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康凌，1987年生于上海，复旦大学文学硕士，现于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攻读博士。译有《周作人：中国现代性的另类选择》，编有《蘧庐絮语》、《海上中文系》，并参与《胡风全集》、《丘东平作品全集》、《丘东平研究资料》的编辑，文章散见《文学》、《读书》、《鲁迅研究月刊》、《热风学术》、《史料与阐释》、《南方文坛》等刊。
中国文学的世界地位与莫言获奖无关
——对话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东亚系在读博士康凌
刊于《都市》杂志2014年第11期
今年做《“80后”批评家文丛》第2辑，请金理兄帮推荐“80后”批评家时，金理兄连接给我发了两封很长的邮件，向我鼎力推荐康凌，金理兄给我的推荐的理由——“前段时间我在翻我们上一代评论家（比如张新颖、郜元宝老师他们一代）出场时重要的论文集，比如火凤凰新批评文丛时，就想我们现在编类似的集子，哪些地方可以体现出与上代人的不同？我在学校和现在的年轻人接触较多，确实感到‘江山代有才人出’，他们外语好、视野开阔、接受西方思潮能力强、而且对自己的学术进路很早就有规划，也就是说，我们这一代人中，应该出现一路有较好的西学背景且综合学术能力上乘的代表者，其实在其他人文学科领域甚至文学史研究领域，都已出现这样的‘80后’佼佼者，而文学批评领域还不够自觉，那我觉得康凌就特别具有代表性。加入他，能够使你的研究，尤其是推出第2辑的时候，更多一点内部的张力和丰富性。说实话，我们这拨人，除了老兄你有种‘起于草莽’的气象之外，其他人的成长是较为同质化的。所以，我想如果继续做下去的话，需要提供一些像康凌这样有某种不同面向的人选。其次是，兄台所拟的这些人物，基本上已经‘浮出水面’，在文坛都具有一定知名度了，但是康凌是一个‘新鲜血液’，需要给他提供‘最初的平台’，而且推出这样真正意义上的‘新人’，才恰恰见出我们的眼光和勇气。我和康凌接触较多，我可以自信地向兄台表示：此人日后必成大器，他目前的学力尤其未来的学术规划，远在我之上。换言之，推出这样的人选，绝对值得，不会后悔。”
此后，和康凌联系上，他从美国给我发来一些文章，看完后，觉得甚好，遂决定将《读后》收在了《“80后”批评家文丛》第2辑中。刚好，今年，在《都市》杂志开始“80后”批评家访谈栏目，就乘机以邮件的方式，和康凌聊开了。
把批评维持在“业余”状态更好
周明全：金理在我们这代人中，学问是做得相当好的，而且为人低调，性情极好，虽然我对你不甚了解，你的文章也看得极少，但金理兄多次向我推荐你，我是很相信金理的眼光的。目前，国内批评界对你了解可能还是相对较少，你能否介绍一下你的批评之路。
康凌：明全兄好。金理的话，实在是过誉了。我哪里有什么“批评之路”可以谈，无非读一点小说，有一些念头，愿意写下来给别人看看而已——而且事实上也没有多少人看。只不过这些人里恰巧有金理，承他推荐，我才能在这里顶着“批评家”的名头侃侃而谈，其实心里是很虚的。这次要编文集，我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所谓“批评”文章，算下来其实没有多少，大概还远不如一些活跃的豆瓣书评人的产量高，更不用说跟金理他们相比了。在内容上，好像也没有什么集中的主题与关怀，还是一个比较散漫的状态。更何况，我写东西非常慢，截稿日是第一生产力。手头正准备写一篇关于张楚的文章，四本小说集从中国背到美国，翻来覆去看了几遍，但一方面觉得还没有把自己逼到非写不可的地步，另一方面觉得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语言，所以还是在不断延宕中。在这方面我很佩服金理和黄平他们，不仅有足够的文本与理论积累，同时也已经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表述方式，自己的“文体”，可以相对迅速地进入一篇文章的写作。当然，我也常常安慰自己，保持写作的困难，也未尝不是件好事。
总之，结果就是对于我而言，还远谈不上什么批评之路。事实上，就连到底什么叫做“批评”，也还是在不断思考、反省的东西，以批评的名义，我们可以写单纯的读后感，也可以写高头讲章的大论文；可以写文学史，也可以做文化研究；可以做文本细读，也可以做社会批判，那么，当我们在“文学批评”的名义下处理文本的时候，我们究竟在做一件什么事情？就我自己来说，我讨论路内，是试图解释一种特定的小说形式，讨论韩松，是想回应异化与批判的可能性问题，讨论甫跃辉，则是出于对“沪漂”经验的兴趣，诸如此来。但是，这些问题是否一定要在“文学批评”的范畴里来讨论，我其实一直都没有想得太明白。在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里，“批评”词条下的劈头第一句话就说，“批评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困难的词。”在他看来，各种各样的权威论断（authoritativejudgment）将自身普遍化、抽象化，隐去自身所得以产生的具体历史条件与思想脉络，使得批评从一种具有特殊性的“反应”，变成了一种抽象的“论断”。
