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们今天不是讨论和研究具体的作家作品，而是梳理一下改革开放30年文学观念的嬗变问题。
讨论这个问题离不开中国甚至世界的大背景。1970年代末兴起的改革开放运动把中国全面纳入现代化以至全球化的轨道。近30年来，中国从国家体制到社会细胞、从主流社会到民间阶层，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现实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就文学艺术而言，虽然党和国家关于文学艺术的指导思想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中国当代文学所赖以延续和发展的文学传统和历史资源、理论资源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但从“三突出”、三个样板戏到今天百花齐放、样态纷呈的文学艺术的发展局面，中国的文学艺术政策进行了重要的调整，文学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当然，文学观念的变革不可能是一种单方面的简单的行动，它总是与多方面的复杂的文学实践活动紧密相伴随的。尽管我们用近乎苛求的标尺和期望度量着文学，但无论是作为研究者还是作为读者，附加给文学的规则和市场仅仅是文学观念变革的外在因素，而真正促动文学观念变革的内因仍然是作家及其创作实践。①因此，考察中国当代文学观念嬗变的轨迹，唯一的仍然是从作家的创作实践和文学呈现的形态入手。
但是，当下的文学实践活动是大量的纷繁的，我们仅从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1000部以上）、刊物发表的中短篇小说、报刊杂志以及网络涌现的大量的散文、诗歌、小小说等等可见一斑。如果我们的目光过于分散于纷纷纭纭、样态杂呈的文学个体，未必能够准确清晰地捕捉着文学观念变革的基本脉络。于是，我们选择了30年来中国文学概念的变化作为研究的切入点。
概念，指对于一种既定事实的概括和总结。而在文学创作领域，总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创作倾向、创作理念、写作技巧、价值观念等，由于达到了一定规模，造成了一定影响，从而被大多数人认可，赋予其一个比较确切的定义，成为一个“文学概念”。②
从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至今已经30年。30年来，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虽然不能说成就举世瞩目，但就发展样态而言也可以称为一种繁荣的局面。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中国当代文学告别了僵化、一元的格局，开创了多元化、多样态发展的前景。不可否认，中国当代文学还没有进入产生世界级的作家、重量级的作品和全面繁荣的时代，即使是目前行走在文学界的作家，很难说谁是领军人物和哪些是标志性的作品，皇帝轮流坐，各领风骚一两年，甚至靠制造无厘头、棒喝造势、制造卖点等哄抬物价，虚构文学幻景。但这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种积累，正说明了当下中国文学市场的自由开放，文学观念的深刻变革。正是在这自由开放的文学市场中，作家们创作的旗帜林立，经过聚合分离，形成不同的文学概念，它们正好从一个侧面描绘了我国文学的发展轨迹，从本质上体现着新时期文学观念的嬗变。
从宏观上考察，新时期文学观念的嬗变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一、历史和现实的反思：文学创作的理性思维
1976年，“文革”结束，当代中国历史开始了新的转折。作为当代中国精神现实的文学也不可避免地发生重要变革。文学的变化首先表现在对刚刚过去的“文革”历史的清理和反思，对“文革”时期执行的文艺的指导思想、创作原则、表现模式等有选择的进行突围。需要指出和耐人寻味的是，文学的这种变化是在一种理性思维的基础上发生的，这既是一种历史的反其然，又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文革”时期实际上是一段疯狂和非理性的历史，“文革”的嘎然终止在人们思想和心理上造成暂时空白，人们梦醒定神之后便不能不冷静回忆思考噩梦中的经历。