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
中国古代在天文学、地理学、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医学上都有许多发现、发明与创造。我们有指南针、火药、造纸和印刷术四大发明，还有十进位制、赤道坐标系、瓷器、丝绸、二十四节气等重大发明。 国家文物局等多部门联合实施的“指南针计划——中国古代发明创造的价值挖掘与展示”专项，以实证我国古代发明创造的文化遗产为对象，通过缜密研究，科学揭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非凡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系统探究我国古代发明创造的起源、发展脉络及其蕴含的价值、历史经验和启示，增强广大民众和国际社会对中华文化的认知与认同，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发扬光大。
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由国家文物局、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联合主办的第一届反映“指南针计划”专项成果的展览“奇迹天工——中国古代发明创造文物展”，在中国科学技术馆举办，展示了丝绸织染术、青铜铸造术、瓷器烧制术、造纸和印刷术等中国古代重要发明创造的成果。
由国家文物局主办，浙江省博物馆承办，中国茶叶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绍兴越国文化博物馆协办的“惠世天工——中国古代发明创造文物展”2012年在浙江省博物馆武林馆区隆重开幕。
本次推出的展览按照“芳茶远播”、“丹漆随梦”、“以铜为鉴”和“百情重觞”四个部分，共展出精品文物312件（组），其中从全国各省市的55家博物馆、考古所等文博机构借展各类展品189件（组），一级文物多达138件（组）。这些展品与内容有着明确的吻合性和对应性，在侧重信息定位的同时也兼顾了可看性，再现了中国古代的茶、漆器、铜镜、酒的历史，诉说着这些与人们朝夕相伴的文化和艺术。
浙江是茶的故乡，河姆渡文化田螺山遗址发现的茶树根是人类最早种植的茶树物种；而适合的自然环境，种茶、制茶技术的提高，使浙江成为历史上重要的产茶区，茶叶种植和产量都居全国前位。浙江也是酿酒最早的地区，在距今10000年的浦江上山遗址中已经出现人工栽培的水稻，距今7000年的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了陶质杯、盉、鬶等可盛酒的容器，绍兴的黄酒更是源远流长、享誉海外。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和使用天然漆的国家，目前已知最早的漆器实物是距今8000年的漆弓，出土于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而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木胎漆碗则是最早的调色漆器精品。浙江早在战国时期已开始制作和使用铜镜，是我国古代汉、六朝和南宋时期的铜镜产地，其中会稽镜及湖州镜更是名闻遐迩，成为中国铜镜发展史上最重要的镜类之一。 因此本次大展选址在浙江杭州举办。
本次大展极为值得一观的原因，不仅在于国家文物局亲自给各省、自治区的办公厅公函要求调拨文物参展，从而使众多国内省级博物大馆难得的提供了甚少外展的国宝，更再于本次大展，可以看到一般人可能一辈子都不会亲临参观的边远地区的小博物馆收藏的文物珍品。
2展厅入口的浮雕画
3
第一部分：“芳茶远播”
4
茶树树干切片标本
5
山茶属植物根须
古茶树出土于余姚田螺山遗址。发现山茶树的地块，约10多平方米，其中一片似为一浅坑，考古编号为H4。2004年上半年，考古人员就从那里1米多深的地下挖掘出土了多个块状和枝条状的树根及根须，它们出土时全部直立，并大体位于建筑遗迹附近。这些植物根须明显有人工栽培的特征。出土后，块状茶树根一直保存在水中。在琳琅满目的出土文物中，其中一件小陶器有半环形把手，还有洒水小嘴，这如同民间常用的小茶壶。主持田螺山考古多年的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孙国平说，考古发掘主要是把地下的遗迹和遗物用科学的方法挖掘出来，加以严密的记录和分类保护，然后提供给各方专家去分头深入研究。这次鉴定古茶树的权威单位和专家出自“田螺山遗址自然遗存的综合研究”课题组。应邀参与课题研究的日本东北大学铃木教授从众多树种取样检测中，鉴定其中的6个根须样品均为山茶属。
专家认为，田螺山遗址发现了似为间隔配置的树根遗迹，经过分析的6例木材样本结果显示，均为山茶属的同种树木。木材树芯无髓，年轮的方向变化显著，年轮界限不明确，导管和纤维的细胞壁很薄，纤维直径及放射组织细胞较大，这些特征说明标本确为根部木材。种种迹象均表明，这些山茶属的树木是人为种植的。这些山茶属树木，木材结构非常近似，具体的树种识别有一定困难，然而其木材结构与栽培茶树一致，这也能够证明这些山茶属木材确为茶树。
专家指出，田螺山遗址自然遗存研究课题组认定“山茶属树木确为茶树”，并指出“这些山茶属的树木是人为种植的”。这一突破性的发现，表明6000年前田螺山村落的人们很可能已开始人工栽培茶树，并使用陶器煮茶、喝茶。这一考古发现也使民谚“柴米油盐酱醋茶”找到了极早的历史渊源，表明“茶”很早就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
田螺山遗址与河姆渡遗址同属河姆渡文明体系。30年前，河姆渡遗址出土的人工栽培水稻曾震撼世界。如今，田螺山遗址出土的人工栽培茶树可与水稻相辉映。河姆渡文化中的水稻与茶叶遗存，乃是中华文化的瑰宝。
6
小陶壶
7
德清窑黑釉盏托
德清窑在今浙江省德清县，故名。窑址在德清县境内已发现几十处之多，是以黑瓷与青瓷兼烧，以青瓷为主而以黑瓷闻名的古窑场。是浙江地区最早发现黑瓷产地之一。烧造历史较长，上溯商周，历经汉、六朝直至唐宋才停烧，影响很大。
所烧黑瓷和青瓷，造型大体相同。产品有碗、碟、盘、耳杯、盘口壶、鸡头壶、唾壶、虎子、香炉、罐、盒、灯和盏托等，造型风格与婺州窑、越窑相似。特色产品有直筒形小盖罐、扁圆形盖盒和茶盏、浅盘形盏托配套的新型茶具等。为其它同期瓷窑少见。造型风格与越窑相似。
8
莲瓣纹青瓷碗
9
青瓷盏托
10
越窑青瓷茶盏和盏托
11
陆羽茶经
《茶经》，是中国乃至世界现存最早、最完整、最全面介绍茶的第一部专著，被誉为“茶叶百科全书”，由中国茶道的奠基人陆羽所著。此书是一部关于茶叶生产的历史、源流、现状、生产技术以及饮茶技艺，茶道原理的综合性论著，是一部划时代的茶学专著。它不仅是一部精辟的农学著作又是一本阐述茶文化的书。它将普通茶事升格为一种美妙的文化艺能。它是中国古代专门论述茶叶的一类重要著作，推动了中国茶文化的发展。
《茶经》是陆羽在各大茶区观察了茶叶的生长规律、观察了茶农对茶叶的加工，进一步分析了茶叶的品质的优劣，并学习了民间烹茶的良好方法的基础上总结出的一套规律，此外陆羽还留心于民间茶具和茶器的制作，且制作出自己独特的一套茶具。陆羽用自己的一生研究茶事，他的脚步遍及全国各大茶区。
12
白釉茶器
13
越窑青瓷釜
14
越窑青釉茶匙(左下) 白釉茶研(右上)
15
褐釉双系执壶
16
长沙窑"青釉"茶埦
17
越窑青釉瓷茶瓶
18
越窑青釉带銎双系壶
19
越窑青瓷玉壁底碗
20
邢窑白釉碗
在我国陶瓷史上，唐代瓷器的状况可用“南青北白”一言以蔽之，并以此引领后世中国瓷器的基本风貌。
“南青”，指的南方浙江的越窑青瓷。以慈溪县上林湖、上虞县窑寺前的产品最具代表性，从商周战国秦汉六朝几代，这里一直以烧制青瓷为主，具深厚的制瓷基础和技术力量，至唐代技艺更加娴熟，被称为“诸窑之冠”。
“北白”，指的是北方河北的邢窑白瓷，以内丘城为中心发展起来。其历史可上溯到北朝，隋后期曾短期繁荣，经过唐早期的低靡，唐中期生产极盛，晚唐开始衰落。
越窑青瓷历史悠久、影响深远，倍受人们的赞赏和青睐。越瓷的特点是胎骨较薄，施釉均匀，釉色青翠莹润，光彩照人。越瓷不但是供奉朝廷的贡品之一，而且又是唐代的一种重要的贸易陶瓷。同时与唐代精美工艺品和文苑艺术交相辉映，在工艺美术领域里开创了一个新的世界。
越窑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青瓷窑系。东汉时，中国最早的瓷器在越窑的龙窑里烧制成功，因此，越窑青瓷被称为“母亲瓷”。越窑持续烧制了1000多年，于北宋末、南宋初停烧，是我国持续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的窑系。
唐代的陆龟蒙曾这样赞美越窑青瓷“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唐代的文人雅士喜欢饮茶。越窑青瓷温润如玉的釉质，青绿略带闪黄的色彩能完美地烘托出茶汤的绿色。因此越窑青瓷受到了文人雅士的喜爱。盛行的饮茶风尚对越窑青瓷的形制也有所影响。唐代早期以瘦高的立型器为主，到了唐代晚期出现了荷叶式、花口式的盘和碗。瓷器装饰以光素为主，也有划花、刻花、堆贴和镂空的纹饰。以划花为多。常见的纹饰是花鸟、水草和人物等。线条流畅简洁，纤细生动。晚唐五代时期的越窑青瓷被称作“秘色瓷”，釉面青碧，晶莹润泽，如宁静的湖水一般清澈碧绿。
邢窑是唐五代最著名的白窑瓷场，有邢窑白瓷“天下无贵贱而通之”的美誉。窑址在今河北省邢台县，因唐时地属邢州，故名邢窑。
邢窑除烧造白瓷外，还制青、黑、黄釉瓷等产品。而白瓷亦分粗细两种，邢窑白瓷胎质坚实，胎质细洁纯白，器内施满釉，器外釉不到足。在胎、釉之间有一层化妆土，作为护胎釉。尤为难得的是其细白瓷的釉面光滑，色泽雪白莹润，陆羽《茶经》中所赞“邢瓷类银”,“邢瓷类雪”，便是指其釉色而言。
邢窑产品器型规整，制作精致，有碗、盘、钵、托子、杯、砚、盒、瓶、壶、罐等，多为日常用品，均少带纹饰，以突显釉质之美，风格朴素淡雅。
中国唐代出现了瓷业“南青北白”的局面，白瓷向青瓷的传统优势地位提出了挑战。而这个时期的白瓷代表，就是著名的邢窑。历史上对邢窑的记载最早见于《新唐书》，提到了“邢州贡瓷”，说明初唐邢州已生产出质量较高的白瓷，邢窑因而得名。后来《国史补》又具体提到产地内丘（在历史上，丘同邱）。
21
越窑青瓷荷叶带托茶盏
精巧绝伦 禅茶一味——越窑秘色瓷荷形托盏鉴赏
