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信息不对称与委托—代理理论
李佳
完全竞争的市场有一个重要的假定，即信息是完全的，不仅生产者对市场有关信息有着完全的了解，而且消费者对市场的各种信息也是完全了解的。这一假定是不符合现实的。在实践中，生产者也好，消费者也好，他们对市场有关信息的了解通常都是不完全的。
所谓不完全信息（IncompleteInformation）是指市场参与者不拥有某种经济环境状态的全部知识。因为信息的收集是需要成本的，在很多情况下，过高的信息成本使得生产者或消费者无法获取充分的信息，就只能在有限信息的条件下做出决策。新凯恩斯学派认为，不完全信息经济比完全信息经济更加具有现实性。
如果买者和卖者双方对信息了解的不充分是对称的，那么这个假定的不现实性还不致于对市场均衡造成重大影响。但问题是，在现实中还大量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现象，通常是，卖者对其产品的了解程度要远远高于买者的了解程度，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市场的失灵，即使得市场机制不能正常地发挥作用，使得社会资源的配置产生扭曲。
例如，当一个消费者到商店里购买化妆品的时候，他(更多的是她)根据什么来判断化妆品的质量呢?是根据其外包装，还是根据那看起来细腻洁白的膏体?那些粉面霜、防皱霜真的如广告所说的那么有效吗?那些减肥药、减肥茶、减肥皂、减肥带等等真的可以在若干天或若干个月之内让你的体态变得那么婀娜多姿吗?
显然，这里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生产者完全明了其产品究竟有多高的有效率，但消费者却往往只能根据广告词来了解产品的性能。
再比如说，在保险市场上，当投保者投保人寿保险或医疗保险的时候，他们对自己身体健康状况的了解程度比保险公司的业务员要高得多；在信贷市场上，企业向银行贷款，企业对该贷款项目的盈利性和风险性较为了解，但银行在这方面的信息则主要来自企业，其信息的充分性也是大打折扣的；在人才市场上，招聘人才的企业对应聘者有多少了解呢?除了学历和经历，企业如何知道某个应聘者真正的工作能力、人际关系、道德水准等其他方面的素质呢?在所有这些市场上，信息的不对称也是显而易见的。信息不对称可以衍生出信息经济学的几大基本问题。
第一节 逆向选择
经济学家阿克洛夫（Akerlof, George）在1970年发表的论文“次品市场”（The Market ofLemons,Quarterly Journal ofEconomics,84(3),August,488-500）中首次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对逆向选择进行了分析。
讨论一下旧车市场上经典问题。如果你有一辆旧车，这是一辆质量相当不错的旧车，你可能只用了一年，总共才行驶了5000千米。当然，你期望卖一个好价钱，但你的愿望能够实现吗?最终结果常常令人失望。这种现象为何会出现呢?
在旧车市场上，所有的旧车可分成优质的和劣质的两大类。再假定优质旧车的价值为5万元，劣质旧车的价值仅为2万元。但问题是，尽管卖者知道他们出售的旧车分别具有怎样的质量，但购买的人却对旧车质量不具有充分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理性的买者只能根据市场上旧车的平均质量来决定他愿意出价多少来购买旧车。我们再假定在开始的时候，旧车市场上的优质车和劣质车各占一半，而买者对此有大概的了解，那么，买者愿意出的最高价格只能是平均价格，即3．5万元。
面对3．5万元的价格，劣质旧车的所有者喜出望外，他会迫不及待地卖掉他的旧车，并因此获得“超额利润”1．5万元。但优质旧车的所有者却非常失望，他无奈地卖出他的旧车，但因此“亏损”1.5万元。短期或许如此，但长期调整的结果是，市场上的优质旧车越来越少，因为没有几个人愿意亏损；而市场上的劣质旧车越来越多，它们是不会退出市场的。于是，旧车的平均质量下降。当旧车市场上优质车只占25％，而劣质车占到75％的时候，买者会发现这种变化，并降低他们的出价，此时买者愿意出的最高价格将为0.25X5+0.75X2=2.75万元。
面对更低的价格，将有更多的优质旧车退出市场，于是市场上旧车的平均质量进一步下降。这一过程继续下去，最终的结果不言而喻，所有的优质旧车都退出市场，留在市场上的就只有劣质旧车了，这就是所谓的逆向选择问题。
还有就是在化妆品和减肥商品市场上，大量的消费者被欺骗，严重的甚至造成对身体的无可补偿的损害，这种后果已经不仅仅是生产过多和价格过高的问题。更一般地，经济分析告诉我们，在信息不对称导致逆向选择的情况下，市场中已经出现所谓“劣品驱逐良品”的现象，从而将市场变成一个“柠檬”(Lemon，美国俚语“不中用的东西”)市场，即充斥着低质量商品的市场。
再来看一下医疗保险的例子。在医疗保险市场上，保险公司是如何制定保险价格的呢?唯一可靠的依据是投保者的平均健康状况。一般而言，往往是健康状况较差的人对医疗保险有更大的热情，而身体健康的人则不怎么愿意投保。因此，不健康的人在投保人中的比例会比较高，从而迫使医疗保险的价格定得较高。但较高的医疗保险价格所产生的结果是，健康的人更不愿意投保，而不健康的人则不会离开这个市场，这就使得不健康人的比例进一步提高。这一过程的延续所带来的最终结果也是“劣品驱逐良品”，留在这个市场中的都是不健康的人。
劳动力市场也存在同样的情况：劳动者的能力是劳动者的私人信息。所以，企业愿意出的工资是一个平均数，这样，能力特别强的人就会退出这个市场。所以，在一般劳动力市场上的往往是能力中等或能力差的人。但企业又需要能力强的人，于是就有了猎头市场。企业把识别劳动者能力的任务交给猎头公司，并且猎头公司要承担风险。
其实，在信贷市场上也会出现类似的现象。项目是否有风险是借款人的私人信息，所以贷款人对贷款利率的出价是一个平均风险水平的价格，这样，风险低、收益低的稳定型借款者就会退出市场。所以，银行的坏账一天天增加。
总而言之，当市场中交易的一方掌握着商品的某些特性，而交易的另一方则不掌握这些特性，对这些特性的观察或验证又十分困难的时候，就存在着信息的不对称。经济学把这种信息不对称的结构叫做“隐藏信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掌握私有信息的一方就完全可能利用其有利地位来为自己谋求利益，造成劣质产品冒充优质产品的现象。经济学把这种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的现象就叫做“逆向选择”。关键是，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上，由于逆反选择的存在，价格机制就无法正常发挥作用。我们知道，在没有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市场上，当需求超过供给即供不应求的时候，价格提高将抑制需求，刺激供给，最终实现供需的平衡。但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上，价格上升带来的结果是良品退出市场，留下劣品，严重的情况下甚至会造成市场消失。市场机制不再能够调节市场的供求，也就是市场失灵。