在这里，雷蒙斯其实提出的是批评本身的历史性的问题。我前段时间在读庆祥的《分裂的想象》时注意到，这本书，尤其是前半部考察80年代的文学思潮与事件的部分，行文之间充满了引号。这在我看来是一个标志，表明论述者对自身和论述对象之间的历史距离保有某种自觉，80年代的概念、事件与文本不再被视为自然的产物，而是在特定历史中生成的对象，不应与论者自身所使用的概念相混淆，因为两者往往只有字面上的类同。这意味着，批评对象的历史性，我们已经注意很多了。但批评本身的历史性，我还没有看到很好的讨论。金理常常讲“同时代性”，这当然是一个很好的说法。但“时代”是怎样的“时代”呢？生活在相同的物理时间中，未必一定带来相同的历史感觉，性别、阶级、地域等因素，都会导致认知的巨大差异，“同时异代”的状况倒更像是常态。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那么批评者自身的历史性就必须被纳入考量，成为检讨的对象，而不是起点。不仅“我”去判断对象，也让对象来判断我，它不仅是对文本的反思，也是以文本为中介的自我反思，这样，批评就是一种对话，乃至对峙。但这是异常困难的，需要更多方法论上的准备，或许也需要一种更新的批评文体，我还远远做不到。
这也正是为什么我对职业批评多少抱有疑虑。为什么一定要对某本书发言呢？甚至是，为什么一定要批评呢？在我看来，如果职业批评指的是依据某种权威标准不断对一部接一部的作品下断语，那我们或许不必有那么多批评。我看自己写的所谓批评，也常常有这样的想法——这文章或许可以不写。对我来说，把批评这件事维持在某种“业余”的状态，大概更好。事实上，只有在“业余”状态下，批评或许才获得了它的必然性：它给你提供了一个机会，去反思自身的历史性，自身的权威，自身的标准。
松尾芭蕉在给弟子惟然讲俳谐的时候说，俳谐是一种“无法舍弃的终生的余业，这是件麻烦事”。一样的，批评也是个麻烦事，麻烦就麻烦在，它同样也是一桩“终生的余业”。“余业”这个说法，我很喜欢，原文是“道の草”，牛往一个地方慢慢走，走着走着，停在路边吃草了，这样一个场景。用来表示在去往目的地的过程中所作的其他的事情。芥川龙之介发挥说，在芭蕉对余业的态度中，潜藏着某种超越现实目标的终极性的存在。因此，它既是“余业”，又能持续终生，既是一种游离，又构成一种必然。竹内好后来用这个说法来定义论争对于鲁迅而言的意义，正是看到了其中的张力。我读张新颖、郜元宝等老师的文章，就常想到它们和二者各自的沈从文、鲁迅研究之间的这种张力。正途和余业之间的互相支撑与拉锯，实在是一个有意思的题目。不过，在我自己身上，正路还没走好，道草也没吃几口，只能一边批评一边向批评发问，这样别别扭扭地往前走。
周明全：康凌真实太过自谦了。不过，你所说的，“把批评这件事维持在某种‘业余’的状态，大概更好”，我觉得甚好，目前，不少批评家，就是太主动了，太“专业”了，有话无话都乱说一通，只为批评而批评。
金理在推荐你时，也说到了你对自己的学术进路很早就有规划，能谈谈你的规划吗？
康凌：规划这个东西，常常是事后总结追溯的结果，钱钟书说“暴发户造家谱”，此之谓也。我的学习经历本身充满了各种偶然，如果碰巧长成一副“有规划”的样子，那也是纯属巧合。所以，与其说规划，不如说训练。中学的时候开始读所谓“新时期”文学，当时也不知道这叫“新时期文学”，不知道路遥和余华各自属于什么脉络，只觉得都有意思，反正也闲，就照着陈思和和洪子诚二位老师的文学史，把里面提到的80年代以后的作家作品过了一遍。当然，这都还谈不上训练。对之前的文学，认识上基本是空白，要等进了复旦之后，才渐渐把课补上。复旦中文系的现当代文学教学，谦虚一点说，是全世界最好的之一，但即便如此，学习的过程也是充满了各种偶然。譬如，如果袁进老师没有调来复旦，我大概不会花那么多时间去读晚清的作品。如果沈从文的课不是张新颖老师教，我大概依旧不会意识到他的重要性。如果不是为了搜罗陈子展先生的杂文，我大概也不会把《申报·自由谈》翻一遍。如果没有上过倪伟老师的课，我大概也不会对中国左翼文化政治产生最初的兴趣，并慢慢成为长期的志业，诸如此类。再开个玩笑，如果当当网不打折，我大概也不会去读中国新文学大系——尽管是跳着读。
除此以外，我的学术训练基本是在张业松老师的指导下完成的，我对十七年、对周作人、对胡风派等对象的兴趣，与张老师的影响密不可分。复旦中文系规定，本科三年级的学生要写一篇学年论文，这也是我第一篇正经论文。在确定题目之前，我去找张老师，和他商量大致的方向，他建议我不如去读一读1949-1966年间的《文艺报》，看看能不能发现一些有趣的问题。我当时当然还不知道《文艺报》的重要性，愣头愣脑就去了，花了半年多的时间陆续读完，期间有系统地搜罗相关研究，并与张老师讨论，形成若干主题，成为学年论文，以及之后的本科毕业论文的基础，这大概算是我最早的学术训练。这一训练的重要性，我要到很后来才慢慢意识到，事实上，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会没事跑去图书馆翻翻《文艺报》，一面觉得很亲切，一面也逐渐反省，我对所谓“社会主义文艺”，乃至更广义的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基本看法，正是在这次密集的阅读与讨论过程中形成的，尽管它最初或许不过是张老师的一个偶然的动议。
