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 台湾百衲本二十四史

张元济 著 王绍曾 杜泽逊 赵统 等 整理 顾廷龙 审定

商务印书馆1997年12月版

序

　　海盐张菊生先生尝慨今本正史之不可信，乃发重校正史之愿，集宋元明善本之大成，辑印《百衲本二十四史》，沾溉海内外学人者多且广矣。顾先生所撰校勘记百数十巨册，以世变方殷，董理需时，至今五十余年，迄未付梓，不独学者引以为憾，且无以慰先生在天之灵。犹忆龙于四十年代初应叶揆初丈与先生之招，抵沪创办合众图书馆。时上海已成孤岛，江浙藏书纷纷流散，揆丈与先生率先倡议，网散罗佚，尽出箧藏，陈叔通、李拔可、陈陶遗诸公咸积极响应，于是库藏之富，甲于东南。时《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稿本，由商务丁英桂君保存，龙以工作之便，幸得假观。其中《史记》、《汉书》、《宋书》三种均为先生手稿，弥足珍贵。其他二十一种（《明史》原无校勘记，故实有二十三种。），均出自校史处同仁迻录经先生审定者。眉端行间，率多先生斠语，蝇头细书，朱墨灿然。亦间有钱唐汪仲谷、吴县蒋仲茀两先生所加按语，而为先生所认可者。大抵校勘记以《衲史》所据宋元明旧本为底本，校以武英殿本，复参校众本。凡各本异文，虽一字之差，一笔之微，均网罗无遗。而先生斠语，每于异文是非，或取证本书，或旁稽他籍，所加案断，咸能识其乖违，正其舛讹，并究其致误之源。其诸本不误而宋元旧本独误者，则亦未尝曲徇。昔金坛段若膺论校勘之难，谓“非照本改字、不譌不漏之难，定其是非之难”。先生校史，不独定异文是非，且援据众本，择善而从，融死校活校于一炉，自卢（文弨）、孙（星衍）、黄（丕烈）、顾（广圻）以来未尝有也。当有清乾嘉之际，治史校史之风浸盛，然如厉樊榭、全谢山、杭大宗等咸专治一史，自嘉定王西庄、钱竹汀并肩崛起，校勘全史，形势为之一变。王氏《商榷》，钱氏《考异》，其博大精深，后人论之者众矣。然王钱均以过人之精力，以推理校勘为主，而宋元旧本，未获多见，故虽能举其疑误夺失而无所取证。王钱而后，百二十余年间，治史校史者继继承承，但求其能汇集善本，通校全史者，则阒然无闻。先生生当中华文化存亡绝续之交，以抢救、弘扬传统文化为己任，先后辑印《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犹以为未足。于是广采旁蒐，汇集善本。辑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在创议之初，先生每获善本，辄亲自雠校，往往一校、再校而至三校，几至废寝忘食。一九二八年二月前，已校毕《宋书》、《南齐书》、《陈书》、《魏书》、《北齐书》、《新五代史》，一九二八年后，又续校《史记》、《汉书》、《晋书》、《南史》、《北史》及其他诸史。每校一史，先生必广罗众本，随手记其异文，汇为校记，然后比勘异同，拔取殊尤，如获更胜之本，则舍去前者，有抽换至一而再者。惜先生校记原稿，除《史》、《汉》、《宋书》外，均未及见。夫校史之难，首在求本，善本难求，自古而然。先生独不辞劳瘁，持以坚毅，“招延同志，驰书四出；又复舟车远迈，周历江海大都，北上燕京，东抵日本，所至官私库藏，列肆冷摊，靡不恣意览阅。耳目闻见，藉记于册。海内故家，闻风景附，咸出箧藏，助成盛举”。此中甘苦，傅沅叔前辈知之最深，不有记述，后人将无由知成书之难与先生校史之劳。至考斠异文，篇帙浩瀚，先生所加斠语，少则一二字，多至数百言，无不执中至当，动中奥窍。其诣力所到，时与王钱诸人相发明，而精审且或过之。盖先生以本校本，均以善本互校，故其改正谬误，咸有依据，与王钱推理校勘有所不同。此诚王钱有志未逮之伟业，而必先生方有以成之也。惟令人深感遗憾者，先生校勘记二十三种，中华书局于一九六○年点校《二十四史》久假不归，逮一九八七年商务建馆九十周年举行先生诞生一百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经龙及王绍曾先生多方呼吁，中华始于一九九○年清还《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隋书》、《南史》、《旧唐书》、《新唐书》、《新五代史》、《金史》等十五种。一九九二年又继续清仓，归还《宋史》一种，共计十有六种，尚有《晋书》、《周书》、《北齐书》、《北史》、《旧五代史》、《辽史》、《元史》等七种迄无消息，无从追踪。此七种如果尚存天壤，则一旦延津剑合，实为史学界之幸事。今者商务印书馆林尔蔚总经理，因校勘记为先生二十年心力所寄，倘不及时将现存十六种整理出版，恐将长兹湮灭。复以绍曾当年参与校史之役，爰将董理之事委诸绍曾。而校理之事，必学养兼备，不惮烦劳者庶克成之，则又非绍曾莫属矣。现前四史即将付印。龙喜其观成有日，俾世之治史者人手一编，受惠无穷，而先生之校史巨著终得传诸天下后世，岂能不额手称庆哉！后学顾廷龙序。时年九十有二。

