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改革开放前中国对外援助的特点和原因 我国对外开放的特点

主要内容：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刚经历过近代列强的侵扰，二战以及内战的沉重打击，加上国民党时期国内混乱的经济状况，中国的经济问题可是说是十分严峻的。新中国成立后，又经历了一系列的事件如抗美援朝战争，大跃进、文革，与苏交恶，大地震，三年自然灾害等。从国际上看，美国一直对我们进行经济封锁，我们也没有得到诸如日本的战争赔款。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依然从50年代起就开始了大量的对外援助，尤其是对外经济援助。在阅读相关文献的过程中，我越来越对这一系列的行为感到困惑，既然中国自己都很困难，为什么还要进行那么多的对外援助呢？更何况有些援助明显地超出了中国的承受能力。带着这样的疑问，我寻找了更多的相关文献，来探讨在当时的条件下，中国为什么会采取这一系列的援助行为。本文从历史事实出发，先陈述了中国从50年代起到70年代中期也就是改革开放前的一系列比较重大的对外援助行为，通过对这些历史史实的分析总结出了这一时期中国对外援助的特点。之后对此进行原因分析。在原因分析的过程中，我发现由于在这段时间内中国的国内国际局势还是发生了较为重大的变化的，所以在概括原因的过程中，我重点分析的是在这一时期一直具有影响力的一些普遍原因。由于本文的重点是分析中国对外援助的原因，所以在中国对外援助的影响方面没有重点提及。但是由于中国某一时期对外援助的影响也可能会成为下一时期对外援助行为的原因，所以我在分析原因的过程中也会穿插一些对影响的分析。

论文框架：

一：新中国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对外援助的历史史实（重大的对外援助行为）

二：中国提出的对外援助原则及其体现的特点

三：新中国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对外援助的原因分析

四：总结

五：参考资料

正文：

一：新中国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对外援助的历史史实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国在自身财力十分紧张、物资相当匮乏的情况下，开始对外提供经济技术援助，并逐步扩大援助范围。中国的对外援助，“发展巩固了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关系和经贸合作，推动了南南合作，为人类社会共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在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之后，我将这一时期中国对外援助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1：初始阶段(1950年-1963年)

在这一阶段中，中国先后向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21个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些亚洲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支援朝鲜的抗美战争以及越南抗法战争是该时期中国对外援助的重点。除此以外，在这一时期我们也开始了对非洲的援助。

援助主要分为军事和经济援助，军事援助主要通过物资和现汇援助来进行，而经济援助则是主要通过成套设备援助和现汇援助来实施。

建国后最早的对外援助是在1950年7月，蒙古提出急需劳动力。这时新中国刚成立不到一年，国内战争还没有结束，动员工人出国存在很大困难，但中国并没有立即拒绝，而是答应日后考虑。1956年8月，中蒙两国签订经济和技术援助协定，中国从1956年至1959年，无偿援助蒙古1.6亿卢布。
中国“一五”计划期间，虽然资金捉襟见肘，但是仍慷慨外援，援助最多的国家是朝鲜和越南。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花费战费7万亿元人民币（旧币）。1953年11月金日成访问中国，中国不仅将战时费用一笔勾销，又无偿赠送朝鲜8万亿元人民币（旧币）。1950年1月18日，中国第一个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并与之建交。在胡志明主席的要求下，周恩来代表党中央表示：中国将拿出大量的作战物资帮助越南抗击法国殖民军。从1950年至1954年，中国政府向越南政府提供1.67万亿人民币（旧币）的援助。1954年5月日内瓦会议结束越南战争后，中国继续援助越南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在《关于中国1955年援助越南议定书》的附件中，中国不顾本国大米供应紧张，援助越南3万吨大米以及300吨面粉、5吨葡萄干、1130箱酒及粉条、香烟、中成药、医疗器械等；还有电炉、轮船、电话机、卡尺、灯泡；农业援助项目从农作物栽培、选种育种、病虫害防治，到建兽医院、家畜防疫药剂制造厂、火柴厂、加固水坝等，还包括10个碾米厂、两个汽油库。这份清单给人的感觉是中国确实把越南当成了兄弟，无所不给。1956年以后，随着“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中国对越援助大幅上升。1959年2月18日，中越两国政府签订7份文件，中国向越南提供人民币3亿元的长期贷款和1亿元的无偿援助。

