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11年岁末，中国第一部海洋文化纪录片《走向海洋》在中心电视台综合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和纪录频道等多个频道隆重推出，收视率节节攀升，甚至超过了同一时段的电视剧。开播第三天，在互联网上的视频点击率就达到了十几万次。2012年，《走向海洋》又在中心电视台、中国教育电视台等多家电视台重播，其同名图书也多次登上首都多家大型书店和媒体的畅销书排行榜。可以说，《走向海洋》的热播已经成为一道独特而醒目的文化景观。国内的纪录片业界和思想界一致以为，《走向海洋》第一次用纪录片的语言，对中华海洋文化和海洋文明作了一次系统的梳理与形象的展示，独具匠心地运用电视艺术的综合表现手法，唤醒了民族记忆深处的海洋印记。本报将片中第二集《海上明月》的解说词以及专家点评进行摘登，以飨读者。
区别于过往看过的其他海洋作品，《走向海洋》没有带我们往观览海洋生态异景，而是在典籍的阅览中，引领人们沿着历史走廊，从地理发现、文化心理、经济生存的角度，诠释中华民族与海洋的关系，步步深进地把我们带向战略高地，提供了历史厚重、角度新奇、观点鲜明的海洋观。
——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副总编徐海鹰
公元1129年，中国农历己酉年。南宋王朝的命运正漂浮在这片海面上。金朝军队在兀术的统率下，追击立足未稳的南宋政权。为了避敌从台州进海，大约有半年时间，宋高宗的御船就在温州一带徘徊。“《宋史》上面把它叫做‘己酉航海’，讲得好听，就是用水师保护着他流亡海上，这实际上就是宋、金第一次在海上的交战。”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虞云国先容说。
公元1130年正月十六，宁波港外波涛汹涌。晕船，首先减弱了金朝士兵的战斗力。接着，他们迎头碰上了严阵以待的南宋水师。这支水师，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气力。400多年前，在白村江海战中，唐朝水军凭借坚船利器，击溃10倍于己的日本舰队，确立了唐朝在东亚地区的中心地位。发展到宋朝，水师拥有十几种舰艇，其中一种叫“飞虎”船的，已经开始使用螺旋桨推进。装备最好的“福船”，“上平如衡，下侧如刃”，易于破浪前进，船上装备了平衡舵、升降舵，在狭窄的海道和多礁石的海区作战游刃有余。
金军一触即溃，仓惶北顾。当兀术预备在镇江度过长江时，宋将韩世忠率水师从长江口西上，截断了金军退路。双方在焦山寺外的江面上激战40日，据说，战斗最激烈时，韩世忠的夫人梁氏亲安闲焦山寺击鼓助战。终极，南宋的8000水师将10万金军包围在了南京东北70里的“黄天荡”。兀术被围之后，曾提出以财货名马借道的要求，但韩世忠严词拒尽，万般无奈之下，金军花了40天时间掘开老鹳河古道，狼狈逃回北方。
公元1161年9月，金朝天子完颜亮率数十万雄师再次侵宋。和以往不同，完颜亮将取胜的希看也寄托在水师上。他命令7万金朝水师，携战船600余艘，从山东密州出发，沿海路，进钱塘江口，预备直捣南宋的都城——临安。虞云国说，宋朝情报机关及时收到了这个消息，派遣著名将领李宝，带领宋朝水师朝北，就是沿着东海直接抄到山东半岛的胶西。
10月，南宋将领李宝率水师3千，战船120艘，直扑位于山东黄岛的金军水师大本营。在兵力上，南宋和金朝是：3千对7万。战船数目是：一百二十对六百。固然处于尽对劣势，但宋军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系统：火器。当欧洲人还在苦练剑术的时候，南宋战船已经装备了：弓射火箭、火毯、火蒺藜、霹雳炮、突火枪等诸多火器。世界海军史上第一次使用炸药兵器的海战，正在中国黄海海域进行。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晓欣说，南宋水师不仅战胜了人数超过自己20多倍的金军水师舰队，而且还俘虏了金军舰队的副统帅完颜家奴。一个月后，南宋水师又战胜了由金朝天子完颜亮亲身指挥的金军舰队，不久，完颜亮在长江北岸被部将射杀。
此后，金朝再也没有能力威胁南宋政权，很大程度上，强大的水师决定了南宋王朝的安危。在中国历史上，这种现象尽无仅有。摆脱了生死存亡的威胁，南宋必须面对庞大的经济压力。北方沦丧，使南宋朝廷失往了很大一部分税收。而长江、两淮、川陕之间长达数千公里的边防线上，需要备战、养兵。巨大的国防开支，几乎将南宋财政推向崩溃的边沿。幸而大量人口南渡，使物产丰富的南方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但局促于东南沿海，即使生产出再多的东西，也找不到更大的市场来消化这些产品。立足未稳的南宋朝廷，依然进不敷出。王朝该如何维持下往呢？南宋统治者将目光，投向了大海。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晓欣说，南宋的统治中心是江苏和浙江两省。这里古称为“吴越”。自古以来，“吴越”的居民就表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海洋性格。古籍记载这个地区：越人是“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往则难从”，而吴国更是“不能一日无船楫之用”。
当我们把指南针装在罗盘上给世界所有出海人导航的时候，假如不能说是中国人第一个熟悉了海洋，但是也决不是最后一个，更不能说一直没有熟悉海洋。从秦始皇到朱棣，再到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我们的先贤仁人、革命领袖，无一不把他们的目光投向那片蓝色的海洋。因此，后来的人一定要以海洋的胸怀和心胸正确评价我们的历史，评价中华民族在走向海洋中的伟大历史功绩。
——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刘星
1955年，广东的一座东汉墓葬中，出土了一艘陶制的船只模型。专家们推测，它很可能是一艘河海两用船只。为了验证这种推测，1974年，奥地利人类学家库诺克·诺伯尔按原样复制了这艘船。船只从香港起锚，沿日本海岸向东北漂往，在太平洋中航行了3000多海里，终极抵达阿拉斯加。也许就是搭乘这样的船，公元166年、东汉延熹九年，罗马帝国执政者安东尼派出的使节来到中国。很多学者以为，这是东、西方海上通航的出发点。
假如说，在汉、唐时，由于大陆的强大，海外贸易只是锦上添花的话，那么南宋，却不得不将它视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宋高宗赵构曾下诏称：“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当，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为了鼓励海外贸易，南宋的历代天子采取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政策。在朝廷的鼓励下，在利益的驱动下，庞大的商船队扬帆出海。但是，在海上，他们碰到了印度和阿拉伯商人强有力的挑战。早在公元前后，印度商人已经航行到了东南亚，并定期与来东方求购胡椒的罗马帝国航海者交易。而从唐代开始，阿拉伯商人就垄断着从印度洋，穿越红海、波斯湾，直到地中海的贸易。