宁波博物馆藏有一件国内罕见的唐代秘色瓷荷形托盏，该托盏为1975年宁波市和义路遗址唐“大中二年”纪年墓中出土，包括茶盏和盏托两件器物配套组合而成。茶盏高6.5厘米，口径9厘米，造型犹如一朵盛开的莲花，口沿作五瓣花口弧形，外壁压出内凹的五条棱线，形成五个花瓣的界线效果，茶盏内外素面无纹；盏托高3.4厘米，口径15厘米，仿荷叶形，薄薄边缘四等分向上翻卷，极具被风吹卷的动感。盏托中心内凹，刚好稳稳地承接茶盏，看上去似一件不可分开的整体，构成了一副轻风吹拂的荷叶载着一朵怒放的荷花在水中摇曳的画景，整个托盏青翠莹润如玉，青釉亮洁均匀，胎釉结合紧密，胎为浅灰色，造型设计巧妙，制作精致。
这件精美的荷形托盏堪称越窑秘色瓷代表作。“越窑”之名，最早见于唐代。唐代开始以所在州名命有名的瓷窑，唐代茶圣陆羽在他作著的《茶经》中根据品茶的要求，对各地几个重要瓷窑烧制的茶碗进行了排列，评曰：“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他还说：“越瓷类玉，越瓷类冰。”当时，越窑的主要窑场在越州的余姚、上虞一带。因此，越窑是指坐落在唐代天宝年间越州辖区（会稽、山阴、诸暨、余姚、剡县、萧山、上虞七县）内的窑场，以出产类玉似冰的青瓷而著称。超出这个范围的其它地区的窑场，尽管生产越窑风格的青瓷，但不能称之为越窑，而只能归之为越窑系窑场。越窑自东汉开始生产，一直到宋，延续千余年。唐、五代时期是越窑发展鼎盛时期，代表了青瓷的最高水平，博得当时诗人纷纷赞美，如颜况“越泥似玉之甄”，许浑“越甄秋水澄”，皮日休“邢人与越人，皆能造瓷器，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陆龟蒙“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唐代中期，余姚县上林湖窑产品因质地超众被朝廷录为贡瓷，并置官监烧，晚唐起至五代时期，越瓷中的贡品又得了一个千古绝唱的“秘色瓷”称谓。“秘色”一名最早见于唐代诗人陆龟蒙的《秘色越器》诗中，应指稀见的颜色“千峰翠色”，1987年4月陕西省考古工作者在扶风县法门寺塔唐代地宫，发掘出16件越窑青瓷器，在记录法门寺皇家供奉器物的“地宫宝物帐碑文”上，这批瓷器记载为“瓷秘色”，为鉴定秘色瓷的时代和特点提供了标准器。据宋代文献记载，相传五代时吴越国王钱缪命令烧造瓷器专供钱氏宫廷所用，并入贡中原朝廷，臣下庶民不得使用，故称越窑瓷为“秘色瓷”。以上说明“秘色瓷”晚唐时开始烧造，五代时达到高峰，它是越窑瓷中最好的产品。越窑秘色瓷荷形托盏，造型精美、釉色清亮、如冰似玉，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无疑是越窑上品。
鉴赏一件文物，我们要善于透过其用途、器形、纹饰，去解读其历史文化背景，发掘其历史、科学、艺术、情感、审美价值。这件越窑秘色瓷荷形托盏，就充分折射出唐代宁波佛教文化和茶文化的兴盛，可谓是“禅茶一味”。
荷形托盏的莲花、荷叶造型，烙上了深深的佛教文化印痕。莲花为佛教的主要象征。据说后来成为佛祖的印度悉达多太子出世后，立刻下地走了七步，步步生莲。所以莲就成了他诞生的象征。从公元一世纪左右开始，佛祖的塑像便已常常是在莲台上的坐像了，他的坐姿，或为莲花坐或为吉祥坐，成为佛教僧人打坐的典型坐法。按照大日经的解释：“左足先著右上，右足次著左上，名为莲花坐；单足著右上，名为吉祥坐。”佛教徒相信莲能反映修行程度，认为高僧诚心念佛，则西方七宝池中即生莲花一朵，若能精进，则其花渐大，倘若退惰，则其花萎落。又相信：“诸天人民以致蜎飞蠕动之类，往生阿弥陀佛刹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生。”
莲随着佛教，流传到亚洲的每个角落。唐代将佛教立为国教后，莲花备受人敬爱。佛祖释迦牟尼的家乡盛产荷花，因此佛教常以莲花自喻。《本草纲目》载：“释氏用为引譬，妙理俱存”。佛国也指莲花所居之处，也称“莲界”。佛经称“莲经”，佛座称“莲座”或“莲台”，佛寺称“莲宇”，僧舍称“莲房”，袈裟称“莲衣”等等。莲花图案也成为佛教的标志。佛教的建筑、装修、器物也都有莲花图案。
莲花是佛教四大吉花之一，又是八宝之一，也是佛教九大象征之一。大雄宝殿中的佛祖释迦牟尼，端坐在宝座之上，慈眉善目，莲眼低垂；称为“西方三圣”之首的阿弥陀佛和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也都是坐在莲花之上。其余的菩萨，有的手执莲花，有的脚踏莲花，或作莲花手势，或向人间抛洒莲花(如天女)。寺院墙壁、澡井、栏杆、神帐、桌围、香袋、拜垫之上，也到处雕刻、绘制或缝绣各种各色的莲花图案。可见莲花与佛教的关系何等的密切。
佛经中还有一则“莲花夫人”的美妙故事。有一只鹿生了一个美丽的女子，仙人将她抚养成人。她走过的地方，会有莲花长出来。这便是“步步莲花”一词的由来，人们现在用它来比喻经历的辉煌。另外，“莲”也作“荷”，“荷”与“和”、“合”同意，象征“和睦”；“莲”又与“连”、“联”同音，象征“连续”，比如莲跟鱼的图案，就象征“连年有余”。由于“莲”、“荷”具有的多重美好象征意义，因而在中国雅俗共赏，自古器物上多莲荷造型、纹饰图案。唐代阎立本画的《萧翼赚兰亭图》上，就有用荷形托盏敬茶的场面，而唐代诗人孟郊也有“越瓯荷叶空”的诗句，赞赏越窑荷花形茶盏。
茶盏为饮茶用具，基本器型为敞口小足，斜直壁，一般较饭碗小，较酒杯大。据考古或文献资料证明，瓷盏在东晋时已有制作，所见实物器形为直口直腹壁，饼状平底足，施青釉。南北朝时饮茶之风逐渐流行起来。唐代及五代时期的茶盏以南方越窑和北方邢窑最著名。唐时茶盏又称“瓯”，陆羽《茶经》中说：“瓯越州上，口唇不卷，底卷而浅，受半升而已。”越窑盏多配有盏托，其托常常设计成荷叶卷边状，上托莲瓣状茶盏。唐代饮茶方式主要为煎煮法，即将以茶叶制成的茶饼碾成茶末后用开水煎煮，煮浓后盛到茶盏中饮用，饮用时将汤及茶末一起喝下。为防止刚烧开的茶汤烫手，也为了敬茶礼节的庄重感，唐代流行“茶托子”——盏托，相传为“建中（780-783年）蜀相崔宁之女”所发明。
据陆羽《茶经》所述，至中唐时，全国种茶已遍及42个州和一个郡，其中包括明州（宁波）。唐代刘贞亮将饮茶好处概括为“十德”：“以茶散郁气，以茶驱睡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病气，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尝滋味，以茶养身体，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据《宁波日报》2009年元月10日报道，不久前在日本金泽大学举行的宁波余姚田螺山遗址自然遗存综合研究日方成果报告会上，专家宣布田螺山遗址出土了6000年前人工种植的古茶树，为世界最早种茶之发现！可见宁波种茶之悠久历史。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很快与茶结下了不解之缘。《茶经》记载：晋代敦煌人单道开，在河南临漳昭德寺不畏寒暑“坐禅”，常靠饮茶来防止睡眠。这是茶与禅相连的最早记载。佛教认为茶有“三德”：一是醒脑，坐禅通夜不眠；二是助神，满腹时能助消化，轻腹时能补充营养；三是清心“不发”，不乱性。众多高僧对茶的推崇，使茶成了养生正心之物，众僧视茶为“神物”，以茶养生，以茶供佛，以茶释经，以茶祭祀，以茶正心。到唐代，“饮后三碗茶”成了“和尚家风”，饮茶成了寺院制度之一，逐渐把茶与佛教清规、养心悟性、人生哲学融为一体，“吃茶去”成了禅林法语，使茶与禅在精神上达到互通而“禅茶一味”。唐僧人皎然诗中写道：“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
宁波是“海天佛国”，唐僧鉴真由明州东渡日本，日僧最澄来天台山研究佛学，并带回茶籽传播到日本。可以说，是唐代的禅文化、茶文化，再加上冠绝当时的越窑青瓷工艺，催生了这精巧绝伦的“越窑秘色瓷荷形托盏”。
从出土越窑茶具看浙东茶文化的兴盛
22
青釉侈口碗
23
青瓷盏托
24
龙泉窑青釉刻花茶瓶
25
黑釉盏
中国的茶文化有着几千年的辉煌历史，在历朝历代的诗歌里时常渗透着茶文化，许多文人墨客有以茶为主题的诗词流芳于世，唐朝刘禹锡的《代武中丞谢新茶表》、李白的五言古诗《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并序》、柳宗元的《为武中丞谢赐新茶表》、宋代蔡襄撰的《茶录》，黄儒撰的《品茶要录》等等，都有对茶文化的论述。特别是宋代是个极其讲究茶道的时代，茶文化已达到艺术的境界，上至皇帝，下至士大夫，无不好此，并著书立说，加以理论化。如风雅皇帝宋徽宗赵佶撰《大观茶论》中就有二十篇文章介绍茶文化。宋朝的茶不是现在意义上的茶，有的要加糖，有的要加盐，或加入各种佐料，那时已流行了各种花瓣茶，有无数种不同喝法的茶饮料与茶文化。然而除此以外，宋代有一种更重要的茶文化形式那就是“斗茶”。
“斗茶”始于唐代，盛行于宋代。据考创造于出产贡茶闻名于世的福建建州茶乡，但也有说是出自于惠州传统民间风俗之一。“斗茶”是在品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品茶”也称“品茗”，由主人邀请三五知己，将泡好的茶，盛在小酒杯一样大小的茶盅内，像饮酒那样细细品尝。“斗茶”则与此不同。“斗”，按地方话有“争斗”的意，是在争斗中逞强获胜之意，故也叫“斗茗”或“茗战”。它既是古时有钱有闲文化的一种“雅玩”，也是每年春季新茶制成后，茶农、茶人们比较新茶质量的优劣，算是一种茶叶的评比形式和社会化活动。当然，在平时一些街坊、工友好此道者，也可以常常邀上几个人带上自己的茶叶说茶论道。此活动不拘场所，雅室庭院、临江岸边、饭店茶馆都是斗茶的好场所。“斗茶”，多为两人捉对“厮杀”，也可自由组合，多的十几人，少的五六人，经常“三斗二胜”，计算胜负的单位术语叫“水”，说两种茶叶的好坏为“相差几水”，具有强烈的赛事色彩。参加斗茶的人，要各自献出所藏名茶，轮流品尝，以决胜负，斗茶要经过集体品评。一场斗茶比赛的胜败，为众多茶农、茶人所关注。斗茶时，还有不少看热闹的街坊邻舍。如在茶店斗，则附近店铺的老板、伙计或街坊邻居、过往行人都会争先恐后去凑热闹，特别是当时在场欲购茶的顾客，更是一睹为快。
宋代“斗茶”其法如下:即把一种半发酵的白茶蒸压成饼的茶膏碾细放在茶盏里，以汤注之，并用力搅动调膏，调和茶末如浓膏油，以粘稠为度，茶水表面就如“疏星皎月”，灿然泛出鲜白色。其茶具主要为盏，调膏之前，还须“温盏”，再注入沸水。蔡襄《茶录》:“盏气热，冷则茶不浮。”比赛内容包括茶叶的色相与芳香度、茶汤香醇度、茶具的优劣、煮水火候的缓急等等。衡量“斗茶”的胜负，一是汤色，汤花面要求色泽鲜白，即茶水的颜色。“茶色贵白”，“以青白胜黄白”(蔡襄《茶录》)。第二是茶汤明亮清澈，精华浮于碗面，汤花泛起后，一看盏的内沿与汤花相接处有无水的痕迹，依据水痕出现的早晚，早者为负，晚者为胜。正如祝穆《方舆胜览》中所说:“斗试之法，以水痕先退者为负，耐久者为胜”。决定汤花的优劣有两项标准:：一比茶汤表面的色泽与均匀程度，汤花面以鲜白为上，象白米粥冷凝成块后表面的形态和色泽为佳，称之为“冷面粥”。茶末在茶汤表面均匀，形成“粥面粟纹”；二比汤花与盏内壁相接处有无水痕。当汤花紧贴盏壁而散退叫“咬盏”，不佳；汤在散退后在盏壁留下水痕叫“云脚涣乱”，亦不佳。两条标准以第二条为最重要。比赛规则一般是三局二胜，谁水痕先出现便叫输了“一水”。