50年代，除朝鲜和越南外，中国还援助了很多发展中国家。例如1956年6月，中国与柬埔寨了签订关于经济援助和实施经济技术援助的议定书。中国将在1956年和1957年，无偿赠予8亿柬元（折合800万英镑）的物资，由柬埔寨政府自由使用，中国政府不加任何监督和干涉。这是中国对外经济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具体化，此后成为范本。1956年10月，中国与尼泊尔政府签订经济援助协定。
1956年12月，埃及大使来访，提到埃军在西奈半岛作战中，军事装备损失很多，希望中国给予援助。毛泽东批示：可以进行筹划。

1958年底，中国与非洲国家陆续建交，在建交前几个月就开始进行了援助中小型工业项目和农场的工作。1959年到1960年，中国连续两年粮食减产，整个国家都在勒紧裤带，很多人饿死，但中国还是答应了非洲一些国家的要求。如援助几内亚，刚果小麦和大米。还向埃及等国派出一大批工程技术人员。中国在非洲最著名的援建工程坦赞铁路，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援外项目。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刚开始向西方大国和苏联求援，被拒绝后才转求中国。虽然中国财力有限，还是承接下来。坦赞铁路的施工条件极为艰苦，中方有59人牺牲。工程接近尾声时，铁轨告急，中国二话不说，将本国急需的铁轨运去，保证了按时完工。这样倾其所有的例子几乎遍及受援国。

1962年1月13日，中国政府和老挝王国政府签订航空运输和修建公路协定，平均每公里公路造价为人民币31万余元，所有的费用都算作中国政府给予老挝王国政府无偿的、不附带任何条件的经济援助。中国同时派出2.1万人的高炮部队担负老挝的防空任务。
1960年7月1日，时任外贸部副部长的李强向全国外事会议报告：1950年至1960年6月底，中国无偿援助和贷款总额为40.28亿元人民币，大部分给了越南、蒙古、朝鲜。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字，“一五”计划中的援外数额占国家基建投资的1/10。

1962年初，中国承诺对外援助69亿多元人民币，主要是越南、朝鲜、蒙古、阿尔巴尼亚，其次是柬埔寨、巴基斯坦、尼泊尔、埃及、马里、叙利亚、索马里等亚非拉国家
中苏翻脸后，中国更加扩大了对外援助的规模。大饥荒的1961年，援外支出接近偿还外债的支出。1962年以后援外更超过了偿债。

2：发展阶段(1964年-1970年)

在这一阶段中，援助支出比初始阶段增加1倍多，项目数量增加2倍多，援助范围从1963年的21国扩展到1970年的32国，尤其是增加了对非洲国家的援助，同时支援越南抗美战争。

在这一时期，中国对外援助的大户是阿尔巴尼亚。1949年11月，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建交。在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不同意赫鲁晓夫攻击中国的举动使得中阿两国产生了“同志加兄弟”的特殊关系。阿尔巴尼亚认为自己是为了中国才失去苏联的援助，理所当然向中国伸手。1960年代初，中国把苏联援助阿尔巴尼亚的项目全部包下来，援助规模不断扩大，几乎有求必应。1960年底，正值中国最严重的灾荒时期，却还是紧急援助了阿尔巴尼亚5万吨粮食。1961年阿尔巴尼亚狮子大张口，3次派人来北京要钱要物，甚至提出很多不切实际的要求。尽管如此，1962年1月13日，中国还是与阿尔巴尼亚政府签订了5项议定书。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急需的东西，甚至包括2100万美元的自由外汇，而阿方供应中国的如烟草、香烟、沥青等，中国并不需要。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了改革开放初期。
邓小平复出后，在外交领域的第一个重大决策就是结束中阿的畸形关系。1978年7月7日，中国外交部照会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馆，中国政府决定停止对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撤回专家。直到1983年，中阿两国才逐步恢复正常的国家关系。

3：增长转向调整阶段(1971年-1978年)