中国的船队，如何在这场竞争中取胜呢？1974年，在福建泉州出土了一艘宋代船只的残骸。复原之后，900多年前世界上最大、最坚固、最先进的航海工具展现在人们眼前。“大船可载1000人，内有水手600人，兵士400人……”巨大的宋代船舶，给当时来中国旅行的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在南宋官员的笔记中，也留下了类似的纪录：“一船数百人，中积一年粮，养豚、酿酒中……”船上不仅能够蕴躲数百人在海上航行一年所需要的粮食，而且还可以养猪，酿酒。
除了船，南宋的上风，还在于驾驶这些船的人。在宋代，航海家们对季风和洋流已经颇为熟悉。在福建泉州的九日山上，今天依然可以看到当时人们记录航海前“祈风”的石刻。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史》中写道：“在11世纪中，他们在潮汐理论方面一直比欧洲人先进。”流风所及，甚至宋代的士大夫对于海洋气象、水文知识也不陌生。在《梦溪笔谈》中，记录了4种指南针的装置方法，这提示出另一项先进的航海技术——罗盘导航。
罗盘随着船队一起到达了印度洋，印度和阿拉伯的航海家们如获珍宝。接着，欧洲人开始受益。恩格斯曾十分肯定地指出：中国“磁针从阿拉伯人传到欧洲人手中，在1180年左右”。此后，“指南针”，不仅为十五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奠定了基础，而且也拉开了现代世界的帷幕。马克思说过，“罗盘打开了世界市场。”凭借无可相比的科技实力，宋代的中国船长们不仅牢牢把握了环印度洋航运的控制权，而且，将贸易航线延伸到了非洲东海岸。巨大的中国商船，往来于广阔的海洋之上，由此而来的巨额收进，源源不断地流进南宋国库。到1128年，海外贸易所得已占居国库收进的百分之二十。这种现象，在传统中国也是孤例。
通过片中所梳理的大量史实，使我们能够深切领悟到中华民族自殷商时代以来就有征服海洋的勇气，我们的先人们具有足够的聪明扬帆远航，中华民族同样具有海洋文化的特质魅力，基于此，为当下观众对纯粹农耕文化的身份回属又提供了一个可备一说的参照面。
——中国文联原副主席仲呈祥
海外贸易，极大刺激了城市手产业的发展。江、浙一带的纺织业原本就很发达，此时，生存于农村的机织户开始分离出来，聚居城市，出现了“孤城秋枕水，千室夜叫机”的盛况。而大批的瓷器，从景德镇、越州、龙泉等窑口，被源源不断地运往海外。远洋贸易带动了制造业、加产业、运输业、服务业的兴盛，一个个港口城市脱颖而出。市场，成为经济中最活跃的因素，甚至农业和种植业，也开始以市场为导向。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日根举例说，像福建主要以亚热带天气为特征的地区，可以依靠甘蔗、棉花、柑橘和荔枝等经济作物，成为它赚取利润的重要产品类型。尽管当地政府往往从维持整个地方经济的稳定角度出发，想劝说当地老百姓种植粮食，但从结果来看，效果并不明显，由于市场经济对老百姓的吸引力实在太强了。自秦汉以来，中国政府的主要收进依靠农业税收，但是在南宋，贸易税收首次超过了土地所得。一些历史学家以为，南宋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而它放射出的光芒，沿着海路，逐渐辐射到整个亚洲。中国，不仅和整个东半球的贸易伙伴交换着商品，也将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工艺，传播到不同的港口、城市和村庄。建立在商品经济之上的现代世界的雏形，呼之欲出。
八集纪录片《走向海洋》解说词
第一集 海陆钩沉
建安十二年、即公元207年秋，曹操北征乌桓，大胜。
班师途中，登碣石，居高临海，视野寥廓，即兴赋诗一首……
观沧海
曹操（东汉）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数千年 潮起潮落 沧海和中华 到底又有怎样的交集呢？
2007年8月2日，一场政治风暴在北冰洋冰面下静悄悄地爆发。
俄罗斯国家杜马副主席、北极探险家奇林加罗夫乘潜水艇，深入4261米的海底，在北极点插上了一面高一米、能保存100年的钛合金国旗。
对此，加拿大总理哈珀迅速作出反应：“我们亟须采取行动维护我们在北极地区的主权，保护领土的完整。”美国、丹麦、挪威等濒临北冰洋的国家，也纷纷采取行动。北极地区权益之争愈演愈烈。
这是一条热议了上百年的黄金通道。上个世纪，有的国家曾为此展开过激烈的争夺。从某种意义上说，谁控制了北冰洋，谁就控制了世界经济的新走廊。
冰川尚未消融，群雄已未雨绸缪。
站在历史和未来的交汇点上，中国该如何确立自己的海洋战略？又该如何梳理中华民族的海洋意识呢？
文明的走向
“我有点儿金，有点儿银，有几条海船在海里，有一个漂亮的老婆，我还能再要什么呢？”这是一首西班牙民歌，在西方人的概念里，幸福来自大海，来自贸易和征服。
而表达同样的希望，生存于青藏高原东麓的中国人，用的却是“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幸福就在脚下，就在心血和汗水的耕耘中。
那么，东、西方的文明差异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
人类素来都是以生存为第一需要。
被群山怀抱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积淀着最肥沃的土壤，它不仅养育了先民，也塑造了中华民族最基本的品格。
黄土地的物理特性，使定居农业成为华夏先民的自然选择。土地和耕作经验一代又一代地传递着，正是在创造生活的过程中，家族和血脉被赋予了神圣的情感。
经过两三千年的颠沛流离，到炎帝和黄帝时期，中华民族由漂泊无根的渔猎时代，进入了安居乐业的农耕时代，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的创举。
但中华文明真的是一帆风顺、波澜不惊吗？喜马拉雅山挡住了印度洋温暖的季风，中华民族真的就此与海洋彻底隔绝了吗？
公元1899年10月的一天，清末的北京人心惶惶，远处的海边似乎已经隐隐传来八国联军的枪炮声。
国子监内，一灯如豆。在忽明忽暗的灯火下，这所皇家大学的最高长官王懿荣，正全神贯注地端详着一味名叫“龙骨”的中药材。
也许，王懿荣并不清楚他的发现将石破天惊，但作为京城最权威的金石学家，他一定很清楚，这些模糊的刻符对岌岌可危的中华文明意味着什么！
“为什么3000多年前的声声问卜，会突然涌现于19世纪最后一个深秋？”
“乙亥卜，行贞。王其寻舟于河，亡灾。”
这片甲骨记载的，是商王河中泛舟，平安无事的状况。从卜辞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3000前的“舟”和今天的木板船非常相似。
占卜是商王朝最核心的机密、通过垄断与祖先和上天沟通的权利，商王将政权牢牢地掌控在自己的手中。而占卜使用的材料有来自黄土高原的牛骨，更多的是产自南方深海的龟甲，这是不是暗示着在商王朝创立之初，海洋的气息要远远大于内陆的特点呢？
殷商给华夏大地带来的还有水稻种植、灌溉、漆器、竹器等，以及长舟的制造技术。在可辨识的1000个甲骨文字中，与舟船有关的就有30多个。
毫无疑问，这些都是海洋对华夏民族的慷慨馈赠。
但此时，商王朝已经远离海洋的涛声，满足于平原上袅袅四起的炊烟了。
这是历史的规律，世界上每一种古老文明所走过的，都是相似的路径，因为土地给人类带来安宁和富足。任何人种、任何民族，面对波澜壮阔的大江大河和肥沃的冲积平原，最终作出的选择，只能是坚守！
对大海充满敬畏，是早期人类共同的心理基调。
当商王朝在中原地区歌舞升平的时候，东部和南部沿海夷人的航海活动，已经从河姆渡的木桨、独木舟，发展成木板船和风帆了。
经过成千上万年的海上颠簸，夷人掌握了海风和洋流的一般规律。
菲律宾、北婆罗洲、夏威夷、新西兰、厄瓜多尔……，世界各地陆续有13个地区，发现了源自中国的有段石锛。考古界据此推断：上古先民从中国的东南沿海，逐岛漂航，一直到达了拉丁美洲西岸。当夷人的风帆渐行渐远的时候，中国腹地，殷商建立的政权却岌岌可危。