好的茶汤要有一层极为细小的白色泡沫浮于盏面，称为“乳聚面”，不好的茶汤点过不久，茶就与水分离开来，称为“云脚散”。为了不使云脚散，茶人必须掌握高超的点茶技巧，使茶与水交融似乳，最好还能“咬盏”，即品酒时常讲的“挂杯”。
因汤花贵白，黑盏白汤，历历分明；而且，黑釉盏胎体较厚，散热慢，有利于“咬盏”，所以宋代斗茶喜用黑釉盏。
延伸阅读:
松阳博物馆藏陶瓷精品选 宋代斗茶文化与瓷中珍品黑釉盏
有关“鹧鸪斑”纹饰的记载最早见于近千年前的陶谷所著《清异录》一书，其中说“闽中造盏，花纹鹧鸪斑点，试茶家珍之。因展蜀画鹧鸪于书馆，江南黄是甫见之曰'鹧鸪亦数种，此锦地鸥也’。”此后多有诗词对这种茶盏进行赞颂，如“建安瓷盏鹧鸪斑”等。
明清前后，一些古籍方志中也有对鹧鸪斑茶盏的记述：“永和窑黑釉瓷兔毫纹、鹧鸪斑、玳瑁斑茶盏，在形制上明显受建窑影响……有全黑和窑变釉斑装饰两种。用窑变釉斑装饰的品种有兔毫纹、玳瑁斑、鹧鸪斑、洒釉、白釉绘花等数种……”
产于吉州窑的鹧鸪斑纹茶盏，侈口圆唇，腹向内斜收，矮圈足，胎质坚硬呈黄白色，碗内外壁均施黑釉，在内壁黑色釉面上淋漓以不规则的黄褐色斑纹，黄釉流淌晕散、渗入黑釉之中，外壁涂不规则黄褐斑如鹧鸪鸟的斑纹一样，此种装饰为宋代吉州窑所独有，是中国古代黑釉瓷器中的名贵品种之一。
鹧鸪斑纹的色釉肌理是怎么形成的？据科学鉴定分析，鹧鸪斑纹在高温烧制过程中形成的，当温度达到1300度以上时，釉层中产生的气泡将其中的铁质带到了釉层表面；当温度下降到1000度时，则从中析出富铁的小晶体，发生自然窑变，变成天然的白色卵点斑，形成了鹧鸪斑或油滴。其鉴别要点是新仿品的白色圆点是釉上彩，白色与下面的黑底有明显界限。真品是釉下彩，在白点之上还有一层透明釉，迎光观看白彩与黑底是融为一体的。
27
吉州窑鹧鸪斑茶盏(右)
刊于宋初的《清异录》说：“闽中造盏，花纹鹧鸪斑点，试茶家珍之”。1988年，建窑池墩村遗址发现一件黑釉黄兔毫盏残器，釉面上密布了大小不均的66个白色椭圆形斑点。
鹧鸪斑盏是釉装饰的工艺烧制而成。因烧制条件要求非常高。点彩釉窑变鹧鸪斑。成为极为稀少的名贵品种。此品种的实物与照片较为罕见，虽经近代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几经仿制。终不成功，因此显此品种的珍贵。
鹧鸪鸟的羽毛为紫赤相间的条纹，外观同鹌鹑、沙鸡相像，胸羽白点正圆如珠，为其他鸟类所没有，“鹧鸪斑”就是鹧鸪鸟其胸部遍布白点正圆如珠的羽毛，因为这种胸部散缀圆珠白点的羽毛，正是鹧鸪所独具的风韵。“鹧鸪斑”的烧成比“兔毫”难，因此比“兔毫”更名贵，这点从古窑址的发掘就可以看出。在建阳永吉镇古窑址“兔毫”瓷片到处都是，而“鹧鸪斑”的瓷片几乎见不到。
28
建窑黑釉兔毫碗
斗茶与黑釉盏
斗茶是茶客比赛茶叶质量的一种活动，尤为古代文人所好。它出现于晚唐，盛行于宋代，在以产贡茶闻名的茶乡建州（今福建建瓯）最为流行，多安排在每年春季新茶制成后。这种活动常常是三五知己相约，各取所藏好茶，轮流烹煮，相互品评，决出名次，以分高下。茶叶要做成茶饼，再碾成粉末，在饮用时连茶粉带茶水一起喝下。斗茶多为两人捉对“厮杀”，三斗二胜，计算胜负的单位术语叫“水”，说两种茶叶的好坏为“相差几水”。
斗茶先要比汤色。 一般以纯白为上品，青白、灰白、黄白诸色则等而下之。汤色纯白，说明茶质鲜嫩，炒的火候也恰到好处；色发青，表明蒸时火候不足；色泛灰，是蒸时火候太老；色泛黄，说明采摘不及时；色泛红，是炒焙火候过了头。此外，还要看汤花，就是茶水泛起的泡沫。主要是看汤花泛起后水痕出现的早晚，早者为负，晚者为胜。如果茶末研碾细腻，点汤、击拂恰到好处，汤花匀细，有若“冷粥面”，就可以紧咬盏沿，久聚不散。这种最佳效果，名曰“咬盏”。如果汤花不能咬盏，而是很快散开，就会立即出现水痕，这就输定了。对此，北宋蔡襄在他的《茶录》中说得很明白：“视其面色鲜白、著盏无水痕为绝佳。建安斗试，以水痕先者为负，耐久者为胜。”这种比技巧、斗输赢的活动，富有趣味性和挑战性。
在武夷山民间流传着一个苏东坡跟司马光斗茶的故事。苏东坡是著名的文学家，也是著名的茶人，他跟司马光斗茶，结果苏东坡赢了，司马光心里就很不服气，他就给苏东坡出了一个难题。他说：“你看，茶是越白越好，墨当然是越黑越好；茶是越新鲜越好，墨是越陈越好；茶是越轻越好，墨是越重越好。这么矛盾的两样东西，你苏东坡为什么都喜欢呢？”苏东坡笑着回答他：“奇茶妙墨俱香。茶也香，墨也香。”表现了苏东坡的幽默性格和宽广胸怀。
宋代盛行斗茶，饮茶所用茶具为黑瓷茶具，产于浙江、四川、福建等地，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福建的建窑盏，即著名的“建盏”。因其色黑紫，故又名“乌泥建”、“黑建”、“紫建”。建盏中以兔毫盏最为人称道。兔毫盏釉色黑青，盏底有放射状条纹，银光闪现，异常美观。以此盏点茶，黑白相映，易于观察茶面白色泡沫汤花，故名重一时。蔡襄《茶录》认为：“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其坯微厚，熁之久热难冷，最为要用。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盏，斗试家自不用。”宋代祝穆在《方舆胜览》中也说：“茶色白，入黑盏，其痕易验。”苏轼的“来试点茶三昧乎，勿惊午盏兔毛斑”，黄庭坚的“兔褐金丝宝碗，松风蟹眼新汤”，都是咏此茶盏的名句。
制作建盏，配方独特，窑变后会显现出不同的斑纹和色彩。除釉面呈现兔毫条纹的兔毫盏外，还有鹧鸪斑点、珍珠斑点和日曜斑点的茶盏，这些茶盏分别被称为鹧鸪盏、油滴盏和日曜盏。如现存于世的一个南宋黑釉油滴盏，束口，深腹，卷足，盏面的珍珠斑点，透过泛光的釉彩，犹如夜空中闪闪发光的繁星，美不可言。一旦茶汤入盏，这些茶盏都能放射出五彩纷呈的点点光芒，为斗茶活动平添一分情趣。在日本镰仓时代（1192—1333），来浙江天目山学佛的日僧回国时带去一批建盏，因取自天目山，故称“天目茶碗”。其中有3件日曜盏现藏于日本东京静嘉堂文库等地，被誉为“天下第一”珍品。同时被带去的还有油滴盏，同样被当作国宝珍藏。
建盏而外，四川广元窑烧制的黑瓷茶盏，其造型、瓷质、釉色和兔毫纹与建瓷也不相上下。浙江余姚、德清一带也生产过漆黑光亮、美观实用的黑釉瓷茶具，其中最流行的是一种鸡头壶，即茶壶的嘴呈鸡头状。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至今还珍藏着一件“天鸡壶”，视为珍宝。此外，江西吉州窑、山西榆次窑等，也都大量生产黑瓷茶具。就连主要生产白瓷茶具的定窑，也开始生产黑瓷茶具。吉州窑的黑釉盏色黑如漆，银斑如星，器重如铁，击声如磬。基本形制是大口小足，状如漏斗或斗笠，胎体厚实凝重，器口釉薄，器腹釉渐厚，器足露胎，质地粗松，呈栗壳色，盏口有敞口和敛口之分。盏口下内凹一圈，称为“注汤线”，是专为斗茶时观察汤痕而设计。斗笠状器型便于点注，茶汤易干而不留渣，茶香易散发。厚重的胎体便于保持茶汤温度，使水痕持久。吉州窑黑釉茶盏独特之处，还在于窑变结晶斑纹和木叶纹、剪纸贴花装饰工艺。
传说，元人灭南宋，入主中原，统一全国，将斗茶作为宋人亡国的一条教训，厉禁斗茶，黑釉盏也因之停烧。但确有史料表明，元代仍沿用黑瓷茶具，而且元中书令耶律楚材还在诗中称赞过建盏。明代开始，由于“烹点”之法与宋代不同，黑瓷建盏“似不宜用”，仅作为“以备一种”而已，并且逐渐衰微。大约在明末时，黑釉盏退出了历史舞台。
20世纪70年代末，福建的科研机构开始对建窑瓷器进行研究和仿制。1991年仿制的“鹧鸪斑”建盏达到了质似、形似和神似的程度，几乎可以乱真。建阳一带的大小窑场也开始了对“建盏”的仿制。最早的仿制品主要是“兔毫”和“油滴”类。由于对古代窑址的科学挖掘，仿制者已经完全掌握了古代“兔毫”和“油滴”茶盏的釉药配方和烧制工艺，加之现代化的科研手段和烧制设备，使得今天的仿制品比古代的真品显得更加完美。许多高仿品茶盏中的“兔毫”又细又长，发色或棕黄或银白，如金如银。“油滴”晶莹圆滚，釉色在阳光下反射出五彩光晕，十分漂亮，鉴别起来十分困难，加之别出心裁的售假手段，使不少古陶瓷、古茶具收藏家看走了眼。
29
花瓣形朱漆盏托
上为敛口小碗，中为六瓣花形托盘，下为圈足。此器与北宋瓷质
30
建窑黑釉兔毫碗 和 花瓣形朱漆盏托
31
龙泉青瓷斗笠碗
斗笠碗亦称斗笠盏，北宋时开始生产，至元以后绝迹。茶盏的出现是为了适应北宋的“斗茶”时尚而生产的，龙泉窑为了跟上形势也生产了大量的茶盏，各窑的造型基本相同，形似一个倒立的斗笠，由此得名。龙泉窑生产的斗笠盏产量较大但传世极少，多数是两宋时期的产品，碗壁内外一般不加装饰，也有少量刻画花纹的。
斗笠碗除龙泉窑外，定窑、景德镇窑都有生产。斗笠瓷碗最大的特点是有比较薄的胎。薄胎瓷是受金银器的影响而出现的。从唐代开始，各瓷窑不断尝试减少器物胎壁的厚度，以使瓷器具有金银器似的轻薄质感。这一技术至宋代愈加成熟，出现了以定窑产品为代表的大量具有均匀薄壁的瓷制容器。
32
龙泉青瓷斗笠碗(俯视图)
33
青釉碗
34
影青斗笠碗
影青 远在宋代，它就是景德镇瓷器的主要产品，它的特点是瓷质极薄，釉似白而青，暗雕花纹，内外都可以映见，故有人叫它为影青、隐青或者叫它罩青《竹园陶说》载： “近来出土之器甚多，有一种碗碟，质薄而色白，微以定，市肆人呼为影青，以其釉色微带青色也。据言出自江西为宋所制。”
35
影青斗笠碗(平视图)
35
无名氏：斗浆图
关于斗茶的悠久历史
闲来心静，说说斗茶。古代斗茶，始于唐代，宋朝尤盛。什么是斗茶?就是用对决的方式来品评茶叶的质量。斗茶起源于福建建州茶乡(也有说起源于惠州茶乡，无妨)，与这里出产贡茶有关。斗茶原本是民间自发进行的闲玩，即在新茶采制季节，三两茶农在一起，拿出自己的新茶，互相品评一番而已。初始时并没有什么特别规则和考究。建州茶乡的斗茶还有一项独特的作用——“今年斗品充官茶”。也就是说，斗茶是为贡茶选优的，斗茶选出的优质茶，还要经北苑官焙加工之后，才能成为贡茶。建州北苑是宋代贡茶中心产地，上贡数量多，品质要求高。为了能将最好的茶品贡奉上去，斗茶便应运而生了。
中国宋代是一个讲究茶道的时代，在这种背景下，斗茶之风在当时非常盛行。“北苑将期献天子，林下群豪先斗美。鼎磨云外首山铜，碧玉瓯中翠涛起。斗茶味兮轻醍醐，斗茶香兮薄兰芷。其间品第胡能欺，十目视而千手指。胜若登仙不可攀，输同降将无穷耻。”——这是宋代文学家范仲淹《和章岷从事斗茶歌》，为我们形象生动地再现了当时斗茶的情景，也留下了斗茶的翔实史料。南宋有一幅《斗浆图》(无名氏)，斗浆在这里就是斗茶的意思。画面中，六个参与斗茶的人，每个人身旁都摆放着一套斗茶器具，茶瓶、茶碗放置在精美的竹器中，还有竹编容器用来装木炭。这幅画为我们留下难得的街头斗茶的图景，从中可以想见当时斗茶风气之盛。
