把人类音乐史向前推进了3000年，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乐器；出土的甲骨契刻符号比安阳殷墟甲骨文早四千年，比素称世界最早的古埃及纸草文字还早一千多年，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字雏形；遗址中发现的实物材料证明，我们的祖先早在八、九千年前就会酿酒，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酒”……
贾湖遗址位于河南省舞阳县北舞渡西南1.5公里的贾湖村东，沙河与泥河之间的冲积平原上，平面呈近圆形，面积约55000平方米，1983年至2001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国科技大学在此发掘7次，计2700平方米，清理出新石器时代房址53座，窑穴370座，陶窑13座，灰坑336座，墓葬445座，瓮棺葬32座，埋狗坑10个，以及濠沟、小坑等。出土陶、石、骨等各种质料的遗物达数千件，特别是七声音阶骨笛，9000年酿酒技术,成组随葬内装石子的龟甲及其契刻符号，动物训化家养,具有原始形态的栽培梗稻尤为引人注意，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反响。经碳14测定，贾湖遗址年代范围为BC7000—BC5800年。考古工
作者将发掘资料分为三期，其中的第一期文化面貌不同于目前发现的我省其它同时期遗址，第二、三期与裴李岗、峨沟等大体同进，第一期年代约为BC7000—BC6600年，第二期为BC6600—BC6200年，第三期为BC6200—BC5800年，文化内涵既与裴李岗文化有不少共同因素，也存在许多差异和独有特征，呈现出淮河上游地区的独特面貌。因之，发掘者将其命名为“贾湖文化”。目前与贾湖相同或大致相同的遗址还有舞阳大岗、郭庄、漯河翟庄、郏县水泉等，主要分布于汝河、洪河、沙河流域。
贾湖遗址是我省同时期文化遗存中保存最好、面积最大、文化面貌最丰富的遗址，具有中心聚落性质，对研究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早期聚落形态、农业尤其是稻作起源、家畜起源、全新世环境气候变迁、音乐起源、汉字起源、卜筮起源等许多重要学术课题均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尤其是七声音阶骨笛的材料在英国《自然》杂志发表之后，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反响，具有很高的国际知名度。
贾湖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具有很高的历史与科学价值，正如我国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在《舞阳贾湖》一书的序言中所说：“贾湖遗址的发掘，可称是80年代以来我国新石器考古中最重要的工作。”其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贾湖遗址有其独特而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复杂的地层关系，这对裴李岗文化的类型与分期研究的深入进行具有重大意义。
2、这里发现的大批房基、墓葬、窑穴、陶窑以及大量的生产工具对研究当时的聚落形态、生产力发展水平都有重大意义。
3、这里发现的大批保存较好的人体骨架及动物骨骼，对研究当时的人种、人类体质、家畜起源、生态环境都具有重要意义。
4、墓葬中随葬成组内装石子的龟甲及共存的骨笛及杈形骨器等原始宗教用具为研究当时的埋葬习俗、龟灵崇拜、信仰等宗教意识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
5、这里出土的我国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乐器—骨笛，经研究已具备了四声、五声、六声、七声音阶，在我国乃至世界音乐史上都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6、贾湖遗址出土的刻在龟甲、骨器、石器、陶器上的契刻符号表明，在距今8000—9000年的贾湖文化已出现了原始文字性质的符号，对研究我国文字的起源提供了重要资料。
7、经中国科技大学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对贾湖出土的陶器进行研究分析，九千年前的贾湖人已掌握原始的酿酒技术，这对研究世界酒文化史具有重大意义。
二、北舞渡镇山陕会馆彩牌楼：清代牌楼建筑之冠
清朝初期，北舞渡镇的商贸活动盛极一时，山西、陕西等地的商人云集此地，为了迎来送往、商贾联谊，两地商人合资兴建了山陕会馆。中国历史上的会馆，兴起于明朝，鼎盛于清代，衰微于民国。蕴涵着乡音、乡情的会馆，以其人文气韵的独特，已成为中外游客眼中的新景观。
据现存碑刻记载，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北舞渡镇山陕会馆有春秋楼、大花戏楼、大殿、铁旗杆、钟鼓楼等建筑。可惜，这些建筑大都被毁，我们现在只能从碑刻史书中领略它们的风采了。值得庆幸的是，山陕会馆中建于清道光五年(公元1825年)的工艺奇特、玲珑美观的彩牌楼，至今保存相对完好。作为河南省重点保护文物，它被誉为“河南清代牌楼建筑之冠”。
彩牌楼面朝正南方向，是三间五楼六柱、柱不出头式牌楼建筑。柱子排成工字形，边柱斜出，边柱与中柱成三角形，使两边的次楼成斜出的歇山顶。主次楼都用灰色板瓦覆盖，主楼正脊用八节透雕花卉的脊筒组成，楼阁两边是造型逼真、栩栩如生的驼珠、奔狮。整个楼顶屋面曲线缓和，层层叠叠，翼角高高升起厂
蛔娜多姿，翩翩欲飞。主楼正中宽大的龙风板中央悬挂着“浩气英风”匾额。原匾在十年动乱中被毁，现在我们见到的匾额是舞阳县博物馆派人修复的。
彩牌楼身的中柱和边柱均为圆形，柱下放置有垫鼓形桑墩（柱础），每根柱上都有制作规整的抱鼓石，中柱正面的抱鼓石上是一个昂首张口蹲卧的石狮，背面抱鼓石上是一个变形的石狮。像许多旅游区的这类建筑一样，石狮己经被“抚摸’得发亮，显出别样的盎然生机。整个彩牌楼轻灵中自有厚重，华丽间透着庄严，巍峨壮观，光彩照人，展现了我国古代建筑的优良风范和独特风格。
三、舞阳城隍庙
位于舞阳县城西大街北侧。由达鲁花赤按摊不花创建于元至大四年（公元1311年）为祭祀城隍庙而建庙，故名。明、清屡经修葺扩建。现存建筑有拜殿、大殿、后殿、厢房、配殿、廊房。拜殿面阔五间，进深三间，为悬山顶殿堂建筑；后殿面阔五间，进深三间，为悬山顶建筑。后殿内塑城隍及二夫人像，厢房内塑十二生肖，后院有小桥流水，荷花游鱼，别有洞天。
城隍是自然神，凡有城池就应该有城隍庙。最早的城隍庙见于三国吴赤乌二年（公元239年）建的芜湖城隍庙。宋代以后，城隍开始人格化，群众多把去世后的英雄或名臣奉为城隍神，如苏州把战国时春申君黄歇，上海把秦裕伯，北京把文天祥、杨椒山，杭州把周新，会稽把庞王，南宁、桂林把苏缄等。建于元代的舞阳城隍到底奉的是哪位英雄或名臣已经无从考证，但对于普通百姓而言，这并不重要，只要城隍爷在这儿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就可以了。
2000年被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四、阿岗寺遗址
位于河南省舞阳县城北20公里的马村乡岗寺村西北土岗上，总面积21万平方米，遗址为一高出地面2－3米的台地，四周地势平坦。从地表和断层上可见窖穴、房基及红烧士地坪。在断壁上采集到大量的标本有石斧、石镰、石铲、骨锥、陶纺轮、陶拍、网坠、陶鼎、陶豆、陶罐、陶瓤、陶壶以及碳化稻粒和大量鹿角及动物骨骼。出土的陶器有红陶、彩陶、灰陶、亮黑蛋壳陶等。仰韶文化遗物有泥质红陶和彩陶，陶器上用黑、白和棕红色绘成网纹、带纹、蓝纹和日月星象纹图案。大汶口文化遗物有红陶、高柄镂孔黑陶杯、红陶碗和豆盖等。龙山文化遗物有灰陶和蛋壳黑陶，器形有壶、盘、瓤，饰绳纹、附加堆纹和篦点纹。从器物类型特征看，文化层内涵丰富，包涵着裴李岗、仰韶、大汶口、屈家岭、龙山、二里头等诸多文化因素，是一处融江汉、黄淮河流域文化特征的古代文化遗存。1963年被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五、樊哙墓 ：
樊哙墓位于舞阳县马村乡郭庄村。樊哙，江苏沛县人，以舍人起于沛，与汉高祖刘邦曾隐于芒砀山泽之间，随刘邦攻秦，屡立战功。鸿门宴上范增欲杀刘邦，哙操刀持盾，拨倒卫士直入宴席，使刘邦转危为安，天下大定迁左丞相。封舞阳侯，溢封武侯，死后葬舞阳。由于樊哙作战勇敢，忠心保国，曾有磨骨三分救主的故事传于民间，他的事迹被代代传颂，受到世人敬仰，被当地百姓称为“樊官爷”，仅樊哙祠在舞阳就有四处，现墓冢旁存《后汉书》作者班固撰写的碑刻，文曰：“黄黄将军，盛盖不当，操刀挟盾，拨主项堂，汉兴楚破，娇娇忠良，卒为丞相，帝室以康”。额书“汉适元勋”。清舞阳邑令王骐在舞阳八景也赋诗道：“汉封侯爵位亲臣，十八丛中第几人，怒发冲冠惊项王，拥于排班谏丹宸，鸿门事业传千古，舞邑争尝报万春，几度祠前苹藻荐，俨然遗像至人新”。解放前，建有陵园，墓冢高大，解放后，陵园逐被群众占用，墓冢水土流失，所剩甚少。
现为舞阳县文物保护单位。
六、狄青冢
位于舞阳辛安镇青家集村南，村以青家而得名，墓家现存高约 7米，周约 250米，墓家上下树木繁茂，风景优美，现为舞阳县文物保护单位，据道光《舞阳县志·古迹篇》，“青冢在城北12里，狄襄公墓故名”。又“马村在城北35里，武襄公养马处，饮马湖，狄青饮马处在马村东北”。据《二十五史·宋史·列传》狄青、字汉臣，汾州河西人，善骑射……“他一生作战勇猛，屡立战功，为当朝所器重，官至中书今，溢武襄。
七、开元寺
开元寺位于县城东侧：现仅存大殿及拜殿。大殿面阔五间、悬山顶、前檐下施斗拱。拜殿位于大殿前，面阔五间，弧形脊。开元寺碑刻无存，根据现存八个覆盆式柱础看，开元寺始建于唐代，据道光《舞阳县志》载：原来的开元寺有山门、包厦、钟鼓楼、地藏殿、大悲阁、阎君殿等，民国以来，佛像拆除设立“开元高中”，解放后设立豫西行政干部学校、高中师范部，50年代被县机械厂占用，1984年与城隍庙一起收回文物部门管理使用。
2000年被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八、彼岸寺
彼岸寺（又名高寺），位于侯集乡高寺与芦郭村之间的高寺小学院内，据碑刻记载，现在的大殿中佛殿始建于元至正二年（1342年），寺内建筑大都为高寺小学拆迁改建。现仅存中佛殿及天王殿，中佛殿为歇山顶、面阔、进深各三间。中佛殿为六架椽屋，用三柱、使用减柱造，前檐补间铺作，保留有真昂，柱有明显的侧脚与柱升起，漫拱为足材隐刻拱眼，伏上多用草伏和自然弯材，都具有早期特征，主要构件仍不失元代旧貌。1982年，省文物局拨款2.5万元进行了大修，属河南省第二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天王殿位于中佛殿前，硬山顶，面阔三间。
九、大岗遗址
舞阳县大岗遗址，位于舞阳县城北28公里，侯集乡大岗村北端的一片地势略微起伏的土岗上。这里原发现为一处新石器早期时代，裴李岗文化遗址和汉代墓群，1989年复查时发现了细石器材料。
为配合砖厂取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分别于1989年冬和1990年春对该地点进行了两次发掘，面积为300平方米。经两次发掘，获石制品327件，石料多以燧石居多，约占半数以上，其次为脉石英，占三分之一以上，而石英岩、玛瑙、水晶等石料数量较少。石器种类包括细石核、砸击石核、锤石核、石片细石叶、多种刮削器、尖状器，其中圆头短身刮削器最多，少量复刃刮削器最精。小尖状器为大岗遗址代表器物之一，又可分单尖、双尖两种。
大岗遗址细石器文化层的考古发掘十分重要，它是中原地区第一次发现的裴李岗文化和细石器文化的叠压地层关系，在国内尚属罕见，大岗文化可能就是裴李岗文化的源头之一。
2000年被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十、东不羮遗址
东不羮(láng)遗址是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舞阳章化乡前古城村，距舞阳县城30公里，城址始建于战国，为楚国最北端的一个军事重镇，楚平王曾派其弟弃疾留守此地，留下了不少美丽的传说故事。自战国至东晋，这里一直为舞阳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至后燕慕荣农贺耕于定陵，毁弃此城，经历了六、七百年的历史。在城内出土了大批战国至晋代的历史文物，主要有青铜剑、剑范、铜壶、郢爰、王铢钱等，为研究楚在舞阳的军事活动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东不羹城为春秋时期楚国北方的一座重要的边塞要城，在许多历史文献中都有记载。据《左传》记载：“楚筑不羹，有东西二城，此或其东城也”又“楚筑二不羹，屯兵以拒中夏，此东城也”。
东不羹城位于汝河与灰河交界处，地势险要，风景优美。从军事需要看，沙、澧、灰三河可做为天然屏障，城池就建在沙河南岸，依沙河顺势而建，略呈三角形。城周长5．5公里，现存高度1－1．5米，城内面积约7500000平方米。为防水患，在城墙西北角筑建长1公里的巨石大坝，河下为深潭，名曰“石墓潭”,传为楚平王葬身处。汉定陵县、魏定陵郡皆设于此。晋太元15年（公元391年），城池遭毁，遂迁址于北舞渡。
十一、北舞渡镇清朝当铺遗址
当铺位于镇区东老街（文昌街）路东，南距会馆百米之遥，清代当铺院，当铺创建于清道光八年，相传为山陕巨商所修，后转天主堂用，解放后，为中共北舞渡区委所在地，还为我县第一个地下党组——时雨学社的旧址。
整个建筑，坐东朝西，面阔五间，二进四合院。皆为硬山顶式，前过庭（代大门）后过庭、大庭位于同一中轴线。过庭均为楼房，外檐柱四根，直径34公分，面阔五间，均为圆圈窗，窗下铺青石，上镌刻花草、卷云、麒麟浮雕。当心间搭牵上有（时）道光八年（1828年）次戊子的纪年。南北厢房进深4米，宽7.8米。过庭进深5.8米，宽15.53米，总长为36.4米，总宽度为15.53米，前院厢房坍塌三间。
据碑刻记载，北舞渡镇在清代为予中重要商品集散地，山陕巨商云至雨云集，纷纷投资经商，这组结构严谨，建筑雄伟的大型建筑群也应运而生，由于这里市场繁荣，全镇象这样的大型当铺就有四座。由于当时基本建设投资过多，老板无力经营，才转让给天主教士。这里不仅是一处珍贵的古代建筑群落，同时还是一处重要的革命纪念地，解放前舞阳的第一个革命党组织“时雨学社”就在此诞生。故它又是一处重要的革命纪念地。所以他是研究党史，我国资本主义萌芽史、宗教史的重要资料。
北舞渡当铺和山陕会馆一样，显现着清代北舞渡商业经济的盛况，诉说着这里当年辉煌的历史。国家文物局副局长、文物鉴定组组长黄景略先后在此视察后认为，象这样完整的当铺建筑在全国已为数不多，足见其珍贵性。2000年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十二、北舞渡镇天爷庙
天爷庙位于北舞渡文昌街南端路东，与会馆隔路相望。根据《重修玉帝庙碑》记载：“……见石碣乃嘉靖乙酉重修碑也，细读其文乃毁于元季至嘉靖仅余铜像”。说明该庙宇元代已有，历经战火屡修屡废，于清光绪年间又进行了重修。
天爷庙座北朝南，现仅存正殿三间，西配殿三间。大殿为悬山顶，四重梁架，九路檩，前檐用四柱，殿内金柱靠后支撑大梁，梁架通体饰彩绘，西山保留了较完整的壁画，前檐下饰以木棱窗，额枋上饰以对称的深浮雕云纹图案以及透雕的单凰牡丹、羽人、古树、麋鹿、荷花等图案，整个建筑结构严谨、用料考究。西配殿为三重梁架，硬山顶、廊檐式，整个建筑用料考究，梁架饰以彩绘，是清代典型的殿堂式建筑，具有较高的历史和极高的艺术价值。
这里不但是一处重要的古代历史建筑，还是一处重要的革命纪念地。1941年，这里为国民党北舞渡区公所，在我党工作者的领导下，为反对国民党逼粮逼款，三千老妪聚集于此，捣毁国民党区公所，烧毁帐本，砸毁办公用具，吓得区长尚振华仓惶逃窜。所以这里又是一处重要的革命纪念地，2000年被省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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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南方文明之源——五溪文化
朱贤林
湖南洪江高庙遗址被评为“200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2006年入列国务院公布的“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高庙考古的重大发现，将人类祭祀史至少前推千年，证明在为拥有“五千年文明”而骄傲的华夏大地上，历来被称之为“蛮荒之地”的五溪，远在七千年前却已是“文明之邦”！笔者几年来对“五溪（高庙）文化”进行着孜孜不倦的探索与研究，萌生了一个大胆假设：至少可以说中华南方文明起源于五溪地域！
一、中华南方长江文化的五溪寻根探源
1、五溪文化是中华南方文明之源。五溪八蛮地,楚国旧边城. 势雄接云贵,万壑赴洞庭。五溪乃酉溪、辰溪、巫溪、雄溪、朗溪之总称。五溪汇而沅水成。沅与源，在文字没有发明之前，是同音表达，沅水的真正含义是源水，是远古人类文化与文明的起源之水！五溪文化顺沅江而下，对三湘大地以及长江流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孕育催生了辉煌的中华南方文明。这一推测得到了以高庙为核心的五溪区域考古发现的有力证明。一系列的五溪考古发现表明：以高庙为代表的五溪文化不但上有继承下有传播，不但影响了同时期的湖南长沙大塘文化、稍晚的浙江河姆渡文化、珠江三角洲文化、江浙一带的良渚文化、山东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中原的仰韶中晚期文化和商周的青铜文化及当今的民族民间文化，还向西传播到了西亚，影响了那里的苏美尔文明。在古印度、埃及等文明中,也可找到高庙文化的影子。
2、五溪流域是我国稻作发源地。中国稻作文化历史悠久，中国稻作之父丁颖根据古籍记载和出土遗踪，论证了中国水稻起源于距今5000多年前的神农时代，对于水稻起源地点，尽管受到上世纪前叶考古成果的局限，丁颖仍将其地域圈定在了主要以云贵高地的某一区域为中心，沿着那些大河川的河谷及河谷之间，呈放射状向四周扩展的某一个区域。这一水稻起源的观点，在随后开展的中国稻作史研究中也得到了支持。而五溪大地正好处于云贵高原的东半部向长江中游丘陵的过度地带。高庙考古的重大发现，为中国水稻的发源地点燃了一盏明亮的灯：发源处就在五溪区域。随着越来越多远古遗址的发现，在五溪考古学家们又发掘出距今5000年左右的稻作文化遗址达12处之多。在这批早期的“贝丘遗址”中不仅发现大量的打制石片石器，还发现了不少的磨制的石斧、石锛、石片和石铲。同时，还发现直接用于收割农作物的工具——蚌镰与石镰。在新晃大洞坪贝丘遗址中出土的陶片里，还发现有稻谷壳的碳化物。说明在高庙文化时期，“五溪”先民已开始种植水稻了。历史与现实总是惊人的相似与巧合！惠及全人类的杂交稻的发明者袁隆平院士，乃住在沅水东岸的安江农校，与7400年前的高庙遗址仅一江之隔。
3、五溪巫傩文化是中国道教的源起。儒学、道学和外来的佛学，共同构筑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三足鼎立、三教融合的局面。儒教文化产生在黄河流域，佛教文化产生于恒河流域，而中国道教则源起于五溪巫傩文化。五溪巫傩文化大体可以分为：辰州傩、瑶族盘瓠祭祀、苗族跳香祭祀和新晃的“咚咚推”侗族傩戏。作为五溪巫傩文化之首的辰州傩，2006年被列为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五溪地区的民间日常生产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五溪人自古以来生产、生活与文化传承的缩影，是原始宗教和古老戏剧的活化石。传承千年的辰州傩文化，保存着古代祭祀仪式多姿多彩的风貌，涵盖了民族民间政治、历史、民族、宗教、考古、语言、文学、艺术等诸方面内容，它的仪式、唱本成为了进一步进行研究的人类学研究文本。《楚辞.九歌序》中说：“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作歌舞以乐诸神。”至今此风犹存。
二、雄踞五溪的远东巴比伦神庙——高庙
1、高庙遗址的地理位置。高庙遗址所在地洪江市在自然地理区划上属于沅水中游，与沅水上游同样具有山地与河谷相间的地貌特征，而与沅水下游地区丘陵与冲积平原相间的地貌有明显差别。从Googel Earth卫星地图上看，高庙遗址东依雪峰山系而与资水相隔，西、北屏嶂武陵山系与乌江和澧水相背，西南倚云贵高原和南岭余脉与珠江分界，是一个高山环绕的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在远古堪称 “天府之国”。
2、高庙遗址的文化特征。通过三次发掘，高庙遗址在台地顶部主要分布着史前居民的房屋、祭祀场所和墓地，地层堆积厚约0.8～1.5米，有3～10个左右的文化层。其周围的斜坡则属于贝丘堆积，厚约3.5～6.5米，最多可分为27层。在遗址区地表分布着现代房屋及耕地，其下的文化堆积依次属于明清时期、东周时期及新石器时代，其中明清和东周时期的遗存已破坏殆尽。遗址中保存的主要是新石器时代文化堆积，可以划分为上、下两大部分（各自包含若干地层），分属于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其中，下部堆积的文化特征明显有别于周邻地区同时期的考古学文化。这类遗存在本地区的辰溪、中方和麻阳县的多个地点均有出土，区域特征鲜明，以高庙遗址所出最为典型，且又是最先发现，故可命名为“高庙文化” 。
3、高庙是7000年前的祭祀场所。高庙是一处大型祭祀场所，距今7000年以上，占地约1000平方米。其年代之早，规模之大，而且可以明确辨认出诸多祭祀设施：主祭场所、大量祭祀坑，以及与祭祀活动相关的的房址、储藏祭品（河螺）的窖穴等，这些在我国现存的同时期史前遗存中都是罕见的，反映出史前居民祭仪活动的真实状况，表明这里是一个区域性宗教中心。1991年曾在本遗址出土一件高直领白陶罐，颈部戳印有带双羽的獠牙兽面纹，两侧各立一“梯阙”的图像。若将其与新发现的主祭场所柱洞的结构相对照，就会发现它或许就是当时主祭场所（高梯架亭台式建筑）的摹写，是一幅生动的祭仪图。在遗址中，出土了装饰飞鸟、獠牙兽面、太阳、八角星纹等图像的大量陶器，许多还是精美的白陶，它们显系祭器，也是判断这处大型祭祀场性质的重要佐证。