在企业管理中，一方拥有的信息对方不知道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无处不在。比如说，经理人是否努力工作，经理人自己最清楚，老板不一定清楚。所以，设计机制或合约时，一定要以可证实的变量为基础。比如，工作是否努力是不可证实的。至于目前许多事业单位采用的许多变量，比如“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廉洁奉公”、“努力学习”等等，都是不可证实的变量。因此，靠这些条件来考核，是不能真正考核出优劣的。为什么会出现“会做的不如会写的，会写的不如会编的，会编的不如会唱的，会唱的不如会吹的”这样的结果？就是因为设计机制或合约时所依据的变量是不可证实的。但是相对于“努力工作”来说，“工作业绩”（如销售收入、利润、成本）等是可证实的，所以许多企业将这些硬指标定为绩效考核标准。再比如说，在所谓的高校排名中，评价的指标中主要是可证实的变量，如资产规模、教授数、学术论文、论著、科研经费等。虽然以这些指标不能完全测度一个高校的实力，但设想一下，如果是采取一些不可证实的变量来排名，则恐怕谁也不服谁。同样，教师不能完全以是否努力学习来评判学生，而需要采用成绩。这就是为什么不论哪个国家都要进行考试的原因。
第二节 道德风险
道德风险是指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效用时做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亚当•斯密（1776）在《国富论》中就已经意识到了道德风险的存在，只是没有采用这样一个名词：“无论如何，由于这些公司的董事们是他人钱财而非自己钱财的管理者，因此很难设想他们会像私人合伙者照看自己钱财一样地警觉，所以，在这类公司事务的管理中，疏忽和浪费总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的。”
一、经济生活中的道德风险
在经济活动中，经济主体的有些行为是无法观察的，或者说，即使能够观察，其成本也会是非常高昂的。例如，一个操作工人、一个销售人员、一个高层经理或部门经理是否在努力工作，在很多情况下是无法观察的；一个医生对病人的疾病诊断是否正确，病人往往是不知情的；一个球员是在认真踢球，还是在踢假球，球迷未必真的了解；等等。那么，当一个投保者投保之后，由于有了保险，他的行为就可能改变，而且这种改变了的行为也是隐藏行为，是无法观察的、这种现象就叫作道德风险。例如，投了火灾险的商店或工厂对防火不再重视；汽车保险的投保者驾驶汽车就不像未投保的人那么小心；这些都是道德风险。
二、保险市场上的道德风险
对保险市场来说，道德风险的存在将严重影响市场的正常运作。如果不存在道德风险，保险公司对保险赔率的估计建立在投保者的正常行为基础之上，因而会是比较可靠的，由此确定的保险价格也会是比较合理的。但存在道德风险之后，原先的估计将完全无效。由于隐藏行为，我们无法观察投保者的实际“努力程度”，但此时火灾的概率可能大大上升，交通事故会大量出现，那么，如果按照原先的估计来确定保险价格，保险公司就必定亏损。如果保险公司因此而提高保险价格，其后果就会如我们在一开始所说的，劣品驱逐良品，最终使得保险市场无法存在。
我国传统体制下的公费医疗制度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实际上，这种制度就是一种完全的保险制度，所有职工都不需要为医疗支付任何费用，所有费用都由企业和工作单位支付，就相当于职工所在单位为职工投保，而国家就是一个最大的保险公司。在这种制度下，道德风险问题十分严重，小病大养，无病小养，有的人甚至为了一个漂亮的瓶子而去开咳嗽药水，回家再把药水倒掉。改革开放之后，尽管医疗保险制度已经有所改变，但这种现象仍延续至今。
三、道德风险出现的主要条件
道德风险存在主要条件是信息不对称、合同不完备、合同实施成本过大等等。
信息不对称：由于一个人拥有私人信息，就占有信息优势，从而可以找机会偷懒或不负责任。
合同不完备：由于人们的知识和预测能力是有限的，不可能把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都写进合同中。
合同实施成本过大：即便能够把所有可能情况都写进合同中，由于实施成本过大，往往也难以完全实施。
总之，由于信息不对称、合同不完备、合同实施成本等原因，人们往往宁愿接受由于道德风险所带来的损失。因为搜寻信息需要成本、制订完备合同需要成本、完全实施合同需要成本，当这些成本高于因道德风险造成的损失时，就选择任由道德风险的存在。
四、道德风险的防范
针对道德风险这种现象，保险公司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来加以防范。在这里，有效的保险制度的设计是最基本的手段。一种比较有效的方法是在保险合同中制定扣押条款。例如，在意外损失险中，一旦事故发生，投保人自己应先承担事故所造成的损失，直到某一规定的数量，这就是扣押。超过扣押部分的损失再由保险公司赔偿。又如，在医疗保险中，病人必须自己承担一部分医疗费用。这些措施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道德风险问题的出现。
信息不对称及与此相关的道德风险问题对企业制度的改革和企业内部管理水平的提高也具有重要意义。在现代企业制度下，所有者与经营者分离，对所有者来说，就有一个实际经营者是否按照其意愿来经营企业的问题。在企业内部，同样存在如何监督与激励企业员工和各层次管理者努力工作的问题。关键是，这里存在如上所述的隐藏行为问题，因而也就存在道德风险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激励机制的设计和完善是非常重要的。
选读材料8.1：
项目管理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分析
项目管理信息中的信息不对称,可能存在于两个行为主体之间,也可能同时存在于多个行为主体之间,这里重点研究业主与承包商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一、招投标阶段的信息不对称
招投标阶段是业主和承包商相互对策和双向选择的过程。一方面,业主要综合考虑投标方的资质、业绩、报价等因素选择承包商;另一方面,承包商也存在对业主的选择问题,希望选择信誉高、有资金实力、手续齐全的业主。在这种相互选择的过程中,双方所拥有的信息是不对称的,主要表现在:业主更多的了解自己的建造需求,但对投标商的信息了解较少,如承包商能力、素质、技术、装备、管理、服务等信息,这样业主就属于信息的劣势方,而承包商是信息的优势方;而承包商对自身的能力了解较多,而对业主的详细营造意图、财务支付能力、项目手续等信息了解较少,反过来承包商成为信息的劣势方,而业主方成为信息的优势方。在这种不对称的信息场中,为了掌握对方的信息,双方都会付出成本进行信息的搜寻和分析,进行讨价还价和对策,在不断的对策中达到均衡而达成协议。一方面,承包商为了使业主了解自己的技术、质量能力及信誉等,需要通过广告、质量认证等各种方式,将自己在营造方而的能力及信誉等信息传递给业主。另一方面,业主为了选择承包商,也需要调查、了解和评价承包商。
