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欧逸文/文
韩寒集最受欢迎博主、畅销书小说家、散文家、赛车手于一身，他既有拜伦式的英雄主义，又有牛虻式的自由快乐，他是80后那一代怀疑精神的最佳表征。
1999年12月，上海一家出版社收到了一份手写的稿件，作者是文坛新秀，刚刚从高一退学，他的名字叫韩寒。在他七盏大红灯笼高高挂的高中时代，他坐在教室后面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写这部名叫《三重门》的小说。小说讲述了一位中国高中生的故事，成天把上课的内容“从黑板抄到笔记本再抄到考卷上”，在“无尽的空虚”中混日子，而他的母亲却给他吃补药希望提高他的智商。另一家出版商曾说这部小说主题太压抑，不符合时代精神——当时关于中国青少年的书更多向刘亦婷的《哈佛女孩》看齐，勾画出一幅幅通向常青藤名校的大好蓝图。但是这家出版社里有一位编辑对韩寒的书很有兴趣，并印了三万本，三天之内就售罄了。于是加印了三万本，很快又被抢售一空。
在全球描写青少年焦虑问题的世界名著中，这部作品并不算很尖锐，但是在中国却是史无前例的：一个籍籍无名的小人物写了一部尖酸讽刺教育和当局的写实小说。中国中央电视台在全国范围内播出了长达一小时的访谈试图让公众的狂热降温。但是在电视上，韩寒留着常见于男孩偶像组合的蓬乱发型，刘海横扫前额，遮住了他的左眼，散发出一股桀骜不驯的魅力。当西装革履的教育家们声讨他的“叛逆行为”“可能导致社会不安定”时，韩寒微笑着打断了他们，说：“但从你的话中，我似乎还听出来你的生活积淀还没我的厚。”他因此一举成名，自此他便成为中国新一代青年反叛人物中活色生香的代言人，中国媒体称之为“韩寒热”。
《三重门》接着又卖出了两百多万本，跻身过去数十年来中国畅销小说榜之列。之后几年，韩寒又出版了四部小说和七本杂文集，这些作品都秉持了一贯的主题：青少年，女孩和车。尽管在他现在的出版商路金波看来，这些书算不上是伟大的文学作品，但还是拥有了百万册的销量。路金波最近告诉我说：他（韩寒）的小说经常虎头蛇尾。五年前，韩寒开始写博客，注意力明显地转向了一些中国最敏感的事情上：党的腐败问题，审查制度问题，青年工人受剥削的问题，环境问题，贫富差距问题。这就好比史蒂芬·梅尔放弃她的“暮光之城”系列开始将她粉丝的视线导向公共基金的滥用问题。
事实证明，韩寒在网上比在出版界取得了更大的成功。2008年他超过中国一位电影明星，一跃成为中国最受欢迎个人博客的博主。他的博客就是一部日记组成的简单编年史，粉蓝色的背景，在一角配以黄色拉布拉多幼犬的图片。自开博以来访客数已接近5亿。在中国也仅有炒股论经类的博客才能吸引更多的访客。
韩寒一周里有一次或两次开车从上海市中心上高速公路回郊区的乡村，他从小在农家的屋舍里长大，现在那里住着他的爷爷奶奶。“我的书一开始赚钱，我就开始买跑车了，”也开始玩起了赛车，他说这段话的时候，我们当时正碰到上下班高峰，车慢慢地往前挪动着。我们当时坐在一辆宽敞的黑色通用商务车里，内设豪华座椅和有色玻璃的车窗，开车的是韩寒的知心好友兼拉力赛合作伙伴孙强。（韩寒这辆商务车专开长途，因为他怕坐飞机。）“其他赛车手看不起我，因为他们认为我只会写作，开起车来不撞墙才怪。”他说。
二十八岁的韩寒身高一米七三，体重不超过五十八公斤，他那柔和的颧骨线条令他看起来有点像韩国偶像剧明星，他的黑眼睛闪烁着，在古苏牧般的前刘海后忽隐忽现。他喜欢灰白色、牛仔布的服饰，这装扮很符合中国流行文化的审美倾向。他整洁而神气的个人风格对中国知识分子那种不修边幅的一贯形象无疑是种颠覆，他兼有凯鲁亚克的不羁和汀布莱克的帅气。私下里，他待人温和，说话用词简洁，也总是面带微笑，好像绵里藏针。
在整个中国异议者圈子里，韩寒虽占据了领袖位置，但同时态度又极其模棱两可。有时，他是中国最强音之一。（他在网上对央视极其直接而又犀利的某句评价和他很多帖子一样被和谐了，但他的粉丝先行一步，早在和谐前就把这句话给传开了。）他有时也可以很圆滑很有心计，在去年十月的某篇颇有隐射意味的博文中，韩寒只打了个引号而没有写任何字。这篇日志吸引了一百五十多万的点击率和超过两万八千条的回复。
他的批评经常使得他和中国网络民族主义者对立起来。去年十二月，一个强烈拥护政府的网站指称他为"西奴"之一，并且在他的照片上添上了一条绞索。到目前为止，他和官方之间保持着井水不犯河水的距离。去年冬天，北非与中东发生动乱期间，中国对言论的管制前所未有地严厉。在4月3日以政治挑衅出名的某艺术家被监禁后，继而在4月3日被控以未指明的“经济犯罪”。作家马健在一境外专栏上推测中国下一个目标就是韩寒和其他三位突出的批评家。“这种趋势不会停止，直到只留下御用文人的声音为止。”马健说。
