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孙中山光辉一生-爱华网

李先念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他的一生，是光辉的战斗的一生。他在６６年的革命岁月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李先念１９０９年６月２３日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李家大屋。９岁读私塾。１２岁起先后在家乡和汉口学木工。１９２６年１０月参加农民运动，任乡农民协会执行委员。１９２７年１１月率领家乡农民参加黄（安）麻（城）起义，１２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８年秋，他率游击队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第五大队，任副班长，参加了反三次“会剿”的战斗。１９２９年底转地方工作，任中共高桥区委书记、苏维埃政府主席，（黄）陂（黄）安南县委书记、苏维埃政府主席。１９３１年１０月，他率领３００余名青年加入红军，任红四方面军第十一师三十三团政治委员，率部参加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四大战役。因该团出色地完成了战斗任务，方面军总部授予“共产国际团”的光荣称号。１９３２年７月，任第十一师政治委员，指挥部队在反四次“围剿”的冯寿二、七里坪、胡山寨恶战中，重创敌军。１０月，红四方面军主力由鄂豫皖根据地向西进行战略转移。他指挥所部在枣阳新集和土桥铺地区冲破国民党军的围攻堵击，为全军打开通路，并在危急时刻保证了总部的安全。子午镇战斗中，他身负重伤，坐着担架仍指挥部队顽强奋战，冲破敌军追堵，翻越秦岭，涉渡汉水。同年１２月被任命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投入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１９３３年５月，在方面军进行空山坝决战中，他率部迂回敌后，切断敌军退路，在夺取反三路围攻战役的胜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７月，任第三十军政治委员。１０月，在宣（汉）达（县）战役中，率部奇袭达县城，歼灭守敌，缴获大批军用物资。１１月，方面军组织反六路围攻战役，分东西两线抗击２０多万敌军的进攻，鏖战十个月。李先念与副总指挥王树声负责指挥西线部队抗击四路敌军。当反围攻作战转入反攻时，他坚决支持徐向前大纵深迂回的正确决断，率部在黄猫垭地区围歼国民党军１．４万余人。１９３４年１月，李先念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１９３５年３月，他指挥所部参加强渡嘉陵江战役，并率一部兵力先后攻克青川、平武，抢占战略要地摩天岭，打破了敌军夹击红军的计划，保障了西进主力右翼的安全。５月，率方面军一部由岷江地区西进，策应红一方面军的行动和迎接中共中央。６月，指挥先头部队攻占懋功后，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他向毛泽东等详细汇报了川西北的形势和红四方面军的情况，为党中央确定北上战略方针提供了依据。８月，与代军长程世才指挥包座战斗，全歼胡宗南部第４９师，打开了红军北上的通道。红四方面军南下川康边期间，他坚决支持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斗争，团结部队，战胜困难，率先遣军与红二方面军一道北上。１９３６年１０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中央军委命令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他指挥三十军在靖远县虎豹口突破黄河天险，又在兄弟部队协同下占领战略要地一条山、五佛寺。１１月１１日，党中央和军委决定，渡河部队组成西路军，执行建立河西根据地和打通远方的任务。他被任命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指挥三十军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先后在凉州和永昌之间同敌军恶战，歼敌４０００余人。后又在倪家营子与数倍于已的敌军血战４０天，予敌以重大杀伤。这对配合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推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重要作用。１９３７年３月西路军失败后，李先念任西路军工作委员会委员，负责统一军事指挥。他率余部翻越祁连山分水岭，在冰峰雪岭中行军２０多天，随后又穿过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于４月底到达甘肃、新疆交界处星星峡，在陈云、滕代远的接应下，转至迪化（今乌鲁木齐），为党和红军保存了一批骨干力量。他在西路军建树的功绩，毛泽东曾给予高度评价：李先念是将军不下马的。１９３７年底，他到达延安，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学习。

１９３８年１１月，李先念任中共豫鄂边区省委军事委员会副主任、军事部长。１９３９年初，他率领１６０余人的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自河南竹沟南下，进入豫鄂边区，深入敌后，会合和聚集中共领导的零散武装力量，认真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６月中旬，他参加了中共鄂中区党委在京山县养马畈召开的扩大会议，决定冲破国民党的种种限制和束缚，在新四军的旗帜下，统一整编豫南、鄂中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成立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李先念任司令员。他指挥部队同日伪军进行了新街等多次战斗，使支队迅速发展到９０００余人。他坚决贯彻与抗日各党派、各阶层、各部队团结的方针，扩大抗日统一战线。１９３９年１１月，豫鄂边、鄂豫皖、鄂中的抗日武装力量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李先念任司令员。挺进纵队的建立，标志着中原地区形成了具有重要意义的独立战略单位。对此，党中央给予了高度评价：挺进纵队的创造，是一个伟大的成绩，并证明在一切敌后地区的党均可建立武装，而且可以存在和发展。他和纵队领导在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两大力量夹击下，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在边区发动的反共高潮，并牵制了桂军向新四军第四、五支队的进攻。在错综复杂的敌、顽、我“三角斗争”中，他紧紧抓住民族矛盾，正确处理抗日、反顽斗争与统一战线的关系。１９４０年５月，当日军对国民党军正面战场发动进攻，襄樊、宜昌相继失陷时，他率纵队主力从鄂东返回平汉路西作战略展开，进军白兆山，控制战略枢纽平坝；继而渡过襄河，开辟襄西根据地，有力地牵制了日军，支援了国民党军。８月初，他在白兆山主持军政干部大会，从总结部队作战的经验教训中，说明反对分散主义，加强统一指挥，严格纪律的重要意义，使来自五湖四海的干部，从思想上、政治上达到了统一，保证了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贯彻执行。１９４１年２月，中共中央军委任命李先念为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全师共１．５万余人。他指挥部队跳跃回旋，多次挫败日伪军的“扫荡”、“蚕食”和国民党顽军的进攻。１２月，他抓住占机，指挥主力一部发起侏儒山战役，歼灭日伪军５２００余人，解放了（汉）川汉（阳）沔（阳）地区，震惊了武汉日军。１９４２年，面对敌顽夹击空前紧张的形势，他和边区党委提出了“咬紧牙关，熬过困难，沉着应战，坚决自卫”的方针，经过８个月的艰苦作战，打退了反共最坚决的蒋介石嫡系部队的进攻，创建了鄂南游击根据地。１２月，日伪军万余人围攻五师领导机关所在地大悟山，他率领师部突围，转入外线作战，挫败了日伪军的“铁壁合围”。１９４３年１月，李先念兼任中共鄂豫边区委员会书记。他主持召开的区党委扩大会议，正确解决了军队与地方、军力与民力、短期斗争与长期斗争的关系问题，作出了符合时局发展的决策，通过了１９４３年军事建设计划，进一步推动了边区的武装斗争和政权建设。对于这个时期的军事斗争，华中局嘉奖五师“发展工作第一，独立作战第一”。赞扬他们“背敌以对顽，背顽以对敌”，灵活地执行了攻守策略，充分利用敌顽矛盾求得生存和发展。１２月，李先念从对日军２２４次作战中，系统地剖析了日伪军战术的新特点和“扫荡”的新规律；从２００多次反顽作战中，分析了围攻五师的蒋介石嫡系部队、桂军、川军和土顽的特点；全面论述了反“扫荡”和反顽作战的战略战术。１９４４年，他指挥五师及边区地方武装，向南、向北进行攻势作战，分兵组成豫南游击兵团，向河南发展；稍后，又三次派兵北上，开辟了淮北新根据地，恢复了郭山冲老根据地。１０月，李先念任鄂豫皖湘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１９４５年１月，他在大悟山迎接王震率领的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６月，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先念当选为中央委员。他还是第八届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抗日战争时期，李先念在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领导下，依靠边区和五师党委的集体领导，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创建了一块地处要冲、孤悬敌后的根据地，建立了拥有５万余人的正规军和３０余万人的民兵武装力量，共歼灭日伪军４．３万余人，解放了９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人口达１３００多万，建立了７个专区和３８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从战略上配合了华北、华东解放区战场，同时也支持了国民党抗日部队在中原的正面战场，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进入了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决战时期。１９４５年１０月成立了中原军区，李先念任司令员，统帅和指挥作为全国六大作战区域之一的中原军区６万部队，展开了艰苦的斗争。在中原军区组建前后，他指挥部队发起了自卫反击的桐柏战役，歼敌７０００余人。１９４６年１月，为争取国内和平，他率部以宣化店为中心集结待命。他先赴汉口，后在宣化店，协助周恩来等就中原问题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同时，又教育部队要坚决执行中共中央“针锋相对”的方针，从各方面做好应付全面内战的准备。在十个月的战略坚持中，他以无产阶级军事家的大智大勇统帅中原部队牵制国民党军３０余万人，有力配合了其他解放区的作战。６月，国民党军队以宣化店为目标，分四路围攻中原解放区，悍然发动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李先念对突围方向、时机作了全面部署，２６日晚，他指挥部队作战略转移，开始中原突围，拉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他率北路军共１．５万人，以秘密、神速的行动，连夜突破敌人重兵把守的平汉铁路“钢铁防线”，抢在敌军发动总攻击之前，跳出了其内层包围圈，越过天河口和苍苔地区，进入伏牛山南麓。７月１１日，他率部到达内乡县师岗地区，为分散追堵敌军的兵力，决定北路军分两个纵队向西转进。他连续组织了突破敌人天然防线的抢渡丹江战斗，打开入陕门户的南化塘战斗，从敌人重兵追堵的险境中冲出一条通道，直指陕南。与此同时，其他各部也先后完成了突围任务。中原突围战役，充分显示了李先念和中原军区部队高度的全局观念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以及他统帅大兵团同强大敌人作战的战略战术和指挥艺术。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对中原突围的战略意义和作用给予很高评价。（⑴⑷）

为执行党中央新的战略决策，李先念在敌后发动游击战争，创建豫鄂陕边根据地。在根据地工作全面展开之后，他于９月２９日奉命回延安。在延安，他继续指挥中原军区在外线作战的各路部队和在敌后的豫鄂陕、鄂西北根据地的斗争，为战略反攻中原准备条件。１９４７年５月，李先念任新的中原局第二副书记、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司令员。７月，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他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二纵队从晋城出发挥师南下，先后攻克河南通许、扶沟等县城，１１月抵达河南光山，同刘邓大军胜利会师，参加重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斗争。１９４８年５月，党中央决定重建中原军区，他任第二副司令员。１１月，他在开封参与领导淮海战役的后勤保障工作。从土地革命战争到全国解放期间，李先念同志坚定不移地、创造性地贯彻党的战略策略和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极为艰险复杂的战争进程中，显示了他的灵活斗争艺术和卓越指挥才能。他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１９４９年５月，李先念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主持党、政、军全面工作。新解放的湖北，百孔千疮，万事待兴。他从本地区的实际出发，团结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级干部，正确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在建立各级人民民主政权、支援大军南下作战、剿匪反霸、稳定物价、统一财政经济管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以及团结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等一系列工作中，取得了显著成绩，使湖北的财政经济状况得到了根本好转。１９５２年２月，李先念兼任武汉市委书记和市长，与王任重一起正确处理党内干部中存在的问题，保护并进一步调动了干部的积极性，把武汉市的经济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３月，湖北省成立了以李先念为主任委员的荆江分洪委员会，领导３０万军民组成的建筑大军，克服重重困难，仅用７５天时间就完成了第一期工程。至１９５３年４月，荆江分洪工程全部竣工。这是新中国建立后建设的第一座最大的防洪工程，在１９５４年湖北人民战胜近百年来特大洪水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１９５３年１月，李先念任中南局副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

１９５４年夏，李先念调到中央工作。９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协助周恩来、陈云领导经济建设。他还是第二届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决定的国务院副总理。１０月，他兼任国务院财贸办公室主任，负责综合管理财政部、粮食部、商业部、对外贸易部、中国人民银行和指导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工作。他主张国家财政必须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积极提倡增产节约，挖掘资金潜力，提高经济效果，实现财政、信贷的收支平衡，确保包括１５６项在内的国家重点建设的资金需要。他高度重视发展城乡贸易，扩大商品流通，保护和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保障城市和工矿区的商品供应。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他及时提出建议，在工农业产品货源已为国营经济掌握的情况下，城市要允许私营零售商继续经营，农村要发挥小商小贩在流通领域的作用，恢复农村集市贸易，允许农民出售完成统购任务后的多余农产品，以活跃城乡市场，方便人民生活。他还建议改善财务管理，调整国家和企业、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改变中央管得过多、过细的作法和过分集中的体制，适当扩大地方财政管理权限，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１９５６年，他支持周恩来、陈云反对冒进的意见，坚持１９５７年的经济计划应实行“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１９５７年，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李先念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书记处书记。他还是九届至十二届的中央政治局委员。１９５８年批判反冒进，他也受到了批评。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期间，他指出经济生活中存在的一些虚假现象和浮夸风，提出了六条具体调整措施，因此被指责为“思想右倾”。在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李先念积极参与调整国民经济的领导工作。他负责统一指挥粮油棉的突击调运，采取各种措施加强粮食管理，提出增加粮食进口和减少征购，为安排人民生活，渡过困难，做了大量的紧张的工作。他还就抑制物价上涨、减少财政赤字等问题，提出６条措施。他积极支持刘少奇等提出的克服困难的正确意见，并在他们的支持下，主持起草了控制货币发行和控制财政管理的两个决定，对扭转当时的困难局面起了很好的作用。１９６２年４月，李先念任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

“文化大革命”期间，李先念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１９６７年２月，他被诬为“二月逆流”成员，多次受到批判。他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忍辱负重，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尽最大的努力处理国务院的日常经济工作，以减轻周恩来总理的一些负担。１９６８年他被下放到北京市北郊木材厂劳动。“九·一三”事件后，李先念继续担任国务院的领导工作，并任军委办公会议成员。他积极筹划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霍林河煤矿、焦枝铁路的建设和武钢一米七轧机的引进。在坚持自力更生方针的同时，他大力支持从外国进口４３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和单机的方案。他积极支持建设远洋船队。他还参加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谈判，接待会见了许多重要外宾，为恢复和发展同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文革”后期，他积极协助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的邓小平，落实干部政策，大力整顿社会秩序和生产秩序，维护安定团结，特别是抓紧了对铁路、钢铁、煤炭等战线的整顿，使经济形势日益好转。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李先念被迫“休息”。１９７６年，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李先念是主要决策人之一，为从危难中挽救党、挽救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

１９７７年，在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上，李先念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常委。他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积极领导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他提出要充分重视和正确运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力量；在加强综合平衡的前提下，充分发挥部门、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改革计划、财政、物资、内外贸易和企业管理体制，以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同时，积极大胆地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他坚决主张并亲自指导上海宝山钢铁厂项目的建设和技术设备引进工作。他积极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强调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优良传统，努力克服“左”的倾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及其以后，他和其他老同志一起协助邓小平领导全党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制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他积极推动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１９７９年３月，李先念任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参与领导调整国民经济的工作。他完全赞同并一贯支持邓小平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他坚决主张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正确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他积极推动改革开放和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项工作。１９８２年９月，他在中共第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１９８３年６月，他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此后，他去许多省市视察工厂、企业、港口、工程项目、经济开发区和农村，了解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情况，指导工作。从１９８１年春到１９８８年，他主持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的工作。他密切注视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参与调整对外政策，及时处理国际上发生的一些重大问题。他会见了许多重要外宾和友好人士，先后出访了亚洲、非洲、欧洲、北美洲等２０多个国家，向世界各国阐明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介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改革开放的方针。１９８８年４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李先念当选为主席。他继续关心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努力维护国家的社会政治稳定，坚决支持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他根据我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基本政治制度，积极推进政协的组织制度建设。他倡导和支持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参政议政，进行调查研究，鼓励他们就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特别是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发展科学技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等方面提出建议，帮助党和政府改进工作。他为加强各党派、各民族和各界人士的团结，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进行了多方面的活动。他积极推动海峡两岸的交往，广泛接触海内外有关人士，衷心希望早日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他指导全国政协积极开展人民外交活动，增强与各国人民和团体的友好往来。他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祖国的统一大业，战斗到最后一息。

李先念不愧是德高望重，功勋卓著，深得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爱戴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在６０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共产主义具有坚定的信念，对党、对人民、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无限忠诚。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始终坚韧不拔，不屈不挠，坚持斗争。他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才华，善于把马克思主义与实际相结合，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创造性地进行革命斗争和领导经济工作。他具有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一贯顾全大局，坚持原则，维护团结，模范地遵守党的纪律。他襟怀广阔，光明磊落，谦虚谨慎，爱护干部，善于发现和珍视人才。他廉洁奉公，生活俭朴，严格要求子女。他是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学习的榜样。

李先念同志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人民日报》1992.06.27

从“将军不下马”到“将军管理经济”

——纪念李先念诞辰100周年

宋毅军

今年6月23日是李先念同志百年诞辰纪念日。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李先念为创建新中国、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战争年代，毛泽东曾意味深长地说，李先念是“将军不下马的”

1937年底，率西路军余部走出绝境的李先念，在延安结束学习准备奔赴抗日前线，毛泽东听说他被安排到八路军担任营长时，意味深长地说：“李先念是将军不下马的”。

1、“我是为旧社会造棺材的！”

李先念出生在鄂豫皖三省交界的大别山区——湖北省黄安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代的李先念，尽管他聪明伶俐，好读私塾，但是因为家境贫寒，无力持续学业，只好从12岁起先后在家乡和汉口寿器店学木工，被称为“小李木匠”。有人戏说他是“做棺材出身的”，他的回答言简意赅：“我是为旧社会造棺材的！”果然，很快他就成为了旧社会的掘墓人。1926年他17岁时参加农会工作，第二年参加黄麻起义，18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后来回忆：“暴动失败后，有些人溜了，有些人叛变了。我这时在一所破旧的茅草屋里加入了共产党，党旗是用红纸做的。”

2、毛泽东第一次见到李先念时称赞说：“自古英雄出少年，我们相见恨晚喽！”

李先念在地方工作担任县苏维埃主席，参加红军后开始为政治主官，24岁任军政委。在徐向前等直接指挥下，他参加了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从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红色苏区的建立，到大巴山区的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拓展，他身先士卒，骁勇善战，足智多谋，屡建奇功，所在的红三十三团曾经被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军委会命名为“共产国际团”，红十一师、三十军也很快就成为四方面军声名赫赫的劲旅。

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特别是1935年 5月，他率部策应红一方面军的北上行动和迎接中共中央以后，李先念的军事才华迅速展露。6月，在见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时，他详细汇报了四方面军情况和川西北地区斗争形势，并对红军行动方向、作战目标、根据地建设提出了很多切合实际的见解，博得了毛泽东的连声称赞：“自古英雄出少年，我们相见恨晚喽！”李先念等不负重托，指挥所部坚决发起包座战斗，取得了胜利，迅速打开了红军准备北上的通道。

3、对于张国焘的分裂活动，李先念明确表示：“这怎么行？我们现在有党中央，为什么还要另立中央？”

红一、红四方面军长征会师后，由于张国焘的分裂行动，四方面军被迫南下川康边地区。此前，尽管张国焘通过李先念“对当时苏区有了一个清晰的概念，敬佩他的能干”，但李先念和徐向前在战场上曾经抵制过张的瞎指挥。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反围攻的紧要关头，他着眼战役反攻的大局，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们听总指挥的”的坚决态度和行动，支持徐向前的正确判断和指挥，最终取得了胜利。特别是他坚决抵制张国焘搞肃反扩大化，保护了一批部队干部，对巩固和保持部队战斗力起了重要作用。此时，针对张国焘要另立中央，李先念明确表示：“这怎么行？我们现在有党中央，为什么还要另立中央？这样不是把部队搞乱了吗？”“要注意教育部队，掌握部队，要对党员，对干部进行加强团结的教育。”在和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他一方面强调特别要搞好团结，另一方面率三十军为先遣军，担负为全军开道、筹粮的重任，他坚决支持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同张国焘分裂活动进行斗争，团结部队，战胜困难，率先遣军与红二方面军一道北上。

4、西路军失败后，李先念临危受命，负责统一西路军余部的军事指挥。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以后，李先念等奉命率三十军为先头部队参加西征，强渡黄河，鏖战四十里铺子，血战倪家营子。期间包括三十军在内的西路军配合黄河以东红军的战略行动，对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起了重要作用。西路军失败后，李先念又临危受命，负责统一西路军余部的军事指挥，从这时起，他在部队中出任军事主官。在最困难的时候，李先念教育部队指战员：要坚信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坚定革命必胜的信念。要振奋精神，先突围到新疆，再回到党中央、毛主席身边去，到抗日前线去！经过浴血奋战，历尽艰辛，李先念等率领四百多人，到达甘肃、新疆交界的星星峡，在当时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为党和红军保存了一部分骨干力量。对此，毛泽东曾给予高度评价。

5、抗日战争初期，接替彭雪枫任河南省军事部长。

奔赴抗日战场前夕，在毛泽东亲自安排下，李先念由营长改任新四军第四支队参谋长。在赴任途中，于1938年底又改任河南省军事部长。原来，和李先念同行的中原局负责人通过一路观察了解，特别对他产生了良好印象，觉得他是位“坚毅稳重、明达机敏、有丰富治军经验和战斗经历的军事将领”，接替彭雪枫任河南省军事部长最合适，于是致电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并党中央提出改任建议，很快得到了批准。

不久，李先念又担任了挺进纵队的司令员。党中央高度评价：挺进纵队的创造，是一个伟大的成绩，并证明在一切敌后地区的党均可建立武装，而且可以存在和发展。1941年“皖南事变”后，李先念担任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委，他率部挫败了日伪军的“铁壁合围”，领导开创了地处要冲、孤悬敌后的豫鄂边抗日根据地，建立了拥有5万余人的正规军和30余万人的民兵武装力量，从战略上配合了华北、华东解放区战场，同时也支持了国民党抗日军队在中原的正面战场。期间，坚决执行中共中央进击中原的战略部署，出兵在大别山区建立了战略支点。1945年李先念参加了中共七大，当选为中央委员。

6、解放战争中，李先念显示出了高度的全局观念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中原突围战役拉开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序幕。1945年10月以后，李先念任中原军区司令员等职务，统帅和指挥作为全国六大作战区域之一的中原军区6万部队。在10个月的战略坚持中，始终位于中原前哨阵地，把守着华北、华东解放区前大门，牵制着国民党军30余万人，有力配合了其他解放区的作战。1946年6月，他指挥所部出其不意，主动进行战略转移。征途中，继续受领中央军委、毛泽东赋予的“光荣战略任务”：一面保存自己，同时牵制敌人，这对全局贡献极大；在外线牵制反动派大量军队，帮助我内线作战部队取得胜利；牵制大批敌军，在敌后创立根据地。对于中原突围的战略意义和作用，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当时就给予了很高评价。在解放战争战略反攻阶段，李先念率一部挥师南下至大别山区，同刘邓大军胜利会师。由于他十分熟悉当地各方面情况，当刘邓分兵实施内线和外线配合作战时，专门把他留下来，和邓小平及李达一起，领导重建大别山区根据地的斗争，共同度过了70多个艰苦的日日夜夜。1948年5月，他任扩大了的中原军区第二副司令员，随后在开封参与领导了淮海战役的后勤保障工作。

李先念久经沙场，英勇善战。1955年，根据他的军功战绩，拟评授他大将军衔。

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陈云说李先念是“将军管理经济”

陈云认为，李先念“是将军管理经济，但他能很快精通当时的经济工作，这是十分难得的”。这是对李先念的很高评价。

1、“蒋介石的人还不如我，还是我来干好了”。　新中国建立前后，李先念历任湖北省委书记，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武汉市委书记兼市长，中南局副书记，副主席等职务，这足见他在湖北省举足轻重的地位。他领导了全省党和政权建设，使湖北的财政经济状况得到了根本好转，尤其是他主管中南各省财经工作取得的突出成绩，使中央领导人特别是主管全国财经工作的陈云十分赞赏。

然而，当1954年毛泽东等决定调他来北京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部部长时，李先念却再三推辞，直至毛泽东亲自出面说服，这也是他在党的任务面前表现畏难情绪的惟一一次。关于进京就职，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先后分别与他通过电话和面谈过，他都反复重申：自己是打仗出身的，搞经济没有把握。当他面见毛泽东又表示难以胜任时，毛泽东严肃又风趣地说：“你干不了，不想干，只好把国民党的孔祥熙、宋子文从台湾请回来，让他们干好了。”李先念领会到这既是批评又是信任，就说：那不行，蒋介石的人还不如我，还是我来干好了。此后，他长期担任副总理，分管财贸工作，兼任财政部部长（20多年）、国务院财贸办公室主任、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国家计委副主任。负责综合管理财政部、粮食部、商业部、对外贸易部、中国人民银行并指导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工作。1956年，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书记处书记。

2、毛泽东会见外宾时说：“我们的李先念同志就把中国的人民币和其他各种钱财管理得非常好”。

对于李先念管经济，新中国第一任财政部部长薄一波说：“开始我真有点为他担心”。但李先念却以他的聪明才智，很快交出合格答卷。在很短时间里，就适应了工作环境，很快进入角色。这三个“很快”，足以说明李先念的思想方法正确、工作卓有成效。新中国建设伊始，他竭诚心力初理财政，协助周恩来、陈云领导国家经济建设；国家三年困难时期，他深入实地调查了解实情，负责统一指挥粮油棉的突击调运，呕心沥血共赈粮荒；他积极参与调整国民经济的领导工作，提出和采取的各种有力措施和主持起草的一系列有关决定，对扭转当时的困难局面起了很好、很大的作用。对此，毛泽东表示满意，在会见外宾时说：“建国之初我们非常缺乏经济方面管理人才，于是，我们只好抓个大兵来管钱。事实证明，我们这样的做法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我们的李先念同志就把中国的人民币和其他各种钱财管理得非常好！”

“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国民经济生产背离经济发展客观规律，使国民经济遭受到严重破坏。陈云后来批评另外一些将军：“文革”军管时期，“将军们管经济，有些人经验少，胆子大，他们说搞什么就搞什么。”李先念就是在这种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协助周恩来主持国民经济工作，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1967年被诬为“二月逆流”成员，多次受到批判。第二年被下放到北京市北郊木材厂参加劳动。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以后，他才继续担任国务院的领导工作，并任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成为协助周恩来主持全国财经工作的主要助手，使一大批在建和新建项目得以建成或加快了建设进度，其中包括攀枝花钢铁厂、武钢一米七轧机、十三套大化肥、四套大化纤、焦枝铁路、襄渝铁路和胜利油田等。他积极筹划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霍林河煤矿的建设。在坚持自力更生方针的同时，他大力支持从外国进口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和单机的方案。积极支持建设远洋船队。“文革”后期，他积极协助先后主持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大力整顿社会秩序和生产秩序，特别是抓紧了对铁路、钢铁、煤炭等战线的整顿，使经济形势日益好转。

3、李先念是两代领导集体成员中参加了三线建设全过程的领导人。

陈云特别提到的上述生产建设项目，相当一部分是“文革”前李先念参与决策、“文革”中他指导实施、“文革”后他参与领导调整改造的三线建设主要项目。三线建设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以毛泽东为核心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毅然决然地作出、并雷厉风行地指导实施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即以战备为目的、以国防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我国中西部地区，进行大规模工业、交通等基本建设。李先念是两代领导集体成员中参加了三线建设全过程的领导人。直至1992年5月他病重期间，还惦记着三线建设情况，叮嘱要“在四川建设一个大的冶金基地，用贵州的煤，炼攀枝花的矿，综合开发，推进整个大西南经济的发展”。

三、改革开放时期李先念是“有力量的领导集体”之重要成员

邓小平20年前说过：从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产生了第二代领导集体，包括我在内，还有陈云同志、李先念同志，还有叶帅。这也是一个有力量的领导集体。在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我们党和国家做了很多事情。