二、履约阶段的信息不对称
当业主选择了承包商,并签订了承包合同之后,同样存在着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承包商比业主更了解自己的建造行为,如使用人员的素质、材料的质量、建造方法与技术等。业主不可能完全掌握承包商是否严格按照合同进行施工,是否有偷工减料行为和“偷懒”的行为。这样,业主就是信息劣势方,而承包商就成为信息优势方。同时,承包商不了解业主的信誉、资金能力,由于业主的道德风险有意拖欠工程款,这时承包商对业主的不利选择将给自己带来损失。因此,在这种相互对策的交易过程中,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双方都存在着不确定性,都不能完全控制选择行为的最终结果,都存在着由于不利选择而可能造成的风险,其根本原因是商业信誉,也就是存在道德风险。
三、解决项目管理中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控制措施
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对市场行为产生的负面影响,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市场效率低下都是客观存在的,因而必须采取一定的手段对其加以控制,确保市场的有效运行。
1、加强信息网络建设
信息的获取可以减少市场的不确定性,是克服信息不完备、不对称的重要手段。为了减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对市场的负效用,可以通过大量获取市场信号来平衡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为获得高质量的信息,还应加强信息基础建设,建设以数据共享为目的的集成数据环境。在项目管理过程中,采用数据标准,建立共享的集成数据环境,避免“信息孤岛”的形成,实现项目管理信息的数字化、自动化、网络化与集成化。通过信息手段的建设,将项目管理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降低到最低限度,以保证各行为主体决策的正确进行。
2、设计合理的契约
根据委托—代理理论,业主和承包商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契约关系,交易双方的交易行为实质上是订立契约的行为。为了确保交易前后双方的利益均衡,设计一种合理的契约是避免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重要手段。其核心是要建立一种刺激一致性的信息机制,使委托人与代理人的目标一致。业主为了使承包商在其不能观察的行为中不会因为信息的不对称而损害自己的利益,需要设计一种既能达到业主目的,承包商又愿意接受的契约。设计满足以下两个约束条件的激励合同,第一个约束条件是个人理性约束,又叫参与约束,也就是说要使承包商有积极性参与进来。第二个约束条件是激励相约约束,也就是说,要使承包商有积极性按照业主的希望,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努力工作。
3、加强政府政策引导
随着现代市场的日趋完善,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日益强化,从信息分析的角度,将政府纳入建筑市场作为实体,体现了政府通过相关信息调控业主和承包商的交易行为的作用。政府对建筑市场进行宏观调控是引导项目管理正常发展,解决逆向选择和败德行为的有效途径,尤其在当前中国发展市场经济、建立有序的市场竞争机制过程中更为重要。为此我们必须贯彻国家有关的方针政策,建立和健全各类建筑市场管理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做到门类齐全,互相配套,避免交叉重叠,遗漏空缺和互相抵触。同时政府部门也要充分发挥和运用法律、法规的手段,培养和发展我国的建筑市场体系,确保建设项目从前期策划、勘察设计、工程承发包、施工到竣工等全部活动都纳入法制轨道。
4、加强诚信建设
诚信,是指一个人、一个单位的可靠性、社会责任感和可信任程度。在商品经济社会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及个人商业信用状况,以及整个社会经济信用关系的信赖、认可程度,是衡量某个国家、地区或经济组织的经济环境和运行状况及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因此,必须规范和整顿建筑市场秩序,逐步在建筑市场形成诚信为本、操守为重的良好风尚。业主和承包商均应树立诚信意识,对自身行为进行规范,加强相互沟通,着力解决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只有加强诚信建设,才能够在业主和承包商之间建立起一种相互信赖、相互认可的经济关系,才能降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发生的概率。
5、培育公正、规范的中介机构
为了减少信息不对称,可以通过第三方即监理人员对建设工程项目进行监督和管理。监理人员具有专业上的优势,他们以自身信誉为保证,以信息服务为主要活动内容,是建立和完善行业自律机制的重要因素。为此,要培育公正、规范的中介行业,建立起能使信息达到对称的机制。由行业协会建立“游戏规则”,对信息的披露做出系列的、明确的和具有可操作性的约定,增加信息透明度,使中介行业成为信息流中心,“公正、公平和诚信”的平台。项目管理者联盟文章
6、建立项目风险预警机制
控制项目风险的重要一点就是建立项目风险预警机制,加强对“信息不对称”的风险预警。项目风险预警主要是对项目运行过程中各风险因素对项目影响的可能性进行分析、预报;项目风险预警机制则是按项目风险因素设计相应的指标体系和经验性目标参数,经目标值与观测值相比较来决定项目风险程度的事前控制。建立项目风险预警机制有利于快速发现关键风险因素,将这些关键因素作为风险管理系统的风险预警点并及时进行预警,达到提前控制、预先管理的目的。
第三节 信号显示
信号显示是指一种发信号的行为，即卖方通过发出某种信号向买方显示其商品的质量。它对市场失灵的矫正有着重要的作用
显然，不管是优质产品的生产者，还是劣质产品的推销者，都可以发出信号，这就是所谓的“王婆卖瓜，自卖自夸”。那么，问题是，如果每个人都能自夸，发信号的机制怎么能够对市场失灵进行矫正呢?事实上，信号显示的机制要能够起作用，有着相关的必要条件，这一条件被称为自我选择条件。
直观地说，自我选择条件就是使得劣质产品无法把自己标榜为优质产品，而优质产品也不会模仿劣质产品的条件。当然，对于信息不对称的市场来说，前者更为关键，而且这种标榜也不能仅仅是一种口头上的“自夸”，它必须有实质性的内涵。
例如，假定某种小家电市场上有两家生产企业，企业A生产优质产品，企业B生产的是劣质产品。企业A为了防止劣质品冒充优质品，决定向消费者发出信号。对家电产品来说，发信号的一种有效手段即向消费者提供保修。但问题是，提供多少年保修才能达到信号显示的目的呢?
