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问：“鲁迅全集”和鲁迅作品出版已很多，您觉得为什么有必要编一套《编年全集》？
答：以编年体而且是具体系于年月日的方法，来编排一位作家现存的全部日记、创作、翻译、书信，在中国大概还是第一次。正如我们在“凡例”中说的，“本书旨在为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一部‘纵向阅读’鲁迅的文本”，具体说来，一是按照时间顺序来读；一是将日记、创作、翻译、书信一并来读。这种读法也许更能体会鲁迅的生命历程。也可以反过来说：假如读者和研究者希望体会鲁迅的生命历程，希望具体详细地了解他的创作轨迹和思想进程，了解他的创作与翻译如何相互影响和补充，以及他私下给朋友信中的说法与公开发表的文字的异同，等等，看看这套书大概有些帮助，或许能发现过去分开看他的创作、翻译、书信、日记，或者只看其中某一部分时，所不曾发现的一些问题。这套《编年全集》，有如一部“鲁迅年谱长编”。鲁迅是二十世纪中国影响最大的作家，值得“纵读”一番。
然而正如“凡例”讲的，这套书“在编辑体例上仅是一种尝试”，无意以此替代此前出版的《鲁迅全集》。《鲁迅全集》先后出版过一九三八年、一九五八年、一九八一年和二〇〇五年几个版本，都是保留“鲁迅自编文集”原貌的编法，在此之外，不妨另有一种编法。就各种已出的《鲁迅全集》而言，一九三八年版虽然有不少遗漏，譬如未收书信、日记，很多佚文也有待日后陆续发现，但它却更接近于“全集”，因为包括了鲁迅的翻译作品和所整理的古籍作品。一九五八年版实际上是“鲁迅创作全集”，此外另出了一部十卷本的《鲁迅译文集》。一九八一年版较之一九五八年版内容上多有补充，编辑思路却是一样的，仍然属于“鲁迅创作全集”。二〇〇五年版是对一九八一年版的修订，整体框架上并无改变。去年出版的《鲁迅译文全集》，则是从前那套《鲁迅译文集》的修订增补之作。
问：《编年全集》“凡例”称“收录迄今所发现的鲁迅全部作品”，请问此书与人文版《鲁迅全集》相比在收文方面有何不同？篇幅是否比人文版要大不少？
答：人民文学出版社“二〇〇五年新版《鲁迅全集》修订概况”称：“根据鲁迅著作的出版规划，将以《鲁迅全集》、《鲁迅译文集》、《鲁迅辑录古籍从编》、《鲁迅科学论著》来分类整理出版鲁迅的著作。”我们这套书，大概相当于《鲁迅全集》、《鲁迅译文集》和《鲁迅科学论著》中鲁迅自己作品的全部，加上《鲁迅全集补遗》中可靠的篇章，以及到《编年文集》付印为止新发现的鲁迅佚作。单就鲁迅创作来说，比二〇〇五年版《鲁迅全集》增补了四十篇左右。另外还收录了鲁迅的全部日文作品。
另一方面，则如“凡例”所说，“鲁迅生前编入自己文集而确系他人所作或由他人代笔者，列为附录。”这包括周作人的四篇文章（原收《热风》）、瞿秋白的十二篇文章（原收《伪自由书》、《南腔北调集》、《准风月谈》），以及冯雪峰代笔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等。
“凡例”又说：“其余他人之作，包括鲁迅编集时文后所附‘备考’，概不收入。”这还包括曾收入《鲁迅译文集》和《鲁迅译文全集》的《与支那未知的友人》（周作人译），《项链》（常惠译）、《以理论为中心的俄国无产阶级文学发达史》（冯雪峰译），《〈毁灭〉代序——关于“新人”的故事》（“朱杜二君”译）、《〈毁灭〉作者自传》（亦还译）、《关于〈毁灭〉》（洛扬即冯雪峰译），以及海尔密尼亚·至尔·妙伦著《小彼得》一书。《小彼得》系许广平所译，曾由鲁迅“大加改译了一通”，但是在他自拟的《鲁迅著译书目》中，属于“所校订者”，与《二月》（柔石作）、《小小十年》（叶永蓁作）、《穷人》（韦丛芜译）、《黑假面人》（李霁野译）、《红笑》（梅川译）、《进化与退化》（周建人译）、《浮士德与城》（柔石译）、《静静的顿河》（贺非译）和《铁甲列车第一四——六九》（侍桁译）同归一类，这些都不是鲁迅的著译。《小彼得》署“许霞译”，这是许广平的笔名，鲁迅自己从来没有用过。