1976年，李先念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被迫“休息”，在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他是主要决策人之一。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及其以后，他和其他老同志一起协助邓小平领导全党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折。1983年他继刘少奇之后当选为第三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作为国家主席，他向世界各国阐明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介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改革开放的方针，努力维护国家的社会政治稳定。1988年当选为全国政协主席。

陈云说过：“先念同志和我虽然都没有到过特区，但我们一直很注意特区建设，认为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这几年，深圳特区经济已经初步从进口型转变成出口型，高层建筑拔地而起，发展确实很快。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规模比过去要大得多、复杂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经不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

对李先念从乡村木匠到国家主席的传奇经历，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曾经在2009年1月参观红安李先念纪念馆后说：他和已故主席李先念有许多共同点，一是他们都是军人出身，由军界转入政界，二是从“大兵”到国家元首，三是干过一样的职业，都是木匠出身，四是他们的家乡都出产花生。还都有着为国家和人民奉献一生的经历。

李先念出身贫寒，略读私塾，没有进军校受训，也没有出国深造，竟然能够从普通一兵到将军，而且往往是临危受命，独当一面；没有攻读经济理论，却从军事工作转向经济领域，而且“很快精通”、“管理得非常好”。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他非常善于从实际中学习，向别人学习。对此，薄一波回忆说：李先念“为了党和人民的需要，他勤思苦学，努力向其他同志学习。他经常向陈云同志请教，也时常和我交换意见。”李先念生前曾几次对别人讲：“自己军事上是从徐向前同志那里学来的，经济上陈云同志是我的老师，外交上是周总理直接指导的，毛泽东是我一辈子的导师。”

（作者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副巡视员）

在纪念李先念同志诞辰１００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胡锦涛

（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３日）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敬爱的李先念同志诞辰１００周年，深切缅怀他为党和人民建立的历史功勋，追思和学习他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的崇高品德和风范，进一步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同心同德，共克时艰，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李先念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他毕生奋斗，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崇敬和爱戴。

１９０９年６月２３日，李先念同志出生于湖北黄安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在大革命影响下，他积极投身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后，他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李先念同志就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

革命战争年代，李先念同志一直从事军事斗争，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杰出将领。他骁勇善战，功勋卓著，在重大历史关头不怕牺牲、勇挑重担，敢于斗争、屡建奇功。

１９２７年，李先念同志率领农民武装参加著名的黄麻起义。随后，他随红四方面军艰苦转战，先后参与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川陕革命根据地，在革命战争血与火的磨练中成长为红四方面军最年轻的军政治委员。长征途中，他受命指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攻占懋功，率先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他向毛泽东同志详细汇报了川西北形势和红四方面军情况，为党中央确定北上战略方针提供了重要依据。他坚决支持朱德、刘伯承、徐向前同志等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斗争，率先遣军和红二方面军一道北上，为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作出了贡献。会宁会师后，他遵照中央军委指示率部突破黄河天险，执行宁夏战役计划。随后，他担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指挥红三十军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连续奋战，重创敌军，对配合河东红军战略行动、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起了重要作用。西路军失败后，他受命于危难之际，担任西路军工作委员会委员，负责统一军事指挥，率领西路军余部翻越终年积雪的祁连山，穿过荒无人烟的戈壁滩，历尽千辛万苦到达新疆，为党和红军保存了一批骨干力量，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

抗日战争时期，李先念同志是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和新四军第五师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１９３８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以后，他受党中央重托，前往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中原地区，开始了创建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艰苦历程。他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先后创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和新四军第五师，开辟并发展起鄂豫边区这块地处要冲、孤悬敌后的抗日根据地。他善于正确判断形势，不失时机发展壮大人民力量，领导创建了拥有１０００多万人口、具有战略意义的中原抗日根据地，创建了拥有５万余人正规部队和３０余万民兵的武装力量，从战略上有力配合了全国各个地区的抗日战场，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写下光辉篇章。

抗日战争胜利后，李先念同志领导的中原军区成为国民党军发动全面进攻的首要目标。他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沉着果敢，机智灵活，指挥６万中原军区部队突破３０万国民党军队的重围，并亲自率领北路突围部队转战千里，在战略转移中创建了豫鄂陕边区根据地。中原突围拉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显示了他统帅大兵团同强敌作战的战略战术和指挥艺术。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前夕，他任新成立的中原局第二副书记、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司令员，之后又任重建的中原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参与刘邓大军重建大别山根据地斗争和淮海战役后勤保障工作，为建立新中国立下了不朽功勋。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李先念同志是党和国家财经工作的卓越领导人。他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达２６年，长期分管财政、金融、贸易等工作，为确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倾注了大量心血。

新中国成立初期，李先念同志主政湖北省，在建立各级人民民主政权、剿匪反霸、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团结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等一系列工作中取得显著成绩。１９５４年，李先念同志调到中央工作，不久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等职务，协助周恩来、陈云同志领导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他强调国家财政必须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积极提倡增产节约、挖掘资金潜力、提高经济效益，实现财政、信贷收支平衡，确保国家重点建设资金需要。他高度重视发展城乡贸易，扩大商品流通，建议改善财政管理，调整国家和企业、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适当扩大地方财政管理权限，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党的八大前后，他支持防止急躁冒进的正确意见，强调“财政、信贷和物资三者必须统一平衡，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必须遵循的一条客观规律”。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参与领导国民经济调整，为保障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做了大量工作，对扭转当时的困难局面起了重要作用。

“文化大革命”期间，李先念同志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被诬为“二月逆流”成员受到错误批判。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他忍辱负重、顾全大局，努力协助周恩来同志维系国民经济运转，为协助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打开外交新局面做了富有成效的工作。１９７５年邓小平同志主持全面整顿期间，他积极配合和协助，为努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付出了大量心血。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他作为主要决策人之一，为从危难中挽救党、挽救国家作出重大贡献。粉碎“四人帮”后，李先念同志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积极领导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他坚决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倡导解放思想，恢复和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其他老同志一起协助邓小平同志领导全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李先念同志先后担任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全国政协主席等重要职务，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积极推动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主张充分肯定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坚决维护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以务实果敢的作风为实行和推进改革开放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他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积极推动经济体制改革，提出要善于运用经济手段而不要滥用行政方式，充分和正确运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力量；在加强综合平衡的前提下，充分发挥部门、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改革计划、财政、物资、内外贸易和企业管理体制，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同时，积极大胆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他强调“一定要从自己国家的实际出发，走出一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现代化的中国式的道路”。他十分重视在改革开放中维护和发展人民群众利益的问题，强调“把经济的发展同群众的切身利益紧密地联系起来，使劳动者经常得到看得见的物质利益，这样才能进一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上世纪８０年代，他主持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工作，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发展变化，参与制定对外政策，妥善处理国际上发生的一些重大问题。在担任国家主席期间，他经常去各地考察了解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情况并给予指导。他出访２０多个国家，向世界阐明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介绍改革开放的方针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成就。在担任全国政协主席期间，他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支持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参政议政，开展调查研究，就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出建议，帮助党和政府改进工作，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为实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为积极推动海峡两岸交往，为积极开展人民外交，作出了突出贡献。李先念同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祖国统一大业殚精竭虑，奋斗到最后一息。

同志们、朋友们！

李先念同志的崇高思想风范是激励我们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缅怀李先念同志，就是要学习他的光辉思想、崇高品德、高尚风范，使之成为推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

我们要学习李先念同志信仰坚定、始终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的崇高品格。李先念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始终抱有必胜信念，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都毫不动摇、毫不退缩。他一生遭遇许多险境、逆境、挫折，始终坚韧不拔、乐观向上、英勇斗争。他说：“革命军人要坚决与勇敢。对革命决不动摇，对敌人决不投降。头可断，真理不可丢，这是我们的美德。”“要保持和发扬革命气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只有具有对崇高信仰的坚定性，“才能保持永久的热情和毅力，才能迸发出惊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对孕育和繁衍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土地，产生无限的热爱和血肉相关的情感”。

我们要学习李先念同志勤于和善于学习、坚持群众路线、创造性开展工作的优良作风。李先念同志出身贫寒，只念过３年私塾，是在革命斗争和工作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他说：“我是一穷二白，一无所有，什么工作方法，指挥水平，领导艺术，都是学来的。”善于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向一切内行的同志学习是他的鲜明特点。坚持实事求是，贯彻群众路线，深入调查研究，是他一贯坚持的工作方法。他强调：“我们共产党人，任何时期都必须依靠群众，一切工作都必须将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为此，就要深入到群众中去，同他们交朋友、谈心，了解他们的基本要求，启发他们的觉悟，解决他们的问题。”在革命战争年代，李先念同志每到一个地方，总能扎下根来，发展壮大革命队伍，创建起根据地，开创出新局面；在领导国家财政经济工作期间，总能及早发现问题，向中央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他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冷静观察和正确判断形势，创造性地解决实践中的难题。他提出的关于我国经济建设的辩证法思想至今仍具有指导意义。

我们要学习李先念同志坚持党性原则、谦虚谨慎、顾全大局的优秀品质。李先念同志为党和人民事业屡建奇功，但他从不居功自傲，始终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他说：“我们一切事业的成功，是全党力量的成功，也是全体干部与群众力量的成功，决不是个人力量的成功。我们不能把成功的事业，当成自己私人的家当。”他具有极强的大局观念，强调“凡是对全局有利的事情，大家都要勇于承担义务，坚决去办，而且一定要办好。凡是对全局不利的事情，即使从局部来看是必需的、有利的，也决不能办”。他把为维护全局利益而牺牲个人和局部利益看作是党性的体现，他说这件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是，如果我们共产党人连这一点都做不到的话，那就不可能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困难”。李先念同志始终自觉维护团结、遵守党纪。他说：“党的团结，军队的团结，干部的团结，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是夺取胜利的重要保证。”他善于发现和珍视人才，始终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反复强调“共产党是马列主义的党，不是帮派、小团体，不应该有‘山头’与地区之分，也不能以个人关系分亲疏。提拔干部只能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前提，决不允许搞歪门邪道”。他作风民主，注意倾听不同意见，善于营造使人敢讲真话、畅所欲言的氛围。

我们要学习李先念同志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精神。李先念同志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表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家，必须永远保持革命热情和奋斗精神，把为人民服务，把改造客观世界，当成自己的天职和应尽的义务”。他把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人生座右铭，经常说“要与别人比革命工作的多少和艰苦性，不与别人计较享受的优劣，更不允许贪污腐化”。他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但在生活上始终保持勤俭朴素作风。他经常叮嘱家人要精打细算过日子，对子女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求十分严格。

同志们、朋友们！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６０周年。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我们更加缅怀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和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李先念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为新中国诞生和发展建立的丰功伟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同心同德、锐意进取，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不懈奋斗，把老一辈革命家和革命先烈开创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新华社北京６月２３日电）

功高日月　辉映神州

----深切缅怀李先念同志

李德生杜义德高厚良陈康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李先念同志，走完他人生的光辉历程与世长辞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感到无限的悲痛。

我们是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艰难岁月里，曾在李先念同志的率领下，征战于大别山、大巴山、祁连山；在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我们有的同志与先念虽然战场各异，但他率军荡日寇、战蒋军，胜利捷报经常鼓舞着我们；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和李先念同志尽管聚散无时，然而他为国振兴、为民造福的光辉业绩更使我们难忘。李先念同志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胆略、才华与豪情，坚韧不拔、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顾全大局、坚持原则、维护团结的崇高品德，以身作则、光明磊落、廉洁奉公的楷模形象，深深地印在我们的心中。

（一）

李先念同志出身寒微，青少年时期从事农桑和工匠。疮痍满目、充满不平的社会现实，使他早早地萌发了革命的思想。当黄安县刚刚燃起革命的烈火，他就义无返顾地投身革命的洪流。１９２６年１０月他参加农民运动，任乡农民协会执行委员。次年１１月率领家乡农民参加了黄麻起义。自１９２９年秋起，先后任区委、县委书记和苏维埃主席，团、师、军政治委员，游击支队和纵队司令员，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原局副书记、中原军区司令员，指挥部队出生入死，打了无数恶仗、胜仗，为开创鄂豫皖、川陕边和中原革命根据地，为争取民族的独立与人民的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李先念同志从９岁起读了３年私塾，文化不高。他凭着一颗对革命事业竭诚奉献的赤热之心，在戎马倥偬的战争间隙，刻苦学习军事知识，把一切在军事上学有所长的同志作为求教的对象。徐向前元帅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有丰富的军事知识和战争经验。从鄂豫皖苏区开始，先念一直在徐向前同志的领导下艰苦奋战。他对徐帅非常尊敬，视之为最可信的师长和榜样。他和徐向前同志彼此信赖，配合默契，相得益彰。凡是徐向前同志作出的决策，李先念同志坚决地去贯彻执行；凡是交给李先念同志的战斗任务，徐向前同志也特别放心。

李先念同志是卓越的无产阶级军事家。在军事斗争中，他一贯坚持唯物辩证法，尊重战争的规律，总是从敌情、我情、民情及地理情况出发，实事求是地贯彻执行上级的军事方针、作战原则。在鄂豫皖苏区反四次“围剿”的冯寿二、七里坪、胡山寨等恶战中，在冲破枣阳新集、土桥埔地区国民党军队的围攻堵击中，在漫川关、子午镇之战和川陕苏区反围攻作战中，大家都可看到他军事指挥上的这一个鲜明特点。我们记得这样一个战例。１９３３年１０月，蒋介石令四川军阀刘湘纠集１１０余个团约２０万人，对红四方面军进行长达１０个月的六路围攻。李先念与副总指挥王树声负责西线部队抗击四路敌军。当反围攻作战转入反攻时，徐向前、李先念率三十军及九十三师克巴中，准备进而从西北的黄猫垭、旺苍坝地区，对敌第一、二两路实施大纵深迂回，以求围而歼之。此时张国焘忘记东线浅近迂回作战失掉战机的教训，又从后方打电话令部队向巴中正北的长池方向进击。徐向前说这样迂回太浅，很可能是追着敌人屁股打，张国焘不听。电话中讲来讲去，没有结果，使徐向前感到进退两难。李先念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嘛，你叫我们往哪里打，我们就往哪里打，我们听总指挥的！”徐向前说：“好！我们来个机断专行，这回就是犯了错误也不听他的，错了我负责。”在徐向前的指挥下，李先念率三十军沿仪风场、雪山场火速奔袭，抢在敌人之前占领黄猫垭天险，川军１０余个团皆成瓮中之鳖，悉数被歼。

孙子说：“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胜败之政。”意思是说，会用兵作战的人，修明政治，保证法纪，所以能成为战争胜败的主宰者。李先念同志用兵，非常重视部队英勇顽强、吃苦耐劳、严守法纪作风的养成。他所带的部队素有狠、硬、快、猛、活的作风，能攻善守，敢打硬仗，常常成为战役战斗中的“铁拳头”。作战中先念同志总是冒着枪林弹雨，亲临一线，靠前指挥，以自己沉着、果敢、决战决胜的行动，给部队以鼓舞。我们记得在空山坝之战中，有一次他冒着大雨，沿着光滑的山路，翻过几道山岗，到担负艰巨攻击任务的三十三团直接指挥作战。战士们看到浑身泥水的师政委先念同志来了，战斗情绪更加高涨。这次作战，红四方面军共歼敌１３个团，俘敌两万余名，缴获大批枪支、弹药、马匹。

在敌数倍于我的情况下，李先念同志经常组织指挥部队夜间袭击，以奇制胜。他非常重视夜间战斗课目的训练，常在漆黑的夜里组织部队练习行军、爬山、攀登悬崖、侦察、联络、射击、投弹，使部队具有夜间作战的特长。八十八师二六五团是李先念同志亲自培养训练出来的“夜老虎”团。该团夜战登龙坪、奇袭毛坝场、智取庆云场，屡建战功，声威远振，使得敌人闻名胆战。红四方面军总部授予该团“夜老虎”称号。

李先念同志渊博的军事知识和超群的指挥才能来之于勤奋。他善于从战争中学习，每次战斗发起前，只要条件许可，他就亲自踏勘预设阵地，虚心向他人请教，再三推敲作战方案，预测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战后则发动群众认真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把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在反六路围攻后，他和大家总结了５条宝贵经验，除了“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等重要经验外，有一条就是注重培养和使用主力。三十军中有的师、团攻防能力特别强，常常担负“啃硬骨头”的任务，因而部队减员就比较多。为了使这些部队保持满员，具有较强的突击力，李先念同志不惜缩减军机关、直属队乃至其他部队，也要及时补充主战部队，以便随时派遣他们执行最吃紧的战斗任务。同内战相比，抗日战争有诸多不同的特点。１９４０年８月，李先念同志在白兆山主持军政干部大会，从总结部队作战的经验教训中，说明反对分散主义，加强统一指挥，严格纪律的重要意义，使来自五湖四海的干部，从思想上、政治上达到统一，保证了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贯彻执行。１９４３年１２月，李先念同志从指挥部队对日军２２４次作战中，系统地剖析了日伪军战术的新特点和“扫荡”的新规律；从２００多次反顽作战中，分析了围攻五师的蒋介石嫡系部队、桂军、川军和土顽的特点；全面论述了反“扫荡”和反顽作战的战略战术。宝贵的经验一经上升为理论，即转化成巨大的战斗力。

（二）

李先念同志近七十载的革命生涯中，为国为民，呕心沥血，建立了累累功勋。回顾他辉煌的一生，我们深深感到，每当在革命重要的关头，他总是舍生忘死，赤心向党，为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为夺取革命事业的胜利，表现出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的铮铮铁骨的伟大气概。

张国焘在鄂豫皖和川陕苏区以及长征途中顽固推行错误路线，拒绝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北上的战略方针，以至发展到分裂党、分裂红军。李先念同志反对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在鄂豫皖苏区反“围剿”作战期间，他坚决支持徐向前等同志反对张国焘的“左”倾盲动主义和“怀疑一切”、滥杀无辜的“肃反”扩大化错误。在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之后，为了消除张国焘煽动起来的瞧不起中央红军的高傲情绪，李先念同志利用各种时机，反复说明中央红军是敌人重兵围追堵截和翻越万水千山走过来的；中央红军有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的正确指挥，克服了千难万险，战胜了强大敌人，有许许多多好的方面值得学习；两支红军都是革命的武装，要互相取长补短，团结协作，共同对敌，不能分谁高谁低。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多，野心膨胀，不听党中央的再三劝告，强令左路军折头南下，并另立“中央”。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同志一度认识不清，思想不通，情绪低落。李先念同志坚持耐心地做说服教育工作，告诫部属：“我们要走的革命道路就像岷江的水一样，不管遇到多少曲折转多少弯，最后还是要流入大海的，相信革命一定能够成功，不要灰心丧气。”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中央军委命令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李先念同志指挥三十军在靖远县虎豹口突破黄河天险，又在兄弟部队协同下攻占战役枢纽地段一条山、五佛寺。河西走廊土地贫瘠，自然条件恶劣，我军没有后方供应，粮食、武器、药品严重匮乏，饥饿、严寒、同马匪接连不断的厮杀，部队的伤病员剧增，减员得不到补充，战斗力下降。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李先念指挥三十军先后在凉州和永昌之间同敌军恶战，歼敌４０００余人。后又在倪家营子与数倍于己的敌军血战４０天，予敌以重大杀伤。在西路军失败后，他受命于危难之中，率余部翻越祁连山，在冰峰雪岭行进２０多天，尔后又穿过荒无人烟的戈壁滩，最后到达迪化（今乌鲁木齐），为党和红军保存了一批骨干力量。李先念同志率领西路军将士血战河西走廊所建立的功勋将永远镌刻于历史丰碑。

日寇铁蹄践踏中华大地，千百万人民群众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为拯救民族危亡，１９３８年１１月，李先念同志任中共豫鄂边区省委军事委员会副主任、军事部长。次年，率１６０余人的独立游击大队深入敌后，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扩大人民武装力量，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在一年多时间里，进行了大小战斗１３６次，平均每三日即与敌搏斗一次。共毙、伤、俘日军１７００余名，伪军３５００余名。伪军反正和投降者２０００余名。夺获大小炮等武器弹药无数。到抗战胜利止，李先念同志在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依靠边区各级党的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创造了拥有５万余人的正规军和３０余万人的民兵武装力量，共歼灭日伪军４．５万人，解放了９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建立了７个专区和３８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在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李先念同志历任中原局和中原军区要职，坚定不移地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战略策略和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极为艰险复杂的战争进程中，指挥军民取得了桐柏战役的巨大胜利，成功地进行了中原突围，参加了重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斗争和著名的淮海战役，充分显示了无产阶级军事家的大智大勇，统帅大兵团同强大敌人作战的战略战术以及高超的指挥艺术。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李先念同志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１９６７年初，从上到下的夺权、揪斗老干部活动愈演愈烈，全国一片混乱。为了扭转局面，稳定秩序，２月前后，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或军委副主席的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挺身而出，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和中央军委会议上，对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谢富治一伙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搞乱全国的胡作非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李先念在指责江青等人迫害老干部的行动时说：“现在这样搞，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还要不要？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谁？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当他被林彪一伙诬为“二月逆流”干将受到批判后，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仍然忍辱负重，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尽最大的努力处理国务院的日常经济工作。１９７６年９月毛泽东主席逝世后，在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李先念同志坚决支持叶剑英等同志关于粉碎“四人帮”的英明决策，在历史性关头发挥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重大作用，显示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立场。

（三）

李先念同志具有无产阶级领袖人物的高尚品德。他的言行和作风，都体现着我们共产党的优秀品格。有些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了数十年，可岁月的车轮难以磨去留在我们脑际的记忆。

李先念同志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尊重上级，爱护同志，勤俭简朴，艰苦奋斗，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艰苦征战的岁月里，为便于及时了解情况，商讨战斗计划，他常常和师、团干部吃住在一起，到了新的地方，只要客观条件允许，总要东走走，西看看，亲自检查部队宿营的情况，看望慰问伤病员。他与广大战士一样，常年打着绑腿，蹬着一双麻耳子草鞋，身着一套整洁的土布军衣。如果不熟悉他，从外表上很难看出他是一位叱咤风云的将军。他为了把一套好些的衣服留着开会或接见客人时穿，每逢劳动，就把外衣脱下来。有一次，边区一个参议员的儿子看见他光着膀子挑大粪，连连表示惊异和钦佩。先念同志毫不介意地说：“这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现在正处在困难时期，我们自力更生搞生产，除了解决吃菜等问题外，多余的还可以卖一部分，解决办公费用，这样就可以减轻一点老乡的负担。”

李先念同志时刻关心人民疾苦，帮助群众解决生活困难。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姚家山人民的生活愈来愈困难，到了青黄不接时，日子就更艰难了。同人民休戚与共的李先念同志，虽然他自己的生活也很清苦，但从伙房打回饭菜时，常常要让给房东一家人吃，自己去端起房东家的蕨根苕叶羹咕噜咕噜喝几碗。１９４１年秋，姚家山地区遭受大旱灾，家家户户颗粒无收，粮绝炊断，乡亲们都跑到山上挖葛根充饥。李先念同志得知这一情况后，痛心地说：“老乡们天天喝这黑水怎么行呢？”他从边区拨出一批粮食，给乡亲们每人分了十几斤，使大家度过了难关。１９４９年春，李先念同志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主持党、政、军全面工作，非常繁忙。然而他为了让二野的陈锡联、杜义德放心地向西南大进军，主动把他们在老家的老人接到家里，和自己的姐姐一起生活。有的干部家属生病住院了，他亲自到医院探望。李先念同志的这些事情虽然平凡，却使我们久久不能忘怀。

１９５４年后，先念同志一直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但他始终保持着战争年代养成的高尚品德与优良作风，坚持原则，维护团结，艰苦奋斗，勤俭简朴。他特别重视我们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坚决反对闹派别、搞分裂的行为。他说，共产党是谁也打不倒的，能打倒共产党的只有共产党自己。团结是共产党的生命，只要共产党自己团结坚强，是任何困难也不用害怕的。现在先念同志逝世了，但他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将永远昭示后人。

《人民日报》1992.08.16

巨星陨落　五洲同悲

-----沉痛悼念李先念主席

秦基伟;陈锡联;徐深吉;王政柱

６月２３日，是李先念同志８３岁寿辰，我们这些同他相识多年的老战士，都盼望能为他祝寿。不料，６月２１日，传来了先念同志与世长辞的噩耗，我们无不感到震惊，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悲痛之情难以抑制。

我们和先念同志来自同一故乡。青年时期，我们跟他一起闹革命。是他，引导我们走上革命的路。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我们对先念同志有着深切的了解。在我们的心目中，他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位智勇兼备的军事家，一位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一位意志坚强的革命家。

先念同志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很小失去父母。种过地、放过牛，１２岁就在家乡和汉口学木工，他和生活在最底层的劳苦大众息息相通。在武汉他受到了党的教育。北伐战争胜利后，他回到家乡，从事农民运动，打土豪、分田地，枪毙反动地主，在家乡搞得很红火。１９２７年，李先念同志率领本乡农民自卫队参加了著名的“黄麻”起义，点燃了大别山的革命烽火。１９２８年参加工农红军。以后又回到地方先后任中共高桥区委书记、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共陂安南县委书记和县苏维埃政府主席。１９３１年１０月率领３００余名青年加入红军。从此后，他在徐向前同志的领导下，为创建鄂豫皖和川陕革命根据地，为创建和发展红四方面军，作出了重要贡献。先念同志能文能武，智勇兼备，深得徐向前同志的器重和赏识，关键时刻，常常委以重任，难下决心时，也常常同他商量。由于先念同志的英勇善战，很短的时间内，他就由团政委升任师政委、军政委。他所领导的红三十军成为红四方面军中守如泰山、攻如猛虎，英勇善战的主力部队。

１９３２年１０月，由于张国焘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和采取错误方针，以及敌众我寡等原因，红四方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反动派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四次“围剿”，形势十分严峻。李先念同志率部在冯寿二、七里坪、胡山寨等地与敌激战，重创敌军，为红四方面军主力撤出根据地，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作出了重大贡献。西征转战途中，方面军总部在枣阳新集被围，情急势迫，十一师政委李先念率部驰援，将敌击退，使总部转危为安。

在川陕根据地反三路围攻中，红十一师为反攻先头部队。李先念同志率三十三团从空山坝以北的深山老林中开路，劈荆斩棘，冒雨疾进，插敌侧后，断敌退路，突然向敌发起猛攻，打得敌人茫然不知所措，阵脚大乱，为部队的全面反攻立了头功，战后受到方面军总部的表彰。１９３３年１０月，在宣（汉）达（县）战役中，先念同志率一个营，化装混入溃退的敌军中，突入达县城，抢占制高点。老牌军阀刘存厚作梦也没有想到红军会从天而降，仓皇逃跑。他经营多年的兵工厂、被服厂、造币厂全部落入我军手中。此役显示了先念同志高超的指挥艺术。

１９３５年５月，先念同志肩负起迎接中央红军的重任。他率三十军的八十八师和九军的二十五师、二十七师各一部，西进小金川地区，扫清敌人，筹集物资，为中央红军北上准备了一个立脚点。行前，徐向前与李先念深夜交谈，详细分析了敌情，向中央提出了实行川陕甘计划的建议。徐向前随后又派人给李先念送去两幅地图转交中央。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中央听取了李先念的汇报，提出了“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府，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兵力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的总方针。这个总方针与“川陕甘计划”有相近之处，李先念同志为中央确立北上方针作出了贡献。

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胡宗南部一个师在包座挡住红军北上的去路。李先念同志请缨破敌。他指挥三十军部队采取围点打援、分割围歼、速战速决的战术，将敌一个师另一个团全歼，打开了红军北上的通道，为实现中共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作出了积极的贡献。１９３６年１１月，中央军委命令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李先念率三十军强渡成功，为后续部队过河开路护航。