这样的偶然，其实还有很多。再举一个例子，在张老师的周作人课上，他让我们去读刘皓明的那篇名文《从“小野蛮”到“神人合一”：1920年前后周作人的浪漫主义冲动》，这篇文章有点复杂，读了两遍，还是有些关节不太理得顺，于是我自说自话把它译了一遍，在翻译的过程中，我发现刘经常引用一本叫做《周作人：中国现代性的另类选择》的书，去查了一下，发觉还没有中译本，就把它借出来读，就我自己的感觉来说，此书可能依旧是英语世界中最重要的周作人研究著作，非常值得介绍到中国来，于是在张老师的鼓励下，开笔翻译，在翻译过程中，顺带着就把周作人的文章，以及关于周作人的研究基本上都摸了一遍，以此延伸到京派的其他成员，成为持续至今的学术兴趣之一。但你看，如果没有读到刘皓明的那篇文章，这些很可能都不会发生。
硕士期间，也是在张老师的建议下，我选择了左联史作为最初的研究题目，不然，我大概也不会有勇气贸然进入30年代左翼文学政治这个复杂的领域。此外，由于张老师自己是胡风研究的专家，在他的影响下，我才开始系统地阅读胡风、路翎的作品，并有机会参与整理、编辑丘东平、路翎的作品全集与研究资料。这些经验，非常宝贵。校核原文、录入手稿，让我切身意识到后出的集子与原初发表版之间的差异之大；而按照编年顺序阅读、编选研究资料，更以一种非常“及物”的方式，让你进入现当代文学的学术脉络与历史沿革中，并促使你反省自己在这一历史中的位置。
我常常给人打比方说，接受训练的过程有点像是做拼图游戏，你只有把这一块块的小碎片拼和在一起，才知道它会构成一幅什么样的图景。袁老师的晚清文学课、20年代的周作人、30年代的左联、40年代的胡风、十七年的《文艺报》的、80年代的新小说，再加上鲁迅、沈从文、老舍、张爱玲、郁达夫、胡适、贾植芳等等，这些相对具体的对象，拼接起了我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认知版图，当然，这只是一个粗略的说法，上述这些对象的活动范围，也远超出某个有限的时段，但重要的是，它们让文学史不再是教材里的抽象事件与年表，而化身成可触可感的人、事、物，建立起有机的、立体的历史关系。
回过头去看，大概除了选什么课是自己可以做主的之外，其实很少能谈得上事先的“规划”，只能说，我很幸运能进入复旦中文系，遇上这些老师和朋友，使得自己在诸种偶然之中，也误打误撞地接受到了貌似完整的学术训练。
周明全：你曾参编过《海上中文系》一书，收了不少尽显“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的文章；从你研究陈子展先生的论文中也可看出你对复旦大学、复旦中文系的历史渊源、学术传统有了解与体会。能否简单谈谈在复旦受教的经历以及与师友交往的感受。
康凌：这个问题要认真讲起来，很可能就刹不住车了，讲三点和文学批评有关的吧。第一点是，复旦中文系有非常好的文学批评氛围，氛围这个东西，好像有点抽象，其实不然，你打开复旦中文系主页，找到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的教师名单，就会发现里面绝大多数老师，都同时具有批评家的身份，而且风格、言路、立场、关怀各不相同，说一句各擅胜场，毫不为过。这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当所有老师都在关注新出作品时，我们做学生的，就不好偷懒不看了，不然，讲台上老师举个例子，你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第二点是，复旦的批评家们与作家之间的关系似乎很好，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可以算作某种胡风/路翎传统，说起来，现代作家与批评家的互相塑造、生成，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研究题目，这且不表。落实在具体的学习生活里，就是我们经常可以见到作家，听他们谈论自己的作品。王安忆老师就不提了，其他的像余华、阎连科、莫言、贾平凹等等，都是复旦的常客，不仅来开公开讲座，而且直接进课堂与学生交流，陈思和老师的文学史课，这一堂刚讲完《废都》，下一堂贾平凹就出现了，非常奇妙。金理现在开当代小说课，也延续着这个传统，这种经验，你只有离开这个环境之后，才知道有多难得。更不用说，复旦本身也在培养作家，肖水、甫跃辉、张怡微，都是其中代表，跟跃辉谈他的小说，跟肖水谈他的诗作，这不是研讨会，而是你的生活本身。
第三点，其实还是氛围的问题，但不是课堂氛围，而是一种生活氛围，不仅你的文学史课、鲁迅课、周作人课、沈从文课、新诗课的老师们在做文学批评，你的学长学姐，乃至身边的同学，也都在读小说，写文章。举个例子，这次滕肖澜拿了鲁奖，我第一时间就跟硕士时候的室友互相道贺，因为她是我们共同喜欢的作家。另外，像刘志钊的《物质生活》这样没有出版的长篇，大概也只有在复旦，你才会遇到一群喜欢这部作品的人：当代文学成为一个阅读共同体的接头暗号。再举个例子，跟金理、定浩、德海他们吃饭，席间常常莫名就开起了新出小说座谈会，他们的文章，也是我用来检证当代文学的标尺——读完一部新作品之后，我常常会习惯性地去看看他们是怎么说的，并且从来都没有空手而归。在阅读和见识上，我都远远不及他们，但这样一个共同体的存在，是我敢于写点所谓批评文章的重要原因。