近十年来，韩寒除了是作家，同时还是一位职业赛车手，他在场地赛中代表上海大众车队，在越野拉力赛中代表斯巴鲁车队，在两队中均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赛车世界充斥着广告赞助和香槟雨，和他的写生涯风马牛不相及。大体上说，他的读者对赛车漠不关心，但是这种重叠的身份造就了一位非凡的名人。韩寒的形象经常出现在时尚杂志的封面，而一些独立网站，如“韩寒文摘”、“单位”、“中国极客”，经常翻译、分析他的词句。有时他的读者会等着他发言。在微博（中国版的推特）上，他曾经只打了一个字“喂”，结果有七十五万粉丝立刻关注了他，等待他的再次出现。（不过自此以后他却再未露面。）近期他在一个电视访谈节目的开场白里就说：“只要你说中文就知道我是谁。”——有自吹自擂的嫌疑，但听起来却有几分道理。
他是唯一一位批评政府但还能拉到商业赞助的人，他代言了凡客（一家低端服饰连锁店）和尊尼获加（苏格兰威士忌），后者把他沉思的形象与广告语“梦想就是实现一个人脑海里闪现的每一个想法”相结合。瑞士奢侈名表品牌宇舶打造了一款限量表，并以韩寒的名字冠名，这块表上用英文镌刻着“为自由”几个字，并进行慈善拍卖。
马上就到韩寒的家乡亭林镇了，在分叉口拐上一条小路后，我们径直开到一条小河跟前，然而小河上的水泥桥桥面，只比车身宽了几公分。驾驶座上的孙强犹豫了一下。韩寒透过前排座椅的空隙中往外看了看，用半开玩笑半严肃的口吻说：“这座桥就是要考考你的开车水平！”我们安全地开过去了之后，韩寒才说：“我在那里出过许多次事故了。”
薄雾笼罩下的休耕地里，田埂纵横交错。这里是上海市郊，和其他大城市的郊区一样，由小型农场和工厂组成，距离纸醉金迷的市区只有一小段车程。随后，我们来到了一间两层楼的农家砖房，门前是一小块菜地。韩寒的爷爷奶奶个子都不高，他们身上裹着棉袄，慢慢走出来迎接我们，金毛也警觉地狂吠起来。我们走进厅堂，里面弥漫着乡间特有的潮湿和阴冷，穿过厅堂便是一个小院，这时韩寒尴 尬地笑了笑，示意我需要爬过一扇窗户才能进入他住的那间屋子。“一点小小的设计缺陷，这边少开了一扇门。”他说。
这是一个农村青少年自己的梦想王国：一面墙边停着一辆破旧的雅马哈摩托车，另一面墙上悬挂着一块巨大的电视屏幕，另外一台较小的显示器连接着方向盘和踏板，是用来玩赛车游戏的。房间的中央是一张台球桌，韩寒把球收集到一起，一杆开球之后，便停不下来似的，一个球接一个球地打。为了显示自己难得集中的注意力，他把两部手机都倒扣在一边，也不管它们怎么震动怎么响铃以示抗议。台球桌上，我打进一球，第二球失手，而韩寒，将剩下的球都一杆清了。
韩寒对中国的看法深受其家乡剧变的影响。韩寒在写作和交谈中，都多次提到自己的个人抱负与不负责的当地政府是有关系的。韩寒爷爷奶奶的大部分邻居都放弃了有 价值的土地，却只从政府那接受了很少的赔偿，他在解释个中缘由时说，“人们会不惜一切代价到镇上弄一套小公寓。哪怕这间公寓只有80平米，他们都会接受， 因为这意味着他们从农村人变成了城里人。”他继续说，“之后政府将夷平这些房子，并把这些土地卖给工厂或房地产开发商，再由他们建新的公寓去卖给其他人。”
换作其他情况，那也可算是一种提高居住环境的途径，但是，由于监管过于薄弱，当地官员缺乏工作动力，新工厂能否提供良好的薪资待遇，能否保证土地免遭污染， 都是个问题。韩寒指的是不远处的一个片高大的工业建筑群——一家化工厂，他谴责这家工厂将肮脏的废水直接注入小河里，而那条河，曾是他捉小虾的地方。在博客中，他曾写道：
“河水的颜色都是不重样的，我爷爷看河就知道是礼拜几，空气中全是气味，环境监测部门能面对着满河的死鱼仍然认定水质正常......我的老家规划了亚洲最大的物流港，亚洲最大的雕塑园，亚洲最大的电器城，但是这数千亩土地全部都成为了烂尾工程，闲置至今。”
我们来到了寒冷的户外闲逛着，我提到，他作为新一代的偶像，成长在中国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他的批评听起来和这种名誉有点矛盾。他说中国发展的规模掩盖了财富被瓜分的一些细节。“因为拉力赛我们去过很多地方，因为拉力赛都是在沙石路上举行，一般都是贫穷的小地方。那里的年轻人并不关心文学、艺术、电影、自由 和民主，但是他们知道自己需要一样东西：正义。他们看到身边尽是些不公平的事。”
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韩寒谈起了一位17岁民工，他为了回家在火车的过道上站了62个小时，这是他最近在一段新闻视频上看到的。中国的报纸会将能承受这种折磨描述成一种坚毅的人所应具有的品性，但是韩寒对此有另外的看法。他痛恨地说：“那人都不得不穿上成人尿布。”三天以后，这段新闻成了他下一篇博客的基本素材：“被城市化进程和大国风范利用的年轻人”。这篇博文最后说： “工作一年，排队一天，买好原价票，穿着纸尿裤，站着回老家，相当有尊严。”
韩寒写作的那些天，他总是睡到日上三竿，起来后一个人奋笔疾书，一直要到黎明时分才停笔。韩寒和金丽华结了婚，他们打高中起就是朋友。金丽华漂亮时尚又为人周到。她一直扮演着韩寒的助理兼“管家”的角色。“韩寒非常容易信任人，几乎可以说很好骗。”她告诉我说，“过去，他被其他出版商骗，还赔了不少钱。”他们去年生了个女儿，中国国内八卦杂志迎接这桩喜事的态度简 直不亚于庆贺某皇室贵族喜得一女（新闻标题诸如“韩寒当爹了，采访中首次谈起女儿”）。韩寒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老是主动提起他仍然有“女朋友”，比如他曾 说“我想留在国内；因为我女朋友都在这里。”但是，很难知道他在抽科打诨的同时是否也在圆滑地转移话题。如果问得详细点，他又说：“我喜欢观察别人的生活，但我不喜欢别人窥视我的。”