从斗茶还要说到产自建州建窑的茶盏，也称建盏。茶盏是宋代斗茶必备的器物。建盏有油滴纹、兔毫纹等建窑窑变产生的奇特斑纹，最负盛名的是兔毛纹茶碗。碗的内壁上布满了细小兔毛纹，人们又叫它金线纹。茶碗在造型上很有特色，大口小底，碗身浅，形状好像翻过来的斗笠。人们习惯上把这种茶碗叫茶盏，是宋代最具代表性的茶具。《茶录》称：“茶色白，宜黑盏。”宋人崇尚白色茶汤，建盏为绀黑，颜色深，与茶汤的白色对照鲜明，所以最宜斗茶之用。黑釉建盏身价随斗茶而涨，后来也被列入贡品，但属于“有令则贡、无令则止”之类。
斗茶无固定场所，地点也没有限制，茶室、茶店、庭院、街头都可以进行。《斗浆图》所描绘和表现的就是叫卖小贩在街头斗茶的场景。最初的斗茶是品评茶的香气和香味——“斗茶味兮轻醍醐，斗茶香兮薄兰芷”。随着斗茶活动从茶乡逐渐传开，以至扩展到社会各阶层，斗茶的形式、内容、时间与参与者都发生了变化。时间上不再限于制作新茶季节，参与斗茶者也不再限于采茶制茶的茶农，斗茶内容也从评比茶叶品质的优劣转向侧重比拼点汤击拂技艺的高下了。评判标准也有变化，一比汤色，二看汤花。汤色即茶水的颜色，汤花即指汤面泛起的泡沫。宋代使用的茶仍然是蒸青团饼茶，饮茶方法以点茶为主，即先烤茶饼，将茶饼碾成细末，筛细，茶末放于碗中，倒入少量沸水调成糊状，用茶筅大力搅拌，使茶末与水相融，以渐起泡沫为佳，汤色以纯白为上。汤花则以出现是否快，水痕露出是否慢来评定高下。
在宋朝，在点茶基础上还发展出一种“分茶”的技艺，又名“汤戏”、“茶百戏”或“水丹青”。许多茶道专家在运用茶筅击拂时，使得茶面泛起的泡沫幻化成不同的形状或者各种形象，看起来像花鸟、虫鱼、山川、草木，甚至幻化出文字来，从而制造出一种视觉上的艺术美感。
传说，南宋大诗人陆游是位茶艺高手，他闲来无事，也玩分茶，以自娱自乐。还有东坡先生也爱斗茶，且身手不凡，他与高手蔡君漠比试，结果战成平手。
斗茶初始是以品评茶品的次第为主要目的的茶事活动，后来逐渐发展为以比技巧、斗输赢为主要内容的茶艺雅事，使其有了趣味性、观赏性和艺术性的文化内涵，终究成为中国古典茶艺的一朵奇葩。
精彩视频：
《国宝档案》南宋无名氏《斗浆图》
36
银茶托
ZT
千年窖藏天下惊
彭州宋代金银器窖藏文物共出土351件，器物品种丰富，制作精美，一经发现即震惊了国内考古界。丁武明说，发现金银器窖藏非常偶然。一个窖藏中为何会有如此多的金银器，究竟什么原因使之埋藏在彭州，至今还是一个谜。
1993年11月，彭州市区天彭镇繁华的商业区西大街进行基建工程。在历街居委会的基建工地上，几位农民按照工程要求挖基坑，挖了2米多深后，挖基坑的工作快接近尾声，此时天色已晚，农民也准备收工。突然，一位农民发现在基坑底部的坑壁上有一块规整的石板，他叫来同伴，准备一起把石板撬回家。这一撬，撬开了一个惊天大发现。
几位农民小心翼翼的把石板撬下来后才发现，在石板的下面还有一个大坑。借着黄昏昏暗的光线，他们眯缝着的眼睛看见大坑里堆满了各式各样黑乎乎的锅碗瓢盆。掏出几件仔细观察，竟然发现这些东西都是非金即银，当即意识到，他们在无意之间发现了文物。一时间，地下发现宝贝的消息传遍了彭州城。
文物人员在挖掘清理时发现，这个金银器窖藏离地面有两米多深，窖底、窖壁都用青砖砌成，上部用3块长条形石板覆盖。砖窖长1.2米，宽1米，深0.9米，窖内装满了金银器，金银器表面还有明显用麻纱布包裹过的痕迹，但麻纱布早已灰飞烟灭。顶部中间的一块石板经年累月，已被泥土压塌，部分金银器也被压坏。由于窖藏上方有一根不停漏水的自来水管，当文物人员打开砖窖的时候，金银器已经发生了严重的锈蚀。
通过清理，共出土文物351件，可以辨认器形的有343件。其中金器27件，其余都是银器。这些器物种类丰富，造型独特，纹饰精湛细腻，在国内十分罕见。
“第一窖”成因难解
在一个窖藏中发现350多件金银器，并且是迄今为止全国发现的最大规模金银器窖藏，因此被誉为“天下金银第一窖”。后经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这批文物中有115件国家一级文物，彭州金银器从此名扬四海。在断代上，器物的器形和铭文给专家们提供了直接证据，确定这批文物是宋代的金银器精品。但这批金银器是何人之物，为何藏于地下？很难找到确切答案。
据专家介绍说，因突发事件而埋藏，后因种种缘故被人们遗忘，重被发现就称之为“窖藏”。金银器窖藏现在国内已经发现几十处，其中宋代有十几处。金银器加工工艺在唐宋时期达到最高水平，由于其质地本身具有货币的珍贵性和多次利用的特殊性，因此一种器形形制和纹样不会被长期保留，它往往会随社会风气的改变而改变。这次出土的菊花形金碗、莲花纹银碗、斗笠银碗等器形已经在绵阳窖藏、德阳窖藏、福建邵武窖藏等处均有发现。在菊花形金碗上，明确有“绍熙”的纪年款，而“绍熙”也就是1190年以后。由此专家推断，彭州金银器的器物年代其上限应该不会早于“绍熙”年间，几乎所有的器物都表现出明显的南宋特征，其下限不会晚于南宋末年。但器物的年代不一定就是下窖的时间，是什么原因促使主人埋掉这一批珍贵的财宝？
仓促的“窖藏”往往都把东西藏在罐中、木盒中，甚至直接埋入土坑。但彭州的金银器却埋藏在规整的砖室内，器物放置整齐有序。多数器物还用纱布包裹，贵重金器都装在一个大的银钵中，下窖的时候还按先大后小的顺序依次放入，一些相同的器形重叠在一起。砖室的大小刚好能够装下所有的器物，既没有留下大的空间，又不会因空间太小而压坏器物，而且埋藏在2米多深的地下。这说明主人在下窖的时候时间很充裕，没有丝毫的慌张。
专家发现，在大量的金银器中出现了“董”、“董宅”等铭记，估计这应该是这批金银器的主人，一个姓董的大户人家。尽管宋代奢侈之风盛行，一般老百姓都以有几件金银器而自豪，能够拥有数量如此之多的精美金银器，显然“董”是有较高社会地位和财力的家族。一般的社会事件不会对这些庞大的家族产生多大影响，致使其不得不将珍贵金银器埋入地下，肯定是他们难以控制和预料的严重事件。
诸多线索让专家思路逐渐清晰。在“绍熙改元”之后，彭州的确发生了足以令当地富豪仓促出走、埋藏珍宝的事变。南宋端平三年，也就是1236年，蒙古铁骑占领成都附近，大批蜀人匆忙逃亡。浮现在我们眼前的是这样的场景：彭州一董姓大户人家提前得知蒙古兵南下的消息，并料定成都迟早会沦陷，于是早早的就将多年积聚的金银器埋藏好，想等战乱过后再取出来。但没想到的是，当蒙古兵杀到的时候，一家老小均被屠戮或者逃走之后，却再也没有机会回来，倒给现代人留下了通往南宋的实物资料。
但最准确的推测，尚需更多史料佐证。彭州金银器的发现地现在已成为繁华的商业区，清代是寺庙所在地，在此之前，已无从可考。
彭州金银器名满天下
“彭州金银器代表了宋代金银器的最高水平。”这是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徐董芳对彭州宋代金银器窖藏的评价。在这批稀世珍宝中，金银器上的铭记落款成为研究宋代工商业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丁武明指着一尺多高的“象纽莲盖溜肩银执壶”说，这个银器代表了宋代制造业的最高水平，曾入选中国考古精品文物，也是彭州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在彭州350多件金银器中，现在可辨别器物上有铭记的共有近250件，占这批金银器的七成，这在宋代窖藏中极为罕见。铭文中，“罗祖一郎”、“汪家造十分”、“寺街陈家”等制造工匠、制造商家、制造地的名款只出现在某一种或某一套器具上，表明当时的分工已经很细，一个作坊只打造一种或少数几种金银物品。更为重要的是，很多金银器上都标明了成色和重量，如“袁家十分”、“注子一付重叁拾壹两”等，可见古时人们对质量的追求与现代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铭文通过錾刻、压印、刻划等方式留在器物上，无不体现出持有者的尊贵和珍视。
在彭州金银器中，除了金簪、金钗两类首饰外，其余的器物都是容器。有碗、盘、盏、壶、瓶等15类，有三成以上的金银器有生动的纹样作为装饰，这说明宋代金银器在民间已大量使用，装饰已经变得世俗化，已经不在装饰上多加注意。在制作工艺上，彭州金银器虽然多为私人作坊和个体金银匠人制造，但做工却很精细，宋代金银器制造的各种技术在彭州金银器中几乎都有体现。另外，出土的这批金银器中，多件物品上錾刻有带“官”字的铭文，这些器物造型复杂，工艺精湛，应该是官府作坊的产品。专家推断，在宋代的成都平原，金银器的制造已经非常先进，彭州作为古蜀先民早期活动的核心区域，出现如此众多精美的金银器也在情理之中。
国宝期待更多关注
彭州因有金银器窖藏而蜚声海内外，但丁武明说，普通老百姓对馆藏文物不感兴趣。博物馆从2002年开放以来，并没有多少人前来。现在摆在博物馆面前的问题是如何把这批“国宝”级文物保护好。
彭州金银器被发现的时候就因长期浸泡而锈蚀严重，除了金器文物保存基本完好外，多数银器表面被一层灰褐略带紫色的锈蚀物覆盖，质地也因此变得薄而脆。2000年，彭州将这批金银器送到成都市考古研究所进行保护修复，经过精心清洗和保护，这批金银器恢复了往日的光泽。为了延缓金银器的衰老，博物馆的灯光特别黯淡，而且灯管都不配备镇流器，一个月就得换一次灯管。丁武明指着一件小型银器说，“我们正在和上海的一家单位合作攻关金银器的保护，如果科研成功，将为子孙后代留住这批艺术品。”顺着丁武明手指的方向，一只银盏一半暴露在空气中，另一半被薄薄的化学物质覆盖。
丁武明的观点是，保护文物还是要通过加强文物的利用来保护。尽管现在还没有多少人前来参观，但博物馆正在和彭州的景区加强整合，以期吸引更多的旅游者。作为全国馆藏一级文物最多的县级博物馆，他们有着自己的吸引力。
37
耀州窑青釉镂孔盏托
感官美是指器物给予人们感觉器官最直接的审美感受。迄止唐代以前，饮食器从造型到装饰，几乎都是以实用功能摆在第一位的，审美的功能，则完全服从并服务于实用的功能。其基本的风格或质朴厚重，或富丽堂皇，总之，绝不属于“雅”的范畴。这并不奇怪，因为工艺的制作，一直是众工之事，而为贵族所用，却不入文人士大夫的鉴赏心目，再加上文人的情趣这时尚未形成为社会风范的表率，当然不能不是如此的品格。然而，五代两宋以后，文人情趣弥漫于社会各阶层，尤其在生活中，必然会对饮食器造型的设计产生深刻的影响，以典雅、文静、清新、朴素为贵。与“唐三彩”的热烈响亮，形成陶冶性情、取悦眼目的强烈对比。
清新指的是造型的清隽、新颖，除新创的品种外，宋代的饮食器造型非常注重新颖别致，在恬淡的风格中还透露出它的与众不同，每一件器皿都能给人不同的感受。如现藏上海博物馆的耀州窑青釉镂孔盏托，给人的视觉感受又是一番天地。
这件北宋耀州窑青釉镂孔盏托，托盘为花叶状，圈足微撇，口部微敛，腹部浑圆，与下部的盏托连为一体，造型恰似一朵含苞欲放的鲜花。更为独特的是，盏形部分有镂孔之处状似中国传统符号之一的葫芦，寓意福禄圆满。透过葫芦形的镂孔，隐约可见盏内风光，使造型实中有虚，更显得灵巧别致，这种独特的造型极为罕见。