上面三点结合起来，使得文学不仅是一个阅读、研习的对象，而是某种共同体生活的一部分，它会催迫你去整理、反省自己的想法，如果没有这个环境，鉴于我的懒惰，我大概不会与“批评”这件事发生关系。譬如说，我在读小说的时候会攒下很多笔记，但从笔记改成文章，就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了，如果没有一些外力的催化，自己往往是懒得动的。这些外力，既包括课堂的要求，也有朋友的催促，比如我最早关于当代文学的文章，讲的是《废都》和《上海宝贝》里的性与生殖，就是在陈思和老师的当代文学课上写出来的。而后来发在《文学》上发的关于路内的文章，就是金理的邀稿。当时他要组织一辑关于70后作家的文章，问我有没有兴趣，我刚读完《云中人》，翻翻笔记有六七千，趁着兴头就答应了——结果笔记也没用上多少，当然，这不重要，关键是，如果没有他来组稿，笔记可能依旧只是笔记而已。
当然，在复旦的经历和感受绝不止这些，一谈起来就要感慨自己的幸运。我刚进复旦的时候，贾先生还经常坐着轮椅出来晒太阳，我和本科室友远远对着他行注目礼，知道自己来到了一个了不起的地方。
“摆脱中西二元论”
周明全：你硕士之前的学业在国内完成，目前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可以说对两种教育体制有深刻体会吧，你觉得中美文学教育的异同和差距主要体现在那些方面？
康凌：这个问题，我没什么发言权，我在两地读过的学校，只有两所，相对了解的学校，也不超过十所，由于专业的原因，在美国接触到的课程，主要集中在东亚系和比较文学系，这两者所能提供的中国文学训练，与复旦中文系当然不一样。表面地看，复旦中文系的课程以经典作家作品的精读为主：鲁迅精读、周作人精读、论语精读之类，这里的东亚和比较文学课程，则以某个话题或某个理论为主：大屠杀文学、认同问题、酷儿理论之类，但这并不能得出中国重文本，美国重理论的结论，翻翻英文系的课程，多的是乔叟、莎士比亚、弥尔顿、尤利西斯的精读课程，要对等的比较差异，或许应该比较中国的中国文学教育和美国的英国文学教育——但后者我一无所知，因此，对“文学教育体制”，大概说不出什么新鲜的东西，更不觉得有什么“差距”。
就个人的感受来讲，说老实话，我并没有感受到特别大的“转换”上的困难，假如你在国内已经习惯了大量的阅读，习惯了讨论课的形式，并且对本领域内的理论与文本有一定的了解，那么恐怕除了语言上的转换外，没有特别大的智性沟壑需要跨越。这当然跟我从事的学科有关，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领域总体上是相对西化的，对英语世界的成果也译介的比较多，两地的学者交流相对充分，都使得两地的学术范式，并没有特别大的扞格不入之处。所以，每一个领域有每一个领域的历史特征，不是一个抽象的体制问题可以涵盖的。
可以补充的是，美国国内对自己的文学教育倒是有很多批评，角度各不相同，有些人，譬如哈罗德布鲁姆，觉得它背离了人文主义传统，要恢复经典地位，有些人，譬如WilliamSpanos就激烈地批判人文主义，认为人文主义不仅是一种霸权话语，更与当代的政治经济压迫同谋。去年在媒体上有一场讨论，核心议题是美国的文科博士找不到工作的问题，很多人对美国文科教育的有效性提出质疑，认为需要一场大改革。
总之，两地的文学教育当然有差异，但具体到每个学科，都有其自身的历史沿革所带来的特征，不好一概而论。将美国的体制理想化，忽视其中的内部差异与各种问题，也是一种非历史的做法。
周明全：我最近看了夏志清老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觉得他站在西方的角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不仅很客观地对现代小说做了批判，而且提供了不少国内鲜有的批评视角。你认为有西方背景，然后再回头来做中国文学研究，帮助大吗，主要体现在那些方面？
康凌：夏志清先生的研究虽然在史实方面有些错误，但也自有其历史语境（冷战）与理论脉络（新批评），对此的讨论已经不少。问题是，即便在美国，对夏先生的批评也并不鲜见，假定有一种“西方的角度”，那夏先生也只是其中之一。更何况，“西方”和“中国”的二分法虽然方便，但不具有真正的解释力。在我看来，布鲁姆和伊格尔顿之间的差异，大概不比布鲁姆和夏志清之间的差异要来得小。事实上，我也不知道“西方背景”或者“西方的角度”到底指的是什么，我们有后殖民研究，有性别研究，有翻译研究，等等等等，但没有一种“西方研究”。美国是学术中心，各种理论流派荟萃，在这里念书的好处是，可以尽量将自身的想法暴露（expose）在各种思想脉络中去接受检验，同时也从中汲取营养，但这不是东方与西方的关系，而是文本与理论的关系，在这里，重要的是不同的问题意识，提出问题的方法与框架，关怀的对象，不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做研究，不论做中国文学还是美国文学，你的文章要采取哪种范式，解决哪些问题，要同哪一个理论脉络对话，如何自我定位，都是需要不断思考的问题，而思考这些问题的基本前提，就是摆脱中西二元论。