他很骄傲地自称为“俗人”，常用些粗言俗语，比如他曾宣称女导演应该坚持“拍一些爱情电影或者生活电影”。（他说他只是针对胡玫说的，胡玫曾导演了主旋律传记片《孔子》。）不像中国其他批判政府的著名批评家，他跟西方世界鲜有关联；他去过欧洲，但没去过美洲，对西方文学也兴致索然。但他对国外媒体对他的关注却也习以为常。西门与舒斯特公司（原是美国规模最大的图书 出版公司）计划在明年秋季把他的一些散文及博客杂文翻成英文集结出书，接下来还计划出版一部小说的英文译本。
韩寒很久以前就认识到他“叛逆”的身分不过是种陈词滥调。一次他跟一名记者说道：“如果我叛逆，就不会开奥迪宝马了。”不过关于他叛逆的说法依然不断；就连官办英文报纸《中国日报》也用标题“永不止境的叛逆”来影射他繁忙的行程。事实上，这个叛逆之徒不开车的时候，也就保持着平静的生活节奏：他不抽烟，很少喝酒，对泡夜店也没什么兴趣。
韩寒几乎被不假思索地形容为中国青年的象征，但这并不是纯粹的赞誉之辞。他来自毛过世后，独生子女政策下的第一代，人称“80后”。在有关价值观和国民性的诸多讨论中，中国人对80后的看法可以参照美国人对“婴儿潮”一代的看法：他们是在种种激烈的社会转型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这种社会变动疏远了他们和父母的关系，令他们以一种全新的姿态要么自我意识强烈要么自甘堕落，这取决于你站在谁的角度上。
韩寒的父母曾经都为政府部门工作：他的母亲周巧蓉在当地一家 社保办公室发放福利；他的父亲韩仁均年少时曾心怀创作小说的志向，但最终在一家当地党报党办报纸担任编辑，于是在文学上再无雄心壮志。“他不喜欢这种生活，因为需要成天喝酒，还要拍领导马屁。”作为儿子的韩寒说道。他的父母在尚未知道生男还是生女的情况下，就商量好了给孩子取名为“韩寒”，也就是父亲早已弃用的笔名。近几年来，由于他们的儿子对政府部门的质问，令他们在政府单位的工作更加复杂化了；他提出在经济上扶养父母，于是夫妻俩提前退休了。
韩寒小时候是个不安分的孩子，喜欢室外运动。但他父亲把家里 最好的文学书籍堆在书架的低下几层，这样还是个小男孩的韩寒就可以轻松够到；而政治宣传类的书则留在书架的最高层。“通常我会告诉人们我不喜欢看书，当然这是不可能的。”韩寒告诉我，“我也告诉其他赛车手我从不练习，其实我偷偷地在练。”阅读中国古典名著使他偏离了学校课程。“我不相信哪个真正喜欢文学的 人还会热爱毛泽东。”他说，“这两件事没法相提并论。就算撇开毛的政治业绩不谈，也不论他做过多少坏事，有多少人因为他饿死，还有多少人被他杀死，至少有一点能肯定：毛泽东是作家的敌人。”
因为长跑成绩优异，韩寒被松江二中录取了。他偶尔会写作，16岁的时候，他听说上海有家杂志在寻找青年作者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他以前参加过一些作文竞赛。“比赛规定你得写一些你做过的好人好事——比方说，帮助老太太过马路，或拾金不昧这种事。也不管实际的情况是你把钱包放进自己的口袋。”但是“新概念”打算搞点新意，决赛中给韩寒的作文题很抽象：一个考官把一张白纸扔进一个空玻璃杯（译者注：原文有误，实际情况是有半杯水）——就是这么个题目。他告诉我说：“我当时对这张纸落到玻璃杯底部如何和人生联 系在一起有了些偶然的想法。”然后又加了一句：“都是胡扯。”他在比赛中得了第一名。（这篇文章至今在粉丝堆里广为流传。）
如果生在中国历史中的另一时期，他或许会因为太独树一帜而被边缘化，但1999年的中国受到了各种新思想的冲击。互联网的使用开始快速增长——中国的网络用户数在那一年翻了四倍，另外还有一种开放的氛围在全国弥漫着，因为中国准备加入世贸组织了。
韩寒在作文竞赛夺冠的那年，各科成绩却全面飘红，而且还留级了。再次面临挂科边缘之时，他退学了，这使他迫不及待把小说手稿付梓印刷，“以证明自己，”他说。“我告诉我的同班同学和老师，我是个好作家，我能靠写作 养活自己，但他们都说我疯了。”《三重门》出版以后，韩寒热席卷而来，这本书已经不仅仅是一部批判中国教育制度的著作了。《三重门》触动了年轻人的心，因 为正如上海作家陈村所言，韩寒的存在给他们以“一种推举自己偶像的权利”。
韩寒当时的收入就超过了他的父母，但他感到厌倦了。同龄人个个都在上学，而他为上海的高速卡丁车赛道深深着迷——按他的说法“这是唯一一项既不是嫖娼也不是赌博的娱乐项目”。他北京的一个朋友老是说，他可以找些赞助商组一个车队。韩寒北上帝都，成为全国各地满怀希望北漂一族。他俩就像叛逆之徒一样生活着，但进退有度。午夜以后，他会在天安门广场旁的长安街大道一路狂飙，但也会在每个红灯前停车。
“每天晚上，我们一起坐在酒吧里争论着‘应该买法拉利还是保时捷？因为很快我们就会发财了！’”但最后，他朋友的信誓旦旦不过是一通胡扯。“两年里，他拉到的唯一一个赞助商是他家楼下的便利店，给我们赞助了一箱矿泉水。”韩寒说。