在这一阶段中援助范围从32国增加到66国，援助地区从亚非国家扩大到拉美和南太平洋国家。支援越南、柬埔寨、老挝三国的抗美战争是该时期援助重点。

197l年至1975年间，中国处于“文革”动乱中，经济十分困难，但对外援助增长迅猛，严重超出国家承受能力。这期间外援数额达230．33亿元人民币，对外援助支出占同期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高达5．88％。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后，不少发展中国家同我国商谈建交时，就迫切要求提供经济技术援助。

1975年4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压缩和调整我国对外援助支出的文件。我国对援助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一五”、“二五”期间为1%多一点。从1963年开始比例逐年提高，到1972年、1973年、1974年依次为6.7%、7.2%、6.3%，超过了国力所能负担的程度。中共中央决定，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对外援助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将由“四五”时期的预计6.5%降至5%以内。对外援助总额基本维持在“四五”水平，大约平均每年50亿元人民币。1976年中国对外援助为30亿元人民币，占国家财政支出的3.7%，比上年降低1.2%。

（1956年-2005年中国对外援助总支出比重阶段变化表）

在这一时期，考虑到越南战争发生了很大变化，朝鲜、阿尔巴尼亚等受援国的经济已有一定的基础，有的受援国的生活水平比中国还高，而要求中国援助的第三世界国家日益增多，需要统筹兼顾，同时中国国内建设也需要加强，1973年5月，周恩来在外事会议上说：国家现在力量有限，我们是力不从心，中国目前还是发展中国家，今后只能是有重点地适当地进行对外援助。6月7日，周恩来就中国政府1974年向越南提供无偿援助事项致函毛泽东等：这几年由于越南抗美救国战争规模扩大，我国援助的物资和外汇也随着扩大。这次越方提了一个估计值为81亿元人民币的大计划，不切实际，我们也做不到。拟先定金额25亿元的援助计划，然后再分类计算。毛泽东最终批准了修改后的方案。

从1950年到1978年间,我国共向66个国家提供了援助,建成了880个成套项目。从70年代开始，非洲成为了援助的重点,受援非洲国家(地区)多达45个,占中国对外援助国家总数的68.18%,总价值占该时期中国对外援助总支出的56.96%。援助亚洲国家(地区)17个,占中国对外援助国家总数的25.76%,总价值占该时期中国对外援助总支出的39.65%;其余为拉美国家3个、大洋洲国家1个。对外援助的高峰期出现在1972年,该年度新增首次接受中国援助的国家9个,其中8个在非洲，1个在拉美。

在中国的对外援助中，对越南的援助时间最长，数量最大。截至1978年，中国援越的军事物资可以装备200万陆海空军队，各种物资折价200多亿美元。包括轻重武器、弹药和军需品，450个成套设备项目，346亿米棉布，3.5万辆汽车，500多万吨粮食，200多万吨汽油，3000多公里油管，6.35亿美元的现汇。这些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绝大部分无偿，一小部分是无息贷款。

二：中国提出的对外援助原则及其体现的特点

从建国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对外援助指导思想基本一致，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对外援助八项原则概括了这一时期的重要援助精神。1964年1月15日，周恩来总理访问亚非14国期间提出这八项原则，即：(1)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提供援助，不把援助看作是单方面的赐予，认为援助是相互的；(2)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3)以无息或低息贷款提供经济援助，需要时延长还款期限，以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4)对外提供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5)帮助受援国建设的项目，力求投资少，收效快，使受援国能够增加收入，积累资金；(6)中国提供自己所能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根据国际市场的价格议价。如所提供的设备和物资，不符合商定的规格和质量，保证退换；(7)对外提供任何技术援助时，保证使受援国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8)派到受援国帮助建设的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不允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

这八项原则较为具体地体现了中国在这一时期对外援助的特点，结合上述史实，我对这一时期对外援助的特点进行了一个总结：

一：从政治角度考虑出发，经济援助具有接近无偿性的特征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直到1971年，中国几乎一直处于被包围和封锁的状况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选择了对外援助作为发展与更多国家关系的途径之一，希望通过这种途径与更多的国家建立友好的关系，以改善中国在世界舞台上被孤立的局面，寻找更多的伙伴。中国在发展与一些国家关系时，往往先从经济和文化关系入手。在这种政治利益的诉求下，中国的对外经济援助具有极大的无偿性特征。从1950年到1978年,中国对外援助的主要内容就是向受援国提供无息贷款或无偿援助。比如1971年中国与越南签订的无偿援助协议共7笔，援助数额达36.1亿元人民币。又例如1966年7月29日，中巴签订无偿军事援助议定书。仅此一年，中国对巴基斯坦的4笔无偿援助已达1.8亿元人民币。1968年12月26日，中国再次无偿援助巴基斯坦1亿元人民币。