周明全：你很早就开始接触欧美的中国学研究，比如翻译过苏文瑜（SusanDaruvala）教授的《周作人：中国现代性的另类选择》（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4月），该书的翻译是你在本科阶段完成的，我看到苏文瑜教授在中译本序言中表示：“译文的准确与熟练，以及译者的智慧与敏锐都使我感到惊奇。”最近你还有一篇书评讨论梅尔清（TobieMeyer-Fong）的《浩劫之后：太平天国战争之遗产与19世纪之中国》（WhatRemains: Coming to Terms with Civil War in 19th CenturyChina）和普拉特（StephenR. Platt）的《太平天国之秋：中国、西方与太平内战的史诗叙述》（Autumnin the Heavenly Kingdom: China, the West, and the Epic Story of theTaiping Civil War）。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促使你将眼光投向西方的著作？你如何看待西方的中国学研究，他们能提供什么？国内的一些学者比如温儒敏教授曾呼吁警惕文学研究中的“汉学心态”，反对盲目崇拜汉学、将“汉学当成本土的学术标准”，认为这是“缺乏学术自信的表现”。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康凌：这年头，从事20世纪范围内的中国文学历史研究，“将眼光投向西方的著作”大概是不需要原因的，如果有人完全不看西方著作，才需要去问问原因。
具体到你的问题，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中国的“汉学心态”、个别研究者的“学术自信”，三者之间其实没什么关系。首先，就美国的中国学研究而言，从历史上看，它当然是冷战的产物，带有某种情报学、间谍学的气息，对费正清一代的中国现代史研究者而言，“我们为何丢失了中国”始终是他们的“压在纸背”的问题。现在的中国学研究，尤其是社科领域，不能说完全摆脱了这样的预设。但是，随着这一领域的学科化与专业化，其中积累的问题意识与谱系，也呈现出日益多元的趋势，简单地说美国的中国学是美国学，是美国自己的学术脉络的产物，这当然没有错，它不仅受到自身历史的约束，同时也受到美国整个人文学科学术取向，乃至流行趋势的影响。但也正因如此，它才成为一个值得注意的对象，其中不仅可以看到对文本的阐释，同样也可以看到不同的阐释方式背后的历史关怀与理论立场。就我译的《周作人：中国现代性的另类选择》一书而言，其中不仅对周作人的文本有精到的读解，同时，对另类现代性（alternativemodernities）的关怀，对民族主义理论的追溯，也是对80、90年代英语学界理论趋势的回应，这一关怀构成了作者进入周作人文本的前提，只有在两者的互动中，我们才能读出全部的讯息。事实上，对中国本土的文学研究，我们同样应作如是观，他们不仅提供答案，自身也构成问题，只有以更多的问题为中介，我们才能认识到文本与历史的丰富性。
其次，温儒敏的文章我看过，里面讲到的“汉学心态”，在我看来牵涉到两个不同的问题，第一是英语学术的学术霸权，用萨义德的话讲，是当代政治经济权力秩序向学术领域的一种“分配”（distribution），也就是说，这其实不是一个“心态”问题，甚至不是一个学术领域内的问题，当我们在所有的社会指标——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上都以欧美为尚的时候，学术领域如何可能自外于此呢？所有的第三世界国家，都存在这样的问题，中国并不特殊。第二，这同时是本土学术生产体制的问题，学术研究的流水线化带来的结果是知识的自我繁殖，新概念、新范畴的出现会引发大量的模仿与挪用，中美皆然，而且，如果仔细观察，这些概念不仅来自美国，同样也来自中国——洪子诚的“一体化”、汪晖的“去政治化”、陈思和的“民间”等概念养活的博士论文，似乎也不在少数。这同样不是一个“心态”问题，只要我们还有这么多博士点，还有那么多发表文章的要求，还有那么多学术刊物，那么多博士论文要写，这个问题就将永远存在。
最后是所谓“学术自信”的问题。我其实不太明白，喜欢读什么样的研究，与是否具有学术自信，有什么关系。鲁迅要大家多读外国书，是否就失掉自信了？以王德威为标准，和以温儒敏为标准，谁更自信一点？恐怕也说不好。自己的研究没有被当成标准，当然令人不太高兴。但是历史地看，海外中国学在汉语学界的流行，并不是“心态”或“自信”的问题，而是学术与权力之关系的问题，光说两句要重振信心，是不解决问题的。
周明全：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国内不少人欢呼，以为中国文学已然跻身进了世界优秀文学的行列，你在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东亚系攻读博士学位，从你的观察，莫言获奖后，美国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反应如何？或者说，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