网上有种说法：“鲁迅全集在建国前早就出版了，建国后再版，据说都被阉割了。”这里可以说明一下。鲁迅生前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的确常遭当局删改，他说：“这删改，是出于编辑或总编辑，还是出于官派的检查员的呢，现在已经无从辨别，但推想起来，改点句子，去些讳忌，文章却还能连接的处所，大约是出于编辑的，而胡乱删削，不管文气的接不接，语意的完不完的，便是钦定的文章。”而他汇集出版时，“将刊登时被删改的文字大概补上去了，而且旁加黑点，以清眉目。”（《准风月谈·前记》）几种《鲁迅全集》，除一九五八年版删去《南腔北调集·〈竖琴〉前记》中“托洛茨基也是支持者之一”一句，而一九八一年和二〇〇五年版又予恢复外，对于鲁迅自己的文字并无其他删改。
鲁迅的译作也曾遭到类似“阉割”：他翻译的托洛茨基《亚历山大·勃洛克》一文（作为序文收入胡斅译《十二个》，一九二六年八月北新书局出版），为一九三八年版《鲁迅全集》所漏收，而一九五八版《鲁迅译文集》有意不收。二〇〇八年版《鲁迅译文全集》和我们这套书均已补入。鲁迅其他译作涉及托洛茨基，《鲁迅译文集》都有所删改。这包括D.孚尔玛诺夫著《革命的英雄们》（收入《一天的工作》）中的两处：
“‘不是赶走——而是消灭。’那时托罗茨基命令说。”
“到八月底，敌人离古班地方的首都克拉斯诺达尔市，已只四五十启罗密达了。这时便来了托罗茨基。议定许多新的紧急的策略，以排除逼近的危险。后来成了最重要的那一个策略，也就包含在这些里面的。”
以及L.班台莱耶夫著《表》中的一处：
“他们走进一间大厅里。壁上挂着许多像，李宁，托罗茨基。”
《鲁迅译文全集》只恢复了其中一处，另两处一仍其旧。我们这套书一律按原貌印出。
问：书中的每篇文字均要以完成时间排序，但恐怕总有一些文字写作时间难于确定，对此如何处理？某些作品写作时间的考定很费周折吧？
答：“凡例”：“收入本书的作品，均依完成先后排列。同一时间项下，以日记、创作、翻译、书信为序；著译作品先小说，后散文、诗歌。能系日者系日，无法系日者系月，无法系月者系年。写作时间未明，则系以初次发表时间，于题目右上方标一星花以示区别。”
鲁迅不少文章篇末署有写作日期，再加上日记、书信的相关记载，他的大部分作品都能系上写作时间。不过有些篇末所署日期，是鲁迅后来编集子时添加的，与日记记载并不一致。譬如鲁迅一九二〇年八月五日日记：“小说一篇至夜写讫。”此即《风波》，发表于同年九月一日《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收入《呐喊》时，篇末却署“一九二〇年十月”。又如鲁迅一九二七年四月三日日记：“作《眉间赤》讫。”《眉间尺》发表于同年四月二十五日、五月十日《莽原》第二卷第八、九期。收入《故事新编》时，改题《铸剑》，篇末却署“一九二六年十月作”。凡此等处，均从日记。又如鲁迅所说，《坟》和《热风》之编集，各出自“几个朋友”之手。收入《坟》中原载《河南》的几篇文章，篇末均署“一九〇七年作”，其中《人之历史》一九〇七年十二月发表于第一号，《摩罗诗力说》一九〇八年二月、三月发表于第二、三号，《科学史教篇》一九〇八年六月发表于第五号，《文化偏至论》一九〇八年八月五日发表于第七号，不大可能都是“一九〇七年作”。《热风》之《智识即罪恶》、《事实胜于雄辩》、《为“俄国歌剧团”》、《无题》、《“以震其艰深”》、《儿歌的反动》、《“一是之学说”》、《不懂的音译》、《对于批评家的希望》、《反对“含泪”的批评家》、《即小见大》和《望勿“纠正”》，篇末所署，实际上均为发表日期。除《儿歌的反动》和《反对“含泪”的批评家》外，其余难以考证具体写作日期，为稳妥计，我们将各篇分别系于发表时间。
“凡例”中说“收入本书的作品，均依完成先后排列”，又说“鲁迅对自己的作品每有修改，此次编集，只收录最后定稿”，实际上是以“最终完成”来确定“写作时间”或“发表时间”。譬如鲁迅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日记：“夜译《溃灭》讫。”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五日日记：“夜校《毁灭》讫。”我们将《毁灭》的写作时间系于后一时间，而不系于前一时间。又如鲁迅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日日记：“夜草《中国小说史略》下卷毕。”同年十二月和一九二四年六月，《中国小说史略》上、下册分别出版。此后鲁迅不止一次改订，于一九三五年六月印行定本第十版。我们既采用《中国小说史略》定稿本，只能按发表时间——最后一次修订的具体时间不详——系于一九三五年六月。