4、高庙在7000多年诞生了中华图腾凤凰。现已形成的一般观念，龙源自北方黄河流域，凤凰则发源于长江流域。而在高庙出土的陶器上已经有表现神灵崇拜的图像，高庙文化遗存的部分陶器上装饰有戳印篦点纹连缀而成各种复杂图像，技艺精湛，构思诡谲。这些图像中的獠牙兽面附有双翅；飞鸟则头戴羽冠，双翅载托太阳或八角星翱翔中天。这类图像在五溪高庙文化的鼎盛期（距今约7400～7100年）最为发达，其最早的推定其年代距今7800年左右。有明显的迹象表明，高庙文化最初出现的八角星纹以及獠牙兽面、鸟载太阳等图像，在较晚时期逐步流行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及黄河流域，甚至更远。在洞庭湖区的坟山堡、汤家岗遗址，太湖流域的崧泽文化，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山东的大汶口文化，以及辽宁小河沿遗址南台地，出土的某些陶器或玉器上均见到与高庙文化完全类同的八角星纹。浙江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和陕西泉护村仰韶文化遗存中所见到的鸟与太阳或鸟与兽面的复合图像，都与高庙遗址发现的类似。按年代及其在地理上的渐进可以推测，其源起在五溪的高庙。
5、高庙在7000年前是区域政治文化中心。高庙上层遗存发现的30余座墓葬中，M26、M27是两座较为特殊的并穴合葬墓，它们南面还平行分布有多座墓葬，均开口于同一层位下。这两座墓随葬品中均有精美的大型玉器，其品质在整个墓地极为突出（其他墓葬均未发现玉器）。特别是M27出有顶端两侧带“扉牙”的玉钺，显然是墓主人权威和地位的象征。我们推测这两座墓可能属夫妻合葬，墓主应是当时的部落首领。这种带“扉牙”的玉钺，在中国史前时期遗址中极为罕见。从地层关系等判断，这组墓葬的年代大致为距今5800年左右。它们既对研究该遗址史前居民的社会阶层状况以及部落成员的贫富分化具有重要的意义，也为当地与周邻地区同时期社会发展状况的横向比较和联系提供了宝贵资料。由此还可以得出另一个重要的判断，高庙显然是当时该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三、悠久辉煌的五溪文化
可以远溯到七千多年前的五溪文化，其辉煌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得到见证。
1、五溪人早已会人工取火和熟食。在五溪发现的大批旧石器地点中，有不少地点出土有可用于取火的黑色燧石。在新晃大桥溪地点、鹤城岩屋滩地点还发现被火烧烤过而留下的红褐色斑痕的砾石和打制石器。值得提及的是，考古工作者在发掘新晃大桥溪旧石器地点时，在出土打制石器的地层中，还发现有红烧土块。进一步证明五溪人在这时期已使用火的事实。新晃大桥溪地点位于舞水河的二级阶地，属中更世晚期，即考古学的旧石器时代中期。说明五溪人至迟在旧石器时代中期已掌握了人工取火的方法，并使之应用于生产和生活之中。
2、渔猎在高庙人的生产和生活中仍占重要地位。高庙文化遗址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遗址的文化层由大量的螺、贝、蚌和鱼刺、兽骨堆积而成，人们常称为“贝丘遗址”。堆积的厚度，多在3米以上，其中高庙遗址最厚处达7米。在其文化层中发现和出土大量的石网坠，证明高庙时期五溪人的捕鱼作业，由先前的个人作业、徒手作业进入了集体的拉网式作业。遗址中大量水生动物的骨壳和大量兽类遗骸在这期遗址的发现，大量捕鱼工具的部件——网坠的出土，证明高庙文化时期，渔猎在“五溪”先民经济生活中仍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3、发达的制陶业与极高水平的陶器装饰工艺。高庙文化中的陶器有罐、簋、盆、盘、缶本、支座等器型。陶片多见褐色陶，也有红、灰、黄褐和白陶，陶胎多夹砂。器类主要为圆底器和圈足器，少见平底器，不见三足器。典型器有高领深腹罐、圈足盘、圆底缶本和碗型器。器型规整，胎壁不厚且均匀，制作方法为轮制，其制作和烧造都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特别是陶器上的花纹装饰，内涵丰富，特色鲜明。其中蓖点纹特别突出，可谓登峰造极，不仅有由蓖点纹构成的多种几何形纹，而且有蓖点组成的富有变化的凤鸟纹。其构图的夸张、奔放和技法的规整、娴熟，实在难以令人想象它是产生于七千年前的史前时期。陶罐上的兽面与风鸟载日神徽，其神像的造型、构思与制作技法，几乎与现代艺术品中的同类题材媲美。高庙文化中一大批具有地方特色的陶器器型和寓有深奥文化内涵、流畅精美的纹饰，是构成高庙文化的主体，反映了“五溪”先民在这时期较高的生产力水平和极高的文化素养，彰显着五溪高庙文明的辉煌！
4、打制石器与磨制石器并存的石器加工业。“五溪”地区发现的这批早期的“贝丘遗址”，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大量的打制石器与磨制石器并存。打制石器最常见的是大薄石片，再就是琢制与磨制兼施石器，十分精致和美观，这种石器在麻阳火车站遗址、麻阳上洲遗址都有出土。出土最多的乃是全身抛光的磨制石斧。特别有一种有肩石斧，尤具地方特色，黔阳高庙，麻阳火车站等遗址均有出土，而在洞庭湖的同期遗址里则少见或不见。另外，有孔石铲 (或曰有钺)、契形百凿、百锛、石刀等磨制石器也多有出土，制作工艺精良。同时，在这期的遗址里，还出土一批多式样的磨制骨制品，多见的有骨针、骨锥、骨哨等，先民已运用了缝纫技术，脱离了以树皮、草叶遮身的“野蛮”时代。石钺、骨哨的发现，说明这时的“五溪”先民已有了一定的社会组织和集体 (部落) 行动观念。
5、房屋建筑比较规矗，已有了固定的村落。“五溪”地区发现的“贝丘遗址”都堆积有很多螺壳、兽骨等残骸，面积最宽者可达数千平方米，堆积物的厚度可达7米，并可分辨出多个文化层。其中黔阳高庙遗址就可分出5~7个文化层次。说明该遗址是一个长期有人居住的固定村落，并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在遗址的文化层中，我们还发现了一批柱洞，从柱洞有规律分布分析，应为木构件房屋基址。在麻阳火车站遗址，还发现一大片红烧土地面，估计也应是房屋的遗址，人们为了防潮先将地面用火烧烤，使其地面坚硬和具有防潮功能，这对远古人类来说，可称得上是一种先迸的建房手段了。
磨制石器的出现和普遍使用，制陶业的成熟，稻作农业的发现，家畜饲养业的兴起，固定村落的形成和有组织的渔猎等生产活动的开展，标志着炎帝的子孙——“五溪”先民在7000年前就已经从渔猎经济过渡到生产经济，开始饲养动物和种植水稻，也标志着“五溪”先民当时已名符其实地进入了“文明时代”，并孕育催生了中华南方文明。
《童恩正学术文集》是研究中国西南部古代史与民族学内容最为丰富、观念最为新颖的一个文集。童先生的老师是冯汉骥先生，从冯先生那里童先生受得的教育是广泛的，是人类学的，但是童先生比起他的老师来，做了进一步的质的突破。
《童恩正学术文集》三卷各有特色。第一卷讲古代的巴蜀。四川东部的巴和西部成都平原的蜀，是构成日后四川文明的两大分支。近年来，尤其是成都的崭新考古发现使我们对蜀的文明增加了很多新的问题，怎样解决这些新的问题，童先生近年来是一直放在心里面的。
第二卷西南民族考古研究是童先生近十多年来集中力量研究的主题，他在这方面最重要的贡献和对中国南方古代文明重要性的认识，是苏秉琦先生区系类型的中国文明起源新理论的一个最重要的础石。中国南方的文明立基于它的农业，童先生在本书第三卷对中国南方农业已有的资料重要性作了详实的讨论。
第三卷对文化人类学研究，除了对摩尔根批评以外，中国古代酋邦制度、巫和酒与商代灭亡的关系，都是很有意思的文章，令人屡读不倦。
童恩正先生是我的好友，我当然对他的作品可能有偏见，但是，读了这本文集，没有一个人不为这个62岁身体，32岁精神的中国少有学者的早逝而叹息。童先生在“文化革命”期间被迫浪费了很多时间，自从1982年以来就拼命工作，似乎是想要用“拼命”来弥补失去的时间，也许因此，他过早地结束了人生的旅程，但是《童恩正学术文集》被留下来作为证人，证明这一代人之中有像童先生这样的学者。1997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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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第7版）》65折热卖 >>·《思移力》（比《秘密》更有价值的法则！）全国独家 >> 内容简介 《南方文明：童恩正学术文集》收录“南方——中华民族古文明的重要孕育之地”、“人类可能的发源地——中国西南地区”、“人类可能的发源地——中国西南地区”、“中国西南的旧石器时代文化”、“中国南方农业的起源及其特征”等作品。
·查看全部>>目录 序言[美]张光直
再版序[美]许倬云
南方——中华民族古文明的重要孕育之地
人类可能的发源地——中国西南地区
中国西南的旧石器时代文化
论南中国与东南亚的中石器时代（与卡尔·L·赫特勒合作）
中国南方农业的起源及其特征
略述东南亚及中国南部农业起源的若干问题
——兼谈农业考古研究方法
略论我国西南地区的史前考古
中国西南地区民族研究在东南亚区域民族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西藏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及其相关问题（与冷健
合作）
西藏高原上的手斧
西藏考古综述
西藏考古新发现
近二十年来东南亚地区的考古新发现及国外学者对我国南方
古文明起源的研究
关于使用电子计算机缀合商代卜甲碎片的初步报告（与张隍
楷、陈景春合作）
石器的微痕研究
略谈云南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的族属
我国西南地区青铜剑的研究
我国西南地区青铜戈的研究
近年来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战国秦汉时代的考古发现及其研究
试论早期铜鼓
再论早期铜鼓
从出土文物看楚文化与南方诸民族的关系
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
从考古学资料看中国西南地区的奴隶社会
·查看全部>>精彩书摘 西南地区的石片工具形状不固定，复刃器多，往往为定名带来一定的困难，而且不经二次加工即直接使用石片的现象也很普遍。究其原因，还是和它们的主要职能是加工竹木器有关。怀特（J．P．White）在新几内亚土著居民中的调查证明，当地打制的石片工具主要用以加工木器。在此情况下，起作用的往往是刃部的形状，其次是工具的大小。至于整个器身，是决定于石片的原始形状，并不需要作进一步的加工。西南地区的情况，当亦与之近似。
在欧洲、非洲和亚洲的很多地方，包括我国华北在内，旧石器时代末期都出现了细石器。但是在西南地区（西藏高原在外）及东南亚的大陆部分，细石器却非常罕见（不是没有）。有人认为在这一区域之内，细石器的切割、穿钻职能已经为竹器所代替。如果考虑到这里的自然条件和历史传统，笔者认为这一假设还是合乎实际的。
除了竹木器以外（遗憾的是，这些工具在湿热的气候条件下难以保存，我们只能依靠间接的证据加以推测），骨角器似乎也是西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常用的工具。穿洞发现的大量制作精美的骨角器，代表了当时人们高度的工艺水平。尽管原报告定名为骨锥、骨铲，但笔者认为至少其中一部分是可能作箭镞或凿类使用的。石器的某些职能，在此可能是被骨角器代替了。在东南亚地区，较多的骨角器与砍器、石片工具同出的遗址罕见。惟一的例外是婆罗洲沙捞越西北部的尼阿洞穴遗址，其中发现骨器的种类有钻、镞、凿、刮刀等，从距今8000至16000年的地层中共出土51件，从距今16000年以前的地层中出土了19件。其数量虽不如穿洞多，但亦足以证明此种传统并非孤立的现象。
由此可见，由于中国西南地区富有特征的生态环境，旧石器时代生活于此的人类也就采取了多种的适应方法。石器制作的相对简单，并不能反映当时的生产水平。只有综合包括竹、木、骨、角、蚌等有机物作原料的工具作全面的审查，方能对这一地区的工艺技术作出完整的评价。莫维士根据某些石器呈现出的表面现象，推演出亚洲旧石器文化停滞等理论，是完全错误的。井川史子曾经指出：“我们怀疑东亚和南亚石器的明显简单和重复的现象是表面性的，它可能掩盖了大量不同的地方文化传统和多种适应自然的方式。利用这些简单的石器加工而成的非石质工具，可能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变化性。”这一结论无疑是客观的。
4古老的文化传统
用砾石经简单的打击而制成的边刮器、尖状器和砍器，从元谋猿人化石产地开始出现，一直贯穿西南旧石器文化的始终。实际上，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种文化传统。世界上最早的砾石石器，据说是出土于肯尼亚特卡纳湖畔的科比·弗拉（Koobi Fore）遗址，距今约260万年。其次是奥尔杜威峡谷的下层，距今约185万年。某些持非洲是人类发源地的理论的学者均认为此种石器传统可能为“能人”所创造。以后这一文化分为两支，在欧洲、非洲、西亚和南亚发展成了“手斧传统”，而在东亚、东南亚则长期保留了砾石工具的传统。1960年，印度考古学家克岂（A．P．Khatri）在印度中部的纳尔马达河谷（Nannada Valley）中更新世早段，即早于舍利一阿舍利文化（Chelles-Acheul Culture）的地层中发现了与奥尔杜威文化类似的砾石石器，首次提出了印度的舍利一阿舍利文化（手斧传统）和索安文化（砍器传统）都是由本土的早期砾石文化发展起来的推测。元猿人牙齿化石产地发现的砾石工具，将中国西南地区砾石工具的传统提到了170万年以前，这就更进一步加强了亚洲有自己的砾石工具传统的假设。 四 结语
中国旧石器文化的研究，是从周口店中国猿人文化开始的。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学术界考察和研究的重点，大部分集中在黄河以北的地区。早在1964年，当黔西观音洞文化初次发现时，裴文中先生即曾敏锐地指出：“我们认为，我们现在正面临着旧石器考古学上研究的新课题。很可能，在中国南部的洞穴中，以现在这个贵州观音洞为例，我们将要遇到的是与欧洲大陆的旧石器文化不相同的一种新的文化系统，与我国北方已知的旧石器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有些相似。”以后一系列的发现证明了裴先生的科学预见。目前西南地区的旧石器文化已经以其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风格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笔者认为：中国西南地区旧石器时代的砾石工具传统，很可能是随着人类最初在本地区的出现就开始了的。虽然现在还缺乏实物资料，但是根据现有的线索，我们相信将来在第三纪末至第四纪初的地层中，必将有新的发现。由于砾石随处可得，打制技术原始，分布在亚、非两洲的人形超科动物独立地发明了这种工艺，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所以这种文化传统并不一定如某些西方学者所言，是由非洲传入亚洲的。
由于西南地区热带和亚热带的自然条件提供了丰富而优良的竹木资源，这一地区的古人类在使用石质工具的同时，必然会使用这种有机质的工具。在历史发展中，古人类对有机质工具的依赖性日益加强，这样就必然影响到制石技术的发展。西南地区石器传统的某些特征，应该结合此种生态环境加以解释才能合理。而要衡量本地区旧石器文化的水平，也只有综合其生产工具的整体优越性，方能作出符合实际的评价。
西南地区多变的地形，复杂的自然环境，使人们不得不采取多种适应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而且不同地区的人群经常在相对隔离的情况下进行活动，这就为众多的社会和文化集团的形成，创造了客观条件。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若干区域性文化平行发展的趋势，其特征不一，水平不同。现今本地区多民族杂居的情况，应该与这种历史背景有关。
由于中国西南地区的南部与中南半岛山水相连，气候相近，所以这两地的旧石器文化显示出了若干的共同性。在距今大约150万至120万年前的更新世，爪哇及其邻近的苏门答腊、婆罗洲、弗洛勒斯和帝汶岛均以巽他陆棚而与东南亚大陆相连，所以古人类和其他哺乳动物得以循此而进入这些岛屿。这样，对于中国西南旧石器文化的研究，实有助于东南亚旧石器文化若干问题的解决，并进而为全亚洲以至全世界的史前研究作出贡献。
尽管中国西南地区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在这内容丰富的人类启蒙的数百万年历史中，缺环和空白还是太多了。从某种意义来说，我们目前尚站在这一未知世界的门槛之上；我们的一些推测，很多都还有待以后的发现来证实。从喜马拉雅山的巍巍雪峰到西双版纳的热带丛林，从横断山脉的深山峡谷到云贵高原的岩荫溶洞，中国西南地区复杂的自然地理环境孕育了复杂而丰富多采的旧石器文化。弄清它们的面貌、渊源、相互关系，及其发展，是西南旧石器时代考古学长期面临的一个问题。
（1986年9月参加在英国伦敦举行的世界考古学大会论文）
……有关农业起源和文明起源的植物考古学研究
文章作者：赵志军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考古所 点击:
顾名思义，植物考古学是同时涉及到考古学和植物学的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植物考古学的研究目的是，通过考古发掘发现并分析古代植物遗存，认识和了解古代人类与植物的相互关系，进而复原古代人类生活方式和解释人类文化的发展与过程。这就决定了植物考古学属于考古学的研究范畴，是现代考古学的一个重要的研究分支。[1]
植物考古学在我国起步较晚，长期以来未能形成一个学科体系，研究状况落后于我国考古学的整体发展水平，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缺乏通过考古发掘主动获取植物遗存的有效方法。考古学是以物说话的，缺少植物遗存实物资料，自然无法展开相关的研究。植物是有机物质，容易腐烂，因此很难长期保存在考古遗址的文化堆积中；植物遗存一般非常细小，如大多数植物种子的尺寸是以毫米计量的，因此在考古发掘过程中很难用肉眼发现。植物遗存的不易保存性和不易发现性确实给考古工作者获取古代植物遗存带来一定的难度。但是，由于人类的生活离不开火，作为古代人类的居住地，或多或少地总会有一些与人类生活关系密切的植物经过火的烤烧变成了炭化物质。炭化物质的化学性质非常稳定，土壤中各种各样的侵蚀作用对其一般都不会产生影响，因此能够长久地保存在考古遗址的文化堆积中。[2] 炭化物质比一般的土壤颗粒轻，比重略小于水，因此将土壤放入水中便可使炭化物质脱离土壤浮出水面，进而提取之。根据炭化物质的这些特性，植物考古学家们设计了一种方法专门用于发现和获取埋藏在考古遗址中的炭化的植物遗存，被称之为“浮选法”。[3] 实践证明，浮选法是通过考古发掘获取古代植物遗存的有效手段。
浮选法的开展突破了制约植物考古学发展的瓶颈，为考古学的研究提供了一大批珍贵的古代植物遗存资料。通过对这些资料的分析和研究，得以就一些重要的考古学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并获得一些新的认识，例如，关于中国原始农业起源和华夏文明起源的问题。
一、有关稻作农业起源的植物考古学研究
稻作农业以种植稻谷为标志。目前世界上已知的最早的栽培稻谷遗存发现于江西万年县的仙人洞遗址和吊桶环遗址，以及湖南道县的玉蟾岩遗址，年代都超过距今1万年。[4] 然而，稻谷的出现并不代表稻作农业生产的开始，这一点从以上三个遗址的整体情况得到证明。仙人洞、吊桶环和玉蟾岩都是石灰岩洞穴遗址，洞内可利用的面积十分有限，应该属于早期人类的季节性居住点，但是，周期长、季节性强的农业生产需要稳定的常年定居生活。三处遗址都出土有许多石器，其中数量较多的是粗糙的砾石工具，但从中没有发现明确的农耕工具。出土的骨、角、蚌器数量也很丰富，其中以典型的渔猎工具为主，如鱼镖、箭头等。在这几处遗址中还发现了大量的动物遗骸，经过鉴定未见被驯化的家畜品种。由此可见，除了稻谷遗存外，在这三处遗址基本没有发现其他可以用来证明农业生产的证据和迹象。农作物的栽培过程是在人类行为影响下的植物的进化过程，对于这个过程而言，人类的行为是下意识的，其作用仅仅是对植物自身产生的遗传变异的客观选择。因此，当栽培稻谷刚刚出现时，人类不可能立即意识到这一植物新品种的生物特性，所以也就不会把它们当作农作物看待，即便在当时实施了某种程度的种植活动，其主观目的也不是为了生产，而仅是为了增加自然生长的野生稻的数量。从严格的概念上讲，这时的人类活动还称不上稻作农业生产。
目前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明显带有稻作农业生产特点的考古遗址是贾湖遗址。
贾湖遗址位于淮河上游地区的河南舞阳县境内，年代距今9000－7800年。遗址覆盖面积达5万平方米以上，从中发现了分布有序的居住区、墓葬区和作坊区，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常年定居村落的遗址。[5] 上个世纪80年代对贾湖遗址的大规模发掘出土了上千粒炭化稻谷。出土的石器中包括有加工精制的石镰、石刀和石铲，石镰特别是石刀在新石器时代是主要的农作物收割工具，石铲可能用于农田修整。另外，还发现了大量的石磨盘和石磨棒，民族学的资料显示，石磨盘和石磨棒主要用于谷物加工。综合以上因素分析，稻作生产已经成为贾湖居民生产活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但是，稻作生产的开始并不代表人类社会已经发展到了农业经济阶段。农业经济是指以种植业和由种植业提供饲料来源的家畜饲养业为主要生产部门的一种经济形式。农业经济是由采集狩猎经济转化而成的，在这个过程中，采集狩猎在人类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日趋衰落，同时农业生产的地位日渐增强，最终农业生产取代采集狩猎成为人类经济生活的主体。农业经济与采集狩猎经济的更替是一个漫长的转化过程，不是一场非此即彼的变革。那么，贾湖的社会经济形式到底处在一种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在中国科技大学张居中的主持下，我们于2001年对贾湖遗址进行了再次发掘，并同时开展了系统的浮选工作。在贾湖遗址浮选结果中发现了丰富的炭化植物遗存，经过实验室分类和鉴定，这些遗存可分为两大类，一类属于可食用植物的遗存，另一类属于被人无意识或有意识带回的杂草遗存。其中可食用植物遗存主要有以莲藕为代表的块茎类、以菱角为代表的坚果类、以及以稻谷和豆类为代表的籽粒类。稻谷是栽培作物，属于农业生产的收获物，其他几种植物遗存从形态上分析都是野生品种，应该属于采集活动的获取物。对这些出土的可食用植物遗存我们采用了几种不同的计量方法进行了统计，结果发现，与采集获得的野生食物资源相比，稻谷不论在绝对数量上和总体重量上还是在出土概率上都不具备明显的优势，这说明稻谷在贾湖人的植物类食物资源中并没有占主导地位。
贾湖遗址出土有大量的动物骨骼，根据最新的研究结果，其中可以确定无误的驯化动物仅有狗。出土猪骨的形态特征虽已呈现出一些家猪的迹象，但不足以被确定为家猪。[6] 这说明，与种植业相伴的家畜饲养业在贾湖也不发达。
此次发掘还出土了大量的鱼骨和软体动物甲壳，特别是鱼骨的出土数量多得数不胜数，说明渔捞业在贾湖人的经济生活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考虑到浮选结果中的莲藕和菱角也是生长在水中的，贾湖人当时的食物来源应该主要是依靠野生的水生动植物资源。