康凌：中国文学从来都在世界优秀文学的行列中，这一点与莫言是否获奖毫无关系。美国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反应，与诺奖也没什么关系，无非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教授们多接受几次采访，多写几篇文章。
如果你这里的“走出去”指的是走到美国去的话，那么老实说，这跟中国文学自己的发展状况没什么关系。能否“走出去”，并不取决于你有多么优秀，是否“走出去”了，也并不是评判文学质量的标准。我前两天还看到，麦家的《解密》刚由一家纽约的出版商翻译出版了，那么，它要比未翻译的其他汉语作品质量高吗？恐怕未必。
美国的文学市场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市场。它不仅不重视中国文学，对所有外国文学，都不太提得起精神。我的一位老师曾在华府的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NationalEndowment ofArts）翻译遴选委员会任职，负责在所有递交上来的翻译申请中，择取值得资助的翻译项目。据她讲，全美的文学市场上仅有3%左右的翻译作品，我查了一下这个基金会的网站，从2002年至今，不论古典现代、小说诗歌，统统加在一起，它仅仅赞助过12部中文作品的翻译。走进这一市场的困难，由此可见一斑。
真的要进入美国文学市场，有很多策略性的问题可以讲，如何选题，找谁翻译，怎么写申请才能拉到资助，诸如此类，但这些具体而微的问题，大概不太有人感兴趣，美国文学市场上比较受欢迎的中国小说，一种是流行读物，《狼图腾》、《解密》这种，一种是写政治的，文革经历，89回忆之类，你肯定要讲，这些都不代表中国文学的真实水平啊。是的，因为文学市场的运作，本身就不是建立在“水平”的原则上的，譬如那些写文革经历的作品，编辑在修改过程中会要求你这里加一段打老师，那里加一段知识分子自杀，这样才有卖点，才符合人们的文革想象嘛。更何况，代表中国文学水平的所谓“纯文学”，在大陆才能卖多少本？凭什么觉得美国读者就会买你的账，要引进你呢？
一直在问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的人，其实很大一部分并不关心美国的文学市场，不关心它的运作方式，乃至意识形态偏见，一味要求作家为一个想象的西方读者写作，将其视为抽象的、纯粹的“文学标准”的化身，仿佛“走出去”就意味着获得认同了，没有走出去就是中国文学的失败，这种简单的逻辑是经不起推敲的。更有意思的倒是“走出去”背后的这种焦虑感，说到底，我们嘴里的“走出去”从来不是走到刚果，走到厄瓜多尔，走到印度，而始终是走到美国，走到欧洲——西欧去，那么，它就不是一个文学交流的问题，而是一个文化政治问题，JuliaLovell曾写过一本叫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Capital: China's Quest for aNobel Prize inLiterature的书，讨论中国人的诺奖焦虑背后复杂的文化政治成因，现在莫言已经拿了诺奖，但这种焦虑感似乎依旧没有散去，在问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以前，我们还是应该先问一问，为什么要“走出去”？要走到哪里去？
欧美没有一种叫“80后”文学的文学
周明全：你曾受教于复旦大学张业松教授门下，受到的文学史训练非常充分。硕士论文研究的是左翼文学的“发生史”，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课题，借此你想关怀哪些议题？
康凌：左翼文化政治的问题，是我一直以来的关心，但以此作为硕士论文的研究对象，则多少是一个偶然。这个项目本来是陈思和老师的社团史项目之一，我参与其中，负责左联史的撰写。但在读了史料之后我发现，要充分展开左联内外的诸多历史纠葛，必须从更早之前开始讲起。用我在论文里的话讲：与任何之前的文学社团不同，左联的成立不仅是一个开始，更是一个结束，是对自1927年以来的文坛震荡的结算。换句话说，左联绝非一个若干志同道合的年轻人白手起家的文学起点，而是夹带着之前三年，甚至更久时间内所积累下来的私人关系、利益纠葛、政治分歧、思想异动而蹒跚起航的文学组织。因此，一方面，与其他社团一样，左联将会面对大量来自外部的挑战，另一方面，它更将不断发现自身内部的异质与分歧。总之，这些蕴藏在左联内部的、其自身的“史前史”的遗骸，虽然暂时被组织化的力量所抑闭，但终将呈现出其能动的力量，或者激活左联的批判能量，使其免于沦为僵死的体制化机构，或者导致不可弥合的裂痕，使其走向分崩。对整个左联而言，来自内部与外部的这种冲击，与其组织化的力量之间的紧张，构成了这一社团历史的基本动力与线索。
对1927-1929年间的左翼文学运动的考察，事实上完成的是一件地基勘探的工作，如果有时间，我肯定还会继续往下写，这背后当然有我对中国左翼文学与现代性问题的整体看法，但毕竟还停留在想象中，等到时候写完了再来谈自己的目标，可能更合适。目下的论文，从某种意义上讲，还只是一个半成品。
