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个很偶然的机缘，笔者有幸认识了年逾七十的陈淑媛（莫耶）亲弟弟陈文炳先生。陈老自幼赴兰州跟随大姐莫耶读书，感情极深，得知笔者正在整理莫耶资料，将其大姐日记慷慨赠阅。时人只知《延安颂》，却不知这是出自时仅二十的莫耶之手，更不知这位才华横溢的女作家因她另一篇作品《丽萍的烦恼》而被历史刻意掩盖。花环与荆棘交替戴在莫耶头上，历史似乎和她开了个玩笑，留给后人的却是未尽其才的无限扼腕。笔者依据陈老所提供的珍贵日记并参考莫耶同事日记及回忆文章，将莫耶命运转折点——《丽萍的烦恼》检讨会进行了梳理，还原那段历史，也为纪念那一代人执着且无悔的青春。
1940年至1942年春，陕甘宁边区的知识分子掀起了旨在回归鲁迅精神的风潮，批判揭露边区残存的不合理现象成为风尚。这股风潮波及到了远在抗日前线的晋西北，晋西北文联也号召作家写揭露边区病态落后的作品。受此号召，时任文联理事的莫耶掘取日常生活中的典型素材，写下短篇小说《丽萍的烦恼》，1942年3月发表于《西北文艺》。
仅二十出头的莫耶，自然不会察觉此时边区整个文艺生态已在悄然发生变化。在延知识分子与中共早已度过了她写《延安颂》时的那段蜜月期，他们不单通过公开张贴墙报、举办讽刺画展及上演话剧等种种激烈的方式鞭挞不合理现象，还在党报《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大量尖锐辛辣的“鲁迅式”杂文，其中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等影响犹大。基于妥善引导处理“暴露派”抨击边区“黑点”的现实需求和中共文化建设的深层次需要，使得中共对文艺界的整顿规训势在必行。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确立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对于知识分子高举的“鲁迅”旗帜（“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毛泽东在会上也进行了重新界定和阐释：
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也需要尖锐地嘲笑法西斯主义、中国的反动派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事物，但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
随着延安文艺的转向和整风深入进行，与丁玲《三八节有感》发表时间相近（仅隔一周）、思想倾向相同的小说《丽萍的烦恼》，对其批评的声音渐趋占据上风。《抗战日报》在6月11日、7月7日连续刊登两篇批评性文章《偏差——关于<</SPAN>丽萍的烦恼>》和《与莫耶同志谈创作思想问题》，后一篇更认为该小说是“一篇含有小资产阶级偏见和歪曲现实的作品”，“是晋西北学风文风中的一股阴风”，措词十分严厉，斗争陡然升级。莫耶对第一篇文章匆匆作了回复后，便奉命踏上了从陕北绥德回晋西北的归途。路上同事老叶郑重地告诉莫耶，前方政治部捎来话让速回晋绥开《丽萍的烦恼》的检讨会。在绥德时还幻想着这次有机会回延安看看当年学习生活过的地方，上面匆匆把她调回，而且还要开检讨会，年轻的莫耶心里有些委屈，她在当天的日记中写到：
什么检讨会，也许就是斗争会，于是我心里泛起了一缕淡淡的哀愁。我想，我从参加革命以来一直是努力工作的，听到的都是赞扬声，我没有受过一次批评，难道因为写了一篇小说就要开我的批评会吗？
然而年轻的心终究是乐观的，更何况是开朗坚强的莫耶呢？她转念又写到：
回去就回去，我要是表示不愿回去，是不是会让别人以为我是害怕呢？不！我从来没有表现过软弱的。就是斗争，这是革命队伍里的斗争，我要勇敢地迎接它，听听别人到底有什么意见也好啊！
莫耶怎么也不会想到，一场巨大的风暴在等着她。