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整理缘起

　　海盐张菊生先生于三十年代辑印《百衲本二十四史》，海内外学人以其搜罗宋元旧本之广，校勘之精，影印之工，装帧之善，无不叹为观止。其沾溉后生，有功史学，绍曾尝于序先生年谱时发其端绪。窃以为先生于传统文化存亡绝续之交，辑印《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为古今续命，世人类能言之，而不知先生之功，尤在校史。盖自乾嘉而还，治史者颇不乏人，然自王西庄、钱竹汀后，校勘全史卓然有成者，惟先生一人而已。先生校史，先后垂二十载，每得善本，辄亲自雠校，一史有一校再校而至三四校者，虽一笔之微，一字之差，亦必究其致误之原。先生校史，务求还古人之真面目，于旧本不轻改，亦不曲徇。所撰跋文，辨版刻之源流，胪众本之异同，定版本之精粗，虽清之卢抱经、顾千里无以过之。一九三○年衲史正式发售预约，然善本时有发现，必须反复校勘，以定底本去取，先生以一人之力，日不暇给，爰于是年七月成立校史处。因就先生工作之便，赁屋于极斯非而路（现名万航渡路）中振坊，与先生寓所望衡对宇，并委钱塘汪仲谷、吴县蒋仲茀两公为正副主任，以主其事。绍曾适毕业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以校长唐蔚芝师介，与同门钱钟夏、赵荣长两兄共预校史之役。校史处同仁约计十人，校勘之外，兼事描润。每人每日均须填报工作，并将校勘记或描润清样，由仲茀先生向先生汇报。先生辄于当晚覆校，如发现问题，随手批示或粘贴浮签于上，例须于翌日上班前发还。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校史处暂行解散。是年秋恢复工作，校史处迁入先生寓所。绍曾等三人均因另有他就，未再复职，始终其事者惟仲茀先生及朱仲青等数人而已。大抵绍曾等所任者为以本校本，校其异同，或援先生嘱付，以他本复查异文；或据指定参考书，摘录考证文字。而辨析异文是非，则先由仲谷、仲茀两公条陈所见，备先生参证。先生复亲自厘定，斟酌去取，或以本书前后互证，或以他书校本书，书眉上所加按语，往往蝇头细书，朱墨烂然。可见先生校史之勤与功力之深。其中《史记》、《汉书》、《宋书》三种为先生手稿，尤弥足珍贵。顾校勘记因抗战军兴，未及出版。胡适之先生早于一九二七年、一九三○年两次致函先生，建议校勘记必须早日发刊，并将校勘记附于每史之后，用以嘉惠学者。胡氏且以为如此则“庶几一人之功力可供无穷人之用，然后可望后来学者能超过校史工作而作进一步之事业”，胡氏所云，诚为笃论。然校勘记文字繁冗，董理需时，更值世变，能否付印，殊不敢言。故于一九三七年先生先就校勘记原稿，撮其领要，凡一百六十四则，辑为《校史随笔》。迨一九五八年，先生虽在病中，犹敦促仲茀先生继续董理校勘记原稿。经仲茀先生厘定，校勘记原稿凡一百七十三册。其中定本二十种七十五册，未定稿两种十八册，留供参考二十种七十四册，共装一木箱。可见先生始终谋求出版，及先生一九五九年谢世，又值商务专业分工，遂未暇顾及。一九六○年，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向商务悉数借用，久未归还。一九八七年，先生诞生一百二十周年，在海盐举行学术研讨会，绍曾在会上大声疾呼，顾起潜先生在《我与商务印书馆》一文中，亦力主校勘记必须整理出版，一九九○年中华书局始行归还《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南史》、《魏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新五代史》、《金史》等十五种，一九九二年继续从仓库中清理出《宋史》一种（缺一册）。其余《晋书》、《周书》、《北齐书》、《北史》、《旧五代史》、《辽史》、《元史》等七种（《明史》原无校勘记）则已无从踪迹矣。先生二十年辛勤校史之成果，三分之一付诸东流，可胜浩叹。犹忆先生当年追寻薛居正《旧五代史》原本，知其书明清之际尚有存本，而近人歙县汪氏亦藏有金承安四年南京路转运司刊本，先生展转寻访，形诸梦寐，卒无所得，引为终身憾事。然则此七种校勘记之损失，先生地下有知，亦当为之不安。据绍曾蠡测，此七种校勘记，既未化为劫灰，则未必不在人间。倘一旦果能发现，延津剑合，失而复得，岂独先生之幸，亦我国史学界之大幸也。