二：坚持不带任何政治条件的理念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是从政治角度的考虑出发推行对外援助政策，但是这一考虑的立足点仅在于增强双边关系，寻求政治支持。因此中国的对外援助表现出了与西方国家及前苏联援助不同的特点，不为援助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就是其中之一。中国始终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新型准则，尊重各受援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模式的权利，相信各国能够探索出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绝不把提供援助作为干涉他国内政谋求政治特权的手段。这也是相对于美苏的援助，广大发展中国家更青睐中国援助的原因之一。这一点切实地体现在我们的对外援助八原则中，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看作是单方面的恩赐，而认为援助是双方的。中国政府在提供对外援助时，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决不附带任何条件，决不要求任何特权。但是这一特点也存在着负面的影响，比如由于这些物资的使用完全取决于受援国自身，而对于他们来说，根本没有能力有效使用这些物资或者说没有意识节约，有效地使用物资，造成了一些物资浪费。

三：受到意识形态和国际主义的强烈影响

建国伊始,中国的对外援助工作是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指导下进行的,即通过援外,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促进民族解放运动,促进世界和平。此时,中国在国内进行大规模建设的同时,仍然对第三世界特别是未独立国家提供了大量的援助,以致于我们不堪重负。60年代是我国对外援助受意识形态影响最大的阶段,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被提高到了极高的地位,其对我国的外援政策的影响也逐步加深。例如对越南的援助，用毛泽东主席的话说:“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的义务。”周恩来总理对这种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高度吻合做出具体的解释,他说:“我国对外援助的出发点是,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支援兄弟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增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支援未独立的国家取得独立;支援新独立的国家自力更生,发展民族经济,巩固自己的独立,增强各国人民团结反帝的力量。我们对兄弟国家和新独立国家进行援助,把他们的力量加强了,反过来就是削弱了帝国主义的力量,这对我们也是巨大的支援。”

四：军事援助是对外援助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在这一时期内，中国总体外部环境处在一个比较动荡的状况中，周边大小战争不断。所以在这一时期，中国为了维护自身的战略安全，同时也为了发挥国际主义精神和表达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民族国家争取独立的支持，中国在这一时期对于一些处在大规模战事中和积极加强国防力量的国家给予了大量的军事支持。比如下面的资料所反映出的：

（自制表格，资料来源：《党史博采（纪实）》1997年第11期）

五：对外援助已经明显地影响到了中国自身经济的正常发展

在进行对外援助的过程中，由于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中国对外援助的力度不断加大。甚至已经超过了中国自身可以承受的能力。例如越南战争期间，中国生产的大型武器装备很多供应了越南，甚至从现役装备中抽调，而自己需要换装的坦克和大口径火炮却很少更换。1968年前，中国生产的63式电台3000余部，绝大多数支援了越南，自己仅留下少数样机。有的新武器生产不足，宁可自己缺编，先拿去支援越南。由于援越的野战输油管不够，中国推迟当时正在铺设的战备输油管线，将优质钢管运往越南。1968年6月，越南提出急需107毫米火箭炮，当时中国虽然已经停止了生产这种型号，但还是把库存全部给了越南。1971年至1972年，越南更是把中国当成了免费武器库，提出要1000架飞机，3个营的红旗2号地空导弹地面设备及导弹180枚（这些当时最先进的武器都是从苏联进口的，中国自己还没有这么多）。除此之外，越南还要求警戒雷达两部，水陆坦克20辆，舟桥两套，大口径加农炮204门，炮弹4.5万发。这张清单完全超出了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而中国则为了进行援助而不惜大量动用国内建设资源。

还比如我国帮助蒙古进行一系列经济建设，其中援建纺织厂的设备国内提供不了，我们就用稀缺的外汇到英国订购。再如1960年底，正值中国最严重的灾荒时期，却还是紧急援助了阿尔巴尼亚5万吨粮食。这些事件都说明中国当时的对外援助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