9月9日，莫耶回到山西兴县石岭子村。刚一进村，她就迫不及待地去找宣传部柳部长，想了解被调回来的原因。柳部长一见莫耶进门，高声打着招呼，十分热情。但莫耶还是明显看出这位老熟人笑的比较勉强，柳部长似乎知道了什么，又极力隐藏着什么。两人坐下闲聊了一会儿，柳部长便主动说起了即将召开的检讨会。他告诉莫耶，这场检讨会是甘泗淇主任应有些干部要求召开的，接着具体谈了他对这篇小说的看法。他认为对于《丽萍的烦恼》揭示的现象，他完全表示赞同，并表示事实上这种现象比小说中反映的还恶劣的也都有，但在写作方法上有些不当，所以引起了争论。对于批判莫耶所用的“小资产阶级立场/意识”这一政治帽子，柳部长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莫耶是“我们的革命同志”，小资意识只是残余，应该只能算作未把握住立场，总体而言，“这不过是思想问题，并不是组织问题，更不是政治问题。”临末柳部长再次宽慰莫耶，让她努力工作，不要有思想包袱，并让她对近年创作情况作一总结，届时他将在会上向大家报告，让更多的人了解真实的莫耶。柳部长的一席话让原本有些忐忑的莫耶心服口服，心情轻松许多。
9月28日，莫耶的同事高鲁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
伊杨（杨朔同志）到一二○师政治部开座谈会了，会议情况十分紧张。莫耶同志写了小说《丽萍的烦恼》，赵戈同志和晋绥军区保卫部的李科长发生了争执。莫耶的态度很好，这是她的一个进步，是她在1942年以来最大的进步。
这场有杨朔参加的座谈会实际便是《丽萍的烦恼》检讨会。高鲁寥寥数句，将当时会议情况作了简单记载，已足见此次会议的一波三折。而残存的莫耶日记中则详细记载了会场里的惊心动魄。
这天天气很好，莫耶背着黄色军挎包，一路有说有笑，和同志们一起前往石愣子去开“丽萍”的检讨会。她后来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当时的矛盾心理：
我笑得那么开朗，像是去开空前热闹的盛会，周围的人一定会奇怪地想：“这是要斗争她的会呵！为什么她那样不在乎？！”在我自己默默地走着时，我也会想到，我是开这会的中心目标呢！人们会用各种眼光来看我的，这的确是难堪的，这是一种耻辱！不！我不应该这样想，这是我个人锻炼过程的一个关键，是我与自己旧意识斗争的重要的一次，我要勇敢地迎接它。我一生是倔强惯的，我从出娘胎到长大，便闯过了重重难关，我走到了自己想走的路，我不怕，对任何困难我要大胆地跨过它。想到这里，我笑了，是的，我应该显示出我愉快乐观的性格，于是我大声地说话，大声地笑。
参会的人多得连门外都挤满了，迎着众人复杂的目光，莫耶坦然走进会议室，夹着笔记本和一些熟人打招呼。这些平日里的同事好友是那样的不自然，莫耶反倒笑了，她心想：“你们看我吧，我比你们还坦然呢！”打过招呼后，她找到主席台边的一张桌子坐下，摊开笔记本，工工整整地写下五个字：“丽萍的检讨会”。写完后，莫耶开始环视四周。在她桌子近前坐着甘泗淇主任和柳部长，对面则坐着几个听说对这篇小说反对最厉害的工农干部。忆及甘主任的一贯关怀和回来时与柳部长的畅谈，莫耶略感轻松。而一想到小说中对工农干部的讥讽，她心中又有些打鼓。“要来的都来吧，我迎着它！”她在心里默默的念着。
批评开始了。刚开始发言的一些人仍然沿用一贯的调子，批评莫耶的小资立场和意识。等到保卫部的李科长发言时，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他带着极大地阶级成见，联系莫耶的出身将这篇小说定调为“反党”，认为莫耶是借小说蓄意搞破坏，由此全盘否定莫耶在文艺战线上作出的贡献，气势汹汹地宣称要检查莫耶的全部工作。保卫部领导措辞严厉的“定性”，使得会场一时噤然无声。这时，莫耶在报社的同事赵戈坐不住了，心直口快的他大声回敬了一句：“一篇小说能这样批评吗？！”其实，细心的赵戈早就注意到保卫干部亲临文艺研讨会督阵这一反常现象，而且会上发言的多是“大老粗”，作为“内行”的文艺工作者反而寥寥无几。眼见对小说的评判不从文学艺术出发，反而上纲上线粗暴对待 ，他挺身而出，从文艺工作者的角度阐释了对这篇小说的看法。他从创作方法的错误谈到世界观的改造，认为莫耶是创作方法上的错误，言下之意此属“思想问题”而非“政治问题”。莫耶所在报社的社长欧阳山尊也表达了类似观点。