　　商务印书馆林尔蔚总经理，于弘扬传统文化，素具宿愿，若干年来既将先生遗著，陆续付诸剞劂，并出版先生传记、年谱，以《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为先生毕生心力所寄，且于史学贡献至巨，目前虽已遗失七种，仅存之十六种必须及早抢救，整理出版。因绍曾三十年代初曾预校史之役，而校史处同仁咸已物化，昔日侍坐先生获聆绪论者惟绍曾一人。爰将整理校勘记事亦委诸绍曾。绍曾自惟学识谫漏，且年已老髦，何敢膺此重任。经商诸古文献整理小组杜泽逊、王承略、刘心明诸君，俱愿为此戮力分劳，并先后得程远芬、赵统、李士彪、邵玉江诸同志响应，由绍曾总其成，并征得顾起潜先生同意，最后请顾老审定。事既集矣，爰商定此十六种校勘记，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前《四史》，第二阶段为魏晋南北朝六史，第三阶段为隋、唐以下六史。先就校勘记原稿过录，然后分别将衲本、殿本异文逐一覆核订正。惟校勘记原稿，错综复杂，仲茀先生所谓“定本”，往往节删异文，反不如所谓“留供参考”之本，较为翔实。盖所谓“留供参考”之本，实系校勘记原本也。“留供参考”本名称，有称校勘记者，有称“传真举疑”者（如《宋书》、《梁书》），有称“修版举疑”者（如《南齐书》）。故过录时既须以定本为主，又须参以“留供参考”之本。过录前必须反复核对，做到不错、不漏。既保存校勘记原貌，又必须为之补缺、订误。良以校勘记出于众手，先生当日亦未暇一一复核，又摘句文字讹夺，或间有底本与殿本互倒者，有叶数行数不符者，有漏标校勘符号者，注文有未标出“注”字者，有批“修”而漏修者，有未批“修”而实已修者，类似情况，屡见不鲜。校勘记按语，有出自仲谷、仲茀两公而为先生认可者，有出自先生或先生加批者，为统一体例，概迻录于校勘记备注栏内，不再出按语姓名。现前《四史》已整理就绪，商务即将付印，今后陆续整理，陆续付印。先生多年未遂之宏愿，终将见诸实行。此殆胡适之先生所谓“庶几一人之功力可供无穷人之用，然后可望后来学者能超过校史工作而作进一步之事业”，先生亦将含笑于九泉矣。