韩寒最终在一支队伍里赢得一席之地，并且在赛道上以谨慎著称。他的队友王睿告诉我：“他准备冒险的时候，会做更多衡量。”他的领航孙强说，最难控制的时刻是当车手落后的时候：“他们都会变得很冲动，试图追上去。 一旦发生这种情况，车手就会失去理智。”韩寒在2007年赢得了中国汽车场地锦标赛的总冠军，彻底让那些有关他玩车丧志的质疑销声匿迹。我认识的赛车手里 没有一个对他的写作生涯有一丝兴趣。“我宁可知道得越少越好。”孙强说道。
韩寒在北京待了四年，期间时而赛车，时而写作；他的文集包括《通稿2003》和2005年出版的《就这么漂来漂去》，以及2002年出版的小说《像少年啦飞驰》（有关一对枪手作家谋生立命的故事），和2004年出版的《长安乱》（有关一个心不甘情不愿的武侠大师的故事）。他的书上市时总是以阴沉的冷色调封面作推广，文笔激扬，观察入微，但没有一部作品能够像他的处女作那样一石激起千层浪。事实上，他并不享受写作。写作只是为了资助他的赛车事业。“撞坏一部车，就意味着我得写本书去糊弄读者了”他之后写道。
2005年，距离韩寒首次在文学界亮相已有5年，此时的他入不敷出，并正与一家出版社就版税和版权问题争执不休。之后，他遇到了路金波，一位作家出身的出版人。路金波比韩寒年长7岁，是个生意人，爱穿细条纹西装，说起话来劈头盖脸，不留情面。他给韩寒开门见山式的建议是：“他的‘问题少年’形象已经过时了，当时人们就已经对他没以前那么好奇了，”路金波说。他看到了一个必将一鸣惊人的炒作新题材：他为韩寒的下一本书提供的预付款高达200万元（约25万美元）——以中国出版业的行内标准来看，这可是笔巨款。之后，有关这份合同的报道不仅上了各大报纸的头条，也奠定了路金波“天价版税”之父的地位。
在参加完路金波旗下另一位作家的书友会之后，我约路金波在书店吧台一起喝啤酒，他的言谈举止让我想起了拳击经纪人唐·金：他不仅对韩寒的才智推崇备至，甚至认为韩寒可与南非前总统纳尔逊·曼德拉一较高低，还预言大学里迟早有一天会开一门“韩寒研究”的文学课。他还对自己所谓的“品牌”发表了观点。“韩寒是一种社会现象、一个文化偶像，甚至还有一丝半个宗教领袖的意味，”路金波说。“我说的宗教，意思就是，喜欢韩寒不需要特别的理由。”路金波还指出了韩寒的粉丝和姚明（NBA中第一位来自中国的全明星）的粉丝之间的不同之处，“姚明迟早江郎才尽——但韩寒呢？他的粉丝喜欢他的一切。”
“我希望他成为一个批评家、一位思想家，同时还拥有好小孩的形象，”路金波对《青年周末》（一本中文杂志）说过这样的话。为了宣传韩寒阳光的一面，路金波的团队首先摒弃了韩寒书籍一贯色调阴暗的封面设计，转而使用明快的白色系封面，而路金波个人更是敦促韩寒紧跟他在流行音乐上的兴趣。2006年韩寒录制的流行专辑《十八禁》（即“限制级”的中文说法），倒是对那些总想把韩寒视作半吊子的人而言正中下怀。毫无疑问，歌词离限制级还很远，顶多算得上家长监护级（“快乐是/快乐的方式不只一种”）这段时间，路金波说，给韩寒打造新形象并不是他出的主意。“他对于一切都有他自己的看法，”路金波对我说。“即使他是错的，他也不会为他人改变。比如，他很懒惰，还总是迟到。但他拒绝改变。他交了不少女朋友，就算被她老婆逮了个正着，他也不会改变。他挥金如土，财务方面老出问题，但他不会改变。这所有一切都表明，他很顽固。或者，有人会说，他很自由。”
路金波总结韩寒的吸引力时，说道，他之所以能在其他公众人物中脱颖而出，正是因为他本身稀有而宝贵的天性。“在中国，我们的文化老是让我们说些言不由衷的话。如果我说，‘今天到我家来吃晚饭吧，’真相其实是我根本不想你来我家吃饭。那么你会说，‘你太客气啦，但我有其他的安排了。’这正是人们交流时惯用的方式，无论是上报纸的领导还是普通老百姓。所有中国人都明白，你说的和你想的常常不是一码事。但韩寒不这样。他不考虑别人的看法，想什么就说什么，要么就干脆一句话都不说。”简而言之，路金波说，“如果韩寒说，‘这是真的，’那么他1000万的粉丝都会说，‘这是真的。’而如果他说‘这是假的，’那么这铁定就是假的。”
韩寒首次开博是在五年前，那时的他深信，网络就是战场。文学评论家白烨曾对这位年轻作家的作品提出异议，韩寒以一篇题为《文坛是个屁，谁都别装逼》的长文予以反击。他嘲讽流行歌手、嘲讽当代诗人，也嘲讽中国作协的僵化。韩寒最早期的支持者之一、文化类作家解玺璋倒戈相向，跟媒体表示，“如果我是韩寒的家长，我绝对大嘴巴扇他”。（随后韩粉们尖刻的评论如同洪水般涌向解玺璋的博客，甚至泛滥成灾）如今韩寒表示，“一时之间每个人都在吵，当时我觉得非常新奇，后来才意识到这些争吵毫无意义，因为和你争吵的不少人其实跟你一样面临着同一个敌人”。
但一个反常事件却让韩寒极为震惊。2008年6月在俄罗斯的一场比赛中，徐浪，韩寒的教练，也是当时中国最好的拉力赛车手，在设法把一辆赛车从泥浆中拖出来时，被拖钩击中面部，不幸身亡。而就在这时，他家中的妻子尚怀着他们第一个孩子。韩寒悲痛欲绝，虽然这和他的写作生活无甚关系，但自那次事故后，他就开始关注不平之事。他跟我说过，“死的都是好人，坏人却逍遥法外，长命百岁。于是我想要生活得更充实，我要当一个好人，去惩罚那些坏人。要想让中国变得更好，我们就不能坐着干等”。