综合以上因素分析，贾湖人虽然开始实施了稻作生产，但其经济主体却依然是采集渔猎，属于农业范畴的稻谷种植和家畜饲养在当时仅是辅助性的生产活动。由此说明，稻作农业的形成确实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的早期阶段，人类社会经济的特点应该表现为以采集狩猎（或采集渔猎）为主、以农耕生产为辅。我们将这个阶段称之为“似农非农”阶段，贾湖遗址正是这一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代表。
稻作农业经济的真正建立大约发生在距今7000－6000年间。这一时期，稻作农业的发展出现了一个飞跃，最明显的标志是，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淮河流域地区的考古遗址中普遍地发现了这一时期的稻谷遗存，其中以河姆渡遗址最具代表性。
河姆渡遗址位于长江下游地区的浙江余姚县境内，文化堆积分为四层，其中第四文化层年代在距今7000－6500年间。[7] 河姆渡遗址出土稻谷遗存数量之多、保存之好为其他遗址所罕见。例如，在第四文化层被发掘的约400多平方米范围内普遍堆积有稻谷遗存，包括谷粒、谷壳、秆叶等，一般厚度在20－50厘米之间，最厚处可达80厘米。除了稻谷外，在遗址中还出土了橡子、菱角、芡实等其他可食用植物遗存，但这些采集获得的野生食物遗存在出土的数量上和在遗址的分布范围上都无法与稻谷遗存相比拟。河姆渡遗址出土了170余件用牛肩胛骨加工而成的骨耜，这些骨耜是学术界公认的早期农耕生产工具，可能用于修整水田。与稻作有关的还有用于收割的石刀，用于去谷壳的木杵和陶臼，以及用于谷物加工的石磨盘等。另外，反映农业发展水平的家畜饲养业也在河姆渡遗址有所表现，出土有大量的家猪、狗以及水牛的遗骨。
根据河姆渡遗址所反映的情况，再结合其他考古遗址的发现，在这一时期聚落形态有了很大的发展，有些中心聚落如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甚至修建了城墙，[8] 稻作生产已经十分发达，与稻作相关的生产工具和设施以及由此反映出的生产技术趋于完善，种植的稻谷和饲养的家畜成了当时人们的主要食物来源。由此判断，大约在距今7000－6000年间，稻作农业经济在中国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淮河流域地区已经建立，由采集狩猎向稻作农业的社会经济转化过程在这个区域范围内基本完成。
二、有关北方旱作农业起源的植物考古学研究
中国北方旱作农业的代表作物是粟和黍，俗称谷子和糜子，统称粟类作物或小米。由于缺乏充足的植物遗存实物资料，关于粟类作物的起源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认真的讨论。但近期在兴隆沟遗址开展的浮选工作为我们探讨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兴隆沟遗址位于西辽河上游地区的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境内。本世纪初，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在刘国祥的主持下对该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发掘区域涉及了三个地点：第一地点是一处属于兴隆洼文化中期的大型聚落遗址，第二地点是一处带有长方形环壕的红山文化晚期聚落遗址，第三地点是一处带有圆形围壕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居住址。[9] 在连续三年的发掘过程中开展了系统的浮选工作，先后采集并浮选了土样约1500份，从中出土了丰富的炭化植物遗存。
在兴隆沟遗址浮选结果中，最为重要的发现是在第一地点出土的栽培作物粟和黍，其中黍的出土数量较多，共计约1500粒，粟的数量较少，仅发现了数十余粒。第一地点所属的兴隆洼文化中期的年代在距今8000－7500年间，因此，这一发现就成为目前可以确定的在我国北方地区发现的最早的栽培作物。[10]
问题是，这一发现是否可以说明兴隆沟遗址所在的西辽河上游地区就是粟类作物的起源地或起源地之一？
栽培作物起源是一个复杂的生物进化过程，是环境、人和植物三者相互作用的结果。[11] 探讨某种栽培作物起源的动因和过程，必须要同时考虑当地的生态环境的特点和变迁、栽培作物及其野生祖本的生物特性以及演化趋向、人类的文化发展阶段和行为转变模式。根据已经掌握的资料，我们可以先从植物的生物特性和当地生态环境的特点上做一些初步的分析。
此次浮选在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兴隆沟遗址第三地点也发现了大量的炭化粟和黍，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年代在距今4000－3500年间，与第一地点所属的兴隆洼文化中期相差约4000年。我们在第一地点和第三地点出土的炭化黍粒中分别随机抽取了50粒进行测量比较，结果发现，第一地点出土的黍在籽粒形态上保留了较浓厚的野生祖本的特征，如粒形较长，尺寸较小。[12] 考虑到兴隆洼文化中期的古老年代，第一地点出土的炭化黍在形态特征上所表现出的这些原始特性就揭示了一种可能性，即这些谷物是在当地栽培而成的。
西辽河上游地区位于衔接蒙古高原、东北平原和华北平原的三角地带，是一处典型的生态过渡区域，兴隆沟遗址所在的赤峰地区西南部属黄土丘陵地区，当地的生态环境十分脆弱，气候干旱，土壤层薄，沙化严重，植被容易遭受破坏。[13] 可以看出，兴隆沟遗址所在的区域环境具有明显的“过渡性”和“脆弱性”这两大特点。生态环境的过渡性为人类开发和选择更为广泛的食物资源种类提供了条件，生态环境的脆弱性给人类选择食物种类的趋向造成一定压力。在这两种因素的交织影响下，某些原本不受人喜爱的、籽粒细小的、但产量较高的草本植物就有可能成为当地古人的食物选择，并在人类行为的影响下最终进化成为栽培谷物。由此可见，兴隆沟遗址所处的大环境具备了作为粟类作物起源地的条件。
兴隆沟遗址第一地点坐落在一片山前坡地上。在采集狩猎经济阶段，山前坡地是人类活动的频繁地带，人类在这里长期实施的各种行为和活动破坏了原生植被的生态环境，间接地为一些适应于人工生境的植物种类创造了条件，例如杂草。杂草是伴随着人类的出现而形成的、依附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而存在的一类特殊植物，杂草通过长期的进化，已经演变成为以人工生境为主要生存环境的植物群体。[14] 由于生长在人工生境的杂草与人类的日常生活关系密切，其中某些种类的特殊品质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进而成为栽培作物的候选。需要指出的是，第一地点浮选结果中确实就是以杂草类植物种子的数量占绝对优势，这说明，兴隆沟遗址当时的微环境也是有利于栽培谷物的形成。
根据以上分析，以兴隆沟遗址为代表的西辽河上游地区很有可能就是我们所寻找的粟类作物的起源地或起源地之一。
兴隆沟遗址的浮选结果不仅为研究粟类作物的起源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资料，而且还为我们探讨中国北方旱作农业的形成过程提供了新的线索。
根据对兴隆沟遗址浮选结果的量化统计，在第一地点出土的炭化植物种子中，谷物的数量仅占15％，而在第三地点出土的炭化植物种子中，谷物所占的比重竟然高达99％，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第一地点出土的石器以打制为主，经过石器微痕专家对石器刃部的检测和分析，从中没有发现专门用于农业生产的工具类型。[15] 在第一地点发现了一批完整的猪头骨，[16] 经过动物考古学专家们的初步鉴定，除了在极个别头骨上能够看到一些家猪的特征外，绝大多数仍处在野猪的状态。[17] 但根据这些猪骨的埋藏方式，不排除已被人工饲养的可能性。[18] 家畜的生物特征应该是在被人饲养之后才逐渐形成的，因此，动物考古学的研究结果说明，兴隆沟遗址第一地点的猪很可能正处在被驯化的过程中，这与我们对出土黍粒形态特征的分析结果不谋而合。
综合以上因素分析，第一地点的古代先民虽然已经开始了农业生产，但十分原始，种植的谷物和饲养的家畜都未进化完全，当时的经济生活应该主要依赖于采集狩猎。这与贾湖遗址的情况十分类似，说明距今8000－7500年的兴隆洼文化中期尚处在农业形成过程中的早期阶段，即“似农非农”阶段，兴隆沟遗址可以被看作是中国北方地区这一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代表。
距今7000－5000年间，中国北方各文化区系都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以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为例，在渭水流域、汾河谷地、伊洛河流域等几大黄河支流地区密布遗址达千余处，其中已发掘的十余处典型遗址大多是具有一定规模的村落遗址，其中的房址、陶窑、灰坑等遗迹分布有序，有的还带有围壕和完整的氏族墓地。这一时期的石器类型包括有斧、锛、锄、铲、刀、磨盘、磨棒、杵石等，其中的石锄和石铲从考古命名上看应该是用于农耕，石刀是典型的收割工具，石磨盘和石磨棒以及杵石可能用以谷物加工。另外，这一时期的遗址普遍发现有家猪和狗的遗骸。遗憾的是，由于以前没有开展浮选工作，最能反映这一时期农业发展水平的农作物遗存资料明显不足。但我们可以根据其他考古证据推测，在仰韶时期，中国北方地区的古代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农业生产规模扩大，与农业相关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趋于完善，以粟和黍为代表的旱地农作物以及饲养的家畜成为了当时人们的主要食物来源。换句话说，大约在距今7000－5000年间，旱作农业经济在中国北方地区至少在中原地区已经建立，由采集狩猎向北方旱作农业的社会经济转化过程基本完成。
三、有关华南地区原始农业起源的植物考古学研究
华南地区主要是指南岭以南由珠江水系覆盖的广大区域。有关华南地区原始农业起源的讨论，位于广西桂林市的甑皮岩遗址是个焦点。
甑皮岩遗址是一处石灰岩洞穴遗址，洞内文化堆积分为五个时期，年代大约在距今12000－7000年左右。甑皮岩曾被认为是华南地区乃至世界上最早出现稻作农业的考古遗址，有些学者甚至以此为主要依据提出了稻作农业起源于华南地区的观点。但事实上，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发掘过程中并没有在甑皮岩遗址发现任何稻谷遗存。因此，甑皮岩是否存在过原始农业以及存在着什么样的原始农业就成为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以及其他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在傅宪国的主持下，200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四家单位联合对甑皮岩遗址进行了再次发掘，同时开展了系统的浮选。[19]
甑皮岩遗址的浮选结果包含有炭化木、块茎、硬果壳和10余种不同的植物种子等炭化植物遗存，但从中未发现稻谷遗存。为了进一步证实浮选结果，我们又采用了另外一种植物考古学手段——植硅石分析方法，[20] 对甑皮岩的土样进行了检测和分析，结果从中也未发现任何稻属植物的植硅石。由于我们采用的是完全浮选的方法，并结合了植硅石分析手段，都没有在甑皮岩遗址发现稻属植物的遗存，即便考虑到由于埋藏因素所造成的植物遗存的遗失，这一结果也足以说明，甑皮岩人不仅与栽培稻谷的起源无关，而且可能自始至终都没有从事过稻作生产活动，而且我们的分析在晓锦遗址和顶蛳山遗址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
晓锦遗址位于广西资源县境内，是桂北地区一处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文化堆积大致可分为三期，一期的年代在距今6500－6000年之间，二期距今6000－4000年间，三期距今4000－3000年之间。[21] 在晓锦遗址的发掘过程中，通过浮选法在二期和三期的文化堆积中出土了数量惊人的炭化稻粒，然而，在一期的堆积中却未发现一例稻谷遗存。这一强烈的反差非常清楚地说明，大约在距今6000年前后，当地的生产经营方式发生过一次根本性的转变，即自晓锦二期始，稻作生产技术开始传入桂北地区。晓锦遗址在甑皮岩遗址之北，二者之间直线距离仅百余公里，假设稻作农业是由长江流游地区传入的，这两个地点受到的影响应该基本同步。
顶蛳山遗址位于广西邕宁县境内，是岭南地区一处保存较好的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该遗址文化堆积分为四期，一期属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年代在距今一万年左右，二、三期是遗址的主体文化堆积，被命名为顶蛳山文化，年代在距今8000－7000年间，第四期的文化面貌与二、三期遗存明显不同，年代在距今6000年前后。[22] 对顶蛳山遗址开展浮选已被列入今后的工作计划，在此之前我们应用植硅石分析方法对遗址的植物遗存先进行了初步的研究。[23] 结果显示，在遗址的前三期文化堆积中没有发现任何稻属植硅石，但在第四期的文化堆积中却突然出现了数量可观的稻属植硅石。这说明在顶蛳山遗址，稻作农业也是起始于距今6000年前后。
由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华南地区（至少在广西境内）不仅与稻作农业的起源没有任何关联，而且在当地古代文化进入新石器时代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没有从事任何与稻作农业有关的生产活动。大约在距今6000年前后，已经在长江流域建立起的稻作农业生产体系才开始向南传播进入华南地区，随后很快便成为了当地的主要生产经营方式。
那么，在距今6000年以前华南地区的生产经营方式又是如何呢？否定了稻作农业的存在，是否就说明当时的华南地区不存在其他形式的原始农业呢？甑皮岩遗址的浮选结果给我们探讨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些线索。
在甑皮岩遗址浮选结果中发现了一定数量的炭化块茎植物遗存。块茎是指某些植物特有的变态地下茎。块茎富含淀粉，容易获取，因此很早就成为了人类的一种重要的食物资源。有很多块茎类植物被栽培成农作物，例如，起源于南美洲的马铃薯就是现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块茎类作物，我国传统的块茎类作物有山药、芋、莲藕、慈姑等。
块茎类植物可以通过种子繁殖，也可以通过块茎繁殖。块茎的表皮有许多小芽，只要外部条件适合，小芽就可以依靠茎内储藏的丰富养料萌发并成长为新植株。由于具有这种特殊的繁殖能力，相对种子类作物而言，块茎类作物的栽培过程和起因应该相对比较简单。例如，古人将采集到的野生块茎带回居住地食用，将吃剩下的残块随意地遗弃在周围，只要残块上还保留有小芽，来年就可以发芽生长。当人们观察了解到这一现象后，就有可能开始有意识地将采集到的野生块茎切成小块种植到地里，加以保护和照料，最后收获。在人类这些行为的不断作用下，野生块茎类植物就逐步进化而成栽培品种。事实上，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已经有学者开始意识到块茎类植物繁殖途径上的特殊性与农业起源的关系，并由此提出，世界上最早的栽培作物不是小麦、大麦、稻谷、玉米这些籽粒类作物，而应该是起源于东南亚的包括块茎类在内的根茎繁殖类作物。[24]
从考古遗址中浮选出的炭化块茎一般都是一些不规则形状的残块，除了个别的保留有部分特征部位外，大多数很难做进一步的植物种属鉴定。但是这类植物遗存靠自然力进入遗址文化堆积中的几率非常小，加之块茎大多可以食用，因此考古遗址出土的炭化块茎残块应该是古代人类的食物遗存。据此，我们虽然无法判断甑皮岩遗址出土的炭化块茎是否是某种栽培品种的遗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甑皮岩人的食物结构中自始至终包括有块茎类植物，浮选结果中各期样品都发现有炭化块茎遗存证实了这一点。考虑到块茎类作物的栽培过程相对比较简单，再考虑到数千年间甑皮岩人对当地块茎类植物的认识和了解，某些块茎类作物的栽培过程发生在甑皮岩不是完全不可能的。随便提一句，桂林地区荔浦县所产的荔浦芋是现代栽培芋中最著名的品种，这与芋的起源似乎应该没有什么关联，但却说明了桂林地区的生态环境确实十分适合块茎类作物的生长。
四、有关华夏文明起源的植物考古学研究
众所周知，农业经济的发展是古代文明形成的最为重要的前提条件之一。华夏文明起源于中原地区，那么，在华夏文明形成过程中，中原地区的北方旱作农业经济究竟发生了那些变化，这些变化是否对文明的形成产生过推动作用，这是一个值得认真探讨的问题。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项目“生态环境的变迁与黄河中下游地区古代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之间的关系”的资助下，我们对位于中原地区的一系列龙山时代（距今4500－4000年）和夏、商、西周时期（约距今4000－2700年）的考古遗址展开了系统的浮选工作，获得了大量的炭化植物遗存。通过对这些实物资料的分析和研究发现，在华夏文明形成过程中，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确实发生了很多变化，其中最为显著的有三点：（1）开始普遍种植稻谷，（2）小麦已经传入，（3）由以种植粟和黍的单一种植结构转变为包括了稻、麦、大豆等在内的多品种农作物种植结构。
前面提到，中原地区在仰韶时期（距今7000－5000年）是北方旱作农业的发达区域，北方旱作农业是以种植粟和黍这两种小米为代表的，由此导致了华夏文明是靠小米抚育而成的传统认识。但是，在我们浮选过的龙山时代和夏商周时期的遗址中，除了粟和黍两种小米外，还都发现有一定数量的炭化稻谷遗存，其中有些遗址稻谷遗存的出土数量甚至超过了两种小米的出土数量。
稻属植物原本是一种半水生的热带植物，但栽培稻谷在人的帮助下可以在多种多样的生态环境中生存，现今我国稻谷种植的北界已达到黑龙江省黑河市。稻谷种植的范围在我国大幅度向北延伸是得益于东亚季风气候的特点，即纬度越高季节性反差越大，具体地讲，在我国的高纬度地区，不论冬季有多么寒冷，春季迅速提升的气温和夏季持续的高温足以保证一季稻谷的良好生长。[25] 稻谷的耐瘠性很强，对土质的要求不高，只要有水就可以正常生长。稻谷是高产农作物，其产量远远高于粟和黍这两种小米。由于稻谷具备的这些特点，现如今在我国北方地区大凡有充足水源的地点一般都种植有稻谷。由此判断，在我们浮选过的遗址中普遍发现有稻谷遗存就说明了，早在华夏文明的形成时期，这种见水就种稻的现象已经存在于中原地区，而且种植面积很有可能超过现今的规模。必须承认，由于整体偏旱，北方地区稻谷的种植面积在任何时期都不可能超过其他旱地作物，但是考虑到稻谷的单位面积产量高，即便种植面积少于粟和黍等旱地作物，其产量在当地粮食生产总量中所占的比例也不容忽视。
如果说，稻谷的传入仅是提高了黄河中下游地区粮食生产的总体产量，那么小麦的传入将会从根本上动摇中国北方旱作农业的种植传统。
通过此次浮选，我们在校场铺遗址龙山时代文化堆积中发现了炭化小麦遗存。校场铺遗址位于山东聊城，不论是所处地理位置还是文化传统都应该属于中原地区。这一重大发现说明，至少在距今4000年前后小麦已经传入中原地区。小麦是由西亚传入中国的，而校场铺遗址的位置在中原地区的最东缘，因此这一发现还对我们探讨小麦的传播路线提出了新的挑战。另外，在我们浮选过的几处商周时期遗址中，无一例外地都发现了炭化小麦遗存，说明小麦一旦进入了中原地区便很快地被普及开来。
小麦起源于西亚，当地的地中海气候与我国的东亚季风气候在降水季节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地中海气候的特点是夏季干燥炎热，冬季潮湿温和，主要降雨集中在冬季，而东亚季风气候的主要降雨集中在夏季。因此，小麦的生长习性至今都不能完全适应我国的节气，例如，我国北方地区普遍存在的春旱缺雨季节恰恰就是小麦生长过程中拔节至灌浆阶段的需水高峰期，因此，人工灌溉就成为能否在中国北方地区大规模种植小麦的关键。反过来讲，要想在中国北方地区发展小麦的种植就必须首先建立完善的灌溉系统，而一个完善的灌溉系统的建立和维护需要组织大量人力的投入，由此社会便产生了对全职管理阶层的需求。脱产管理阶层的出现是国家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学者将大规模灌溉系统的修建看作是文明起源的主要动因。[26] 但是，根据对浮选结果的量化分析，在文明形成时期中原地区的小麦种植规模非常有限，所以小麦的传入与华夏文明起源的动因似乎无关，但对加速文明形成的进程可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小麦作为一种优良的旱地粮食作物，传入中原地区后，势必对原有的主体粮食作物粟和黍产生巨大的冲击，促使当地的农业种植制度逐步地由依赖小米向以种植小麦为主的方向转化。事实上，就整个中国北方地区而言，小麦替代小米成为主要粮食作物可以被看作是一场农业革命。小麦是高产作物，大规模种植将极大地提高北方地区的土地栽能，从而使得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核心的中国北方旱作农业区具有了与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核心的南方稻作农业区相匹敌的生产能力和经济实力，这应该是为什么中原地区在后来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成为了中国的政治、文化乃至经济的中心原因之一。根据我们的浮选结果判断，这一农业种植制度的转化过程很有可能就起始于华夏文明的形成时期，但什么时候完成的，是我们今后要继续研究的课题。
除了稻谷和小麦之外，在我们浮选过的这些龙山时代至夏商周时期的遗址中还普遍地发现了栽培大豆遗存。[27] 这样，再加上粟和黍两种小米，恰好符合史料所记载的“五谷”之数。更加有趣的是，在我们遗址中出土的五种谷物与赵歧对《孟子?滕文公上》注中所罗列的五谷“稻、黍、稷（粟）、麦、菽（豆）”完全吻合，这也许说明古人所记的五谷的“五”字最初很有可能并不是个泛指的形容词，而是个确切的数词。姑且不论五谷之数是虚还是实，我们的浮选结果证明了，在华夏文明的形成过程中，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开始逐步地由相对单一的农作物种植制度向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转化。多种农作物的种植制度其意义不仅在于可以提高农业的总体产量，而且还在于能够减少粮食种植的危险系数，这也是体现农业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
