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吴晓波
我们这个国家从两千多年的经济发展史来看，只要没有内忧外患，只要没有战争，用30年就会变得非常繁荣，用50年就会成为全球经济最强的国家。但往往在国家强大了以后，国家主义又要统治这个国家，然后民间经济就会被改革。
在研究中国的方法中，有一个方法是利益集团的博弈分析法。这个国家当前发生的所有的问题，是四个利益集团互相竞争、搏斗、角力的结果：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无产阶级与有产阶级。
中国是保持中央集权制度最悠久的国家，这个建制是从商鞅以后开始的。因为有这个特点，中国在历史上就长期出现集权和专制的问题。在经济上就体现出一个“发展—稳定”周期律：王朝建立的时候发生颠覆大战，人亡财散，国家很穷、民间也很穷，这个时候马上会提出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会放手让民间发展。四种力量就会发生变化：民间经济高度发达，区域经济发展很快，大量的财力聚集在地方政府和有产阶级两大力量中，中央权威薄弱。
当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为了维护中央集权制度，就会出现及时的经济大变革，中央政府重新把改革的主导权从地方政府和民间回收。中央的财政就会变得非常充沛、国家也比较稳定，同时民间经济的活力会丧失，这个时段如果发生天灾人祸或外族入侵，国家就会灭亡。
在两千年的封建历史上形成了四个基本制度。第一是中央和地方的权利分配制度，第二是全民思想和控制模式，第三是社会精英控制模式，第四是宏观经济的控制模式。我们大概花了一千多年的时间建立了非常完善的四个制度：中央与地方形成的是“郡县制”，对全民思想的控制，在西汉的时候形成了“尊儒制度”；对社会精英的控制，在隋唐搞了“科举制”，就是建立渠道把有武力的人与有思想的人全部纳入体制之内；对于一些能够赚钱的人进行控制，形成了抑商制度。
中国之所以成为两千年来很稳定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是因为这些制度建设得非常完善。上述四种制度中，只有一个制度很不稳定，就是经济制度。所以中国历史上历次变法都跟经济有关系。
中国历史上从公元前7世纪开始有十次大的变革。
第一次大变法是西周结束、东周创建的时期，发生了管仲变法。有两方面很关键，一是“四民分列”，中国变成全世界最早的一个专业化国家，中国农耕时代的很多工匠非常精细；二是盐铁专营。国家控制了资源与能源，与民间就形成了一种争利机制。
接下来是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推广郡县制”。
第三次大的变法是发生在汉武帝时期。汉朝初年出现了“文景之治”，社会变得非常富裕。我找出了当时的富豪榜，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张富豪榜。第一名从事冶铁，第二名冶铁，第三名冶铁、长途运输业，第四名冶铁、金融，第五名盐业，第六名长途运输业，第七名粮食业，第八名养殖业，第九名铸钱业，第十名铸钱、冶铁、盐业，都在能源型、资源性行业里边。这就是垄断放开以后的效果。
汉朝接下来发生以下变化：第一，干弱枝强，官商勾结，中央羸弱，地方势力坐大。第二，商人阶层崛起，挑战政府权力。第三，出现官商经济。这个时候，中央开始削藩，地方立刻爆发了七国之乱。
接下来汉武帝刘彻开始实行变法。当他把盐铁、铸钱、酿酒垄断起来以后，前面富豪榜上的十个人就全都消失了。汉朝搞完改革以后，探索5000万人口级的大国治理模式，造成民营经济的空前萧条，到了汉武帝晚年的时候，“天下困弊，盗贼群起”。
盛唐从贞观到开元加在一起是130年，是中国第一个实行低赋税、自由贸易的时期。这段时期之后出现的情况与前朝一模一样，同样是“干弱枝强”，地方藩镇势力坐大，出现商人阶层崛起，然后发生“安史之乱”。
宋朝发生了中国帝制时期最激进的“王安石变法”。宋朝的经济很繁荣，工商业比唐要繁荣得多。宋朝中国的人口过亿，是世界第一个人口过亿的帝国。宋朝不反对土地兼并。这样进行了一百多年以后，中央羸弱，土地兼并严重，王安石开始变法。变法的结果是中央财政收入大增，政府与民间成争利之势。
王安石变法之后，再也没有帝王愿意搞变法。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进入了长达500年的稳定时期。明清两朝，中国是“超稳定”与大停滞。1300~1800年，中国人均GDP增长为零，同时期的欧洲：文艺复兴走出中世纪、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三权分立的现代国家诞生。明清时期，中国的人口重心向乡村下沉。南宋时，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是22%，到清朝的时候只有6.9%，1978年中共中央开始搞改革开放的时候是18%，去年第一次达到了50%。这个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与欧洲历史开始大分离的时期。