企业A经过统计分析，发现其产品的免费修理成本为每年每件产品5元。对企业B来说，因为产品质量较差，如果实行免费修理，其成本将为每年每件产品20元。假设企业A的优质产品保修期为x年，企业B的产品保修期为y年。
如果劣质产品要冒充优质产品，企业B的收益和成本都将有所变化。假定优质产品的价格为60元，劣质产品的价格为20元。那么，如果冒充优质产品，企业B的每件产品可得收益60元，但既然冒充优质品，就必须提供x年的保修，因此其保修成本为每件20x元。如果不冒充优质品，企业B每件产品的收益和保修成本将分别为20元和20y元。因此，劣质品无法冒充优质品的条件就是：（劣质品收益）20-20y≥60-20x（劣质品冒充优质品收益）。类似的分析可以得到优质品不降格为劣质品的条件为：（优质品收益）60-5x≥20-5y（优质品变为劣质品收益）
以上两个不等式即被称为自我选择条件。
进一步，优质产品愿意通过信号显示来与劣质产品加以区分也是有条件的，这一条件就是，优质产品在被区分后的净收益应大于其被混同于劣质产品的收益。企业A发信号并与劣质产品相区分的净收益是(60-5x)元，如果它被混同于劣质产品，那么每件产品的收益就是40元，也就是优质品与劣质品的平均价格，因此，上述条件就是：60-5x≥40
如果企业A要能够通过信号显示来达到其目的，那么保修年份x和y就必须满足以上三个不等式。
可以推断，如果优质产品的信号显示能够成功，那么对企业B来说，它就无法假冒优质产品，从而提供保修也就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此时一定有y=0，即企业B将不提供任何保修。由此出发，可解出x≥2；x≤4。因此，优质产品如果提供两年的保修，就可以成功地区别于劣质产品。此时，优质产品的净收益为每件产品50元，高于混同状态下的40元。
信号显示并不仅仅发生在家电市场，也不仅仅发生在物质产品市场。实际上，只要存在信息不对称，优质品就有信号显示的需要，当然成功的信号显示必须满足上述各个条件。
再来看一下人才市场上的信号显示。在人才市场上，信号显示对高素质的人才十分重要，成功的信号显示将有利于他们找到更好的职位。一些经济学家用信号理论来解释人们对教育程度的选择，因为学历就是这个市场中最为有效的信号。从理论上来说；如果把所有应聘者划分为高素质和低素质两类，可以假定这两类人获得高学历的成本是不同的。一般来说，素质较低的人要获得较高的学历就需要花费更大的成本。于是，对任何人来说，对教育程度的选择就是一种自我选择。
实际上，对教育程度的选择建立在对收益和成本进行比较的基础之上。一般而言，可以假定高学历的人将获得较高的薪水，学历较低则薪水也较低，那么，教育的收益就可以在薪水的差异上反映出来，选择较高的教育程度就是一种个人的投资行为。对素质较高的人来说，因为其获得高学历的成本较低，因此教育的收益将远远超过其获得高学历的成本，他们将选择较高的教育程度；而对素质较低的人来说，获得高学历的成本过于高昂，以致于教育的收益不能补偿其付出的成本，他们就将选择较低的教育程度。
当然，实践中教育程度并不仅仅是一种信号，教育更是传授知识的基本途径。比如，MBA的价值绝不仅仅在于显示他有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他所学的知识是针对着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经营的各种问题的，是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的。
由于信息不对称，每个人都希望向对方传递对自己有利的信号。
比如，在招聘时，应聘者总是显示自己最好的一面。谈判中，企业总是把最能显示自己实力的一面展示出来。公司越来越注意企业形象的塑造。女孩子总是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人们总是把最好的衣服穿在外面。等等。问题是，对方不一定相信你所传递的信号是真实的。有的信号，一下子是难以识别真伪的，需要时间。所以，“百年老店”是最好的信号传递方式。曾经有几家美国的企业联合控告日本公司倾销，美国法院的判决是：控告不成立，因为不可能有哪家公司能够长期采用低于成本的价格。所以，长期采取低价策略的企业传递的信号是：我是低成本的，你成本高，别来。
长期在CCTV黄金时段做广告的厂商传递的信号是：我有实力，企业经营一直不错。
出示自己的高学历证书和各种获奖证书的求职者传递的信号是：我是一个优秀的应聘者；有的小公司对业务采取不冷不热的态度，传递的信号是：我不愁没业务做；故意装着要离开的顾客传递的信号是，把价格再降点，否则我走了；初恋时经常找不怎么符合逻辑的借口去找对方但又不说出口，传递的信号是，我对你有意思，你呢？当然指望是对方先说出来。
由于对方不一定相信你传递的信号，而甄别信号需要成本，所以，一定要传递可信（可观测）、并且甄别成本低的信号。为什么招聘单位看重学历，因为学历容易甄别，而且比起能力的描述来，相对可靠；为什么顾客喜欢买名牌产品，因为名牌是经过很多年才形成的，广告、产品质量、服务质量等因素起了很大的作用，名牌传递的信号就是：质量好，服务好。注意：无论发出信号或不发出信号，都是一种信号传递。
案例导读8.1：
信息传递与大学生的求职成本
据统计，2003年全国有212万高校毕业生进入就业市场，比2002年多出67万人，毕业人数创历史最高。每当毕业临近，学生们不仅在网“冲浪”，而且还要怀揣个人履历，为谋求一份满意的工作而奔波于各地的人才市场、招聘会、就业指导中心。学生求职本应该是学生与用人单位之间以最低的成本利用某种方式传递信息而同时实现雇工和就业的目的。但是，在用人单位与求职者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如何解决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呢？以下是媒体报道的有关毕业求职现象。
毕业求职现象透视
一、自我包装：除添置相应的服装之外，大学生还要精心制作毕业推荐表，彩色简历，光盘简历，E-mail简历，还有学生还花大价钱拍摄写真集或在简历中贴上自己的“玉照”。
二、饥不择食：由于毕业生数量增加了很多，大家总担心期望值太高错失了良机，于是有些学生四处打听用人单位，见到一个用人单位，不管地方好不好，福利待遇高不高，只要人家愿意，就匆忙和用人单位签了协议。
三、性别歧视：对于女大学毕业生来说，不但面临着就业的压力，而且还面临着性别的歧视，就连重点大学的毕业生也不能幸免。女生要获得同样的工作，要比男生付出更多的努力。对于许多女大学毕业生来说，就业压力的大小，往往还取决于自己的长相和身材。
四、“人情求职”日益严重：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托人情、走后门等“人情求职”现象日益严重，还有许多家长不得不放下手中的工作，陪着孩子一起应聘。
五、高校间互设信息“壁垒”：在扩招就业“第一年”的巨大心理压力下，2003年许多高等院校相互设置信息“壁垒”，妄图以此保护本校毕业生获取更多的就业信息和机会。无论是在互联网还是在招聘会上，经常出现“外校学生不得进入”，或其它“不平等”待遇。
六、“造假风”、“投机风”盛行：从记者采访和许多高校毕业生反映得知，就业压力使学生求职中的“造假风”日愈严重。在制作求职材料时，改学习成绩，编造实习经历，虚报获奖证书等。
另据报导，2002年大学生求职费用总共花了10亿人民币。去年全国高校毕业生145万，人均费用高达6800多元，而一些大城市的求职成本则远远高于这个平均数。另据问卷调查，2002年北京应届大学生用于找工作的费用人均超过1万元（教育专家戏称这是“毕业消费”，而商家则称之为“毕业经济”）。
案例评析：