宋代耀州窑盏托有两种，一种为盘式，盘中心凸起一圈，上放小盏，一种就是这类形制。这种盏托上部看似小盏，实与下部连成一体。此盏托为花叶状，下有圈足，盏形部份有镂孔三处。釉色青中闪黄，在窑址中出土的宋代盏托少于五代产品，而盏托数量大大少于小盏。
38
鎏金银盏托
ZT
银质，托作莲瓣式，上连圆口杯，造型颇为别致。器口沿及足边均施鎏金一圈，工艺精湛。
许峻墓位于福州市西郊茶园西麓(茶园山小学校园内)。1990年3月15日因墓在基建中遭破坏，由福建省博物馆和福州市文管会进行清理。墓坐北南向偏西45度，封土为三合土质，封顶残高0.60米。封土下有三个墓室并列，砖石结构。每室四周均用大型条石砌墙，室内四面再用特大青砖叠砌，部分砖头阳刻“淳祐十年”四字，在条石与青砖之间充填松香。中室长2.53米，宽1.43米，高1.24米；左室长2.53米，宽1.06米，高1.24米。中室为许峻墓圹，椁已毁，棺为楠木质，遗骨保存完整，随葬品有银盘、银壶、银碗、银筷子、银汤匙、银托盏、铜尺、铁剪刀、铜钱、木佛珠、梳妆漆奁、许峻墓志等。左室为元配陈氏墓圹，室内棺木已基本腐烂，遗骨无存。随葬品有银鎏金花凤纹葵口盒、银錾金双鱼佩饰、银鎏金瓜形发冠、鎏金葵口银托杯、银鎏金执壶、银錾花盆、银碟、湖州菱花铜镜、梳妆漆奁、陈氏墓志。右室为侧室赵氏墓圹，已被盗，室内松香、棺木烧毁。仅出土赵氏墓志及四尊寿山石俑。
39
铜盏托
40
铜盏托
41
砖雕彩绘侍女俑
延伸阅读:
山西金代陶瓷艺术
42
摹刻古香斋藏蔡襄帖木刻板《茶录》
在宋代有关茶事的艺文创作中，蔡襄的《茶录》因内容专业化与开拓性以及数艺术的精美而独领风骚。
蔡襄（1012—1067）字君谟，兴化仙游（今福建蒲田仙游）人，性忠鲠。累官至端明殿学士，人称蔡端明。谥忠惠，后世敬称他：“忠惠先生”。他从小爱茶，茶事对他的熏陶既久且深，嗜茶如命，正如他在《和孙子翰谢寄茶》一诗中所吟咏：“衰病万缘皆绝虑，甘香一事未忘情。”痴醉到了“老病不能复吟，则把玩而已，看茶而啜墨”（苏东坡《又书茶与墨》）。
他精于品茗、鉴茶，是一位古代茶学家。庆历七年（1047年），36岁的蔡襄任福建路转使，负责监制北苑贡茶，把原来的大龙凤团，用鲜嫩的茶芽作原料，改制成小龙凤团，内质优异，外观精巧，被誉为“上品龙茶”，甚得任宗喜爱。有“建安茶品甲天下”之誉。宋仁宗也是一个爱茶之君，时常关注茶事茶艺，关心建安贡茶。蔡襄考虑到“昔陆羽《茶经》不弟建安之品；丁谓《茶图》独论采造之本。至于烹试，曾未有闻”，又为使烹试之法更适宜宫廷雅玩，故“辄条数事，简而易明，勒成二篇，名曰《茶录》。”（《茶录》前序）并于皇祐四年（1052）春书呈仁宗皇帝。仁宗御览后入内府珍藏。
《茶录》正文约800字，内容很精到，上篇论茶汤品质和烹饮方法，提出茶色、香、味俱佳；下篇论茶器的功能及其使用方法。《茶录》是对陆羽《茶经》的发展，是我国茶文化史上又一部举足轻重的文献。尤其是《茶经》所反映的美学思想，使该著成为一部很有特色的茶艺之作，标志着饮茶提升到了更为艺术的程度。而《茶录》的书法既是蔡襄书法艺术的代表作之一，也是小楷书法艺术的好范本。所以，《茶录》一问世就受到各方关注。
有意思的事，《茶录》原稿怎么会被蔡襄知福州时的掌管笺奏公文的府衙属官所窃。后为知怀安县樊纪购得，并刻石拓印，行与好事者。然多舛谬，故蔡襄于治平元年（1064）“辄加正定，书之于石，以永其传”。樊纪刊本早已失传。现能所见蔡襄《茶录》为治平元年刊本（除前序外，又增后序）。主要有：
一、《北宋拓本》。这是仅见的善本，谓海内孤帙。
二、《南宋拓本》，曾录于明孙承泽《庚子销夏记》；
三、《古香斋拓本》，明宋珏刻，世称绢本《茶录》。
此外，清府内有墨迹本。乾隆皇帝曾题诗二首。第一首是《题蔡襄茶录真迹》：“君谟茶录重书定，呈览因之仍赐回。颂不忘规应着眼，处之得地尽其材。”第二首为《再题蔡襄茶录真迹仍用庚子诗韵》：“创书皇祐曾进奏，正定治平经几回。法宝陈家关世守，屡呤宁为诩诗材。”该墨迹本曾藏严嵩府，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馆。据专家考证，此本暂为元人抄本。看来，皇帝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蔡襄又是宋代大书法家，初学唐人，继取法晋，严守法度，最存晋唐遗意，“备众体而后能自成一家”（宋刘克庄《刘后村集》）。楷书端重沉着，行书温淳婉媚，草书参用飞白法，时人有言其“行书第一，小楷第二，草书第三”，（《东坡题跋》）黄庭坚在《豫章黄先生文集》中君谟作小字，真行殊佳，愈小愈妙。宋徽宗认为“襄书包藏法度，停蓄锋锐，宋之鲁公也。”（见《东坡字说》）
蔡襄《茶录》，小楷，无一倦笔，颇有二王楷法，端重飘逸，难乎两者，受到同代及后世的赞誉。如《宣和书楷》云：“襄游戏茗事间，有前后《茶录》，复有《荔枝谱》，世人摹之石，自珍书有翔龙舞凤之势，识者不以为过，而复推为本朝第一也。”首先为《茶录》作题跋的欧阳修曰：“善为书者以真楷为难，而真楷有小字为难……君谟小字新出而传者二：《集古录目序》衡逸飘发；《茶录》劲实端严。为体虽殊而各极其秒。盖学之至者，意之所到，必造其精”，推崇备至。元瓒跋《茶录》赞：“蔡公书法真有六朝唐人凤，粹然如琢玉。”明孙承泽谓：“宋人务工楷法者，忠惠《茶录》出入晋唐间，绝构也。”（《庚子销夏记》）清杨宾《大瓢偶笔》称赞“蔡端明小楷以《茶录》为冠。今观其书，舒徐刻画在虞（世南）、颜（真卿）之间，可与小字《麻姑坛》戟颉颃千古。”此外，董其昌、陈继儒、蒋书铨等，对蔡襄《茶录》的书法艺术均有肯綮的评述。正是：君谟北宋首名家，小楷真无可指瑕。除却换鹅经一卷，是谁胜似录龙茶。“（清黄炳坤堃《希古堂诗存》卷五）“换鹅经一卷”说的是书圣王羲之以小楷《黄庭坚》（一说《道德经》）换取山阴道士鹅的故事。后以“写经换鹅”为赞美人擅长书法之典。方时举《观察忠惠墨迹诗》：“公书方整八法俱，《荔谱》、《茶录》绝代无。当时石刻今已少，况复笔迹真璠玙。此书飘逸尤绝品，风度不殊僧智永。”将《茶录》的书法比喻为真的美玉；把《茶录》的书风雨王羲之的七世孙南朝陈隋间僧人书家智永等同起来。难怪蔡襄自谓《茶录》石刻小楷为“平生得意书”。有道是：“蔡公创制小龙团，赢得千秋万古传。《茶录》一书尤上品，还留墨宝在人间。”
43
摹刻古香斋藏蔡襄帖木刻板《茶录》
44
剔犀漆盏托
整个盏托由圆形盏、葵瓣式盘、高足组成。通体髹紫红色漆，雕如意云头纹饰，花纹刀口侧面露出黑漆线一道。托内髹黑漆，乌黑黝亮，有自然断纹。
剔犀又称云雕，其工艺先以两色或三色漆相间漆于胎骨上，每一色漆都由若干道漆髹成，至相当的厚度后，斜剔出云钩、回纹等图案花纹，故在刀口断面
45
金茶匙 和 银盏托
ZT
２００１年４月中旬至５月初，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湖北省文化厅、省文物局与荆门市政府、钟祥市政府联合组织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考古工作者，对位于钟祥市长滩镇外的明代梁庄王墓进行了发掘，直至当年年底发掘工作基本结束。
距离武汉市２００余公里的钟祥市，地处长江与其最大支流汉江之间的江汉平原，战国时就称为郊郢，是楚国国都的陪都，享有“天下粮仓”的美誉。在明朝嘉靖年间，钟祥成为当时与北京、南京齐名的全国三大直属藩府。１９９４年，钟祥被列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２０００年，钟祥明显陵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清单。
据省文化厅厅长蒋昌忠介绍，被发掘的梁庄王墓据考证是梁庄王与王妃魏氏的合葬墓。梁庄王系明仁宗第九子朱瞻（土旁加自），１４４１年病死后安葬。梁庄王的正妃（即原配）纪氏“早夭”。宣德八年，梁庄王22岁时，20岁的魏氏被册封为梁王妃。他们仅共同生活了8年，梁庄王便“以疾薨”。魏氏悲痛欲绝，“欲随王逝”。正统皇帝为此降旨安抚，要她存留下来，抚养梁庄王的两名幼女。魏氏于38岁病逝时距离梁庄王下葬已有10年，但她仍与丈夫葬在一起，且为合葬形式中最亲密的一种──同穴同室。下葬时，由于自来石将墓门顶得很紧，只得撞破西扇门。2001年该墓发掘时，前室的西扇门和自来石（顶门柱）神秘失踪，考古人员曾以为墓已被盗；此墓并非合葬的设计布局，事实上却是王与妃合葬……考古人员通过整理文物、解读两人圹志，并结合文献记载，才破解了谜团。
明代亲王墓是高等级墓葬，通常建有排水系统，而该墓没有排水系统，相反却将墓室建在可以见到地下水之处，应当与当时的某种迷信有关，有“不达黄泉不罢休”之意。墓内随葬品十分丰富，出有金、银、玉、宝石、瓷器等共计５１００余件，其中金、银、玉器有１４００余件，仅金器的重量就达１０余公斤，珠饰宝石则多达３４００余件。各种镶嵌的宝石有700多颗，其中红宝石、蓝宝石、祖母绿、金绿宝石等四大名贵宝石，产地都不在国内，可能来自东南亚，可能与当时郑和下西洋有关。随葬如此大量的金银珠宝，在已发现的明代亲王墓中尚属首次，仅次于明代皇陵——定陵。随葬的金、银、玉器和珠饰珠宝种类繁多，制作精美，保存完好，至今仍璀璨生辉，雍容华贵，令人惊叹不已。
明梁庄王墓发掘，是湖北省明代考古发现中出土文物最多、文物价值最高的一次，也是全国已发掘明代亲王墓中等级最高、出土文物最多的一次空前大发现，为明代历史、考古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和新的课题。
46
曼生铭提梁紫砂壶
ZT
此壶盖钮呈瓜蒂状，曼生设计此壶巧妙地以瓜形作器身，瓜蒂作盖钮，瓜藤作提梁，器身一侧附管状短流，是一件造型与日用结合完美的作品。壶由杨彭年制作，曼生与频迦书刻。曼生即陈鸿寿，字子恭，号曼生，清代篆刻家，他与杨彭年合作而成的紫砂器风行一时，颇有“名工名士，相得益彰”之风范。传世的彭年曼生壶颇多，但在一壶之上分别由两位文人撰、铭书刻的则甚少。频迦即郭麟之号，其与曼生合作的作品传世弥足珍贵。
陈曼生以文人特有的审美取向，将诗词的意境、书法的飘逸、绘画的空灵、金石的质朴有机而生动地融入紫砂壶，将文人艺术与制壶技艺有机结合，从而完成将紫砂壶由工艺品到文人艺术珍品的转变，也才使得文人紫砂壶升华为融合多种文化元素的绝佳载体，紫砂壶从此以纯粹文人化的身份跻身艺术珍品之列，“曼生十八学士壶”更长期被紫砂界奉为经典。曼生壶集艺术、历史、文物、赏玩、实用、收藏等价值于一体，承载紫砂文化、茶文化、宗教文化、古文学、书画、篆刻、金石文化等众多文化元素，融合儒家、佛家、道家等思想精华，成为中国文化艺术的代表。
曼生乃文士，自诩坡仙之徒，一生所崇拜者，首推东坡。适值生日聚会，恰在隆冬，其时炉火新旺，曼生呼朋唤友，煮茶斗诗，乐在此中。其间好友郭麟，把壶言欢，遥指东坡，言及当年“松风竹炉，提壶相呼”，今曼翁诞辰，何妨古为今用，活火煮茶，神游古今，众皆言妙。一语惊醒梦中人，曼生惊异于提壶二字，提梁之 意朦生于心，席散人尽，客去主安，长夜漫漫，秉烛夜思，绘提梁于案头，易稿数十，不得真谛。恍恍然，东方泛白，曼生信步入庭，侍女婉儿，恰送南瓜羹，曼生惊喜，忆昔年东坡归田，院内外皆种有南瓜，自己本自诩坡仙之徒，何不以南瓜为壶，与东坡先生同喜南瓜岂不妙哉，再入书屋，依南瓜为壶身，绘三叉提梁，得此南瓜提梁壶式。