公元前1046年正月，周武王统率兵车300乘，甲士4.5万人，浩浩荡荡东进伐商。在经历了“血流漂杵”的牧野之战后，周人取代殷商成为中国的主宰。
那么，一个给商王朝放牛牧马的蕞尔小邦，究竟是依靠什么入主中原呢？
“文武之政，布在方策。”
“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
在当时，正如一个国家力量的强弱，是因人口的多少而界定一样，国家的经济实力也完全依赖于主要的产业——农业。
周文王颁布告示，给每一个新移民提供百亩耕地，这对所有渴望改善生活状况的人们而言，无疑是一个极具诱惑力的号召。正是依靠一系列以农为本的政策，周朝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规模宏大的西部大开发。
到武王伐商时，周的力量与殷商相比，尽管还有一定的差距，但屯田的农民拿起武器就是冲锋陷阵的战士。当“保家”和“卫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周取代商，已经是历史的必然。
虽然，在陆风的熏陶下，发韧于海洋的殷商早已脱胎换骨，但周灭商，依旧标志着植根于大陆的、凝重而浑厚的农耕文化，战胜了如飘萍般、散漫的海洋文化。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为了巩固统治基础，周天子把土地和臣民分封给王胄子弟和有功的将士管理，即便是商代亡国之君纣王的儿子武庚，也得到了一块不大不小的领土。
但曾经沧海难为水，殷人并不甘心寄人篱下的生活。
“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
“奄”正是商朝的旧都，翦灭奄国是对殷商势力的重大打击。
经过3年的征伐，周公不仅诛杀了纣王的儿子武庚，而且几乎将整个东夷、淮夷民族，都彻底赶出了原有的居住地。此后，中国的古籍中再也看不到殷人的痕迹。
海天茫茫，那些失去家园的殷人子民究竟逃到哪里去了呢？历史，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千古谜团。
借着剿灭殷人叛乱的余威，周人挥师东进，继续征战，终于迫使东夷和淮夷屈服，将王朝的疆界扩展到太平洋边缘。
到公元前11世纪初，当中华文明在黄土地的滋养下灼灼其华的时候，青藏高原西麓，那些曾经辉煌一时的古文明却相继陨落。
由于游牧民族和海洋民族的双重紧逼，埃及王朝彻底陷入土崩瓦解的境地。而在此前，两河流域的巴比伦文明多次遭受践踏，地中海的克里特文明也已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光荣的古希腊。
周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制高点。
此后，不论朝代如何循环更替，天下如何分分合合，农业，始终是中华民族不可动摇的立国之本。
梦断琅琊台
公元前210年的盛夏，旭日东升，蔚蓝色的大海被镀上了一层金黄，一代帝王秦始皇久久地伫立在琅琊台上。
咸腥的海风切割着脸庞，汹涌的波涛打湿了衣襟，但秦始皇却像一尊雕像般纹丝不动。没有人能猜透，这位统一中国的英雄心里在想什么？
万里长城的修建，划定了秦王朝的北方边际，但对临海的“燕、齐、越”旧地，秦始皇却始终充满忧虑。
这里原本是桀骜不驯的夷族的故土，时不时会发出反叛的喊声。所以，从并吞天下后的第三年开始，秦始皇就一次又一次地东巡。
公元前219年，为达到“宇县之中，承顺圣意”，秦始皇将3万户居民，从中原腹地迁徙到山东琅琊。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开始第四次东巡，这是他行程最远的一次。“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
在会稽，秦始皇稍作停留，然后，“从江乘渡。并海上，北至琅琊”。在黄土地上戎马一生的秦始皇似乎兴犹未尽，在一次梦中与海神大战之后，他从琅琊再度北上。
邹衍，是战国时期阴阳家的主要代表，也是方士徐福的先师。热衷于开疆拓土的秦始皇即使不接受邹衍的观点，但海外可能存在的陆地，一定对他有莫大的吸引力。
秦始皇一次次来到海边，是不是另有所图呢？
五十而知天命，但雄心勃勃的始皇帝并没有想到，这将是他的最后一次巡游。车队刚刚走到河北沙丘，秦始皇便突发暴病而亡。
历史没有假如，历史也不存在遗憾。
从炎黄开始中华民族的初铸，到秦始皇中央集权的一统，漫漫绵长的3000余年间，虽然海洋曾给我们数不尽的青睐，但中国的先民从来只是把海洋当作底色。
高耸的青藏高原和浩瀚的太平洋一起，铸就了中华文明坚不可摧的屏障，矢志不移地拱卫着黄土地的安宁。在这个巨大的摇篮里，中华儿女数千年从容不迫地生长繁衍。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驮着中华始皇帝的灵车缓缓西去，目的地是遥远的黄土高原。
伴随着秦始皇的驾崩，海边的四块碣石，似乎成了钉在先民心理上的界碑。曾经横扫六合的秦国军队，再也没有向界碑外迈出一步。
但令人惊奇的是，秦始皇兵马俑的目光竟然全部面向东方，面向烟波浩淼的大海，这是不是预示着那个千古一帝无法释怀的心结呢？
车队渐行渐远，海风越来越弱，宽阔的秦直道上留下了一条长长的、散发着海腥味的车辙印……
第二集 海上明月
现代世界的雏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
越来越多的考古事实证明，它比哥伦布的时代要早得多。在距今800年前的宋元时期，东西方已经被一条繁荣的海上通道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这条通道上往来的，并不仅仅是丝绸、瓷器、香料和贵重金属，更重要的是，它还传递着科学技术、市场观念、宗教平等、尊重法律，以及通过金融手段管制国家等思想意识……
一句话，我们今天熟悉的许多东西，那时，已经浮现在海平面上。
富国强兵
开封，北宋的都城。龙亭位于城市的正中央，它是这座伟大都城为数不多的遗迹。
公元1068年7月，皇帝、士大夫、甚至平民百姓都在翘首企盼着一个人的到来。街坊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至。”
介甫，是翰林学士王安石的字。
此前的十多年间，他一直呼吁变法。可惜，他的主张没有引起皇帝的兴趣。先皇驾崩，他的儿子、18岁的神宗皇帝立刻召见王安石。
神宗不能不急。继位3天，他视察了国库。令他大吃一惊的是：“百年之积，惟存空簿。”100多年积攒的财富，已经消耗殆尽！
和历朝历代一样，宋朝的主要威胁一直来自于北方的游牧民族。当时，在中国版图上和北宋并存的政权有三个：辽、西夏和吐蕃。在这种背景下，宋朝的前四位皇帝连年用兵。但是，战争的结局往往以失败告终。
为了安全，宋朝不得不保持庞大的常备军。养兵、再加上巨额战争赔款——岁币，使得宋朝国库空虚。
摆脱“内忧外患”，神宗皇帝和王安石寄希望于变法。变法的目的就是通过富国达到强兵。那么，如何富国呢？
简单地说就是：以金融管制的方法来操纵国事。
以金融管制的方式操纵国事，在当今世界并不罕见。但是，900多年前，这样的事情可谓开天辟地头一遭。
那么，为什么北宋的官员们会有这样的念头呢？
北宋时，中国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发达的经济体。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抑商的朝代，城市化水平很高，商品经济空前繁荣。
在宋神宗毫无保留的支持下，王安石开始强力推行新法。