李先念和徐向前同志不仅在军事上相辅相成，配合默契，在政治上也肝胆相照，视为知己。红四方面军在草地南下后，徐向前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作法极为不满。在一个小土堆上，和李先念同志促膝交谈，表示了共同维护中央和红军团结的决心。

李先念同志作为徐向前同志的重要助手，率领红三十军迭摧强敌，屡建奇功，受到了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拥护和爱戴！

抗日战争时期，李先念同志率部在中原地区坚持斗争，牵制了国民党３０万军队，有力地配合了华东、华北部队作战和进军东北。１９４６年７月，敌大军包围中原解放区。李先念同志面对强敌，沉着果断，巧布阵势，迷惑敌人；部队与敌白刃格斗，顽强拚搏，胜利地实现了中原突围。中原突围的胜利，震动了全国，揭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充分显示了李先念同志和中原军区部队高度的全局观念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显示了先念同志指挥部队同强大敌人作战的战略战术和指挥艺术。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高度赞扬。李先念同志是一位大智大勇的军事统帅，他的军事思想和军事实践，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先念同志先后任国务院第一、二、三、四、五届副总理，协助周恩来、陈云同志领导国家的经济建设，在长达３０年的工作中，他呕心沥血，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建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李先念同志是中共第八、九、十、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又任国家主席、全国政协主席的要职，是中国政坛上一颗璀璨的巨星，闻名中外的国务活动家。他善于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观察问题，洞察时局，因而他站得高、看得远。在党和国家紧要关头，处变不惊、力挽狂澜，显示了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卓识、惊人胆略和宏伟气魄。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年代，他协助周恩来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在怀仁堂中央碰头会上，大义凛然，同林彪、“四人帮”一伙野心家、阴谋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义正辞严地质问“四人帮”一伙：“现在是全国范围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掉了。”在国家危亡之际，先念同志表现了对党、对人民的耿耿丹心和凛然正气。１９７６年，毛泽东同志去世后，“四人帮”加快了夺权的步伐。我们这些老同志忧心忡忡。有一次，我们在国务院开会碰到先念同志，表示了我们的担心，他胸有成竹地说：“总要想个办法嘛！”那段时间里，他不顾年迈体弱，和叶剑英等同志周密磋商，精心筹划，顺应人民意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挽救了革命。在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先念同志作为主要决策者之一，其历史功绩，永不磨灭。

粉碎“四人帮”之后，先念同志协助邓小平同志肩负起整军治国的重担。作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参与制定了拨乱反正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制定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退居二线之后，先念同志坚定不移地支持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他和邓小平、陈云同志一起成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坚强后盾和中流砥柱。

在党的几十年的政治生活中，李先念同志屡经风浪，功勋卓著。党中央称誉他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是当之无愧的。

在李先念同志的身上，体现了一个革命家特有的优秀品质和高尚情操。我们这些老同志深受他的教诲。他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无限忠诚。无论环境多么恶劣，条件多么艰苦，他都矢志不移，义无返顾。１９３７年，西路军失败后，他率领西路军余部千余人，翻越了终年积雪的祁连山，跨过了浩瀚的戈壁，忍饥熬寒，踏冰卧雪，忍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艰难困苦，终于把部队带到了新疆，为我们党保留了重要骨干。徐向前同志生前曾不止一次对我们说：“先念同志把几百人带到新疆，真是了不起呀！”先念同志具有纯洁的党性和高度的原则性。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光明磊落，仗义直言，从不考虑个人安危。在川陕革命根据地，他领导的三十军，顶住了张国焘大搞“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保护了一大批领导干部。在长征路上，他和徐向前同志一起，坚决支持朱德、刘伯承等同志，同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恶活动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为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作出了重大贡献。１９８２年，他受邓小平、陈云同志的委托，查阅了西路军问题的大量资料，写出了《关于西路军几个历史问题的说明》，为党中央对西路军问题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提供了重要依据。先念同志谦虚谨慎，虚怀若谷，颇有宽以待人的长者风度。他常对我们说：“我一生有两个老师，一个是徐帅，教会我打仗，一个是陈云同志，教我管经济。”我们听了，很受教育。先念同志之所以成为成熟的、老练的革命家、政治家，是与他勤奋好学分不开的。先念同志爱兵爱将，对同志、对部属关怀备至。１９３８年，李先念同志率部重返大别山。他派出侦察员，四处寻找老战友的亲属，也找到了陈锡联逃荒要饭的母亲，并给了她救济款。从此，这位老人结束了逃荒要饭的生活。他就是这样，关心着他的同志、部属、朋友，和同志之间建立了亲密无间的关系，在群众中树立了崇高的威信。

巨星陨落，五洲同悲。李先念同志的逝世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国际政坛上也失去了一位为世界和平而战的伟大战士。全国人民和全世界的朋友都沉痛悼念他，我们为失去这样的一位好领导而有裂腑之痛。千言万语无法表达我们对先念同志的无限哀思，惟有化悲痛为力量，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为完成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事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安息吧，敬爱的先念同志。

《人民日报》1992.07.12

悼念李先念同志

陈云

先念同志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巨大损失。

我和先念同志相识，是在１９３７年４月。那时他率领西路军余部４００多人，浴血奋战，历尽艰辛，到达甘肃、新疆交界的星星峡，我以中央代表名义从苏联回到迪化（今乌鲁木齐），然后去星星峡接应他们。这在当时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为党和红军保存了一部分力量，尤其是保存了一批干部。

先念同志从红军时代起就是一位久经沙场、英勇善战的将军，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１９５４年先念同志从湖北调到中央，参与领导全国财经工作。他是将军管理经济，但他能很快精通当时的经济工作，这是十分难得的。

这里要特别提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先念同志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协助周总理主持全国财经工作，使一大批在建和新建项目得以建成或加快了建设进度，其中包括攀枝花钢铁厂、武钢一米七轧机、１３套大化肥、４套大化纤、焦枝铁路、襄渝铁路和胜利油田等，继续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打基础。

在粉碎“四人帮”这场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先念同志同叶帅一样起了重要作用。由于叶帅和先念同志在老干部中间很有威望，小平同志暗示他们找老干部谈话。我到叶帅那里，见到邓大姐谈完话出来。叶帅首先给我看了毛主席的一次谈话记录，其中有讲到党内有帮派的字样，然后问我怎么办？我说这场斗争不可避免。在叶帅和先念同志推动下，当时的中央下了决心，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先念同志和我虽然都没有到过特区，但我们一直很注意特区建设，认为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这几年，深圳特区经济已经初步从进口型转变成出口型，高层建筑拔地而起，发展确实很快。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规模比过去要大得多、复杂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经不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

先念同志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了一生。他的革命精神是永存的。我们要怀念他，学习他。

《人民日报》1992.07.23

故乡人民深切悼念李先念主席

中共红安县委员会;红安县人大常务委员会;红安县人民政府;政协红安县委员会

６月２１日，敬爱的李先念主席与世长辞。噩耗传来，６０万故乡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缅怀李主席的丰功伟绩，特别是缅怀他老人家解放后关心故乡群众生活、指导家乡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历往事，更使我们哀思无限。

李先念同志１９０９年６月２３日诞生在我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少年时上过私塾，当过学徒。参加革命后，他南征北战，戎马倥偬，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浴血奋斗。解放后，他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日理万机，殚精竭虑，仍时刻眷恋着故乡的山水、故乡的人民。他五度回乡，进工厂，下农村，走访烈军属，与干部群众座谈，谆谆教导我们发扬光荣传统，自力更生建设新红安。红安的山山水水，都嵌印着他老人家的足迹；红安的每一点成绩和进步，都凝聚着他老人家的心血。

李先念同志在湖北工作期间，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与湖北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进行革命斗争和领导经济工作，在组织领导和实现了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等重大任务后，就提出要不失时机地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生产建设上来。１９５３年秋，土地改革刚刚结束，李先念同志首次回乡。他在县城召集土改工作组组长以上干部６００余人，挤在一座庙宇里开会。他说：全党要迎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高潮。现在，土地改革搞完了，地主阶级打倒了，贫农分到了土地，这件事我们搞得不错，老百姓感谢共产党。现在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搞好经济建设。我们在政治改革的椅子上已经坐了几年了，今天必须朝经济建设的椅子上转。首先要发展农业，多打粮食，以后还要办工厂，发展工业。他步行到当时正在兴建的马鞍山水库工地慰问民工。他说：这是全县第一座水库，是造福子孙的大好事。我们这个地方种田最怕老天爷不下雨。多修水库，办好水利，就不怕天旱，农业就有了保障。在李先念同志的教导下，从５０年代到７０年代，历届县委都十分重视兴修水利，重视发展农业，巩固农业这个基础。到现在，全县已修建各类水库１００余座，８０％的农田旱涝保收，常年粮食产量是５０年代的３倍。

李先念同志具有坚定的无产阶级党性，一贯顾全大局，坚持原则，模范地遵守党的纪律。他光明磊落，谦虚谨慎，廉洁奉公，严以律己，对待故乡或是亲属从不搞特殊化，不开“小灶”。五六十年代，有的亲属、乡亲想通过他介绍到城里去安排工作，他总是笑着说：我没有那个权哟，共产党的干部是干出来的，不是我口袋里掏出来的。他的亲姐姐、外甥、侄儿一直都在农村搞生产。１９６１年秋，李先念同志二度回乡。县委汇报工作时谈到群众生活有困难，粮食征购任务完成得不算好。他说：红安有困难，红安人要吃饭，这不错；但全国也有困难，其它县的人也要吃饭，城市居民、解放军战士也要吃饭。你们说，这个征购任务能不能免，这个口子能不能开？县委深受教育，发动全县人民迅速完成了国家征购任务。１９６３年他三度回乡，看望了李家大屋的乡亲们，鼓励乡亲们靠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建设家园。

李先念同志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始终与人民群众保持着血肉联系。故乡人民的衣食住行，样样都牵挂在他心中。“文革”期间，李先念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作了毫不妥协的斗争。他对“四人帮”推行的不顾人民死活的极“左”路线深恶痛绝。家乡的干部或乡亲有时进京去看望他，他总是询问群众的口粮口油够不够吃？山上栽树了没有？地方病防治搞得如何？双季稻收成多少？有一年，他听说群众食油可吃到五六斤时，高兴地说：不错！不错！我小的时候，我娘总是炒干锅菜，有时用块干净布蘸点油，放在锅里擦两圈，就算是改善了。现在老百姓能吃五六斤油，肚子里也有点油水了。１９７９年５月，李先念四度回乡。车子刚进入县境，他见到公路边有一个小女孩在放牛，连忙叫停车。他下车走到小女孩身边，亲切地问：“小老乡，几岁了？”“８岁了！”“上学了没有？”“没有！”“哈哈，你家肯定是重男轻女。要上学念书，听到了吗？”看到山上树还不密，树种以马尾松居多，他问：有杉树没有？杉树经济价值高，栽杉树能致富。随行的县委负责同志告诉他：二程乡刀背岭有个杉树林场，杉树长得不错。他不顾旅途疲劳，执意要去看杉树。当他登上刀背岭，看到满山遍野碗口粗的杉树时，脸上露出笑容，连声说：绿色银行，这些都是钞票哟！这里的经验要推广，要让全县的老百姓都富裕起来。

８０年代，在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指引下，我县的各项建设事业都获得了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这一切都使敬爱的李主席兴奋不已。１９８８年４月，７９岁高龄的李主席五度回乡。看到家乡的巨大变化，他老人家的精神格外好，不知疲倦地视察、座谈，接见乡亲。他有问不完的事，说不完的话，直到深夜１０点多钟，还找来县委负责人，了解烈军属的生活情况。他步入火连畈茶场的茶园，亲手采摘青茶，嘱咐茶场干部：不光是抓产量，更要抓质量。要请专家教授帮忙，依靠科学技术上档次。他关心故乡青少年一代的成长，视察了七里坪列宁小学，挥手向红领巾致意，同教师握手问好，并为该校题词：“发扬光荣传统，培养四有人才”。他为“红安县图书馆”题写馆名。他参观新建的董必武纪念馆、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纪念馆，并亲手栽下一棵雪松，寄托他对革命烈士的怀念。在县城，李先念接见了县、乡两级干部代表，并就故乡的改革和建设作了重要指示。他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坚持这一条不能动摇。要重视发展农业，保证粮食稳产高产，要依靠政策调动群众积极性，依靠科技提高生产水平。要十分珍惜耕地，中国人多地少，乱占１亩耕地就等于是谋害３条人命。要抓好水利设施的配套。要抓好农村教育事业，教育是立国之本，没有文化是搞不了现代化的。过去，农民肚子里有点油水，就花钱去修庙宇敬菩萨。我们要引导农民花钱去建学校办教育，把娃娃们培养好。要大力发展地方工业，发展乡镇企业，把地方搞富，把群众搞富，共产党打天下，就是叫人民群众过好日子，老是贫穷算什么社会主义。

先念同志特别强调共产党员在改革开放中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强调党风党纪建设。他语重心长地说：战争年代，谁要名利就是耻辱。现在有的党员以权谋私，这就是忘本，就是变质。党风不正，民风也就不正；党风正了，就可以带动整个社会风气好转。共产党人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这样的人是不会吃亏的；不老实，说假话，投机取巧的人终究是要吃亏的。

李主席的谆谆告诫，成为鼓舞全县干部群众的巨大精神力量。近几年来，我县两个文明建设不断取得新的成绩。森林覆盖率达到３４．７％，脱盲率达９６．２％，适龄儿童入学率达９９．６％，工农业生产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党风和社会风气有了好转，被评为全国绿化先进县、全国扫盲先进县、湖北省党风建设先进县。１９８９年全县国民生产总值提前翻了一番，９４％的农民越过了温饱线。１９９１年全县财政收入提前过亿元，成为大别山区第一个财政过亿元的县份。

今年５月２７日，县委派代表去医院看望了李先念主席。他虽然疾病缠身，仍深深眷念着故乡，再三嘱咐要让群众富裕起来。他说，过去家乡的人民闹革命都很勇敢。他还念起当年流传很广的一首民谣：“小小红安，真不简单，铜锣一响，四十八万！”他深情地说，那里的人民多好啊！没有他们的支持，革命是不能成功的。老区人民对革命作出的牺牲太多了，如果我们不能让他们富起来，不能让家家户户都富起来，我们就太对不起他们了。

李先念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他的丰功伟绩和高风亮节，将与天地共长久，与日月共光辉。我们决心化悲痛为力量，牢记他老人家的嘱托，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认真学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精神，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加快改革开放步伐，把李主席的故乡建设成为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乐园，告慰李先念同志的在天之灵！

《人民日报》1992.06.29

李先念与中原突围

王震

李先念同志题写书名的《中原突围纪事》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请我为这部书撰写序言。我当年曾在先念同志任司令员、郑位三同志任政治委员的中原军区当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理应对这部书的出版表示贺意。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以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即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豪迈地宣告结束的。震撼世界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消灭了蒋介石的８００万军队，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政府，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从而最后结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并逐步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而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战役，则是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起点，埋葬蒋家王朝的光辉开端。它以迎击国民党军队发起全面进攻的首战壮举，为“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开创了奠基伟业，在我党我军和我国革命战争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正如先念同志在《要正确评价中原突围》的谈话中所说：“中原突围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也是党中央、毛主席的重大战略部署。如果有人认为中原突围就意味着失败，那是因为不了解历史情况。”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蓄谋发动新的内战，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中原解放区则首当其冲。为了加强中原地区的武装斗争力量，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我率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自粤北返，王树声等同志率河南（嵩岳）军区部队，和冀鲁豫军区水东区部队南下，与先念同志率领的新四军第五师部队在桐柏地区胜利会师，并组建了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原军区。中原军区成立前后，我军坚决地进行了反对内战与争取和平的斗争；继而又展开了反对国民党破坏停战协定与争取主力合法转移的斗争。当时的局势愈来愈严峻，国民党反动派先后调集了３０余万军队进攻包围中原军区部队，并实行经济封锁，中原地区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曾受中原军区委派，于１９４６年３月到延安请示行动方针，聆听了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他要我记住告诉先念同志：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对待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原则是，“能消灭的则坚决消灭之，现在不能消灭的则准备条件将来消灭之”，我们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毛主席要求中原军区部队，继续完成牵制国民党军队的战略任务，并要准备作出重大的牺牲，即使是全军覆没，也要保障战略全局的胜利。我于４月９日返回湖北宣化店后，即向先念同志等作了传达。毛主席的这些重要指示，使我们当时在错综复杂的斗争中，保持了清醒头脑，坚定不移地率部继续进行顽强的战略坚持，同时加紧了对付突然袭击与实施武装突围的战略准备。后来突围，都是按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行动的，是有准备有计划的战略牵制和转移。以毛泽东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深刻地指出了中原内战的爆发必将成为全面内战的起点，为迎击国民党军队对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制定了我军南北两线的作战计划，并在拟出和调整南线作战方案与战略方针的前后，对中原军区主力主动作战略转移的方向、时机、终点等也分别作了最后选定，还对主力突围与原地坚持部队的战略牵制任务、分路突围的战略战术等均作了明确指示。正是在毛主席和党中央、中央军委的英明、正确的领导下，我中原军区部队面对蒋介石于１９４６年６月２６日发起的大举“围歼”，当日晚即开始分路举行中原突围战役，一举杀出了国民党３０余万大军的重围，出色地完成了战略转移与战略牵制重任，胜利地拉开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序幕。

毛泽东主席早在１９４６年７月１５日就曾以中央军委名义发电报，指出“整个突围战役是胜利的”，“给反动派以极大的震动与困难”，“关系全局甚大”。１０月１日，他又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三个月总结》中再次指出：“过去三个月内，我中原解放军以无比毅力克服艰难困苦，除一部已转入老解放区外，主力在陕南、鄂西两区，创造了两个游击根据地。此外，在鄂东和鄂中均有部队坚持游击战争。这些都极大地援助了和正在继续援助着老解放区的作战，并将对今后长期战争起更大的作用。”这是对中原突围战役，以及随后迅速创建豫鄂陕、鄂西北两个敌后新根据地，广泛开展中原敌后游击战争，所作出的高度评价和正确的历史总结。中原突围战役的胜利和中原敌后战场的形成与发展，既有力地配合了解放区正面战场，支援了兄弟部队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又在解放战争的初期，创造和积累了实行战略转移、坚持与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新鲜经验，丰富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还为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尤其是战略反攻中原，准备了有利条件。后来，由原新四军第五师主力（即豫鄂陕军区主力）改编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二纵队，挥师重返中原；还有在中原敌后坚持、发展游击战争的各支部队和游击队，都一并与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刘伯承、邓小平同志所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会合，投入了恢复和发展中原解放区的伟大斗争。

毛泽东主席在《三个月总结》中所说的中原解放军“一部已转入老解放区”，即指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一旅东进苏皖解放区，第二纵队三五九旅等胜利返回延安。这亦是中原突围取得全面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我率三五九旅返回延安后，受到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各界的热烈欢迎。不久，三五九旅扩编为一个军，参加了保卫延安、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重大斗争。以后，这支部队打到陇东、关中，消灭了胡宗南不少的军队，直至进军新疆，解放新疆，后来改编为生产建设兵团。突进苏皖解放区的第一纵队第一旅，补充整编为华中野战军第十三旅，后又改编为华东独立师，统一全军部队番号时又改为第一八一师，先后参加了苏中、莱芜、孟良崮、临汾、太原等著名战役。如果没有胜利的中原突围，也就没有这两支部队后来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

先念同志在关于《要正确评价中原突围》的谈话中曾经说过：“我们之所以能够胜利地突出重围和创建新的根据地，这是因为我们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有一支党领导的坚强的部队和支持我们的人民，有兄弟部队的支援和配合，还有各地党组织尤其是陕南、关中党组织的接应和配合。”记得１９４６年１０月３日我在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发表《人民军队是不可战胜的》广播词时曾说过：“这次我军突围胜利，基本的原因是我军全体将士，都认清了蒋介石背信弃义卖国殃民的罪恶，认清了美国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中国内政，而激起了我军高度的爱国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继中原突围之后的各路部队的转战，乃至全国解放战争赢得最后胜利的历史事实，都进一步证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具有高度爱国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的人民军队，永远是不可战胜的。

当年中原军区部队在中原突围前后所取得的胜利，是与李先念司令员所起的重要作用和作出的卓越贡献分不开的。先念同志是一位在长期革命战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他出生于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为生活所迫，离家到汉口学木工。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使他受到很大影响。他毅然于１９２６年１０月回到家乡，参加和领导农民运动，翌年１１月率领本乡农民自卫军参加了著名的黄麻起义。同年１２月，在白色恐怖下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共高桥区委书记、区苏维埃政府主席、（黄）陂（黄）安南县委书记。１９３１年１０月，他率领陂安南县的一批青年加入红军，并任红四军第十一师第三十三团政治委员。他善于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从实践中积累政治工作经验。在粉碎敌人对鄂豫皖根据地的各次“围剿”中，他率部出色地完成了各项战斗任务，显露了军事才华，并于１９３２年接任红四方面军第十一师政治委员。在西征转战中，他率部顽强奋战，多次承担重任，化解危局，为实现红四方面军的战略转移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创建和发展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他率部参加了许多重要战役、战斗，战绩辉煌。１９３３年７月红四方面军扩编时任第三十军政治委员，１９３４年１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长征中，先念同志奉命率部迎接中共中央及红一方面军，实现懋功会师，并指挥包座战斗，打开了红军北上通道。红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后，红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命令西渡黄河，执行新的战略任务，先念同志率部在西渡黄河、血战河西走廊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１９３６年１１月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时被任命为军政委员会委员。西路军受挫后，１９３７年３月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由先念同志统一指挥军事。他以对革命矢志不移、百折不回的顽强奋斗精神，率领西路军余部西越祁连山，穿过戈壁滩，历尽艰辛，于１９３７年４月底到达星星峡。他在西路军建树的功绩和表现出的坚强党性，毛泽东主席曾给予高度评价：李先念是将军不下马的。徐向前元帅也说：“先念同志受命于危难之时，处变不惊，为党保存了一批战斗骨干，这是很了不起的。”他就是这样从一个普通木工，在早期革命战争中成长为英勇善战、屡建奇功的我军高级将领。

在抗日战争时期，正当武汉沦陷、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的紧要关头，先念同志受中共中央和中原局委派，又从延安奔赴中原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１９３９年初，他率领一支由１６０余人组成的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自河南确山县竹沟镇南下，向武汉外围敌后挺进。在极端复杂困难的情况下，他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正确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同其他领导人一起，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在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武汉外围敌后地区，创建了由他任师长兼政治委员的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开创了一个孤悬敌后的独立作战区域，１９４２年７月开始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１９４３年１月他就任鄂豫边区党委书记，仍兼五师师长和政治委员。经过７年奋战，他率领的新四军五师部队发展成为５万雄师，先后歼灭日伪军４．３万余人，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多次反共高潮和反共磨擦，解放了鄂豫皖湘赣５省边区的９万多平方公里土地和１３００多万人口，建立了７个专区和３８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从战略上配合了兄弟部队在华北、华东解放区战场的作战，同时也支援了国民党抗日部队在中原正面战场的作战，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这一时期，先念同志已经成为比较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了。在１９４５年６月举行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先念同志当选为中央委员。

抗日战争结束后，先念同志若率部向东进入华东解放区，或向北到晋冀鲁豫解放区，都是较顺利的事。但他从我党我军对付蒋介石发动新的内战的全局出发，冒着巨大的危险，忠实地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先后率领新四军第五师和中原军区部队，在作为全国６大作战区域之一的中原解放区，顽强进行战略坚持达１０个多月之久，为全党全军实现战略转变赢得了宝贵时间，发挥了重要作用。１９４６年６月，当国民党以３０万大军将中原我军重重围困，妄图“一举包围歼灭”，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时，先念同志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以无产阶级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从容自如，指挥若定，与中原局、中原军区其他领导同志一起，作出了主力以南北两路向西，其他在东西北线行动的分路突围、相互策应的具体部署，并选定敌人“７·１”发动总攻之前，于２６日夜指挥中原我军出敌不意，一举突破国民党军的内层包围圈，展开了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战役。他亲率中原局、中原军区首脑机关所在的北路主力，斩关夺隘，冲破了数倍于我的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长驱２０００里，胜利实现战略转移。与此同时，他还指挥了其他各路部队的突围行动。突围战役后，他又坚决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新决策，积极部署和指挥创立了豫鄂陕、鄂西北两个敌后革命根据地，坚持和发展中原敌后游击战争，并是豫鄂陕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党中央决定中原局设在延安后，他和中原局其他领导同志一起、继续指挥了中原军区仍在外线作战的各路部队和豫鄂陕、鄂西北根据地的斗争。１９４７年８月，先念同志作为新的中原局第二副书记、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司令员，继任重建的中原军区第二副司令员，亲率第十二纵队投入反攻中原。后与率部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刘伯承、邓小平等同志一起，参与指挥了重建大别山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实现了党中央、毛主席关于战略反攻的伟大构想。先念同志在中原突围前后所起的重要作用和作出的卓越贡献，充分地显示了他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的全局在胸、无私无畏的崇高精神，临危不乱、运筹帷幄的雄韬伟略，娴熟高超、运用自如的指挥艺术。

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正处于关键时期，全体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肩负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认真学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对于进一步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全面地准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更好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推进改革开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相信，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一定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挺起胸膛，艰苦奋斗，把邓小平同志倡导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为最终实现宏伟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不懈奋斗！

（本文是王震同志１９９１年１０月为《中原突围纪事》一书所作的序言，发表时略有删节）

《人民日报》1992.07.26

缅怀李先念同志在外交上的光辉业绩

钱其琛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李先念同志，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也是我国外交战线上杰出的领导者。外交部的同志在工作中经常直接听到他的谆谆教导，受益匪浅。

在十年动乱期间最困难的时候，他先后协助周恩来、邓小平同志领导外交工作。到１９８３年６月，他当选国家主席，主持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他密切注视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参与外交政策的调整，及时处理对外重大问题。他先后访问了２０多个国家，会见了许多来访外宾，为开创我国外交新局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１９８８年４月，他当选全国政协主席后，继续指导全国政协积极开展人民外交活动，增强了同各国的友好往来。他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为推进对外开放和加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战斗到最后一息。

先念同志在执行中央的外交路线时，有着很强的原则性。林彪、江青、康生一伙诬蔑我国建国１７年执行的外交路线是“向帝国主义投降、向修正主义投降、向各国反动派投降、扑灭人民革命”的“三降一灭”路线。他们煽动一些不明真象的人，揪斗陈毅外长，攻击周恩来总理。先念同志不顾个人安危，坚定地维护党的外交路线，保护了许多外交干部。

在１９７４年２月开始“批林批孔”之际，有人给江青写信告状，说去年１２月派往美国考察彩电显像管生产线的考察组每人接受了美国公司所赠玻璃制品蜗牛一件，是对我国的侮辱。江青接信借此发难，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妄图夺取中央外交大权。她大发雷霆说“我们决不屈服美帝国主义的压力”，还扬言要向美国驻华联络处提抗议，掀起了一场“蜗牛事件”闹剧。周总理看穿江青阴谋，责成外交部加以研究，再做定夺。外交部经过调查研究提出了不同意见，先念同志立即加以支持。从而平息了江青借“蜗牛事件”妄图篡权的阴谋。

先念同志积极协助邓小平同志实现中美建交，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１９７７年卡特就任美国总统，先后派遣国务卿万斯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访华，表示愿根据《上海公报》精神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先念同志在会见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时说：“中美两国人民总是要友好的。你讲你们国内政治上有些困难，希望你也了解一下我们国内广大人民的情绪，双方有一点意见可以谈嘛。”随后，双方经过接触与谈判，于１９７８年１２月达成中美建交协议，１９７９年１月１日实现关系正常化。