　　抑尚有所申述者，先生校史，慎之又慎，绍曾尝就《校史随笔》中抉摘其义例为十五例。此十五例者，曰重阙疑，补阙脱，订错乱，厘卷第，校衍夺，斠臆改，证异文，辨误读，勘异同，存古字，正俗字，明体式，决聚讼，揭窜改，匡前修。（见《张元济校史十五例》，载《文献》一九九○年第二期）今重读先生校勘记，益证义例之严。其中斠臆改，揭窜改，先生犹三注意焉。然尚有一事未及阐发，即先生之慎校改。盖先生深恶痛绝者，厥为明人刻书每多不知妄改。若宋元旧本确有明显错误，殿本及诸本胜于宋元旧本，则亦未尝不校改。清儒卢抱经尝谓“古书流传，譌谬自所难免，果有据依，自当改正”。又谓“书所以贵旧本者，非谓其概无一譌也”。清初陆敕先校宋本《管子跋》亦谓“古今书籍，宋版不必尽是，时版不必尽非。然校是非以为常，宋刻之非者居二三，时刻之是者无六七，则宁从其旧也。余校此书，一遵宋本，再勘一过，复多改正。后之览者，其毋以刻舟目之”。叶焕彬《书林清话》引敕先此跋，谓“然则前辈校书，并不偏于宋刻，是又吾人所当取法矣”。诸家持论，大抵与先生所见息息相通。先生于一九三年九月五日致傅沅叔书，谓“承假宋刻《五代史记》，弟已校过，固有佳处，然讹字亦颇不少，且有甚离奇者，如‘将儿’二字，误作‘状元’”。又谓“弟已将残宋本及汪文盛本、刘氏覆宋本校过，将来尚拟取明监、汲古两本再校。凡为诸本所不误而此本独误者，拟将其字改正”。（见《张元济传增湘论书尺牍》第二四七页）足证先生校史，其所以重视宋元旧本，并非因其“概无一误”。先生可贵之处，不讳言宋本讹字，此与古今藏书家奉宋椠如金科玉律者迥然不同。然先生决不轻改旧文，必须一校再校，乃至四五校，凡为诸本所不误而宋本独误，或诸本皆误，独殿本不误，确凿有据者，始将其字改正。其无所据依者，则宁从盖阙。从现存十六种校勘记中观之，此类校改，遍及诸史，不独《五代史记》如此。以《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为例，《史记》出校四千九百余条，栏外批“修”者凡一千八百余条，《汉书》出校四千四百四十九条，其中殿胜宋者七百零四条，义可两通者二十二条，殿胜宋于栏外批“修”者二十条，殿胜宋原未批“修”实已修者七十三条。《后汉书》出校四千九百十四条，批有“修”字者二百九十四条，其中批“修”已修者一百零四条，原未批“修”已修者一百九十条；原批漏修七条，误修二条。《三国志》出校四千六百零五条，已修者为一千三百三十七条。总计前《四史》出校一万八千八百六十八条，已修者三千五百二十四条。可见诸本不误而宋本误者约占五分之一强，五分之四则宋本胜于诸本，而景祐本《汉书》殿本胜于宋本者，仅为六分之一强。以上情况，与陆敕先所云“宋刻之非者居二三，时刻之是者无六七”，大体脗合。校勘记栏外所批修字，均为先生所手批，如遇校史处同仁于栏外擅批“修”字者，即遭先生批评。盖先生批“修”与否，须经反复推敲，务必参校其异同，斟酌其是非，未可卤莽行事也。校勘记栏外，除批有“修”字外，尚有批“补”、“削”者，均系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不同处理方法。以校勘记核对衲本，一经处理与原本字体毫发不爽。无论改字或补字，均做到天衣无缝。此实整理影印古籍之极则，自晚清西法传入中国以来未之有也。

　　此次整理，发现校勘记栏下有批“修”而实“漏修”者，有当年即已发现而加批“漏修”者。漏修之外，间有加批“误修”者。所谓“漏修”，即应修而未修之字；所谓“误修”，即宋本不误而据殿本及诸本改字者。此类误修之字，在《魏书》、《隋书》、《南史》校勘记内均附有《误修字表》，《旧唐书校勘记》眉批：“误修五十九条”，均在各条殿本栏内分别标明，先生之所以加批“漏修”、“误修”，意在重印《衲史》时逐一改正，漏修者补修，误修者回改。然一九五八年商务重印精装缩影本时，先生已病重住华东医院，仲茀先生亦已年迈，无能为力。此则先生始料所不及。现在校勘记即将付印，孰为漏修，孰为误修，固彰彰明甚。于此益见先生襟怀之坦白，校勘之认真不苟，并世殆无其人。