在网上，他炮轰官场的自高自大，质问政府为什么在政治家死后降半旗，民间发生了死伤严重的灾难后，却没有这样做（“我有中国式的办法：可以把旗杆的高度增加一倍，这样就两全齐美”）。他含沙射影地提到了高官花大钱包二奶的传闻（“有人花一百块嫖娼是低俗，有人用一百万去玩艺人就是高雅”）。他对共产党在网上漫天发布支持政府的言论为自己造势的策略嗤之以鼻（“因为你不会因为看见一堆人围着在吃屎而挤进去吃一口”）。
他擅长“打擦边球”——这是中国作家的行话，原来指乒乓球赛中球打在球台的边缘上。中国网络就是个响应黑色政治幽默时代的试验场，这里不要求你假装身怀济世良方。他的帖子生动形象，又带点荤段子，之所以广受追捧却并非因为原创性，而是因为它们说出了别人只敢想而不敢言的东西。
虽然韩寒对中国官方钳民之口的现象大加鞭挞，但他受世人注目的能见度本身，却同时反映出过去的十年间，中国人的文化生活空间大大扩展的事实。每有一个作家被禁止出国旅行，一本小说被禁止出版，总会有一个新人或新作，从曾经的文化沙漠——某个三、四线城市毫无阻碍地乍现于世人面前。截至2007年底，博客使用人数较上年至少翻了一番，虽然他们可能因文获罪，但其积聚之势不容小觑。2009年，政府宣布新上市的电脑都必须装载名为“绿坝”的过滤软件，中国的电脑用户群起而攻之。他们举例称，绿坝的色情过滤器做得非常差，即便中共领导人的肖像上皮肤暴露过多，也会遭到拦截。计算机制造商也表示强烈反对，政府只好作罢。被韩寒称作“驻家警察”的绿坝，迅即退出市场。
《野心时代》
（美）欧逸文/著
潘勋/译
八旗文化
2015年1月
韩寒关注民生问题，反对将纳税人的钱财浪费在更新上海的路牌上，并在一所高楼发生重大火灾后指出，在高楼林立的大都市里“水枪只能到六七多楼”。当愤青们举行反日游行的时候，他写道，“一个对内不能和平游行的民族，他的对外任何游行是完全没有价值的”。他一再以民粹主义的口吻，去抨击中国政府鼓吹的陈词滥调，去规劝民众不要盲目地为那些头条新闻中报道的繁荣假象歌功颂德，因为正是“他们廉价的劳动为他们老板的劳斯莱斯奉献了一颗螺丝”。（“为什么我们的政客能在世界的政治舞台上挺起了腰杆，还能来几下政治博弈，耍几下政治手腕，是因为你们，每一个廉价劳动力”）。曾有一名47岁的妇女为阻止拆迁队强拆自家房屋自焚而死，事后他写道，“如果你本人没有烧焦，……全家老小全部健全，那就是幸福生活”。
要“和谐”韩寒并非易事。 这跟封杀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学者写的宣言可不是一回事，审查韩寒的博客会影响大量心血来潮的网民，使得本不会费力翻墙的他们开始好奇墙外未经过滤的世界。正如韩寒向我解释的那样，这意味着“有些事情你越不想让我知道，那我就越是要知道”。他这一代的粉丝们都懂得一个道理，即“凡是你竭力隐瞒的就越可能会是真相”。在2010年2月的一次广为流传的演讲中，韩寒说道：“警察不能写，领导不能写，政策不能写，制度不能写，司法不能写，历史不能写，西藏不能写，新疆不能写，集会不能写，游行不能写，黄色不能写，封杀不能写，艺术不能写。 ”
他的评论吸引了大批读者，这些人或许一度还轻视过年少轻狂的他。广受推崇的专栏作家、小说家李海鹏对我说，韩寒已经“掌握了另一条沟通渠道”，从而吸引到了思想更为成熟的听众。李海鹏坦言：“你要知道，像我和我朋友那样的人很可能都不愿承认我们受韩寒影响了。但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事实。”公盟，一个主要由北京学者组成、倡导法制改革的社会团体，在2008年为韩寒颁发“公民责任奖”，以表彰其“在保护公民权利方面作出的杰出贡献”。参与评选工作的律师许志永告诉我：“我们把他看成现代公民的典范。”在2010年4月，《时代》周刊将韩寒列为年度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候选人。选拔的关键环节是公开投票。他的支持者们精心策划了一场竞选活动，包括一份方便不懂英语的读者浏览《时代》周刊网站并进行投票的示意图。很快“韩寒”和“时代”两个词的组合就被中国的搜索引擎屏蔽了。同时，《人民日报》在头条新闻里发出质问：“《时代》周刊高度近视？” 韩寒就此在博客上写道：
“也许我的文章让人解气，但除此以外又有什么呢，那虚无缥缈的影响力？在中国，影响力往往就是权力，那些翻云覆雨手，那些让你死，让你活，让你不死不活的人，他们才是真正有影响力的人……我们只是站在这个舞台上被灯光照 着的小人物。但是这个剧场归他们所有，他们可以随时让这个舞台落下帷幕，熄灭灯光，切断电闸，关门放狗。”
他收到了两万五千多条评论，有些回复甚至带有不顾一切的献身精神（“我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去捍卫勇敢正直的韩寒。”），素以思想独立闻名的纸媒《南方都市报》也做出非常之举，发表了一篇鼓励读者为韩寒投票的社论，因为他“制造了一个人的喧哗，衬托出无数人的沉默”。此文在结尾处写道：“怎么指望作家或赛车手韩寒拯救你呢？韩寒是落寞的，他始终是一个人在战斗。韩寒不缺乏崇拜者，他只是需要同路人。”最后的在线投票记录显示韩寒的选票数高居全球第二，仅落后于伊朗反对党领袖米尔·侯赛因·穆萨维。