１９８４年，先念同志作为国家主席接待美国总统里根访问中国。在会谈中，先念同志坦率地指出：中美关系中确实还存在一些障碍，这是正常的。说两国之间没有纠纷，没有不同意见，没有那么回事。有不同意见，不外乎两个解决办法：一是公开批评；二是谈判。总的精神是对话嘛！中美关系的发展要有稳定性和连续性，这是我们的愿望。里根表示：“我们可以作为邻邦和友邦进行合作。”翌年，李先念主席接受里根总统邀请访问了美国，正式签署了中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促进了中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先念同志热情支持亚非拉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重视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与合作。他在担任国家主席期间，同许多国家的领导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１９８６年，他去孟加拉、斯里兰卡、埃及、索马里、马达加斯加等５国进行国事访问。对这５个国家政治上大力支持，经济上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作了大量的工作，加深了我国同这些国家的友谊和合作，受到了这些国家领导人的好评和赞赏。穆巴拉克说他对中国怀有“特殊感情”，埃中人民是“患难之交”。孟加拉领导人对我国支持孟加拉维护独立与主权，不带任何条件，既感激，又放心，说中孟是经得起考验的兄弟。他的这次访问结出了“友谊、团结和信任”的果实。

１９８７年１０月，他在宴请西哈努克亲王时，热情祝贺亲王６５岁寿辰。他在听了西哈努克亲王通报柬埔寨情况之后诚恳地说：“我与亲王有几十年的交情了，深知亲王有丰富的政治斗争和各方面的经验。我们尊重亲王的想法和做法。”西哈努克亲王一直非常尊敬李先念主席。这次先念同志逝世，西哈努克亲王正好在北京，一再要求去北京医院向遗体告别，并亲自向林佳楣表示悼念。

先念同志对增进我国同日本、西欧等国家的友好合作做了大量工作。日本、西欧等国都是经济发达的国家。他积极开展同这些国家的交往，亲自接待许多来访的领导人，出访了日本、西欧和加拿大等。１９８７年７月，他在接见日中友好代表团时坦诚地说：我们一直认为中日友好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千秋大业。老一代固然要为进一步发展中日关系继续多做工作，青年朋友更应多做努力。他还指出：日本在资金、技术等方面协助中国，我们感谢。但如果要用经济来要挟，提出附带条件的经济援助，即使是白送，我们也不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有骨气的，愈在艰难困苦之时，战斗力愈强，自力更生的精力也愈旺盛。在座的客人和主人听了都很钦佩。

１９８４年１２月，他热情欢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来北京签署具有历史意义的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他说，世界上有许多麻烦的事情，如果都像中英一样坐下来在桌面上谈，就可以得到解决。

１９８７年１１月，他访问了法国、意大利、卢森堡、比利时等国，并在机场上以他娴熟的外交艺术、亦庄亦谐的外交风格，公开向记者宣布他这次访问的目的是增进相互了解，加强友好合作，以利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当记者问他访问法国有何希望时，他风趣地说：“我和密特朗是老朋友，他一定希望我去，我也想把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带去，这是第一；第二我们是各有所需，各尽所能，共同进步，双边合作。”当记者问及此行是否会见意、法共产党时，他寓庄于谐地说：“我们同这些国家的共产党都有联系，他们要见我，我不见就失礼了。我不见还可以，乔石是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他的目标可能比我大。因此，法、意共产党要见，不见就是大国主义了。”

先念同志坚决拥护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对外开放政策，并积极贯彻执行。有一个时期，他接见外宾和记者的采访最多。他不辞辛苦，反复介绍中国的实际情况和我们的政策。由于先念同志长期从事经济工作，对情况非常熟悉，阐明政策时深入浅出，回答问题时语言简练，切中要害。他曾对加拿大记者说：闭关自守、靠自己发展经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的社会是开放的社会，现在是信息非常灵通的时代，它帮助各国得到发展。同时，他指出对外开放鱼龙混杂，也可能带来一些消极的东西。中国共产党人有能力抵制消极的东西。他还多次向外宾说明，我们对外开放政策已经执行十来年了，人民从中得到实惠，人民是拥护的，我们的目标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不搬任何外国模式，我们对外开放是长期的带根本性的决策，永远不会变的。

我认为对先念同志最深切、最好的缅怀，就是要学习他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的崇高品德和在外交实践方面的才能技巧和智慧。外交部的同志决心全面贯彻执行邓小平同志南巡重要谈话的精神，把我们的工作搞得更好。

《人民日报》1992.08.18

李先念同志和万里长江第一坝

钱正英

“万里长江第一坝”，这是1989年在北京举办长江葛洲坝工程摄影展时，李先念同志亲笔题写的展名。

先念同志是湖北人，曾长期在湖北的土地上战斗和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是湖北省的第一任省长，治理开发长江的第一个大型工程———荆江分洪工程就是在他的领导下完成的。1954年长江发生特大洪水，他是长江中游防汛的总指挥。很自然，他对水利，对长江，有着深厚的感情。任国务院副总理时，他除分管财政工作外，很长时期辅助周总理领导水利工作。对长江葛洲坝工程的兴建，他更是自始至终参与其事。

在李先念文选中，有一篇专讲工程质量的文章《工程质量要精益求精》，就是先念同志在1978年10月20日，给葛洲坝工程局党委并全体职工的信。信中许多话，如：“葛洲坝这样大的工程，在我国水电建设史上还是第一个，必须坚持高标准，严要求，质量第一。这是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历史重任。”“工程质量，务必做到一丝不苟，持之以恒，千万不能反反复复，好一阵坏一阵。因为这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马虎不得，如稍有疏忽，必后患无穷。”“我国水电资源十分丰富，等待我们去建设的水电站有许许多多。有些高难度的水电站摆在我们的面前，‘高峡出平湖’那样的工程，就是其中的一个。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迅速建设一支打不烂、拖不垮、善于打硬仗的队伍”（注：“高峡出平湖”是指长江三峡工程）“建设这样一支队伍，必须要求政治工作强，科学技术高，管理工作严。水电工程部门一定要为建设这样一支队伍而努力奋斗。”现在读起来，仍是多么地亲切，好像他老人家就在我们面前，继续在耳提面命地教导着我们。

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当年不但是中国最大的水电工程，而且是作为长江三峡的实战工程进行建设的。1970年在周总理亲自主持下，并经毛主席批准，决定兴建。当时正处在“文革”的高潮，“左”的干扰十分严重，工程未经批准，贸然开工，在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的情况下，工程质量无法保证。1972年11月，周总理在身患重病的情况下，连续三次听取汇报后，断然决定停工整顿，组织技术委员会，重新修改设计。直至1974年10月，修改设计审定后，经周总理批准，才恢复施工。这一段时期，先念同志和谷牧同志一直辅助周总理，分担对葛洲坝工程的具体指导工作。但由于“四人帮”干扰破坏的大背景没有改变，工程进展仍没有起色。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全国政治形势根本改变，葛洲坝工程才有条件复苏。可是，敬爱的周总理已经离开了我们，领导葛洲坝工程的重担落在了先念同志的肩上。

葛洲坝在1974年复工后，虽然设计方案已经确定，但是，整个国民经济已经濒临崩溃，根本无法保证工程进度所需要的资金和材料。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百废待兴，国家计划捉襟见肘，还是不能满足工程需要。编制1977年计划时，按照通航发电的合理工期要求，需要资金2．80亿元，钢材5．3万吨；而国家计委下达的指标只有资金1．45亿元，钢材1．8万吨。即使按这个指标，资金和材料还不能按时到位。我们也知道国家的困难，但这样下去，这样大规模的工程什么时候才能完成？工地的同志问我，我又问谁？难啊！先念同志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基本建设计划不能“撒胡椒面”，要突出重点，保证重点。并且提出，按照国家急需、条件成熟、又能很快收效等条件，葛洲坝应当列为全国的重点工程。

一个月后，即4月13日，先念同志和几位副总理专门听取我关于葛洲坝近期情况的详细汇报，一再叮咛我要把“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并给我吃了最大的定心丸：要让葛洲坝工程“吃饱喝足”！4月22日，水电部上报了以1980年截流、1981年通航发电为葛洲坝工期目标的投资和三材（钢材、木材、水泥）总额和分年度的计划指标。国家计委和国家建委召集19个部委领导同志开会专题研究，报经国务院批准后正式下达。从此，葛洲坝工程的进度才有了资金和材料的保证。4月29日，我向当时在京开会的葛洲坝工程局局长廉荣禄同志传达了先念同志要让葛洲坝“吃饱喝足”的指示，荣禄同志当晚电话传到工地。这个指示犹如一夜春风，立刻吹遍了工地，温暖了每个职工的心，鼓起了工地的最大的干劲。

1978年1月，先念同志考察了正处于“吃饱喝足”状态的葛洲坝工地。一方面他为工程取得的新进展高兴，说了一些鼓励的话；另一方面，他也提醒工地的领导同志，防止片面追求进度而忽视质量，他语重心长地说：“每走一步都要兢兢业业，科学是不能开玩笑的。”当工地的领导同志提到，1972年为了保证混凝土质量，他们坚决把不合格的混凝土炸掉时，先念同志非常赞同谷牧同志的意见，他说，推倒重来当然是正确的，但更重要的是，要防止发生推倒重来那样的质量事故，他风趣地说：“不能老在那里推，你一年三百六十天，老在那里推怎么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叫你推光了！”

先念同志考察后，我再度赶赴工地，检查贯彻落实李副主席指示是时好时坏，热一阵冷一阵，这方面问题解决了，那方面问题又冒出来了。总之，质量工作改进不大。这些情况，引起先念同志的高度重视，认为不下猛药，不能治顽症，不击猛掌，头脑不会清醒。于是，他在当年7月8日至29日的20多天中，连续给我作了三次重要批示，等于下了三道黄牌警告，都是围绕着葛洲坝工程的质量问题，严厉认真，紧追不舍。他对一位化名为曾光同志的来信批示道：“一定要强调质量第一，因为这是关系到千秋万代的事，千万不能马虎。如果质量发生问题，就是犯罪。”紧接不久又在一份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上作了长篇批示，尤其针对工地领导同志因为工程进度快而骄傲自满，听不得设计和施工技术人员批评工程质量的问题写道：“事情往往不以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总有一天，人家要讲话就是了，不讲则已，一讲可能有的人就下不了台，可能要受到严厉的批评，甚至可能发展到绳之以党纪国法，话可能说重了，到时勿谓言之不预也。”同日，陈云副委员长也对这份动态清样作了重要批示，并致信先念同志：“关于葛洲坝工程质量问题需要注意啊！这样事不能有一点含糊才行。怕你忙而漏阅，特专送上。”先念同志随即批转于我，要我们“立即检查，并写出检查报告”。

我们派出以陈庚仪副部长为首的检查组，经过半个月的紧张调查，弄清了工程质量的具体问题，接着召开领导班子会议，工程局的书记和局长带头，对照先念同志批示中指出的三个问题，即科学态度、谦虚谨慎、民主集中制，分析工程质量中暴露的问题，查找思想认识和工作作风上的根源。紧接着在工地扎扎实实地开展了第一个质量月活动，极大地增强了各级领导和广大职工的质量意识，并且提出了有针对性的配套整改措施。在这之后，当泄水闸的一块混凝土中有几立方米打错了标号，工程局责令拌和厂的党委书记、厂长带领机关工作人员，硬是顶着酷暑，将不合格的混凝土一锹一锹地铲除掉。有一次，在船闸控制楼的浇筑中，混凝土表面出现了工程的常见病“蜂窝”，带班班长是全国劳动模范，被责令带领原班操作人员连夜凿掉。这位劳模口服心服，痛哭流涕，充满了内疚和悔恨。正是在这样的整改后，先念同志给葛洲坝党委和全体职工写了《工程质量要精益求精》这封信。

1981年1月，葛洲坝工程如期完成大江截流，并于同年通航发电。第二年，长江发生大洪水，刚建成的葛洲坝工程不但经受了洪水考验，而且还超设计要求，为长江干流消减了洪峰。10多年来，葛洲坝水利枢纽以中国人自己设计、自己施工的工程和自己设计制造的发电通航设备，安全稳定运行，为国家赢得了荣誉。抚今忆昔，人们永远不会忘记李先念同志为此倾注的心血。我们体会，先念同志的壮志还不止于葛洲坝。在葛洲坝摄影展览的入口处，有一张他与陪同人员陈庚仪同志同时跷起大拇指的照片，特别引人注意。那是1989年，三峡的论证已经完成，他从宜昌乘船溯江而上，再一次察看他梦牵魂萦的三峡坝址后，在葛洲坝二江船闸内等候闸门开启时，和陈庚仪同志纵论长江治理开发的前景，从万里长江第一坝的建成，谈到将要建设的三峡大坝，壮志豪情，溢于言表，摄影师捕捉了这个可贵的历史镜头。1992年3月，他参加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通过建设三峡工程的庄严投票，但是他没有能看到三峡工程的开工。

今年3月，当我和几位同志以专家身份去现场为三峡工程的质量问题作咨询时，先念同志当年对葛洲坝工程质量问题的指示又浮现在我的眼前。可以告慰于先念同志的是，新一代的水利水电建设队伍和水利水电工程的建设，都已超过了我们当年的水平。但是，我们的队伍建设还没有达到现代化的应有水平，和建设三峡这样的世纪工程还有相当的差距。从这个意义上说，重温先念同志当年的指示仍有很大的针对性。对照当前全国许多地方发生的工程质量问题，人们会惊奇地发现，这些指示好像就是现在发出的。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屹立在万里长江上的第一坝，以另一种雄姿，记载新中国的历史，迎接光辉的未来！《人民日报》1999.06.24

荆楚大地的怀念——缅怀李先念同志在湖北的战斗足迹

中共湖北省委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同志在北京逝世的噩耗传到湖北，群峰为之变色，江河为之呜咽，千千万万颗心为之悲恸。

湖北是先念同志生长并长期战斗过的地方。在他辉煌灿烂的革命生涯中，湖北的山山水水，到处都留下了他的战斗足迹；他为湖北的武装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今天，当他把全部生命献给党和人民而骤然离去的时候，他的不朽形象将永远耸立在湖北全省人民的心中。

（一）

李先念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战斗的一生。他运筹帷幄，身经百战，战功卓著。他的革命经历同我们党、军队和人民的奋斗历史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更是同湖北的革命斗争历史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先念同志于１９０９年６月２３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高桥区石家田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在１９２６年的大革命洪流中，他从汉口返回家乡参加农民运动，走上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舞台。

１９２７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当湖北人民从血泊中站起来，沿着党的“八七”会议决议指明的方向，开展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时候，他率领本乡农民自卫军于１９２７年１１月毅然参加了著名的黄（安）麻（城）起义，１２月，在白色恐怖下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率地方游击队在黄安南部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１９３１年１０月，先念同志率领陂安南县３００余名青年加入红军，并任红四军第十一师第三十三团政治委员。１９３２年５月，蒋介石亲自出马，调集了３０万大军，发动了以鄂豫皖根据地为重点的第四次“围剿”。７月，先念同志接任第十一师政治委员，指挥部队在湖北境内与敌进行恶战，重创敌军。１０月，他率部随红四方面军撤离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告别了家乡湖北，踏上了向西作战略转移的征途。

西征转战中，在徐向前同志领导下，先念同志参加指挥了许多重要战役战斗和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由于他英勇善战，有勇有谋，屡建奇功，成为红四方面军中的一员杰出将领。

抗日战争爆发后，正当武汉沦陷、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的紧要关头，先念同志受中共中央和中原局委派，又从延安奔赴中原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先念同志回到离别达６年之久的湖北后，在没有主力部队作骨干和同其它战略区域相隔绝的情况下，以“滚雪球”的方式，先后会合和聚集了由共产党领导的分散在豫南、鄂中、鄂东等地的武装，于１９３９年６月成立了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公开打出新四军的旗帜。１９４０年１月又发展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部队达１万余人。先念同志相继任支队、纵队司令。

豫鄂挺进纵队的建立，标志着中原地区形成了具有重要意义的独立战略单位，同时，也提供了在特殊艰难的敌后缔造党的武装力量、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经验。对此，中共中央高度评价说：挺进纵队的创造，是一个伟大的成绩，并证明在一切敌后地区的党均可建立武装，而且可以存在和发展。

１９４１年１月皖南事变后，豫鄂挺进纵队奉命整编为新四军第五师，先念同志任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经过７年奋战，先念同志率领的五师部队发展成为５万雄师，先后歼灭日伪军４．３万余人，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多次反共高潮和反共磨擦，解放了以湖北为中心的鄂、豫、皖、湘、赣５省边区的９万多平方公里土地和１３００多万人口，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

１９４６年６月，当国民党以３０万大军将中原我军重重围困，妄图“一举包围歼灭”、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时，先念同志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以无产阶级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指挥若定，率领中原军区５万将士，于６月２６日举行了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在湖北的宣化店地区拉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最后终于冲破国民党的围追堵截，进入陕南，胜利实现战略转移。

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前夕，先念同志亲率第十二纵队反攻中原。后与率部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刘伯承、邓小平等同志一起参与指挥了重建大别山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实现了党中央、毛主席关于战略进攻的伟大构想。

从土地革命战争到全国解放战争期间，先念同志坚定不移地、创造性地贯彻党的战略策略和毛泽东军事思想，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在先念同志的戎马生涯中，大部是在湖北度过的，在湖北人民武装革命斗争的丰碑上，将永远铭刻着李先念的光辉名字。

（二）

全国解放后，先念同志把主要精力转到了领导地方的党政军工作上。从１９４９年直到１９５４年的５年中，他先后担任了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兼武汉市委书记、市长，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中南局副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在此期间，他为接管城市、剿匪反霸、土地改革、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治理长江，以及农业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行了创造性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如同在戎马倥偬的革命战争年代一样，先念同志在领导湖北的工作中十分注意从当地的实际出发来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创造性地执行中央的指示。新解放的湖北，百孔千疮，万事待兴，如何确定工作重点，是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当时，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确定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这从全国总体情况来说无疑是正确的。但湖北属新解放区，广大农村尚未实行土地改革，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和土匪恶霸沆瀣一气，肆虐为患，对新生的人民政权构成严重威胁。在他和省委、省政府、省军区的组织与领导下，湖北的剿匪反霸斗争取得了巨大胜利。

先念同志十分重视人民民主政权的建设。在他的重视下，１９５０年开始，湖北省委就逐步建立与健全人民民主机构作出了一系列规定，全省民主建政工作稳步开展，广大农村新解放区先后成立了农代会、农民协会，城市也进行了民主改革，取消了封建把头，选举工人积极分子参加各级政府的工作。他对党的建设也毫不放松，多次在省委召开的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整顿思想，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吸收大批先进分子到党内来，增强党的战斗力。

领导的责任，一是出主意，二是用干部。先念同志以“五湖四海”的胸怀，把从四面八方汇合到湖北来的干部紧密地团结起来，把党外的有识之士和才识卓著的知识分子团结在党的周围，模范地执行了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湖北解放时，干部来自全国各地，其中有随他转战多年的老同事、老部下，也有随我大军南下的新战友。对于这些干部，他不分远近亲疏，一视同仁，唯贤是举，使来自四面八方的干部以饱满的热情，全力投入各项工作。当时，湖北全省区以上的老干部不足４０００人，干部奇缺，先念同志及时把教育提高老干部、培养训练新干部、提拔优秀工农干部作为重要任务来抓，并把它提到战略任务的高度。在他的倡导和领导下，全省创办了不少培养各类干部的学校。１９４９年８月１日，中共湖北省委在武昌创办了湖北革命大学，他亲自兼任校长，先后共培训学员１．５３万余人，除中央调走３０００余人外，其余绝大部分分配在湖北各级党政军机关和人民团体工作，成为全省各地区、各部门的骨干力量。

在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遗留任务和恢复国民经济时期，湖北同全国一样，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如何正确地对待胜利，是党的各级干部面临的一个严峻考验。针对这一情况，先念同志于１９５１年５月在省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上，就干部思想作风建设问题作了两次报告。他尖锐地提出了要“反对不切实际的空洞叫好”，严肃地批评了有些同志盲目乐观、华而不实的错误倾向，并要求把克服这种错误倾向作为干部思想建设中的一个问题来抓紧解决。他还论述了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保持持久的工作热情的重要意义，要求全体党员和干部从这一高度来加强思想建设，克服各种错误思想情绪，以不断艰苦工作、努力学习的实际行动，去完成改造旧世界和建设新中国的艰巨任务。

１９５２年先念同志兼任武汉市委书记和市长期间，武汉市发生了一个复杂案件，市委、市政府因此被改组，有些干部惴惴不安，担心被株连；个别派到武汉市去的同志把问题看得过重，认为还应再查处一批干部。在这种情况下，先念同志对武汉市的工作进行实事求是的深入了解和全面分析，向中央写出报告，稳定了大家的思想情绪，保护并进一步调动了武汉市干部的积极性。后来，先念同志又主持召开了武汉市委扩大会议，深刻阐明了经济建设和巩固政权、政治改革的关系，明确提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号召广大干部要像当年学习军事一样，学会经济建设这门复杂的科学。这次市委扩大会议，把武汉市的经济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先念同志还从发展生产的需要出发，在百废待兴、资金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组织领导了一些紧迫的经济建设项目，特别是针对湖北水旱灾害威胁严重的情况，提出必须大搞水利建设，努力为农业的稳定、发展创造条件。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全省以恢复和整修小型水利为主，并修建了１０余处中小型排灌工程。１９５２年湖北遭受大旱，由省政府拨款，又兴建了麻城大坳水库、孝感金盆浴鲤水库等中型水库。与此同时，为确保江汉平原和武汉市的安全，先念同志组织领导了治理长江的初期工程——荆江分洪工程的建设工作。这是新中国建立后湖北（也是全国）建设的第一座最大的防洪工程，在１９５４年湖北人民战胜近百年来特大洪水的斗争中首次开闸分洪，就充分显示出它对抗御洪水、确保荆江大堤、保障湖北腹心地区的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巨大作用。

先念同志１９５４年夏调到中央工作后仍然对湖北的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建设一直非常关心，并多次回湖北视察工作。他从全国的大局着眼，对充分发挥湖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优势、对充分挖掘和利用湖北丰富的资源，作出了许多精辟的指示；对建设丹江水库、葛洲坝、武钢、二汽和长江大堤复修等大型建设工程，提出过许多很好的建议；对湖北的改革开放、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寄予殷切的希望；甚至在他病重住院期间，还念念不忘湖北省、武汉市的两个文明建设事业。先念同志把他的一生贡献给了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同时也贡献给了湖北的革命和建设事业。

先念同志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巨大损失，我们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高瞻远瞩的情怀、顾全大局的精神、坚韧不拔的意志、无所畏惧的胆略、谦虚谨慎的风格、脚踏实地的作风、廉洁奉公的品质，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努力使湖北的经济尽快上一个新台阶，以实际行动来表达我们对他老人家的深切悼念。

《人民日报》

胸怀如海　意志如钢

——悼念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同志

宋德敏;朱作霖;张洽;卢之超;范康

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李先念同志是七届全国政协主席。他是在这个光荣的岗位上战斗到最后一息，与世长辞的。我们几个在政协机关工作的人员，有幸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受到不可多得的教育。他的逝世，对党和国家的建设事业，对人民政协工作，都是巨大的损失，使我们感到万分悲痛。

人民政协是我国特有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它通过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团结我国各阶层、各民族、各党派的代表人士以及海内外一切爱国人士，为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和祖国统一大业而奋斗。历届全国政协的主要领导人都是深受全国各族人民爱戴的德高望重的无产阶级政治家。毛泽东曾长期担任全国政协主席和名誉主席，周恩来先后担任第二、三、四届政协主席。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第五届政协主席是邓小平同志，第六届政协主席是邓颖超同志。在１９８８年４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李先念同志当选为主席。在前两届工作所奠定的基础上，七届政协无论在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开展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方面，还是在政协自身的组织制度建设和工作开展方面，都取得了新的进展。先念同志以无产阶级政治家宽广如海的胸怀和坚强如钢的意志，领导全国政协，为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维护国家的社会政治稳定，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增强各族各界人士的相互理解和广泛团结，作了巨大的努力，有力地配合党和政府，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不断促进祖国统一大业。

先念同志领导政协工作期间，给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总是从当前国际国内的形势出发，从大局出发，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筹划和部署政协工作，始终使政协工作服从和服务于党和国家的总任务，充分发挥政协的作用。自１９８８年以来的这几年里，正是我国面临和经受了国际国内严峻形势的考验并获得稳定发展的时期。国际风云急剧变幻，国内局势一度动乱。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经过前几年的大发展转入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并为新的高速发展准备条件。在这种特定的情况下，怎样开展政协工作，是他所经常考虑的。所以当他同王任重副主席和其他副主席以及我们研究政协工作时，从来不是就政协谈政协，而是首先同我们谈国际形势，谈国家的经济状况，谈社会动向，谈党中央确定的全国任务，进而把政协工作同这种大形势和总任务联系起来，确定政协应当做什么和怎么做。他最关心和经常抓住不放的，一是我国经济持续协调稳定的发展和改革开放，一是我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各族人民的团结和社会政治稳定。一句话，也就是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全面贯彻执行。每次谈话之后，都使我们有豁然开朗之感，更加自觉地把政协工作同全党全国的中心任务紧紧联系起来。前几年先念同志身体比较好，一般都是亲自主持各种会议，会见各界人士，研究工作，商讨问题，还亲自会见海外客人和台港澳同胞。这两年因年老体弱，许多事委托王任重副主席和其他副主席去做，但重大问题他仍十分关心，经常找他们一起研究，并给予指示。甚至在住院治病期间都是如此。

七届全国政协一年一次的全体会议，都是围绕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发展经济的主题进行的。前几年着重讨论经济生活中的一些需要治理整顿的重大问题，这两年则是着重讨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的贯彻落实和加快改革，扩大开放等问题。对于这些关系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和国家总体国力的重大问题，先念同志提倡委员们畅所欲言，充分发表各种意见、建议和批评，以便集思广益。对于委员们提出的重要意见和建议，他都十分重视，有的及时加以引导，有的及时向党中央和国务院反映。因此，这几年的大会，一次比一次开得热烈，很有成效。至于平时的主席会、常委会和各专门委员会的活动，他要求注意突出重点，集中研究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的某些重要问题，例如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问题，发展农业和农村工作问题，提高经济效益问题，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和深化科技体制改革问题等。有时他还亲自出题目，指导调查研究，如全国政协就财政金融宏观管理问题、农村产业政策问题等所做的专题调查，就是他提议的。有时他亲自写信将专题调查和会议讨论的建议报送党中央和国务院参考。先念同志深知科技工作和知识分子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十分重视科技工作和知识分子问题。他曾委托钱正英副主席主持，组织专门研讨小组，就改进科技工作人员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问题进行系统全面的调查，并亲自写信给党中央和国务院负责同志，把调查情况和建议送给他们参考。先念同志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长期负责管理经济、财政、金融、贸易等方面的工作，对于经济建设是十分重视和十分熟悉的，因而他对政协如何配合经济建设开展工作的指示、建议，都能切中要害，并对全国各级政协的工作都要紧密地为经济服务产生重要的影响。现在全国各级政协关心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积极参政议政，蔚然成风。这是与李先念主席的领导和影响分不开的。