三：新中国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对外援助的原因分析

由于在50年代到70年代间中国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但是总的说来一些大体的环境背景还是没有变化的，这就使得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这一时期始终存在的一些原因：

1：为了改善政治孤立的状况，发展与更多国家的友好关系。

在这一时期内，尤其是1971年之前的大部分时间中，由于美国一直以来的孤立和中后期苏联的敌对，以及由于边界问题，意识形态问题的影响，中国一直以来在国际舞台上处于一种比较孤立的状态。为了改善这种孤立的状态，寻找更多的政治支持，中国决定从发展经济文化关系出发，改善同其他国家的关系。

2：出于国际主义义务的考虑

1958年l0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陈毅、李富春《关于加强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工作领导的请示报告》，批示中说：“认真做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工作，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也是我国人民对兄弟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的人民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当时，新中国是一个刚实现民族独立的国家，但是当时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仍然在进行着为实现民族独立的斗争。为了支持这些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国家，壮大世界上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的力量，中国对一系列的国家进行了支援；除此以外，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领导人选择了“一边倒”的政策，坚定地站在社会主义国家一边，为了共产主义国家义务和团结广大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也对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援助。

3：国家战略安全需要

新中国成立之后，周边安全状况依然十分紧张，朝鲜，台湾，以及印支地区不断出现问题，美帝国主义不断对中国周边发动各种攻击，企图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为此，中国为了保卫国家安全，对周边一系列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了强有力的支持。包括朝鲜战争中对北朝鲜的援助，越南战争中对越南的支援等。都是在很大程度上出于维护国家战略安全的需要。

4：为了提升中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形象，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新中国成立后，一方面由于在近百年的历史中，中国遭受了列强的侵略，国际地位和形象大打折扣；另一方面由于意识形态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很多国家对中国存在误解和怀疑；最后，因为战后联合国的地位不断提高，在世界政治中的话语权不断加大，但是中国的联合国合法席位却被台湾当局非法占领。而从联合国的议事规则出发，中国必须要获得联合国会员国足够多的支持，才有可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所以出于这三个原因，中国采取了以对外援助作为提升中国国际地位，寻求政治上和在联合国中的支持的途径。而从这一个角度来说，中国的对外援助政策是极为成功的。在多年的对外援助中，中国与广大的非洲国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而在1971年，也正是非洲兄弟将我们抬进了联合国。

5:为了团结可联合的一系列力量反对帝国主义

中国对民族主义国家的经济技术援助主要是考虑到民族国家发展民族经济，有利于摆脱对新老殖民主义的依赖，巩固自己的政治独立，而政治经济力量的增强，则有利于它们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中国一直在高举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旗帜，也在各种国际场合都提出要团结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组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比如毛泽东就在50年代后期提出了以“反美统战”为核心的绞索思想。所以在当时，对广大的亚非拉新兴独立的民族国家进行援助，不仅能够帮助这些国家自身加强实力和与帝国主义作斗争的能力，还能够加强其与中国在反对帝国主义这一问题上的统一立场，有利于团结这些可以联合的力量，来反对帝国主义。这一点尤其在60年代中期我们与美苏同时为敌的情况下缓解中国在外交上的相对孤立状态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6：外国要求（甚至有很多不合理的要求）

通过阅读一些外交文献，我发现在这一时期的对外援助中，很多援助是因为受到了外国政府的要求。如“越南请求中国援助大米事”，“关于老挝要求我国提供经济援助问题”，“关于也门要求援助事”，“几内亚高官要求我经济援助等谈话记录”，“印尼要求我援建纺织厂事及印尼工业部长为此拟访华事”等等以及某某国“要求中国提供”、“请求中国援助”、“请求我给予”、“要求我援建”、“要求我派”，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一些驻外大使馆来电及外交部上送报告中的常见字句。

1960年的一份档案中说：“从几年来的实际情况看，受援国家提出要求我国帮助建设的不少项目，往往超出他们国内的实际需要和可能条件。”“他们提出要求援助的项目往往过大、过多、过急。同时，按照我国的实际情况，对外提供经济技术援助的能力也有一定限度。”