2009年5月，随着知名度的急剧攀升，韩寒宣布，他计划推出一本杂志，比在国内报摊上能买到的更张扬更自由。起初，他将刊名选定为《文学复兴》，但是当局对此颇为不满。他说：“‘复兴’这个词令当局深感担忧。”他自己也觉得这名字多少有点夸大其辞。面对一系列拖延的开始，他只得将杂志更名为《独唱团》，英文名为Party。
他雇了个员工，在一栋粉红色高楼二层的某个三居室里开业了。韩寒拿出先前出书和赛车的进账填补了维持运转的大部分费用。几个月后，初期的样刊被泄漏给了媒体，其中封面图片上，一个赤身裸体的男子手握机枪遮挡住了下腹。韩寒回忆说，一位杂志审核人员担心这幅“挡中央”的图片会让人产生遐想。而另一个专栏，有人建议他删掉“吃羊肉”的部分，因为有影射新疆地区的维吾尔族动乱之嫌。韩寒估计，为了通过审查，杂志原文加起来大约一半的内容被和谐了。好在一家有权印刷此杂志的正规厂商——书海出版社始终支持他。
去年7月《独唱团》创刊号终于面世。与韩寒的博客相比，杂志的内容稍显折衷，语气也温和得多。这本128页的杂志囊括了散文、短篇小说、照片和漫画等各种题材。 其中一位盲人音乐家讲述了他的火车之旅，一个6岁大的小女孩发表了一首四行小诗。最别出心裁的专栏要数“所有人问所有人”，你可以体会信息获得（或求而不 得）的过程是那么荒唐可笑却又发人深省。在这里，读者可以天马行空，尽兴发问——可以问你男朋友，也可以问问政府机构，而编辑们则会竭力为你寻求解答，并把整个荒诞无稽的解答过程记录下来。《独唱团》中公开涉及政治的篇目可谓凤毛麟角，其中有一整页刊登了艾在住院期间拍摄的脑部CT，他将脑伤归咎于警察的殴打。
据中国媒体报道，《独唱团》创刊号发行仅10个小时就已在卓越亚马逊网销售排行上名列榜首。为应付蜂拥而至的客流，书店里不得不另辟专柜。据跟踪记录国内审查命令的海外网站“中国数字时代”记载，发行3天后，中宣传部即责令北京媒体不要进一步报道有关《独唱团》热销现象的新闻。但这并阻挡不了假冒者，报摊上迅速涌现出《小开本独唱团》、《独唱团》第二期、第三期和《明天独唱团》。
去年12月，《独唱团》第二期已经印好。这时，出版商接到停印指令。100万册杂志最终化为纸浆。韩寒说，“有关部门”打电话来命令他们停印，却不肯透露真实身份，韩寒很生气。他在博客中宣布《独唱团》流产，并写道：“我在明处，你在暗处。”韩寒还解散了员工。几周后，我们在他的工作室里见面时，这里几乎人去楼空，样稿和照片依旧挂在墙上。原本要庆祝新刊发行的香槟酒原封不动地躺在桌子上。他说：“电脑还在，我们拿它来打游戏。”最爱玩的是射击游戏《使命召唤》。
工作室里的暖气不太好。韩寒戴着围巾穿着毛衣，兴致不高。他说，这本杂志的流产正是它成功的结果。“有人担心了。他们可能想，好啊，你开始写书的时候都发表在我们的杂志上，杂志都归我们管，现在你想自立门户了？”他还说：“就算这是本钓鱼杂志，也一样会出问题。”
他的妻子探头进来，递给他一包麦当劳的外卖。他拆开汉堡包的包装纸，说：“也许如果是别人来办这本杂志，而不是我，他们会更自由。”肉饼从汉堡包里掉出来落在了沙发上，他捡起来把它放回面包里。他感到最为可惜的是，杂志停刊反映出中国文化活力的现状。“我们总不能老拿熊猫和茶说事儿。”他说，“我们还有什么？丝绸？长城？这不是现在的中国。”
采访期间，正值中东动乱不断蔓延。中国当局立刻做出反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封杀了网上讨论中一切相关言论，整肃了一批作家、律师和激进分子，他们大多是没被指控的。韩寒在博客上回避了这一话题。然而，据说在3月12日上海市委宣传部向当地媒体下达的指示精神中仍提 到，禁止发表除赛车外任何有关韩寒的报道。这样的指示不禁让人浮想联翩，一时间谣言四起，不过它们却能作为解读官方意向的线索。
最终，面对愈演愈烈的国外大戏，韩寒坐不住了。3月末，中国外交官员在联合国制裁穆阿迈尔·卡扎菲政权的决议中投了赞成票，但对设立禁飞区的提案却投了弃权票。他们像往常一样继续重申中国不愿意干涉他国“内政”。 韩寒写道：“独裁者没有内政，杀戮者当被侵灭。”
在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对韩寒的看法两极分化得十分严重。在一篇广为流传的文章中，香港作家和电视评论员梁文道认为韩寒是“另一个鲁迅”，而鲁迅，正是中国当年最著名的社会批评家。艾未未的说法更进一步，在他被捕几个月前，曾对记者说： “韩寒的影响力比鲁迅大，因为与鲁迅的作品相比，能读懂他的作品的人更多。”但是也有人对这样的比较十分反感，哥伦比亚大学文学与传媒专业的学者刘禾认为：“韩寒只是喜欢他的人的一面镜子。镜像怎么能改变人呢？不可能的。”她补充说：“你在他博客首先看到的不是他的文章，而是斯巴鲁的广告。”