坚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维护国家的社会政治稳定，这是我国经济建设、改革开放等一切事业顺利发展的前提。因此，在涉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道路和国家局势稳定等重大问题上，先念同志十分明确和坚定。他要求人民政协毫不含糊地反对动乱，维护团结和稳定。正是由于他的领导，人民政协在１９８９年政治风波中旗帜鲜明，对维护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他在政协工作中坚决维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维护稳定、整顿经济、深化改革、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联系、端正党风、发展对外关系等一系列决策和措施。他总是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维护团结稳定与改革开放统一起来，认为这是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任务得以顺利发展的重要保证。他在去年４月七届政协第四次会议闭幕的讲话中指出：要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保证顺利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最重要的，一是要抓好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真正做到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二是要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把握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有机统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机统一；三是加强共产党的领导和建设，加强以共产党领导为核心的统一战线。”他还说过，“最广泛地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是我们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人民群众拥护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办好；人民群众不满意的事情，一定要改正。广大群众和干部深恶痛绝的腐败现象，必须坚决清除。”这些讲话得到与会委员的热烈响应，成为政协工作的指导方针。

先念同志领导政协工作，始终以团结、民主为主题，十分重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他非常重视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中的领导和核心作用，要求政协的党组和共产党员严格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时又非常重视发挥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的作用，要求他们在政协的各种活动中与中共密切合作，同舟共济、畅所欲言，以形成生动活泼的民主气氛。在他身体较好的时候，曾多次召开各民主党派人士和各界人士座谈会。后来身体不大好，也还常常把有关人士请到中南海开会。在这些会议上，他总是议论风生，同大家倾心交谈，共商国家大事。在主席会议、常委会议和每年全委会的大会发言上，以及政协的其他各项活动中，他都注意引导各界人士把各种意见都发表出来。他自己的一个特点就是直言不讳，因而他非常欢迎政协委员在政协这个场所直言不讳地发表各种意见。赞成的，拥护的，不赞成的，反对的，乃至是错误的意见，都允许发表。他一方面要求参加人民政协的各界人士履行协商监督职责，积极参政议政，一方面要求人民政协采取各种形式，为委员参政议政创造良好的条件。为了促进人民政协的民主建设，逐步实现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的经常化、制度化，在六届全国政协末期酝酿准备的基础上，七届全国政协相继制定了《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暂行规定》、常委会工作规则以及专门委员会、政协机关的若干规章制度。各级地方政协也加强和完善了自身的组织制度建设。由于先念同志的不懈努力，在七届全国政协期间，始终充满了团结合作和民主协商的气氛。尽管出现过１９８９年春夏之交那样的大波折，人民政协和参加政协的各界人士经住了考验，成为维护团结和稳定的重要力量，同时又保持和发展了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局面。

在先念同志的领导下，七届全国政协促进祖国统一，推动人民外交等方面的工作也取得了新的进展。为打开对台工作新局面，七届全国政协成立了祖国统一联谊委员会，并加强了办事机构。政协接待来自台湾的人士逐年增多，４年多来，共接待了来自台湾的访问团９１个，近２３００人，他们大都是台湾各方面的代表人士。先念同志不仅关怀和指导这方面的工作，有时还亲自会见台港澳客人，认真听取意见，耐心细致地做工作，有理有据地阐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在对外交往中，七届全国政协以来，共派出２１个代表团，对２８个国家进行了友好访问；接待了来自３４个国家的３６个代表团，现在已与３７个国家的有关机构或团体建立了友好关系。先念同志不顾年高体弱，多次会见来访的外国客人。他博大的胸怀和坦诚的气度，赢得外宾的普遍称赞。无论是祖国统一工作还是人民外交工作，都是团结合作精神的扩展，都要有宽阔的胸怀。先念同志高屋建瓴地领导我们开展这些工作，对于祖国统一大业和维护世界和平，起了积极的作用。

先念同志时刻关注的是党和国家的大事，同时他心里始终装着广大干部和群众。他对在政协工作的干部要求很严格，特别在涉及政治原则和党风政纪的问题上，要求大家坚持原则、严守纪律，艰苦奋斗，不准搞邪门歪道。同时他对干部又十分关心和爱护。放手让他们挑担子，在锻炼中成长。

先念同志的不幸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好领导、好老师。他坚定崇高的政治信念、思想品德和广阔宽厚的胸怀、作风，是留给我们的十分珍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继承。我们要以他为榜样，同全国政协机关广大干部、职工一道，努力把政协工作做好，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促进祖国统一做出应有的贡献，以此作为对先念主席的缅怀。

情萦老区心系人民

——缅怀李先念同志

杨汝岱

１９９２年７月４日，一架满载着李先念主席对巴蜀大地一片深情的小型运输飞机飞向大巴山，将李先念同志的骨灰及伴随骨灰的金黄色菊花撒向他战斗过的巴中、通江、南江、黄猫垭一带的青山绿水。

巴山垂泪，蜀水含悲。四川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缅怀先念同志６０年前为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和建立的英雄业绩，回忆起先念同志关心、指导四川建设尤其是大巴山老区建设的历历往事，巴蜀人民永远崇敬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他将永远活在巴蜀人民心中，永远激励我们前进。

新中国成立以后，先念同志在日理万机的繁忙工作中，十分关注大巴山老革命根据地和四川的建设，对他曾经战斗过的巴蜀大地有着深深的感情。１９７３年，“文化大革命”即将结束，先念同志就批示“二线、三线轻工业的生产和建设，要努力加强，持续不断地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增加产品数量。应该设计和规划一下，哪一年才能接近或达到上海的水平，应该有雄心壮志去干这件事”。他要我们在调查研究之后，在成都等地发展少数民族特需商品生产，以解决少数民族特需商品大部分都在沿海城市生产的不合理布局。

１９８４年１１月下旬，先念同志出访南欧三国回国，专门来成都停留了５天。他说：“２０多年没有来四川了，很想来看看啊！”我们陪他去视察了社队企业起步较早的成都市金牛区永丰乡龙爪村，他视察了龙爪的企业，又听了龙爪村党支部书记的汇报，非常高兴。他说，想不到成都的社队企业搞得这么早，这么好，真使人高兴。已经要离开了，他又停步回头，向村支部书记详细了解他所想到的某些问题。附近学校的师生听说“李主席来了”都兴奋异常地赶来，将先念同志团团围住。先念同志非常高兴，十分和蔼地和师生们交谈，时时发出开心的笑声。

视察了郊区农村以后，我们又陪先念同志视察了无缝钢管厂和１３２、４２０两个工厂。先念同志对我们这些企业在改革开放中取得的成绩非常高兴。他说：“四川是三线建设的重点。从６０年代初到７０年代初，国家用了很多投资建工厂、修铁路，使四川成了国防工业和原材料工业的一个重要基地。”他指示我们：“要重视三线，逐步把三线建设调整、改造好。从加强国防力量来看，我们不能忽视三线，从发展四川省的经济来看，也要充分发挥三线的作用。调整改造三线，要根据国家的计划和部署来进行，你们也要研究怎样同发展四川的经济结合起来。”他鼓励我们：“要有改革精神、创新精神。”“有些工厂可以开放，大力引进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或者和外国联合起来搞，也可以和国内有些省市联合起来搞，还可以这个厂和那个厂联合起来搞，加快调整、改造的速度。”他特别告诫我们，要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重视科学技术、尊重人才，爱护人才。他说：“中国革命如果没有知识分子参加就不能成功。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离开知识分子是不可想象的。”他要求我们：“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最重要的是要发挥他们的作用，特别是知识分子多的地方和单位，更要做好统筹安排，发挥他们的才干，不要让他们窝在那里，浪费年华。”“要花大力气搞科学技术，只有把科研搞上去，才能有新的设计，新的材料，新的工艺，新的产品。”

先念同志听了我们的工作汇报以后，鼓励我们说：“四川的形势很好，各方面发展很快，经济体制改革也走在前面，工作有很大成绩，我听了汇报很高兴，看到的实际情况也使人兴奋。”“现在四川全省人均粮食４００公斤，你们认为只是够吃了，还不能轻易说粮食多了，这种看法我赞成。”他告诫我们：“解决温饱问题以后，要富起来，更要下大功夫。”“发展四川经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重视发展轻工业。四川有一亿人口，有多么大的购买力和市场啊！四川轻工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同沿海几个省市相比，有差距，要继续在这方面下功夫，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多提供一些适用的装备。要积极发展乡镇工业，只要有原材料，有市场，就要大力去搞。”

先念同志对老区怀有深厚的感情，十分关怀老区人民的生活，十分关注老区的建设。他对我说：“我们不把老区建设好，就对不起老区人民。”老区的同志去向他汇报情况，他总是认真听取，详细询问，对老区的工农业生产、教育、文化、卫生科技、商品流通、市场物价、计划生育、衣食住行等等，样样他都详细询问，并提出自己的看法。１９８４年１１月下旬在成都的５天时间，工作安排非常紧张，他仍然安排会见了老区地、县的同志。他说：“只要老区人民有饭吃有衣穿，我就高兴了。”当听说由于缺乏库容，农民卖粮难时，先念同志说：“老区那里山大，农民很苦，搞点粮食不容易。粮食多是好事，国家收不了，可以交给农民保管。农民多好啊，要相信农民。”当得知修南江至南郑的公路需老百姓集资时，先念同志说：“山区人民很苦，负担重，不要向他们伸手。该拿的钱国家就拿点。”在先念同志的关怀下，这条路很快修通了，促进了二南的物资交流，促进了山区的经济发展。当听说老区人民还缺钱花，先念同志说：“你们要大力发展多种经营，种树、种草、种药材、栽果树、种蘑菇、养牛、养羊，发挥山区的优势。”他指示我们：发展山区商品经济，要因地制宜。大家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多想生财之道，只要是对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有利的事，都可以干。这样，老区的面貌就能大变。”

先念同志关心老区的经济建设，也关心老区的精神文明建设。他说：“川北大巴山区是老革命根据地，有些地方修一点纪念亭、纪念碑和纪念馆，以教育后代，我不反对。”他看到新华社编发的《原红四方面军根据地——通南巴地区大批红军文物史料亟待抢救》的情况后，十分关注，立即批示我和国家文物局局长张德勤，“望予以关注为盼。”他还十分关心老区的人才培养，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老区要想实现经济大发展，社会全面进步，没有一大批热爱老区、献身老区建设的知识分子不行，“你们要花力气大力培养。”

１９９１年１１月，先念同志在收到达县地委关于大巴山老区情况的书面汇报后，第二天就批示给国务委员陈俊生同志：“大巴山老区人民，当年对川陕根据地的建设和红四方面军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牺牲和贡献。请你与有关部门，对大巴山老区实行对口扶持和综合开发。”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老区人民的深厚感情和深切关注。去年５月的一次谈话中，他说：“如果说我现在有什么心愿的话，那就是老区的建设怎样加快。这些年来，我想了两件事：一是在陕北建设一个大化工基地，充分利用陕北的煤和石油，带动整个大西北的经济腾飞，二是在四川建设一个大的冶金基地，用贵州的煤，炼攀枝花的矿，综合开发，推动整个大西南经济的发展。”直到弥留之际，先念同志仍念念不忘大巴山老区的人民。他说：“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成功，是人民支援的结果。人民养活了我们，我们不应该忘记人民。”“我的后事要节俭，……只有一个请求：把我的骨灰撒到我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大别山、大巴山、祁连山。”

日月经天行，江河日夜流。东风催雨露，春色满神州。先念同志深切关注，亲切关怀的川陕老区及巴蜀大地，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老区的经济建设有了长足的发展，工业奠定了一定基础，乡镇企业迅速兴起，农业开始向商品化转变，所有的贫困县都越过了温饱线，以大巴山“星火计划”为主的科技开发取得成效；交通状况大为改善，改革、开放已迈出步伐，呈现出全面开发，开放，开化的良好势头。

先念同志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坚定的革命信念，坚韧不拔的意志，无所畏惧的胆略，光明磊落的胸怀，实事求是的作风，廉洁奉公的品质，深入学习和全面贯彻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精神，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为使四川经济尽快上一个新台阶而努力奋斗。

《人民日报》

李先念的传奇人生：从乡村木匠到国家主席

李菁

在当时的中共高层领导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湖北，为何李先念被选中回到自己的家乡任一把手？“从1926年参加黄麻起义，一直到1949年解放，李先念在湖北斗争了23年，非常了解情况。”李先念传记小组的工作人员高敬增分析。更重要的是，此前，李先念曾长期领导革命根据地的工作，“一个根据地的一把手，考验的也是吃、穿、用等方方面面的情况，李先念无疑在这些方面已展露了他的领导能力”。

“黑白之战”

李先念1909年出生于湖北黄安 (现在的红安)县一个农民家庭。为谋生，他曾学过木匠。因为经常走街串巷，他广泛接触社会，也成为最早接受革命思潮的一批无产者。

1949年初的李先念面临着一个选择：是继续留在军队，还是到地方去。“当时任中原局书记的邓小平曾征求过他的意见，问他是愿意到三兵团工作，还是等湖北解放后，回湖北做地方工作。”曾任李先念秘书的黄达说，李先念选择了后者。

1949年5月中旬，李先念被正式任命为湖北省委书记、湖北省政府主席、湖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他一上任就遇到‘黑白之战’。”黄达解释说，“黑”是指煤炭，“白”指大米和布匹等，一些资本家趁新政权立足未稳，抬高物价，黄金白银价格也暴涨。黄达说，李先念联系上海等经济实力强的城市，往湖北调集物资，善于用人的李先念也充分发挥一些资本家的作用，比如周小燕的父亲、著名银行家周苍柏等人，在他领导下很快稳住了市场，控制了局面。

当时任中财委主任、主管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陈云，对李先念主管湖北省财政经济工作取得的突出成绩十分欣赏。

“四大名旦”

1954年5月，中共急需调一批年纪轻、能力强、有管理经济和财政工作才干的领导干部到中央担任领导职务。时任湖北省党政军一把手和中南局副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的李先念，成为被相中的人选之一。中央决定：由他出任财政部长和主管财委第二办公室 (即财贸办公室)工作，主要负责领导财政、银行、商业、外贸、物价等部门的工作。

“当年是陈云推荐李先念到中央工作并任财政部长的。”朱玉教授介绍，陈云与李先念渊源颇深：当年李先念带领西路军余部九死一生到达新疆时，受党中央委派及时赶到、迎接他的正是陈云。陈云向毛泽东、周恩来推荐李先念，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他的依据是：一、李先念45岁，这个年纪，在当时的高级干部中比较年轻；二、他头脑清楚，对许多经济数字，都能印在脑子里而不忘记；三、爱学习，爱钻研；四、李先念在过去各方面工作中都有成绩，有开创精神。

在新岗位上，李先念很快就赢得了最高领导的信任。新中国第一任财政部长薄一波在回忆录里坦率地说：“开始，我真有点为他担心，但先念同志却以他的聪明才智，很快交出合格答卷。”

在李先念身边工作11年的黄达回忆，李先念工作非常细致。他发现四川有一个外贸的供销社，在出口猪皮和羊皮之前，先将毛皮里面的猪油和羊油刮下来，这样又可以卖一笔钱，李先念觉得这个方法很好，他于是发文向全国推广这个办法。

李先念后来在国务院主管财贸工作长达22年，成为周总理这位“大总管”的得力助手。毛泽东曾称赞李富春、谭震林、薄一波、李先念为中国经济工作中的“四大名旦”。

不过，程振声回忆，“经济学家”是李先念生前一直拒绝承认的身份。1966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一书记霍查接见来访的李先念时，称李先念是经济学家。李先念说，我就是位实干家。“所以我们在传记里很尊重老人家生前的意愿，没有称他为‘经济学家’。”

政治之变

1976年10月中国政坛上发生了举世震惊的“粉碎四人帮”事件。程振声曾在李先念身边做秘书工作10年之久，他告诉本刊记者：“为了弄清楚李先念在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华国锋同志在世时，我们曾3次去他家访问过。”真实的历史过程也渐渐清晰：由于李先念在当时政治格局里的特殊地位，因而他成为华国锋探知叶剑英的态度、进而争取到叶帅支持的一个重要桥梁。

朱玉说，华国锋其实很早就与李先念熟识。当时华国锋在湖南任省委书记处书记，主管财贸，而他的顶头上司正是在中央主管财贸工作的李先念。林彪事件后，华国锋渐渐进入权力中心，华国锋与李先念 “经常在一起研究事情，所以接触非常多”。

程振声说，1976年9月11日——毛泽东去世两天后，华国锋以去北京医院看病为名，来到西黄城根9号李先念的家。李先念对华国锋的到来颇感意外。两人关上门后，华国锋说：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问一问叶帅的意见，并请叶帅考虑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合适。李先念意外之余，完全支持和赞成华国锋的意见。

值得一提的是，那时负责中央军委工作的是陈锡联，而李先念与陈锡联私交甚好。陈锡联夫人王璇梅曾提及，陈、李都是湖北红安人，两人的老家只相距两里路。李先念母亲的前夫姓陈，丈夫去世后又嫁到李家，说起来，与陈锡联还有点远房亲戚关系。

毛泽东去世后，李先念与陈锡联一起守灵。有一次，李先念去洗手间，陈锡联随后也跟随其后。在洗手间里，陈锡联对李先念说：那几个人可能要动手，要当心。李先念急忙摆手不让他说下去。

与华国锋交谈、明确了他的态度后，隔了两天，李先念对工作人员说，心情不好，要去香山植物园散心。车子快到植物园时，他突然对司机和警卫说，去西山叶帅处，到了门口才叫警卫人员打电话，通知叶帅。

据叶剑英身边的工作人员王守江和马锡金回忆，当叶剑英得知李先念突然造访的消息时，起初还犹豫着是否见面，后来还是答应了。若干年后，李先念将两人当时的秘会场面做了还原——

两人坐定后，叶剑英问李先念：“你是来公事奉命，还是老交情看望？”李先念回答：都有。这时叶剑英打开收音机，以防有人窃听。叶帅耳背，又加上收音机干扰，李先念说的话他听不清楚。两人商议用笔写，然后烧掉。

李先念写：“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叶剑英：“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李先念：“请你考虑时机和方式。”

叶剑英点头表示同意，随后叶帅写了陈锡联的名字，打了一个问号。

李先念写：“完全可靠，请放心。”并简要介绍陈锡联两次同他谈话的情况。两人连写带谈不到30分钟。告别前，他们还特别小心地烧掉了纸条。

有了李先念与叶剑英的支持，华国锋态度进一步明确。

值得一提的是，在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时，当时全国一片“人人皆曰可杀”的气氛，包括某些“相当负责的同志”也主张枪毙江青等人，而李先念则对此持否定意见。为此事，李先念多次与邓小平、陈云商量，探讨处置方案，同时也找一些人谈话，做说服工作，强调不能开杀戒。

三朝元老

纵观李先念的一生，我们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建国后连续5届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李先念，是中共党内为数不多的在数次政治风浪中一直保持高位的领导人之一。经历了第一、二、三代领导人交替与变更的李先念，是中共高层为数不多的“三朝元老”之一。

李先念留给外界的印象是谨慎、小心，不锋芒毕露，不少人将其归因于他成长的家庭——李先念的母亲是一位农村妇女，前两任丈夫去世后嫁到李家，一共生育了8个子女，也成功地主持了一个结构复杂的大家庭，这大概也帮助李先念形成了宽厚待人的品质，以及在复杂环境中处理复杂关系的能力。

李先念是在相对残酷的政治斗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说过一句话：可以说过而极之的话，不可做过而极之的事。出生于1909年的李先念，比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小很多，因此老一代领导人看他，多了些亲昵。在一些早期的生活或工作中，他们之间也留下不少难得的轻松而亲密的场景。

李先念曾提及这样一个有趣的小插曲：有一次在火车上，李先念与周恩来等人一起玩牌打发时间，水平不高的李先念经常被搭档总理批评。下了火车，李先念“委屈”地说：“以后，我再也不跟你打牌，你老剋我！”周总理听罢哈哈大笑。

在建国后历次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李先念虽受冲击但未离开领导岗位，这也和毛泽东或微妙或直接的保护不无关系。1935年6月，红一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毛泽东在一座法式建筑风格的天主教堂内会见了在那里迎接他们的红30军政委李先念。当时李先念只有26岁，红四方面军师以下干部年轻，指战员装备齐全、朝气蓬勃，这给毛泽东和朱德都留下深刻印象。而毛泽东对李先念更是格外青睐，他说：“名不虚传，果真英雄少年！”

当年李先念从新疆回到延安后，因受张国焘错误的牵连，1938年，总政治部副主任找李先念谈话，让他到八路军129师当营长。从军政治委员到营长，实际上连降六级，李先念没任何怨言地答应了。毛泽东后来得知此事后说，“这太不公平了”。在毛泽东干预下，李先念转而到了新四军第四支队当参谋长。朱玉说，当年从新疆回来后，李先念从来没有怨言或表示过不满，相反，经常发牢骚的西路军参谋长李特和五军政委黄超，在后来都被秘密处决。

1987年，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聚会，陈再道曾直接问李先念：“人家外面都说你是不倒翁！”朱玉回忆，李先念当时的回答是：“是不是都倒了就好了？都倒了谁跟 ‘四人帮’斗争呢？只有自己保护好了才能保护别人。”（摘自《三联生活周刊》）

三朝元老李先念在“政治之变”时

李菁

中共高层为数不多的“三朝元老”

纵观李先念的一生，我们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建国后连续5届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李先念，是中共党内为数不多的，在数次政治风浪中一直保持高位的领导人之一。经历了第一、二、三代领导人交替与变更的李先念，是中共高层为数不多的“三朝元老”之一。

“林彪事件”后，华国锋渐渐进入权力中心，他与李先念“经常在一起研究事情，所以接触非常多”，程振声（做李先念秘书10年之久）说。在工作接触中，他们进一步明确彼此的立场和态度，“当时，李先念是愿意看到华国锋做代总理的局面的，因为权力最终还是没有落到‘四人帮’手里。”而华国锋对这位老领导也表示了信任和尊重。1976年9月11日——毛泽东去世两天后，华国锋以去北京医院看病为名，来到西黄城根9号李先念的家。李先念对华国锋的到来颇感意外。两人关上门后，华国锋说：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问一问叶帅的意见，并请叶帅考虑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合适。几个月后，李先念在一次会议上说：“去年10月，粉碎‘四人帮’，这是经华国锋同志提议并征得中央多数同志同意后实施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时，当时全国一片“人人皆曰可杀”的气氛，包括某些“相当负责的同志”也主张枪毙江青等人，而李先念则对此持否定意见。为此事，李先念多次与邓小平、陈云商量，探讨处置方案，同时也找一些人谈话，做说服工作，强调不能开杀戒。后来他曾回忆说：当时，小平、陈云同志为考虑处置这两个反党集团成员问题几夜未睡好觉，我也是几夜未睡好。最后大家一致认为不能开杀戒。

性格形成与母亲有关

李先念留给外界的印象是谨慎、小心，不锋芒毕露，“用今天的语言来形容是‘低调’”。不少人将其归因于他成长的家庭——李先念的母亲是一位农村妇女，前两任丈夫去世后嫁到李家，一共生育了8个子女，也成功地主持了一个结构复杂的大家庭，这大概也帮助李先念形成了宽厚待人的品质，以及在复杂环境中处理复杂关系的能力。

李先念一直对母亲怀有歉疚之情。1932年，红四方面军被迫转移，听到消息后，小脚母亲跑了几十里路，赶来看自己的小儿子。那时李先念年轻气盛，又担心母亲安全，还跟母亲发了火，埋怨她跑到战场上来。母子俩在战场上匆匆告别，李先念安慰母亲，不会走得很远，很快就会再回来……可是战场告别的两年后，李先念的母亲患食道癌去世，死前，她还念念不忘这个杳无音信的儿子。

此外，李先念还非常敬重自己同母异父的二哥陈有元。陈有元是农会的发起人之一，但他在“肃反”中被捕，押往新集受审。部队路过新集时，李先念见一批在押的犯人中有二哥在内，他大吃一惊，又不好过问。二哥也发现了他，大声向他喊：“先念兄弟，我对不起你们，你在部队要好好干……”不久，这些“肃反”对象被无辜杀害，其中就包括李先念的二哥，共千余人。李先念就是在这样相对残酷的政治斗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说过一句话：可以说过而极之的话，不可做过而极之的事。而一旦遭到批评，为了顾全大局，他也是很诚恳地作检讨，不推上、不推下，是各派眼里的“老好人”。

毛泽东微妙或直接的保护

李先念受过冲击但也未离开领导岗位，这与毛泽东或微妙或直接的保护不无关系。

当年李先念从新疆回到延安后，因受张国焘错误的牵连，1938年，总政治部副主任找李先念谈话，让他到八路军129师当营长。从军政治委员到营长，实际上连降6级，李先念没任何怨言地答应了。毛泽东后来得知此事后说，“这太不公平了”。在毛泽东的干预下，李先念转而到了新四军第四支队当参谋长。

大跃进期间，李先念也对全国上下盛行的浮夸风表示不满，在庐山会议期间，李先念与张闻天住得很近。他们经常碰在一起交谈，张闻天为了深入研究经济情况和准备发言，几次找李先念要关于国民经济的一些具体数字，李先念毫无保留地提供出来。但没有想到，后来在批判张闻天时，李先念也受了牵连，说他为张闻天提供向党进攻的“炮弹”。

回京后，李先念做了检查。一天，毛泽东把李先念找去谈话。李先念后来曾在很多场合回忆这次谈话的情况：“一天毛主席把我叫去，见面就说，‘杞国人来了，坐下’。接着就问我知道不知道‘杞人忧天’的故事，要我不要学杞国人。我说，知道这个故事，但我不是

像杞国人那样忧天塌下来，我是忧几亿人开不了饭。毛主席听我这么一说，感到吃惊，便让我详细谈谈粮食供应的严重情况。他不但耐心认真听我讲，还提出了一些问题。”这次谈话，不仅消除了毛泽东对李先念的怒气，也让他了解到真实的状况。

1966年，周恩来准备让李先念作为代表团一员，参加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但李先念所主管的财贸口造反派贴出大字报，提出李先念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求取消他代表团副团长资格。为此，周恩来立即向毛泽东汇报，并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当时毛泽东还说了一句：李先念在战争年代是“不下马的将军”。随后，周恩来有意识地传达了毛泽东的这句话，也借机向外界传递毛泽东是保护李先念的这个信息。

“都倒了谁跟‘四人帮’斗争”

“1956年9月，中共八大的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里有李先念，而没有叶剑英、徐向前和王稼祥，他很吃惊，立即写信，说从资格到能力，他们都比自己强，这样的安排让他睡不着觉。”李先念传记小组的工作人员高敬增还向记者提及这样一个细节：1988年，中央动员李先念从国家主席位置上退下来，就任政协主席一职，李先念也没什么意见。

程振声说，有人说李先念是不倒翁，但实际上，李先念曾在“文革”中两次靠边站，后来也和诸多老帅一起与“文革派”闹翻，上演所谓“二月逆流”事件。“他不是没倒过，只不过是没彻底倒，这一点跟叶剑英有点像。”在其身边工作的人看来，李先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斗争策略。程振声说，1974年，李先念在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谈到与“文革”派的关系，李先念说：“我对他们是只说不做。”毛泽东回答：“你就敷衍他们。”后来毛泽东在批评“四人帮”时，还说过一句话：“人家是敷衍你！”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在乱局中，李先念协助周恩来，竭力将这场运动的影响缩至最小。1975年1月，四届“人大”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复出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并代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2月1日，周恩来召开国务院会议，介绍毛泽东指定的3名副总理人选——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在介绍到李先念时，周总理特地说：“应该特别提到的是，‘九一三’以后，甚至更早一点，国务院主要是先念同志在管。‘文化大革命’以后，他从来没有泄气过，一直工作。大字报反对他、打倒他，他还工作。”在传记组看来，这是对李先念在动乱年代工作的高度评价。

1987年，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聚会，陈再道曾直接问李先念：“人家外面都说你是不倒翁！”李先念当时的回答是：“是不是都倒了就好了？都倒了谁跟‘四人帮’斗争呢？只有自己保护好了才能保护别人。”

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密商“交班”