在新法中，海外贸易被赋予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宋神宗曾说过：“东南利国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他要求臣下“创法讲求”，以期“岁获厚利，兼使外藩辐辏中国……”
公元1080年，宋元丰三年，朝廷在外贸重镇——广州，率先施行了《广州市舶条》，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航海贸易法规。
即便如此，并不是人人都满意新法。变法之初，王安石就曾和另一位朝廷重臣——司马光发生过争论。
司马光认为：天地所生货财是一个定数，不在民间就在国家，所谓善理财者，不过是将民间的财富聚敛到了国家。王安石反驳说：“真正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是变法的倡导者。为此，他曾专门给宋神宗解释通过加快货币周转，来增加社会财富的道理。
围绕变法，统治阶层分裂成了“新”“旧”两派，斗争愈演愈烈。北宋的国策，就在这种争斗中摇摆不定。
公元1126年，靖康元年，女真铁骑兵临城下。应验了他们之前对宋朝使臣所言：“待汝家议论定时，我已渡河矣。”
“靖康之变”，是一个王朝的结束，同时，它也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局面的开始。
海洋帝国
公元1129年，中国农历己酉年。南宋王朝的命运正漂浮在这片海面上。
金朝军队在兀术的统率下，追击立足未稳的南宋政权。为了避敌从台州入海，大约有半年时间，宋高宗的御船就在温州一带徘徊。
公元1130年正月十六，宁波港外波涛汹涌。
晕船，首先减弱了金朝士兵的战斗力。接着，他们迎头碰上了严阵以待的南宋水师。
这支水师，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力量。
400多年前，在白村江海战中，唐朝水军凭借坚船利器，击溃10倍于己的日本舰队，确立了唐朝在东亚地区的中心地位。
发展到宋朝，水师拥有十几种舰艇，其中一种叫“飞虎”船的，已经开始使用螺旋桨推进。装备最好的“福船”，“上平如衡，下侧如刃”，易于破浪前进，船上装备了平衡舵、升降舵，在狭窄的海道和多礁石的海区作战游刃有余。
金军一触即溃，仓皇北顾。当兀术准备在镇江渡过长江时，宋将韩世忠率水师从长江口西上，截断了金军退路。
双方在焦山寺外的江面上激战40日，据说战斗最激烈时，韩世忠的夫人梁氏亲自在焦山寺击鼓助战。最终，南宋的8000水师将10万金军包围在了南京东北70里的“黄天荡”。
兀术被围之后，曾提出以财货名马借道的要求，但韩世忠严词拒绝，万般无奈之下，金军花了40天时间掘开老鹳河古道，狼狈逃回北方。
公元1161年9月，金朝皇帝完颜亮率数十万大军再次侵宋。
和以往不同，完颜亮将取胜的希望也寄托在水师上。他命令7万金朝水师，携战船600余艘，从山东密州出发，沿海路，入钱塘江口，准备直捣南宋的都城——临安。
10月，南宋将领李宝率水师3000，战船120艘，直扑位于山东黄岛的金军水师大本营。在兵力上，南宋和金朝是3000对7万。战船数量是120对600。
虽然处于绝对劣势，但宋军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系统：火器。当欧洲人还在苦练剑术的时候，南宋战船已经装备了弓射火箭、火毯、火蒺藜、霹雳炮、突火枪等诸多火器。
1161年10月27日，世界海军史上第一次使用火药兵器的海战，在中国黄海海域进行。
此后，金朝再也没有能力威胁南宋政权，很大程度上，强大的水师决定了南宋王朝的安危。在中国历史上，这种现象绝无仅有。
摆脱了生死存亡的威胁，南宋必须面对庞大的经济压力。
北方沦丧，使南宋朝廷失去了很大一部分税收。而长江、两淮、川陕之间长达数千公里的边防线上，需要备战、养兵。巨大的国防开支，几乎将南宋财政推向崩溃的边缘。
幸而大量人口南渡，使物产丰富的南方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但局促于东南沿海，即使生产出再多的东西，也找不到更大的市场来消化这些产品。立足未稳的南宋朝廷，依然入不敷出。
王朝该如何维持下去呢？南宋统治者将目光投向了大海。
1955年，从广东的一座东汉墓葬中，出土了一艘陶制的船只模型。专家们推测，它很可能是一艘河海两用船只。
为了验证这种推测，1974年，奥地利人类学家库诺克·诺伯尔按原样复制了这艘船。船只从香港起锚，沿日本海岸向东北漂去，在太平洋中航行了3000多海里， 最终抵达阿拉斯加。
也许就是搭乘这样的船，公元166年，罗马帝国执政者安东尼派出的使节来到中国。许多学者认为，这是东、西方海上通航的起点。
如果说，在汉、唐时，由于大陆的强盛，海外贸易只是锦上添花的话，那么南宋，却不得不将它视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
宋高宗赵构曾下诏称：“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当，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
为了鼓励海外贸易，南宋的历代皇帝采取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政策。
在朝廷的鼓励下，在利益的驱动下，庞大的商船队扬帆出海。
1974年，在福建泉州出土了一艘宋代船只的残骸。复原之后，900多年前世界上最大、最坚固、最先进的航海工具展现在人们面前。
“大船可载1000人，内有水手600人，兵士400人……”巨大的宋代船舶，给当时来中国旅行的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在南宋官员的笔记中，也留下了类似的记录：“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养豚、酿酒中……”船上不仅能够储藏数百人在海上航行一年所需要的粮食，而且还可以养猪、酿酒。
除了船，南宋海外贸易的优势，还在于驾驶这些船的人。
在宋代，航海家们对季风和洋流已经颇为熟悉。在福建泉州的九日山上，今天依然可以看到当时人们记录航海前“祈风”的石刻。
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史》中写道：“在11世纪中，他们在潮汐理论方面一直比欧洲人先进。”
流风所及，甚至宋代的士大夫对于海洋气象、水文知识也不陌生。在《梦溪笔谈》中，记录了4种指南针的装置方法，这提示出另一项先进的航海技术——罗盘导航。
罗盘随着船队一起到达了印度洋，印度和阿拉伯的航海家们如获至宝。接着，欧洲人开始受益。恩格斯曾十分肯定地指出：中国“磁针从阿拉伯人传到欧洲人手中，在1180年左右。”
此后，指南针不仅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奠定了基础，而且也拉开了现代世界的帷幕。马克思说过，“罗盘打开了世界市场”。
凭借无可比拟的科技实力，宋代的中国船长们不仅牢牢掌握了环印度洋航运的控制权，而且将贸易航线延伸到了非洲东海岸。
巨大的中国商船，往来于广阔的海洋之上，由此而来的巨额收入，源源不断地流入南宋国库。到1128年，海外贸易所得已占居国库收入的20%。这种现象，在传统中国也是孤例。
自秦汉以来，中国政府的主要收入依赖农业税收，但是在南宋，商业税收首次超过了土地所得。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南宋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而它放射出的光芒，沿着海路，逐渐辐射到整个亚洲。
