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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各国对公务员的定义不同，每个国家公务员的范围不一样，因此可比性差。然而，各国公务员人数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数量概念，作为分析比较的基础。
美国公务员是指，除政治任命以外的政府部门所有工作人员，人数为2403万人。FaGuo公务员是指，政府、公共机构、公立医院工作人员以及中小学教师，数量为505万人。日本公务员是指，政府系统的公职人员以及国会、法院、国立学校与医院、国营单位所有人员，人数为448万人。英国公务员是指，非经选举产生和非政治任命的常任文官，人数为46万人。
中国公务员有两种统计口径。狭义的公务员是指，各级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数量为500万人；宽义的公务员是指，行政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数量为1053万人。
依据各国公务员定义的范围，上述各国的国家公务员与其总人口的比例，即“官民比”为，美国1∶12；FaGuo1∶12；日本1∶28；英国1∶125。中国有两种情况：狭义公务员的“官民比”为1∶256，而宽义公务员的“官民比”为1∶122。由此可见，我国公务员占总人口比例是相当低的，“官民比”之低不仅世界上少有，也与社会上流传的“中国是世界上官民比例最高”的说法大相径庭。
中国财政供养人员占总人口比例较低
由于各国对公务员定义不同，公务员涵盖的范围也不同，因而，依据各国公务员定义对公务员人数进行比较，具有本原性，但缺乏可比性。而以财政供养人员进行国际比较，可比性强。
财政供养人员可视为最广泛意义上的公务员，即广义公务员，或称为政府公职人员、公务人员。美国政府公务员是包括除政治任命以外的政府部门所有的工作人员，实际上就是财政供养人员，因而美国的政府公务员与财政供养人员数量相同。中国财政供养人员包括行政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及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其数量为4000多万人，比以狭义和宽义两种方法统计的公务员人数要多得多，大约分别多3500万人和3000万人。FaGuo财政供养人员涵盖政府、公共机构、公立医院工作人员和中小学教师，数量为505万人，与政府公务员数量相同。日本财政供养人员包括政府系统的公职人员和国会、法院、国立学校与医院、国营单位所有人员等，人数为553万人，比政府公务员多105万人。英国包括非经选举产生和非政治任命的常任文官及各类政府官员，有246万人，比常任文官（狭义公务员）多200万人。
财政供养人员占总人口的比例，美国1∶12；FaGuo1∶12；日本1∶23；英国1∶24；中国1∶26。
财政供养人员占总人口的比例是考虑财政支出的、民众真实负担的、最具实际价值的“官民比例”。就以上数据而言，“官民比”最高的是美国和FaGuo，中国是最低的。换言之，我国财政供养人员造成的财政负担没有发达国家高，也不如有些学者和新闻媒体所认为的那样高。如果考虑到加拿大和德国财政供养人员占总人口的比例分别为1∶42和1∶17，那么可以认为，中国“官民比”居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之下，还是在国家财力和经济社会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中国单位GDP的公务员比例较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务员规模是否适度，不仅需要考虑“官民比”，而且要考虑公务员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公务员的行政效率，即考虑经济因素。
本文提出分析公务员适度规模的经济因素的指标是“公务员人数与GDP的比例”。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密。为更好地应对社会的挑战和解决社会的冲突，更全面而细致地保证公共利益的实现，需要对政府职能和部门进行剥离和分工。这一方面能够保证各职能部门可以培养工作人员的专业技能，从而提高解决各职能范围内公共事务、缓解社会矛盾的效率和力度，但另一方面，每项新的政府职能的出现就意味着一个新的政府职能部门和政府公务员数量的增加。因此，由于社会化大生产和专业分工而出现的新职能必然需要更多的政府机构的增多和公务员数量的增加。公务员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多大的作用，需要以单位GDP的公务员人数来衡量。单位GDP的公务员人数，即公务员与GDP的比例。
依各国定义的公务员，计算公务员与GDP之比为：美国2.31人／百万美元GDP；中国狭义公务员3．96人／百万美元GDP，宽义公务员8.31人／百万美元GDP；FaGuo3.46人／百万美元GDP；日本1.14人／百万美元GDP；英国0.3人／百万美元GDP。
财政供养人员与GDP之比为：美国2.31人／百万美元GDP；中国39人／百万美元GDP；FaGuo3.46人／百万美元GDP；日本1.38人／百万美元GDP；英国1.58人／百万美元GDP。
由此可见，从经济视角考察，英国公务员效率最高，其次是日本，再次是美国和FaGuo，中国公务员效率最低。从公务员与GDP的比例来说，不论统计口径如何变换，我国的狭义公务员、宽义公务员和广义公务员的数量都太多了。也就是说，从经济增长来分析，我国公务员数量规模过大。
规模适度是个渐进的过程
每个国家的政府公务员数量总要有个适度的规模，这一规模既能够保证政府有效处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和产品的需要，同时亦能够避免规模膨胀而导致的行政成本过度提高。简言之，政府公务员的适度规模，就是一个行政效率最高、行政成本最低的规模。
我国政府公务员规模的适度是个渐进的过程。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种种因素制约着公务员队伍的收缩。如：我国市场成熟度低于发达国家，政府培育市场和加强对市场的管理需要新的机构和人员；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求政府管理更多的新事务，需要增加新的公务员；政府公务员制度存有传统体制的弊端，使得政府机构增加、公务员规模扩张具有惯性；等等。因此，我国实现公务员规模的适度化不可能一蹴而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