此壶系有感于东坡提壶所得，故文人气息最浓，文人雅士，群聚得以高朋满座，独处得以与古人神交，人生之乐，莫过于此。其风神可谓典雅，把玩此壶，犹如茅屋赏雨，竹林读诗。似眠琴绿阴，上有飞瀑；如白云初晴，幽鸟相逐。典丽高雅，正是落花无言意当远，人淡如菊品自高。
47
雕漆《三清茶》碗
ZT
碗敞口圈足，弧壁渐收，线条圆润，形制精巧。外壁以雕漆工艺装饰，上、下腹各施一周如意头状云纹，腹壁浅刻回纹为底，上浮雕乾隆御制五言诗《三清茶》：“梅花色不妖，佛手香且洁。松实味芳腴，三品殊清绝。烹以折脚铛，沃之承筐雪。火候辨鱼蟹，鼎烟迭声灭。越瓯泼仙乳，毡庐适禅悦。五蕴净大半，可悟不可说。馥馥兜罗递，活活云浆澈。据佺遗可餐，林逋赏时别。懒举赵州案，颇笑玉川谲。寒宵听行漏，古月看悬玦，软饱趁几余，敲吟兴无竭。乾隆丙寅御题。”后钤“乾”、“隆”二章。诗文记述了品尝三清茶的情景，十分雅致。三清茶用梅花、松实、佛手三味，以雪水烹制而成。每逢新正，帝于重华宫举行茶宴，君臣品茶吟诗，宴毕以茶碗赏赐群臣。类似作品多为矾红、青花瓷质作品，如《唐英督陶记略》中即有乾隆十一年传旨烧造青花红彩御题诗碗的记载。而此碗以雕漆工艺制作而成，工艺精美，刀工利落，细部雕琢一丝不苟，制作讲究，是典型乾隆雕漆精品，颇为珍罕。
48
王伦款彩绘山水纹紫砂壶
49
紫砂加彩方壶
50
景德镇窑粉彩莲子碗
51
景德镇窑粉彩莲子碗(俯视图)
52
景德镇窑娇黄釉碗
53
景德镇窑青花釉里红折枝花纹盏托
54
景德镇窑青花釉里红折枝花纹盏托(俯视图)
55
松石绿地粉彩花蝶纹茶船
内壁以粉彩绘一组花卉、蝴蝶，花蝶绘画写实，栩栩如生。全器色彩鲜艳，绘画工整。
56
松石绿地粉彩花蝶纹茶船(平视图)
57
紫砂粉彩八宝纹茶叶罐
58
竹编茶簏
簏lù 竹篾编的盛物器,形状不一
簏,竹高箧也。从竹,鹿声。——《说文》
簏谓之匮笥。——《通俗文》
筐簏。——《楚辞·愍命》
又如:簏箱(用竹子等物编成的箱子)
59
竹编茶簏(局部特写)
60
煮茶图纨扇轴
由张宗祥捐赠的清代任熊《煮茶图纨扇轴》，图中绘一侍女坐芭蕉叶上，旁置一炉一壶一扇一水瓮、任熊自题词一首：“江南好，好去作生涯，镇日饥餐僧打饭，随时渴饮妓煎茶，夜宿任谁家。”
任熊（1823年7月19日－1857年11月23日）清代晚期著名画家，“海派”艺术的代表人物之一。字谓长，一字湘浦，号不舍，浙江萧山人。幼时家贫，跟塾师学画人像，后寓居苏州、上海以卖画为生。曾流浪到宁波，得遇名师姚燮，在其家“大梅山馆”学画，深得宋人笔法。任熊是绘画全才，人物、花卉、山水、翎毛、虫鱼、走兽，无一不精。画法宗陈洪绶，与弟任薰，儿子任预、侄任颐合称“海上四任”，又与朱熊、张熊合称“沪上三熊”。
61
金农（1687—1763）清代书画家，扬州八怪之首。字寿门、司农、吉金，号冬心先生、稽留山民、曲江外史、昔耶居士等，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布衣终身。好游历，卒无所遇而归。晚寓扬州，卖书画自给。嗜奇好学，工于诗文书法，诗文古奥奇特，并精于鉴别。书法创扁笔书体，兼有楷、隶体势，时称“漆书”。五十三岁后才工画。其画造型奇古，善用淡墨干笔作花卉小品，尤工画梅。
金农爱茶，其书法中有几件涉及到茶，其中浙江省博物馆藏一幅隶书中堂，从中可见冬心先生对茶的见解:
玉川子嗜茶，见其所赋茶歌，刘松年画此，所谓破屋数间，一婢赤脚举扇向火。竹炉之汤未熟，长须之奴复负大瓢出汲。玉川子方倚案而坐，侧耳松风，以候七碗之入口，而谓妙于画者矣。茶未易烹也，予尝见《茶经》、《水品》，又尝受其法于高人，始知人之烹茶率皆漫浪，而真知其味者不多见也。呜呼，安得如玉川子者与之谈斯事哉! 稽留山民金农。
金农的爱茶之心从作品中流露无遗，大约是看到刘松年所画的《卢仝煮茶图》有感而发 (金农曾临摹过一幅宋人《玉川先生煎茶图》，不知是否刘氏之作)。从金农所描述的廖廖数语中,破屋数间，玉川子静坐候汤的形象生动地浮现了出来。金农笔锋一转，又谈起烹茶之道来，“茶未易烹也”，的确是一句内行人的话，唐代陆羽在《茶经》中曾论到: “其火，用炭，次用劲薪。其炭曾经燔炙为膻腻所及，及膏木，败器，不用之……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其沸，如鱼目，微有声，为一沸，缘边如涌泉连珠，为二沸；腾波鼓浪，为三沸。已上，水老不可食也。”
我们从金农作品中可知，他不仅研读过《茶经》和《水品》(明徐献忠著)而且还向烹茶专家学习过此道。因而，对看似容易的烹茶自有深刻的体会，决非附庸风雅，故作清高之词。正因如此，金农对当时一些“烹茶”之道，一眼就能看穿其实质:“人之烹茶率皆漫浪， 而真知其味者不多见也。”
冬心先生在作品中的一声长叹“呜呼”，深感要找到一位像卢仝那样精通此道的人来切磋茶艺，何其难也。其意似乎已经在“烹茶”之外了。
金农在59岁时还写过《述茶》一轴，内容为:“采英于山,著经于羽;荈烈蔎芳,涤清神宇。”他还书写过苏东坡的茶诗:“敲火发山泉,烹茶避林樾。明窗倾紫盏，色味两奇绝，吾生服食耳，一饱万想灭。颇笑玉川子，饥弄三百月，岂如山中人，睡起山花发。一瓯谁与同，门外无来辙。”
63
梅兰图
《梅兰图》李方膺（1695-1754），字虬仲，号晴江、秋池等，江苏南通人。其为人傲岸不羁，刚正廉洁，先后任乐安、合肥及兰山县知县。他重视民众疾苦，得罪权贵，终于罢官身退，去官后寓南京借园，自号园林人，常往来扬州卖画为生。
李方膺擅画梅，亦长于画松、兰、竹、菊、偶作鱼、虫，用笔放纵而苍劲。亦能诗。诗画中，抒发其不得志和“孤傲”之情。为“扬州八怪”之一。
《梅兰图》纸本墨笔。纵127.2厘米，横46.7厘米。为李方膺传世仅有的茶画，用笔滋润，画面丰满。画面中侧瓶中一枝梅，疏影横斜，孤清冷艳；左侧画有惠兰一盆，婀娜飘逸，洒脱自如，梅兰前一壶一杯，造型朴拙，神态可人。作者以极为精炼的笔法和着墨，勾勒高古拙朴的茶壶、茶碗，佐以梅、兰、竹及泥盆、破罐、怪石衬之，飘逸素洁，已非寻常人品茗之境。李方膺用几乎一半的人空间和洒脱自然的书法题曰：“峒山秋片茶，烹惠泉，贮砂壶中，色香乃胜。光福梅花开时，折得一枝归，吃两壶，尤觉眼耳鼻舌俱游清虚世界，非烟人可梦见也。”作者心中的茗事，应该是茶好，水佳，器精及优雅宜幽绝的品茗之境。
64
扶风法门寺出土的一套珍贵的国宝级唐代茶具也来助阵，在展厅中以独立展柜形式一字排开。
65
鎏金飞鸿球路纹银笼子
这件鎏金镂空飞鸿球路纹银笼子出土于法门寺地宫中。它是地宫出土全套唐代茶具里用于放置茶饼的工具。此器是模冲成型，通体镂空，纹饰鎏金。带盖，直口，平底，四足，有提梁。盖为穹顶，口沿下折，顶面刻有15只飞鸿，口沿上装饰一周莲瓣纹，下缘装饰一周上下错列的破式团花纹，鱼子纹地。笼体口沿处亦装饰一周破式团花纹，腹壁刻三周20只飞鸿，都是两两相对。两侧口沿下有环耳，套置提梁。提梁上套有银链，银链另一端与盖顶相连。底足与笼底边缘相接，每只足底以三个花瓣呈倒"品"字形排列。通体镂空处作球路纹。这件银笼子以飞鸿为主要装饰物，翩翩飞鸿打破了球路纹的单调布局，给人以驰骋想象的空间，充分展示了唐代工艺精美，装饰雅丽的风貌。
66
鎏金飞鸿球路纹银笼子(局部特写)
67
鎏金飞鸿球路纹银笼子(局部特写)
68
鎏金飞鸿纹银匙
为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代系列茶具之一。器成后，在银匙上用硬物刻有“ 五哥 ”两字。“五哥”原为唐宫中对僖宗小时的爱称，表明此物为唐僖宗李儇所有。根据同时出土的《物账碑》记载，系列茶具为僖宗的新恩之物，可见，这件银匙当为唐僖宗所供奉。它主要为煎茶时，用来取茶末、搅茶汤，是煎茶的专用器具。
这件银匙，通长19.2厘米，匙面呈椭圆形，微凹，纵径4.5厘米，横径2.6厘米。匙柄长，前窄后宽，呈三角形。 下段近匙面处宽 0.7 厘米，上段顶端宽 1.3 厘米， 均錾花鎏金，上段为流云飞鸿，下段为联珠菱形图案，并间以十字花。整个银匙，给人以精细、雅巧之感，这与河南偃师杏园唐崔防墓中出土的“九曲花瓣银匙”基本相似。
69
鎏金飞鸿纹银匙
70
鎏金飞天仙鹤纹银茶罗子
唐人饮茶，对茶末的细度有着特殊的要求，因此，碾出的茶末要过罗后方可烹煮饮用。此罗为长方形，由盖、罗、屉、罗架、器座组成，均为钣金成型，纹饰涂金。纹饰有飞天、仙人、仙鹤、莲瓣及流云等。制作精巧，工艺复杂，集实用与观赏于一器。这是目前所见惟一一件唐代茶罗，填补了考古资料的空白，有着重要的文物价值。
71
鎏金飞天仙鹤纹银茶罗子
72
鎏金飞天仙鹤纹银茶罗子
73
鎏金飞天仙鹤纹银茶罗子
74
鎏金鸿雁纹银茶辗子
鎏金天马流云纹银茶碾：
唐代，碾槽通高7.1厘米 长27．4厘米 宽3厘米 重1168克 碾轮直径8.9 厘米 边厚0．6厘米．
用于碎茶，法门寺出土。由槽身、槽座、辖板所组成。槽身置于槽座之上，与中药店里用的药碾子造型类似，底部錾有“咸通十年文思院造银金花茶碾子一枚共重廿九两”字样。碾子银质涂金，上有鎏金鸿雁流云纹。辖板饰飞鸿流云纹。槽上置有碾轴，与碾子配套使用，也称为坠或轴。轴轮上饰以同样的鎏金流云纹，轮边尖锐而薄。碾槽底座里面凿文字两行：“咸通十年文思院造银金花茶碾子一枚，并盖，共重二十九两。 匠臣邵元审，作官臣李师存。判官高品臣吴弘悫，使臣能顺。”锅轴边沿錾：“锅轴重一十三两。拾柒字号。”另槽面器底及锅轴等三处，均划有“五哥”二字。
75
鎏金鸿雁纹银茶辗子
76
鎏金鸿雁纹银茶辗子
77
鎏金鸿雁纹银茶辗子(局部特写)
78
鎏金卷草纹长柄银匙
79
鎏金羯摩纹三足架银盐台
蕾纽摩羯纹三足架银盐台：由盖、台盘、三足架等组成，盖上有莲蕾捉手，中空，有铰链可开合。 与银筋焊接并与盖相连。盖心饰团花一朵，盖面饰摩羯四尾，盖沿为卷荷。二足支架与台盘焊接相连，支架以银筋盘屈而成，架中部斜出4枝，枝端有摩羯铸件二，智慧珠二，珠下且有莲蓬座，珠周有火焰纹，座下衬以团花。通高250毫米。
80
鎏金羯摩纹三足架银盐台(局部特写)
81
鎏金羯摩纹三足架银盐台(局部特写)
从法门寺出土茶器看大唐宫廷煮茶程序
前言
在中国饮茶史上，唐代的饮茶方法，与早先相比，更加讲究，更加精致，饮茶已由粗放进入到精工阶段，煮茶注重技艺，饮茶重在情趣。唐代白居易《夜闻贾常州、崔湖州茶山境会亭欢宴》曰：“遥闻境会茶山夜，珠翠歌钟俱绕身。盘下中分两州界，灯前各作一家春。青娥递舞应争妙，紫笋齐尝各斗新。自叹花时北窗下，蒲黄酒对病眠人。”唐代“大历十才子”之一钱起《与赵莒茶宴》曰：“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尘心洗尽兴难尽，一树蝉声片影斜。”此外，在众多爱茶文人的诗文中，都记载了宾客相聚，品茶论理时的幽雅情景。那么，作为大唐宫廷茶道，其规格之高、场面之盛，以及茶器之美、茶艺之精是不言而喻的。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大唐系列宫廷茶器，不但为后人提供了唐代大兴饮茶之风的佐证，而且还为人们提供了复原大唐宫廷茶道的依据。