最不可思议的是，另外一些中国青年自由派对韩寒的作品和人格也持批评态度，正如作家兼编辑的许知远所言，他们认为韩寒的流行意味着“庸众时代的胜利”。34岁的许知远似乎在审美上和韩寒相反，有着一头吉姆·莫里森旷野的发 型，以及哈维尔和米沃什一般的气质。“韩寒是反叛的，但他也是成功的，他赚了很多钱。”许一次午餐时说，“他有很多机会，可以接触更广阔的世界，学到更多 的知识，但是他都拒绝了。”许知远认为网络虽然有民主化的潜力，但是它过于重名而不重实，并把韩寒比作YouTube上的歌手，说："尽管那些歌可能是垃 圾，但他的唱片还不是照样可以大卖。"
韩寒在博客里对批评他的人简单地回应道：“如果你喜欢看，很好，谢谢。如果你不喜欢看，那么，再见。”其实作为粉丝的“镜子”才是他最大的优势。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持不同政见者无所畏惧的形象，常常使得他们因为过分张扬而格外显眼，而韩寒不同，他擅长扮演普通人的角色，他的平易近人让他的粉丝感同身受，那么支持他倡导的原则，自然是轻而易举的了。他的简历中充满了各种微不足道的胜利和屈辱，成为他为之或野心勃勃或愤世嫉俗的理由，这一切伴随着在今日的中国成长必然经历的少不经事与焦躁不安，也恰恰是这些让韩寒更为强大。二十年来，中国年轻人对政治心灰意冷，不仅仅是因为基本生活条件变好了，也因为参政的道路无可救药而又令人望而生畏。韩寒的文字并没有改变中国年轻人的政治生活现状，也没有迫使执政者改变决策，但是他宣扬的以怀疑精神调侃政治的方式却异常有效、深入人心。
今年春天，韩寒的粉丝们一遍遍地跟我谈起他的作品，他们说他的文字令人幡然醒悟——“他给被洗脑的人民刺入一针清醒剂”最近一位中国博主这样写到。在一次车赛上，一小群热情洋溢的粉丝等着就为看他一眼。他们中间有个叫魏斐然的19岁安徽小伙子，头发硬硬的，根根直起，，满心期待的他看起来都有点飘飘然了。他高一的时候就读过《三重门》并为之倾心。他受韩寒办杂志的努力而启发，现在他和他的朋友也打算在长沙办一份。“我真的想做好它，我有点理想主义的倾向。”魏斐然说，“我们完全自己做，没有公司或者其他人的帮助。”为了创刊号，他们想采访韩寒，于是魏斐然坐了十四个小时火车来找韩寒。
有段时间，魏斐然还帮忙维护一个韩寒的粉丝网站，收集和评论韩寒的博文。“在宁夏网管的干涉下我们关闭了，”魏斐然说，“我们的网站上集齐了韩寒写过的每一篇博文，网管说那太敏感了。”听到我们的谈话，一个穿着橘黄色毛衣的羞涩女生插话说：“韩寒代表了我们所有人想成为的那种人，他做了我们所有人想做但没有勇气做的事。”
韩寒告诉我说他还不曾被“请去喝茶”，这是当局跟你接触并审查你的委婉说法。有时，接触是间接的。以他的杂志为例，政府部门只找了他的出版商或他的博客管理员。他举了个例子：“我曾接到个police来的电话，对方说：‘抱歉，但是我们必须删除你的一篇文章’，我问：‘哪一篇？’‘两年前写的那一篇，关于某市长杀光了镇上所有狗的那篇。’”韩寒说这篇文章给某些地方的某些人脸上抹黑了。韩说，这个官员“以他当时的职位还不能做什么，现在就可以了。”
预测个人作家能在中国的创作生涯上走多远，就好比夜晚退潮时分在沙滩上划线一样难以确定，中国政治形势瞬息万变。韩寒总是审时度势，不越雷池半步，对此他也毫不避讳。他从未想过将网上的激烈言辞化为网下的散步活动，他也反对过早实行多党选举制。“共产党无论如何都会赢，”他补充说：“还是先让我们的文化更繁荣，媒体更开放吧。”局外人总是将开放需求和民主需求混为一谈，但在中国国内政治语境中，这两个需求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韩寒也知道他煞费苦心以示区别的努力也就只能走那么远了。“他们不高兴的话，就意味着你要倒霉了。”他说。
杂志破产后，他花了数个月时间来思考下一步该怎么走。出版社路金波主动给他出主意说：“我们想让他做一些科普期刊，比如讨论些‘恐龙是什么样子的？’或者‘人是怎么感冒的？’这类话题。”这简直难以想象。韩寒还语焉不详地提到可能涉足电影圈，比如拍一部和《地下》同一类型的黑色幽默类电影，《地下》是一部由塞尔维亚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执导的战争史诗片，韩寒的最爱。
安静的时候，他对自己狂乱的创业模式感到由来已久的不安全感。 “我总是觉得自己有点担惊受怕，倒不是怕政府，而是怕自己能拿出来的太少，”他说。 “我一直认为我应该做得更多：写更多文章，赢更多比赛。”最近他容许自己在一个领域慢下来，那就是他的小说创作。他最新一部小说《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比以前的作品更专注，更富有同情心，也大受好评。以往，他书中的人物热衷于离经叛道，而他最近小说的主人公——一个开车去接朋友出狱的人——却不无钦佩地谈着"热血之人"是如何满怀激情，勇于承担责任。“我希望我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主人公说。韩寒承认这种笔调的变化。“过去的书中，我希望读者能对每页内容都爱不释手，为每个笑话发笑，对每个细节都印象深刻，”他说，“那些我已经做够了。现在我要写真正的小说。”奔三的他多少褪去了点青春期的为赋新词强说愁，尽管他依然津津乐道于自己的风流倜傥，但他承认为人父是为数不多能让他严肃对待的事情之一。“我已经完成了作为人类的使命，”四月份的一场赛车之前，当别人问起他的女儿时，他这样说到，“就算知道我今天会死在赛道上，我也不会有什么压力。”