中国，不仅和整个东半球的贸易伙伴交换着商品，也将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工艺，传播到不同的港口、城市和村庄。建立在商品经济之上的现代世界的雏形，呼之欲出。
是什么力量，最终推动了它的成型呢？
公元1279年4月，1000艘南宋战舰，在广东崖山外的海面上结成庞大的阵列。决定王朝存亡的战争，再次在海面上爆发。
此时，南宋的对手，已经从金朝变成了元朝。过去的4年中，这个来自草原的王朝，先灭亡了南宋的老对手西夏、金朝。接着在1276年，元朝水师突破长江防线，从钱塘江直抵杭州城下。
仓皇出逃的3位南宋皇子由水师护送入海。漂泊3年之后，最终在广东崖山，与追击的元朝水师遭遇。元军的快速分队，在最短时间内断绝了南宋水师的淡水供应，这是决定胜负的关键。接着，元军开始用大炮轰击南宋皇帝的御船。在它的无情轰击下，南宋水师土崩瓦解。
在海上流亡3年的南宋小朝廷灭亡了。
而灭南宋，只是元朝征服史的一部分，成吉思汗的子孙们已经将元朝建造成一个空前庞大的帝国。
元朝主导的“全球化”
中国人、波斯人、阿拉伯人、俄罗斯人……共同生活在帝国广阔的疆域中，他们语言不同、信仰不同，也承袭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如何管理这个前所未有的大帝国呢？
和其他的征服者相比，元朝统治者采取了相当务实的态度。他们不在乎天文学是否符合《圣经》，也不在乎公文是否遵循儒家士大夫的古文传统，更不在乎印刷和绘画是否得到教民们的赞同……
元朝强制实行技术、农业和知识的统一标准。1267年，在阿拉伯学者的帮助下，工匠们为元世祖忽必烈制造出了地球仪，上面绘制着亚洲、欧洲和非洲。
12年后，在郭守敬的建议下，元朝在全国设置了27个天文观测台，最北的测点接近北极圈，而最南的测点在南海。
最初的商业路线就是骑兵的行军路线，但是，不久人们发现，虽然军队可以依靠战马在陆上快速穿梭，但数量巨大的货物还是以水运为便。
在元朝，隋唐以来利用大运河运送漕粮的方式，改由海运完成。
海运漕粮，只是元朝海上事业很小的一部分。
公元1291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有幸目睹了帝国强盛的海上事业。1291年，马可波罗搭乘的船队先后停靠在越南、爪哇、斯里兰卡、印度的港口。每到一处，商人们就会得到大量的货物，如蔗糖、象牙、桂皮和棉花，这些东西在中国还不易出产。从波斯湾起，船队进入了元朝势力以外的地区，商人们携带的中国产品依然大受欢迎。瓷器、茶叶、丝绸，为船队换回了大量的来自阿拉伯半岛、埃及、索马里货物，以及欧洲的钢材、挂毯、沙金和武器。
帝国变成了一个大“公司”。
新的商品被不断发掘，而旧的商品也被纳入了新的流通体系。从染料、纸张到开心果、爆竹和中药，每一样东西都能找到买主。
在《元史新编》中，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魏源指出：“元有天下，其疆域之袤，海漕之富，兵力、物力之雄廓，过于汉唐。”来自草原腹地，但不仅不排斥海洋，反而努力沟通陆地和海洋，这是元代世界观的基本特征。
通过海洋，世界被连成一体。中国获得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海洋权，而公平的自由贸易是第一原则。相比之下，后来崛起于地中海沿岸的海上霸权显得是那样的狭小和局限。
世界因此而改变，改变它的不仅仅是技术，更重要的是观念。当人们试图用市场来解释世界时，改变就注定要发生了。
帕多瓦，意大利东北部的小城。
在城里的教堂中，保存着一幅绘制于1306年的壁画——基督圣袍。令人惊异的是，圣袍在布料和式样上，完全采用了蒙古人的习惯，不但如此，圣袍的金色边纹实际上就是元朝的八思巴文。
和以往相同题材的宗教画不同，披着圣袍的圣母和基督脸上，充溢着人类的情感，正因为如此，很多欧洲的艺术史学者把它看作是欧洲文艺复兴的第一批作品之一。
当这幅画开始绘制时，在欧洲，一部游记开始广为流传，它的作者正是马可波罗。沿海路回到故乡一年之后，马可波罗口述了这部作品。
公元1492年8月3日，又一位出生在意大利的航海家率领3艘船，踏上了前往中国的航程，他的名字叫哥伦布。
在随身行囊中，哥伦布携带着两本书，一本是《圣经》，另一本是《马可波罗游记》。
第三集 潮起潮落
听起来，这更像一个传奇故事。
公元1498年，达·伽马的船队停靠在东非港口马林迪。船队由3艘帆船组成，目的地是印度。作为第一个开辟东方航线的欧洲人，达·伽马向当地居民夸耀了自己的船，然后，急不可待地提出了贸易要求。
看着葡萄牙人拿出的小玩意——玻璃珠子、铃铛、珊瑚项链、洗脸盆……非洲人的脸上露出了不屑的表情。
接下来，村中的长老向达·伽马展示了精致的丝绸、瓷器和一顶镶着金边的乌纱帽。他告诉目瞪口呆的葡萄牙人，在很久很久以前，曾经有人驾着数不清的大船，到访过他们的海岸。那些船很大，葡萄牙人的船看上去像座房子，那些人的船，看上去超过了整个村庄。
他们是谁？从哪里来？将信将疑的欧洲航海家询问了村中的每一个人，但是，没有人能告诉他们一个确切的答案。
朱棣的雄心
南京城西，秦淮河蜿蜒曲折地流出城市，从这里注入长江。
600多年前，繁忙的景象有过之而无不及。从四川、江西深山密林中砍伐的巨木，在广东打造的铁钉，来自江南省的棉布，以及全国各地征集来的棕绳、胶、瓷器、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到这里。
那是明永乐元年，即公元1403年，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大的船厂，正在日夜赶制即将“出洋”的巨舰。
这样的繁忙景象也不仅仅出现在帝国的首都南京，设在福建、苏州等地的船厂，也在做着相同或类似的工作。几乎整个帝国都被卷入了造船的计划，而计划的制订和组织者正是当朝的皇帝——朱棣。
朱棣，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在朱元璋的眼中，他，是最有才干，也许还是最有野心的一个。于是，他被派往北平去对抗帝国的最大威胁——蒙古骑兵。十多年的大漠征战，不仅将朱棣塑造成一名杰出的领袖，同时也给了他维护领袖地位的力量——一支只服从他一个人的军队。
公元1399年，朱棣将这支军队投入到争夺皇位的战争。他的目标是自己的侄子，朱元璋亲自指定的继承人。
战争进行了4年，结局是：侄子全家自焚于皇宫。
1404年，在登上皇位的第二年，朱棣宣布了派遣庞大船队下西洋的计划。此时，蒙古骑兵仍威胁着帝国的北方，南方复辟的阴谋还没有彻底铲除。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个疑问从朱棣的朝堂，贯穿600年，一直延续到今天。
公元1498年5月20日，经过近一年的远航，卡里卡特港的轮廓终于浮现在达·伽马的面前。
印度，在欧洲人的脑海中，堆满了黄金、香料，以及许许多多叫不出名字的珍宝，卡里卡特的繁荣，或多或少证实了这种印象。
来自东南亚的香料、楠木；来自南亚的棉布、粮食；来自非洲的象牙、黄金，云集于此。当时，这里是印度洋沿岸最大的贸易港口之一。
当地居民好奇地打量着第一次出现在这里的欧洲人。
“你们来干什么呢？”
“基督徒、香料”，达·伽马用两个单词概括了此行的目的。
当时在欧洲，谁控制了同东方的贸易，谁就能获得惊人的财富。意大利地中海沿岸的诸多城邦，依靠庞大的商船队和强盛的海军，首先做到了这一点。
威尼斯执政者自豪地炫耀自己的政绩：威尼斯有小型船只3000艘，中型船只300艘，巨型战舰45艘，水手3.6万人，每年用于贸易的资金达到1000万金币，而当时教皇的侍从一年的收入，只有30金币。
但是在1453年，土耳其苏丹攻陷了君士坦丁堡，古老的丝绸之路被强大的奥斯曼帝国阻断了，被逼无奈的欧洲人只能冒险从海上想办法。哪个国家能首先找到通往东方的海上商路，就能取代意大利城邦，成为欧洲的首富。