一、法门寺地宫出土系列茶器揭秘
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其中，就有一套大唐系列茶器。根据同时出土的《物账碑》记载，有“茶槽子、碾子、茶罗子、匙子一副七事，共八十两”。结合实物分析表明“七事”指的是：茶碾，包括碾、轴；罗合，包括罗身、罗斗（合或盒）和罗盖以及银则、长柄勺等。从茶碾、碾轴、茶罗子等茶器錾有的铭文看，这些茶器制作于唐咸通九年至十二年（868~871），又有“文思院造”字样。而文思院，乃是专门制造金银犀玉巧工之物的宫廷手工工场，表明这些茶器是专门为宫廷制作的大唐宫廷茶器。同时，在茶罗子、银则、长柄勺等器物上，还有器成后留下用硬物刻划的“五哥”字样。据查，五哥是唐懿宗李漼时，皇室及重臣对唐僖宗李儇小时的爱称，表明这些茶器为宫廷专用饮器。且《物账碑》将这些茶器列于唐僖宗所供奉的“新恩赐物”项，表明这些茶器是御用之物。
另外，法门寺地宫珍藏的茶器，并不止“七事”，还有盐台、笼子、茶碗、茶托等器，其中部分茶器，亦为唐懿宗御用之物。上述茶器，质地之贵，做工之精，造型之美，价值之高，堪称茶器中的国宝。它是大唐茶文化兴盛的综合体现，更是大唐宫廷茶道兴隆的集中表现。
此外，在法门寺地宫还出土了大量生活用器，包括食器、酒器等饮器，但它们与饮茶器却是相互通用的，如调达子、银龟盒、鎏金盆等就是如此。现将法门寺地宫珍宝中所列茶器，以及与饮茶紧密相关的饮器，结合大唐宫廷茶道史实，分类简述如下。
（一）金银茶器用金银制作而成，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高等级的茶器。法门寺出土的金银器中，与大唐茶宴相关的有以下几种金银器：
1鎏金门座茶碾子
通体呈长方形，由碾槽、辖板和槽座组成。槽呈半月形尖底，与槽座焊接。槽身两端为如意云头状，两侧各有一只飞雁及流云纹。槽座嵌于槽身，座壁有镂空门，门之间饰天马流云纹。茶碾子打开后，上置纯银轴，轴长21.6厘米，轴径8.9厘米。轴刃有平行沟槽，轴杆圆形，中间粗两端细，其上錾刻“五哥”二字，表明此器为唐僖宗供奉。轴孔四周錾团茶，外饰流云纹，錾文上有“轴重一十三两（唐代重量单位）”，轴可来回转动。茶碾子是碾茶器，在煮茶时，供碾碎饼茶之用。
2鎏金仙人驾鹤纹门座茶罗子
通体呈长方形，由盖、罗、屉、罗架、器座组成，均系钣金成型，纹饰涂金。盖顶錾两体首尾相对的飞天，并衬以流云。盖刹四周各饰一和合云。罗架两侧饰执幡驾鹤仙人，另两侧为相对飞翔的仙鹤，四周饰莲瓣纹。罗和屉均为匣状，中夹罗网，屉面饰流云纹，有拉手。罗架下有台形座器，设镂空门。茶罗子，即茶筛。它是饼茶经茶碾碾成碎末后作筛茶用的。
3鎏金飞鸿纹银匙鎏金飞鸿纹银匙
匙面呈卵圆形，微凹。柄上宽下窄，錾花鎏金，上段是流云飞鸿，下段是菱形图案，其间錾十字花。茶匙，主要用来作为煮茶时的取茶用器。
4金银丝结条笼子
有盖，直口，深腹，平底，四足。盖为穹顶，笼有提梁，盖与提梁间有链相连。整个笼子用极细的金银丝编织而成。结条笼子，主要供烘烤饼茶后，趁热装入纸袋，作为一种贮器，暂存于此。
5鎏金镂空鸿雁球路纹银笼子
带盖，直口，平底，深腹，四足，有提梁。通体镂空，纹饰鎏金，盖上有飞雁15只。笼体腹壁錾飞雁三圈24只。四足分别呈花瓣状“品”字形。银链一条，分别系在提梁和笼盖上。鸿雁路纹银笼子，可供作为烘烤饼茶的用器。因唐时，人们饮的是饼茶，饮茶时要将饼茶先进行烘烤后，再经碾碎，方可煮茶饮用。
6摩羯纹蕾纽三足盐台
通体由盖、台盘和三足架组成。盖上有中空的莲蕾提手一个，盖心团花一朵，盖面有摩羯四尾，盖沿为卷荷。三足架和台盘相接。系链银火箸三足盐台主要用来存放盐或其他调料。因为唐代煮茶时，茶汤中还掺有调味品。调味品以盐为主，也有的会放些胡椒等其他调料。所以，盐台台盘中放的是盐，提手中放的是与煮茶有关的其他调料。
7系链银火箸
通体呈圆柱形，上粗下细，链用银丝编成。银火箸，是炉子生火煮茶时，供取炭的用器。
8鎏金伎乐纹调达子
钣金成型，纹饰涂金。为直口，深腹，平底，圈足，有盖。盖沿面饰有蔓草，盖面边缘錾水波和莲瓣，中心是一个宝珠形纽，下衬一周莲瓣。座四周錾有鸳鸯、飞禽等。腹壁中部刻有吹乐、舞蹈的伎乐。圈足有花纹，呈喇叭形。调达子是用来作为调茶和饮茶的用器。
9鎏金人物画银香宝子
钣金成型，纹饰鎏金。为直口，深腹，平底，圈足，有盖。盖面分成四瓣，每瓣一只飞狮。腹壁分为四个门，分别錾有仙人对弈、伯牙捧琴、萧史对箫、金蛇吐珠，将中国画技巧与金银钣金工艺融为一体。银坛子用来贮放烘烤冷却后的饼茶，以防还潮。
10鎏金双狮纹菱弧形圈足银盒
盒体作四出菱弧形，为直口，直壁，浅腹，平底，喇叭形圈足。钣金成型，纹饰鎏金。盒盖、盒身，上下对称，以子母口扣合。盖面隆起，錾有奔狮、西番莲和蔓草。盒盖、盒身各錾一圈二方莲叶蔓草，并以鱼子纹为地。盒底缘錾一圈莲瓣纹。它是唐懿宗延庆节进奉用器。银盒，可作为贮存饼茶的用器。
11鎏金双鸳团花银盆
浇铸成型，纹饰鎏金。盆为葵瓣形侈口，圆唇，斜腹下收，有矮圈足。盆口有一圈莲瓣纹，盆壁分四瓣，每瓣錾两朵石榴团花，团花只有一只鸳鸯，还衬有流云和阔叶纹。盆腹内外，花纹雷同。盆底有一对嬉戏鸳鸯为中心的石榴团花浅浮雕。圈足微外撇，外饰二十四朵莲花。此外，可作为金银器的茶器，还有鎏金卷草纹柄银勺、素面银香匙等。
82
五瓣葵口圈足秘色瓷碗
神秘的秘色瓷是越窑青瓷中的精品。
“秘色”一词最早见于唐代陆龟蒙的《秘色越器》诗中。在这首诗里，诗人称赞秘色瓷是“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据文献记载，五代时吴越国王钱镠命令烧造专供钱氏宫廷所用的瓷器，其配方、釉色、器型、烧制技术等都加以保密，产品并入贡中原朝廷，民间不得使用。据传所制瓷器有稀见之色，故称其为秘色瓷。但此色秘在何处，一直众说纷纭，有说是“香草色”，或者说是“碧色”。直到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唐代地宫的发掘，秘色瓷问题才得到解决。
在法门寺发掘中，共出土瓷器十六件，其中秘色瓷有十余件。何以确定这十几件瓷器即是著名的秘色瓷？原来，同时出土的器物中，有一件《物账》碑，上面记载了所供器物的名称、数量，以此账单与实物对照，即可明了情况。账单上有这样的记载：“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棱；瓷秘色盘子、罍子共六枚。”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千年谜底一朝揭开。
我们细细来看这秘色瓷碗吧。它高9.4cm、口径21.4cm ，碗口是葵口，呈五瓣，外壁是金银团花，内壁纯白，而釉色比一般的越瓷产品更青绿。由于是为朝廷所制，所以做工特别讲究，各个部位认真细致、一丝不苟，非常规矩、端庄，加上厚薄匀称的胎体和莹润可人的釉色，使得秘色瓷如同一位秀媚而端庄的大家闺秀，令人不得不说：“果然名不虚传！”
据研究，秘色瓷的烧造地点就在浙江慈溪的上林湖一带，这里有早先专为朝廷烧制瓷器的贡窑遗迹。
83
五瓣葵口圈足秘色瓷碗
延伸阅读:
解谜探幽说秘色瓷
84
五瓣葵口圈足秘色瓷碗
秘色瓷物语 瑕疵为艺术品拍卖证明身份
85
五瓣葵口圈足秘色瓷碗
在中国陶瓷的历史上曾经有许多的不解之谜，随着科学技术的提高和考古发掘的进展都被一一揭开了，但近几十年来唯独唐代秘色瓷器与汝窑窑址这两大谜团未被人们所了解。关于汝窑当在今后另有论述。而秘色瓷究竟是怎样的瓷器？唐代诗人陆龟蒙的《秘色瓷越器》以“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来形容这种神秘瓷器，又如徐夤之以“融青、盛绿、嫩荷涵露”来形容它的颜色，那么这种让人为之如此倾倒的瓷器究竟是什么样？是不是如他们所描写的那样精美，有人甚至怀疑这种瓷器是否存在。终于在1987年的陕西西安扶风法门古寺中，随着在唐代塔基下地宫中的考古清理，秘色瓷被发现了。首先发现的是压在地宫门口的物帐《衣物帐》碑上所记载的“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禾夌瓷秘色盘子碟子共六枚”字样。然后在地宫诸多宝物的清理中发现共计有秘色瓷七件加六件总一十三件，这与地宫中藏在漆盒中的完全吻合，这才算是水落石出，解开了这个千古谜团。千百年来困扰人们、只闻其名不见其器的秘色瓷，历史上所记录、诗人们所赞美的秘色瓷器终于让我们看到了它真实的风貌。
这批现藏于法门寺博物馆的秘色瓷器，件件都是神品。这里单说其中一件五轮花形碗，此碗口径21.4厘米，深7厘米，重817克。乍一看平淡无奇，无夺目之处，细细品味才能得其真谛。由拉坯而成的器形中，略微弯曲的弧线构成碗体，口部边缘被切成柔和的五等份，与之相应的下部碗体上有工具在事前篦压的五条直痕使得碗内部微微隆起，微妙地构成了一朵盛开的花朵。再看它的足，稍稍高起的足也恰到好处地微微外撇，从高而薄的圈足的端面上可以看到非常致密的略显灰红色的胎体，而且在足的一圈平面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有11个支钉的痕迹，可以想见陶工们仅仅为一个碗所费的苦心。这是一只体形较大的碗，胎体很薄，出奇地轻，足见其工艺认真熟练的程度。再看通体的青瓷釉，全面均匀地覆盖，光泽含蓄高雅，被称为“萌葱色”，也有称之为“艾色”。碗体上的黄色部分和仕女画部分是唐代当时的包装纸，由于千年相随便附着在表面了。这一件器型并非像唐代其他陶瓷那样富丽堂皇，而是简朴内敛，典雅静谧。有趣的是，这件器皿有受到金银器造型影响的痕迹。
更有意思的是，法门寺地宫的13件秘色瓷，是在唐代禧宗皇帝爱用的一大批茶器中发现的，唐代正是茶文化从南方向北方，从庙里的寺僧到士大夫、贵族、皇帝，逐步走向普及的时代。《茶经》一书成书于这个时期，也曾经提到茶碗以越窑为上，其他窑次之，原因是越瓷的青色更能衬托茶汤的颜色。茶圣陆羽的推崇与皇帝对秘色瓷的珍爱虽相隔千里，却完全一致。
无论古今的人们对秘色瓷视为何等至宝，那也是一件出自泥土的陶瓷，我们在赞美这件神秘瓷器的同时，真的惊叹陶工们这种化腐朽为神奇的魔力，足以使这件轮花型秘色瓷碗压倒皇帝身边的许多金银宝石（与秘色瓷茶碗一起出土的还有若干件金银打造的茶道用具），使得它们在茶的世界里只得充当配角，而且这件事情真切地发生在唐皇帝的茶事活动中。
从古越窑到秘色瓷轮花碗出现，青瓷艺术从此作为最能够代表中国人品格的瓷器登上了历史舞台，秘色瓷被称为是中国陶瓷历史上在本世纪最大的发现。面对法门寺博物馆的这只轮花碗，我深深地沉浸在对古代陶工们勤劳智慧的感恩中。
86
素面淡黄色带托琉璃茶碗