五、结语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农业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开始拥有主动改造自然的能力，从而在有限的空间内可以获得充足的、比较稳定的、然而品种相对单一的食物来源，其结果，刺激人口大幅度增长，加快人类社会的发展速度，为古代文明的形成创造了物质条件和经济基础。通过对农业起源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复原人类社会的发展史，认识古代文明产生的动因与过程，以及了解人类文化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同时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农业起源中心区之一。过去一般认为，中国的农业起源分为两条独立的源流，一是以种植稻谷为代表的稻作农业起源，二是以种植粟和黍两种小米为代表的北方旱作农业起源。然而，通过植物考古学研究，我们发现，中国农业起源的源流应该是三条线并行发展的模式，除了稻作农业起源和旱作农业起源之外，还存在着一个以种植块茎类农作物为特点的华南地区原始农业的起源。
依靠系统的浮选法获取植物遗存，并采用量化分析等手段对出土的植物遗存进行科学的分析，有关中国农业起源的发展过程也开始明朗化，其中稻作农业起源的脉络最为清楚，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1）大约距今约1万年前后，栽培稻开始出现。（2）距今9000－7000年间属于“似农非农”阶段，社会经济逐渐地由采集狩猎（或采集渔猎）向稻作农业转变。（3）距今7000－6000年间，稻作农业经济开始建立并最终完成稻作农业起源的全过程。很显然，“似农非农”阶段应该是我们探索稻作农业起源的关键所在。至于北方旱作农业起源的发展过程，粟类作物开始出现阶段的情况目前尚不是很清楚，但此后的“似农非农”阶段和农业经济建立阶段与稻作农业的情况基本同步。相对而言，有关华南地区原始农业起源的发展过程最不清晰，块茎类农作物何时出现和以其为代表的原始农业的形成过程都不清楚，这是需要我们今后努力解决的一个问题。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华夏文明是世界最早的古代文明之一，华夏文明起源的研究，不仅在我国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同时也是一个具有世界性意义的科学课题。近些年来，史学界、考古学界、以及其他学科的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华夏文明起源问题进行了广泛的和深入的探讨，得出了许多新见解和新认识，但是，有关华夏文明起源的经济背景，即中原地区北方旱作农业经济的发展状况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入。
古代农业经济是植物考古学的一个主要研究内容。通过对一系列相关考古遗址开展浮选法，并对所获取的大量植物遗存资料的分析，我们对农业经济发展与华夏文明形成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初步的探讨，结果发现：在华夏文明的形成过程中，作为中国北方旱作农业传统农作物——粟和黍这两种小米的主导地位开始动摇，中原地区开始普遍种植稻谷，小麦也已经传入，包括粟、黍、稻、麦、大豆在内的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逐步建立。稻谷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普遍种植提高了粮食作物的总体产量，为文明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小麦的传入导致了北方地区灌溉系统的发展，加速了文明化的进程，同时还预示着中国北方旱作农业种植制度的一次根本性改变的即将到来，而这一改变为后来的以黄河流域地区为政治和经济中心的、强大的秦汉帝国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注释:
[1]赵志军：《植物考古学的学科定位与研究内容》，《考古》2001年第7期。
[2]赵志军：《考古出土植物遗存中存在的误差》，《文物科技研究》第一辑，科学出版社2003年，78～84页。
[3]赵志军：《植物考古学的田野工作方法——浮选法》，《考古》2004年第3期。
[4]Zhao Zhijun, 1998. The middle Yangtze region in China is one place where rice was domesticated: phytolith evidence from the Diaotonghuan Cave, northern Jiangxi. Antiquity 72.
[5]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年。
[6]据动物考古学家袁靖先生告知。
[7]浙江省文物局、浙江省文物研究所、河姆渡遗址博物馆：《河姆渡文化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
[8]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考古漫步》，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
[9]刘国祥：《兴隆沟聚落遗址发掘收获及意义》，《东北文物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2004年。
[10]赵志军：《探寻中国北方旱作农业起源的新线索》，《中国文物报》2004年11月12日。
[11]赵志军：《季节性的增强与栽培稻的起源》，《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569～575页。
[12]赵志军：《从兴隆沟遗址浮选结果谈中国北方旱作农业起源问题》，《东亚古物》，科学出版社2005年。
[13]周以良等编著：《中国东北植被地理》，科学出版社1997年。
[14]强胜主编：《杂草学》，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年。
[15]根据王小庆在“史前文化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会上的演讲，2003年。
[16]刘国祥：《兴隆沟聚落遗址发掘收获及意义》，《东北文物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2004年。
[17]根据西本丰弘在“史前文化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会上的演讲，2003年。
[18]据动物考古学家袁靖先生告知。
[1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桂林甑皮岩遗址博物馆、桂林市文物工作队：《桂林甑皮岩》，文物出版社2003年。
[20]植硅石是硅化（石化）的植物细胞或组织，我们可以根据植硅石的形状特征区别不同的植物细胞或组织类型，进而对植物种类进行鉴别。
[21]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资源县文物管理所：《广西资源县晓锦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4年第3期。
[2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西队等：《广西邕宁顶蛳山遗址的发掘》，《考古》1998年第11期。
[23]赵志军、吕烈丹、傅宪国：《广西邕宁顶蛳山遗址出土植硅石的分析与研究》，待刊。
[24]Sauer, Carl O., 1952. Agricultural origins and dispersal. M.I.T. Press, Cambridge, MA.
[25]赵志军、难波纯子：《中国初期农耕の起源——稻作农业の起源と扩散》，《古代文化》2004年第1期。
[26]Wittfogel, Karl, 1957. Oriental despot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7]周原考古队：《周原遗址（王家嘴地点）尝试性浮选的结果及初步分析》，《文物》2004年10期。
作者：赵志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薛亚玲
一、唐户遗址的发现与确立
唐户遗址位于河南省新郑市观音寺镇唐户村西部和南部，地处潩水河与九龙河两河汇流处的夹角台地上。潩水河从遗址东部自北向南、九龙河从遗址西部自西北向东南环绕流过，在遗址南部约1公里处交汇后继续东南流，注入颍河。遗址东、西、南三面环水，地势北高南低，台地高出河床7-12米，海拔高度123-126米。（图一）。
图一 唐户遗址位置图
唐户遗址发现于上世纪七十年代。遗址原为高低起伏的岗地，当地人称为“南岗”，历代相传称该地为“黄帝口”。1976年9月至1977年元月，当地村民平整土地时发现了石磨盘、石磨棒及一些房址、灰坑等遗迹。为配合该村的土地平整，原开封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郑州大学和新郑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在唐户联合举办了一次文物培训班，发掘了少数探方和一批两周墓葬，并采集了一些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夏、商、周文化遗物。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对唐户遗址进行过一次调查。1982年春，又进行了一次调查和试掘，试掘面积66平方米，发现有裴李岗文化及龙山文化早期遗迹。确认该遗址是一处跨时代的聚落群址，文化堆积丰富，包含有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及商、周文化[1]。
2003年—2004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郑市文物事业管理局对唐户遗址再次进行调查，将遗址面积核定为54万平方米，新发现了晚于龙山文化，又早于二里头一期文化的新砦期文化[2]。
二、唐户遗址考古新发现
2006年4—5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为开展郑州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课题储备，对唐户遗址再次进行全面调查，在唐户村东部潩水河东岸及潩水寨北部九龙河南北两岸新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4处。将遗址面积核实为140余万平方米。调查确认唐户村西部是裴李岗文化遗址，面积逾20万平方米，仰韶文化时期，聚落中心向南扩展，西南部将裴李岗文化覆盖一部分，面积增加，超过40万平方米。龙山文化时期，聚落中心又再次南移，一直延伸拓展到遗址南部，潩水寨北岗上。到龙山文化晚期以后的新砦期，则更向南，直抵潩水河与九龙河的交汇处。此后的二里头及商、周文化三代遗存多经交叠，始终连绵不断，成为规模较大、年代久远、而且地位重要的大型聚落群址[3]。
2006年6月至2008年12月，为配合南水北调中线干渠文物保护工作，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唐户遗址进行了连续的大规模发掘。发掘区集中于遗址西部南水北调渠线范围内，发掘面积近1万平方米，发现有裴李岗、龙山、汉代、宋元、清代等时期的文化遗存。共清理各类遗迹368个，其中房址65座、灰坑241个、灰沟13条、墓葬48座、道路1条。重大收获是发现了大面积的裴李岗文化时期居住基址，发现裴李岗文化时期房址65座，灰坑或窖穴206个，墓葬2座，灰沟5条。房址多为半地穴式建筑，平面形状呈椭圆形、圆形、不规则形和圆角长方形（图2）。灰坑或窖穴多为圆形或椭圆形，墓葬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出土遗物有陶器、石器及骨器等(图3)。
图2 唐户遗址F22（南—北）
图3 唐户遗址F21出土的部分陶器
三、裴李岗文化时期聚落基址的布局与分期
唐户遗址共发现裴李岗文化时期房址65座,是我国目前发现的裴李岗文化时期房址最多的一处遗址，灰坑或窖穴206个，多分布在房址周围。从其布局来看，可分为5个相对集中的区域：（图4）
图4 唐户遗址发掘区域平面图
第一区：位于第Ⅲ发掘区的西南部，九龙河在此转向东南流。该区面积约400平方米，发现灰坑（窖穴）7个，冲沟1条。
第二区：位于第Ⅲ发掘区的西北部，发现房址2座(F1、F2)。因其西侧紧邻九龙河，推测其西部遗迹可能被河道冲刷破坏。
第三区：位于第Ⅱ发掘区的东南部及西部，发现房址6座（F6—7，F15—18），灰坑（窖穴）38个、沟1条（G10）。
第四区：位于第Ⅲ发掘区的东北部和第Ⅳ发掘区的西北部，与第Ⅱ发掘区的东南部相连，略呈带状环绕分布于壕沟（G11）内侧的阶地上。本组房址共计23座，灰坑（窖穴）22个，壕沟1条（G11）。该区房址和灰坑分布在G11的内侧阶地上。
第五区，位于第Ⅲ发掘区的东南部和第Ⅳ发掘区的西南部，发现房址34座 ，灰坑139个，沟2条（图5）。
图5 唐户遗址居住区（第五区）局部及排水系统G13（由南向北摄）
唐户遗址发现裴李岗文化时期的墓葬仅2座，无随葬物品出土，因此不能依据墓葬的器物组合进行分期。该遗址发现数量最多的遗迹现象是灰坑和房址。虽然灰坑和房址内出土的陶器大多为残碎陶片，能复原者极少，但仍能发现其器物组合主要为鼎、罐、壶、钵等。根据地层叠压和遗存打破关系，结合房址布局特征，我们初步将唐户遗址裴李岗文化遗存分为两期三段。
1、地层。
唐户遗址由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平整土地，原来的地貌已被改变，局部地区文化层被严重破坏，给遗址分期带来了很大的难度。从地层堆积来看，发掘区地层堆积比较单纯，Ⅲ区部分区域因平整土地地层被扰乱，裴李岗文化遗迹直接叠压于耕土层或第2层下，层位关系情况不一致外，Ⅱ区发现的裴李岗文化遗迹基本叠压于第3层（汉代文化层）下，打破第4层（裴李岗文化层）及生土，IV西南部第2层（明清层）下为裴李岗文化层。发现有同层位下的遗迹间有打破现象，遗迹（灰坑、房址、沟）之间虽然存在着叠压、打破关系，但在有分期意义的层位关系中比例很小。Ⅲ区西南部T1012、T1112，T1013、T1113四个探方中，发现早于褐红色埋藏土的⑧、⑨层，即冲积淤积层，这两层堆积内出土有大量泥质和夹砂红陶片；同样在Ⅲ区东北部、Ⅳ区西北部第4层（褐红色埋藏土）下叠压有房址和灰坑等遗迹，并叠压G11内堆积。其内出土有较丰富的红陶片和红褐陶片，这些冲积淤积层中陶片的发现，从层位关系上证明了唐户遗址裴李岗文化时期的堆积至少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地层包括Ⅱ区、IV区的第⑤层，Ⅲ区东北部G11内堆积，西南部的⑧、⑨层；晚期地层包括Ⅱ区④层、Ⅲ区东北部的③层及西南部的⑥层堆积，IV区的③、④层 。因此，基本可以确认唐户遗址裴李岗文化时期的堆积至少可分为早、晚两期。
2、遗物
从器物类型对比，唐户遗址出土的AaI式（M56：2）、AbI式（F24:4）、Ac型（F21:5）钵形鼎分别与新郑裴李岗遗址下层墓地出土的V式三足钵（M38:11）、I式三足器（M27）、VI式三足钵（M38:12）相类似；AaⅡ式（F21:9）、AbⅡ式（F21:3）与新郑裴李岗遗址上层墓地出土的V式（M92:1 ）、I式（M76:4 ）相似；I式（F56:1）和Ⅱ式(H92:1)盆形鼎分别与新郑裴李岗遗址Ⅱ式陶鼎（M5:4）、乳钉纹鼎（M56:2）相类似。CaⅡ式罐形鼎与新郑裴李岗遗址I式鼎（M14）形制相似[4]。
A型I式、Ⅱ式、Ⅲ陶壶分别与新郑裴李岗遗址上层墓地出土的Ⅷ式（M59:2）、Ⅲ式（M74:1）、Ⅳ式(M83:1) 双耳壶相类似；圈足碗（H25：1）、平底碗（H26:1）、石镰(H26:14)等物与裴李岗遗址上层墓地出土的Ⅳ式钵（M56:4）、I式碗（M36：2）、Ⅴ式石镰（M74:5）形制相似[5]。
A型I式罐、B型I式罐、C型I式罐分别与新郑裴李岗遗址墓地出土的陶罐（M7:2）、Ⅲ式深腹罐（M38:7）、V式深腹罐（M88:5）相似。B型Ⅱ式（F21:7）、C型Ⅱ式(F21:19)分别与新郑沙窝李遗址Ⅱ式罐（M16:4）、新郑裴李岗遗址墓地IV式深腹罐（M54:3）形制相似[6]。
新郑裴李岗遗址墓地发掘者分为上、下两层，根据叠压关系及陶器的演变规律，将裴李岗遗址的年代分为早、晚两期。早期出土遗物与下层墓地相对应，晚期出土遗物与上层墓地相对应。新郑沙窝李遗址也分为上下两层，发掘者认为其年代稍晚于裴李岗，其下层与裴李岗遗址上层相当。从唐户遗址出土陶器与裴李岗，沙窝李等遗址出土陶器类比分析，唐户遗址的年代亦可分为早晚两期。
第一期，地层堆积包括Ⅱ区、IV区的第⑤层，Ⅲ区西南部的⑧、⑨层。G11内的堆积和叠压于第4层下的遗迹。第二期，包括Ⅲ区东北部的③层及西南部的⑥层堆积，叠压于第3层下的遗迹和Ⅱ区的第4层、IV区的第3层、第4层堆积。依据遗迹间的叠压打破关系，第二期又可分为早、晚两段。我们将叠压于第3层下，打破同层下的其它遗迹及相互间没有叠压打破关系的遗迹作为二期晚段遗存，地层第4层及被3层下的遗迹打破的遗迹定为二期早段遗存。
3、房址
房址的分期，由于房址营建时间有先后，使用时间有长短，毁坏时间更是参差不齐，所以将现存房基全部按照年代顺序进行排列十分困难。我们依据房址布局及结构特点，参照地层及遗存的叠压打破关系，初步认为5个居住区从时间上可分为两期三段。
早期房址主要位于第三区，分布于遗址的北部区域，发掘表明，Ⅲ区西南部地势较低处的（T1012、T1112，T1013、T1113四个探方）冲积淤积层（即⑧、⑨层）应是其北部地势较高区域（即第三区所在区域）遭洪水冲积至此形成，这些冲积层中出土的遗物，从层位学上应早于⑥层裴李岗文化层。从地形来看，整个发掘区Ⅱ区地势较高，且这里的房址布局较为分散，规划意识尚不明显，房屋结构比较简单，因此，我们认为第三区的时代在五区中相对较早。
晚期房址分为早、晚两段。
晚期早段房址：主要位于第一、第二、第四区。这三组房屋地势较第三区房址为低，由于第一区发现的灰坑打破了冲积层，从层位角度证明其时代较晚；第二区房址被破坏，仅存2座，从其形制分析时代也较晚；第四区房址主要分布在Ⅲ区东北部和Ⅳ区西北部。房屋依壕沟（G11）的自然走向，分布在壕沟一侧的阶地上。该区房址排列不甚整齐，相互间没有打破关系，可能是一次性布局。居址布局体现了一定的规划意识。
晚期晚段房址：主要位于第五区。该区房址出现多组迹象互相打破的现象。新发现有双门道和阶梯式门道的房址，并且出现房址两侧各自分布1个灰坑，形成一个独立单元的布局特征。房屋布局上出现内向凝聚式特征和人工壕沟防护设施。此外，还发现排水沟1条。另外，在F26（图6）、F39等房屋中发现有加工石器的迹象，这些房址地面均不平整，在地面上发现有呈扇面分布的碎小石片，说明这些房屋不仅具备居住功能，而且已经作为生产工具的加工场所。从遗存分布密度、房址规划性及房屋功能分化来分析，此区当为裴李岗文化聚落的核心区域，在形成时间上最晚。
图6 唐户遗址F26房址（由西南向东北摄）
四、唐户遗址裴李岗文化聚落基址发现的意义
唐户遗址文化堆积丰富，是一处跨时代的聚落群址，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发现至今，一直为研究者所重视。通过2006年、2007年、2008年连续三年的考古调查和发掘，使我们对唐户遗址的认识更进一步。
1、裴李岗文化发现后，经过在河南省范围内的调查，目前已发现裴李岗文化遗址160余处。这类遗址多分布在山前洪积扇区或浅山区的河旁阶地上，聚落面积均较小[7]。唐户遗址经调查、勘探，确认裴李岗文化遗存面积达30万平方米，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面积最大的裴李岗文化遗址，属于裴李岗文化聚落群的一级聚落遗址。
2、唐户遗址发现裴李岗文化时期房址65座，是我国目前发现的裴李岗文化时期房址最多的一处遗址。从平面布局分析，第四和第五区居址的布局形式已具有环壕防御性质和凝聚式向心布局的特征。
第四居址共发现房址23座，主要分布于Ⅲ区东北部濠沟（G11）内侧阶地上。经勘探和发掘初步认定该沟呈东南－西北向，向西呈环状与九龙河相接,为一条自然濠沟。跨发掘区Ⅱ、Ⅲ、Ⅳ区，已知长度300余米，宽约10—20米，最宽处达40米，深约2—4米，该组房址在选址方面有意识将居住基址定在沟旁阶地上，房屋依沟的自然走向布局，一方面便于生活用水、排水及废弃物的处置，另一方面也起到了防御野兽侵扰的屏障作用。
第五区房址基本呈西北－东南向布局，分为南、北两组。北边一组共有房址18座，以面积最大、方向呈南北向的F46为中心，其外围的F39、F40、F45、F47、F50等5座房址门向基本朝向F46，此外，F35、F36、F37、F38、F41门向基本向南，呈环状分布于F46的前方，具有内向凝聚式布局和前排防卫的性质。南面一组共有房址16座， 该组房址以门向朝南的F42面积最大，周围的F24、F26、F27、F29、F34、F43等房址的门向朝向F42，也具有以F42为中心内向布局特征。从考古发掘来看，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仰韶文化遗址聚落布局为典型的内向凝聚式布局，聚落以广场为中心，房址分布在广场周边，门向均朝向广场，这种布局方式和唐户遗址裴李岗文化时期的房址布局有相似之处。因此我们认为，唐户遗址裴李岗文化聚落中出现的内向凝聚式布局为仰韶时代半坡、姜寨等遗址的内向凝聚式布局找到了源头。
3、G12呈西北－东南向环绕于IV区居住基址的外围。揭露长度约35米，沟残宽约0.30—0.45米，残深0.40—0.50米。在T0512东北部，有一处宽约0.80米的间隔，当是居址出入外部的通道。我们推测该沟内可能立有篱笆栅栏，应为居住基址外围的防护设施。
G13 由三条支流由依地势由北向南延伸，汇流后向西南地势低洼处流出，虽然与灰坑之间存在打破现象，但其流经区域均从房址外围穿过，推测应为居住基址内的排水系统。排水沟的发现，表明当时的人们已充分考虑到人地关系，懂得利用自然地势来建造排水设施，保持居住区的干爽。反映了当时人们先进的建筑构思。
5、在F26、F39等房屋中发现有加工石器的迹象，这些房址地面均不平整，在地面上发现有呈扇面分布的碎小石片，特别是F39内发现的一件细石器石核，具有明显的打击痕迹，说明这些房屋不仅具备居住功能，而且已经作为生产工具的加工场所。