1977年，刘心武发表小说《班主任》，1978年，卢新华发表小说《伤痕》，两者都揭示了“四人帮”在人们生活中投下的阴影，作品发表后在文学艺术领域引发了多方面的震动，成为后来伤痕文学的代表。其他有影响的还有茹志娟的《剪辑错了的故事》、陈国凯的《我应该怎么办》、金河的《重逢》、叶蔚林的《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冯骥才的《啊！》、古华的《爬满青藤的小屋》、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路遥的《人生》等。③“伤痕文学”算得上建国后第一个颇具影响的文学概念。“伤痕文学”单就概念字面本身即与新中国以后的文学标签和命名有巨大差别，本质上更是对“文革”中以“三突出”为代表的歌颂文学的反叛。
接下来登场的是知青小说。浩浩荡荡、轰动世界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结束，扎根于广阔天地的知识青年纷纷返城，作家特别是有着知青经历的作家们也开始了艰难的反思。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年轮》、《雪城》，张承志的《金牧场》，从维熙的《北国草》，叶辛的《孽债》，都深刻探讨了“知青运动”产生的巨大影响，生动记录了只属于那个年代的无法复制和再现的悲欢。知青文学在文学意识上的突破是，它没有在臧否之间简单地作单方面的选择，而是在回溯那段许多人经历的历史的时候，既表达了历史的浪漫、雄浑、悲壮，又述说了特殊生活经历的无奈、艰辛、痛楚，反映了历史狂热之后人们的一种理性化思维。它实际上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内在的某种程度上的突破。90年代初期，新的一代知青小说影响力减弱，知青文学成了当代文学发展史上观念演变的特有名词。
改革文学完全是紧贴着现实的步伐和改革的魂魄兴起的。以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的改革潮流自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迅速涌向城市，涌向华夏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震撼着每个人的灵魂，作家们从对历史(知青运动)的关注中回过神来，开始关注现实中的改革与发展。以中国的改革为创作题材的文学作品渐成阵势。开山之作应该首推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陈奂生上城》，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李国文的《花园街5号》以及陆文夫的《围墙》，都是其中的佼佼者。改革文学由于是新时期文学创作倾向发生变化之后最先关注和表现社会现实的一类文学作品，并且在表现改革实践的过程中不回避改革的沉重和矛盾，因此能够引起主流社会和下层民众各阶层的共鸣，一时间它所产生的轰动效应大大超出了文学应有的疆界范围。不可否认，改革文学的轰动与其附依在社会改革的项背之上有直接的关系。之后，“改革文学”尽管很少再被提起，但近年的众多部反腐倡廉作品，都与此一脉相承。改革文学观念上的意义与它所承接的社会改革的精神是密不可分的，它必然成为新时期文学观念嬗变的一种动力。
最能体现新时期文学创作理性思维的是寻根文学。80年代中期，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在全面向广度和深度拓展，社会的裂变触及到所有领域。面对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时代潮流，中国文学（文化）沿着什么样的路径前行，又向何处发展？引起了一批具有忧患意识的作家和人文学者强烈关注和深切思考。1985年，韩少功的论文《文学的“根”》发表，可以看成是赫赫有名的“寻根文学”的存在宣言。作家们开始了对民族传统、民族文化和民族意识的孜孜不倦的探索，他们坚信“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寻根正是他们要走向世界的必经之路。这一阶段好作品层出不穷。刘心武的《钟鼓楼》，冯骥才的《三寸金莲》，邓友梅的《那五》，韩少功的《爸爸爸》，阿城的《棋王》、《孩子王》，其中好多作品被改编成电视剧，同样精彩。这不能不说与作家和作品所表现的传统的、民族的、地域性的特色文化有直接的关系。如果从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个过程及未来发展看，“寻根文学”也许具有真正的独特价值。因为无论如何它在寻找文学（包括文化），而且是在中国和世界的背景下冷静地思索和审视文学，就这个意义而言，文学身影的放大和文学本质的回归是可以期待的。
