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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文论史上，我们提到象征主义时，最先想到的便是波德莱尔，他的《恶之花》可谓是继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和浪漫主义之后的开山之作，以致历史学家奥古斯丁坦·蒂埃里称他为“现代的但丁”，法国象征主义诗人瓦雷里在《波德莱尔的位置》一文中也充分肯定了波德莱尔的价值，他说：“有了波德莱尔，法国的诗歌终于走出了国境。它使全世界的人都读它；它使人不得不视之为现代性的诗歌本身；它产生模仿，它使许多心灵丰饶。”[1]由此可见，象征主义在前期出现的重要历史地位。
我们知道，要研究西方文论史，思潮问题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从文艺复兴，经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直至现代主义，学者们都进行过卓有成效的探讨，并确认它们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各领风骚的重要地位，为我们认识和分析文学现象提供了便利的工具。同时，在研究的不断深人中，也提出了一些问题，关于象征主义的历史地位问题就是其中之一。
象征主义思潮的产生分前期与后期两个阶段。前期象征主义主要指的是19世纪后半叶产生于法国的诗歌流派，以波德莱尔、魏尔兰、兰波和马拉美为代表。该派以波德莱尔十四行诗《应和》首次提出的“迎合”论而认为是“象征主义的宪章”。他“认为自然界万物互为象征，组成‘象征的森林’，而人的诸感官之间亦相互应和沟通。”[2]但最早提出“象征主义”概念的却并不是波德莱尔，而是希腊诗人让·莫雷亚斯，1885年，有人在攻击颓废派的时候点了莫里阿斯和马拉美的名，莫里阿斯十分气忿，当即反唇相讥道:“所谓颓废派在艺术中追求的是纯粹的概念和永恒的象征?”[3]他认为用“颓废派”称呼他所褒举的包括马拉美在内的一组诗人是不恰当的，他建议称他们为“象征主义者”，于是，便有1886年莫里阿斯的《象征主义宣言》的发表。前期象征主义诗论主要强调展示隐匿在自然世界背后的超验的理念世界，丰富和扑朔迷离的意象描写，来暗示、透露隐藏于日常经验深处的心灵隐秘和理念，它最终随着1898年马拉美的逝世而告终。
到了20世纪初，后期象征主义崛起，并从法国扩及欧美等国，这一时期力陈象征主义在文学史的地位，并将其置于文学思潮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加以考查和描述的，是法国后期象征主义(或称新象征主义)诗人瓦莱里，其余的代表还有英国的叶芝、西蒙斯等，他们都是诗人兼评论家，既有创作实践又有理论批评。
瓦莱里为我们所熟知的是他的以“音乐化”为核心的象征主义诗论。作为马拉美的门生，他在受前期象征主义诗歌熏陶与影响的同时，也发挥了自己的独特见解。他说：“诗是一种语言的艺术，某些文字的组合能够产生其他文字组合所无法产生的感情”，这是“一种兴奋和迷醉的心情。……它是由于我们的某些内在情绪，肉体上的和心理的，与某些引起我们激动的环境（物质的或者理想的），在某种程度上的吻合而引起的”，即诗的语言与诗的感觉、心情达到高度的和谐。其象征主义的核心，就是认为“诗的世界”实质上是：语言（词）——意象（形）——感觉（情）三者之间的和谐、合拍的音乐化关系。这种象征主义诗歌“音乐化”的界定，实际上是将波德莱尔寻找对象与心灵对应关系的“应和”论更加深化了。
除了瓦莱里，叶芝可以说是象征主义诗歌理论史上的一个传奇人物。1899年,一本名叫《文学中的象征主义运动》的书在伦敦问世,从此正式把波德莱尔、魏尔伦、马拉美等近代法国诗人作为一个流派系统地介绍给了英国或英语文学界。英语诗人似乎才开始有意识地在创作中重新发现象征本身的价值。该书作者阿瑟·赛蒙斯把这本划时代的著作题献给他的爱尔兰朋友威廉·巴特勒·叶芝，后者后来被公认为用英语写作的象征主义大师。
与先前很大不同的是，叶芝的象征主义绝不只是简单承袭已知的象征，而是对传统加以创造性的吸收，使普遍性与个人性结合，相得益彰。他迥然不同于19世纪的浪漫主义诗人，如果说浪漫主义诗人的特点之一是围绕着“自我”抒情的话，那叶芝的自我抒情却充满了现代意识和感性，他把诗中的自我戴上了种种“面具”，这在后来被称为“面具理论”；他把自我和周围的一切都染上了一层神秘主义色彩，形成了内在的底蕴，而且他那一套独特的象征主义体系使他的自我内涵大大丰富、复杂了。叶芝自己做过一个比喻，作品就像一棵树那样成长、发展，虽然花与叶会呈现种种变化，但根是同一的，是深深扎在这片土壤中的。
从神秘经验、文学阅读（包括传统文化）和民间口头传说为主要源泉而形成的象征主义及象征主义美学风格，使其理论在理性与感性有了巧妙的结合的同时，更多的含有了神秘主义的成分，以致他的文学创作就是寻找形象(象征)以表现激情和他所谓的(超验)真理的过程。“我相信我所寻求的真理会像诗的题材一样,自某一激情经验的瞬间来临……我确信,只有等我找到那一个或数个正确的形象,那激情经验才会来临”。与此同时，对他来说，象征虽然重要,但毕竟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他的抱负在于利用象征揭示其背后的(趋自然的)真实之境。他曾说，诗歌如果不表现高于其自身的东西便无价值可言。这与受他的象征主义理论影响而仅得皮毛的意象主义有所不同，叶芝的象征体系虽出于非常,但亦非凭空捏造,故能赋予其诗以骨肉,使作者充满自信。
在古往今来关于象征主义的研究中做出了最突出的贡献的，是杰出的美籍捷裔文学理论家、著名的比较学者雷内·韦勒克。他的观点集中体现在《文学史上象征主义的概念》这篇论文中。在这篇论文中，韦勒克从概念的阐释出发展开他关于象征主义的思路，做出了象征主义是“19世纪现实主义之后主要的文艺风格”[4]的结论。他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和剖析了象征主义这一术语所包含的确切内涵。他指出，应是“把1885年至1914年之间的欧洲文学称之为象征主义时期，并把它看作一个以法国为中心向外辐射，同时在许多国家造就了伟大作家和诗歌的国际运动”。[5]
象征主义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历史时期，当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式微之际，异军突起，在西方文坛独领风骚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它对20世纪以来西方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发展所产生的极为深远的影响，也越来越成为文学史家和文学理论家们的共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研究象征主义，是研究现代主义乃至20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前提。象征主义有理由在文学史上获得一席光荣的地位。当然，这绝不意味象征主义是完美无缺和无可疵议的。象征主义也经历过任何一种文学思潮所经历的起落过程，最终，也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而退出历史舞台。
注：[1]《戴望舒译诗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
[2]《当代西方文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第2版。
[3][5] 《文学思潮与运动的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4]《象征主义·意象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