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由于红卫兵的积极参与，上山下乡运动被赋予了激进的政治意义。它似乎不再是将城市“剩余劳动力”无情地向乡村倾泻的一种手段，而是成为革命青年在红色祭坛前奉献赤胆忠诚的极端形式。这种戏剧性的变化，是以“文化大革命”疾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为先导的。
一上山下乡，如箭在弦
1966年夏季，随着毛泽东“炮打司令部”一声令下，“文化大革命”这只“潘多拉的盒子”被一下子打开。文化教育、工农业生产和其他各行各业，都受到猛烈冲击。8月在各大中城市掀起的红卫兵运动和尾随其后的“大串联”，将“造反”的狂潮迅速推向全国。
1967年1月，在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策划下，上海市一部分“造反派”组织夺了上海市委、上海市人委的领导权，宣布成立“上海市人民公社”(后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这一事件被官方喉舌誉为“一月风暴”，它标志着“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同时，“革命委员会”这种在极左路线卵翼下产生的权力形式，成为“文化大革命”中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权力机构的基本模式。
“一月风暴”咆哮所至，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被揪斗，“靠边站”，甚至“被打倒”，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陷入瘫痪和半瘫痪状态。伴随各地“造反派”夺权任务的实现，“文革”的领导者着手建立各级革命委员会控制下的新秩序。针对教育部门，首先向全国发出了停止外出串联，大、中、小学开始“复课闹革命”的号召，促使桀骜不驯的红卫兵们回到学校，置于纪律的约束之下。3月7日，毛泽东在给《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的材料所作批示中提出：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与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构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毛的批示和有关材料经中共中央批转，要求各地参照执行。
军训团(有些地方又称军宣队，即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进入学校，师生陆续返校，解散了为数众多的跨班级、跨部门、师生混合的群众组织，实现按教学班为基础的大联合。接着开展“革命大批判”，解放干部，组建学校的临时领导机构，即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军训团进校，对结束学校的混乱秩序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同时也把林彪在军队中搞的一套工作方式和作风带入学校，助长了空头政治、形式主义、命令主义和极左思想理论的传播。许多学校撤销教研室(组)，取消班级建制和班主任制，将师生按班、排、连的军事建制编队，设立连队委员会，政治指导员。“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讲用会”等等“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及“突出政治”的做法风行大、中、小学校。这对“文革”期间的学校教育和历届学生分配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
中共中央宣布“复课闹革命”后，各地的形势发展大多一波三折。一些地方的大、中学生，依旧滞留校外，与社会上形形色色的“造反派”纠集在一起，以致武斗升级，流血事件层出不穷。7月22日，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对武斗升级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许多学校遭到破坏，秩序开始稳定下来的学校，重新陷入混乱状态。为此中共中央于9月23日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在外地串联的学生以及其他人员，立即无条件地全部返回原地、原单位。此举最终使迁延一年之久、已完全处在“无政府”状态的红卫兵大串联销声匿迹。
10月14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出“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小学一律立即开学。在此以后各地学校陆续复课。
中学普遍复课后，一个严峻问题很快突显出来：“文革”爆发不久，所有大专院校就停止了招生，小学毕业生升入初中、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的工作同时中断，使毕业生的升学道路完全堵塞。另一方面“文革”引发的大动乱造成1967年生产大幅度滑坡，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减少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