杨明伟

1986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于1987年10月在北京召开。

岁月不饶人。在主持十二届六中全会的政治局常委中，邓小平、李先念和陈云三位都已进入耄耋之年。党的领导集体必须尽快实现新老交替，这些问题，始终萦绕在三位老人的脑海里……

陈云约邓小平李先念到家里秘密长谈

十二届六中全会开完不久，几位与陈云、邓小平、李先念共同战斗了几十年的老战友相继离开人世，让他们感慨万千。

1986年10月30日上午，邓小平和李先念按约来到陈云家中，三人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秘密谈话。

三位老人单独相会，这是很难得的事，身边工作人员赶紧为他们拍了几张照片。还没等身边的人忙完，陈云便将工作人员支出了办公室。这次谈话，意义非同寻常，谈话内容的重要性，从陈云的警卫员赵天元后来回忆的片断中可以反映出来：

我刚走到值班室，电铃响了，我又赶紧转回，打开办公室门，看到李主席已起身往门口走，见我进来，三位老人都高声说：“烟，拿烟。”我赶忙向邓小平的秘书张宝忠要烟……谈话结束，邓小平和李主席走后，我看见烟灰缸里有六个过滤嘴烟头，邓小平在80分钟内抽完了6支香烟。

在这三位老人中，只有邓小平一人抽烟。医生早要求邓小平尽量不要抽烟。可陈云、李先念都如此急迫地为邓小平找烟，由此可见谈话内容必定涉及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谈话是秘密的，除了他们三人外，外人无法知晓，连身边的工作人员也不知道内情。

1987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发生重大人事变化，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

自10月份公开出席韩先楚、刘伯承、叶剑英等人的追悼会后，陈云一直未公开露面。这就引起了外界的种种猜测，尤其是境外舆论，纷纷预测中共领导层将在十三大时作何种变化。

就在这个时候，一本很有影响力的经济类杂志《国际金融研究》，在1987年第1期刊登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全文发表了1973年6月7日《陈云同志在听取银行工作汇报时的谈话》；另一篇是该杂志特约评论员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取的是陈云当时的原话：《要很好地研究资本主义》。

这两篇文章在2月14日的《人民日报》上全文转载，引起人们的关注。一些人看出了点门道：这个时候发表陈云的这些东西，表明这样一个信息——中国共产党并不会因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改变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政策。

陈云“植树辟谣”邓小平直接答疑

1987年3月中旬，久不出门的陈云从北京悄然来到杭州。他也知道了外界对自己有关“重病在身”的种种猜测。看来，露不露面还真的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

4月4日，杭州迎来了入春以来少有的晴天。上午10时左右，陈云从住地乘车出发，前往位于杭州西郊被列为西湖新十景之一的云栖，准备与干部群众一起植树。

不一会儿，他们来到“云栖竹径”碑亭旁。这里还是有些凉意，但兴致勃勃的陈云却脱下大衣和帽子。警卫员关切地说：“天凉，可以戴上帽子。”

陈云这次来，除了参加植树外，还有一层“辟谣”的意思。所以他说：“戴帽子照相看不清楚。”

几天后，薄一波到杭州看望陈云，两人一见面就谈起了前几天植树的事。薄一波兴奋地说：“我在电视里看你种树使劲还挺大哩牎”

陈云自豪地笑着说：“台湾报纸说我‘半身不遂’，香港报纸说我是‘重病在身，卧床不起’。老汉走路还可以嘛，还可以种树嘛。”

薄一波明白了陈云的用意，称赞说：“植树辟谣，谣言不攻自破呀。”

尽管有关陈云的谣言不攻自破了，但外界还是猜测不断，也有外宾亲自向邓小平打探过这方面的消息。

1987年3月8日，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总统时，作了这样一番解释：“有人说我们改变了方针政策，那是一种误解。我相信我们的政策将会更好、更顺利地得到贯彻……今年下半年，我们要召开党的十三大，大家看了十三大的结果就会清楚。最近发生的中央人事变动不会影响我们前进的步伐。”

4月20日，印共(马)总书记南布迪里巴德来访，他直接问邓小平：“有报道说，您在十三大的时候要退职？”

邓小平回答道：“我讲了几年了，但反对的人太多。不过我还要坚持，恐怕还是半退。我提出，政治局常委恐怕我不参加了，保留一个职务。”

对方又问：“您还将担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吗？”

邓小平回答：“没最后定。我现在还有两个职务：一个是中央军委主席，一个是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保留一个就够了。好处就是让别人做，特别是让年轻人做。另外，保留一个半退的形式，还可以起原有的作用。还有一个好处，可能多活几年。”

陈云的“两年计划”

离十三大召开的日子越来越近。5月17日，陈云由杭州返回北京。回京后，他将主要精力放在两方面：一是参与十三大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制订；一是抓紧找一些中央一线领导谈话。到了1987年七八月间，由于连续找人谈话和思考十三大前后党和国家的一些重大问题，陈云感觉很疲倦。

得知陈云身体欠佳，一些老朋友纷纷问候。8月7日上午，李先念专程来陈云住处看望。谈话中，李先念开玩笑地问陈云：“你估计自己还能活几年？”陈云根据自己前些年为身体制订的“两年计划”回答：“我想两年应该没问题，但要保证不摔跤，不在外面吃东西，回自己家吃。”

9月6日，陈云到邓小平家参加中央决策层会议。散会后，杨尚昆关切地问陈云：“陈云同志，身体还好吧？”陈云轻松地说：“死不了，还可以再活两年，要保证不摔跤。”杨尚昆鼓励说：“还可以活10年。”陈云没有10年的打算，回答：“两年就行了。”

一旁的李先念也为他鼓劲：“要作个‘五年计划’嘛。”陈云还是坚持自己的估计：“不，只作‘两年计划’，我这是滚动式的计划。这样更实际点。”他边说边用双手做了个交替向前滚动的动作。

9月29日，薄一波来陈云办公室商谈工作。临别时，薄一波也叮嘱：“要多保重身体。”陈云笑道：“还是按我的计划来，只作‘两年计划’。50年代我的身体就是‘木炭汽车’，我的身体是脆弱的平衡，能活到现在就不容易。”薄一波佩服地说：“柳宗元有句话，叫‘精壮暴死，久病延年’。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你的身体就属于‘久病延年’呀。”

党内不同意三位老人只好“半退”

10月9日，陈云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薄一波对十三大人事安排情况所作说明。人事安排，是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尤其是最高领导层的安排，邓小平、陈云、李先念三人早就商议过，他们在十三大时彻底退下来，不再担任中央领导职务，为实现中央领导集体的新老交替作出表率。但中央政治局和党内其他人一致反对，大家的意见，只同意他们“半退”，仍然担任一定的职务。

10月19日，由陈云担任第一书记的中纪委在北京召开了十三大前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后，陈云将不再担任中纪委第一书记。为让大家理解自己的想法，陈云在会上作了说明，他还公布了1986年10月与邓小平、李先念那次秘密谈话的核心内容：“去年10月，小平同志、先念同志和我共同商定，十三大时一起退下来。这是党的事业的需要。”

1987年10月25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陈云以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身份走上主席台……

大会的主题报告是《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了这个报告的起草、修改和定稿，陈云和邓小平、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花费了大量心血。后来，当代表中共中央作这个报告的中央负责人犯了政治错误时，有人对这个报告也提出一些不同意见。对此，陈云和邓小平、李先念都主张：这个报告，不是哪一个人的，它代表了中央的集体智慧。

十三大结束后，陈云和邓小平、李先念一起，退出了中央工作的第一线。由于还不能“全退”，陈云参加了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工作。

11月2日，已退出中央委员会的陈云，列席了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全会决定邓小平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陈云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顺利实现了新老交替。

李先念初理新中国财政

高敬增蒋冠庄

1954年6月，李先念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长，9月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10月又兼任国务院第五办公室主任。他协助周恩来、陈云具体领导全国财经工作，解决了共和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初期财政工作的三大任务：制定 “一五”计划期间的财政计划；筹集“一五”计划所需建设资金；积累财政工作的经验，实现1954年国家预算。他迅速适应工作任务的转变，在经济工作中学习经济工作，很快成为财经方面杰出的领导人，为发展我国国民经济、探索社会主义财经工作的规律、奠定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基础，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1953年起，我国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54年6月，李先念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长，9月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10月又兼任国务院第五办公室主任，协助周恩来、陈云具体领导全国财经工作。他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探索社会主义财经工作的规律、奠定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基础，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主持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财政计划

完成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以下简称“一五”计划）的财政计划，是李先念到中央工作后面临的第一项重要任务。“一五”计划的实施是我国改变经济文化落后面貌，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端。从1953年1月起，全国已开始实施五年计划。由于许多建设项目尚未最后确定，“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还没有完成，采取的是“边计划、边执行、边修正”的做法。参见《周恩来传》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086页。财政计划自然也未最终编制出来。

早在1952年8月，由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宋劭文组成的领导小组，编写出《关于编制五年计划轮廓的方针》、《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及附表》。1954年4月，中央成立了编制“一五”计划纲要草案的八人小组，由陈云任组长，成员有高岗、李富春、邓小平、邓子恢、习仲勋、贾拓夫、陈伯达。该小组在陈云主持下，写出《五年计划纲要初稿》，并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邓小平审阅。

李先念参加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主要是财政五年计划的最后编制工作。当时，一位帮助我国建设的苏联财政专家对制定“一五”财政计划和当年财政工作提出了一些意见。1954年5月25日，李先念给财政部副部长金明写信，建议他去同这位专家谈谈，说明哪些意见可以办，哪些意见不可以办。即使可以办，也只能逐步办。向他多介绍中国情况，以便让他更多地了解中国国情。

6月29日至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编制“一五”计划问题。陈云作了“一五”计划编制情况的汇报，李富春、邓子恢、薄一波、习仲勋分别汇报了工业、农业、交通、文教方面的计划编制情况。8月，由陈云和李富春主持，八人小组接连举行会议审议国家计划委员会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初稿）》。9月，李先念主持编写了《关于五年财政计划的轮廓》。

《轮廓》提出，五年财政收入为12685500万元（新币，下同），以1952年为基数，平均每年递增11.5％。“1952年到1957年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对国家预算的缴款：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经济，将由60.11％增加到79.89％；私人经济的缴款的比重将逐步减少。农民将由16％下降到9.53％。私营工商业将由21.19％下降到9.57％。实际上农民向国家预算的缴款，将有不少一部分变为集体的社会主义经济或半社会主义性质经济的缴款。因此我们国家的财政计划是符合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的。”五年财政支出为12685500万元，以1952年为基数每年递增12.7%。其中经济建设费5121500万元，平均每年递增13.2%。经济建设和文教经费占总预算的54％。五年财政收支计划是平衡的。

《轮廓》指明，为了做好财政工作，保证五年建设的需要，应加强财政监督，做好财政各项建设工作。财政监督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国家预算执行的监督，另一方面是对企业财务的监督。要加强财政部门的监察机构，配备一两个能力强的监察司长。加强财政建设，要加强预算的管理，坚持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建立和健全预算制度，坚决实行预算归口的原则。要加强企业财务管理和企业财务组织的建设。要加强税收工作。建立和健全会计制度。要加强文教事业和国家行政机关的财务管理，建立定员定额制度。培养干部，提高财政部门干部的政治思想和业务水平，改进工作作风。

9月15日至2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9月25日，李先念在会上发言，讲了以增产节约解决经济建设所需的资金问题。他说：“我们的国家还是一个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这样落后的基础上，要想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的过程。我们必须以空前的规模和很快的速度，进行经济建设，必须把国家的主要力量集中起来，使用在重要的建设方面，必须使国家的资金，使用得得当，使用得合理，使每一文钱都能够发挥它最大的作用。”(《人民日报》1954年9月28日。)他强调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建设所需的资金，只能靠增产节约解决。他说：“在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资金，不能像帝国主义那样依靠殖民地掠夺，这是资本主义国家曾经走过的道路，我们决不走这样的道路。社会主义积累的唯一可靠办法，就是内部积累，就是一面积极地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扩大社会主义本身的积累；一面厉行节约，紧缩开支，把每一文钱用到最必需的地方，最大限度地发挥资金的作用。节约是社会主义积累的重要源泉，是社会主义经营的主要方法。”(《人民日报》1954年9月28日。)他严肃地批评了在基本建设、国营商业、粮食的调运与保管等方面存在的严重的浪费现象。

1955年3月21至31日，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代表会议，陈云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李先念作了《实现五年财政计划的几点意见》的发言。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该草案经7月30日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作为正式文件公布。

（二）筹集第一个五年计划所需建设资金

根据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概括地说来就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694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对于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地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建立对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8—19页。)要完成这些艰巨任务，必须要有财力，有资金的投入。五年内全国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支出总数为7664000万元。筹集如此巨额的建设资金，是李先念领导财政工作面临的第二项重要任务。

1955年3月24日，李先念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发言说：“财政工作是一项综合性的工作，并且具有很大的政治性。国家财政体现着党的各个方面的政策，关系到国家建设的各个方面，关系着各个阶级及各个民族的切身利益。”他认为，在实现“一五”计划、开展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之际，财政工作应执行“从供给财政转向建设财政的方针”，也就是要从只为供给行政经费和支援革命战争，转到为经济建设筹划资金上来，五年财政计划应适应和保证五年经济计划的完成。李先念强调：“财政的收入，建立在国民经济发展和提高的基础上；财政收入的来源，主要是依靠社会主义经济的内部积累。”(《李先念论财政金融贸易》上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63、68—69、72页。)

“一五”计划的建设资金折合黄金为7亿两。当时，帝国主义者嘲笑我们是野心勃勃，认为我们资金无法解决；国内也有人担心和怀疑，能不能积累起来这么多资金。李先念认为，靠社会主义经济的内部积累，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基本可以解决这一难题。他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们的收入主要是依靠农业税。全国解放后，在恢复经济时期，工商税收曾经是国家的第一位收入。从去年开始，国营企业的收入上缴已经超过了工商税收。”按照五年计划，到1957年，国营企业的纳税和收入上缴，将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80％，农民和工商业者的纳税（包括购买公债在内），各占10％。根据收入来源的发展变化，“财政工作的重点，无疑应该转向社会主义经济的内部积累，应该把主要的力量使用在这个方面”。他着重指出，完成五年财政计划的出路，在于党的有力领导和依靠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全面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他指出了当时经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基本建设前期准备不足，出现停工窝工，结果造价偏高；有的工业生产企业，只重视数量，不重视质量，只注意生产，不注意成本，不加强经营管理，不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一些国营商业搞往返运输、迂回运输，经营管理费用高，资金周转慢，损失大，甚至出现活猪运输途中大批死亡，等等。他认为如果克服这些管理不善的状况，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从而“增加若干亿元的收入，也是完全可能的”。(《李先念论财政金融贸易》上卷，第67—69页。)

李先念还分析了造成中国贫困落后的历史原因，算了一笔账，来回答经济建设所需的资金问题。他指出：帝国主义掠夺了我国人民无数的财富，其中仅“庚子赔款”一项即拿走白银45000万两；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搜刮的民财，他们独占的财产以及他们在国外的存款和产业，总数约有黄金5亿两。旧中国大小地主向农民索取的地租，每年约有粮食700亿斤。这些完全是用中国工人、农民的血汗凝结而成的。“解放以前中国并不是没有建设资金，而是被大量地装进帝国主义者、地主、官僚资产阶级的腰包里去了。中国人民革命胜利以后，过去被帝国主义、地主、官僚资产阶级所掠夺剥削的财富，现在人民自己可以用来改善生活，建设自己的国家了。”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大大解放了生产力”，“能够创造出比旧中国多得多的巨大财富”。(《李先念论财政金融贸易》上卷，第388页。)后来的事实证明，“一五”计划期间筹集的资金，确实达到了8亿两黄金。李先念在回顾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资金积累的奋斗历程时，曾自豪地说：“我国增加积累资金的根本道路，是增产节约，自力更生。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也根本不会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依靠对外的掠夺和对内的剥削来积累资金。”“我们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凭着自己的双手进行辛勤的劳动，积累资金，建设祖国，我国人民有这样的信心和志气。”(《李先念论财政金融贸易》下卷，第157、158页。)

财政工作与银行工作关系十分密切。李先念在1955年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中还总结了上一年财政工作经验教训，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财政收支和信贷收支不仅自身必须平衡，而且必须保持相互间的统一（后来改为综合）平衡。这是在研究了上年财政结余能不能动用后认识到的规律。事情是这样引起的：李先念在主持编制“一五”财政计划一开始，就遇到出现了巨额赤字的困难。1953年上半年，由于对经济建设缺乏经验，出现了贪多冒进的偏向，摊子铺得过大，财政预算上，把上年的财政结余40多万亿元仍按财政收入来使用，这样上半年国家预算执行结果，出现了215000亿元的赤字。参见《周恩来传》第3卷，第1087页。这个问题在6月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才提出研究解决。1953年9月8日，陈云指出，今年财政预算把去年结余列到收入中，是虚假的数字，要列入，支出也应该列上。他认为这是今年财政预算的缺点错误。(参见《陈云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45—446页。)虽然陈云讲了话，但问题并未彻底解决，对能否动用上年财政结余的意见分歧和争论，仍然存在。

当时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特别是地方财政工作人员认为，既然是财政的钱，为什么财政不能动用；另一种意见认为，财政结余是存在银行里的，银行已经把这部分钱贷出去了，财政动用这些钱，银行没有充裕的资金，就会出现问题。李先念专门组织国务院第五办公室和财政部、人民银行对能否动用上年财政结余进行了研究。他还请苏联专家给财贸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了苏联不允许动用财政结余的经验。李先念仔细听取两种意见，深思熟虑后认为后一种意见是有道理的。他认为，这是在实施财政预算和信贷计划时，财政和银行两家都使用了同一笔钱（后来形象地说这是“一女二嫁”）。当时，财政结余作为银行的存款，已经由银行以信贷资金的形式，贷给商业、外贸、工业等部门，充实他们的流动资金，大部分已变成了库存的商品、粮食和物资。如果财政又用这笔钱，就要抽回这一批贷款，这已不可能。否则就要同时设法增加这些部门的流动资金，不然就无法掌握货源，无法保证物资商品的正常供应。如要增加流动资金，或者是增加财政支出，出现赤字；或者是增发货币，弥补信贷资金，这两种情况都会影响市场物价。因此，后来李先念曾反复强调说：“信贷计划和财政预算是国家分配资金的两个不同形式，考虑财政平衡时，同时也要考虑信贷和现金的平衡，两者必须互相衔接，密切结合。因此，使用上年结余，就需要有数目相等的信贷资金或流动资金来弥补，所以实际上还等于增加本年的开支。这是没有实际意义的。也就是说，想拿上年结余解决本年的开支是不可能的。”(《李先念论财政金融贸易》上卷，第67页。)

（三）积累财政工作的经验，实现1954年国家预算

李先念到中央工作的时候，“一五”财政计划已实施到第二年。总结过去一年财政工作的经验教训，完成1954年预算，是他面临的第三项重要任务。

1954年预算，上半年是在财政部长邓小平领导下制定和执行的。1954年1月，邓小平在全国财政厅局长会议的报告中，总结了1953年财政预算执行的经验教训，针对各方面对财政收支管理过紧过死的意见，为完成1954年财政预算，在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下，提出了“财政工作的六条方针”：（一）预算归口管理，“口”是指中央各办（工交、财贸、农林、文教、政法等）；（二）支出包干使用；（三）自留预备费，结余不上缴；（四）控制人员编制；（五）动用总预备费须经中央批准；（六）加强财政监督。(参见《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93—197页。)李先念接任财政部长后，认为“财政工作的六条方针”应继续贯彻执行。他说：“六条方针是正确的。其中特别是在贯彻‘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和‘归口包干’、‘结余不上缴’方面，起了良好的作用。”六条方针“统一了思想，明确了支配预算的职权和责任，发挥了各地区、各部门的积极性”。(《李先念论财政金融贸易》上卷，第48页。)

李先念在1954年8月主持召开的中国人民银行全国分行行长会议和10月主持召开的全国财政厅局长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上年财政结余不能列入当年财政收入。地方必须把财政结余留作财政后备，地方可以动用一部分，但必须严加控制，次年7月以前不能动用上年结余，地方动用结余须报送国家计委及财政部审查批准。他指出：“在1953年全国财经会议中学到的一条经验是：财政预算、信贷计划与现金计划都要平衡。今年财政收支是平衡的，打得比较稳。下半年的信贷计划也是平衡的。”“必须考虑现金平衡问题，如果现金不平衡，就会反转来影响到财政预算不能平衡，影响到物价的稳定。”(《李先念论财政金融贸易》上卷，第37—38、57页。)他提出，对于历年财政结余，应一部分增拨为工商企业流动资金，一部分增拨为银行信贷资金。后来，在李先念主持下，建立了由国家预算增拨信贷资金平衡信贷收支差额的制度，并且提出由国家财政拨给国营企业流动资金30％为自有资金的意见，经报请周恩来同意实施。这对企业资金的正常周转，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李先念在会议上指出，要完成财政预算，必须充分发挥银行的作用。他强调：“银行是反映经济情况的一面镜子，是国家的总会计，是国家领导企业实行经济核算的一个杠杆。”“根据财政预算提出的任务，银行明年首先要扩大信贷资金来源。”“银行要正确地有计划地运用国家资金，清理国营企业之间的商业信用，克服货币资金的自发支配现象。”(《李先念论财政金融贸易》上卷，第39页。)要使银行成为信贷中心、结算中心、现金中心，这样才能发挥银行的监督作用。当前银行的基本任务是：配合粮食和棉花统购统销，搞好货币回笼；加强对私营商业的资金管理；做好农村金融工作，迅速发展信用合作社。

1954年财政预算胜利完成，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李先念在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1954年的财政工作和预算执行情况，在克服了1953年的某些缺点的基础上得到了更大的成绩。”“1954年国家预算的执行状况是良好的。1954年无论国家财政工作和各企业各机关的财务管理工作比往年都有进步。国家预算的编制注意了国家预算平衡和银行信贷计划平衡的结合。国家预算的管理进一步贯彻了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使国家预算建立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并充分发挥各地区、各部门管理财政的积极性。同1953年比较起来，国营企业部门的生产财务和建设单位的基本建设财务也有了进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86页。)

李先念走上中央工作岗位的第一年，加强了财贸战线工作的统一领导，完成了许多紧迫任务。其实，1954年接到调任通知，李先念是感到有很大压力的。他同周恩来通过几次电话后，才开始向中南地区党政领导人交接工作。到北京后，政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和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同他谈话。李先念提出，当财政部长要管理全国财政，还必须懂得全国经济，新岗位新任务，深感责任重大，怕干不了，恐难以胜任。陈云、邓小平听后，都坚持让他担任。他知道不能再推脱，就诚心诚意地请陈云、邓小平作他的老师，帮助他学习财经知识，做好财经工作。他对陈云、邓小平说：要我干，你们两位定要多帮助指导，千万不要撒手不管。(参见《缅怀陈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19—420页。)后来，6月的一天，毛泽东找李先念谈话。李先念又一次提出，当财政部长，自己没有那个能力和水平，希望中央另考虑别人。毛泽东严肃而又风趣地说：“你干不了，不想干，只好把国民党的孔祥熙、宋子文从台湾请回来，让他们干了。”李先念领会到这是又批评又信任的话，表示坚决服从中央决定。事隔32年后，1986年10月4日，李先念在平壤和朝鲜国家元首金日成会谈时，还谈起当时毛泽东要他当财政部长的事，他说：“我和外国朋友讲，我这个人是打仗出身的，搞经济我没有把握，需要有人帮助。解放后毛主席要我当财政部长，我说我不行。毛主席说，你不行，就只有请蒋介石的人了。我说那不行，蒋介石的人还不如我，还是我来干好啦。”李先念同金日成会谈纪要，1986年10月4日。

李先念是全国财经工作决策的参加者，又是财贸工作实践的具体指挥者。他是将军管理经济，以一个政治家和战略家的眼光领导财贸工作。他领导全国财贸工作，不是就财贸论财贸，而是立足财贸，着眼全国经济建设的大局。陈云说：“先念同志从红军时代起就是一位久经沙场、英勇善战的将军，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1954年先念同志从湖北调到中央，参与领导全国财经工作。他是将军管理经济，但他能很快精通当时的经济工作，这是十分难得的。”(陈云：《悼念李先念同志》，《伟大的人民公仆——怀念李先念同志》，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1960年11月19日，毛泽东在接见古巴银行行长切·格瓦拉时说：“你可能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银行行长了。”格瓦拉说，自己没有读过任何一所金融学校或银行学校。毛泽东说：“是啊，你不是经济学家，又没有银行家的头衔，可你却是古巴革命政府的银行行长。全古巴的钱，现在都抓在你的手里，揣在你的口袋里哟！”“我们刚刚革命胜利夺取政权的时候，也是非常缺乏经济方面的管理人才的。中国革命战争进行了22年，越到后来，我们越注意培养各类干部。但是，我们培养的人手，总还是嫌不够用。于是，我们只好抓个大兵来管钱。事实证明，我们这样的做法也没什么不好的。我们的李先念同志就把中国的人民币和其他各种钱财管理得非常好！”(陶竦编译：《完美的人——切·格瓦拉传》，海南出版社2002年版，第276、277页。 )

伟大的人民公仆

——纪念李先念同志诞辰95周年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湖北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今年6月23日，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李先念同志诞辰95周年。我们深切缅怀这位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李先念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战斗的一生，是为祖国和人民的利益不懈追求、鞠躬尽瘁的一生。1993年，在他辞世周年之际，江泽民同志曾题词：“伟大的人民公仆。”这是对李先念同志革命一生的精辟概括，他不愧这一评价。

一

革命战争年代，李先念由一个普通木匠投身革命，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他舍生忘死，一往无前，屡建奇勋。

在白色恐怖下投身革命，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迅速成长为红四方面军最年轻的军政委；长征途中，率部迎接党中央，实现红一、四方面军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懋功会师。

1909年6月23日，李先念出生于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8岁开始干农活，12岁因家境贫寒而辍学，先后在家乡和汉口学木工。1926年10月，大革命的滚滚风雷激荡大别山区，李先念毅然从汉口返乡参加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后，面对鄂豫皖地区的白色恐怖，他没有丝毫动摇，于1927年11月参加了著名的黄（安）麻（城）起义，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自此，开始了“给旧社会做棺材”的职业革命家生涯。

1931年10月，李先念组织300余名青年参加红军，任红四方面军第十一师第三十三团政治委员。他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实践中摸索经验，战术素养迅速提高。在著名的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四大战役中，第三十三团灵活捕捉战机，先机制敌，出色完成战斗任务，被红四方面军总部授予“共产国际团”的光荣称号。1932年7月，李先念任第十一师政治委员，指挥部队在反四次“围剿”的冯寿二、七里坪、胡山寨战斗中重创敌军。在红四方面军西征及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李先念又多次担当重任。他英勇果敢，身先士卒，先后在新集、土桥铺、子午镇、空山坝等战斗及宣（汉）达（县）战役和反六路围攻中，屡建战功。经过血与火的战争磨炼，李先念的军事指挥艺术得到了很大提高。1933年5月，年仅24岁的李先念被擢升为第三十军政治委员，成为红四方面军最年轻的军政委。

1935年5月，李先念奉命率第三十军和第九军各一部，西取懋功，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他怀着崇高的荣誉感和使命感，率部克服艰难险阻，于6月8日突袭懋功，占领达维，12日与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在夹金山下胜利会师。18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抵达懋功，受到李先念及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全体将士的热烈欢迎。当晚，毛泽东等亲切接见了李先念，并听取了他对红四方面军情况和川西北地区地理民情的汇报。李先念以敏锐的战略眼光，陈述了他对两军会师后行动方针的看法，得到毛泽东的连连赞许。他富有见地的意见，为党中央确定北上战略方针提供了战略依据。此后，在红四方面军南下川康边期间，他又坚决支持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斗争，以实际行动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