劳动力市场是一个典型的不对称信息市场，一般说来，雇员比企业掌握有更多的劳动质量信息（比如工作能力、态度和责任心等）。企业关注员工有关工作能力或生产力等劳动力质量方面的信息，那么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雇员是否会传递以上信息。雇员在面试时穿上一套整洁得体的服装自然会向企业传递一些信息，但是该信息是一种弱信号，它不足以区别雇员劳动力质量的高低，因为低生产力的雇员也可以以近乎同样的方式和成本“装扮”成高质量的雇员。与弱信号相对应的是混同均衡，企业不能区分雇员能力的高低。所以，雇员传递的信号必须是强信号，并导致相应的分离均衡出现。劳动力质量不同的雇员传递该信号的成本有比较大的区别，其差别足以区别劳动力质量的高低，也就是说，理性雇员会根据自己的质量高低向企业传递不同的信号，企业根据相应的信号的不同区别雇员质量的高低。
文凭是一个最常用的信号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斯宾塞1973年就提出了一个简单的模型，说明文凭是一种信息传递工具，并分析了企业如何利用文凭区分不同工作能力的员工并分别给予不同薪水。
斯宾塞模型的主要思想是，教育是劳动力市场上的强信号之一，它有助于向雇主表明个人的能力。教育可以反映雇员劳动力质量等多方面的信息。雇员接受教育可以提高劳动生产力，雇员的受教育年数、学分的多少、知识水平的高低、学校的声誉等可以直接或间接地提供劳动力质量的信息。无论雇员所掌握的知识对以后的工作有益，其接受的教育水平可以作为雇员劳动生产力高低的信号，因为与弱工作能力的雇员相比，高质量的雇员更容易获得比较高的教育水平，后者一般接受能力更强，更具创造性或工作更努力。所以，高质量的员工愿意通过自己接受的教育水平显示自己的生产力水平，并在企业里获得比较高的报酬。所以，受教育水平是劳动力质量的一个信号，表明了劳动者的生产技能，企业也愿意将教育水平作为员工生产力水平的参考指标，因而工资率取决于受雇者的受教育水平（事实上，员工的受教育程度往往也取决于企业或雇主开出的工资水平）。
在中国如何解决学生与用人单位之间的不对称信息呢？
首先，信号发送和信号筛选是典型的两种解决方式。但是，由于就业过程中竞争比较激烈，所以学生主动发送信号（投递简历）比较常见。另外，现在的高校毕业生相对来说比较多，并且多数同学都不太愿意到老少边穷地区就业，而由于目前的教育体制等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各高校的教学质量也存在比较大的差别，所以一张简单的文凭是最常用的信号之一，但是它在解决信息不对称方面的作用的有限的。所以导致了学生就业求职过程中上述各种现象和行为的出现。
其次，从上述描述中可以看出解决信息不对称的成本是非常高的。我国高校学生在毕业求职过程中除了承担以上直接支出成本之外，然而，还须承担诸多其他成本：隐性成本、机会成本、心理成本等。有许多学生放弃在校学习的时间和机会而忙于各种招聘会影响了正常的教学和学习；各种不公平、不公正现象滋生和助长着求职中的腐败，严重考验着学生的诚信等社会公德，并在学生心理方面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等等。现在，大学生的求职过程以及相应的问题不仅考验中国就业市场，也考验着学生的经济实力和心理承受力，学生过高的求职成本将给社会带来不良影响，其负面效应是巨大的。
最后，虽然不同的单位于不同的岗位对员工的要求不一定完全一致，但是不容否认信号发送过程中弱信号与强信号的存在，对应地存在混同均衡和分离均衡。在混同均衡下，不同能力的学生发送了相同的信号，用人单位无法区分学生素质与能力的高低。而在分离均衡下，高素质或高能力的学生发出了低能力学生不能发送的信息，所以就将自己与后者区别开来，而用人单位也就相应地挑选到了合意的员工，并给予相应的报酬。
试分析上述毕业求职过程中同学们发出的哪些信号是强信号？哪些是弱信号？同学的玉照、获奖证书或学习成绩属于哪种信号？为什么会出现“造假”行为？求职过程中的出现“造假”行为对相关各方有何短期和长期影响？改学习成绩、编造实习经历，虚报获奖证书等能否达到目的？
（资料来源：根据北京晚报、新华网（2003-06）相关报道改编）
第四节 委托—代理问题
一、委托代理人问题的提出：
在传统的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家眼中，企业是一个黑匣子，他们在研究经济学问题的过程中如果遇到企业，就只是简单的把企业当作转换器，投入确定之后产出也就随即确定。信息经济学则打开了企业这个黑匣子，发现企业中大量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使得在投入确定的情况下，产出是不确定的。通常情况下，在企业内部，一些人要受到另一些人的委托，在拥有一定权利的情况下来开展工作，这些人就叫做代理人，另外那些委托他们管理的人就叫做委托人，代理人工作的成果取决于他的努力程度和一些不可控制的客观原因。委托人有委托人的目标，代理人有代理人的目标，由于企业内部这些利益主体的目标不一定相同，就有可能产生委托代理人问题。
委托代理理论的主要观点认为：委托代理关系是随着生产力大发展和规模化大生产的出现而产生的。其原因一方面是生产力发展使得分工进一步细化，权利的所有者由于知识、能力和精力的原因不能行使所有的权利了；另一方面专业化分工产生了一大批具有专业知识的代理人，他们有精力、有能力代理行使好被委托的权利。但在委托代理的关系当中，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的效用函数不一样，委托人追求的是自己的财富更大，而代理人追求自己的工资津贴收入、奢侈消费和闲暇时间最大化，这必然导致两者的利益冲突。在没有有效的制度安排下代理人的行为很可能最终损害委托人的利益。而世界——不管是经济领域还是社会领域——都普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股东与经理、经理与员工、选民与人民代表、公民与政府官员、原（被）告与律师，甚至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都可以归结为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关系。所以为了预防和惩治代理人的败德行为，委托人有必要采取“胡萝卜与大棒”政策：一方面是对其代理人进行激励，力求实现激励相容；另一方面对代理的过程实行监督，充分发挥“经理人市场”的作用。这样使得代理人的行为符合委托人的效用函数。
二、委托代理人问题产生的原因：
（一）、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目标函数（效用函数）不同。如果不存在差异，比如说自己给自己干活，委托--代理关系就不会存在，这是因为委托人和代理人的效用函数一致，代理人一定会努力工作，委托人也就不用监督代理人的努力程度。
（二）、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代理人花了多少时间，付出多少努力，有多大的才能，他自己最清楚，但是委托人却知道的很少，甚至不知道。因此委托人可能需要监督代理人的行为，代理人也有可能在委托人不便监督的地方偷懒。
（三）、代理人的成果不但取决于自己的努力程度，还要受到其它不可区分的客观因素影响，所以工作成果实际上不可能完全反映代理人的努力程度。比如因为宏观经济形势非常好，代理人就可能在付出很少努力的情况下而取得较好的工作成果。如果没有其它不可控制因素的影响，则完全可利用成果来倒推代理人的努力程度，也就不存在委托代理人问题。
由于以上三个原因的存在，所以委托人必须花费相当的时间、精力，付出成本来监督代理人，从而产生代理成本。委托代理人问题的实质，就是代理人利用信息不对称可能出现道德风险，可能败德行为来谋求个人效用的最大化，同时损害了委托人的利益。比如，某些企业的总经理可能不计利润地一味扩大规模，以便增加个人的在职消费。
三、委托代理人问题的解决
（一）、可以通过机制设计来解决委托代理人问题.