“凡例”：“凡能独立成篇者，无拘长短，均单立一题；中、长篇作品，亦一律保持完整，不予割裂。”也来举个例子。鲁迅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四日日记：“自午至夜译《出了象牙之塔》两篇。”一月二十五日：“夜译文一篇。”一月二十六日：“下午至夜译文三篇。”一月二十八日：“夜译白村氏《出了象牙之塔》二篇。”二月十一日：“夜伏园来，取译稿以去。”二月十八日：“下午寄伏园信并稿。……译《出了象牙之塔》讫。”此系厨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一书之第一篇《出了象牙之塔》，共十六节，日记提到的“篇”即“节”。该文于一九二五年二月十四日至十八日、二十日至二十一日、二十三日、二十五日、二十八日、三月二日至五日、七日连载于《京报副刊》。虽然有这些线索，但此乃一篇文章，不能拆析，故完整地系于一九二五年二月十八日。
我们一再斟酌，反复讨论，才拟定这套书的“凡例”；力求以此贯穿始终，杜绝例外，做到自圆其说。
问：《鲁迅全集》校勘和注释的问题颇受关注，《编年全集》校勘和注释的原则是怎样的？据“凡例”，《编年全集》中，日记、书信据手稿影印本校勘、整理。请问，日记、书信为何未直接移用以前出版的《鲁迅全集》或者《鲁迅日记》、《鲁迅书信集》呢？
答：从一九五八年版到二〇〇五年版，《鲁迅全集》的几次修订，很大精力花在注释方面。而在我们看来，注释本只是一种有可能帮助读者理解的普及本。我们这套书则是“白文本”，除了“凡例”所说“编者于各篇篇末，对最初发表时间，所载报刊，作者署名（署‘鲁迅’者略）及首次收集情况（限于鲁迅自己所编者）略作说明”外，别无注释。
“凡例”：“收入本书的著译作品，均以鲁迅生前最后定稿版为底本，未收集者以原载报刊为底本，参校各版《鲁迅全集》及一九五八年版《鲁迅译文集》。某些篇目据手稿录入。日记、书信据手稿影印本校勘、整理。”鲁迅作品虽经多位专家反复校勘，但仍不能称作“定本”，尚存在不少失校之处，有待进一步完善。譬如二〇〇五年版《鲁迅全集》第十二卷，《致章廷谦》（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七日）中有“因为钟敬文（鼻子傀儡）要来和我合办”一句，核对手稿，“鼻子傀儡”当作“鼻之傀儡”。又如《鲁迅全集》第十七卷，日记一九三六年六月五日项下印作：“晴，午得雷金茅信。孟十还赠《密尔格拉特》一本。自此以后，日渐委顿，终至艰于起坐，遂不复记。其间一时颇虞奄忽，但竟渐愈，稍能坐立诵读，至今则可略作数十字矣。但日记是否以明日始，则近颇懒散，未能定也。六月三十下午大热时志。”核对手稿，“自此以后”以下本是另外一段，不应与六月五日所写接排。这种地方，我们都订正了。
问：在编《编年全集》的过程中，您是否有什么新鲜的发现？
答：鲁迅在《〈且介亭杂文〉序言》中说：“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要讲“发现”，正在于“明白时势”、“知人论世”。
且举一例。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鲁迅之为中国左翼文学的中坚，他的翻译也许比杂文写作所起作用更大，先是介绍了这方面的理论——包括片上伸著《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卢那察尔斯基著《艺术论》、《文艺与批评》，普列汉诺夫著《艺术论》，以及《文艺政策》等，继而又供给了《毁灭》之类作品。这正是编《编年文集》时体会所得。鲁迅一九二八年四月三日日记：“译《思想，山水，人物》迄。”——创造社、太阳社批评他“一面抄着小说旧闻，一面可以把日本首鼠两端滑头政客鹤见祐辅的新自由主义介绍过来”（何大白《文坛的五月》，载一九二八年八月十日《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然而同年六月二日，鲁迅翻译布哈林的《苏维埃联邦从Maxim Gorky期待着什么？》；六月二十日，《奔流》第一卷第一期开始连载鲁迅所译《苏俄的文艺政策——关于文艺政策评谈会速记录》，推想起手移译当在译布哈林文之前。六月五日，鲁迅为《奔流》该期所写编校后记中说：“从这记录中，可以看见在劳动阶级文学大本营的俄国的文学的理论和实际，于现在的中国，恐怕是不为无益的。”假如要给鲁迅文学生涯和思想进程的中、后两期划一界线，应该在译完《思想，山水，人物》与开译《文艺政策》之间。