为执行党中央打通远方的战略计划，血战河西走廊；西路军失败后临危受命，率余部历尽艰险到达新疆，谱写了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壮歌。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会宁。月底，中央军委命令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不久，渡河部队奉党中央和军委决定组成西路军，执行建立河西根据地和打通远方的任务，李先念被任命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在随后的4个多月时间里，李先念和西路军2.2万多名英雄儿女，以大无畏的革命英雄气概，忍饥熬寒，摧坚陷阵，与数十倍优势敌军展开殊死搏杀，歼敌2.5万余人，有力地配合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

西路军失败后，李先念受命危难，于1937年3月任西路军工作委员会委员，负责“统一军事指挥”。他以挽狂澜于既倒的超凡胆略和惊人毅力，率领西路军余部千余人翻越祁连山，深入冰天雪地、杳无人踪的原始森林，继而穿越被称之为“死亡之海”的茫茫戈壁，历经47个昼夜，幸存427人，于4月底到达甘肃、新疆交界的星星峡，在党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的接应下转至迪化（今乌鲁木齐），为党和红军保存了一批骨干力量。李先念和西路军全体英勇将士，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壮歌。对于李先念在西路军斗争中所表现出的坚韧不拔、中流砥柱的革命精神，毛泽东曾给予高度评价，称李先念是“不下马的将军”。

抗日战争时期，驰骋中原敌后，创建新四军第五师，开辟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夺取中原抗战的巨大胜利。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在抗战即将进入相持阶段的关键时刻，李先念于11月受命从延安奔赴中原。翌年1月，他率领一支由160余人组成的武装，执行发动武汉外围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任务。在极端复杂困难的情况下，他高擎抗日大旗，坚决贯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汇合和聚集豫南、鄂中、鄂东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以“滚雪球”的方式，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就创建了拥有1万余人的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开创了中原抗战的崭新局面。对此，中共中央给予了高度评价：“豫鄂挺进纵队的创造，是一个伟大成绩。”

皖南事变后，豫鄂挺进纵队被整编为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任师长兼政治委员，后又任鄂豫边区党委书记、鄂豫皖湘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他以战略家的眼光和独立战略区统帅的气魄，同其他领导人一起，率领五师部队抓住机遇，纵横驰骋，南下（汉）川汉（阳）沔（阳），东进鄂皖边，发展鄂南，进军襄南，恢复襄西，开辟赣北，挺进洞庭湖滨，使部队和根据地均获得了空前发展，形成了对华中重镇武汉的战略包围态势。

整个抗战时期，李先念依靠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创建、巩固、发展了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了拥有5万余人的正规军和30万人的民兵武装力量，先后抗击了15万日军和8万多伪军，共歼灭日伪军4.37万余人，有力地配合了八路军、新四军兄弟部队在敌后战场的抗战，也支援了国民党抗日部队在正面战场的作战，为赢得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正如王震所说的那样，经过抗日战争的磨砺，李先念“已经成为比较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

解放战争之初，顾全大局，坚持中原斗争，出色指挥中原突围战役，打响全国解放战争的第一枪，继而汇入刘邓大军反攻中原的战斗行列。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图谋发动内战，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中原地区成为国共两党争夺的焦点。李先念率领新四军第五师及随后组建的八路军、新四军中原军区部队，坚定不移地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在作为当时全国七大战略区之一的中原解放区进行了10个月的战略坚持，牢牢拖住国民党30万大军，为全国解放区部队作好迎击国民党军队全面进攻赢得了极为宝贵的时间。

1946年6月，蒋介石以围攻中原军区部队为起点，发动大规模全面内战。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危急关头，李先念处变不惊，指挥若定，统帅中原军区部队展开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战役。他正确进行战役决策，精心选择突围方向，巧妙实施战役计划，灵活运用作战形式，率领部队杀出国民党30万大军的重重围堵，打响了全国解放战争胜利的第一枪。随后，他又指挥中原军区部队开辟外线战场，在条件极其恶劣的陕南、鄂西等地创建了豫鄂陕、鄂西北两个敌后根据地，并在大别山、大洪山的敌后地区点燃了敌后游击战争的烽火，继续支援其他解放区部队的内线斗争。

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后，李先念亲率由原新四军五师部队改编而成的第十二纵队，千里跃进大别山，投入反攻中原的战斗行列。他作为重建的中原军区第二副司令员，与刘伯承、邓小平等一起，领导与指挥了重建大别山根据地的工作，迅速恢复和发展了江汉根据地。对此，陈毅曾吟诗称赞：“江汉飞传刘邓捷，中原重见李（先念）郑（位三）回。”

从土地革命战争到全国解放，李先念始终胸怀赤子之心，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事业而赴汤蹈火、出生入死。他从劳苦大众中觉醒，在艰险曲折的革命进程中成长，久经磨砺，成为民族和人民的骄子。他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建立了永不磨灭的历史功绩。

二

和平建设时期，李先念迅速实现由战争到建设的历史性转变，从军队到地方，又从地方到中央，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他胼手胝足，宵衣旰食，鞠躬尽瘁，为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建立了新的历史功勋。

1949年5月，中央任命李先念为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湖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主持湖北省党政军全面工作。面对百孔千疮、万事待兴的湖北，他紧紧依靠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深入调查研究，作出了符合湖北实际的工作部署。他带领全省人民，剿匪反霸，稳定社会秩序；加强各级党组织的建设和政权建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大力生产救灾，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进行土地改革和城乡民主改革；开展“三反”、“五反”运动。短短三年，一个万象更新、充满活力的新湖北便在战争的废墟上矗立起来。

在主政湖北期间，李先念格外注意树立党和人民政府执政为民的崭新形象。他教育广大党员干部要在思想上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他指出：“新中国自成立的第一天起，就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利益，展开了各项建设工作。”在实际工作中，他身体力行，模范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对灾民，他要求各级干部要“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对城市失业工人，他千方百计地进行救济和安置；对城镇普通居民，他要求政府多办实事，多修宿舍、医院甚至厕所等。他的这些为民、亲民、爱民之举，受到人民群众发自肺腑地称赞：“共产党为人民，人民政府真是好！”1952年2月，中央直辖的武汉市因发生一个复杂案件，市委、市政府被改组，中央任命李先念兼任中共武汉市委书记、武汉市市长。面对复杂的局面，李先念深入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对武汉市的工作给予评价，并向中央写出报告阐明自己对武汉市工作的看法，提出意见。经过一系列工作，稳定了干部的思想情绪，保护并进一步调动了武汉市干部的积极性。随后，他又领导武汉市及时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武汉市掀起了干部学经济、争做经济工作的热潮。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李先念在武汉市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工作，开拓了工作局面，为武汉市经济的快速恢复和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1952年4月，在中央的关怀和人民解放军的大力支持下，李先念受命领导30万军民，克服重重困难，仅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就成功兴建了新中国第一座大型的防洪工程———荆江分洪工程，对保障江汉平原的农业生产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发挥了巨大作用。为此，毛泽东题词：“为广大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

1952年9月起，李先念又先后任中南局第三副书记、中南军政（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兼任中南财经委员会主任，在继续主持湖北省全面工作的同时，开始参与中南区的领导工作。他认真贯彻和执行党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悉心探索工业化建设、社会主义改造和财经工作的特点与规律，摸索和总结了不少有价值的新经验，多次被党中央和毛泽东批转全国推广。

1954年夏，李先念奉调到中央工作，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他孜孜不倦，兢兢业业，经过不断地学习和实践，很快由外行变为内行。在领导财政经济工作中，他立足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积极主张增产节约，提高经济效益，实现财政收支平衡，确保重点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他强调指出，保持财政、信贷、物资三者统一平衡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条客观规律，必须遵循。他高度重视发展城乡贸易，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扩大商品流通。他坚持实事求是，力求按经济规律办事，反对虚浮。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他积极建议城市要允许私营零售商继续经营，农村要允许农民出售多余的农副产品。针对经济生活中出现冒进倾向，他和周恩来、陈云力主压缩财政计划指标，反对冒进，因此受到错误批评。1959年，正当全国各地粮食亩产万斤的“卫星”四起之时，他顶着巨大的压力向毛泽东进言，指出“假的多、真的少”，虚报、浮夸风不制止，将来定会饿死人的。三年困难时期，李先念积极参与调整国民经济的领导工作。他负责统一指挥全国粮棉油的突击调运，日夜坚守在指挥一线，采取各种措施加强粮食管理，为安排人民生活、渡过暂时困难而殚精竭虑。“文革”期间，李先念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遭到严重冲击，被诬为“二月逆流”成员。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他忍辱负重，日夜操劳，尽最大努力处理国务院的日常经济工作，协助周恩来总理“苦撑危局”。他心系人民群众，千方百计组织恢复生产，解决人民的日常生活所需，甚至连妇女、儿童用品，诸如针头、发卡、玩具等，也记挂在心。“九·一三”事件后，李先念抓住时机，积极组织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他积极筹划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霍林河煤矿、焦枝铁路的建设和武钢一米七轧机的引进。在坚持自力更生方针的同时，他大力支持成功引进的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等在内的大型生产项目，对加强我国工业基础，加快国家建设，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活需求，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1954年起，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李先念长期协助周恩来、陈云负责国家的经济建设工作。他尊重规律，求真务实，统筹兼顾，注重发展，讲求平衡。他是党和国家卓越的财经工作领导者，曾被毛泽东主席誉为领导经济工作的“四大名旦”之一。

1976年，在江青反革命集团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紧要历史关头，李先念无私无畏，挺身而出，参与了粉碎“四人帮”的伟大斗争，是主要决策人之一，为从危难中挽救党、挽救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上，李先念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常委，成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发展的新主张。他积极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强调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努力克服“左”的倾向。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和之后，他与其他老同志一起，协助邓小平推动全党实现工作方针的历史性伟大转折，制定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参与领导调整国民经济的工作。他坚决主张亲自指导上海宝山钢铁厂项目的建设和技术设备的引进工作，坚持把宝钢建成。他积极推动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项工作，亲自指导率先在蛇口设立经济特区，成功地进行了改革试点，为此后建立深圳等经济特区提供了重要经验。

1983年6月，李先念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88年4月，李先念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在此期间，他经常强调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勇于改革，敢于创新，加快发展。他十分关心三峡水利工程的论证，先后多次去实地考察听取专家的汇报，力促尽快上马，为人民造福。为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树立我国在国际舞台的良好形象，他积极参与调整对外政策，及时处理一些重大外交问题。他广交国际朋友，先后出访20多个国家，向世界阐明我国独立自主、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和平外交政策。他主持成立祖国统一联谊委员会，多次接见港、澳、台地区客人，耐心细致地阐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他以博大的胸怀和坦诚的气度，赢得外宾及港、澳、台地区客人的普遍称赞，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和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从新中国成立到1992年6月辞世，在40多年的革命建设生涯中，李先念始终把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为了祖国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学而不倦、锲而不舍，求真务实、呕心沥血，顾全大局、忍辱负重，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确立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倾注了全部心血。他的光辉业绩和崇高风范，长留青史，永放光辉。

三

李先念66年的光辉奋斗历程充分表明，他不愧为功勋卓著、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愧为“伟大的人民公仆”。今天，在纪念李先念诞辰95周年之际，我们缅怀他的丰功伟绩，尤其是学习他的公仆精神，对于深入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促进“三个文明”建设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均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学习李先念的公仆精神，就是要学习他毕生追求真理，对共产主义具有无比坚定的信念，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在波澜曲折的革命进程中始终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李先念1927年在白色恐怖中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就把全部身心献给了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他在斗争中追求真理，在血火中磨炼意志。不论环境多么险恶，斗争多么复杂，道路多么曲折，他对革命的信念始终没有动摇。他听从党的指挥，服从党的安排，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革命战争年代，他多次临危受命，凭着坚定的革命信念，屡屡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出色完成任务；和平建设时期，他常常身处逆境，靠着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总是渡过难关，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重要贡献。与许许多多革命先辈一样，李先念超凡的智慧、无尽的力量，无不源自于对真理的执著追求，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

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我们既面临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也面临着新的严峻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党员干部和广大青少年的理想信念教育，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显得格外重要。在今天纪念李先念，我们就要学习李先念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定的革命信念，不屈的奋斗精神，和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学习中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牢固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自觉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思想上、行动上保持与党中央的高度一致，克难奋进，开拓创新，完成无数革命先辈未竟的事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学习李先念的公仆精神，就是要学习他立党为公，顾全大局，无私无畏，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李先念革命一生、奋斗一生，除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之外，他一无所求。他立党为公，无私无畏，在涉及党、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重大历史关头，总是挺身而出，顽强斗争。他顾全大局，甘于牺牲，乐于奉献，堪称全党学习的楷模。

新的历史时期，树立全局观念，弘扬奉献精神，具有现实意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一项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工程，是全中国人民共同的伟业。由于历史和现实多方面的原因，我国现阶段地区间的发展尚不够平衡，在利益分配关系上仍存在着多层次结构，国家利益与局部利益、局部利益与局部利益之间，时常会发生矛盾。在今天纪念李先念，我们就要学习李先念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立党为公、顾全大局、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识大体，顾大局，立足大局大势谋发展，在实际工作中处理好改革与发展、速度与效益、眼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微观搞活与宏观调控的关系，并从自我做起，在为国家和民族最高利益奋斗的伟大事业中作出应有的贡献。

（三）学习李先念的公仆精神，就是要学习他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李先念革命和建设生涯中的一个亮点。他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才华，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把党的方针和政策，与自己所处的实际环境和实际情况密切结合，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抗日战争时期，他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策略和抗日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同中原地区的具体实际完美结合，发展了5万雄师，开辟了拥有一千多万人口、具有战略意义的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主政湖北期间，他不是机械地执行中央确定的以城市为重点的工作方针，而是基于对当时湖北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深刻认识，积极支持和贯彻华中局提出、经中央批准同意的“以农村为重点、同时又兼顾城市的方针”，从而使湖北省的各项工作得以顺利展开。到中央工作期间，他同样是注重调查研究，根据不断变化发展的情况，适时调整财政政策。他甚至多次顶着被批判的压力，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建议，并积极采取措施抑制经济生活中的“冒进”行为，保证国民经济尽可能平稳、健康地向前发展。

弘扬求真务实的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在当前尤为重要。胡锦涛总书记在中纪委三次全会上指出：“越是形势好，越是群众加快发展的积极性高，越要坚持求真务实，越要保持清醒头脑，越是要坚持好的工作作风。”在今天纪念李先念，我们就要学习李先念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求真务实的精神，摆正自己同群众的关系，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坚持讲实话、出实招、办实事、务实效，把工作的着力点真正放到研究解决改革发展稳定中的重大问题上，放到研究解决群众生活中的紧迫问题上，放到研究解决党的建设中的突出问题上，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好“三个代表”的要求，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执政水平。

（四）学习李先念的公仆精神，就是要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切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李先念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对劳动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抗战时期，他利用战争间隙，组织群众兴修水利，开展“千塘百坝”运动，提高农业生产。中原战略坚持期间，面对国民党残酷的经济封锁，为减轻人民群众的负担，他命令部队停止向群众征粮，自己带头开荒种地、打鱼摸虾，维持生存。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为了渡过暂时的困难，他食不甘味，夜不安寝，日夜操劳。晚年，他念念不忘老区的经济建设和老区群众的生活改善，经常在谈话中流露出对老区人民的眷念之情。他说：“人民养活了我们，我们不应该忘记人民。”就在他逝世的前几天，还在病榻上与有关同志商讨如何加快老区建设、让乡亲们早日脱贫致富的大计。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也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要求。在今天纪念李先念，我们就要学习李先念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人民无限忠诚的精神，牢记时代重任，增强群众观念，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想问题、办事情、做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把群众的呼声当作第一信号，把群众的需要当作第一选择，把群众的满意与否当作第一标准。

（五）学习李先念的公仆精神，就是要像他那样，襟怀坦荡，光明磊落，谦虚谨慎，廉洁奉公，勤思好学，奋斗不息，永葆人民公仆的本色。

在66年的革命生涯中，李先念始终保持着人民公仆的本色。他襟怀坦荡，光明磊落，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他坚持真理，敢于斗争，在大是大非面前从不含糊；他坚持搞“五湖四海”，不拉山头，不搞宗派，模范遵守党的组织原则，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他爱护干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严于律己，严格要求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他注重学习，勤于思考，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在李先念的身上，充分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公仆本色和高风懿德。

革命传统源远流长，党的事业任重道远。新的时期，我们面临着更加繁重的任务，在今天纪念李先念，我们就要学习李先念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革命事业鞠躬尽瘁的精神，永远保持人民公仆的本色，永远保持对党和人民的忠诚，永远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和优秀品格，永远保持与时俱进、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勇于实践，大胆创新，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上不愧党、下不愧民，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100多年前，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们在创建巴黎公社的时候，就满怀着当好人民公仆的美好憧憬。100多年来，无数仁人志士为此抛头颅、洒热血，顽强奋斗，不懈追求。李先念，就是这批奋斗者中优秀的一员。今天，我们纪念他，学习他，就是要继承他的公仆精神，继续先烈们未竟的事业。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万众一心，奋发图强，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向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前进！

湖北日报2004-06-23

李先念与三峡工程

朱玉程振声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常委，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了建设三峡工程的设想，以期从根本上解决长江中下游的洪灾，变水患为水利。李先念不仅完全赞同，且于1958年春陪同周恩来实地考察了三峡工程坝址和三峡库区。考察结果，形成了经中央政治局批准的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意见》指出：“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工程本世纪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最后决定。”1969年，水电部和武汉军区、湖北省革委会曾提出修建长江三峡的设想。毛泽东从备战方面考虑指出：“在目前备战时期，不宜作此想。”1970年下半年，武汉军区负责人曾思玉又向周恩来提出修建葛洲坝的建议。周恩来召开国务院业务组会议进行了讨论，并派钱正英到葛洲坝察看泥沙淤积问题是否能得到解决。10月30日，武汉军区和湖北省革委会向毛泽东、林彪、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递交了《关于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请示报告》，而后又和水电部一起起草了《关于长江葛洲坝工程几个技术问题的落实情况》报告，并要求派人来京作详细汇报。12月13日，李先念在报告上批示：“总理何时接见，请定。湖北已来三十人，张体学、朱业奎（湖北省军区副政委）等。”12月16日，周恩来主持会议，和业务组有关成员、有关部委负责人一起听取葛洲坝工程设计汇报，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兴建宜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批复》，呈毛泽东审批。他在给毛泽东的附信中特别提到：“我和国务院业务组（先念、登奎、德生均参加）与曾思玉、张体学（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林一山（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等同志和水电部负责人经过多次研究和讨论，认为在‘四五’计划中兴建葛洲坝水利工程是可行的。”信中没有说马上动工兴建。12月26日，毛泽东在他生日这一天指示：“赞成兴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计划。”

工程必须发电、航运兼顾

1971年元旦，10万人举行了葛洲坝第一期工程开工典礼，葛洲坝工地沸腾了。

然而，这样举世瞩目的工程，准备工作很不够，施工盲目性很大，没有经过反复论证的正式完整的设计方案，是在边勘测、边设计的情况下开工的，所以设计方案成了当时的关键问题。而水利专家对设计方案分歧很大，不同意见激烈争论，相持不下。

4月28日，国务院业务组听取葛洲坝枢纽布置方案汇报后，李先念、李德生、华国锋发表意见。李先念根据20多年的治水经验，特别指出航运的重要性。他说：“发电、航运必须兼顾。发电比较固定了，航运要发展。不能按目前长航进川量和地方一百三十万吨作为考虑运量的根据。”他不同意“在保证发电的前提下，争取把航运搞好一些”的说法，并严肃指出：“长江可不能搞断了，（搞断了）千万人要骂娘的。大家考虑一下，客观一点，只能说服不能压服。我参与丹江口工程，我讲，要修丹江（水库），必须修船闸，不通航就不要修。”他接着说：“宁肯少发十万千瓦电，也要保证通航。航运解决不了，不能补救，不能搞飞船。”

他积极提倡在设计方案上要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讲究科学，希望大家“不要有成见，科学嘛，不是成见来解决问题，实事求是，认识不一，辩论一下有好处。”

会后，参加葛洲坝设计方案讨论的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和水电专家集中20多天时间，对设计方案提出意见；同时又派人到工地发动群众，结合模型试验，反复讨论。最后，基本上统一了认识，形成了《关于葛洲坝枢纽布置修改方案的报告》。6月20日，李先念对该报告作了三点批示：“一、同意德生同志对救船、救木、救鱼的意见。二、根据总理指示，报告暂不批，但工地可依此方案进行工作。”三、把报告印发毛泽东、林彪、军委办事组和业务组同志。6月23日，周恩来主持会议，和业务组成员及有关部委负责人一起讨论修改方案报告，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在此期间，李先念对解决葛洲坝施工所需设备、工程施工、设备研制等问题都作了批示，让有关部门负责妥善办理。

此次汇报会后，根据国务院的指示，武汉军区、湖北省革委会和国务院六部委召开了有340多人参加的初步设计现场审查会议，并将审查情况向国务院写了报告。李先念十分关注这次会议，每期简报都仔细阅读。看了会议报告后，立即让工作人员送给国家计委、国务院办公室和国家科委，让他们研究会议提出的问题。

1972年，国务院对葛洲坝枢纽工程再次重新审查。4月19日，李先念主持会议，和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及六部委的负责人一起听取张体学汇报葛洲坝情况。他特别强调必须确保工程质量，不要再重犯错误。而后，国务院又派出由建委、交通部、一机部、农林部、水电部等有关负责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和湖北省一起研究葛洲坝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措施。11月，周恩来三次主持会议，和李先念等业务组成员一起研究葛洲坝工程问题。根据实际情况，断然决定停工整顿，组织科学技术委员会，重新修改设计。李先念说：“葛洲坝问题，总理已于二十一日开会决定工程暂时停止，待设计基本定下来后再开始。这样大的且无经验的工程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是不行的。”而后，国务院向毛泽东、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当前葛洲坝工程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采取措施的报告》。《报告》中说：“十一月初，我们请张体学、林一山和工地的部分同志再次来京，在总理主持下，听了汇报，进行了研究。大家一致认为，葛洲坝工程的最大错误，是性子急了，没有搞好科研、设计，就仓促上马，盲目施工。同时工程质量粗糙，有的必须炸掉重建，造成了很大浪费。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应当把工程暂停下来，集中力量，抓紧进行科研和设计工作，认真总结经验，整顿施工队伍，做好下一步施工准备。”

为了加强对技术工作的领导，国务院决定由林一山、马耀骥、王英先、沈鸿、张体学、袁宝华、钱正英、谢北一、廉荣禄等9人，组成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林一山任主任，负责工程的科研、设计工作。

同时，将上述9人《关于修改葛洲坝工程设计问题的报告》也一并送毛泽东、中共中央。经毛泽东、中共中央同意，葛洲坝工程暂时停工。这一重要决定，对以后葛洲坝工程建设起了关键性作用。直到1974年10月，修改设计方案审定后，经周恩来批准，才开始复工。

葛洲坝上马，我受的委屈也很多啊

粉碎“四人帮”后编制1977年计划时，又因财政困难，无法满足葛洲坝工程的资金和钢材需要。李先念得知这一情况后，提出葛洲坝应列为全国重点工程，要保证工程所需的“三材（钢材、木材、水泥）”，“要让葛洲坝工程‘吃饱喝足’！”水电部经同国家计委、建委召开19个部委领导同志专题研究后，报请国务院批准，落实了葛洲坝所需用的建设资金及钢材、木材、水泥等。1978年1月，李先念在副总理谷牧、湖北省委书记陈丕显等人的陪同下，冒着寒风视察葛洲坝工地，强调要防止追求进度而忽视质量，他说：“每走一步都要兢兢业业，科学是不能开玩笑的。”但是，受“文化大革命”余毒的影响，落实李先念的批示并不容易。对此，钱正英回忆道：

李先念同志考察后，我再度赶赴工地，检查贯彻落实李副主席批示是时好时坏，热一阵冷一阵，这方面的问题解决了，那方面问题又冒出来了。总之，质量工作改进不大。这些情况，引起了先念同志的高度重视，认为不下猛药，不能治顽症，不出猛掌，头脑不会清醒。于是，他在当年七月八日至二十九日的三十多天中，连续给我作了三次重要批示，等于下了三道黄牌警告，都是围绕着葛洲坝工程的质量问题，严厉认真，紧追不舍。他对一位化名为曾光同志的来信批示说：“一定要强调质量第一，因为这是关系到千万代的事，千万不能马虎。如果质量发生问题就是犯罪。”紧接不久又在一份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上作了长篇批示，尤其是针对工地领导同志因为工程快而骄傲自满，听不得设计人员和施工技术人员批评工程质量的问题写道：“事情往往不以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总有一天人家要讲话就是了，不讲则已，一讲可能有的人就下不了台，可能要受到严厉的批评甚至可能有发展到绳之以党纪国法，话可能说重了，到时勿谓言之不预也。”同日，陈云副委员长也对这份动态清样作了重要批示，并致信李先念同志：“关于葛洲坝工程质量问题需要注意啊！这样事不能有一点含糊才行。怕你忙而漏阅，特专转上”。先念同志随即批转于我，要我们“立即检查，并写出报告”。根据陈云和先念的批示，水电部即派出以副部长陈义庚为首的检查组，去葛洲坝工地进行检查整顿，发动群众开展质量月活动，取得了明显成效。

李先念得知后十分高兴，于10月20日致信中共葛洲坝工程党委并全体职工：“葛洲坝这样大的工程，在我国水电建设史上还是第一个，必须坚持高标准，严要求，质量第一。这是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历史重任，实在令人高兴。工程质量，务必做到一丝不苟，持之以恒，千万不能反反复复，好一阵坏一阵。因为这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马虎不得，如稍有疏忽，后患无穷。”他要求一定要像大庆那样，做到“三老四严”，使工程质量精益求精，使建设队伍更加硬。建设这样一支队伍，必须要求政治思想工作强，科学技术高，管理工作严。水电工程部门一定要为建设这样一支队伍而努力奋斗。葛洲坝工程局党委和全体员工认真贯彻李先念的批示，狠抓质量，持之以恒，为日后大江工程获国家优质奖奠定了基础。

葛洲坝工程建设一直受到李先念的积极支持和关注。他不仅多次指示、批示，要求确保工程建设质量，而在1978年初又亲自去现地视察，听取汇报，具体指导，对工程的调整、优质建成寄予厚望。后来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的领导同志，得知葛洲坝一号机组和船闸试验运行中出现某些问题，便在一次会议上横加批评和指责。这股风吹下去，“一号机要被‘枪毙’，船闸已淤死”的传言满天飞，葛洲坝工程建设能否继续下去都成了问题。国务院派人下去，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才发现问题不大，不难解决。1981年10月，李先念再次去葛洲坝工地，认真考察了关键部位工程运行情况，特别是一号机组和泄洪闸的情况。“那天上午八时四十分，李先念同志登上交通一号轮进入三江二号船闸水域。当展现在眼前的宏伟的二、三江建筑群体耸立在碧波荡漾的江面时，李先念同志感慨万千。当他得知十七万千瓦和十二万五千千瓦机组没有出多大毛病时，幽默地笑了笑：‘没有犯罪（指机组），只是害了点病。’当他得知二十七孔泄洪水闸经受住七万二千立方米洪峰流量考验时，他对工程局领导说：‘那时我也是骂你们骂得很厉害啊！’”面对滔滔江水和宏伟工程，李先念满怀深情地说，“看了舍不得走啊！”“这个工程算是社会主义工程吧！”