（二）、机制设计的原则：
1、代理人愿意工作—--愿意参与约束 U（不干）< U（干）
2、委托人满意代理人努力程度 = 代理人效用最大化程度。
（三）、几种激励机制的设计：
委托人可以科学地设立一些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来防止代理人道德风险，主要是使委托人、代理人共担风险。
1、如果委托人是风险规避者，代理人是风险爱好者，或者风险中立者，这时可以采取租赁、风险承包的方式。既可以满足委托人的风险规避要求，也可以满足代理人爱好风险的要求。
2、如果委托人是风险爱好者，或者风险中立者，代理人是风险规避者，这时可以采用年薪制、工资的方式。既可以满足委托人爱好风险的要求，也可以满足代理人的风险规避要求。
3、如果委托人和代理人都是风险规避者，这时要采用分担风险的方式。比如说可以采取经营者持股，还可以采取股票期权、股份期权的方式。这可以同时满足委托人和代理人规避风险的要求。
总的来说可以根据委托人和代理人的风险偏好不同来设计适当的的激励制度，克服或者解决委托人-代理人问题，使委托人和代理人能够在有效的机制制约下克服相应的败德行为。同时应当注意的是，在现实生活中，虽然经济利益的激励是相当重要的，但是信任、亲情等情感方面的激励（非物质激励）也很重要。中国古语云：“士为知己者死”，就是通过情感方面的激励使代理人自动与委托人的目标一致，这就是所谓的激励相容原理。
激励相容原理在哈维茨(Hurwiez)创立的机制设计理论中占据重要位置。它是指：在市场经济中，每个理性经济人都会有自利的一面，其个人行为会按自利的规则行为行动；如果能有一种制度安排，使行为人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正好与企业实现集体价值最大化的目标相吻合，这一制度安排，就是“激励相容”。现代经济学理论与实践表明，贯彻“激励相容”原则，能够有效地解决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矛盾冲突，使行为人的行为方式、结果符合集体价值最大化的目标，让每个员工在为企业多做贡献中成就自己的事业，即个人价值与集体价值的两个目标函数实现一致化。
就目前的实际情况而言，许多企业存在着激励不相容问题，在具体工作中表现为，企业认为职工“没有集体观念”、“个人得失看得太重”、“没有长远发展的眼光”等，另一方面，个人则认为企业“没有为个人的发展提供足够的空间”、“制度设计不合理，抑制个人才能的发挥”、“劳动成果没有得到相应的报酬与认可”等等。这些现实的矛盾与冲突，根本原因就在于激励相容机制的缺失，使得企业与个人在实现各自价值的过程目标函数产生了异化，进而表现出了企业与个人的“相互抱怨”，并造成“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现象。那么，如何才能设计出个人与企业价值的激励相容机制，从而实现两者价值最大化的“双赢”之道呢？
一是要设计合理的激励机制及手段。产生“相互抱怨”的企业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激励机制的缺失或扭曲。论资排辈、岗位僵死、固定的工资、平均的福利等现象在一些企业普遍存在，企业对个人的考核主要是根据资历、学历、职务或职称来确定。这种情况下，鼓励了员工片面地追求高学历、高职务、高职称，忙于应付各种考核，把相当一部分精力放在满足这些指标上，而忽视了实际能力的培养和发展。造成的结果是劳动报酬与劳动贡献发生偏离，影响着员工的工作态度，甚至出现怠工、出工不出力、出力不出活现象。解决问题的途径就是要设计合理的激励机制及手段，要将劳动贡献与报酬直接挂钩，淡化资历、学历、职称等对收入的影响，破除惟学历、资历、身价等条条框框，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使用人才、培养人才。激励手段中要将个人的收入更多地以货币收入的形式出现，尽量抑制个人对非货币收入的动机，使个人与集体的两个目标函数一致起来，使两者的价值追求“相容”，为实现个人与企业的“双赢”打下良好的制度基础。
二是要为员工提供多渠道的职业发展路径。目前，大多数企业员工的薪酬待遇是随着个人管理地位的提高而增加的，也就是说，对于从事具体业务的人而言，要想收入提高，就需谋得较高的管理职位。这种实质上收入分配的职务化，导致了员工个人发展路径的盲目化。一些员工本身优势在于专业项，但为了更高的物质收入，不得不把相当一部分精力从钻研业务中抽出来，去谋“职”、求“位”。为员工设计多渠道的职业发展路径就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20世纪初，美国在一些企业实施的“双阶梯激励机制”，是为了给组织中的专业技术人员提供与管理人员平等的职业发展机会而设计的一种职业生涯系统和激励机制。在这种机制下，专业技术人员的职业生涯可以有两条平等的路径：一条是管理职业生涯路径，一条是技术职业生涯路径，走技术阶梯人员能够与管理人员享有平等的发展机会和发展层级。这样，一方面可以鼓励那些在业务技术上有优势和潜力的员工专心走业务技术的道路，为企业业务的创新与发展做出特有的贡献，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扭转了员工把进入管理层作为惟一的职业发展道路的局面，为员工个人职业生涯打开更多的通道，为员工提供了“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自由发展空间。
三是要探索并实践新型的培训方法。不可否认的是，目前许多企业的培训还只是停留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应付工作性阶段。变革这种陈旧的培训理念与方法，就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遵循人才培养规律与人才成长的内在规律，探索新型的培训方法。在培训方式上，把长期培训与短期培训、全员培训与个别培训、理论培训与实践培训、适应性培训与前瞻性培训、脱产学习与在岗学习、请进来与走出去等多方面相结合。在培训内容上，既要注重对具体业务知识的培训，又要突出对新知识、新理论、新技能、新方法的培训，同时还要注意加强对员工的整体素质、思维方式、创新能力的培训。要使培训工作制度化，根据各企业的具体情况，在广泛征求员工意见建议的基础上，制定相应的年度培训方案与计划，从应付性的培训中走出来，既要培养岗位能手、业务骨干，又要培养善于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专家型、管理型人才；既要培养员工的基本知识、业务知识，又要培训员工的整体素质，使员工从内心深处感受到培训是对自己进一步发展的积累，是企业给个人提供的一种无形而高价的“福利”。
四是要塑造健康向上的企业文化来凝聚优秀人才。没有良好的企业文化，员工与企业很难做到真正意义上的休戚相关。实践表明，企业仅仅靠条条框框的“条例”、“规章”、“制度”是不能有效地解决组织运行中的诸多问题，尤其是不能使设计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而企业文化作为各种规章制度发挥作用的根基，作为可以使人心服的“软件”，在人力资源潜能的调动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要在管理中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强调对人性的理解和尊重，按人性的规律对人进行管理，将企业的经营思想、价值理念、行为方式等整合到员工的思想和工作中去，促使每个员工的积极性得以充分释放。