6、从目前对唐户遗址的调查看，在遗址东部的潩水河东岸、南部九龙河河岸断崖地层内，发现旧石器及古脊椎动物化石地点4处[8]。特别是潩水河东岸旧石器地点，是一处大型石器加工场所，出土有丰富的石制品，主要有石英石片、石核、刮削器，砍砸器等。这4处旧时器地点的发现，说明至少在晚更新世，这里就有了人类活动的踪迹。唐户遗址旧石器地点及裴李岗文化层石核、石片等遗物的发现，为进一步探讨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过渡提供了新材料。
唐户遗址裴李岗文化时期大面积居住基址的发现进一步丰富了郑州地区裴李岗文化的内涵，居住基址分区、分片布局，从社会学角度为探讨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家庭组织的出现提供了重要资料。这对深入研究新石器时代早期裴李岗文化的聚落形态，房屋建筑方式、家庭、社会组织及裴李岗文化的性质、分期等具有非常重大的学术价值
信应君：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放息那个：中原地区先秦考古。
郑州市建设路31号，碧沙岗公园内，邮编：450052
[1] 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河南新郑唐户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3期。
b、《河南省新郑县唐户两周墓葬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2辑，文物出版社1978年。
[2]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郑市文物事业管理局：《新郑唐户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中原文物》2005年第5期。
[3]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调查资料
[4]]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新郑市唐户遗址裴李岗文化遗存2006年发掘简报》，《考古》，2008年第5期。
[5]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新郑市唐户遗址裴李岗文化遗存2007年发掘简报》，《考古》待发。
[6]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新郑市唐户遗址裴李岗文化遗存2007年发掘简报》，《考古》待发。
[7]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调查资料。
河南裴李岗文化聚落空间集聚分析
理论依据是将特定条件下得到的结果与完全随机过程进行对比。一般而言，函数法能够有效地分辨集聚、均匀和随机 3 种情形，但对于存在集聚分布的情形，函数法不能有效地分辨单中心集聚和多中心集聚以及集聚是否存在方向性，而集聚的方向性和中心数是描述空间分布的基本结构信息，了解集聚的方向性和中心数是解决许多相关应用问题必不可少的前提。因此，需要应用基于几何概率的空间模式测度函数判断数据集所代表的裴李岗文化聚落的空间分布的方向性和中心数，并应用聚类分析和 Voronoi 图求取其集聚中心〔17〕。
本研究按照以下步骤对裴李岗文化聚落数据进行处理与分析: ( 1) 利用函数法( G 函数) 判断裴李岗文化聚落点集的分布特征。( 2) 利用基于几何概率的空间模式测度函数( H 函数) 判断裴李岗文化聚落点集的空间分布的方向性和中心数。( 3) 利用平均距离法对裴李岗文化聚落点集进行聚类分析。( 4) 生成点集 Voronoi 图。
( 5) 利用 Voronoi 图的邻接关系确定裴李岗文化聚落点集中各点所处的层次。( 6) 对裴李岗文化聚落点集中的每一类逐层剥去外围的点，得到每一类的集聚中心。
2 空间集聚分析
2． 1 资料来源以河南 1 ∶ 25 万标准地形图作为工作底图，对其进行镶嵌拼接后提取行政界线( 省界) 图层。裴李岗文化聚落分布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经过地形图校正配准后以点状要素对裴李岗文化聚落进行矢量化。矢量化后的裴李岗文化聚落分布图经考古研究人员校核并对新调查发现的裴李岗文化聚落进行补充①。最终共采集整理裴李岗文化聚落 162个，数字化后作为进一步研究的数据源( 图 1) 。
图 1 河南裴李岗文化聚落分布
Fig． 1 The distribution of Peiligangcultural settlements in Henan Province2． 2 裴李岗文化聚落点集分布特征函数法和样方法是分析点模式的两种常用方法，其中，函数法是以点间距离统计为基础，样方法以点的位置统计为基础，根据本例中点模式的性质，这里采用函数法中的 G 函数来进行分析。设构成点模式的点集为:S = { si，i = 1，2，…n} 。
式中: s
i既代表第 i 个点，又表示其坐标位置决定的向量。则 G 函数的形式为:G( d) =#( dmin( si) ＜ d)n。
式中: n是点模式中点实体的个数; dmin( si) 表示第i个点实体与其最邻近的点实体的距离; # 是计数符号; 分子#( dmin( si) ＜ d) 的含义是与最邻近点实体的距离小于 d的点实体的个数; G( d) 是一个单调递增函数。当点模式存在集聚时，G( d) 的值在开始时呈快速增长; 当点模式属均匀分布时，G( d) 在开始时会缓慢上升，当达到某一距离时便突然快速增加，此距离便是大多数点与其最邻近点之间的间距; 若点模式是随机分布，则 G( d) 在整个区间上会均匀上升。
在本例中，n = 162，根据各点的坐标情况，分别令 d= 10，20，30，40，50，60，70，80，90，100( km) ，则可以得到对 应 G( d) 值 为: 0．673，0．846，0．914，0．963，0．988，0． 994，0． 994，0． 994，0． 994，1，从而得到 G( d) 的函数图像( 图 2) 。
图 2 函数 G( d) 的图形
Fig． 2 The figure of function G( d)由图 2 可知，G( d) 的值在开始时呈快速增长，故而可以知道河南裴李岗文化聚落点模式存在集聚。
2． 3 点集集聚分布的方向性和中心数判断集聚型点模式的结构信息是有效描述集聚型点模式和解决相关应用问题的基础，一般采用基于几何概率的 H 函数对集聚型点模式的结构信息进行分析。设点模式为一个由 n 个离散点组成且分布于边长为 a( a ＞ 0)的平面正方形区域内的离散点集 S，其中，任意两点不共位，则 S 中的 n 个点两两相连得到一个线段集合，即:L( si，ri，θi; i = 1，2，3，…) 。
式中: s
i，ri，θi分别表示L 中第i 条线段的中点坐标矢量、线段长度、线段与纵轴正向的夹角，且有 0 ＜ ri≤槡2a，0·151·第 1 期 杨瑞霞，等: 河南裴李岗文化聚落空间集聚分析①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张松林研究员等对数据进行检查并补充，在此表示感谢!图 4 点集的两个子集Fig． 4 Two subsets of points setVoronoi 图的拓扑关系，其中，位于上方的点集由 10 层Voronoi 多边形组成，位于下方的点集由 4 层 Voronoi 多边形组成。对点集中的每一子集逐层剥去外围的点，得到每一子集的核———集聚中心( 图 6) 。
上方子集的集聚中心为向阳遗址，下方子集的集聚中心为阿岗寺遗址。向阳遗址位于登封市唐庄乡向阳村北，属颍河一级支流石淙河流域，遗址面积 8． 4 万 m2，文化层厚度 1 ～2．5 m，文化类型以裴李岗、仰韶为主，出土有石磨盘、石磨棒、石斧、石铲、石锛、钵、尖底瓶、鼎、盆、罐等〔19〕。阿岗寺遗址位于舞阳县马村乡岗寺村西北，属沙河一级支流新泥河流域，遗址面积 22． 44 万 m2，文化层厚度 1 ～3 m，是一处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周、汉等时期聚落遗址，出土有石镰、石斧、石铲等〔18〕。
2． 6 结论分析
令上方子集的集聚中心为 A( xA，yA) ，下方子集的集聚中心为 B( xB，yB) ，则 AB 与 y 轴的正向夹角 θ 为θ =arccos( | ya－ yb| / dAB)，(xA－ xb) ×(yA－ yb) ≥0 ；
π － arccos( | y
A－ yB| / dAB)，(xA－ xB) ×(yA－ yb) ＜ 0{。
式中: d
AB= ( xA－ xB)2+ ( yA－ yb)槡2。将 A，B 的实际坐标值带入其中，计算得到 θ = 27°35'。该值与 H( θ，Δθ)函数所指示的极值点( θ = 27°) 只差 35'，由于函数计算过程中步距可能造成的误差，此结果可以接受。
以点集中两个子集的集聚中心为圆心，按等距离做同心圆，得到图 7。
图 7 子集的集聚性
Fig． 7 The centralized character of subsets计算每一个同心圆内的平均密度，以同心圆半径为横坐标，同心圆对应的点密度为纵坐标( 图 8) 。从图 8中可以看出，随着距离集聚中心的距离增加，对应范围内点的平均密度呈下降趋势，即同心圆半径与之对应的圆内平均点密度大体上存在一种负相关关系。说明对每一个子集而言，在平均情况下，离集聚中心较近的区域点的密度大于离集聚中心较远的区域，这正是一个真正的集聚中心所具有的属性。
3 结论与讨论
通过上述分析，河南裴李岗文化聚落空间分布存在集聚性，并且具有两个集聚中心，分别为登封市唐庄乡的向阳遗址与舞阳县马村乡的阿岗寺遗址。赵世纲先生认为，裴李岗文化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以裴李岗、莪沟遗址为代表，称其为裴李岗－莪沟类型; 另一种以翟庄、贾湖遗址为代表，称其为翟庄－贾湖类型〔19〕。其中，裴李岗－莪沟类型主要分布在环嵩山区域的山地丘陵地带，翟庄－贾湖类型主要分布在以沙河中游为中心的平原地带。这与本研究的分析结果基本一致。其中，向阳遗址距裴李岗遗址约 30 km，距莪沟遗址约 20 km，且向·153·第 1 期 杨瑞霞，等: 河南裴李岗文化聚落空间集聚分析＜ θi≤ π，i = 1，2，3，…针对 L 构造下列函数，即:H( θ，Δθ，r，Δr) =NT×1P( θ，Δθ，r，Δr)。
式中: T 表示 L 中线段的总数，且T =n[ ]2=n!( n － 2) !2!=12n( n － 1) 。
N 表 示 L 中 出 现 在 区 间
θ －θΔ2，θ +Δθ[ ]2～r －θr2，r +Δr[ ]2上的线段数，可以由统计求得。函数P的含义是在随机条件下，边长为 a 的正方形区域内线段出现在区间θ －θΔ2，θ +Δθ[ ]2～ r －θr2，r +Δr[ ]2上的概率。函数 H 的含义是集合 L 中线段落入上述同一区间的概率之比，故有:E〔H( θ，Δθ，r，Δr) 〕 = 1 。
令
U( θ，Δθ) = P( θ，Δθ，槡22a，槡2a) ，V( r，Δr) = P(π2，π，r，Δr) 。
则当 r =
槡22a，Δr =槡2a 时，有:P( θ，Δθ，r，Δr) = P( θ，Δθ，槡22a，槡2a) = U( θ，Δθ) ；
H( θ，Δθ，r，Δr) =
NT×1U( θ，Δθ)= H( θ，Δθ) 。
当 θ =
π2，Δθ = π 时，有:P( θ，Δθ，r，Δr) = P(π2，π，r，Δr) = V( r，Δr) ；
H( θ，Δθ，r，Δr) =
NT×1V( r，Δr)= H( r，Δr) 。
因为 H( θ，Δθ) 和 H( r，Δr) 是 H( θ，Δθ，r，Δr) 函数的特例，故有:E〔H( θ，Δθ) 〕 = 1，E〔H( r，Δr) 〕 = 1 。
对点集 S 做H( θ，Δθ) ，H( r，Δr) 的图形。当点集为无中心集聚时，前者的图形通常有若干峰值，而后者的图形为一没用明显起伏的曲线; 当点集为单中心集聚时，前者的图形为一没用明显起伏的曲线，而后者的图形必有一个峰值; 当点集为多中心集聚时，二者的图形均将出现若干峰值。峰值的个数代表集聚的方向数或距离数，峰值与1 的差值代表集聚的程度。观察两函数图形的形状，计算出集聚的方向数 ND和集聚的距离数 NL，便可推断点集集聚的方向性和中心数。
设有 k 个集聚中心，若集聚中心两两相连所成线段长度不同且互相都不平行，则有:k[ ]2=12k( k － 1) = ND= NL－ 1 ；
整理得 k
2－ k － 2ND= 0，故:k =1 + 1 + 8N槡D2。
由于 k，N
D，NL都必须为整数，据此可以列出它们取值的对应关系( 表 1) 。
表 1 约定条件下 k，N
D，NL的对应关系Tab． 1 The relationship of k，NDand NLunder the certain condition参数 取值对应关系k 1 2 3 4 5 6 7 8 9 10 11ND0 1 3 6 10 15 21 28 36 45 55NL1 2 4 7 11 16 22 29 37 46 56在本例中，当 r =槡22a，Δr =槡2a 时，取 Δθ =π6，步距为 5°，在〔0，π〕区间分别计算 H 的函数值，可得函数图像( 图 3) 。
图 3 函数 H(
θ，Δθ) 的图形Fig． 3 The figure of function H(θ，Δθ)由图 3 可以看出，函数 H( θ，Δθ) 有一个峰值，也即ND= 1，可知河南裴李岗文化聚落点模式有 2 个集聚中心。
2． 4 裴李岗文化聚落点集聚类分析地理学的一大类问题是分类( 或者说类型划分) ，分类可以采用定性或定量两种方式，聚类分析是定量分类的首选方法。聚类分析在各种应用型学科中有及其广泛的应用前景和大量成功的应用案例，是探索型空间数据分析的主流方法之一，相关的算法很多，本次采用系统聚类法的平均距离法对河南裴李岗文化聚落进行聚类分析。算法如下，即Dpq=1npnq∑i∈p，j∈qdij。
式中: d
ij表示样本 i 和 j 之间的距离; Dpq表示类 p 和 q 之间的距离; np，nq分别为 p，q 中的样本数。
对河南裴李岗文化聚落点集进行聚类分析，求得点集的两个子集( 图 4) ，图中虚线代表两个子集的分界线，其中的每一个子集包含一个集聚中心。
2． 5 求取裴李岗文化聚落点集的集聚中心由于本次点集数据量较少，直接生成邻近多边形不太复杂，故采用直接法生成 Voronoi 图( 图 5) ，建立·152·地域研究与开发 第 31 卷河南裴李岗文化聚落空间集聚分析杨瑞霞1，2，鲁 鹏2，武慧华3( 1． 中国科学院 对地观测与数字地球科学中心，北京 100094；
2． 河南省遥感与 GIS 重点实验室，郑州 450052; 3． 淄博外语学校，山东 淄博 255000)
摘要: 聚落空间分布是聚落考古和环境考古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利用空间模型分析区域聚落分布，可以揭示区域内聚落空间分布形式和聚落之间的空间关系，为重新认识和理解聚落文化提供参考。利用 GIS 技术的空间模型分析功能对河南裴李岗文化聚落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认为河南裴李岗文化时期聚落在空间上具有集聚型分布特征，并且具有双中心集聚结构，即具有两个空间分布中心聚落，分别为登封市唐庄乡的向阳遗址与舞阳县马村乡的阿岗寺遗址。最后从区域聚落规模对比角度对该两处遗址成为空间中心聚落的可能性进行了分析，从模型分析和区域聚落规模对比分析结果，可以认为向阳遗址与阿岗寺遗址是河南裴李岗文化时期聚落分布中心。
关 键 词: 裴李岗文化; 聚落; 空间集聚; 河南省
中图分类号: P20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3-2363( 2012) 01-0150-06
收稿日期: 2011 －04 －25; 修回日期: 2011 －11 －15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1001124，40501043) ; 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项目( G2011 －12)作者简介: 杨瑞霞( 1970 － ) ，女，河南栾川人，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数字环境考古研究，( E-mail) yrx1999@ vip． sina． com。
0 引言
裴李岗文化是一种分布在黄河与淮河流域距今约9 000 ～ 7 000 年之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因 1997 年春在新郑裴李岗遗址发掘而得名〔1〕。裴李岗文化主要有以下特征: 第一，裴李岗文化遗址出土有大量稻谷和碳化米〔2〕，还出土了大量的农业生产工具，其中有砍伐、开垦土地用的石斧，耕作、松土用的石铲，收割作物用的石镰，加工谷物用的石磨盘和石磨棒等。说明裴李岗文化具有较为进步的农业。裴李岗文化还发现有猪、羊的遗骨和牙齿，同时还发现有简单而形象的猪、羊形象的陶塑，说明当时已经出现家畜饲养。因此，裴李岗文化的经济形态以农业经济为主，同时也有家畜饲养和其他经济存在〔3〕。第二，裴李岗文化器物制作比较精致，石器一般通体磨光，陶器器形美观实用，甚至发现有少量骨饰与绿松石饰〔4〕，房屋有单间室和双间室，还发现居住基址内的排水系统等〔5〕，说明裴李岗文化具有一定水平的器物制作工艺和较为先进的建筑理念与技术。第三，舞阳贾湖遗址骨笛和契刻符号的出土大大丰富了对裴李岗时期音乐文化和文字起源的认识〔6〕，裴李岗文化对于研究我国早期音乐文化和文字起源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作为中原地区文化序列中的早期文化，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两周文化、秦汉文化……，一脉相承，熄火相传，生生不息，亘古不灭，裴李岗文化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7〕。
史前聚落空间分布是地理学与考古学共同关注的话题〔8 －11〕。地理信息系统( GIS) 技术应用于聚落考古研究对于聚落空间分布研究的技术与方法具有一定的革新意义〔12 －14〕。裴李岗文化在中原地区分布有 100 多处，环境考古研究也表明裴李岗文化分布与环境具有一定关系〔7〕，利用 GIS 的空间模型分析功能对河南裴李岗文化聚落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有助于揭示河南裴李岗文化聚落系统空间分布及其之间的关系，解释裴李岗文化不同类型的空间特征与环境背景，裴李岗文化聚落分布的空间密度差异及其原因等。
1 原理与方法
地理学研究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地理空间，由于其规模宏大、要素众多、结构复杂，从整体上把握和研究十分困难，因此，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地理学者研究的只是它的子系统〔15 －16〕。传统上子系统的划分可依据一定的时间尺度按空间范围或组成要素进行，这种划分存在多种空间尺度和要素等级层次，空间尺度和要素等级层次之间有各种各样的组合方案，每一个特定方案都可以得到与之对应的确定的子系统，它们正是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简称地理对象。空间模式是地理对象的抽象〔17〕。
从空间认知的角度可将空间模式分为变量模式与实体模式，其中，实体模式又可进一步划分为点、线、区、体 4种类型。对于一个特定的点模式在特定尺度下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统计判断，一般包括 3 种分布状态: 随机分布、均匀分布与集聚分布。本研究就是以河南裴李岗文化聚落作为点模式研究其分布特征。
相互独立的一组坐标数据称为“事件”( events) 或“点群”。在空间数据分析中，常常采用函数法、指标法和样点法研究其在二维空间上的分布规律( 集聚、均匀、随机) 。其中，函数法通过分析函数的图形得到结论，其第 31 卷 第 1 期2012 年 2 月地域研究与开发ARE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Vol． 31 No． 1Feb． 2012图 8 两子集相对于各自集聚中心的集聚性Fig． 8 The centralized characterof each center relativing to its subset阳遗址靠近嵩山腹地，在空间分布上更接近中心位置。
阿岗寺遗址距贾湖遗址仅 5 km 左右，贾湖遗址与阿岗寺遗址空间分布特征类似。
从聚落规模上分析，阿岗寺遗址面积 22． 44 万 m2，远大于贾湖遗址( 5．75 万 m2) 与翟庄遗址( 1． 5 万 m2) ，河南裴李岗文化聚落面积大于 20 万 m2的遗址仅 9 处，阿岗寺遗址在河南裴李岗文化聚落中属于大型聚落遗址，说明阿岗寺聚落遗址在裴李岗文化时期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向阳遗址面积 8．4 万 m2，规模上在河南裴李岗文化聚落中不够突出，但裴李岗－莪沟类型聚落多分布于山地丘陵地带，受地貌条件限制面积一般都不大，向阳遗址在分布于环嵩山区域的裴李岗文化聚落中为面积较大的聚落，说明向阳遗址在环嵩山区域裴李岗文化时期具有一定的重要意义。