1498年，达·伽马获得了成功。
古里王宫建造在离港口不远的山坡上，从这里不仅可以看到整个港口，而且可以看到港口两侧绵延数公里的种植园，园中栽满了丁香、肉桂、生姜以及珍贵的胡椒。
1498年5月的一天，古里国王远远地注视着葡萄牙人的3艘帆船。作为国际商港的统治者，他接待过各种各样访客。他们虽然肤色不同、民族各异，但最终目的几乎都是为了香料。
葡萄牙人的到来，或许会让古里人联想起90年前的往事。
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
三宝太监郑和命令船队在距离卡里卡特5海里的洋面上抛锚。卡里卡特，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古里。它是郑和首航的目的地。
依靠旗语和钟鼓，抛锚的命令被迅速地传递到317条大船上。868名文官，442名将校，35名通事，180名医生以及1万多士卒、水手、工匠……有条不紊地做着登陆前的准备。
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组织的最大船队，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没有任何一支船队的规模可以与之媲美。
当时的国王亲自到港口迎接天朝的使节。他小心翼翼地询问使节来访的目的。在家门口，毫无预兆地一口气出现2万多名官兵、几百艘大船，任何人都会小心翼翼。
禁海与开海
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12月，朱元璋的一纸禁令使延续了1500多年的民间航海和自由贸易趋于窒息。
“禁滨海民不得私出海”“片帆寸板不许下海”，原本已浮游于农耕文明之上的海洋气息被彻底剥离，普通百姓被硬生生地阻隔在世界贸易体系之外。
当“开国禁海”作为祖宗旧制延续下来，成为朱明王朝的长期执政国策，中华民族也就开始从海洋退缩，变得更加封闭而内敛。
那么，朱元璋为什么没有延续唐、宋、元各朝鼓励远洋贸易的策略，而是选择了反其道而行之呢？
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由赤贫起家的皇帝，朱元璋独断专行，把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自己的手中。他坚信“农桑”才是“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同时，倭寇的猖獗，也更坚定了他禁海的决心。
在以后的岁月里，朱元璋不仅多次下诏彻底禁止民间海洋贸易，甚至连渔民出海打鱼都在被禁之列。
既然如此，明成祖朱棣为什么要组织大规模的航海行动呢？
罗卡角，欧洲的“天涯海角”。正是从这里起航，航海家们为贫瘠的葡萄牙，也为危机重重的欧洲大陆，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海风凌厉，海浪咆哮，600年过去了，这茫茫海天还记得那些一往无前的勇士吗？
“陆地从这里结束，海洋从这里开始。”那么，历史为什么偏偏选择的是看起来毫不起眼的葡萄牙呢？
1499年9月，葡萄牙王国被兴奋和狂热的情绪所弥漫。虽然达·伽马率领的170名船员中只有54人返航，虽然出海的3艘帆船只回来了一艘，但运回的香料获得的利润，却相当于远洋费用的60倍。
此后一个多世纪，依靠海上霸权，这个只有20万平方公里土地、230万人口的国家，在欧洲保持了无所匹敌的强势。但专制的王权，也从根本上阻碍了民间资本的崛起，从而注定了葡萄牙盛极而衰的命运。
这一点，与90多年前的大明王朝有着惊人的类似。
公元1403年，刚刚登上皇位的朱棣向28个国家派出使节。他修订了父亲对商业和商人的歧视性律令，并解除了对胡椒等舶来品的进口限制。
朱棣谕令官员说，“今四海一家”，“边关立互市，所以资国用。来远人也，其听之。”
从永乐元年到永乐二十年，包括日本、朝鲜、锡兰等超过50个国家，都向中国提出了贸易要求。在各种奢侈品的刺激下，在强大国力的支撑下，明王朝有条不紊地运作着这个庞大的垄断体系。
但如此巨大的远洋贸易，为什么没有继续下去呢？
公元1424年7月，64岁的朱棣病逝在远征蒙古的归途中。
明王朝的一切娱乐都停止了，新都北京，各寺院鸣钟3万下，在沉重的钟声里，朱棣的灵柩被移送至两年前造好的皇陵中。
但即便是在国丧期间，朝野上下对于先帝的种种议论就已经开始了。迁都、绥靖安南、远征蒙古……种种劳民伤财的举动，让天下怨声载道。
下西洋，当然也是大臣们诟病的对象。
1430年，郑和率领船队又一次来到马六甲。
60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个荒凉的海边渔村。郑和在这里建立了仓库、补给站，并且三次把马六甲城作为整个船队的集结地。特殊的地理位置，使马六甲逐渐成为国际化的商港。
这是宝船队第七次下西洋，前六次都是受明成祖朱棣派遣，斗转星移间，皇帝又换了两任。
出海前，郑和命人在闽江口立起了这块石碑。
“观夫海洋，洪涛接天，巨浪如山；视诸夷域，迥隔于烟雾缥缈之间；而我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履通衢者，诚荷朝廷威福之致，尤赖天妃之神护佑之德也……”
在碑文中，郑和骄傲地回顾了远征的壮举，这是“混一海宇”，远超历代的海上成就。之所以如此仔细、不厌其烦，也许是因为他对《明实录》将如何评价“下西洋”毫无把握。
60岁的郑和预感到，这，可能是自己最后一次远航！
公元1433年4月，郑和病逝在远洋途中。
“国家欲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于海，危险亦来自海上”。大海是郑和一生奋斗与光荣所在，也是他最后的葬身之处。但郑和的心灵却无法真正皈依海洋，不得不在陆地留下一个徒具象征意义的衣冠冢。
此后不久，明王朝彻底停止了远洋航行。当君主的荣耀、野心以及欲望不再那么强烈时，鼓动船帆的风，也许会慢慢地减弱下来。
诚如英国当代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博士所说：“明代的水师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其他亚洲国家的任何时代都出色，甚至较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乃至于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都可说不是他的对手。”
但这支没有对手的水师却不可逆转地选择了自杀，一艘艘海船停泊在寂寥的港湾里，任凭岁月流逝，悄无声息地霉烂着、腐朽着……
值得人们深思的是：当中国人“像村庄一样巨大”的宝船一天天从大海上消失之际，欧洲航海家们却在中国罗盘的指引下，驾驶着“像房子”一样的帆船，向富饶的东方一步步逼近。
郑氏的“海上王国”
涨潮了。潮起潮落，此消彼长，这就是历史。
又过了100多年，当封闭的大明王朝像死水一样走向腐败的时候，东南沿海，曾经被打压得奄奄一息的民间海商，又积聚起了重出大洋的力量！
公元1633年10月22日，清晨，金门料罗湾，9艘不可一世的荷兰战舰突然遭受来自中国水师的袭击，刹那间，炮火和硝烟将这个宁静的港湾变成了沸腾的战场。
这是一场被遗忘的海战，它的指挥者是一个被中国历史淡忘的“海上国王”郑芝龙。
明隆庆元年，即1566年，迫于压力，朝廷终于开放海禁，“准贩东西洋”，指定“发舶地”为今天福建的海澄，每年约有150艘帆船从这里领“引票”出海贸易。
但禁海难，开海更难。中国海商与移民所面对的世界环境，与200年前郑和航海时期已经完全不同了。