四月里的某个周日，上海郊外的天马山赛车场上，房车锦标赛的赛季首场比赛正式拉开帷幕。房车赛车的外观和街上开的普通汽车几乎一样，但加大了马力，不同于双座开轮式的一级方程式赛车。韩寒代表上海大众333车队参战，他的座驾是一辆大众波罗的掀背版两厢车。
比赛前几天，韩寒蜷缩在车队帐篷的棕色皮革扶手椅里，一边在一个黑色iPhone上发短信，一边对着一个白色诺基亚呐呐细语。空气中弥漫着汽油和橡胶的气味，以及一辆辆赛车过弯时发出的嗡嗡声，像一群愤怒的蜜蜂经过。他穿着一套银色的赛车服，上腹部印着大众的广告，袖口上是红牛的广告，右臂上是宏码铝合金轮胎的广告。赛车手们昂首挺胸地踱进踱出，每次进出就会掀起帐篷的门帘，颇有些老电影里苏丹王的架势。
韩寒刚刚过完骚乱的一个月。他和其他作家一起，声讨百度允许用户上传数百万盗版书籍的做法，并在博客上公开发表了《给李彦宏先生的一封信》。百度CEO李彦宏目前是中国首富。韩寒斥责李享受着“私人飞机豪华游艇”，却“从我们手中抢走了知识版权”。他的信以对抗的姿态结尾：“倘若百度文库始终不肯退一步，那我可以多走几步，也许在不远的某天，在您北京的办公室里往楼下望去，您可以看见我。”一周内，百度从文库中删除了数百万的电子书。“韩寒赢了”，一篇出版业的博文这样说。
但是韩寒所谓的“多走几步”并没有被忽视。韩寒的一位熟人说韩寒接到了一位政府官员的电话，问道：“那句话算什么意思？他是打算走到大街上去吗？请告诉韩寒如果他只在室内我们无所谓，但是不要走出屋子。”
解决百度这样的问题还算容易，韩寒说，他举了个更艰难的例子。有些人失踪了，“我们却无能为力，”他说。某知名画家在上周末被拘留，这次拘留相当高调。但没人知道他将被关押在哪，也不知道他会被如何处置。（上周，他获释回家）。韩寒用词严谨地说道：“如果政府认为他是个大问题，就应该直说；如果他们想拘留他的话是有这个权力的。如果人人都知道将发生什么这是正常的。他们给的理由是‘经济犯罪’，他是个著名的艺术家，所以如果你想说他犯‘金融罪’你需要给我们看证据。”
一篇假借韩寒之名，但流传甚广的文章说：“现在我们当中还有谁能替艾说话？”但是这篇文章是篇伪作，韩寒没有写过这么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传播速度之快强有力地表明他人隐射的力量之大。（用中文写艾的被捕是“没用的”，韩寒告诉我说，因为“系统会自动屏蔽他的名字”。）而且，将韩寒和艾相提并论只会模糊他们两人批评策略的不同之处。韩说，“艾的批评更直接，他更执着于单一事件。而我，我指责一件事，如果他们感觉难办，但是他们要我停止谈论的话，那么我会转而批评另一些事。我们有那么多事可以谈论。”
在艾被捕后的几天里，北京创作圈悄悄流行着一个说法，某些知识分子的确是救世主，但对中国普罗大众并未产生巨大影响，因为普通百姓生活中亟待考虑的并不是他们讨论的那些问题。韩寒认为仅凭他们的流行程度评判他们是很幼稚的想法：这和“影响”无关，因为政府并不让他们有影响力。”
比赛当天乌云密布、空气沉闷，但赛道上的情境却很喜庆。身材颀长的模特儿们成群登场，她们穿着分体式的乙烯制服——大众汽车的迷你裙、起亚的露脐上衣。模特儿们足蹬厚底靴， 迈开步子在台上慢跑着，而远处略带羞涩的车友们正用手机拍她们的身影。赛前，韩寒和他的团队应邀出席大众汽车的媒体见面会，会上充满着灯光和舞曲，屏幕上写着“Polo Your life”(风格由我)的字样。霹雳舞的舞者们在一辆两厢车周围舞动着身躯，车手们就像参加相亲游戏的单身汉一样，坐在旋转凳上一字排开，与主持人交谈。后来，我问韩寒，接受赞助是否符合他圈外人的立场，他回答说，商业关系有别于“我博客中反对的权力利益”。随后，他反问我美国新闻业的情况。“你们不就是既独立、又不受影响，同时又依靠广告生存的吗？”韩寒表示，虽然他不喜欢在网站上植入广告，但是，如果把他的作品委托给传统的中国出版商，当局就会又多一个让他闭嘴的把柄。
比赛即将开始，韩寒戴上黑色的红牛头盔，敏捷地钻进车厢内。车窗上贴着他的编号15和他的血型（阳性O型血）。车手的驾座是一个黑色狭小的筒形空间，佩有红色的六点式安全带。赛车从起点处呼啸而出，不过在第一个转弯处便遭遇撞车。比赛继续进行时，韩寒位列第八，后来则落后更多，先后被21号，8号和5号赶超。他的车出现了机械故障，第五圈的时候他不得不回到维修区。
后来我找到他时，他正在维修区旁的围栏外观看比赛，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他解释说，他的团队试了一个新引擎，但没成功。不过，这只是本赛季的第一场比赛。他说，"我们还有时间。”这话让我想起某天他说起杂志停刊的情形。他说，“现在的确是对方领先，不过这只是暂时的。”他面带着新闻发言人才有的那种爽朗而笃定的笑容，“再说，我比他们都年轻。我会活着看他们玩儿完。”
本文来源：欧逸文/著 《野心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