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新华网援引路透社的消息,称剑桥大学经过三年的调查,发布了一份英格兰40年儿童教育的评估报告,报告称适合儿童的入学年龄应该是6—7岁,而非从维多利亚时代就一直视为习惯的5岁。原因在于“如果你疏远四五岁的孩子,他们就学不会阅读、写字和算数。”报告认为6岁之前的孩子反而应接受像托儿所的那种寓教于乐的教育。“有关5岁入学的规定不是出于对儿童教育或成长的考虑,而是为了满足工业需要……显然,孩子早一点上学,就早一点毕业。”
无独有偶,在我国的教育理念里,也总是会有这样的想法,早一点上学,早一点毕业,当然也就早一点工作。虽然我们对于入学年龄的规定是7岁,好像能够符合先进的理念,但是在实际当中,让孩子早一些上学,恐怕是每一个家长都渴望和尽力操持的事。为了让孩子较早上学,篡改年龄、改出生证明等等手段,在现实中不胜枚举。既然规则所确定的7岁是适合孩子成长的年龄,那么为什么还是会有种种拔苗助长的现象呢?
其实,并不是家长刻意狠心,让幼小的孩子肩负超过年龄的重担。在剑桥大学的研究中也说“6岁之前的孩子应该接受像托儿所那样寓教于乐的教育”,但是在中国的大环境中,事实是只能寓教于“苦”的——众多的兴趣班特长班,英语、钢琴、美术,早早的在诸如少年宫文联的地方张罗开来,所谓的兴趣成了极好的讽刺——孩子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没有任何的爱好可言,也只能从小就接受这些强加的负担。竞争的激烈使得家长恨不得孩子打从娘胎就开始背单词记公式,哪还能等到7岁上学而从起跑线上就落后于同龄的竞争对手呢?
这是很无奈的选择。在中国的社会体系下,一个人的受教育程度几乎是与进入社会的成功程度或者被认同程度挂钩的,而受教育的程度一般都取决于能否进入到高等教育的范围。因为,九年制义务教育使得绝大多数人都能读到初中,而这其中的大部分人又会继续读完高中,那么受高等教育的门槛就剩下唯一的选拔考试——高考。虽然经历了扩招,高考仍旧是淘汰率很高的选拔考试。既然买过这道门槛就意味着人生的改变,那么何不在如何迈过的方法上动动脑子呢?
所幸,高考还留下了很多口子,例如特长生,即使不能成为特长生,掌握一点特长也会得到加分。于是,寓教于乐肯定是不行了,得从小就开始吃苦,来日方能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即使是没有条件“幼教”的家庭,那么就尽量小的入学吧,这样至少能在毕业时拥有年龄上的优势,甚至在高考时能多上两次参考的机会。
剑桥大学的报告说得很清楚,年纪小的孩子入学不是出于儿童教育或成长的考虑,而是为了满足工业的需要。显然,在中国,家长们的考虑并不仅仅如此。中国虽然已经老龄化严重,但是还没有到人丁稀少的地步,庞大的人口基数提供了数量可观的劳动力,完全不用担心人力缺乏的窘迫。让孩子低龄入学,完全是从功利的考虑出发的,为了将来可能的竞争,为了社会的认同,为了能够保持竞争的能力,即使是明知道低龄不适合上学,即使知道“疏远孩子会给他们带来不利”,中国的家长们也会毫不犹豫的把孩子送到学校,或者去学校之外的地方学习他们认为必要的技能。
的确,竞争的激烈使得起跑线的位置被人为地提前了,以前可能我们在意的是起跑之后的速度超过对手,而现在我们在乎的是起跑的时间先于对手。中国孩子在这样的思想下开始担负原本不属于他们的负累。其实,教育的目的并不在于折磨和苦累后的疲倦,而在于知识的获取,经验的增加以及技能的提高,在畸形的竞争标准和近乎于偏执的教育制度之下,教育的真实目的是不会得到体现的,我们看到的,只能是那些幼小肩膀上越来越重的书包和孩子们脸上越来越少的笑容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