过去的大洋是一个无组织的自由世界，中国的海上势力在技术与规模上，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如今，中国已处在西方扩张浪潮的边缘，海商所面临的既是从事贸易航运的企业，又是从事殖民征服的军队，重出外洋举步维艰。
这是一场争夺制海权的战役。
料罗湾大捷彻底摧毁了荷兰人在南中国海建立的贸易霸权，福建巡抚的捷报引民间说法：“闽粤自有红夷以来，数十年来，此捷创闻。”
1640年，荷属东印度公司与这位中国“海上国王”达成航海与贸易的若干协定，并开始向郑芝龙朝贡。所有在澳门、马尼拉、厦门、台湾、日本各港口间行驶的商船，都必须接受郑氏集团的管理。中国势力自郑和之后200年，重建了远东水域的霸权，赢得了一次抵御西方扩张，挑战外洋，在世界现代化历史上竞逐富强的机会。
但遗憾的是，这最后的一线光明也将被扑灭！
公元1646年，清兵一步步进逼福建安平，南明平国公郑芝龙作出了一生中的最后一次抉择：叛明投清。但清政府不仅没有兑现让他成为“三省王、闽粤总督”的承诺，反而迅速挟持其北上。
在北京，这位海上枭雄终日战兢危惧，他密书儿子郑成功：“众不可散，城不可攻。”5年后，康熙皇帝登基，郑芝龙被处决。
就在这一年，1661年4月21日，郑成功亲率2万余人的大军，300艘战舰，从金门起航，浩浩荡荡，收复了被荷兰人盘踞37年之久的台湾。
“田横尚有三千客,茹苦间关不忍离。”
1662年6月23日，民族英雄郑成功因病去世，年仅38岁。3个月前，他派人给占据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者送去了战书。
康熙皇帝闻讯，写下了这样一副挽联：“四镇多二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
能这样评价对手的，无疑是一个胸怀宽广的伟大的君主。但不论是康熙皇帝，还是被南明皇帝赐封为忠孝伯的郑成功，都无法摆脱皇权中心主义的束缚。
当西方世界将国家政治军事力量与民间航海贸易力量结合起来，在世界范围内大肆扩张的时候，中国剿灭了具有政治组织与军事武装的民间海外力量，再次为西方势力让出了整个中国海。
第四集 仓皇海防
公元1895年2月，北洋舰队危在旦夕。
刘公岛外，由20多艘军舰组成的日本联合舰队封锁了出海口，威海城、南邦、北邦炮台相继陷落。日军已经将缴获的大炮调转炮口轰击港内。
北洋舰队残存的大部分舰艇失去了航行能力，只能作为固定炮台使用。最后的突击力量鱼雷艇编队，或是被俘、或是被击沉。朝廷的援兵，远在数百公里之外……
此时，舰队司令官——水师提督丁汝昌，接到了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佑亨的劝降书。
“贵国目前的处境……源于一种制度。……这是几千年的传统：当贵国与外界隔绝时，这一制度可能是好的。现在它却过时了。在今日的世界里，已不可能与世隔绝了。”
打开东方的大门
大清乾隆五十八年，即公元1793年，经过一年的海上颠簸，英国勋爵马嘎尔尼率领一个超过700人的使团来到中国。
这是东、西方之间的第一次正式接触。
为了这一天，欧洲的航海家已经在海上搏击了近300年。正是在寻找中国的过程中，欧洲人发现了世界，并掀开了轰轰烈烈的工业文明全球化的大幕。
9月14日，秋高气爽，乾隆皇帝在热河接见了马嘎尔尼和他的随从。
马嘎尔尼小心翼翼地提出了在中国增开舟山、宁波、天津口岸，减免英商关税，设常驻外交使节，并开放租界等通商请求。
但令英国人意外的是，这些他们认为并不过分的要求，却被乾隆皇帝一口拒绝了。
对中国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英国人艳羡不已。一位使团成员估计，“中国使用播种机节省下来的粮食，足够养活英国全部人口”。
而对于英国人精心准备的礼物，天文望远镜、船只模型、钟表和武器等，乾隆皇帝却表现出不屑一顾的神态。
因为在当时，中国的手工业产值占全世界工业、手工业产值的30%以上，即便是被尊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也对中国推崇有加。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亚当·斯密肯定地说：“中国比欧洲任何一个地区都富强。”
没有人能预料到正在萌芽的工业革命，会有如此巨大的摧枯拉朽的力量；也没有人能相信，那些在海上搏命的洋人们，最终能够成长壮大，并为全世界建立起一个新的坐标。
事实上，清政府并不是没有意识到海防的问题，康熙大帝在晚年曾告诫自己的孙子：“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国家承平日久，务需安不忘危。”
但除了增加几门岸炮外，清政府三次颁布“迁海令”，把沿海30里的居民全部迁往内地，并禁止人民出海贸易。用人为制造的无人区，来隔离可能来自海外的威胁。
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费正清评论道：“归根到底，他们是倾向倒退，眼光向里，防守和排外的。”
但闭关锁国，真的就能保障大清的江山永久太平吗？
碰了一鼻子灰的马嘠尔尼不得不离开北京，在日记中，他写下了这样的话：“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150年期间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船不会立刻沉没，它将像一个残骸那样到处漂流，然后在海岸上撞得粉碎。”
半个世纪后，1840年，马嘎尔尼的话变成了现实。
强敌来自海上
1832年，一艘300吨的英国商船擅自闯入中国领海，从广东出发，沿海岸，经厦门、福州、定海、宁波、镇海、上海、威海卫等地，最后驶往朝鲜。
在长达4个月的时间里，商船如入无人之境。连船上的翻译都纳闷，本地所有军舰都去哪里了？竟然不能阻止一只商船的进入。
实际上，在上海港，天朝水师曾竭力阻挡，但商船依旧在上海停泊了18天后，扬长而去。天朝水师只是在它离境6海里之后，开始鸣炮，以示英夷的商船已被驱逐。
此时，管辖上海港的江苏巡抚，恰恰是日后名满天下的禁烟英雄——林则徐。
当林则徐建议朝廷成立现代海军的时候，道光皇帝在奏折上的批示是“一派胡言”。
1841年7月13日，正在浙江戴罪的林则徐，又将被发配新疆。挚友魏源闻讯，专程从扬州赶来相送。
8月的一天，两人在镇江对榻倾谈。林则徐将《四洲志》等译著和翻译的外国书报资料赠与魏源，希望能尽快编撰成书。
就在一间简陋的小屋内，魏源秉承林则徐的思想，用10年时间，编成了100卷的巨著《海国图志》，一反重陆轻海的陈旧观念，为中华民族勾画出一幅宏大的海洋蓝图。
魏源指出，国家应创设一支强大的近代海军；大力发展工业和航运业以推动国内外贸易的发展；扶植南洋华人垦殖事业。
50年后，美国海军军官马汉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海军就是为一个国家的商业利益服务的，并将海军舰队、商船队和遍布世界的殖民地，归纳为“海权”的三大组成要素。
“海权论”成为了美国海上力量崛起的基石，也成为了美国称霸世界的行动纲领。直至今天，强大的海权仍是美国全球战略的基础。
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称赞马汉是“美国生活中最伟大、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在西奥多·罗斯福的影响下，美国国会批准了一系列的造船计划，而联邦政府对海军的投入更是成倍增长，最高时，美国海军支出竟然占到了联邦总支出的20%以上。
但在中国，为什么魏源设计的“海权”蓝图，在鸦片战争之后的几十年时间里，非但没有实现，甚至无人问津呢？