　　或谓先生以宋元旧本影印《衲史》，若将宋元旧本误字改正，则将无法保存宋元旧本之原貌。此实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夫宋元旧本之所以见重于世，无非因其刻印较早，错误较少。旧本既不能“概无一譌”，则误者正之，缺者补之，实为实事求是之科学态度。昔王渔洋于《居易录》中讥钱牧翁所定《杜集·九日寄岑参诗》，明知“两脚”为“雨脚”之误，竟不敢订正，一仍宋本之误，甚为可笑。若明知诸本不误而宋本独误，犹必保存宋本旧貌，岂非陆敕先所谓“刻舟”之徒，不免重蹈牧翁之覆辙，而为渔洋所窃笑。或以为校本与影印本有别，校本以求是为目的，固当改字而出校记，以明所依据；影印本则以存真为原则，如确知宋元旧本有误，当一存其真，而以校勘记揭示之。若径行描改，则将使读者误认为原本果无一误字。窃以为此言诚是，然未可一概而论。清儒段若膺尝谓“故刊古书者。其学识无憾，则折衷为定本以行于世，如戴东原师之《大戴礼记》、《水经注》是也。其学识不敢自信，则照旧刊之，不敢措一辞，不当捃摭各本侈口谈是非也”。（见《经韵楼集》卷十一《答顾千里书》）夫以张菊老之淹贯宏通，诚可谓学识无憾矣。先生既据宋元旧本影印，复校以众本，折衷至当，取长补短，择善而从，以定本行世，又何尝不可。且所改之字，均一一见于校记，原本究属何字，读者不难明其底蕴。然则《衲史》之可贵，盖在兼具校本与影印本两者之长，当非浅学者捃摭各本侈谈是非者所可比拟也。

　　近人论校书之法，有死校，有活校。所谓死校者，据此本以校彼本，一行几字，钩乙如其书；一点一画，照录而不改，虽有误字，必存原文。顾千里广圻、黄蕘圃丕烈所刻之书是也。所谓活校者，以群书所引，改其误字，补其阙文。又或错举他刻，择善而从；择善而从，版归一式。卢抱经文弨、孙渊如星衍所刻之书是也。斯二者，非清代校勘学家之秘传，实两汉经师解经之家法。先生校史，以死校为主，而参以活校。兼擅卢、孙、顾、黄之长而交相为用。罗各本之异同，存各本之真面；而又斟酌是非，择善而从。此实集校勘家之大成，继卢、孙、顾、黄之后而独辟蹊径。此十六种校勘记一旦公诸于世，先生校史之功不难一一覆按也。

一九九四年六月一日 后学王绍曾谨识

附《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一览表》

此表依据中华书局一九六○年五月二十日借条并实际清点结果录制

整理凡例

　　一、整理先按校勘记原稿过录，然后进行覆覈。

　　二、过录时以校勘记定本为主，参以留备参考之本。

　　三、过录时概用衲本页数、行数，填写清楚、准确，如原校勘记间有误填者，必须逐一改正。注文均须于“行”字下加“注”字者，正文则不加“正”字。原校勘记如有加注“正”字而不加“注”字者，均须改正，以便统一体例。

　　四、校勘记原稿主要以殿本校宋元旧本（即上栏摘句为宋元旧本，下栏异文为殿本），间有以宋元旧本校殿本者（即上栏摘句为殿本，下栏异文为宋元旧本），宋元旧本校殿本为统体例，必须一律以殿本校宋元旧本。过录时先据殿本叶数、行数，找出原文，然后与衲本覈对，改填衲本叶数、行数，并将摘句与异文互倒。

　　五、校勘记所用参校本概用小一号字填写，版本概用简称。如汲古阁本称“汲”，北监本称“北”，大德本称“德”，汪文盛本称“汪”，孔继涵校本称“孔”。凡填入上栏者即同衲本，填入下栏者即同殿本。原稿中有“汲、德同”、“北、汪同”者，“同”字均可省去。