尽管葛洲坝的建设成绩显著，但“冷风”还是不断地吹。李先念说：“我受的委屈也很多啊！还不好讲。前些时候有人说我总不倒，又说葛洲坝不该修。这也是问题，那也是问题，要算账，要追究责任。在会上有几个人叫得凶得很呢！那么大的气。我也发了火，我站起来讲，葛洲坝是总理定的，我是支持的，总理死了，我就是罪魁祸首，你们要怎样！叫了一阵子算了，也就不作声了，就那么回事！”“我到葛洲坝去了三次，有一回硬要把我拖去，我又发烧，又拉肚，是硬撑着去的，去了是支持搞上去。办个事难呢！不干的总比干的高明。”

时时关注三峡工程

李先念一直特别关心三峡工程是否上马，经多方研究论证，到1983年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有了上马兴建的初步决策。他表示同意兴建，并提出了自己的具体意见。

自从1958年中央成都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意见》后，三峡工程的设计和科研工作就一直在进行。但因工程浩大，技术复杂，对是否要建三峡工程及何时兴建，意见分歧很大，难以统一。1978年1月，李先念和谷牧视察葛洲坝工程，在谈到三峡工程时，李先念提出要研究“高坝中用”方案。1979年4月，他主持国务院办公会议，听取“长办”的汇报，决定召开选坝会议。选坝座谈会在武昌召开，有200名多专家参加，争论很大。6月22日，李先念在给钱正英、刘澜波、王林、林一山的批语中说：“关于三峡水利工程建设问题，多年来，水电部和长办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最近，国务院又听了一次汇报，这次汇报仅仅是研究讨论，也是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开始，决不是决定马上上马。我是倾向于这个工程的。但这个工程很大，涉及面很广，建设技术很复杂。如若动工兴建，还要继续深入地做好一系列的准备工作，提出比较好的方案，经财经委员会研究讨论，提请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他强调指出：“这项工程在国外水电史上也是少有的，在建设过程中肯定会遇到一些预想不到的问题，特别是有关这个项目的许多重大科研项目，有关部门要抓紧认真研究，如防洪、灌溉、航运、养殖、淤沙、100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特高压输电设备、1.2万吨重量的升船机等。这些科研项目，可否限定时间，比如到一九八一年有个眉目或有肯定意见。如果到时拿不出成果来，土建工程急于上马，势必会拖延工期和造成很大浪费。”他还指出：“现在全国就有不少人在议论这项建设，外国人也可能参与这个讨论，广泛的议论是好事，不是坏事，但要注意这些议论，多听取不同意见好。还有对移民和施工准备工作，也要认真研究，搞出具体方案。请各有关方面对这些工作抓紧进行，为三峡工程兴建创造条件。”此后，李先念曾多次表明他的态度：三峡工程一定要上马，但是要选择好时机，当国力条件允许的时候就快上，如果国力条件不允许，那就创造条件再上。

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三峡工程的兴建提上了日程。1983年3月，水电部提出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正常高水位拟定在150米，坝高165米。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原则同意这一方案，决定三峡工程上马。

李先念为此找钱正英详谈，听取意见。过后，他又看了一些关于兴建三峡水电工程建设和意见的材料。这些建议和意见，都是长期从事水利工作的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提出来的。他们中有的主张应该选用高坝方案，190米或200米；有的主张修150米低坝；有的主张要通盘考虑，不能仓促上马；还有的主张分级开发。各方都阐述各自的理由和利弊。李先念认真研究了这些意见，经反复考虑，于5月间写信给宋平、钱正英、林一山：“中央决定进一步研究兴建三峡水利枢纽工程，这是全国人民一件非常高兴的事情，但要十分谨慎。”对于三峡方案，他说，经过再三考虑，仍然保留如下意见：

一、我是一贯主张高坝中用或中坝低用的。这是基于：一是不仅要注意发电，更要重视防洪；二是洪水泛滥成灾时淹没的土地多，建高坝淹没的土地可能少；三是洪水泛滥时水是从头顶上倒下来的，拦洪时水是慢慢上涨的；四是洪水泛滥时人口转移多，拦洪时人口转移可能少，更不用说走得及走不及了；五是高坝中用或中坝低用不是年年如此，而是百年或几百年才用一次；六是两者比较，对国家、对人民究竟哪个受益大，哪个损失小。考虑来考虑去，仍以高坝中用或中坝低用为最佳方案。

二、从目前我国经济、技术、社会实际情况出发，兴建150米水位的低坝方案，是可以同意的，主要是没有钱。但是大坝的基础，按高坝或中坝标准建设，将来经济、技术条件一旦允许，再慢慢往上修建。这样可以逐步改变100亿立方米的调节库容不能满足长江中下游防洪的要求和300万千瓦的电力不能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局面。这就既从当前实际情况出发，又为子孙后代着想，何乐而不为呢！

三、泥沙和航运问题，确实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精心选择可行性方案，保证三峡工程建成后，只能有利于航运，而不是相反，否则是要贻误后代的。

四、全部建设投资，现在的报告中说是113亿元，我看远远不止，可能超过200亿元，甚至达到250亿元左右，我很怕这个项目又成为“钓鱼”项目。

李先念的信中最后表示：上述意见，没有什么新见解，无非是为说明问题，还得老生常谈。我的这些意见，对你们论证会可以不受约束。但希望诸公认真考虑，或者至少要将我的意见存入历史档案，留作资料，以备在三峡建设中还有此一说。

李先念的意见当时没有被重视和采纳。国务院于1984年4月批准“150米大坝方案”（即低坝方案），三峡工程开始启动。重庆市委有不同意见，向中央写了报告，提出大坝正常蓄水位应达180米。李鹏在日记中说：三峡大坝150米方案，发电装机容量1200万千瓦左右，有140多亿立方米防洪库容，对长江中游和武汉市有一定的防洪作用，但航运方面只能改善四川涪陵以下的航道。就在这个时候，重庆市向中央写了报告，认为150米方案对重庆港及附近的航道没有改善，不能满足改善航运的要求，而且泥沙淤积还可能造成不利影响，提出把三峡大坝正常高水位提高到180米。1985年1月，邓小平听了李鹏关于三峡工程情况的汇报后表示：“三峡是特大的工程项目，要考虑长远利益，我们应该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些好的东西。”“低坝方案不好，中坝方案是好方案，从现在即可着手进行。”1986年4月，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率有关部委负责人视察三峡后，于6月发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长江三峡工程论证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重新论证三峡工程，在广泛征求意见，深入研究论证的基础上，重新提出该项工程的可行性报告，并成立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1987年5月初，新华社一份材料刊登了水电部领导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扩大会议通过的《三峡工程论证阶段初选水位方案报告》。主要内容是：一级开发，一次建成，分期蓄水，连续移民。坝址选在三斗坪，坝顶高度185米，最终正常蓄水位175米，初期蓄水位156米；实现初期蓄水后，移民工作连续进行，经过五至十年蓄水位达到175米，移民安置区安排在180米的回水线以上。李先念阅后很兴奋，当即写信给李鹏、宋平、钱正英、林一山：

看了这份动态清样，我感到第四次扩大会议开得很好。三峡工程和论证工作越来越深入了，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令人高兴。对三峡工程，全国人民都非常关心，这些年来，很多同志在各种场合讲述了自己的意见，有的赞成，有的反对，有的提出问题，这完全是正常的，是好事，否则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成果。今后，特别在开工前随时都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尤其要注意听取反对的意见，并吸取其合理部分，这样才能做到集思广益。同时要反复论证，对各种疑难问题和不同看法，做出科学的有效的解释和回答，对各种复杂问题做出预案，免得工程上马后因准备工作不周，而造成严重损失。

关于三峡工程建设问题，从五十年代我就接触此事，说过不少意见。一九八三年五月，我同钱正英同志详细交谈后，又给宋平、钱正英、林一山同志写了一封信，比较系统地谈了我的观点。看了这份清样后又有点想法，再提出来供参考。

三峡工程在我国水利建设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也是屈指可数的。这样大的工程，必然会遇到我们还想不到的各种复杂的问题，一定会有许多科学技术问题要解决。可以说，建设这项工程是对我国科学技术能力和水平的一次大检查，大促进。许多科技领域，如水文地质、机械设备、工程建筑、发电输电、航运、防洪、灌溉等，都会不断创新。比如选择大机组就是一个新的课题。因此我们在三峡工程建设中，每一步、每一项都要依靠和发挥科学技术的力量。首先是水文地质科学，库区几百里，水深几百米以上，地质结构、地貌形态千差万别，只有把这些问题弄清楚，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制定出预防可能发生的跑水、漏水、滑坡、断裂等有效措施。尤其是对石灰岩层，要妥善处理。总之，一定要把科学技术的应用和发展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并要切实可靠，这样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才有说服力。

由于三峡工程处在我国中部地区，所以工程质量显得特别重要。从勘探、设计到施工的全部过程和每一步都要把住质量关，一定要保证做到整个建设工程万无一失，这是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关系到长江流域亿万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问题，否则一旦出了大事，反利为害，将造成历史上空前的灾难，也会成为遗笑万年的丑事，即使我们在九泉之下也不得安宁。

三峡工程的基础工作搞了三十多年，搜集和积累了大量资料，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大体上有了基础，也可以说有点把握，当然这项工作还要深入进行。现在是钱的问题，如果有了钱，何时开工，那只有请中央最后决定。

以上意见，请酌。

李先念

一九八七年五月九日

三峡工程的重新论证，从1986年6月开始，历时近三年才告完成。论证的结果为：关于三峡工程的水位方案，综合14个专家组的意见，推荐“一级开发，一次建成，分期蓄水，连续移民”的方案，坝顶高程185米，最终正常蓄水位175米，初期蓄水位156米，大坝高175米，最后总库容393亿立方米，防洪库存容221.5亿立方米，装机1768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840亿千瓦时，宜昌至重庆间660公里航道获得显著改善。主要结论为：三峡工程是难得的具有巨大综合效益的水利枢纽，经济效益是好的，建三峡工程的方案比不建三峡的方案好，早建比晚建有利。

1992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正在北京医院治病的李先念得知后非常高兴。4月5日，出席七届全国人大会议的湖北代表团，委托漆林去医院看望李先念，并汇报了省计委和三峡工程湖北省前期工作领导小组迎接三峡上马、服务三峡建设的有关工作部署和工作重点。这使一向关心三峡工程的李先念甚为高兴。他说：“三峡工程是毛主席的遗愿，我也是做梦都想建三峡，三峡也是全国人民盼望的大工程，早日兴建三峡，以了却我们的心愿。”他说带个口信告诉湖北省领导：“三峡在湖北，湖北要出大力，做大贡献。在征地、移民、支持工程建设上，顾大局、讲风格，不要向中央提难题，能在省里解决的，就不要推给中央。”他要求湖北一定要把三峡这篇文章做好，从宜昌到三斗坪建成一个经济走廊，要借三峡工程兴建的机遇，大力发展经济，特别是带动鄂西的基础产业、骨干项目，既为三峡工程服务，又锻炼出一批技术队伍。

1994年12月14日，这一举世瞩目的巨大工程正式动工。1997年11月8日，三峡地区上下游围堰合龙成功，顺利实现大江截流，标志着三峡水利枢纽一期工程建设的胜利完成。2006年5月20日，185米的三峡大坝浇完最后一仓混凝土，大坝开始全线蓄水。

红色家庭亲情往事——李先念

肖伟俐

一

李先念共有四个子女，三女一男。长女李劲是和前妻所生。1949年李先念和林佳楣结婚后，又生育了三个孩子，分别是二女儿李紫阳、儿子李平和小女儿李小林。四兄妹全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李紫阳当了一辈子医生，现在是中国女医师协会副会长。为了采访她，我们事先在国内最大的搜索网站“百度”上查了有关李紫阳的材料，结果很令人失望，除了2004年有一条参加“湖北省隆重纪念李先念同志诞辰95周年”活动的消息之外，便再也没有什么了。作为共和国第四任主席的女儿，李紫阳的曝光率相当低，几乎很少为外界所知，她见到我们后也说，这是她接受的为数不多的采访。

1909年6月23日，这一天是农历端午节，李先念出生在湖北省大别山区黄安县（今红安县）高桥乡李家大屋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父亲李成元为他取名李先念，小名泉伢。他是母亲最小的儿子，生下他后，母亲没有奶水，正好他的大姐刚生孩子不久，母亲就把他送了过去。李先念是和自己的外甥共吃大姐的奶水活下来的。

1921年，辍学后的李先念开始拜师学木匠，当时年仅12岁。3年后，15岁的李先念又独自一人到汉口当学徒。汉口的球场街有一家棺材铺，当时叫“寿器店”，李先念就在那里继续他的木匠活。在那里，李先念接触了汉口的码头工人和其他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深切体会到人民群众的疾苦。

1926年10月8日，国民革命军攻入武昌城，北伐战争取得了空前的胜利。17岁的李先念再也在汉口待不下去了，他听说董必武、陈谭秋等到他的家乡宣传革命真理，于是决定返回黄安老家闹革命。这个寿器店的小伙计，决心要为埋葬旧社会打造一口“棺材”了。

战争年代，李先念身经百战，出生入死，到晚年让他耿耿于怀的却有两件事。

1932年6月，蒋介石集中30万大军进攻鄂豫皖苏区。由于张国焘的路线错误，红四方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这一天，已是师政委的李先念正在河口与敌激战，母亲出现在战场上。听说儿子要转移，小脚的母亲跑了几十里路，赶来一定看看他的小儿子。李先念年轻气盛，又担心母亲的安全，说子弹不长眼呀，您怎么跑到战场上来了？母子俩在战场匆匆话别，李先念说红军不会走远的，只是跳到外围去打击敌人，很快就会回来的。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就此一别，李先念再也没有见到过自己的母亲。为此，李先念内心深处一辈子都在向母亲负疚。

李先念的小女儿李小林回忆说:“结果在战斗结束以后，我爸爸在行军的时候，就听到大衣的口袋里有声音，他拿出来一看，是他妈妈留给他的两块银元。这两块银元对我爸爸来讲是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很多年以后提起来还是很动感情的。”

两块银元在当时相当值钱，据老人们讲一块银元可以买米一担，约160斤。

这两块银元也许就是母亲的全部积蓄。她跑了几十里山路，就是为了送给即将远征的儿子。

整整60年后，李先念在北京医院的病床上最想念的就是他的妈妈。

1935年6月6日，在川西地区夹金雪山下的达维桥，李先念率领的红30军率先在这里与中央红军会合。这是李先念第一次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见面。毛泽东很欣赏李先念，说他是红军中最年轻的军政委。

1936年10月10日，三路红军在会宁会师。

1937年春，李先念在倪家营子进行保卫战，50多天部队损失惨重，红30军打得只有3000多人了。

3月14日，西路军在石窝山总部最后一次开会，决定分兵，将现有兵力分成三个支队，徐向前、陈昌浩回陕北汇报，李先念指挥全军，由他率左支队，王树声率右支队，打游击，其余人员为三支队。

李先念去世后，遗体火化时，竟然发现了一片隐藏在他身体内达60 多年的弹片。李先念的夫人林佳楣，把他所有的遗物都交给了国家，只有这个见证了她丈夫戎马生涯的弹片，她舍不得捐出去。

二

在孩子们眼里，李先念是一个严肃而宽容的父亲。

李紫阳略有遗憾地说:“小时候，我们和爸爸待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我们都是解放后出生的，都很小。到‘文化大革命’时，我才上初三，李小林才小学毕业。那个时候，我父亲主管经济工作，他每天早晨五点半、六点钟，就到办公室上班了，我们起来见不到他，中午我们上学也回不来。晚上他很少在家里吃饭，一般都是毛主席、周伯伯开会什么的，宴会也比较多，很少在家里吃。等我们晚上八点多钟做完作业休息了，他还没回家。所以很少见到他。”

很少和父亲在一起的李紫阳，自然也就没有机会享受到同龄孩子们的种种乐趣。

尽管没有更多的时间和孩子们在一起，但是，李先念对孩子们的要求并没有降低。他规定了许多不准，包括不准穿着背心、拖鞋上桌吃饭等等，和所有的父母一样，他希望孩子们能够在艰苦的环境里得到锻炼，而不是娇生惯养。

管了一辈子钱的李先念对自己的孩子却有着明确的交代，那就是不允许经商赚钱。

李紫阳说:“文革前我确实对我父亲很不了解，但是父亲去世之后，通过历史文献，通过拍专题片子，我感觉我父亲这个人的确值得写，值得尊敬，他做了很多工作，却从不拉自己的小圈子，他始终很低调。”

“有人说，你父亲管着经济大权，你干什么都可以，做几笔生意就能发财了。可我爸爸从来不让我们经商下海。其实，我们的生活跟大家一样，也不富裕，我也和他提过，但他从来不同意我们经商。他一再讲，现在的生活已经很好了，要珍惜。所以，我们家到现在都没有一个经商下海的。”

管了一辈子钱的李先念自己也非常简朴。他办公室的家具都是过去老旧的，有的还是他从湖北带到北京的。

晚年的李先念长期在北京医院住院，孩子们为了给他增加营养，就经常到人民大会堂的餐厅去打一份汤，一份要花25块钱，李先念知道后，一再叮嘱说，别去打汤了，太贵了。

……

三

李平是借回北京祭奠父亲之机，接受我们采访的。已过知天命之年的李平有着职业军人标准的威严，身着布衫军裤，讲话严谨而干练，个性鲜明。

李平16岁参军，1970年入党，1977年从北京外语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在基层部队工作，后又到军事科学院、中国驻澳大利亚使馆、总参机关等单位工作，现在是解放军某部副军长，少将军衔。

一向低调的李平，极少和媒体打交道，他还是在拍摄文献电视专题片《李先念》时，才首次在电视上亮相。

“父亲是父亲，我李平是李平。他的功劳再怎么着也记不到我李平身上。他在战争年代，以及政治上的风风雨雨，从来不跟我们讲，我们都是后来听父亲的老战友、老同事讲的。他从来不提这些事情，无形中给我们一种影响，就是你做这些都是应该做的，有什么显摆的呢？”

作为军人，李平对父亲的评价也很有特点，他说:“父亲这一辈子，用两个字就可以概括:忠诚。”

“父亲去世前不久还对我说过，当年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搞肃反，我爸爸的亲哥哥被当做坏人拉出去枪毙，当时拉他的时候，他对我爸爸使劲地挤眼，意思是让我爸爸不要和他相认，假装不认识，当时如果认了，恐怕连他也一块拉出去毙了。”

父亲的讲述，让李平感到了战争年代斗争的残酷，同时，也更让他感受到父亲内心深处的坚强。

李平说:“毛主席一生中说过两次李先念是好人，一次是在延安，一次是在文革期间。”

也许是毛泽东的评价得到了李先念的认同，李先念一直把“好人”作为评判一个人的特殊标准，并且，把这个特殊的标准用在了自己的家里，用它来衡量孩子们的行为。

“直到他去世前不久，我们到医院看他，他还在告诫我们说，一定要做个好人。”

晚年的李先念喜欢和家人在一起打麻将，有时老人家还会搞点小动作，偷张牌藏起来，大家都睁只眼闭只眼，假装没看见，但李平不行，他一定要老人家交出来，大家就开玩笑说:“这都是你教育的结果。”

四

我们如约来到中国对外友好协会的办公大院，准备采访李先念的小女儿——李小林。

李小林现为中国对外友好协会常务副会长，看上去只有三十七八岁的样子，衣着合体，肤色白皙，气质典雅、端庄。她思路清晰，逻辑严密，语调平和而略快。

说起父亲，李小林充满敬意地说:“我觉得我爸爸属于那种办事非常认真，非常敬业，非常顾全大局，而且是个非常宽容的人。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听过他抱怨过任何事，国事，家事，什么事情都自己去消化。他对周围的工作人员，也从来不批评，都是以很宽容的态度来对待。他永远以大局为重，以国家利益、党的利益为重，从来不去考虑个人的得失，所以他很受人敬重。”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中国封建士大夫的人生理想。作为革命者和新中国的建设者，李先念的人生历程只有两步程序:一，砸烂一个旧世界;二，建设一个新中国。此外，才是“齐家”教育好子女，建立良好的家风。

虽然，父亲已经去世多年了，然而，谈到父亲对自己的教诲，李小林依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问:“你的婚姻，你爸爸有没有干预过？”

“从来没有干预过。我爸爸在这一点上，非常开明。”

李小林笑着说:“我选择爱人的条件非常简单，一是年龄要比我大，二是不抽烟，三是对我好，就这么三个条件。”

“干嘛要求不抽烟？”

“我这人最讨厌抽烟的人。在我妈妈的反对下，我爸爸后来也不抽了，我妈妈是医生，所以，影响得我也不喜欢和抽烟的人在一起。”

五

对于小女儿李小林，李先念曾经有过一个很经典的评价。一次，他在接见美国亨利·路斯基金会会长时，外宾问他:“你是怎么培养你这个女儿的？”李先念说:“我这个女儿从来不听我的话，她的成长完全是她独立的。”

一个人的一生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事业和家庭。

就这样，李小林在民间外交的工作岗位上，一干就是30年，敬业笃行，矢志而为，颇有乃父之风。

六

白果树的叶子黄了妈妈我想你

大别山的冬天来了妈妈我想你

妈妈带着终身的贫穷和永不回头的志气

走得无声无息

在我面临危难的时候妈妈我想你

你就是我脚下坚实的大地

在我遭受挫折的时候妈妈我想你

就像我儿时你把我轻轻扶起

人民当家作主的时候妈妈我想你

要让老百姓们过得都如意

万众欢呼胜利的时候妈妈我想你

在我心中你是一面火红的旗

妈妈、妈妈你知道吗

我时时刻刻都在想着你

妈妈、妈妈你听见吗

我一生一世都在呼唤着你

这是著名词作家乔羽为电视文献专题片《李先念》所作的主题歌词，歌名叫《妈妈我想你》。

毛泽东说共产党要“为人民服务”。李先念在这句话的前面加了四个字，说:“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并把它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李先念重感情，重乡情，重亲情，但决不做违反原则的事。

李紫阳告诉我们，李先念和夫人林佳楣宁可在经济上长期接济老家的亲戚朋友，也决不利用职权，为他们安排工作和谋取利益。

国事育家风，李先念同志一生为国操劳，肝胆相许。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他真正做到了“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质本洁来还洁去。他把母亲留给他的两块银元留给了家乡，他把藏在自己身体里的弹片留给了儿女，要他们做个好人。他把自己的忠诚镌刻在了大别山、大巴山和祁连山，留给了祖国和人民……

岁月无言，如今，时代和环境不同了，但是，我们从他的后人身上，看到了他的影响，看到了他的风格，看到了他的精神……

爸爸是个有大爱的人

李小林

在爸爸诞辰10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格外怀念他。
李先念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孙中山光辉一生

爸爸走了17年了，可我感觉他一刻也没有离开我们。他的办公室如旧。他的卧室如旧。他的音容笑貌如旧。他的爱如旧。

爸爸是个有大爱的人。

作为亲人，我当然更能感受到他的爱。我们这一代和我们的下一代，都是在他的深切关爱中成长起来的。他对我们寄托了无限希望。他给外孙女取名为“依”，当是贤惠之意；他给孙子取名为“威”，为勇猛之意；他给外孙取名为“智”，则是睿智聪慧之意。而“威”字，还是爸爸在抗日战争中使用过的化名。他的生命在后一代身上得到了延续。

爱之愈甚，教之愈严。我们几个孩子今天能小有所成，全是爸爸言传身教的结果。爸爸生活极为简朴。走进他的卧室，空空如也。最值钱的东西就是放在床头那台收音机。他走了之后，打扫房间的清洁人员竟不相信这是国家主席的卧室。爸爸当了几十年副总理，长期分管财政、外贸方面的工作，可是他绝不允许我们任何一个孩子染指这方面的事务。改革开放之后，他有一次在饭桌上对我们严厉地说：“你们谁要经商，打断你们的腿！”因此，孩子中没有一个人从事商业活动。

在爸爸弥留之际，一天早晨，他对我说：“昨天夜里，我梦见妈妈了。”听了这话，我眼睛模糊了。爸爸一生坚强，视死如归，却在最后的时光里流露出了最真切的柔情。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前，奶奶来看他，偷偷朝他的口袋里塞了两块银元。爸爸是事后才发现这两块银元的。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见到过母亲。可母亲的形象肯定陪伴了他一生。

爸爸爱亲人，但他更爱人民。国风先生在给爸爸写的歌词中有这么一句：“为什么他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他心系着人民的安危。”确是爸爸一生写照。1961年，全国大灾。爸爸从河南省调研回京后，激愤地向毛主席上书。毛主席见了爸爸，说：“李先念，你是杞国人。”又问：“你知道这意思吗？”爸爸说：“知道。开封西边有个杞县。”毛主席说：“看来你读了不少书。”爸爸沉着脸说：“太原只够三天粮食了。”毛主席问：“送救济粮了吗？”爸爸说：“送了，可运粮车到阳泉又掉头开往济南了，因为济南只剩一天的粮了。”毛主席沉默良久。后来，毛主席听取了爸爸的意见，全国的浮夸风有所收敛。

爸爸深爱着他的战友。那也是他的人民。西路军失败后，沙窝分兵，他后来屡次对我们说：“从山上朝下望去，密密麻麻的，全是红军的尸体。”他不能读西路军的书籍，不能看关于西路军的影视作品，甚至不能听西路军的故事。爸爸嘱咐一定要把他的骨灰的一部分撒在祁连山。他和他的战友们永远长眠在一起了。

爸爸对党和党的事业爱得最深沉。他当之无愧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是在革命最低潮的1927年参加革命的。从此，他把一生都献给了党。无论经历怎样的风浪，他都丝毫没有动摇过对党的信念。西路军失败后，他率领700多残余的火种经过星星峡来到了新疆迪化，组织派人询问他们：“是愿意去苏联还是去延安？”苏联那时是天堂的代称。很多人选择了去苏联，可爸爸毅然决定回延安。回到延安后，由于受到了张国焘分裂路线的牵连，爸爸被连降六级，从军政委降到营长。即使在这种艰辛时刻，爸爸对党还是忠诚无比，勇敢地接受残酷的现实。毛主席后来知道了这件事，说：“这样对待李先念是不公正的。”让刘少奇找爸爸谈话，派他回鄂豫皖苏区给高敬亭当参谋长。爸爸回到大别山，一片新天地又开创出来。

“文化大革命”末期，毛主席病危，“四人帮”肆虐。爸爸也基本靠边站了。周总理逝世后，全国一片昏暗，很多人看不到前途。但爸爸不仅是清醒的，而且是坚定的。清醒不难，坚定不易。那些日子，我和哥哥姐姐常常违背禁令，偷偷到天安门广场察看民情。爸爸不仅不责怪我们，还向我们询问情况。毛主席逝世后，华国锋决心对“四人帮”采取行动，第一个就找爸爸商量。30多年来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华国锋不找别人，独独找爸爸第一个商量此事？必是他深知爸爸对党有大爱，对国家有大爱。只有这种人才可以托付大事。华国锋问爸爸：“对那几个人，你看怎么办？”爸爸说：“你的看法呢？”华国锋说：“我现在想问你的看法。”爸爸试探了一句：“开会吧？”华国锋说：“不能开会，要抓人！”爸爸说：“你说到我心里去了！”华国锋让爸爸去找叶剑英元帅商议具体行动方案。叶帅当时也靠边站了，负责军队全面工作的是爸爸的老部下陈锡联。叶帅对陈锡联不了解，在陈锡联的名字后面写了一个问号，爸爸遂写了四个字：“绝对可靠。”“四人帮”被粉碎，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邓小平复出，改革的列车隆隆向前，天地为之一变。

今天，可以告慰爸爸的是，您的大爱，正代代相传，开花结果，您对我们的教导，我们一刻都没有忘记；您生于斯、长于斯的伟大祖国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变得更为昌盛、和谐、富强。

爸爸爱我们，爱人民，爱党，爱国家。我爱爸爸。

2009年6月20日

陈云同志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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