毫无疑问，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浩瀚的大海曾经是天然的屏障，护佑了中华文明在这块广袤的大陆上茁壮成长。但从1840年开始，这种宁静的生活已经被永远击碎了。
1842年8月29日，在英军的炮口下，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欧美列强紧随其后，竞相侵犯中国主权。
整整30年，条约体系下的中华帝国沉溺在天朝旧梦中，苟且偷生。直到1874年，连近邻日本也派兵登陆台湾，企图染指中国领土后，清政府才如梦方醒，匆忙筹建水师。
但正如李鸿章所言：“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
在无能之辈的掌舵下，这艘巨大的破船只能敷衍一时了！
海防“一日不可缓”
1894年9月，黄海海域风云突变。
几乎是不约而同的，英国、法国、美国、德国和俄国的军舰聚集在这里，等待集体观摩一场影响东亚、乃至整个亚洲历史进程的殊死搏斗。
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上演的蒸汽铁甲舰队之间的决战，交战的双方分别是大清朝的北洋水师和日本的联合舰队。
这是两支年轻的海军，后人评价说，如果日本海军是一支成熟的海军，决不会去挑战北洋水师，因为几乎没有胜利的可能；而北洋水师如果是一支成熟的海军，也决不会畏惧联合舰队的挑战，因为同样几乎没有失败的可能。
北洋水师的巡航范围除了中国沿海港口，还远航至今天韩国的仁川、釜山，俄国滨海，以及南洋群岛各地……稳稳掌握着西太平洋的制海权。
1890年4月，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率领6艘军舰出访新加坡，当地华侨无不雀跃。华侨报纸称：“盖10年前中国与今日之中国大有不同。……中国情形，先如睡而后如醒，整军经武，昼夜不遑。”其存心不是想结怨于人，或者夺人土地，“不过欲以自强起见，保护吾民耳”。
1891年，英国《伦敦武备报》在详细评估之后，认为中国海军排名世界第8，而日本海军则名列第16位。
清朝的海军建设，在日本引起了极大反响。
日本海军史称北洋舰队访日为“海军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几个月后，1887年3月14日，日本明治天皇颁布赦令：“立国之务在海防，一日不可缓。”并捐出皇室费用30万元作为海军经费。
1893年，明治天皇再次颁发诏书，催促国会通过海军扩展计划，并允诺在未来的6年中捐出180万元作为海军经费。他甚至每天仅吃一餐饭，干脆用饿肚皮的方法，给文臣武将做示范。
“帝国海军一日不强，朕一日不再食矣。”
日本朝野深为感动，贵族院议员决定捐出年俸的1/4，政府官员决定捐出收入的1/10，作为造舰和海军装备之用。
日本倾全国之力，在最短的时间内赶了上来。
在日本全力追赶的同时，中国却停滞不前。
1887年9月，光绪皇帝的师傅，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龢上奏，“窃计十余年来购买军械，存储甚多，铁甲快船、新式炮台，业经次第添办……”所以海军建设可以暂缓。
翁同龢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建议呢？
有人认为，翁同龢之所以反对继续给海军部拨款，是基于对李鸿章的个人恩怨。这种推测是否成立，没有定论。
但即便有根据，如果没有慈禧和光绪的首肯，单是一个户部尚书，恐怕也不能只手遮天。翁同龢的建议最终能坐实，和慈禧太后有莫大的关系。
一年前，正值直隶省和京师遭受特大水灾之际，光绪皇帝的父亲、时任海军总理大臣的醇亲王奕環却上奏折，建议恢复在昆明湖操练水兵的旧制。
当日，海军衙门即奉接“依议”的慈禧懿旨。于是，在百姓的哀号声中，投资巨大的颐和园破土动工。
更加讽刺的是，建园经费很大一部分，是由李鸿章代为筹集的。
这样做的理由是：“慈圣听政垂30年，克成中兴，再定大统，忧勤宵旰，驯至升平……凡在臣子，敢不仰体圣主之心。”太后为国操劳30年了，享受一下也不过分，做臣子的怎能不体谅呢？
挪用海军经费、海军建设中的贪腐，不仅对购舰、铸炮……造成灾难性影响，对海军士气也是极大打击。流风所及，北洋舰队训练废弛、军纪败坏。舰队虽有赏罚条例，但是“将官多不遵循”。
每年北洋封冻，舰队南巡之时，官兵“率淫赌于香港、上海”。嫖娼、赌博成性的军队，其战斗力可想而知！
那么，当日本的威胁越来越明显的时候，为什么清政府却放任好不容易建起的海军荒废下去呢？仅仅是因为腐败吗？
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严复认为并不如此简单。
在北洋水师学堂中，严复按照留学的经验设置课程，希望学员毕业时都能达到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的要求。但10年之后，满怀期望的严复对自己的弟子渐渐失去了信心。
在晚年，他常常引用一位英国官员的话来形容海军：“海军像一棵树，只有在合适的土壤中才能开花结果。”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严复注意到，自己在英国留学时结识的日本同学们，此时正在合适的土壤中疯长。
最晚到1880年末，日本的经济开始起飞，它的工业产量约以每年5%的速度增长，而同期，世界工业增长的速度为3%。
日本开始被人称为“亚洲工厂”。日本的一些企业，不仅掌控着国内市场，而且开始与欧洲公司争夺中国和印度市场。1868年~1893年，日本蚕丝出口量增加了4倍；棉纺织品约50%输往韩国和中国；20世纪初，足尾铜矿及提炼厂是世界上最大的铜生产地之一。
大量的商品输出，必然带动海运的崛起，而海上贸易航线的安全，左右着国家的兴衰。正因为如此，日本政府几乎是倾全国之力在建设海军。
1890年，马汉的名著《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出版。这本书出版不久，日本政府就特别命令，将此书译本分发给陆军、海军、政治领袖和学校。据说，在甲午海战前，每位日本舰长都随身携带一本《海权对历史的影响》。
同样被日本政府奉为经典的，还有魏源的《海国图志》。这本被中国人束之高阁的著作，日本人期待了许久。从1854年到1856年，短短3年间，《海国图志》至少被翻印了21个版本。
和日本相比，北洋舰队这棵树，俨然是“无本之木”。
1891年，黄海的战鼓已隐约可闻，而大清朝廷却明令“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暂停两年”。此后，北洋舰队再没有增添过一炮、一舰。
1892年，日本在英国订造的“吉野”舰完工，日本预定的海军扩张计划基本告成。
甲午之战失败后，李鸿章曾经替自己辩解称“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这是托辞，但未尝不是事实。
1886年12月14日，北洋舰队的铁甲舰——“靖远”号，在英国举行了隆重的下水仪式。
按照西方惯例，典礼上需要演奏国歌。然而，当时的大清帝国并没有法定的国歌，因此用一首古老的西方名歌《妈妈好糊涂》来代替。
一语成谶。中国第一支近代海军，最终被清政府亲手葬送。
1894年11月7日，修葺一新的颐和园张灯结彩，鼓乐喧天。为了庆祝60大寿，慈禧太后大宴群臣，赏戏3天。
1个半月前，9月17日，北洋水师和日本联合舰队在鸭绿江口的大东沟相遇，李鸿章苦心经营了20年的北洋舰队损失惨重。观战的列强用相机，为我们记录了110年前的耻辱和悲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