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溪女烈金方芸
金方芸烈士生于一九二八年,贵阳市乌当区人,一九四九年四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古历六月十一日被捕,九月二十一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时年二十一岁。
金方芸是一个文静而腼腆的姑娘,衣着扑素大方,平时与乡里的姊妹们亲密无间,因她排行老四,所以姊妹们就叫她四妹。
在筑中读书二年时间,她接近很多进步同学,时常看些进步刊物,也经常和大家悄悄的讨论。对国家历史和现实有了更深的认识,爱国思想和民族自尊心在心底萌生,认为知识就是力量,要振兴国家,耍改变人民的愚昧,要从教育着手。因此初二读完,她就考入贵阳女子师范学校学习。在这里她更刻苦了,平时沉默寡言,暗地里经常参加一些进步活动,可谁也没有注意她,连国民党在学校的爪牙“三青团”对这个不起眼的小姑娘也没有发生过怀疑。
女师毕业后,学校将她分到'谌华小学’教书,这期间,仍更加积极投入到党所领导的各种运动,这时她已经是一名地下党交通员。
一九四九年四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这时党的地下活动艰难困苦,她在极为危险的环境中,不顾个人安危,完成党交给她的许多任务。
一九四九年,全国己面临解放,反动派对革命力量进行残酷镇压,党组织指示各地联络站转移隐蔽;其他同志都离开贵阳,而她没走,来到姐姐家,问她为什么不走,她说;“我是在敌人窝里干党的工作,我一走必然引起敌人的疑心,说什么我也不能走,反正要死只死我一个,我宁愿拿这条命顶着,好让其他同志安全地高飞远走”。
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一日,她正在灯下改考卷,被特务借查户口为名把她逮捕了。当晚被捕的还有周显明,何依长等同志,都被关在中山公园监狱。
在狱中,金方芸遭到敌人惨绝人寰的酷刑拷打。
敌人用竹签钉入她的十个手指,十指连心,她痛得咬破嘴唇,晕死过去,始终没有哼一声。
敌人用更加残忍下流的刑罚来折磨这个年青姑娘,用猪鬃穿过她的乳房,来回抽插,金方芸的胸部鲜血淋漓,疼得死去活来,仍坚不吐实。敌人又把电极夹在她两只乳房上,通上强电流,她全身剧烈地抽搐着,口吐白沫,又昏死过去。但是敌人终没有使这个年青的女共产党员屈服。
敌人急需要从金方芸口中得到“材料”,最后使出了残酷的烙刑。一个熊熊燃烧的大火炉把昏暗的刑室映得通红,刽子手从炉子中抽出一块冒着火舌、爆着火星的红烙铁,猛地按在了金方芸的后背上,“吱,吱”的浓烟里夹杂着焦糊的腥臭味,她始终高昂着的头无力地歪向一边……。
金方芸在撕心裂肺的剧痛中苏醒过来,她怒目圆睁,逼视着眼前这帮暴徒:“你们这群狗党!等着人民的审判吧!”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一日,敌人在贵阳大南门外敌人对革命人士进行血腥大屠杀,金方芸牺性在沙河村,她的两个堂姐掩埋下她的遗体,她牺牲的第四天贵阳解放了。
一九四九年底在女师举行“金方芸烈士追掉会”,很多同志都感到惊奇,没想到这个年青的姑娘,会干出这样惊天动地的业迹。
烈土的鲜血,换来了今天的解放,金方芸虽然栖牲了,但她宁死不屈革命气质,和顽强斗争的革命精神却激励我们后辈,让我们沿着烈土的足边,继承着她顽强的革命意志为共产主义事业继续前进。
回忆我的四姐——金芳云(节选)
1949年贵阳的斗争形势更加严峻了,街上相隔不到10米就有国民党的便衣特务,我和四姐去看电影时,走不了几步就被查一次,从大南门走到大十字就被查了10次,走了2个多小时才走到,但四姐非常冷静,不管敌人怎么查都镇定自若,还叮嘱姐妹们要小心,不要出事,她说万一她出了事一定不会出卖同志,更不会出卖大哥(张立),她仍然女扮男装送信。但几个月后狡猾的敌人还是将她们查了出来,当其他同志都转移了时,四姐和周显明、何伊长还留在贵阳工作。
1949年7月7日夜晚,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四姐和周显明、何伊长改完学生的作业正准备睡觉,突然,一阵紧促的敲门声,紧接着一伙国民党便衣警察破门而入,以查户口为名搜查了整个屋子,没有搜查到什么可疑的东西就借口户口有问题,要四姐、周显明和何伊长走一趟,我知道事情不妙,但又不知怎么办,眼睁睁地看着四姐她们被带走,这一去就无音信了。
周显明和何伊长出狱后告诉我,四姐在牢中非常坚强,敌人对四姐进行哄骗诈诱等手段后不生效,就用竹签钉进她的手指甲里、用子弹壳卡在她的手指之间狠命地挟,把她折磨得死去活来,想从她口里掏出张立的下落,掏出其他地下党员的情况,但尽管她受尽了折磨,她始终咬牙关,总是一口咬定“我是共产党员,但只有我一人”,始终不暴露其他同志,当问到张老板(张立)时,她说“我只是个老师,从不跟生意人来往,不认识什么张老板。”当敌人带周显明让她认时,她说“我不认识”,敌人查不出周显明和何伊长的问题,就把她们放了。
11月10日晚上,听从狱中出来的周显明和何伊长说,我们的部队打到贵阳来了,贵阳要解放了,四姐第二天就会放出来了,要我和母亲到猪市巷堂姐家等。第二天一大早,天气阴沉沉的,我和母亲就在堂姐家焦急地等啊等啊,怎么也等也不见她来,直到下午2点钟,堂姐夫跑回来说四姐已被枪杀在贵阳北郊克妈市了(后来的沙河桥,大营坡附近),母亲听到这消息当场就昏了过去。当我急匆匆地赶到克妈市时,只看见四姐和12位烈士一起躺在了殷红的血泊中,(当天一起被国民党枪杀的烈士共24人,其他12人被枪杀在南郊马家坡)我双腿软弱无力地跪到了地上,泪水不停地流淌,任凭呼啸的寒风怎样吹打在脸上也毫无知觉,周围人们悲惨的哭声好像离我非常遥远。这时,在烈士们的尸体堆中突然坐起了一个血糊湖的人,我真希望是四姐,可是不是她,那人好像在对人们说着什么。不一会儿,来了3个国民党士兵向血人打了一枪,他再也没有起来了。
我强忍着悲痛,用30块大洋,把四姐的尸体买出来,买了一副棺材,又请人将她安葬在大营坡附近贵阳酱菜厂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