只有充分尊重劳动成果、激发个人潜能的制度设计，才是有效的、激励相容的制度。企业在设计激励相容机制时，要真正做到岗有所需、人有所值，实现人力资源配置最优化，切实把人力资源变为人力资本，保证企业价值实现的同时，能够使员工自身的优势和特长得到充分发挥，促进整体素质的提高、知识的升华和价值的实现。惟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人个与企业价值的“双赢”。
案例导读8.2：
杨致远输在“创业者情结”
北京时间2008年11月18日上午9时，雅虎CEO杨致远“终于”同意在董事会找到继任者后辞职。说他“终于辞职”，是因雅虎在面临微软收购失败、股价暴跌、业务萎缩、谷歌合作流产、高管出走等困境下，杨致远的辞职似乎成为众望所归，早在7月22日，美国《财富》杂志在一篇文章中就直接预言杨致远“熬不过今年年底”。不幸言中。
从2007年6月18日接替塞梅尔出任CEO，到11月18日宣布辞职，在短短的一年半的并不美好的时光内，杨致远最终没有成为雅虎的拯救者。雅虎不仅没有改变与谷歌竞争中疲软的表现，反而因公司战略摇摆、核心人员出走、业务大幅滑坡而陷入了更深的泥坑。特别是以杨致远为代表的公司董事会在拒绝了微软提出的天价要约收购之后，股东利益与公司董事会之间的矛盾彻底暴露在公众的面前，成为雅虎所有不幸的一个导火索。
2008年1月31日，微软向雅虎提出了以31美元每股，总价高达446亿美元的天价收购计划。这个出价比当时雅虎的市值溢价60%，但是雅虎董事会以微软的出价“严重低估”了雅虎的价值而正式拒绝了微软，杨致远在其中发挥了最关键的作用。现在，雅虎的股价一度跌穿10美元，累计下跌60%多，已经不到当初微软提出要约时候的三分之一。
雅虎拒绝微软被认为是美国科技界犯下的最愚蠢的错误，杨致远领导的董事会被认为为了个人“私欲”而罔顾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基本诉求。以伊坎为代表的股东公开提出了代理权争夺，将自己提名以替代现有整个雅虎董事会，驱逐公司首席执行官杨致远，并打算与微软重启收购谈判。后经双方妥协，雅虎现任董事会与伊坎就代理权争斗达成和解，但这显然已经为杨致远下课埋下了伏笔。
为了安抚愤怒的股东，杨致远转而寻求与竞争对手谷歌在搜索广告市场开展合作，但双方的合作触发了美国司法部的反垄断程序。面对业界的强烈反对和反垄断诉讼的压力，谷歌主动宣布放弃与雅虎之间的搜索广告交易。这一切的流年不利，导致业绩跳水60%多。加之受美国金融危机影响，投资者担心网络广告开支下滑，用脚投票导致雅虎股价大幅下挫，累计跌去了60%以上，创下了五年来的新低。至此，杨致远下台与其说是外界的压力所致，毋宁说是自己的一个解脱。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杨致远这一年半来悲剧性遭遇的基本逻辑，对于一个卓越的互联网领域的创始人而言，将这一切战略失误归咎于时运不佳显然没有任何说服力。如果说，当年杨致远力主好莱坞大亨塞梅尔出任CEO是犯了一个严重错误的话(因为正是该君当年错失了收购谷歌的最佳时机)，他2007年亲自出马则是犯了其一生不可饶恕的错误。可以说，雅虎所有的战略错误加起来，也没有拒绝微软收购的错误致命。对于雅虎的创始人杨致远而言，特别是一个具有中国血统的人而言，将其一手创办的企业卖掉，绝没有朱新礼所言的“像卖猪一样”潇洒。面对微软收购以后，雅虎品牌消失的恐惧让杨致远犯下了其一生最大的错误。杨致远拒绝了微软，而要证明自己，只有让雅虎的业绩和股价超过微软的收购价31美元，这是市场无情的规律，而这对杨致远而言，显然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其后犯的一系列错误和时运不济，让杨致远本身都成了雅虎的“负资产”，“剥离”杨致远对于雅虎的未来而言，显然是一个多赢的选择。
杨致远的错误，不是输在战略，而是输在了对公司治理基本原理的背离。我们不能忘记，上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伯利和米恩斯提出“委托代理理论”，首倡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理论之后，所有者和经营者分开已经成为现代公司治理的逻辑起点。伯利和米恩斯正是看到了企业所有者兼具经营者的极大弊端，才提出了保留剩余索取权，而将经营权利让渡的卓见，才有了以后的职业经理人阶层。显然，杨致远的失败，不过是给违背这个逻辑起点的多了一个有说服力的典型案例而已。
杨致远1994年创立了雅虎，并让雅虎一度成为硅谷的奇迹，想想10年前，雅虎一统互联网天下的气势，雅虎风生水起的时候，谷歌还没有出生。而当面临品牌与公司未来的取舍时，对“孩子”的难以割舍（“创业者情结”）使得杨致远做出了违背股东利益的“逆向选择”，贻误了公司的大局。是的，杨致远挡住了微软和伊坎（提出争夺代理权的雅虎股东）的进攻，保住了雅虎的品牌，但也把雅虎彻底送入了困境。所以，当我们一致指责朱新礼卖掉汇源，支持牛根生保护“民族品牌”的时候，一定要想一想杨致远为了保护雅虎的品牌而陷入绝境的结局。
杨致远辞职了，这给了困境中的雅虎一线生机，这可以从市场的反应看出来，杨致远辞职直接让雅虎的市值增长了18亿美元，也给微软重启收购谈判扫除了障碍。虽然微软公开表示已经对雅虎“没有兴趣”，但考虑到双方业务的互补和谷歌咄咄逼人的态势，这不过是微软杀价的手段而已，雅虎所拥有的搜索市场的巨大份额，是微软目前唯一可以应对谷歌的武器。杨致远虽然仍然以雅虎酋长(有点像“荣誉主席”)的身份留在董事会中，但已经不再成为雅虎发展中有重要影响的因素。他可以告别焦虑，回到家里，好好体会伯利和米恩斯的“委托代理理论”的精妙了。
选读材料8.2：
皇帝为什么要杀功臣——信息经济学分析
“飞鸟尽，良弓藏”，在中华帝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周而复始地上演着这出闹剧。整个历史陷入一个怪圈，无论你如何挣扎，终究不能走出循环，就如齐天大圣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一般。由于每朝每代都发生了此类事情，因此从逻辑上、直觉上来说这都不应该是某个皇帝个人素质问题，而是一个结构性问题。经济学的发展使人们可用经济理性的分析方法来分析一些历史现象，功臣与皇帝间的关系用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尽管这不会是唯一的解释。
在信息经济学的委托—代理理论中，由于信息不对称，代理人有多种类型，代理人自己知道自己属于什么类型，但委托人不知道。为了显示自己的类型，代理人选择某种信号，委托人根据观测到的信号来判断代理人的类型，同代理人签署合同。这就是所谓的信号传递模型。如企业雇主与雇员的关系：雇员知道自己的能力，雇主不知道；为了显示自己的能力，雇员选择接受教育的水平。而雇主根据雇员的教育水平支付工资。此外还有信号甄别模型，同信号传递模型一致，只不过变为委托人先行，提出一系列合同供理人选择，代理人根据自己的类型选择一个最适合自己的合同。无论那种方法，都在于使代理人有积极性使自己的类型暴露出来。