本研究仅从空间分布角度对河南裴李岗文化聚落进行分析，所得的中心聚落仅指其处于中心位置，并不能说明其在裴李岗文化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处于的核心地位，但是本研究结论对于河南裴李岗文化聚落等级与聚落形态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河南裴李岗文化聚落等级、聚落形态的空间分布研究也是今后工作的重要方向，以此希望对河南裴李岗文化的认识与了解更加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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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Henan Province( 上接第 138 页)Intensity of Carbon Emissions and EcologicalCompensation in the City Ecology Circle in Anhui ProvinceSun Xianbin ，Fu Xianlan ，Ni Jianhua ，Zhao Tong( College of Resource Environment and Tourism，Wanxi University，Liuan 237012，China)Abstract: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effects of human activities on carbon emissions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s inthe provincial city ecology circle，the authors utilized data of land use types such as cultivated land，woodland，grassland and land for construction in 1997 and 2007 to calculate carbon emissions and the compensation standardbased on price of fixation carbon dioxide． Carbon emissions greatly varied over different land use types，in whichthe land for construction and cultivated land were considered two major carbon sources． Woodland and grasslandwere two major carbon sinks． The result s shows: ( 1) carbon emissions were found to increase by 14． 4% over theentire the provincial city ecology circle from 1997 to 2007． With the more impacts of human activities，Carbon e-mission from land for construction increased from 745． 87 million tons in 1997 to 1794． 09 million tons in 2007．However，carbon sink maintained generally stable during this period． ( 2 ) Two indexes describing carbon emis-sions，i． e． ，carbon emission per unit area of land and carbon emission per unit area of construction land，were pro-posed． These two indexes could better reflect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from 1997 to 2007 and the differences a-mong the regions． Compared with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in 1997，the two indexes increased 2． 18 times and2． 41 times in 2007，respectively． Carbon emissions peaked in the Hefei City，and showed a relatively higher levelin Chaohu City and a low level in Lu an City，and the index of carbon emission per unit area of land and construc-tion land indicated the same changing trend． ( 3) The land for construction was the largest carbon source，and thecarbon emission per hm2was increasing from 1996 to 2007． Carbon emission per hm2of land and construction land wasmarkedly different in 15 cities or counties． ( 4) On the basis of carbon emission and price of fixation carbon dioxide over theprovincial city ecology circle during the period 1997—2007，the value of the standard for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in three cit-ies was estimated．Key words: carbon emissions; carbon emissions intensity;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the city ecology circle inAnhui Province·155·第 1 期 杨瑞霞，等: 河南裴李岗文化聚落空间集聚分析
[8]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遗址调查资料。
舞阳的历史文化古迹
2010年06月04日 星期五 17:28
转载自wy2gao
最终编辑mudxia
一、贾湖遗址
贾湖遗址位于河南省舞阳县北舞渡镇西南1.5公里的贾湖村，保护区面积5.5万平方米，是一处规模较大、保存完整、文化积淀极为丰厚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2001年6月，国务院将其确定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确定为20世纪全国100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并被镌刻在北京“中华世纪坛”青铜甬
道显要位置，垂青史册。经专家鉴定，贾湖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第一个具有确定时期记载的文化遗存，是“人类从蒙昧迈向文明的第一道门槛”。作为9000年前人类文明文化的象征，贾湖文化是人类音乐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贾湖文化遗址有许多震惊世界的重大发现：出土的骨笛已具备七音节结构，可以吹奏完整的乐曲，它把人类音乐史向前推进了3000年，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乐器；出土的甲骨契刻符号比安阳殷墟甲骨文早四千年，比素称世界最早的古埃及纸草文字还早一千多年，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字雏形；遗址中发现的实物材料证明，我们的祖先早在八、九千年前就会酿酒，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酒”……
贾湖遗址位于河南省舞阳县北舞渡西南1.5公里的贾湖村东，沙河与泥河之间的冲积平原上，平面呈近圆形，面积约55000平方米，1983年至2001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国科技大学在此发掘7次，计2700平方米，清理出新石器时代房址53座，窑穴370座，陶窑13座，灰坑336座，墓葬445座，瓮棺葬32座，埋狗坑10个，以及濠沟、小坑等。出土陶、石、骨等各种质料的遗物达数千件，特别是七声音阶骨笛，9000年酿酒技术,成组随葬内装石子的龟甲及其契刻符号，动物训化家养,具有原始形态的栽培梗稻尤为引人注意，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反响。经碳14测定，贾湖遗址年代范围为BC7000—BC5800年。考古工
作者将发掘资料分为三期，其中的第一期文化面貌不同于目前发现的我省其它同时期遗址，第二、三期与裴李岗、峨沟等大体同进，第一期年代约为BC7000—BC6600年，第二期为BC6600—BC6200年，第三期为BC6200—BC5800年，文化内涵既与裴李岗文化有不少共同因素，也存在许多差异和独有特征，呈现出淮河上游地区的独特面貌。因之，发掘者将其命名为“贾湖文化”。目前与贾湖相同或大致相同的遗址还有舞阳大岗、郭庄、漯河翟庄、郏县水泉等，主要分布于汝河、洪河、沙河流域。
贾湖遗址是我省同时期文化遗存中保存最好、面积最大、文化面貌最丰富的遗址，具有中心聚落性质，对研究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早期聚落形态、农业尤其是稻作起源、家畜起源、全新世环境气候变迁、音乐起源、汉字起源、卜筮起源等许多重要学术课题均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尤其是七声音阶骨笛的材料在英国《自然》杂志发表之后，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反响，具有很高的国际知名度。
贾湖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具有很高的历史与科学价值，正如我国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在《舞阳贾湖》一书的序言中所说：“贾湖遗址的发掘，可称是80年代以来我国新石器考古中最重要的工作。”其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贾湖遗址有其独特而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复杂的地层关系，这对裴李岗文化的类型与分期研究的深入进行具有重大意义。
2、这里发现的大批房基、墓葬、窑穴、陶窑以及大量的生产工具对研究当时的聚落形态、生产力发展水平都有重大意义。
3、这里发现的大批保存较好的人体骨架及动物骨骼，对研究当时的人种、人类体质、家畜起源、生态环境都具有重要意义。
4、墓葬中随葬成组内装石子的龟甲及共存的骨笛及杈形骨器等原始宗教用具为研究当时的埋葬习俗、龟灵崇拜、信仰等宗教意识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
5、这里出土的我国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乐器—骨笛，经研究已具备了四声、五声、六声、七声音阶，在我国乃至世界音乐史上都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6、贾湖遗址出土的刻在龟甲、骨器、石器、陶器上的契刻符号表明，在距今8000—9000年的贾湖文化已出现了原始文字性质的符号，对研究我国文字的起源提供了重要资料。
7、经中国科技大学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对贾湖出土的陶器进行研究分析，九千年前的贾湖人已掌握原始的酿酒技术，这对研究世界酒文化史具有重大意义。
二、北舞渡镇山陕会馆彩牌楼：清代牌楼建筑之冠
清朝初期，北舞渡镇的商贸活动盛极一时，山西、陕西等地的商人云集此地，为了迎来送往、商贾联谊，两地商人合资兴建了山陕会馆。中国历史上的会馆，兴起于明朝，鼎盛于清代，衰微于民国。蕴涵着乡音、乡情的会馆，以其人文气韵的独特，已成为中外游客眼中的新景观。
据现存碑刻记载，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北舞渡镇山陕会馆有春秋楼、大花戏楼、大殿、铁旗杆、钟鼓楼等建筑。可惜，这些建筑大都被毁，我们现在只能从碑刻史书中领略它们的风采了。值得庆幸的是，山陕会馆中建于清道光五年(公元1825年)的工艺奇特、玲珑美观的彩牌楼，至今保存相对完好。作为河南省重点保护文物，它被誉为“河南清代牌楼建筑之冠”。
彩牌楼面朝正南方向，是三间五楼六柱、柱不出头式牌楼建筑。柱子排成工字形，边柱斜出，边柱与中柱成三角形，使两边的次楼成斜出的歇山顶。主次楼都用灰色板瓦覆盖，主楼正脊用八节透雕花卉的脊筒组成，楼阁两边是造型逼真、栩栩如生的驼珠、奔狮。整个楼顶屋面曲线缓和，层层叠叠，翼角高高升起厂
蛔娜多姿，翩翩欲飞。主楼正中宽大的龙风板中央悬挂着“浩气英风”匾额。原匾在十年动乱中被毁，现在我们见到的匾额是舞阳县博物馆派人修复的。
彩牌楼身的中柱和边柱均为圆形，柱下放置有垫鼓形桑墩（柱础），每根柱上都有制作规整的抱鼓石，中柱正面的抱鼓石上是一个昂首张口蹲卧的石狮，背面抱鼓石上是一个变形的石狮。像许多旅游区的这类建筑一样，石狮己经被“抚摸’得发亮，显出别样的盎然生机。整个彩牌楼轻灵中自有厚重，华丽间透着庄严，巍峨壮观，光彩照人，展现了我国古代建筑的优良风范和独特风格。
三、舞阳城隍庙
位于舞阳县城西大街北侧。由达鲁花赤按摊不花创建于元至大四年（公元1311年）为祭祀城隍庙而建庙，故名。明、清屡经修葺扩建。现存建筑有拜殿、大殿、后殿、厢房、配殿、廊房。拜殿面阔五间，进深三间，为悬山顶殿堂建筑；后殿面阔五间，进深三间，为悬山顶建筑。后殿内塑城隍及二夫人像，厢房内塑十二生肖，后院有小桥流水，荷花游鱼，别有洞天。
城隍是自然神，凡有城池就应该有城隍庙。最早的城隍庙见于三国吴赤乌二年（公元239年）建的芜湖城隍庙。宋代以后，城隍开始人格化，群众多把去世后的英雄或名臣奉为城隍神，如苏州把战国时春申君黄歇，上海把秦裕伯，北京把文天祥、杨椒山，杭州把周新，会稽把庞王，南宁、桂林把苏缄等。建于元代的舞阳城隍到底奉的是哪位英雄或名臣已经无从考证，但对于普通百姓而言，这并不重要，只要城隍爷在这儿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就可以了。
2000年被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四、阿岗寺遗址
位于河南省舞阳县城北20公里的马村乡岗寺村西北土岗上，总面积21万平方米，遗址为一高出地面2－3米的台地，四周地势平坦。从地表和断层上可见窖穴、房基及红烧士地坪。在断壁上采集到大量的标本有石斧、石镰、石铲、骨锥、陶纺轮、陶拍、网坠、陶鼎、陶豆、陶罐、陶瓤、陶壶以及碳化稻粒和大量鹿角及动物骨骼。出土的陶器有红陶、彩陶、灰陶、亮黑蛋壳陶等。仰韶文化遗物有泥质红陶和彩陶，陶器上用黑、白和棕红色绘成网纹、带纹、蓝纹和日月星象纹图案。大汶口文化遗物有红陶、高柄镂孔黑陶杯、红陶碗和豆盖等。龙山文化遗物有灰陶和蛋壳黑陶，器形有壶、盘、瓤，饰绳纹、附加堆纹和篦点纹。从器物类型特征看，文化层内涵丰富，包涵着裴李岗、仰韶、大汶口、屈家岭、龙山、二里头等诸多文化因素，是一处融江汉、黄淮河流域文化特征的古代文化遗存。1963年被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五、樊哙墓：
樊哙墓位于舞阳县马村乡郭庄村。樊哙，江苏沛县人，以舍人起于沛，与汉高祖刘邦曾隐于芒砀山泽之间，随刘邦攻秦，屡立战功。鸿门宴上范增欲杀刘邦，哙操刀持盾，拨倒卫士直入宴席，使刘邦转危为安，天下大定迁左丞相。封舞阳侯，溢封武侯，死后葬舞阳。由于樊哙作战勇敢，忠心保国，曾有磨骨三分救主的故事传于民间，他的事迹被代代传颂，受到世人敬仰，被当地百姓称为“樊官爷”，仅樊哙祠在舞阳就有四处，现墓冢旁存《后汉书》作者班固撰写的碑刻，文曰：“黄黄将军，盛盖不当，操刀挟盾，拨主项堂，汉兴楚破，娇娇忠良，卒为丞相，帝室以康”。额书“汉适元勋”。清舞阳邑令王骐在舞阳八景也赋诗道：“汉封侯爵位亲臣，十八丛中第几人，怒发冲冠惊项王，拥于排班谏丹宸，鸿门事业传千古，舞邑争尝报万春，几度祠前苹藻荐，俨然遗像至人新”。解放前，建有陵园，墓冢高大，解放后，陵园逐被群众占用，墓冢水土流失，所剩甚少。
现为舞阳县文物保护单位。
六、狄青冢
位于舞阳辛安镇青家集村南，村以青家而得名，墓家现存高约7米，周约250米，墓家上下树木繁茂，风景优美，现为舞阳县文物保护单位，据道光《舞阳县志·古迹篇》，“青冢在城北12里，狄襄公墓故名”。又“马村在城北35里，武襄公养马处，饮马湖，狄青饮马处在马村东北”。据《二十五史·宋史·列传》狄青、字汉臣，汾州河西人，善骑射……“他一生作战勇猛，屡立战功，为当朝所器重，官至中书今，溢武襄。
七、开元寺
开元寺位于县城东侧：现仅存大殿及拜殿。大殿面阔五间、悬山顶、前檐下施斗拱。拜殿位于大殿前，面阔五间，弧形脊。开元寺碑刻无存，根据现存八个覆盆式柱础看，开元寺始建于唐代，据道光《舞阳县志》载：原来的开元寺有山门、包厦、钟鼓楼、地藏殿、大悲阁、阎君殿等，民国以来，佛像拆除设立“开元高中”，解放后设立豫西行政干部学校、高中师范部，50年代被县机械厂占用，1984年与城隍庙一起收回文物部门管理使用。
2000年被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八、彼岸寺
彼岸寺（又名高寺），位于侯集乡高寺与芦郭村之间的高寺小学院内，据碑刻记载，现在的大殿中佛殿始建于元至正二年（1342年），寺内建筑大都为高寺小学拆迁改建。现仅存中佛殿及天王殿，中佛殿为歇山顶、面阔、进深各三间。中佛殿为六架椽屋，用三柱、使用减柱造，前檐补间铺作，保留有真昂，柱有明显的侧脚与柱升起，漫拱为足材隐刻拱眼，伏上多用草伏和自然弯材，都具有早期特征，主要构件仍不失元代旧貌。1982年，省文物局拨款2.5万元进行了大修，属河南省第二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天王殿位于中佛殿前，硬山顶，面阔三间。
九、大岗遗址
舞阳县大岗遗址，位于舞阳县城北28公里，侯集乡大岗村北端的一片地势略微起伏的土岗上。这里原发现为一处新石器早期时代，裴李岗文化遗址和汉代墓群，1989年复查时发现了细石器材料。
为配合砖厂取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分别于1989年冬和1990年春对该地点进行了两次发掘，面积为300平方米。经两次发掘，获石制品327件，石料多以燧石居多，约占半数以上，其次为脉石英，占三分之一以上，而石英岩、玛瑙、水晶等石料数量较少。石器种类包括细石核、砸击石核、锤石核、石片细石叶、多种刮削器、尖状器，其中圆头短身刮削器最多，少量复刃刮削器最精。小尖状器为大岗遗址代表器物之一，又可分单尖、双尖两种。
大岗遗址细石器文化层的考古发掘十分重要，它是中原地区第一次发现的裴李岗文化和细石器文化的叠压地层关系，在国内尚属罕见，大岗文化可能就是裴李岗文化的源头之一。
2000年被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十、东不羮遗址
东不羮(láng)遗址是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舞阳章化乡前古城村，距舞阳县城30公里，城址始建于战国，为楚国最北端的一个军事重镇，楚平王曾派其弟弃疾留守此地，留下了不少美丽的传说故事。自战国至东晋，这里一直为舞阳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至后燕慕荣农贺耕于定陵，毁弃此城，经历了六、七百年的历史。在城内出土了大批战国至晋代的历史文物，主要有青铜剑、剑范、铜壶、郢爰、王铢钱等，为研究楚在舞阳的军事活动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东不羹城为春秋时期楚国北方的一座重要的边塞要城，在许多历史文献中都有记载。据《左传》记载：“楚筑不羹，有东西二城，此或其东城也”又“楚筑二不羹，屯兵以拒中夏，此东城也”。
东不羹城位于汝河与灰河交界处，地势险要，风景优美。从军事需要看，沙、澧、灰三河可做为天然屏障，城池就建在沙河南岸，依沙河顺势而建，略呈三角形。城周长5．5公里，现存高度1－1．5米，城内面积约7500000平方米。为防水患，在城墙西北角筑建长1公里的巨石大坝，河下为深潭，名曰“石墓潭”,传为楚平王葬身处。汉定陵县、魏定陵郡皆设于此。晋太元15年（公元391年），城池遭毁，遂迁址于北舞渡。
十一、北舞渡镇清朝当铺遗址
当铺位于镇区东老街（文昌街）路东，南距会馆百米之遥，清代当铺院，当铺创建于清道光八年，相传为山陕巨商所修，后转天主堂用，解放后，为中共北舞渡区委所在地，还为我县第一个地下党组——时雨学社的旧址。
整个建筑，坐东朝西，面阔五间，二进四合院。皆为硬山顶式，前过庭（代大门）后过庭、大庭位于同一中轴线。过庭均为楼房，外檐柱四根，直径34公分，面阔五间，均为圆圈窗，窗下铺青石，上镌刻花草、卷云、麒麟浮雕。当心间搭牵上有（时）道光八年（1828年）次戊子的纪年。南北厢房进深4米，宽7.8米。过庭进深5.8米，宽15.53米，总长为36.4米，总宽度为15.53米，前院厢房坍塌三间。
据碑刻记载，北舞渡镇在清代为予中重要商品集散地，山陕巨商云至雨云集，纷纷投资经商，这组结构严谨，建筑雄伟的大型建筑群也应运而生，由于这里市场繁荣，全镇象这样的大型当铺就有四座。由于当时基本建设投资过多，老板无力经营，才转让给天主教士。这里不仅是一处珍贵的古代建筑群落，同时还是一处重要的革命纪念地，解放前舞阳的第一个革命党组织“时雨学社”就在此诞生。故它又是一处重要的革命纪念地。所以他是研究党史，我国资本主义萌芽史、宗教史的重要资料。
北舞渡当铺和山陕会馆一样，显现着清代北舞渡商业经济的盛况，诉说着这里当年辉煌的历史。国家文物局副局长、文物鉴定组组长黄景略先后在此视察后认为，象这样完整的当铺建筑在全国已为数不多，足见其珍贵性。2000年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十二、北舞渡镇天爷庙
天爷庙位于北舞渡文昌街南端路东，与会馆隔路相望。根据《重修玉帝庙碑》记载：“……见石碣乃嘉靖乙酉重修碑也，细读其文乃毁于元季至嘉靖仅余铜像”。说明该庙宇元代已有，历经战火屡修屡废，于清光绪年间又进行了重修。
天爷庙座北朝南，现仅存正殿三间，西配殿三间。大殿为悬山顶，四重梁架，九路檩，前檐用四柱，殿内金柱靠后支撑大梁，梁架通体饰彩绘，西山保留了较完整的壁画，前檐下饰以木棱窗，额枋上饰以对称的深浮雕云纹图案以及透雕的单凰牡丹、羽人、古树、麋鹿、荷花等图案，整个建筑结构严谨、用料考究。西配殿为三重梁架，硬山顶、廊檐式，整个建筑用料考究，梁架饰以彩绘，是清代典型的殿堂式建筑，具有较高的历史和极高的艺术价值。
这里不但是一处重要的古代历史建筑，还是一处重要的革命纪念地。1941年，这里为国民党北舞渡区公所，在我党工作者的领导下，为反对国民党逼粮逼款，三千老妪聚集于此，捣毁国民党区公所，烧毁帐本，砸毁办公用具，吓得区长尚振华仓惶逃窜。所以这里又是一处重要的革命纪念地，2000年被省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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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南方文明之源——五溪文化