二、先锋探索：非理性的文学触角
作为一种精神现象，文学也许需要像其他社会现象那样伴随整个社会的变革不断地发生变化。而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社会现实是，改革的深入催化社会结构渐趋全面松动，社会价值体系正在悄悄发生变化：一方面是市场的作用和价值导向正在显现，另一方面是市场作为开放中的中国社会构建的重要机制并未得到正式的确认和命名。但是，原有的均衡打破，利益关系重新调整，新秩序仍在怀胎酝酿，就像价格双轨制一样，社会处于一个非完全有序的状态。正如主流社会的判断，改革处在关键时期，社会面临着艰难的抉择。“在这一情势下，文学观念的反省、调整的步伐加速，作家有可能向‘通俗小说’等大众文艺的方向倾斜，但也可能转而更多面向‘文学自身’，探索的势头得到加强。”④（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
文学的变化的显性脉络是：文学观念和文学表达的非理性化。文学的这种明显特征应该说是与此时的社会现实图景完全吻合的。社会的非完全有序状态使得生活显得非常冗繁，改革阵痛让人惊悸而又无奈，生活的噪杂与社会心理的紊乱似乎让人无法进入理性状态，主要由政治家把握的社会发展方向和社会构建的新图景只能拭目以待。作为以形象表达为主要手段的文学不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阐说者和论证者，而只能是社会现实的感知者。因此，由一系列文学概念显示的文学非理性化呈现则是必然的。
首先是新写实主义。在此之前，作家一直关注着社会生活的大气候与大变革，从池莉等人开始，鸡毛蒜皮的市井生活成为作品的主题，“新写实主义”让文学从宏观进入微观，这对于大多数敏感、细腻、具象思维胜过抽象思维的女性作家来说，可谓找到了创作突破口。（被比较一致认定“新写实小说家”）池莉的《烦恼人生》、《来来往往》，方方的《风景》，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刘恒的《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平凡琐碎的生活经过作家以无所不在的自由人的角度叙述，让读者找到了更多共鸣。新写实主义实际上是文学观念转变和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迂回策略。它主要让文学避开在社会发生重要嬗变时期文学难以言说的社会本质的表达，从而又不至于让文学在纷繁的社会现实面前失语。平凡琐碎的现实生活的描述让文学获得了体面。
其次是先锋派。与那些紧跟社会和政治发展的文学概念有明显区别，文坛第一次出现了单纯以审美为目标的文学概念——“先锋派”。先锋派的作家受西方文化影响较重，特别重视“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等表现形式。谌容的《人到中年》，徐星的《无主题变奏》，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莫言、格非、余华、苏童、叶兆言，都从此时开始进入读者视野。先锋派的作家在文革期间度过童年，因此并没有深刻的伤痕存在，这让他们转而从形式上寻找突破，并最终从“先锋派”转型，踏上各自的创作路程。“先锋派”虽然以审美为追求目标，但这种追求是以作家自我主观的感知为原本依据的，单就这些作品表现形式的选择就非常能说明问题，因此，它并非是一种完全的真正的理性化追求。
第三，新历史小说。历史在此前通常只有一种说法。在经历了先锋派的新奇体验以后，作家们则在文以载道之外，又回复了古代文人一直就有的探究精神和批判精神，他们试图对历史重新认识，于是出现了“新历史小说”。苏童的《妻妾成群》，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红高粱》、《丰乳肥臀》，叶兆言的《追月楼》，作家们在这些作品中，已经有了自己认识和书写历史的勇气，已经取代了传统的历史小说，且在后来(包括今天)慢慢成为历史小说创作的规范。“新历史小说”与其说是对历史的表达，不如说是对历史的解构，它完全放弃了对历史的理性思考，就如《红高粱》一样，在轰轰烈烈中把历史撕成碎片，只有放大的几个人物组接的若干故事。