这件琉璃茶碗是唐僖宗李儇赐给佛刹供奉的。在《衣物帐》中，称为“琉璃茶碗拓子一副”。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琉璃器物共二十件，其中除开茶碗、茶托确为我国制造外，其余都是伊斯兰玻璃器。《衣物帐》中说的琉璃器即是指玻璃器而言。据《唐书》和《新唐书》记载：武德二年（620年）吐火罗“遣使贡献皇帝，玻璃水精杯”。同年〓宾贡二宝带、金锁、水晶，〓玻瓈、状如酸枣”。贞观十七年（643年）拂菻国王“多波力遣使献赤玻璃，绿金精等物”。开元天宝年间（713—756年）吐火罗“数献红碧琉璃等”。由此，法门寺地宫出土的这类宝物的时代烙印不仅昭昭可见，而且还可看到唐皇室赞赏和追求外来物品的风气，并渗入到宫墙之外的社会生活，包括宗教信仰和工艺技术在内的种种踪迹。这就是观察或研究这件琉璃茶碗的主要之点。 出自中国工匠之手 先看琉璃茶碗的造型，是道道地地的带托茶盏的样式。它和唐大中十二年（858年）路复原夫妇墓出土的茶托，唐长沙兰岸嘴发现的托盏等极为相似，都是撇口、圆唇、腹壁斜收和平底。但琉璃盏托的平底周边，出现了一圈像是圈足的隆起的钝环。它显然是吹型后，趁热用钳子夹起并顿置台面而出现的，和陶瓷茶具上的圈足不同。它通体透明，呈淡淡黄绿色，且有不易看到的小气泡。它是一种吹制器皿，里外一样光洁，上下整合一体，并不是模制或雕成的。更不像地宫出土的拥有贴花，剔花，加彩等装饰的琉璃器那样多彩。因此，这件茶碗拓子出自中国工匠之手是可以置信的。
这件茶盏、托，为陕西法门寺塔基出土的唐代茶具之一，属饮茶器具，已有1100年以上历史。它通体一色，为淡黄绿色，有光亮透明感，装饰未见笔墨。茶盏侈口，腹壁斜收，圈足低矮。茶托口径稍大于茶盏，足圆盘状，中部下陷，正好与茶盏圈足相配，使茶盏稳定于茶托之上。茶托下部有高圈足，以便托盏饮茶。整体造型，原始质朴，给人以一种执著追求的印象。琉璃，又称为玻璃，古人将它与珠玉、玛瑙、宝石之类同视为珍宝。在我国，陕西扶风及其周边地区，如宝鸡的西周虢国墓葬、周原墓葬，以及扶风的西周墓葬中，都曾出现过当时制作的琉璃装饰佩件，但琉璃制作发展缓慢。自秦汉，历两晋，至隋唐，琉璃制品主要依靠从西方传入。《魏略》中就记载有古罗马出产十色琉璃，实属高贵之物。盛唐时，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加强，与中亚、西亚的贸易往来更加频繁。特别是丝绸之路的开通，西方的璃璃制品不断传入中国。唐玄宗开元年间(公元713—756年)，西域多次派人入唐，进奉琉璃物品等。唐代诗人元稹曾写诗赞誉琉璃，诗曰:“有色同寒冰， 无物隔纤尘。象筵看不见，堪将对玉人。”由于唐人视琉璃制品为珍贵之物，唐僖宗将素面淡黄绿色琉璃茶盏、托等物供奉于法门寺地宫，也就可以理解了。但从整体上来看，该茶盏、托的琉璃制作技术尚比不上西亚一带，特别是质料略显混浊模糊，可却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作品。它向后人表明，在我国唐代，琉璃茶具的制作已经起步了。
什么是琉璃盏？ 琉璃盏就是由琉璃作成的盛东西的器皿。 琉璃是一种中国古法材料，它的使用已有2466年的历史，自古以来一直是皇室专用，对使用者有极其严格的等级要求，所以民间很少见。 琉璃被誉为中国五大名器之首（金银、玉翠、琉璃、陶瓷、青铜）、佛家七宝之一，到了明代已基本失传，只在传说与神怪小说里有记载，西游记中的沙僧就是因为打破一只琉璃盏而被贬下天庭的。 不过即使是明代很残缺的工艺依然是受到品级的保护，当时的琉璃已经很不通透，所以被称为药玉。 《明制》载：皇帝颁赐给状元的佩饰就是药玉，四品以上才有配有。 左：法门寺出土的琉璃盏（右）：中国古代琉璃器皿 现实生活中，人们称古法琉璃是一种可以带来好运的神秘物质。这种好运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最早的财神信物，也就是招财，另一个则是保健康，求平安。
历史记载 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致卿相，《史记》中的一段话，与琉璃的起源有关。（《西施泪》略），陶朱公就是民间传说的财神，传说中最早的财神聚宝盆，也是用琉璃做的，所以琉璃被认为是聚财聚福的财神信物，比人们常用的黄水晶更加直接有效。 左：越王勾践剑，剑柄与剑身交接处的“剑格”为琉璃 右：战国时期的琉璃剑具（剑鞘上用以佩剑的部分称“剑王遂） 琉璃是在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唐僧）翻译的《药师琉璃光本愿功德经》中称：东方净土（与西方极乐世界比肩）就是以净琉璃为地的世界，是药师琉璃光如来（与西天如来佛祖一样）的法物，琉璃光可照三界之暗。这就是人们说琉璃保平安的原因。 《明制》：状元二梁，绯罗、圆领、巾单锦绶，蔽膝、纱帽……药玉佩、朝靴……皆御前颁赐……
87
青花山水人物纹茶具一组
88
青花山水人物纹茶具(局部特写)
89
青花山水人物纹 茶具(局部特写)
90
青花山水人物纹茶具(局部特写)
91
青花山水人物纹茶具(局部特写)
92
雀竹纹银茶壶
93
雀竹纹银茶壶(局部特写)
94
茶叶外销画
95
哥德堡沉船茶样
揭秘“哥德堡号沉船茶”
2007年4月25日，中国茶叶博览馆/“哥德堡号”沉船茶样十几年来一直深藏中国茶叶博物馆库房内，从未公开露面。它是1987年从瑞典“哥德堡号”沉船中打捞起来的，中国茶叶博物馆有幸保存了两份。一份是前副总理田纪云转赠的，一份是瑞典驻上海大使馆赠送的。1745年9月12日，哥德堡号在驶入瑞典哥德堡港口时沉没，当时载有370吨中国茶叶，数量最多的是安徽休宁地区的一种松萝茶。/“据记载，这是安徽休宁的松萝茶，属绿茶类”。
2003年4月，上海茶文化专家卢祺义先生在“乾隆时期的出口古茶”一文中写道：“谁能想象，被海水与泥埋淹近250年的沉船又见天日。更惊奇的是，分装在船舱内的370吨茶叶，一直没被氧化。其中一部分还能饮用。笔者亲泡一小杯，轻啜几口，虽茶味淡寡，似有木屑香气，口味却是悠长的”。“1992年9月，“哥德堡号”沉船中被打捞出来的部分货物、文件、船员用品等，在上海博物馆公展，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一份惊喜，更多的是发现。首先，它使我们发现并了解了中瑞之间也曾有过一条茶叶之路。过去我们谈及茶叶外销盛况，一般比较注重的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美国东印度公司和通过高原线路运往沙俄、东欧的满蒙商队。但有关瑞典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输入茶叶的史料还鲜为人知或知之不多。“哥德堡号”沉船的发现向我们证实，中瑞之间也曾有一条比其它国家毫不逊色的茶叶之路。”
卢先生介绍说：“哥德堡号”上的茶叶包装之防潮、防腐、实用，让我们再次感悟到古代人民的聪明才智。在海底淹埋250年的茶叶，至今仍无大碍，固然与“哥德堡号”沉船所在地的北海盐分含量低有很大的关系，但茶叶包装的好也是一个原因。沉船中迄今发现三种不同类型的茶叶，我们看到了其中的两种。一种品质较好的用小木箱，板厚一厘米以上，箱内先铺一层黑色铅片，再盖铺一层外涂桐油的桑皮纸。内软外硬，双层间隔，被包裹在里面的茶叶是难以被氧化的。茶叶在1984年（距沉船时的1745年已有239年时间）被打捞上来时是否新鲜如故？我们不得而知。这次公展（时为1992年9月）中开箱散装的茶叶，均呈咸菜色（品质好一点的茶叶色泽略深一点），茶的基本形状明显，只是手感轻软，不少茶叶已成糜团或表层脱落。这也许是开箱后加速风化的结果，估计刚开箱时色泽、形状要比现在好得多。
展出的两种茶叶无疑是未经过发酵的绿茶。当年，我国茶叶外销主要是武夷茶、徽州绿茶和珠兰花茶等。这一点历史多有记载。如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载：清代外商对于“茶叶一项，向于福建武夷山及江南徽州等处采买，经由江西运入粤省”。以美国东印度公司为例，该公司1700年从中国采购300桶上等绿茶和80桶武夷茶，1703年运入7.5万磅绿茶，1万磅珠兰花茶及2万磅武夷茶；1722年由广州采购4500担茶叶，其中武夷茶2000担，炒青绿茶——松萝茶1500担。卢祺义先生由此推定，展出的两种绿茶，很可能就是产于徽州的。
2006年，当瑞典人按传统工艺重造“哥德堡号”并再次驶入中国广州。广州副市长王晓玲在哥德堡号访问广州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当年，“哥德堡号”商船承载的货物中有70%是茶叶，茶的贸易是中西方经济交流活动中的主角。据打捞“哥德堡号”古船残骸时发现，仍有部分密封的茶罐中盛满中国茶，主要是武夷茶和松萝茶。打开茶罐茶香扑鼻，取出少许茶叶冲泡，甘醇依然。当时中国的精品茶叶在欧州市场贵如珍宝，上层社会聚会时都以饮用中国茶叶为时尚和显示尊贵的象征”。
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中华茶叶五千年》一书中也有记载：松萝茶，自明代以来，畅销北京、天津、上海、山东和东北各省市，1702年曾对英国出口，是安徽省最早出口的茶叶品种。
《中华茶叶五千年》还明确指出：1993年9月，瑞典哥德堡号沉船茶叶等珍品在上海市博物馆展出……370吨茶叶共2000多只茶箱浸没海底239年，多数已霉烂；由于锡罐封装严密未受水浸变质；实物展品中有茶箱（每箱约90公斤，茶叶结成团块状）。罐装茶（瓷质或锡制罐封装的茶叶色泽灰黑无光泽，但尚成条形）和瓷质茶壶、茶杯、茶盘及储茶罐。经品测，打捞出的茶叶为清乾隆时代出口的中国松萝茶和武夷茶。
但令人遗憾的是，关于瑞典“哥德堡号”沉船绿茶产地之争却是愈演愈烈，有的是东扯西拉、张冠李戴，有的是牵强附会，甚至是指鹿为马，全然不顾史料记载和历史事实。对于茶企业来讲，抓住各种机遇以扩大茶的影响，做大茶的品牌籍以促进茶的贸易和发展都是正确的；但是，对待机遇应该有正确的决策，而对待历史应该是尊重历史！
其实，徽州茶叶很早就传到了国外，而松萝茶同瑞典“哥德堡号”以及许多国家地区的前世缘分在200多年前就结下了，然深感遗憾的是，当瑞典“哥德堡号”重驶中国时，那朵茶的“缘分之花”却没有在徽州茶的故乡绽放。
96
木嵌螺钿花鸟纹椭圆形茶盘
茶盘呈椰圆形，以酸枝木制成。茶盘表面以螺钿镶嵌花卉纹，布局繁而不乱。嵌螺钿是我国的一种传统工艺，分为硬螺钿和软螺钿，此是软螺钿一种，揭取贝壳的光滑表层，以胶粘于已设计好的图案表面，再打磨而成，要求镶嵌薄匀，在光线下呈现五颜六色，十分美观。
97
木嵌螺钿花鸟纹椭圆形茶盘(局部特写)
98
木嵌螺钿花鸟纹椭圆形茶盘(局部特写)
99
衣物帐碑拓片
100
大唐咸通启歧阳真身志文碑拓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