朱贤林
湖南洪江高庙遗址被评为“200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2006年入列国务院公布的“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高庙考古的重大发现，将人类祭祀史至少前推千年，证明在为拥有“五千年文明”而骄傲的华夏大地上，历来被称之为“蛮荒之地”的五溪，远在七千年前却已是“文明之邦”！笔者几年来对“五溪（高庙）文化”进行着孜孜不倦的探索与研究，萌生了一个大胆假设：至少可以说中华南方文明起源于五溪地域！
一、中华南方长江文化的五溪寻根探源
1、五溪文化是中华南方文明之源。五溪八蛮地,楚国旧边城. 势雄接云贵,万壑赴洞庭。五溪乃酉溪、辰溪、巫溪、雄溪、朗溪之总称。五溪汇而沅水成。沅与源，在文字没有发明之前，是同音表达，沅水的真正含义是源水，是远古人类文化与文明的起源之水！五溪文化顺沅江而下，对三湘大地以及长江流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孕育催生了辉煌的中华南方文明。这一推测得到了以高庙为核心的五溪区域考古发现的有力证明。一系列的五溪考古发现表明：以高庙为代表的五溪文化不但上有继承下有传播，不但影响了同时期的湖南长沙大塘文化、稍晚的浙江河姆渡文化、珠江三角洲文化、江浙一带的良渚文化、山东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中原的仰韶中晚期文化和商周的青铜文化及当今的民族民间文化，还向西传播到了西亚，影响了那里的苏美尔文明。在古印度、埃及等文明中,也可找到高庙文化的影子。
2、五溪流域是我国稻作发源地。中国稻作文化历史悠久，中国稻作之父丁颖根据古籍记载和出土遗踪，论证了中国水稻起源于距今5000多年前的神农时代，对于水稻起源地点，尽管受到上世纪前叶考古成果的局限，丁颖仍将其地域圈定在了主要以云贵高地的某一区域为中心，沿着那些大河川的河谷及河谷之间，呈放射状向四周扩展的某一个区域。这一水稻起源的观点，在随后开展的中国稻作史研究中也得到了支持。而五溪大地正好处于云贵高原的东半部向长江中游丘陵的过度地带。高庙考古的重大发现，为中国水稻的发源地点燃了一盏明亮的灯：发源处就在五溪区域。随着越来越多远古遗址的发现，在五溪考古学家们又发掘出距今5000年左右的稻作文化遗址达12处之多。在这批早期的“贝丘遗址”中不仅发现大量的打制石片石器，还发现了不少的磨制的石斧、石锛、石片和石铲。同时，还发现直接用于收割农作物的工具——蚌镰与石镰。在新晃大洞坪贝丘遗址中出土的陶片里，还发现有稻谷壳的碳化物。说明在高庙文化时期，“五溪”先民已开始种植水稻了。历史与现实总是惊人的相似与巧合！惠及全人类的杂交稻的发明者袁隆平院士，乃住在沅水东岸的安江农校，与7400年前的高庙遗址仅一江之隔。
3、五溪巫傩文化是中国道教的源起。儒学、道学和外来的佛学，共同构筑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三足鼎立、三教融合的局面。儒教文化产生在黄河流域，佛教文化产生于恒河流域，而中国道教则源起于五溪巫傩文化。五溪巫傩文化大体可以分为：辰州傩、瑶族盘瓠祭祀、苗族跳香祭祀和新晃的“咚咚推”侗族傩戏。作为五溪巫傩文化之首的辰州傩，2006年被列为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五溪地区的民间日常生产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五溪人自古以来生产、生活与文化传承的缩影，是原始宗教和古老戏剧的活化石。传承千年的辰州傩文化，保存着古代祭祀仪式多姿多彩的风貌，涵盖了民族民间政治、历史、民族、宗教、考古、语言、文学、艺术等诸方面内容，它的仪式、唱本成为了进一步进行研究的人类学研究文本。《楚辞.九歌序》中说：“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作歌舞以乐诸神。”至今此风犹存。
二、雄踞五溪的远东巴比伦神庙——高庙
1、高庙遗址的地理位置。高庙遗址所在地洪江市在自然地理区划上属于沅水中游，与沅水上游同样具有山地与河谷相间的地貌特征，而与沅水下游地区丘陵与冲积平原相间的地貌有明显差别。从Googel Earth卫星地图上看，高庙遗址东依雪峰山系而与资水相隔，西、北屏嶂武陵山系与乌江和澧水相背，西南倚云贵高原和南岭余脉与珠江分界，是一个高山环绕的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在远古堪称 “天府之国”。
2、高庙遗址的文化特征。通过三次发掘，高庙遗址在台地顶部主要分布着史前居民的房屋、祭祀场所和墓地，地层堆积厚约0.8～1.5米，有3～10个左右的文化层。其周围的斜坡则属于贝丘堆积，厚约3.5～6.5米，最多可分为27层。在遗址区地表分布着现代房屋及耕地，其下的文化堆积依次属于明清时期、东周时期及新石器时代，其中明清和东周时期的遗存已破坏殆尽。遗址中保存的主要是新石器时代文化堆积，可以划分为上、下两大部分（各自包含若干地层），分属于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其中，下部堆积的文化特征明显有别于周邻地区同时期的考古学文化。这类遗存在本地区的辰溪、中方和麻阳县的多个地点均有出土，区域特征鲜明，以高庙遗址所出最为典型，且又是最先发现，故可命名为“高庙文化” 。
3、高庙是7000年前的祭祀场所。高庙是一处大型祭祀场所，距今7000年以上，占地约1000平方米。其年代之早，规模之大，而且可以明确辨认出诸多祭祀设施：主祭场所、大量祭祀坑，以及与祭祀活动相关的的房址、储藏祭品（河螺）的窖穴等，这些在我国现存的同时期史前遗存中都是罕见的，反映出史前居民祭仪活动的真实状况，表明这里是一个区域性宗教中心。1991年曾在本遗址出土一件高直领白陶罐，颈部戳印有带双羽的獠牙兽面纹，两侧各立一“梯阙”的图像。若将其与新发现的主祭场所柱洞的结构相对照，就会发现它或许就是当时主祭场所（高梯架亭台式建筑）的摹写，是一幅生动的祭仪图。在遗址中，出土了装饰飞鸟、獠牙兽面、太阳、八角星纹等图像的大量陶器，许多还是精美的白陶，它们显系祭器，也是判断这处大型祭祀场性质的重要佐证。
4、高庙在7000多年诞生了中华图腾凤凰。现已形成的一般观念，龙源自北方黄河流域，凤凰则发源于长江流域。而在高庙出土的陶器上已经有表现神灵崇拜的图像，高庙文化遗存的部分陶器上装饰有戳印篦点纹连缀而成各种复杂图像，技艺精湛，构思诡谲。这些图像中的獠牙兽面附有双翅；飞鸟则头戴羽冠，双翅载托太阳或八角星翱翔中天。这类图像在五溪高庙文化的鼎盛期（距今约7400～7100年）最为发达，其最早的推定其年代距今7800年左右。有明显的迹象表明，高庙文化最初出现的八角星纹以及獠牙兽面、鸟载太阳等图像，在较晚时期逐步流行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及黄河流域，甚至更远。在洞庭湖区的坟山堡、汤家岗遗址，太湖流域的崧泽文化，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山东的大汶口文化，以及辽宁小河沿遗址南台地，出土的某些陶器或玉器上均见到与高庙文化完全类同的八角星纹。浙江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和陕西泉护村仰韶文化遗存中所见到的鸟与太阳或鸟与兽面的复合图像，都与高庙遗址发现的类似。按年代及其在地理上的渐进可以推测，其源起在五溪的高庙。
5、高庙在7000年前是区域政治文化中心。高庙上层遗存发现的30余座墓葬中，M26、M27是两座较为特殊的并穴合葬墓，它们南面还平行分布有多座墓葬，均开口于同一层位下。这两座墓随葬品中均有精美的大型玉器，其品质在整个墓地极为突出（其他墓葬均未发现玉器）。特别是M27出有顶端两侧带“扉牙”的玉钺，显然是墓主人权威和地位的象征。我们推测这两座墓可能属夫妻合葬，墓主应是当时的部落首领。这种带“扉牙”的玉钺，在中国史前时期遗址中极为罕见。从地层关系等判断，这组墓葬的年代大致为距今5800年左右。它们既对研究该遗址史前居民的社会阶层状况以及部落成员的贫富分化具有重要的意义，也为当地与周邻地区同时期社会发展状况的横向比较和联系提供了宝贵资料。由此还可以得出另一个重要的判断，高庙显然是当时该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三、悠久辉煌的五溪文化
可以远溯到七千多年前的五溪文化，其辉煌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得到见证。
1、五溪人早已会人工取火和熟食。在五溪发现的大批旧石器地点中，有不少地点出土有可用于取火的黑色燧石。在新晃大桥溪地点、鹤城岩屋滩地点还发现被火烧烤过而留下的红褐色斑痕的砾石和打制石器。值得提及的是，考古工作者在发掘新晃大桥溪旧石器地点时，在出土打制石器的地层中，还发现有红烧土块。进一步证明五溪人在这时期已使用火的事实。新晃大桥溪地点位于舞水河的二级阶地，属中更世晚期，即考古学的旧石器时代中期。说明五溪人至迟在旧石器时代中期已掌握了人工取火的方法，并使之应用于生产和生活之中。
2、渔猎在高庙人的生产和生活中仍占重要地位。高庙文化遗址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遗址的文化层由大量的螺、贝、蚌和鱼刺、兽骨堆积而成，人们常称为“贝丘遗址”。堆积的厚度，多在3米以上，其中高庙遗址最厚处达7米。在其文化层中发现和出土大量的石网坠，证明高庙时期五溪人的捕鱼作业，由先前的个人作业、徒手作业进入了集体的拉网式作业。遗址中大量水生动物的骨壳和大量兽类遗骸在这期遗址的发现，大量捕鱼工具的部件——网坠的出土，证明高庙文化时期，渔猎在“五溪”先民经济生活中仍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3、发达的制陶业与极高水平的陶器装饰工艺。高庙文化中的陶器有罐、簋、盆、盘、缶本、支座等器型。陶片多见褐色陶，也有红、灰、黄褐和白陶，陶胎多夹砂。器类主要为圆底器和圈足器，少见平底器，不见三足器。典型器有高领深腹罐、圈足盘、圆底缶本和碗型器。器型规整，胎壁不厚且均匀，制作方法为轮制，其制作和烧造都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特别是陶器上的花纹装饰，内涵丰富，特色鲜明。其中蓖点纹特别突出，可谓登峰造极，不仅有由蓖点纹构成的多种几何形纹，而且有蓖点组成的富有变化的凤鸟纹。其构图的夸张、奔放和技法的规整、娴熟，实在难以令人想象它是产生于七千年前的史前时期。陶罐上的兽面与风鸟载日神徽，其神像的造型、构思与制作技法，几乎与现代艺术品中的同类题材媲美。高庙文化中一大批具有地方特色的陶器器型和寓有深奥文化内涵、流畅精美的纹饰，是构成高庙文化的主体，反映了“五溪”先民在这时期较高的生产力水平和极高的文化素养，彰显着五溪高庙文明的辉煌！
4、打制石器与磨制石器并存的石器加工业。“五溪”地区发现的这批早期的“贝丘遗址”，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大量的打制石器与磨制石器并存。打制石器最常见的是大薄石片，再就是琢制与磨制兼施石器，十分精致和美观，这种石器在麻阳火车站遗址、麻阳上洲遗址都有出土。出土最多的乃是全身抛光的磨制石斧。特别有一种有肩石斧，尤具地方特色，黔阳高庙，麻阳火车站等遗址均有出土，而在洞庭湖的同期遗址里则少见或不见。另外，有孔石铲 (或曰有钺)、契形百凿、百锛、石刀等磨制石器也多有出土，制作工艺精良。同时，在这期的遗址里，还出土一批多式样的磨制骨制品，多见的有骨针、骨锥、骨哨等，先民已运用了缝纫技术，脱离了以树皮、草叶遮身的“野蛮”时代。石钺、骨哨的发现，说明这时的“五溪”先民已有了一定的社会组织和集体 (部落) 行动观念。
5、房屋建筑比较规矗，已有了固定的村落。“五溪”地区发现的“贝丘遗址”都堆积有很多螺壳、兽骨等残骸，面积最宽者可达数千平方米，堆积物的厚度可达7米，并可分辨出多个文化层。其中黔阳高庙遗址就可分出5~7个文化层次。说明该遗址是一个长期有人居住的固定村落，并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在遗址的文化层中，我们还发现了一批柱洞，从柱洞有规律分布分析，应为木构件房屋基址。在麻阳火车站遗址，还发现一大片红烧土地面，估计也应是房屋的遗址，人们为了防潮先将地面用火烧烤，使其地面坚硬和具有防潮功能，这对远古人类来说，可称得上是一种先迸的建房手段了。
磨制石器的出现和普遍使用，制陶业的成熟，稻作农业的发现，家畜饲养业的兴起，固定村落的形成和有组织的渔猎等生产活动的开展，标志着炎帝的子孙——“五溪”先民在7000年前就已经从渔猎经济过渡到生产经济，开始饲养动物和种植水稻，也标志着“五溪”先民当时已名符其实地进入了“文明时代”，并孕育催生了中华南方文明。
《童恩正学术文集》是研究中国西南部古代史与民族学内容最为丰富、观念最为新颖的一个文集。童先生的老师是冯汉骥先生，从冯先生那里童先生受得的教育是广泛的，是人类学的，但是童先生比起他的老师来，做了进一步的质的突破。
《童恩正学术文集》三卷各有特色。第一卷讲古代的巴蜀。四川东部的巴和西部成都平原的蜀，是构成日后四川文明的两大分支。近年来，尤其是成都的崭新考古发现使我们对蜀的文明增加了很多新的问题，怎样解决这些新的问题，童先生近年来是一直放在心里面的。
第二卷西南民族考古研究是童先生近十多年来集中力量研究的主题，他在这方面最重要的贡献和对中国南方古代文明重要性的认识，是苏秉琦先生区系类型的中国文明起源新理论的一个最重要的础石。中国南方的文明立基于它的农业，童先生在本书第三卷对中国南方农业已有的资料重要性作了详实的讨论。
第三卷对文化人类学研究，除了对摩尔根批评以外，中国古代酋邦制度、巫和酒与商代灭亡的关系，都是很有意思的文章，令人屡读不倦。
童恩正先生是我的好友，我当然对他的作品可能有偏见，但是，读了这本文集，没有一个人不为这个62岁身体，32岁精神的中国少有学者的早逝而叹息。童先生在“文化革命”期间被迫浪费了很多时间，自从1982年以来就拼命工作，似乎是想要用“拼命”来弥补失去的时间，也许因此，他过早地结束了人生的旅程，但是《童恩正学术文集》被留下来作为证人，证明这一代人之中有像童先生这样的学者。1997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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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第7版）》65折热卖 >>·《思移力》（比《秘密》更有价值的法则！）全国独家 >> 内容简介 《南方文明：童恩正学术文集》收录“南方——中华民族古文明的重要孕育之地”、“人类可能的发源地——中国西南地区”、“人类可能的发源地——中国西南地区”、“中国西南的旧石器时代文化”、“中国南方农业的起源及其特征”等作品。
·查看全部>>目录 序言[美]张光直
再版序[美]许倬云
南方——中华民族古文明的重要孕育之地
人类可能的发源地——中国西南地区
中国西南的旧石器时代文化
论南中国与东南亚的中石器时代（与卡尔·L·赫特勒合作）
中国南方农业的起源及其特征
略述东南亚及中国南部农业起源的若干问题
——兼谈农业考古研究方法
略论我国西南地区的史前考古
中国西南地区民族研究在东南亚区域民族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西藏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及其相关问题（与冷健
合作）
西藏高原上的手斧
西藏考古综述
西藏考古新发现
近二十年来东南亚地区的考古新发现及国外学者对我国南方
古文明起源的研究
关于使用电子计算机缀合商代卜甲碎片的初步报告（与张隍
楷、陈景春合作）
石器的微痕研究
略谈云南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的族属
我国西南地区青铜剑的研究
我国西南地区青铜戈的研究
近年来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战国秦汉时代的考古发现及其研究
试论早期铜鼓
再论早期铜鼓
从出土文物看楚文化与南方诸民族的关系
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
从考古学资料看中国西南地区的奴隶社会
·查看全部>>精彩书摘 西南地区的石片工具形状不固定，复刃器多，往往为定名带来一定的困难，而且不经二次加工即直接使用石片的现象也很普遍。究其原因，还是和它们的主要职能是加工竹木器有关。怀特（J．P．White）在新几内亚土著居民中的调查证明，当地打制的石片工具主要用以加工木器。在此情况下，起作用的往往是刃部的形状，其次是工具的大小。至于整个器身，是决定于石片的原始形状，并不需要作进一步的加工。西南地区的情况，当亦与之近似。
在欧洲、非洲和亚洲的很多地方，包括我国华北在内，旧石器时代末期都出现了细石器。但是在西南地区（西藏高原在外）及东南亚的大陆部分，细石器却非常罕见（不是没有）。有人认为在这一区域之内，细石器的切割、穿钻职能已经为竹器所代替。如果考虑到这里的自然条件和历史传统，笔者认为这一假设还是合乎实际的。
除了竹木器以外（遗憾的是，这些工具在湿热的气候条件下难以保存，我们只能依靠间接的证据加以推测），骨角器似乎也是西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常用的工具。穿洞发现的大量制作精美的骨角器，代表了当时人们高度的工艺水平。尽管原报告定名为骨锥、骨铲，但笔者认为至少其中一部分是可能作箭镞或凿类使用的。石器的某些职能，在此可能是被骨角器代替了。在东南亚地区，较多的骨角器与砍器、石片工具同出的遗址罕见。惟一的例外是婆罗洲沙捞越西北部的尼阿洞穴遗址，其中发现骨器的种类有钻、镞、凿、刮刀等，从距今8000至16000年的地层中共出土51件，从距今16000年以前的地层中出土了19件。其数量虽不如穿洞多，但亦足以证明此种传统并非孤立的现象。
由此可见，由于中国西南地区富有特征的生态环境，旧石器时代生活于此的人类也就采取了多种的适应方法。石器制作的相对简单，并不能反映当时的生产水平。只有综合包括竹、木、骨、角、蚌等有机物作原料的工具作全面的审查，方能对这一地区的工艺技术作出完整的评价。莫维士根据某些石器呈现出的表面现象，推演出亚洲旧石器文化停滞等理论，是完全错误的。井川史子曾经指出：“我们怀疑东亚和南亚石器的明显简单和重复的现象是表面性的，它可能掩盖了大量不同的地方文化传统和多种适应自然的方式。利用这些简单的石器加工而成的非石质工具，可能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变化性。”这一结论无疑是客观的。
4古老的文化传统
用砾石经简单的打击而制成的边刮器、尖状器和砍器，从元谋猿人化石产地开始出现，一直贯穿西南旧石器文化的始终。实际上，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种文化传统。世界上最早的砾石石器，据说是出土于肯尼亚特卡纳湖畔的科比·弗拉（Koobi Fore）遗址，距今约260万年。其次是奥尔杜威峡谷的下层，距今约185万年。某些持非洲是人类发源地的理论的学者均认为此种石器传统可能为“能人”所创造。以后这一文化分为两支，在欧洲、非洲、西亚和南亚发展成了“手斧传统”，而在东亚、东南亚则长期保留了砾石工具的传统。1960年，印度考古学家克岂（A．P．Khatri）在印度中部的纳尔马达河谷（Nannada Valley）中更新世早段，即早于舍利一阿舍利文化（Chelles-Acheul Culture）的地层中发现了与奥尔杜威文化类似的砾石石器，首次提出了印度的舍利一阿舍利文化（手斧传统）和索安文化（砍器传统）都是由本土的早期砾石文化发展起来的推测。元猿人牙齿化石产地发现的砾石工具，将中国西南地区砾石工具的传统提到了170万年以前，这就更进一步加强了亚洲有自己的砾石工具传统的假设。 四 结语
中国旧石器文化的研究，是从周口店中国猿人文化开始的。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学术界考察和研究的重点，大部分集中在黄河以北的地区。早在1964年，当黔西观音洞文化初次发现时，裴文中先生即曾敏锐地指出：“我们认为，我们现在正面临着旧石器考古学上研究的新课题。很可能，在中国南部的洞穴中，以现在这个贵州观音洞为例，我们将要遇到的是与欧洲大陆的旧石器文化不相同的一种新的文化系统，与我国北方已知的旧石器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有些相似。”以后一系列的发现证明了裴先生的科学预见。目前西南地区的旧石器文化已经以其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风格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笔者认为：中国西南地区旧石器时代的砾石工具传统，很可能是随着人类最初在本地区的出现就开始了的。虽然现在还缺乏实物资料，但是根据现有的线索，我们相信将来在第三纪末至第四纪初的地层中，必将有新的发现。由于砾石随处可得，打制技术原始，分布在亚、非两洲的人形超科动物独立地发明了这种工艺，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所以这种文化传统并不一定如某些西方学者所言，是由非洲传入亚洲的。
由于西南地区热带和亚热带的自然条件提供了丰富而优良的竹木资源，这一地区的古人类在使用石质工具的同时，必然会使用这种有机质的工具。在历史发展中，古人类对有机质工具的依赖性日益加强，这样就必然影响到制石技术的发展。西南地区石器传统的某些特征，应该结合此种生态环境加以解释才能合理。而要衡量本地区旧石器文化的水平，也只有综合其生产工具的整体优越性，方能作出符合实际的评价。
西南地区多变的地形，复杂的自然环境，使人们不得不采取多种适应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而且不同地区的人群经常在相对隔离的情况下进行活动，这就为众多的社会和文化集团的形成，创造了客观条件。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若干区域性文化平行发展的趋势，其特征不一，水平不同。现今本地区多民族杂居的情况，应该与这种历史背景有关。
由于中国西南地区的南部与中南半岛山水相连，气候相近，所以这两地的旧石器文化显示出了若干的共同性。在距今大约150万至120万年前的更新世，爪哇及其邻近的苏门答腊、婆罗洲、弗洛勒斯和帝汶岛均以巽他陆棚而与东南亚大陆相连，所以古人类和其他哺乳动物得以循此而进入这些岛屿。这样，对于中国西南旧石器文化的研究，实有助于东南亚旧石器文化若干问题的解决，并进而为全亚洲以至全世界的史前研究作出贡献。