有着丰富阶级斗争经验的李科长自然能听出弦外之音，在他看来赵戈和欧阳山尊的发言与大会预定批判目标及方向相违背，于是猛一拍桌子，“你们这些小资产阶级！冲淡了今天大会的政治气氛，转移了今天大会的斗争目标，我禁止你们发言！”耿直的赵戈一下就火了，他也拍案而起，“你说的不对！我是无产阶级，我爷爷是工人，我父亲是工人，我也是工人！你才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你能以无产阶级自居？！”李科长受此顶撞，不由得勃然大怒，“你这是造反！把他给我捆起来！” 随着李科长的这一声怒吼，作家杨朔站了起来，很同情地看了莫耶一眼，匆匆走出会场。还显稚嫩的莫耶以为这位大作家是被“吓”走了，而多年之后赵戈碰见杨朔提起此事时，杨朔才说出实情：“我的离席是对那种粗暴现象的不满，即使对敌人，‘恐吓和辱骂绝不是战斗’，对待自己的同志，又何苦这样呢？”
或许杨朔当场离席这种无声的抗议起了一定作用，会场气氛稍微缓和下来，批评仍然继续。后续发言的不少同志基本上仍延续李科长的调子，将小说中的人物等同于作者本人，怀着阶级成见激烈批判。面对昔日同志的严厉苛责甚至谩骂，莫耶平静的记着他们的意见，心里默默地想：骂得对的我接受，骂的不对的甚至过火的，这是你骂错了，这不是与人为善的态度，你这种看法也要批评呢！
在与会人员发言完毕后，莫耶开始发言。她从感谢同志们的批评帮助说起，并对创作这篇小说的出发点（即有一定偏激情绪）进行了检讨，然后又说到自己如何追求进步、投身革命、上前线努力工作，说着说着不禁哽咽起来。她想起自己从小反抗封建伦理，历经艰险投奔延安为的是追求真理、抗日救国，工作废寝忘食，现在就为一篇小说要否定她的全部，感情上一时很难接受，觉得太过委屈。但最后，莫耶还是忍住了几乎夺眶而出的泪水，她坚信自己所作所为无愧于心，理直气壮地要求大家检查这几年来她的全部工作。待莫耶发言完毕后，甘泗淇主任为大会做结论。他总结了《丽萍的烦恼》存在的不当之处，但同时强调了莫耶同志几年来在艰苦环境中为革命工作付出的努力和汗水，认为这应是她无意走错了路，不能以偏概全，并要求莫耶吸取教训，今后更加努力的工作。
在甘主任的关爱和战友的仗义执言下，有惊无险的检讨会顺利结束了。值得一提的是，会后第二天，甘泗淇在司令部专门摆下两桌酒席，让莫耶和会上批判很严厉的李科长等一干老干部握手言和。甘主任的良苦用心和老干部们的宽容大度让莫耶感动莫名，但轰然前行的历史大潮很快卷没这段人性化插曲，这篇小说作为“政治污点”为莫耶以后的生涯带来了无尽的磨难，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饱受冲击。四十几年后，年逾花甲的莫耶在新时期的春风里，重温失而复得的日记，面对当初稚气的语言和对检讨会的详细记载，不禁感慨万千，在日记扉页深情地写下：
当我看到那些用各种颜色写下的各种批语，看了后不禁让我好笑。现在我也已进入晚年，深感党当今肃清左毒，是多么重要的英明措施呵！
莫耶（1918－1986），女，原名陈淑媛、陈爰，笔名白冰、椰子、沙岛，福建省安溪县崇善里东溪乡人。[1-2]
1932年随父居厦门，就读于慈勤女中。在校期间开始发表作品，表达对社会不公正的愤恨，并因此与其父发生冲突。1934年秋前往上海，在《女子月刊》社当校对、编辑，曾一度任主编。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的“救亡演剧第五队”任编剧，投身抗日宣传和救济难民工作。1937年10月赴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从此更名莫耶。1938年春进入鲁迅艺术院第一期戏剧系学习，夏天转入文学系，创作了《延安颂》等歌曲，成为一曲激发抗日爱国热情的战歌。1938年冬随八路军120师奔赴华北抗日前线，任师政治部宣传干事，期间创作了大量文艺作品。1941年因小说《丽萍的烦恼》受到批判，1943年由于家庭出身和那篇小说的原因，又受到审查。1944年春，在贺龙等领导的关怀和保护下，调到晋绥军区政治部《战斗报》当编辑、记者，1948年秋随《战斗报》调回延安，不久随第一野战军进军大西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北军区《人民军队报》主编、总编辑，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转业到《甘肃日报》社任副总编辑，主持报社工作。1956年刊发铁路职工张凌虚被官僚主义逼得精神失常的事件，并发表社论，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1957年在“反右”扩大化中因此定为右派，受到批判和降级处分。1962年临时主持《甘肃日报》社工作。