借用经济理论，我们可将皇帝与功臣间的关系看作一种委托代理关系。皇帝作为帝国的所有者，控制着帝国的产权，但他不可能直接治理国家，必须委托一个或数个代理人来帮助他管理国家。在这样一个委托代理关系下，皇帝给功臣们高官厚禄，对他们的要求是勤奋工作，为皇帝效命。不过皇帝最主要、最关心的还是要求功臣们不得造反。功臣们是否勤奋工作，属于激励理论，此处暂不讨论，我们集中焦点于造不造反的问题。
对任何一个皇帝来说，确保江山万代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功臣们造不造反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皇帝们绞尽脑汁来解决的问题。解决功臣们造不造反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识别到底谁会造反，但这是一个信息不对称的格局：大臣们自己知道自己造不造反，皇帝却不知道谁是奸臣，谁是忠臣。宋太宗有一段名言，大意是国家要么有外患，要么有内忧。外患是有形的，而内忧则无法察觉（原文是奸邪无状）。一个奸邪无状的自白道出了皇帝们的无奈：他必须有什么方法可以鉴别出谁是奸臣，谁是忠臣。根据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功臣们必须发出一个信号或皇帝必须用一个信号来确定一个分离条件，来使忠臣、奸臣可以分离而不混同。在经济学里，由于每个类别人的成本和收益不同，还可以根据一个信号制定出分离条件，使该信号能让不同类型的人根据成本—收益比较自动现出原形，但对造反之类的事来说，当皇帝的收益是如此之高，以至于任何成本都相形见拙。只要有些风险偏好，又有可能造反成功，难保有人不起歹心。面对近乎有无限收益的皇帝宝座来说，不可能根据成本—收益情况确定出一个分离条件，皇帝们只能简单地根据某个信号直接判断（本文不考虑人心会因为时间、情况的变化发生改变以致忠臣变奸臣的情况）。那有什么信号又能让皇帝识别出奸臣呢？
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加强惩罚威胁力度，诸如灭九族、凌迟等处罚手段，这样有风险规避行为的人会选择不造反。不过当皇帝的收益是如此之高，风险爱好者在有机会时总是会去尝试一下的。而功臣，尤其是开国功臣本身就意味着他们是风险爱好者，若不然谁会去“提着脑袋干革命”呢？所以，事后惩罚的威胁对以冒险为业的功臣们来说不会有太大的震慑意义。那么以亲戚关系来识别呢？从吕后到李世民，从多尔衮到雍正，亲戚的血缘、亲情约束对争夺帝位来说只是很小的成本，成大事者从不会将其放在心上，分我一杯羹更是千古名言。那能否根据对皇帝是否恭顺这个信号来识别奸臣呢？毫无疑问，真正要造反的人对皇帝也照样会毕恭毕敬，安禄山对唐明皇的肚里只有一颗赤心的绝对服从令人记忆犹新，这个信号没有任何意义。那能否逆向思维，认为敢和皇帝争辩的就是忠臣，不敢争的就是奸臣呢？可惜，历史上的权臣是敢和皇帝争辩的，不敢争的依然是忠奸难辨。凡此种种，我们用尽心机也无法为皇帝们找到可从功臣中实施忠奸分离的合理信号，当然更不可能找到分离条件。
每个开国皇帝都面临着这样的困境：他无法从功臣集团中分离出忠臣和奸臣，但他又必须想尽办法保证自己的儿孙能顺利继承皇位。为此，皇帝们自然有自己的分离信号来进行分离，将可能造反的人清除出去，确保江山永固。“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在不能辨别忠奸时，皇帝们选择了实际上也只能是这样一个分离信号：有能力造反的和没有能力造反的。对于皇帝来说，只要把有能力造反的杀掉，剩下的人即使有造反之心，也无造反之力了。每一代皇帝都面临同样的困境，面临着同样唯一的选择，最后都做出了同样的选择，让我们后人了见识了一幕幕闹剧。
不要问你想做什么，而要问你能做什么，功臣们天然有罪，谁让他们有能力造反呢。学者们说中国是外儒内法，至少在对待功臣上这话是对的，所有的皇帝奉行的都是防功臣像防贼一样的人性本恶的哲学思想。
曾经有人提出一个解决方案。他认为面对皇帝必然选择有能力造反和无能力造反这个信号进行清洗，功臣们仅做出不造反的承诺是不够的。为了使自己的承诺可信，功臣们应该交出兵权，在这种行动的承诺下，功臣们丧失发动政变的能力，这样皇帝们可安枕无忧，大家也就相安无事，历史上“杯酒释兵权”就是这一方案的经典案例。应该承认，这一方案是极好的，让很大一部分功臣丧失发动政变的能力。但对一个掌握过权力的人来说，这种政治生命的自杀却不是一件容易选择的事情。而且，对那些有极高威望的开国功臣来说，只是交出兵权仍然不可能让上头放心。比如韩信，汉朝建国之初他就被废为淮阴侯，兵权尽无，呆在长安无所事事。即使这样，韩信最后也被灭三族。又如李世民，由于唐朝实行府兵制，李世民平定天下后回到长安其实也没有什么兵权，他在长安的实力不如李建成。在李建成被杀后，李建成的人马差点把秦王府攻破，后来靠扔出李建成的人头破坏对方的军心才奠定胜局。但是，李建成可没有因为这样放松对李世民的警惕。为何功臣交出了兵权还要被清洗呢？
其实用经济学理论很容易解释这个现象。功臣们的资产除了官位、兵权这些有形资产外，还有不可与其肉体分离的威望、才干、人际关系和势力集团这些无形资产。功臣们交出了兵权，但这些无形资产却无法一起上交。可口可乐的总裁宣称，即使可口可乐的所有工厂被毁，可口可乐凭借其无形资产也能迅速东山再起。同样，韩信、李世民等的无形资产足够让上头睡不安枕了。比如韩信，虽然赋闲在家，类似软禁，但他到刘邦的另一大功臣樊哙家作客时，樊哙还是毕恭毕敬，说“大王乃肯临臣”。樊哙在刘邦功臣中位列第五，又是吕后的妹夫，刘邦的老相识，对韩信如此态度，足见韩信在刘邦集团中的威望了。在历史上，交出兵权应该说抬高了造反的门槛，使皇帝们使用能造反和不能造反信号进行甄别时只能分离出一小部分威望极高如韩信、李世民之类的功臣，大部分功臣在没有兵权后倒真的丧失发动政变的能力，也就能保住自己的性命。像刘邦，他杀的就是韩信、彭越、英布等自己曾经独当一面的功臣，还囚禁过独自镇守过后方的萧何，而周勃等战将就逃过了清洗，因为刘邦很明白没有独当过一面是很难形成自己的势力集团。对于韩信、李世民这类级别的开国功臣来说，没有任何信号可以让上头放心，除非上交自己的无形资产，当然这就意味着消灭自己的肉体。如果韩信自杀的话，相信刘邦不会灭他的三族，相反会到韩信的墓前掉下几滴眼泪，说不定还会给韩信的儿子封官，并招为驸马。李世民就很聪明，没有任何幻想，果断地发动了军事政变，杀了自己的哥哥、弟弟和侄子，囚禁了自己的父亲，霸占了自己的弟妹，成为中国历史上开国功臣夺取天下的唯一例证（要严格按儒家的标准，被称为一代明君的李世民绝对是一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人，儒家的双重标准由此可见一斑）。不过李世民能成功恐怕也因为他是皇族的缘故，遇到的反抗较小，异姓的开国功臣做此事成功的机会就小得多，象英布就失败了。
只要是家天下，屠杀功臣是一个走不出的死结。只有在现代民主制度下，一方面通过各种制度限制私人势力的发展，一方面通过领导人的选举，使将军们可以合法竞选最高领导人，也就是造反合法化才能走出这死结。在选举制度下，通过参选这个信号，有野心和没野心的将军们倒是可以分离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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