清末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并不是一场迟到的变革。中国1864年以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创办实业，同时全世界正在发生如下事件：美国刚刚打完了内战，全美超过8000人口的城市只有141个；日本在1868年，西乡隆盛推翻德川幕府，“明治维新”。德国在1870年才变成统一的国家；英国在1869年开通苏伊士运河。从这些可以看到，我们的现代化运动一点都不晚，为什么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还在争取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的地位呢？
李鸿章变法有几个思路：第一，坚决要改；第二，不再以农为本，提出“工业优先论”，这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
到了民国的时候发生了孔宋变法，孔宋变法中发生过两次“国进民退”。1935年，中国银行国有化。费正清所说的“中国企业家没有办法成为一个独立的阶层”，象征性的时间点就在1935年。当资本家的金融力量丧失的时候，作为一个有力量的阶层就消失了，一直到今天。这句话告诉我们，未来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的决胜之地就在金融产业。
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邓小平是靠四句话来引导这场改革的：发展是硬道理；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稳定压倒一切。这四句话告诉我们改革的目标纲领、理论路径、方法论和改革的边界。
这轮改革之所以非常成功，是因为邓小平准确地抓住了关键点，土地、货币、财政。整个改革紧紧围绕着这三点进行，土地是突破口：联产承包责任制；货币是主战场：放松管制—双轨制—物价改革；改善财政状况是主要目标：国有企业改革，引进外资与特区和开发区—下放财政权限。
今天来看，整个80年代的改革可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增量改革”，一个是“物价改革”。这轮改革是把大锅饭彻底打破的一次改革，是非常鲜明的非均衡发展的改革：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设立四大特区；东南沿海优先发展战略；开发区与外商优惠政策；国有企业放权让利、改革试点。出现的情况就是民间高速发展，放松民间，体制外的“增量改革”成主力，乡镇企业十年渐至“半壁江山”，私人从无到有，空前旺盛；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改革基本失败；实施沿海优先发展战略，老工业基地衰落，东南沿海崛起。
1978年到1993年，中国的改革是由下往上的改革，是由民间推动的改革。到了1994年，集权主义、国家主义重新回归。1994年以后，中国的改革变成由上往下的，中央向地方收权，中央重新掌握改革的主导权。1994年到2012年，整个大的格局呈现几个特点：第一中央不再是“讨饭财政”，分税制带来中央财政收入高速增长，地方财政依赖土地收入；第二国有企业体系重新控制国民经济主脉；民营企业边缘化，实体经济活力渐失，企业家移民；贫富差距持续拉大。
我们要重新开始考虑顶层设计，重新启动改革，那怎么改？改什么？我认为有两个大的问题。第一，未来的改革是一个从经济发展期进入利益调整期的改革，2009年、2010年、2011年是全球表现最好的经济体，未来的十年里中国仍然有可能是全球表现最好的经济体，所以中国未来的问题不是发展的问题，是利益调整的问题。第二个可能比第一个还重要，我们有没有可能走出帝制时期形成的中央集权制的四大制度模式，这四个制度在帝制时期都是以控制为主的，未来我们有没有可能从控制模式转向开放模式？
所以中国未来的改革充满了竞争、争议与未知。我们不妨从我们国家两千年的改革历史中找寻答案：
第一，未来的改革，不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所有改革的前提是“统一文化”；第二，自上而下的改革，调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责分配；第三，恢复民间资本活力的关键是以金融产业的开放为突破口的渐进式开放；第四，国有资本集团的改造必须探索新的管理和利益分配模式；第五，避免改革动荡的关键是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全民的生活和财富安全感；第六，政治体制改革不一定能保证经济改革的成功，而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为前提的经济改革，一定无法真正成功。
让我们庆幸的是，未来中国经济改革拥有天时地利与人和：第一，中国还有15到20年的城市化建设时间；第二，在全球产业革命中，美国人正在完成第四次浪潮，从“信息革命”到“新能源+生命科学革命”，中国处于用信息化革命全面取代制造业的时期，这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赶超先进的时间；第三，中国在20年内可能成为全球第一经济大国，而这个追赶过程会形成一种民族热情。
城市化、信息化浪潮与民族热情会为未来中国改革营造一个非常好的氛围。问题是我们应该往哪里走？中国已经进入到改革的关键时刻。最后两句话送给大家：“我们对中国的信心，始终来自于对自己的信心”；“那些没有消灭我们的东西，将使我们变得更加强大”。
（作者系财经作家；本文由本报实习生孙爱民根据作者讲座记录整理）
《中国科学报》 (2012-05-14 B3 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