周明全：你的学术能力非常全面，比如在史料辑佚与整理方面也有收获，曾经发现过贾植芳先生、陈子展先生的多篇散佚文献，后者曾结集《蘧庐絮语》出版（海豚出版社2012年）。最近你还以杂文和“交代材料”为中心，写了一组关于陈子展的研究文章。这是出于兴趣还是有针对性的学术训练？
康凌：贾植芳先生是我的偶像，但发现他的佚文则纯属偶然，是我翻《申报·自由谈》的意外收获，贾先生早年的文章可能没有人系统的搜罗过，日后肯定还有更多的佚文有待发掘。陈子展先生的文章，倒是我有意去找的。我很早就知道陈子展是30年代非常重要的杂文作家，曹聚仁等人的回忆里经常提到，但一直没有机会看到作品。依旧是在翻《自由谈》的时候，读到了他的专栏“蘧庐絮语”，大为倾倒，这才起意为他编个集子，搜罗、录入、校对、查考的过程本身是很琐碎的，但如果能以此稍微推动一下对陈先生的杂文的认识与研究，我也就非常高兴了，我在文章里写过：陈子展杂文的创作总量之大、涉及话题之广、平均水准之高，在同时代杂文作者中，恐怕也是屈指可数。更进一步说，他的写作实践、语言选择与文体转变，对于现代文学史的研习者，尤其是杂文散文的研究者而言，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宝贵例证，一方面，如前所述，他以文言撰写的社会批判性的杂文，对以往以“文白”之体来区分“新旧”思想的惯常思路提出了挑战，打开了我们重新理解语言形式的空间；另一方面，他自身的文体转变，以及他在整个30年代文白之争、《庄子》《文选》之争、以及大众语运动等文坛事件中的深度参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珍贵的样本，来考察五四之后中国现代文学余波不断的文体之辩，以及写作者在其中的选择。
事实上，在《蘧庐絮语》之后，下一期的《史料与阐释》也会收入一部分陈先生的杂文，不过除此之外，我手头还有一大批文章有待整理，如果有出版社愿意，我很希望能够继续将它们整理介绍给读者。
因为要出《蘧庐絮语》，我与陈子展先生的后人邹兆曼老师取得了联系，邹老师的慷慨与善良，让我非常感动，在她保存下来的陈先生遗物中，我发现了一批他在文革中写下的交代材料，这就是《交代材料里的陈子展》一文的来源。说兴趣，当然有，我对系史人物，对陈先生本人，对文革，对知识分子问题，都有兴趣，但就文章本身来说，更多的是想将这批宝贵材料介绍出去，立此存照的意思。
周明全：你对国内的“80后”文学亦有关注，讨论过甫跃辉、郭敬明等人，你觉得同代人的文学水准如何？
康凌：我的文章里提到“80后”的大概不多，讨论的对象也不是作为一个整体的“80后”文学及其水准，分开来讲，《林道静在21世纪》主要是关心成长小说这一文类在当下的新变乃至消亡，《批评<小时代>的方式》想讨论的是消费社会中，对消费主义的批评方式及其内在张力，《甫跃辉的创作流变》里我主要写的是他笔下那些横跨城乡两界的“回乡者”或“进城者”们“一生两世”的现代性经验。这些问题，70后有涉及，“90后”也难免会写到。“80后”文学，黄平、庆祥比我读的多得多，他们的评估更为准确与全面，我自己没什么整体性的看法。事实上，“80后”在我看来，依旧是个媒体概念，用起来顺手，在学理上不具有什么解释力，反而是一个需要解释的对象。譬如说，新概念作家的出场，本身是高等教育招生体系和文学市场有意无意的共谋的产物，它不仅是一个“文学”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教育”问题、“产业”问题，把它纳入“80后”文学的框架，反而容易遮蔽它的复杂的历史起源，这里面的头绪很多，不好展开。我读到过有些文章，用甫跃辉等人来证明“80后”文学的多元性，就很奇怪，你们先把新概念作文定义成“80后”文学，又用甫跃辉来证明“80后”文学不仅是新概念，这不是先画地为牢，再作跃出状吗？总之，与其在“80后”的概念里打转，不如多从作品和问题入手，这样会比较有效。
周明全：在《“系统时代”中的欧美“80后”文学》的结尾，你写道：欧美的“80后”文学，可以作为中国的“80后”文学的镜子，中国的“80后”文学，同样也可以反照出欧美80后文学的模样，毕竟，对于任何真正关心文学的人而言，重要的只是差异，而不是优劣。那你认为中国“80后”文学和欧美“80后”文学的差异主要表现在那些方面？
康凌：最主要的差异大概是，欧美没有一种叫“80后”文学的文学，所以也不太好作比较。我在这篇文章的开头特地写到：在欧美的当代文学领域中，“80后”尚未构成一个有效的批评范畴或者市场概念。尽管在本文中，出于比较的思路，我们依旧将策略性使用“80后”这一概念，展示他们所具有的某种共同倾向，但我们必须牢记：这些共性，在其他年龄段的作家身上同样可能存在，因为这些共性与其说来自于出生年代的相近，毋宁说来自于同一种文学场域结构的规训，这一结构性的影响，并不依代际而分界——在我看来，中国（大陆）“80后”文学这一概念，恐怕也同样需要在这一层面上进行清理，找出为年龄所遮蔽的结构性的因素，不然，其有效性将始终是可疑的。