一九二八年八月十日，鲁迅在《文学的阶级性》中说：“我对于唯物史观是门外汉，不能说什么。……我只希望有切实的人，肯译几部世界上已有定评的关于唯物史观的书——至少，是一部简单浅显的，两部精密的——还要一两本反对的著作。”随后他自己努力做了一些工作。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日，鲁迅翻译卢那察尔斯基《托尔斯泰之死与少年欧罗巴》，是为所译《文艺与批评》一书中的一篇；二月十四日，译完片上伸《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所谓“新兴文学”，亦即无产阶级文学。四月二十日，所作《〈壁下译丛〉小引》有云：“后面的三分之一总算和新兴文艺有关。”四月二十二日，“夜半译《艺术论》毕。”十月十二日，“夜译《艺术论》毕。”前一种系卢那察尔斯基著，后一种系普列汉诺夫著。鲁迅后来说：“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三闲集〉序言》）
以上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鲁迅的文学作品翻译。他先翻译了不少苏联“同路人”之作，如雅各武莱夫的《农夫》（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七日译）、伦支的《在沙漠上》（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八日译）、理定的《竖琴》（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五日译）、费定的《果树园》（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日译）、皮里尼亚克的《苦蓬》（一九二九年十月二日译）、扎米亚京的《洞窟》（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译）等。鲁迅在为《竖琴》所写附记中说：“……然而在他本国，为什么并不没落呢？我想，这是因为虽然有血，有污秽，而也有革命；因为有革命，所以对于描出血和污秽——无论已经过去或未经过去——的作品，也就没有畏惮了。这便是所谓‘新的产生’。”乃是试图通过“同路人”的作品来了解俄国革命；然而又针对《在沙漠上》说：“篇末所写的神，大概便是作者所看见的俄国初革命后的精神，但我们不要忘却这观察者是‘绥拉比翁的弟兄们’——一个于十月革命并不密切的文学者团体——中的少年，时候是革命后不多久。现今的无产阶级作家的作品，只一意赞美工作，属望将来，和那色黑而多须的真的神不相类的也已不少了。”可见鲁迅不满足“同路人”之非真的左翼或无产阶级文学家。一九三〇年一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一期开始连载鲁迅所译法捷耶夫的《溃灭》（出书时改题《毁灭》）。二月八日，所作《〈溃灭〉第二部一至三章译者附记》赞颂原著“非身经战斗的战士，不能写出”，并针对书中“小资产阶级的知识者”美谛克说：“读者倘于读本书时，觉得美谛克大可同情，大可宽恕，便是自己也具有他的缺点，于自己的这缺点不自觉，则对于当来的革命，也不会真正地了解的。”——在同年三月二日出席“左联”成立大会并被选为执行委员之前，鲁迅已经开始为中国文坛奉献“先进的无产阶级作家的作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