尽管中国西南地区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在这内容丰富的人类启蒙的数百万年历史中，缺环和空白还是太多了。从某种意义来说，我们目前尚站在这一未知世界的门槛之上；我们的一些推测，很多都还有待以后的发现来证实。从喜马拉雅山的巍巍雪峰到西双版纳的热带丛林，从横断山脉的深山峡谷到云贵高原的岩荫溶洞，中国西南地区复杂的自然地理环境孕育了复杂而丰富多采的旧石器文化。弄清它们的面貌、渊源、相互关系，及其发展，是西南旧石器时代考古学长期面临的一个问题。
（1986年9月参加在英国伦敦举行的世界考古学大会论文）
……有关农业起源和文明起源的植物考古学研究
文章作者：赵志军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考古所 点击:
顾名思义，植物考古学是同时涉及到考古学和植物学的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植物考古学的研究目的是，通过考古发掘发现并分析古代植物遗存，认识和了解古代人类与植物的相互关系，进而复原古代人类生活方式和解释人类文化的发展与过程。这就决定了植物考古学属于考古学的研究范畴，是现代考古学的一个重要的研究分支。[1]
植物考古学在我国起步较晚，长期以来未能形成一个学科体系，研究状况落后于我国考古学的整体发展水平，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缺乏通过考古发掘主动获取植物遗存的有效方法。考古学是以物说话的，缺少植物遗存实物资料，自然无法展开相关的研究。植物是有机物质，容易腐烂，因此很难长期保存在考古遗址的文化堆积中；植物遗存一般非常细小，如大多数植物种子的尺寸是以毫米计量的，因此在考古发掘过程中很难用肉眼发现。植物遗存的不易保存性和不易发现性确实给考古工作者获取古代植物遗存带来一定的难度。但是，由于人类的生活离不开火，作为古代人类的居住地，或多或少地总会有一些与人类生活关系密切的植物经过火的烤烧变成了炭化物质。炭化物质的化学性质非常稳定，土壤中各种各样的侵蚀作用对其一般都不会产生影响，因此能够长久地保存在考古遗址的文化堆积中。[2] 炭化物质比一般的土壤颗粒轻，比重略小于水，因此将土壤放入水中便可使炭化物质脱离土壤浮出水面，进而提取之。根据炭化物质的这些特性，植物考古学家们设计了一种方法专门用于发现和获取埋藏在考古遗址中的炭化的植物遗存，被称之为“浮选法”。[3] 实践证明，浮选法是通过考古发掘获取古代植物遗存的有效手段。
浮选法的开展突破了制约植物考古学发展的瓶颈，为考古学的研究提供了一大批珍贵的古代植物遗存资料。通过对这些资料的分析和研究，得以就一些重要的考古学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并获得一些新的认识，例如，关于中国原始农业起源和华夏文明起源的问题。
一、有关稻作农业起源的植物考古学研究
稻作农业以种植稻谷为标志。目前世界上已知的最早的栽培稻谷遗存发现于江西万年县的仙人洞遗址和吊桶环遗址，以及湖南道县的玉蟾岩遗址，年代都超过距今1万年。[4] 然而，稻谷的出现并不代表稻作农业生产的开始，这一点从以上三个遗址的整体情况得到证明。仙人洞、吊桶环和玉蟾岩都是石灰岩洞穴遗址，洞内可利用的面积十分有限，应该属于早期人类的季节性居住点，但是，周期长、季节性强的农业生产需要稳定的常年定居生活。三处遗址都出土有许多石器，其中数量较多的是粗糙的砾石工具，但从中没有发现明确的农耕工具。出土的骨、角、蚌器数量也很丰富，其中以典型的渔猎工具为主，如鱼镖、箭头等。在这几处遗址中还发现了大量的动物遗骸，经过鉴定未见被驯化的家畜品种。由此可见，除了稻谷遗存外，在这三处遗址基本没有发现其他可以用来证明农业生产的证据和迹象。农作物的栽培过程是在人类行为影响下的植物的进化过程，对于这个过程而言，人类的行为是下意识的，其作用仅仅是对植物自身产生的遗传变异的客观选择。因此，当栽培稻谷刚刚出现时，人类不可能立即意识到这一植物新品种的生物特性，所以也就不会把它们当作农作物看待，即便在当时实施了某种程度的种植活动，其主观目的也不是为了生产，而仅是为了增加自然生长的野生稻的数量。从严格的概念上讲，这时的人类活动还称不上稻作农业生产。
目前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明显带有稻作农业生产特点的考古遗址是贾湖遗址。
贾湖遗址位于淮河上游地区的河南舞阳县境内，年代距今9000－7800年。遗址覆盖面积达5万平方米以上，从中发现了分布有序的居住区、墓葬区和作坊区，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常年定居村落的遗址。[5] 上个世纪80年代对贾湖遗址的大规模发掘出土了上千粒炭化稻谷。出土的石器中包括有加工精制的石镰、石刀和石铲，石镰特别是石刀在新石器时代是主要的农作物收割工具，石铲可能用于农田修整。另外，还发现了大量的石磨盘和石磨棒，民族学的资料显示，石磨盘和石磨棒主要用于谷物加工。综合以上因素分析，稻作生产已经成为贾湖居民生产活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但是，稻作生产的开始并不代表人类社会已经发展到了农业经济阶段。农业经济是指以种植业和由种植业提供饲料来源的家畜饲养业为主要生产部门的一种经济形式。农业经济是由采集狩猎经济转化而成的，在这个过程中，采集狩猎在人类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日趋衰落，同时农业生产的地位日渐增强，最终农业生产取代采集狩猎成为人类经济生活的主体。农业经济与采集狩猎经济的更替是一个漫长的转化过程，不是一场非此即彼的变革。那么，贾湖的社会经济形式到底处在一种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在中国科技大学张居中的主持下，我们于2001年对贾湖遗址进行了再次发掘，并同时开展了系统的浮选工作。在贾湖遗址浮选结果中发现了丰富的炭化植物遗存，经过实验室分类和鉴定，这些遗存可分为两大类，一类属于可食用植物的遗存，另一类属于被人无意识或有意识带回的杂草遗存。其中可食用植物遗存主要有以莲藕为代表的块茎类、以菱角为代表的坚果类、以及以稻谷和豆类为代表的籽粒类。稻谷是栽培作物，属于农业生产的收获物，其他几种植物遗存从形态上分析都是野生品种，应该属于采集活动的获取物。对这些出土的可食用植物遗存我们采用了几种不同的计量方法进行了统计，结果发现，与采集获得的野生食物资源相比，稻谷不论在绝对数量上和总体重量上还是在出土概率上都不具备明显的优势，这说明稻谷在贾湖人的植物类食物资源中并没有占主导地位。
贾湖遗址出土有大量的动物骨骼，根据最新的研究结果，其中可以确定无误的驯化动物仅有狗。出土猪骨的形态特征虽已呈现出一些家猪的迹象，但不足以被确定为家猪。[6] 这说明，与种植业相伴的家畜饲养业在贾湖也不发达。
此次发掘还出土了大量的鱼骨和软体动物甲壳，特别是鱼骨的出土数量多得数不胜数，说明渔捞业在贾湖人的经济生活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考虑到浮选结果中的莲藕和菱角也是生长在水中的，贾湖人当时的食物来源应该主要是依靠野生的水生动植物资源。
综合以上因素分析，贾湖人虽然开始实施了稻作生产，但其经济主体却依然是采集渔猎，属于农业范畴的稻谷种植和家畜饲养在当时仅是辅助性的生产活动。由此说明，稻作农业的形成确实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的早期阶段，人类社会经济的特点应该表现为以采集狩猎（或采集渔猎）为主、以农耕生产为辅。我们将这个阶段称之为“似农非农”阶段，贾湖遗址正是这一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代表。
稻作农业经济的真正建立大约发生在距今7000－6000年间。这一时期，稻作农业的发展出现了一个飞跃，最明显的标志是，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淮河流域地区的考古遗址中普遍地发现了这一时期的稻谷遗存，其中以河姆渡遗址最具代表性。
河姆渡遗址位于长江下游地区的浙江余姚县境内，文化堆积分为四层，其中第四文化层年代在距今7000－6500年间。[7] 河姆渡遗址出土稻谷遗存数量之多、保存之好为其他遗址所罕见。例如，在第四文化层被发掘的约400多平方米范围内普遍堆积有稻谷遗存，包括谷粒、谷壳、秆叶等，一般厚度在20－50厘米之间，最厚处可达80厘米。除了稻谷外，在遗址中还出土了橡子、菱角、芡实等其他可食用植物遗存，但这些采集获得的野生食物遗存在出土的数量上和在遗址的分布范围上都无法与稻谷遗存相比拟。河姆渡遗址出土了170余件用牛肩胛骨加工而成的骨耜，这些骨耜是学术界公认的早期农耕生产工具，可能用于修整水田。与稻作有关的还有用于收割的石刀，用于去谷壳的木杵和陶臼，以及用于谷物加工的石磨盘等。另外，反映农业发展水平的家畜饲养业也在河姆渡遗址有所表现，出土有大量的家猪、狗以及水牛的遗骨。
根据河姆渡遗址所反映的情况，再结合其他考古遗址的发现，在这一时期聚落形态有了很大的发展，有些中心聚落如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甚至修建了城墙，[8] 稻作生产已经十分发达，与稻作相关的生产工具和设施以及由此反映出的生产技术趋于完善，种植的稻谷和饲养的家畜成了当时人们的主要食物来源。由此判断，大约在距今7000－6000年间，稻作农业经济在中国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淮河流域地区已经建立，由采集狩猎向稻作农业的社会经济转化过程在这个区域范围内基本完成。
二、有关北方旱作农业起源的植物考古学研究
中国北方旱作农业的代表作物是粟和黍，俗称谷子和糜子，统称粟类作物或小米。由于缺乏充足的植物遗存实物资料，关于粟类作物的起源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认真的讨论。但近期在兴隆沟遗址开展的浮选工作为我们探讨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兴隆沟遗址位于西辽河上游地区的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境内。本世纪初，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在刘国祥的主持下对该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发掘区域涉及了三个地点：第一地点是一处属于兴隆洼文化中期的大型聚落遗址，第二地点是一处带有长方形环壕的红山文化晚期聚落遗址，第三地点是一处带有圆形围壕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居住址。[9] 在连续三年的发掘过程中开展了系统的浮选工作，先后采集并浮选了土样约1500份，从中出土了丰富的炭化植物遗存。
在兴隆沟遗址浮选结果中，最为重要的发现是在第一地点出土的栽培作物粟和黍，其中黍的出土数量较多，共计约1500粒，粟的数量较少，仅发现了数十余粒。第一地点所属的兴隆洼文化中期的年代在距今8000－7500年间，因此，这一发现就成为目前可以确定的在我国北方地区发现的最早的栽培作物。[10]
问题是，这一发现是否可以说明兴隆沟遗址所在的西辽河上游地区就是粟类作物的起源地或起源地之一？
栽培作物起源是一个复杂的生物进化过程，是环境、人和植物三者相互作用的结果。[11] 探讨某种栽培作物起源的动因和过程，必须要同时考虑当地的生态环境的特点和变迁、栽培作物及其野生祖本的生物特性以及演化趋向、人类的文化发展阶段和行为转变模式。根据已经掌握的资料，我们可以先从植物的生物特性和当地生态环境的特点上做一些初步的分析。
此次浮选在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兴隆沟遗址第三地点也发现了大量的炭化粟和黍，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年代在距今4000－3500年间，与第一地点所属的兴隆洼文化中期相差约4000年。我们在第一地点和第三地点出土的炭化黍粒中分别随机抽取了50粒进行测量比较，结果发现，第一地点出土的黍在籽粒形态上保留了较浓厚的野生祖本的特征，如粒形较长，尺寸较小。[12] 考虑到兴隆洼文化中期的古老年代，第一地点出土的炭化黍在形态特征上所表现出的这些原始特性就揭示了一种可能性，即这些谷物是在当地栽培而成的。
西辽河上游地区位于衔接蒙古高原、东北平原和华北平原的三角地带，是一处典型的生态过渡区域，兴隆沟遗址所在的赤峰地区西南部属黄土丘陵地区，当地的生态环境十分脆弱，气候干旱，土壤层薄，沙化严重，植被容易遭受破坏。[13] 可以看出，兴隆沟遗址所在的区域环境具有明显的“过渡性”和“脆弱性”这两大特点。生态环境的过渡性为人类开发和选择更为广泛的食物资源种类提供了条件，生态环境的脆弱性给人类选择食物种类的趋向造成一定压力。在这两种因素的交织影响下，某些原本不受人喜爱的、籽粒细小的、但产量较高的草本植物就有可能成为当地古人的食物选择，并在人类行为的影响下最终进化成为栽培谷物。由此可见，兴隆沟遗址所处的大环境具备了作为粟类作物起源地的条件。
兴隆沟遗址第一地点坐落在一片山前坡地上。在采集狩猎经济阶段，山前坡地是人类活动的频繁地带，人类在这里长期实施的各种行为和活动破坏了原生植被的生态环境，间接地为一些适应于人工生境的植物种类创造了条件，例如杂草。杂草是伴随着人类的出现而形成的、依附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而存在的一类特殊植物，杂草通过长期的进化，已经演变成为以人工生境为主要生存环境的植物群体。[14] 由于生长在人工生境的杂草与人类的日常生活关系密切，其中某些种类的特殊品质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进而成为栽培作物的候选。需要指出的是，第一地点浮选结果中确实就是以杂草类植物种子的数量占绝对优势，这说明，兴隆沟遗址当时的微环境也是有利于栽培谷物的形成。
根据以上分析，以兴隆沟遗址为代表的西辽河上游地区很有可能就是我们所寻找的粟类作物的起源地或起源地之一。
兴隆沟遗址的浮选结果不仅为研究粟类作物的起源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资料，而且还为我们探讨中国北方旱作农业的形成过程提供了新的线索。
根据对兴隆沟遗址浮选结果的量化统计，在第一地点出土的炭化植物种子中，谷物的数量仅占15％，而在第三地点出土的炭化植物种子中，谷物所占的比重竟然高达99％，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第一地点出土的石器以打制为主，经过石器微痕专家对石器刃部的检测和分析，从中没有发现专门用于农业生产的工具类型。[15] 在第一地点发现了一批完整的猪头骨，[16] 经过动物考古学专家们的初步鉴定，除了在极个别头骨上能够看到一些家猪的特征外，绝大多数仍处在野猪的状态。[17] 但根据这些猪骨的埋藏方式，不排除已被人工饲养的可能性。[18] 家畜的生物特征应该是在被人饲养之后才逐渐形成的，因此，动物考古学的研究结果说明，兴隆沟遗址第一地点的猪很可能正处在被驯化的过程中，这与我们对出土黍粒形态特征的分析结果不谋而合。
综合以上因素分析，第一地点的古代先民虽然已经开始了农业生产，但十分原始，种植的谷物和饲养的家畜都未进化完全，当时的经济生活应该主要依赖于采集狩猎。这与贾湖遗址的情况十分类似，说明距今8000－7500年的兴隆洼文化中期尚处在农业形成过程中的早期阶段，即“似农非农”阶段，兴隆沟遗址可以被看作是中国北方地区这一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代表。
距今7000－5000年间，中国北方各文化区系都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以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为例，在渭水流域、汾河谷地、伊洛河流域等几大黄河支流地区密布遗址达千余处，其中已发掘的十余处典型遗址大多是具有一定规模的村落遗址，其中的房址、陶窑、灰坑等遗迹分布有序，有的还带有围壕和完整的氏族墓地。这一时期的石器类型包括有斧、锛、锄、铲、刀、磨盘、磨棒、杵石等，其中的石锄和石铲从考古命名上看应该是用于农耕，石刀是典型的收割工具，石磨盘和石磨棒以及杵石可能用以谷物加工。另外，这一时期的遗址普遍发现有家猪和狗的遗骸。遗憾的是，由于以前没有开展浮选工作，最能反映这一时期农业发展水平的农作物遗存资料明显不足。但我们可以根据其他考古证据推测，在仰韶时期，中国北方地区的古代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农业生产规模扩大，与农业相关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趋于完善，以粟和黍为代表的旱地农作物以及饲养的家畜成为了当时人们的主要食物来源。换句话说，大约在距今7000－5000年间，旱作农业经济在中国北方地区至少在中原地区已经建立，由采集狩猎向北方旱作农业的社会经济转化过程基本完成。
三、有关华南地区原始农业起源的植物考古学研究
华南地区主要是指南岭以南由珠江水系覆盖的广大区域。有关华南地区原始农业起源的讨论，位于广西桂林市的甑皮岩遗址是个焦点。
甑皮岩遗址是一处石灰岩洞穴遗址，洞内文化堆积分为五个时期，年代大约在距今12000－7000年左右。甑皮岩曾被认为是华南地区乃至世界上最早出现稻作农业的考古遗址，有些学者甚至以此为主要依据提出了稻作农业起源于华南地区的观点。但事实上，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发掘过程中并没有在甑皮岩遗址发现任何稻谷遗存。因此，甑皮岩是否存在过原始农业以及存在着什么样的原始农业就成为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以及其他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在傅宪国的主持下，200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四家单位联合对甑皮岩遗址进行了再次发掘，同时开展了系统的浮选。[19]
甑皮岩遗址的浮选结果包含有炭化木、块茎、硬果壳和10余种不同的植物种子等炭化植物遗存，但从中未发现稻谷遗存。为了进一步证实浮选结果，我们又采用了另外一种植物考古学手段——植硅石分析方法，[20] 对甑皮岩的土样进行了检测和分析，结果从中也未发现任何稻属植物的植硅石。由于我们采用的是完全浮选的方法，并结合了植硅石分析手段，都没有在甑皮岩遗址发现稻属植物的遗存，即便考虑到由于埋藏因素所造成的植物遗存的遗失，这一结果也足以说明，甑皮岩人不仅与栽培稻谷的起源无关，而且可能自始至终都没有从事过稻作生产活动，而且我们的分析在晓锦遗址和顶蛳山遗址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
晓锦遗址位于广西资源县境内，是桂北地区一处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文化堆积大致可分为三期，一期的年代在距今6500－6000年之间，二期距今6000－4000年间，三期距今4000－3000年之间。[21] 在晓锦遗址的发掘过程中，通过浮选法在二期和三期的文化堆积中出土了数量惊人的炭化稻粒，然而，在一期的堆积中却未发现一例稻谷遗存。这一强烈的反差非常清楚地说明，大约在距今6000年前后，当地的生产经营方式发生过一次根本性的转变，即自晓锦二期始，稻作生产技术开始传入桂北地区。晓锦遗址在甑皮岩遗址之北，二者之间直线距离仅百余公里，假设稻作农业是由长江流游地区传入的，这两个地点受到的影响应该基本同步。
顶蛳山遗址位于广西邕宁县境内，是岭南地区一处保存较好的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该遗址文化堆积分为四期，一期属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年代在距今一万年左右，二、三期是遗址的主体文化堆积，被命名为顶蛳山文化，年代在距今8000－7000年间，第四期的文化面貌与二、三期遗存明显不同，年代在距今6000年前后。[22] 对顶蛳山遗址开展浮选已被列入今后的工作计划，在此之前我们应用植硅石分析方法对遗址的植物遗存先进行了初步的研究。[23] 结果显示，在遗址的前三期文化堆积中没有发现任何稻属植硅石，但在第四期的文化堆积中却突然出现了数量可观的稻属植硅石。这说明在顶蛳山遗址，稻作农业也是起始于距今6000年前后。
由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华南地区（至少在广西境内）不仅与稻作农业的起源没有任何关联，而且在当地古代文化进入新石器时代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没有从事任何与稻作农业有关的生产活动。大约在距今6000年前后，已经在长江流域建立起的稻作农业生产体系才开始向南传播进入华南地区，随后很快便成为了当地的主要生产经营方式。
那么，在距今6000年以前华南地区的生产经营方式又是如何呢？否定了稻作农业的存在，是否就说明当时的华南地区不存在其他形式的原始农业呢？甑皮岩遗址的浮选结果给我们探讨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些线索。
在甑皮岩遗址浮选结果中发现了一定数量的炭化块茎植物遗存。块茎是指某些植物特有的变态地下茎。块茎富含淀粉，容易获取，因此很早就成为了人类的一种重要的食物资源。有很多块茎类植物被栽培成农作物，例如，起源于南美洲的马铃薯就是现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块茎类作物，我国传统的块茎类作物有山药、芋、莲藕、慈姑等。
块茎类植物可以通过种子繁殖，也可以通过块茎繁殖。块茎的表皮有许多小芽，只要外部条件适合，小芽就可以依靠茎内储藏的丰富养料萌发并成长为新植株。由于具有这种特殊的繁殖能力，相对种子类作物而言，块茎类作物的栽培过程和起因应该相对比较简单。例如，古人将采集到的野生块茎带回居住地食用，将吃剩下的残块随意地遗弃在周围，只要残块上还保留有小芽，来年就可以发芽生长。当人们观察了解到这一现象后，就有可能开始有意识地将采集到的野生块茎切成小块种植到地里，加以保护和照料，最后收获。在人类这些行为的不断作用下，野生块茎类植物就逐步进化而成栽培品种。事实上，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已经有学者开始意识到块茎类植物繁殖途径上的特殊性与农业起源的关系，并由此提出，世界上最早的栽培作物不是小麦、大麦、稻谷、玉米这些籽粒类作物，而应该是起源于东南亚的包括块茎类在内的根茎繁殖类作物。[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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