　　六、校勘记过录时须按原稿在异文及衍文旁加“o”为记，倒文加“oo”为记，脱文加“＜”为记。原稿有应加而漏加者，均须增补。

　　七、校勘记摘句及异文过录时必须逐条与衲本、殿本覈对，如发现原稿摘句与异文有错误或互倒时，均须逐一改正。过录时如发现衲本、殿本确有异文但校勘记漏未出校，均须用另纸抄录，作为校勘记补遗，附于校勘记之后。

　　八、校勘记原有朱墨笔批语，凡有关考辨异文是非者，均逐一迻录于备注栏内。凡不同层次之批语加“○”间隔。校勘记批语，有出自张菊老者，有出自汪仲谷、蒋仲茀两先生者，因校勘记由菊老总其成，不再标批语姓名，特殊情况，另行处理。批语内如有“宋胜殿”、“殿胜宋”或“义可两通”者，亦须如式过录。在校勘记宋元本栏内、殿本栏内用“×”表示异文是非者，迻录时概用“宋是”、“宋讹”、“殿是”、“殿讹”或“殿疑讹”表示。如遇批语中引书有疑不能明之处，必须覈对原书，方可过录。

　　九、校勘记栏外批“修”字或“补”字（间有批“削”字者），均须于备注栏内过录。过录时并须根据摘句及异文逐一覈对，以明衲本是否已修或已补、已削。如发现应修而漏修者，须于备注栏内加注“原批修、漏修”。如发现原未批修而实已修者，亦须加注。凡校勘记栏外原批“漏修”或“误修”者，则于备注栏内加注“原批漏修”、“原批误修”。如校勘记原附有“漏修字表”、“误修字表”者，除与原校勘记覈对加注外，并将原表过录一份，附于校勘记之后。

　　十、校勘记过录完竣，必须逐条覆覈订正，统计出校若干条，批修者若干条，应修漏修者若干条，误修者若干条，未批修而实已修者若干条，最后写出整理说明。

史记校勘记整理说明

　　一、《史记校勘记》为张菊生先生手稿，凡六册。所用红格纸系当时专印。自上至下依次为卷、叶、行、宋本、殿本五栏，今依式迻录。

　　二、原稿第一册封皮内及第六册后十叶为补遗，今依次散入校勘记内。

　　三、《史记》所用底本为南宋庆元间建安黄善夫刻三家注本，校本为乾隆间武英殿刻三家注本。前者简称“宋”，后者简称“殿”。参校本有清刘喜海旧藏百衲本、明末毛氏汲古阁刻单索隐本、明王延喆刻三家注本、近人刘承幹影刻宋蜀大字本等，依次简称“衲”、“汲”、“王”、“刘”。

　　四、校勘记原稿格式，先于宋本栏内摘出原句，并在有异文或衍文、脱文处加上标记，然后在殿本栏内标出异文。王本异文填在宋本、殿本栏下部，衲、汲、刘本则分注宋殿两栏内。今除将王本异文分别移注宋殿两栏，其余均依旧式。

　　五、原稿上下栏外及字里行间有菊老批语，凡与异文是非有关者，均迻录“备注”栏内。批语不止一条者则根据顺序先后加○隔开。

　　六、原校勘记下栏外菊老手批“修”、“补”、“削”等字者，《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本已经修订，所修字体与黄善夫本风格一致，故不易察觉。但偶有批“修”而实未修者，又有未批“修”而实已修者，均于备注栏内注明。

　　七、原校勘记宋本栏内摘句偶有譌夺衍倒之处，今依影印本径改。

　　八、原校勘记有宋本、殿本误倒者，即宋本栏内摘句实为殿本，而殿本栏内异文实为宋本。今分别于备注栏注明，不改校记。

　　九、原校勘记共出校四千九百余条，而批“修”、“补”、“削”字者一千八百余条。但间有影印本已修订，而校勘记原稿未出校者。今有杜泽逊同志据日本水泽利忠《史记会注考证校补》辑为《补遗》一卷，计二百二十六条，附刊卷尾，以资参考。

　　十、原校记系行书，且有夹行细字极难辨识者，迻录错误在所难免，敬祈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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