1965年“四清”运动中因“张凌虚报道事件”和小说《丽萍的烦恼》历史旧帐，再一次受到不公正的批判。“文革”开始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反革命分子”受到严厉批斗并下放农场劳动改造。1970年暂时分配工作。1979年在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关怀下，莫耶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随后调任甘肃省文联副主席，重新开始文学创作。1986年5月7日因病在兰州军区解放军总医院逝世。
少女时代的莫耶
生平详述
莫耶自幼聪颖好学，十岁那年，与大哥赛诗时，即景吟出：“春日景色新，行到山中亭，亭中真清朗，风吹野花馨。”被乡人誉为才女。
21年，莫耶随父居厦门鼓浪屿，就读于慈勤女中。在校时，其习作散文《我的故乡》，曾被国文老师推荐在《厦门日报》上发表。由此引发她的写作热情，开始向上海《女子月刊》投稿，作品多被采用。她看到当时社会上种种不公正现象，非常气愤，写下《无声的期望》一诗，预示着“灰色的宇宙”，“将要经过一番洗礼，一番整顿”。她的国文教师陈海天，发现了她的写作才华和激进思想，便于“闽变”发生后，组织她和几个同学创办《火星》旬刊，创刊号上发表莫耶的小说《黄包车夫》。刊物藏在莫耶家里，陈铮看到后，与莫耶发生了冲突，关系紧张。23年秋，莫耶在其母和大哥的帮助下，离家出走，到上海《女子月刊》社当校对、编辑，后来曾一度任主编。
25年，上海女子书店的《女子文库》，出版莫耶的第一部著作《晚饭之前》(独幕剧集)，署名陈白冰。《女子月刊》还以莫耶的照片为封面，称她为“善写诗歌、剧本的女作家”。莫耶在上海期间，常与左翼作家蔡楚生等人接触，并深入工厂了解女工生活，写出一批宣传妇女解放的诗歌、小说、剧本，在《女子月刊》上发表。同年11月，她回乡探亲，在家乡组织了妇女识字班，并动员其大嫂、二嫂出来教课，宣传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反对封建习俗。
26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莫耶在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的“救亡演剧第五队”任编辑，投入抗日宣传和救济难民工作。这期间，她写了抗日救亡剧作《学者》在《西京日报》上发表。同年10月，她到达延安，从此更名莫耶①。
抗日救亡演剧第五队，是当时从沦陷区或大后方到延安的第一个文艺团体，得到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和宴请。随后，集体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莫耶任救亡室文娱委员。
27年春，莫耶进入鲁迅艺术院第一期戏剧系学习。夏，转入文学系。在鲁艺学习期间，她创作的《歌颂延安》歌词，由中央宣传部征得莫耶同意，更名为《延安颂》，并由音乐系郑律成谱曲，在延安礼堂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演出，博得中央领导的肯定和称赞。于是《延安颂》的歌声响彻延安城，传遍各抗日根据地，甚至传到“国统区”和敌后，以及海外华侨中，成为一曲激发抗日爱国热情的战歌。大批革命青年高唱这首歌奔向延安，加入抗日救国的行列，至今仍传唱不衰。成为一支革命传统歌曲。
27年冬，莫耶加入鲁艺组织的实习队，和作家沙汀、何其芳等，跟随八路军一二○师师长贺龙，奔赴华北抗日前线，被分配到政治部战斗剧社任编剧教员。29年春，任剧社创作组组长。她不仅搞创作，还参与编印前线刊物《战斗文艺》。同年她代表部队文艺工作者加入晋绥边区文联，被推选为常务理事。在文联成立大会上，贺龙说：“莫耶是我们一二○师出色的女作家。”从27年冬到29年夏，莫耶除了和张可、刘肖芜合作创作大型话剧《丰收》外，还独自创作大型话剧《讨还血债》、《齐会之战》、《水灾》、《一万元》、《百团大战》；独幕话剧《叛变之前》、《到八路军里去》；歌剧《荒村之夜》等和一批歌词、舞蹈。剧社演出的服装，多由她剪裁缝制，有时还登台演出。在战争环境里，她口袋里总是装着笔记本，随时随地采访、记录、写日记。在抗日根据地的困难时期，她常常是一茶缸开水，一把炒豆充饥。有时在集体讨论后，连夜就写出一个小戏，第二天排练演出。29年以后，她除了写剧本外，还经常写小说和战斗故事等，在《西北文艺》、《抗战日报》、《解放日报》等报刊发表。