我这篇文章的主要意图，是介绍一下以创意写作课程为核心的文学生产体系及其运作方式，以及它对文本构形的可能影响。当然，在此之外的欧美”80后”作家还有很多，尤其是类型文学方面，像写出《遗产三部曲》的鲍里尼（ChristopherPaolini），生于1983年，他的作品已经排进了奇幻小说历史榜单的前十，在http://www.fantasticfiction.co.uk这样的网站上，我们更能轻易地找出大量“80后”作家。但是，不论是鲍里尼还是拿了橘子奖的奥布莱特（TéaObreht），都很少看到有人仅仅因为两人的年龄相近，就把他们拉到一起做比较，因为两人的文学训练、文本内容、文本背后的生产方式之间的差异，要远大于年龄相近所带来的类似。但在我们这里，把甫跃辉之类的作家和郭敬明之类的作家放在“80后”文学的框架里进行比较，认为他们代表了“80后”文学的不同面相云云，好像是一个挺常见的套路，说实话，我不太明白这有什么意义。
“多读书，对批评有怀疑”
周明全：有人将当下的批评界形容成“三性”——圈子性、利益性、黑色社会性。虽然偏执，但也有一定道理吧。你如何看待当下的文学批评，或者说，你认为当下的批评存在什么问题？你心目中好的文学批评应该是什么样的？
康凌：我对当下的批评界不了解，也没有太大的兴趣，存在什么问题，就更不知道了。前两天读到李敬泽的访谈，记者问他，中国文学最大的弊端何在，什么是好的文学作品？李敬泽的回答是，最大的弊端就是我们相信有一个最大的弊端，然后解决了它就天下无事了。这个说法我很喜欢，偷过来用在这里，也很恰当。解决了“三性”的问题，文学批评就会一下子精彩有趣起来吗？我看很难。不好的文学批评都是一样的，好的文学批评各有各的好，是说不出“应该”的样子的，向各种可能保持开放，不然多无聊。
周明全：康凌兄的看法很有意思。但是，当下，批评失语、批评失效的指责不绝于耳，你又是怎么看待这种指责的？
康凌：具体谁失语了，我不知道。但我上面提到的所有人，陈思和、张新颖、郜元宝、张业松、倪伟、刘志荣等老师，金理、黄平、庆祥、定浩、德海等学长，好像都常常有批评文章出现，再不济，花五分钟去翻翻豆瓣书评、新浪读书、天涯读书等网站就知道，批评远远没有失语，关键是，我们是否愿意把这些帖子与文章当作批评？假如我们可以不将威廉斯所谓的“权威论断”当作唯一的批评尺度，那么我们就应当看到，当代的批评事实上处于前所未有的繁荣之中，我昨天刚看完豆瓣上一个叫“淡豹”的id写的《<死水微澜>笔记》，学到很多东西，其文本解析之精细，远非某些职业批评家可比，而这样的文章，豆瓣上并不鲜见。越来越多的阅读者有意愿、有能力、有平台向文本发言，何来失语一说？何平先生曾说，这些平台的出现表明“一个人民当家作主自由发表读书思考的时代已经曙光初现。”我可能没有那么乐观，但至少，自己把耳朵堵起来，却说别人失语，不是什么好习惯。
至于“失效”，就更难解。这些人指望批评有个什么“效”呢？从功能上讲，我们有面向阅读大众，以介绍、推荐为主的媒体书评，有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正式论文，有单纯供读者之间交流用的读后感，各自起到不同作用，担负不同职能，究竟哪一部分失效了，恕我不能看出。
我们有些批评家，依旧认为批评是一种特权，依旧想要垄断读者的意见与看法，依旧认为只有他们的声音才是声音，只有他们的批评才是批评，而当他们发现自己的声音无人知晓，自己的批评无人理睬，自然要发出“批评失语、批评失效”的指责。对于这样的人，让他们活在自己的幻觉里好了，他们的失语与失效，毫不可惜。
周明全：自2012年年中以来，曾有不少主流媒体讨论“为什么‘80后’出不了批评家？”各个年龄层次的批评家都就此发言，说法各一。你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还是说的确有很多无形的阻碍阻挡“80后”批评家的成长？
康凌：这个问题，你比我有发言权啊。至少在你组织策划的《“80后”批评家文丛》第一辑八本出版以后，“80后”出不了批评家这样的蠢话，应当告一段落了吧，不论有没有阻碍，“80后”批评家已经在了，并且将继续在下去，不仅在学院里有，在各种纸面、网络媒体上更有。
“80后”一代学者的成长环境，我以为比我们的师辈要好得多，举个例子，你刚才提到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当年我的老师辈读的，多是香港中文大学译本的复印本，乃至复印之复印本，而就我的同辈人而言，直接获取，阅读原文恐怕早已不是一件难事，那么，至少在获取与阅读各种资料上，“80后”的条件就要好得多了。在绝大多数时候，写不出好文章只是因为不够用功，而不是因为什么无形的阻碍。
当然，文学批评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其功能、作用、与社会的关系，都在发生变化，当代的文学批评从业者起到的作用，发挥的影响，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前不可能相同，新一代批评家，不如“文学热”时的批评家那么热闹，这是当然的，但这也并不构成什么问题，金理说得好，“不管时代怎么转换，文学怎么被排挤到边缘，对于真正热爱的人来说，文学的意义、文学批评的意义从来就不是问题。没必要焦虑。”
周明全：最后，想请教一下，你觉得一个好的批评家，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康凌：多读书，对批评有怀疑。
周明全：谢谢康凌兄。
康凌：感谢明全兄给我这个长谈的机会，以后多交流。
2014年9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