第四，调侃文学(京味文学、痞子文学)。中国新时期文学在10中经过颠覆、重构，并且在中国社会大格局的碰撞中似乎已经正经、理性不起来了，而人们对文学的面孔和表现似乎也有了新的期求，这不得不让文学苦思冥想如何做“人”才能让人喜欢。于是，文坛出现了以王朔及其作品为代表的调侃文学或者说京味文学。（“痞子文学”是90年代很火爆的文学现象如王朔的《看上去很美》《我是你爸》等，王朔宣言：我是流氓我怕谁）不可复制的语言，直白流利的行文，嬉笑怒骂的冷幽默，文学此时不再端着架子居庙堂之高，彻底被拉下马来。王朔，王小波，二王专美，“调侃文学”深入人心。直到今天，依然有铁杆的追随者，继续着自己将调侃的文字进行到底。调侃文学使得文学的非理性化倾向达到新高。
三、身体感官：文学的感觉主义时代
1990年代，中国社会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市场机制开始在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广泛发挥作用。同时，中国的发展以及进一步融入世界，使中国社会日益繁荣，物质日益丰富，消费和满足消费成为现代生活最显著的特征，物欲让世界膨胀。在生活就是一种感觉，幸福就是一种感觉，甚至健康就是一种感觉的口号倡导下，我们便全面进入感觉主义时代。似乎就是在这个感觉主义的意念下，我们正在全面构建一个可感的世界。现代科技的发展推动世界进入读图时代，声像构造成为现代社会最为突出的文化景观。⑤现代化似乎就是各类图像的拼排。日常生活审美化则使声像构造成为现代社会的合理化需求。而市场化则使我们生活中的一切都将被纳入市场的规则之中，并且都存在着升值的机会。无疑，文学没理由也不可能逃脱市场的游戏规则。
更重要的是，文学的视野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市场的作用不但让文学考虑怎样写，还要考虑写什么。于是，有市场有需求的东西都成了文学表达的内容。文学不再仅仅是可以理解的精神产品，也是可以感受感觉的商品。无奈，文学也进入了感觉主义时代。
1、身体写作。如果说之前所有的概念都是“形而上”的精神层面，身体写作则彻底变为“形而下”的物质层面，崇尚人的身体感官，追逐脂粉气，铺陈身体的美艳和性感，以情感游戏和性感受作为文学热衷表现的内容。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身体写作以惊雷之势出现，力求以身体的突破，达到精神的突破，从而突破文学作品固有的程式，棉棉的《糖》、卫慧的《上海宝贝》最能代表，而其后更多写手的追趋则暴露了人们的猎艳心理，形成了对文学的冲击力，被人们冠以香艳文学的“美誉”。身体写作与香艳文学中某些作品的出格描写，一直为人所垢病，备受争议。身体写作的诞生及其轰动，体现了文学自身的自由、随意和文学市场的开放。
2、美女作家(美男作家)。美女作家这个概念，和身体写作是有些重合的，但二者还是有区别的。“身体写作”仍然关注的是写作本身，而“美女作家”以及后来的“美男作家”（如上海大学教授葛红兵：沙床）则完全抛弃用作品说话的规矩，对作家的外表给予了充分关注。假使套用钱钟书先生的话，可以理解为：不管鸡蛋有没有营养，下蛋的鸡漂亮就行。（她们不一定个个都是标致的美女，但她们的共同特点：1、年轻、开放；2、都以为自己是美女，3、当然都是作家，4、都很爱说话，5、作品内容大致相似，6、都不被官方所喜爱。如：卫慧、棉棉、安妮宝贝、春树、张悦然、颜歌、顾湘、蒋离子、苏德、周嘉宁、蒋方舟，大多是80后生人）到目前，两个词已成明日黄花，说谁是“美女作家”谁就会跺着脚和你急。
3、八零后。2003年，八零后概念来势汹汹，其作者都为80年代出生的人，大多数出自网络或者新概念文学大赛，作品因为生活阅历尚缺，更多的是对内心敏锐感觉的过度关注。韩寒、郭敬明、张悦然，虽不是凭借这个概念出名，却被公认为八零后的三驾马车。2004年的深秋，有越来越多他们中间的写手宣称自己不属于八零后。在推出了李傻傻、孙睿、春树等人之后，它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如果要概括八零后的风格和影响，可能只是泡沫过后的一片虚无。他们都很年轻，创作之路正长，不被概念束缚，更可以广阔天地任遨游。（第一名：蒋峰，代表作《维以不永伤》；第二名：张悦然，代表作《樱桃之远》；第三名：孙睿，代表作：《草样年华》；第四名：郭敬明，代表作《幻城》；第五名：韩寒，代表作：《三重门》；第六名：李傻傻，代表作：《红×》；第七名：春树，代表作：《北京娃娃》；第八名：蒋方舟，代表作：《正在发育》。韩寒与白烨的谩骂、论战风波；郭敬明加入作协事件）