从上述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对于外国的要求一般来说是来者不拒的，即使在这之中有些国家的要求是过分的，是超出中国承受范围的，但是中国为了维护和这些国家的关系，还是尽量满足的。比如在1959年到1960年，中国连续两年粮食减产，整个国家都在勒紧裤带，很多人饿死，但中国还是答应非洲一些国家的要求。1960年，中国援助几内亚10000吨大米，援助刚果5000吨至10000吨小麦和大米。

在这其中，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我们对阿尔及利亚的援助。1961年阿尔巴尼亚狮子大张口，3次派人来北京要钱要物，甚至提出很多不切实际的要求。周恩来的卫士乔金旺回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书记科旬加来访，主要是伸手，给少了还不行。阿尔巴尼亚不理解我们也很困难，双方谈得不好，总理心情很不愉快。12月25日，周恩来对来华的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凯莱齐说：我们根据力所能及承担国际义务，但由于我国连续遇到3年灾荒，加上苏联撤退专家，所以我们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因此援助不能像你们希望的那么多、快、大、好，不可能把苏联过去答应的援助全部包下来，你们自力更生还是主要的。尽管如此，1962年1月13日，中国还是与阿尔巴尼亚政府签订了5项议定书。

7某些领导人的坚持和国内思潮的影响

在分析原因的过程中，我一直感到疑惑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在中国自身都极为困难的时候，中国依然坚持超出能力范围之外的对外援助，我想这一问题的原因除了以上方面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的坚持和国内左倾思潮的影响。

中苏翻脸后，中国更加扩大了对外援助的规模。大饥荒的1961年，援外支出接近偿还外债的支出。1962年以后援外更超过了偿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曾建议：我们实际许诺承担的义务超出了中国的实际承受力。国内还没有真正走出困境，国际环境明显恶化，两大阵营冷战继续，中苏关系紧张，中印边境冲突加剧，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中国仍处于三面包围中。面对国内外的特殊形势，有必要调整对外政策，谋求某种缓和。关于对外方针政策，提出：为了争取时间，渡过困难，加速完成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对外有必要采取缓和的方针，而不是采取加剧的方针。对外经济援助，必须根据自己的具体条件，“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王稼祥的建议，与毛泽东当日所实行的对外方针截然相反。1962年9月，陈毅在八届十中全会华东组的发言中批评了所谓‘三和一少’的一股风（即主张对美国和缓一点，对苏联和缓一点，对印度和缓一点，对外经济援助少一点）。陈毅的主旨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目光短浅，不能打小算盘，要打大算盘，不能只算经济账，要算政治账。陈毅的发言得到毛泽东的赞同。1963年5月，毛泽东开始“算政治帐”，将“三和一少”上升为修正主义的路线。因为“三和一少”忤逆了毛泽东的“三斗一多”，王稼祥被撤除销了中联部部长的职务，政治生涯彻底结束。

从王稼祥事件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那个时代的对外援助是受到了毛泽东的大力推崇的，并且上升到了政治斗争的层面，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即使是在我们自身最困难的时期，也仍然坚持超出我们自身能力的对外援助。

四：总结

总体来看，在这一时期，我国的对外援助政策主要是受到了国际环境的影响，主要目的是为了改善当前中国在世界上所处的孤立状况，寻求政治支持，改善和发展与更多国家的关系。从结果来看，采取这一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中国与广大亚非拉国家建立了较为友好的关系，这一关系对于60年代中后期处于与美苏同时对立的中国来说显得极为重要。也正是因为发展了这些良好的关系，使得我们在1971年顺利地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地位。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的是，由于我们自身原因和一些外部因素的影响，在这一时期的对外援助中，由于中国外交总体路线的偏差，使得对外援助中也存在着极大的问题。庆幸的是，这些问题随着70年代后期中国外交政策的不断调整也逐渐开始解决。

五：参考资料

1《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援助白皮书》2011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商务部对外援助司网站

3《人民日报》
4《党史博采（纪实）》

5http://news.enorth.com.cn/system/2006/07/29/001370700.shtml

北方网外交档案解密:1950年代新中国对外援助逾40亿元2006-07-29

6http://view.news.qq.com/zt2012/aerbny/index.htm?pgv_ref=aio2012&ptlang=2052

腾讯网今日话题历史版·最堵心的外交：中国援助阿尔及利亚

7杜奇华、卢进勇:《商务国际合作》中国商务出版社

8谢益显《中国当代外交史》中国青年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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