30年，延安出现写暴露文学作品的倾向。莫耶从生活经历中选取典型素材，创作小说《丽萍的烦恼》，抨击当时干部队伍中的不正之风，发表于《西北文艺》上，引起争议。同年9月，莫耶所在部队召开座谈会批判《丽萍的烦恼》的创作倾向，打成为反党。32年整风审干中，由于莫耶的家庭出身和那篇小说的原因，又受到审查批判。后由于贺龙、关向应、甘泗淇的关怀和保护，才渡过难关。次年春，莫耶被调到晋绥军区政治部《战斗报》当编辑、记者，自告奋勇地担负起两个版面的编辑任务。还经常深入前线部队，写了大量的战地通讯和战斗故事。她住的土窑洞，经常是灯光彻夜不熄，而白天照常工作或劳动。她纺的线被评为特等品。在36年整党整军的“三查”运动中，莫耶再次遭受到批判斗争，还被禁闭审查了几十天。所有这些，并未影响她的革命意志。
37年秋，莫耶随《战斗报》被调回延安，跟随第一野战军进军大西北。1950年任西北军区《人民军队报》主编，后任总编辑。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她连年立功受奖。
1950年，莫耶与《人民军队报》社长(后任兰州军区政治部主任)方唯若结婚。次年，一个记者在莫耶办公室不慎手枪走火，击中莫耶腹部，将她腹中的胎儿打死。当她被抢救过来时，上级征求她对那位记者的处理意见。她说：那同志是入伍不久的新干部，缺乏训练造成事故，能以此为戒就可以了，还是让他监外工作吧。
1955年，莫耶转业到《甘肃日报》社任副总编辑(总编辑由省委常委兼)。1956年，在“反对官僚主义，改进工作作风”的运动中，莫耶经省委分管领导同意，在《甘肃日报》上刊登了铁路职工张凌虚被官僚主义逼害得精神失常的事件，并发表社论，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受到读者赞扬。1957年“反右”扩大化时，与这篇报道有关的人都被错误定为右派。莫耶成了这起冤案的主要人员，被批判和降级处分。
1962年，莫耶临时主持《甘肃日报》社工作。在1965年的“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莫耶因“张凌虚事件的报道”和“丽萍的烦恼”历史旧帐，又受到极不公正的批判斗争。1966年“文革”开始，她又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反革命分子”，受到更严厉的批斗，被关进“牛棚”，下放农场劳动改造。直至1970年才被暂时分配工作。
1979年，在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关怀下，莫耶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年过花甲的她出任甘肃省文联副主席，重新拿起搁置多年的笔，一心倾注在文学创作上，相继创作出电影剧本《战地火花》，中篇小说《春归》和《青山夕照明》以及短篇小说《走资派和牧羊娃》。编辑出版了自选集《生活的波澜》和回忆老一辈革命家的文章。1984年后，因心脏病多次住院，但还写出了《生命的搏斗》，《战斗剧社在晋察冀》。整理一本四万多字的《一本幸存的敌后日记》和散文集《烽烟集》，中篇小说集《春归》，战斗故事集《枪林弹雨见英雄》等。并写出自传体长篇小说《信念》的第一部《父与女》的初稿。她在《自序》中写道：“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进入暮年时期，时间愈少，愈感到珍贵。总希望一息尚存，就要有一分热，就要发一分光。”她虽一生坎坷，但那不屈不挠的顽强作风和创作实践，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为真理而斗争的坚定信念，在人们心中留下一座丰碑。
1980年5月7日5时56分，莫耶在兰州解放军医院病逝。著名作家杜鹏程说：“莫耶的一生，就是一部小说。”作家王洪甲在莫耶的挽联上写着：“延安初颂见风华其奈雪压霜欺坎坷未竟班昭志；文苑几番腾浊浪纵使心灵笔健委屈难抒道韫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