4、病痛文学。在毕淑敏的备受争议的《拯救乳房》(关于乳腺癌)之后，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赵玉泓的《中国第一病》(关于乙肝)，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版了台湾作家许佑生的《晚安，忧郁》(关于抑郁症)……更多的以疾病为主题的小说和纪实作品出现，共同以疾病为背景，以患者为主人公，具有深刻的社会背景，更容易引起共鸣和关注。病痛文学将是一个长期的概念，文学作品只是一种形式，更渴望达到的，是全社会对病人的关注，共同营造没有歧视的生存环境。
四、新的嬗变与文学的价值重构
新时期文学发展到今天，文学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这并不是终点，中国当代文学还在发展，文学观念还在嬗变。以下概念是中国当代文学观念变化和文学发展的新的动向。
1、新情爱文学。新情爱文学专为对抗“身体写作”而来，它几乎没有任何两性间的肉体描写，颇似电视剧中的韩国家庭剧。它相信真爱的力量，歌颂一生一世的牵手，试图唤起读者心中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新情爱文学也有很多感情描写，但不会注重描写感官的刺激，转而是对情感世界的净化和升华。目前比较为读者喜欢的《谈谈心恋恋爱》以及中国妇女出版社的《谁帅就爱谁》都可属于新情爱文学。席绢的作品、花衣裳创作组的作品、花雨系列图书……新情爱文学如同清风拂面，热力在明年还会持续升温。
2、青春武侠。青春武侠是个有别于金(庸)古（龙）武侠以及“温(瑞安)李(凉)黄(易)新武侠”的武侠作品创作趋势，由于没有哪一个盟主站出来发表纲领性文件或者宣言，只是凑巧类似韩寒、何员外、戴漓力等新一代都不约而同地捧出了武侠长篇，才有此一说。青春武侠只在表面称谓上沿袭了老武侠们的门户帮派之说，依然有峨嵋武当少林，却不讲拳脚招数，不涉及暴力杀戮，不设计掉下悬崖得到秘笈终成宗师等雷同情节。青春武侠代表了一种更自由更随意的创作态度，80年代不再拘泥于前人的道路，他们在摸索中描画着自己的未来。
文学概念的转换，已经愈发快餐化和随意化，几乎每一本新书，都可以旗帜鲜明地自己制造出一个概念来做宣传、做招牌，不要说三天两头窜出来的诸如“青春伤痕文学”、“胸口写作”这样没有生命力的跟风概念，就连大名鼎鼎的余秋雨和周国平，在各自自传出版之际，也分别抛出“记忆文学”和“心灵自传”这样谁也说不清的概念出来，如雨过地皮湿，热闹了几天，终于不了了之。
为什么文学概念的变换会如此频繁？首先是主流阶层、国家体制对文学的控制和管理放得愈来愈开，更多地尊重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其次是社会的开放、宽容；第三是文学走出神圣，走向大众；第四是效益、利润进入文学领域，市场机制已经开始支配文学，我们从文学概念的变换中可以窥知文学对于市场反应的灵敏程度。当然，文学概念转换的背后是文学观念的变化，而文学观念的变化才是影响文学发展的根本性的因素。
所以，对于文学概念的随意粘贴我们并不十分担心，我们所关注的是文学观念的变化，关注的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重构。新时期文学搭乘着中国现代化、全球化的快车自身不断发生裂变，如今中国的文学概念要比当代文学前30年，甚至中国现代文学的概念丰富得多，文学的精神追求以及已经形成的品格逐渐表现出开放、自由、平等，且渐趋非自律化，在此我们且不轻率地做臧否评价。但是，我们期待的是在文学概念的转换和文学观念的嬗变中重建中国文学的精神价值，以便为中国文学的辉煌和走向世界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吴圣刚：生态表达与文学的价值[J]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4-53-56
2、江筱湖：“文学观念”30年：从思潮到商标[J]人民网:culture.pepole.com.cn
3、孟繁华 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M]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1-204-206
4、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3-335
吴圣刚：声像构造：文化意义与精神消解 [J]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3-26-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