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国民党抗战八成是失败的
一直以来，我们共和国的同龄人一代，以为国民党抗战是消极、妥协、投降、无足轻重。
国军在正面战场抗击日军，付出了极大的牺牲，毋庸置疑。但是，历史就是历史，让情绪主义主导历史评论，一会儿全盘否定，一会儿极力肯定，是很错误与味的。全盘否定，对不起大量牺牲于正面战场的国军将士；极力肯定，既不合乎事实，又对不起为挽救民族危亡在敌后战场作出了成功有效贡献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顽强奋战于敌后根据地老百姓。不正确、准确评估国民党及国军抗战，对我们当代人自身不负责，更贻误我们子孙后代，还侧面影响正进行着的两岸互动统一。
先分析蒋介石的战略决策。
一、既是英明决策，也是无能无奈。
包括蒋经国在内，台湾多篇文章颂扬蒋介石及时战略决策，主动激化上海战场，从而诱使日军改南下进攻为自上海；逆长江西向进攻，勉去日军很快沿京广铁路线把中国一劈两半的危机可能。
的确，蒋介石此次是英明的。中国的经济，人口、军事、政治、重心侧重于东半部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如任由日军一刀劈下来，或劈至武汉后沿长江向东包括长三角南京上海地区，其后果是灾难性毁灭性的。其灾难不仅仅在于长三角中国工业经济的无法后撤而被俘虏，而是在于自抗战近半年来中国军队暴露的怕被抄后路，怕被包围特性；一旦被围，撤退令一下，很快土崩瓦解，也许蒋某人自身也很惧怕中国军队被包围等。
进一步推理，任由日军将中国主力军队包抄于三角及江淮，既而崩溃受歼，最不出预料的后果就是接近于而后解放战争三大战役后的蒋政权，实力所剩无几。
但是，我们不能不难过地看到，蒋的这种“英明”是建立在①中国对日军侵略的抵抗能力甚差。②国民党军队特别惧怕被包抄后路这两种前题之上。
事后的历史证明，蒋的预估及战略决策是英明的：不仅京广线以东几乎全墨，京广线以西也有大片沦陷区。淞沪大会战被日军抄后路后，国军一泻千里，连南京也泻掉了；台几庄先获大胜，但紧接着出现中国军队反被日军报复包围的预兆，于是又是“迂回转进“千里，摆不脱日军而被迫决堤花园口，借洪水阻日军。
今日的我们很应该怀疑：当年中国本土22省只剩3个完整的省（陕西、甘肃、四川）、4个不全的省（湖南、广西、云南、贵州），东三省除外，足足十一个省沦于日军铁蹄。三比十一，这真是中华民族抗击日军征服的实际能力吗？
如果说，3比11是中日当年真实实力对比，那未，为什么中共可以在抗战最后几个月，在山西、河北、山东、掀起全面攻城运动，几乎光复该三省。
如果说，抗日战争中方退缩是因为中国经济，军事实力大大弱于日军。那末，抗美援朝，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不是更大大比例弱于美国吗？为什么在中共主政下反而可以与更强敌杀成平手呢？
当年的国共实力对比，共实与37年的中日实力对比彼此彼此，但中共却3年功夫以小计胜大，风卷残云，国军八年却还残喘等援求，胜难望？难道说，国民党军仅仅只是在解放战争期间，战斗力才大大减弱的吗？
毛主席其实对此早有预见：“我们主张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或者叫全面制高点。因为只有这种制高点，才是群众战争，才能达到保卫祖国的目的。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虽然也带革命性，但其革命性很不完全，片面抗战一定要引导战争趋于失败的，是决然不能保卫祖国。”（《上海太原失陷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
以朝鲜战争为参照系，如果中共主导抗日战争，如果中共也沿用蒋介石的英明决策，引日军溯长江西向进攻，那末，江西南昌最有可能是中国的斯大林格勒。武汉是绝不会被日军攻占的。（现实生活中，长沙日军四攻才克，可能是中国的斯大林格勒，衡阳、广西昆仑关也可能是中国的斯大林格勒）
共军没有国军那么一旦被告包围，常常溃散的习惯性脆弱。所以即使日军沿京广线南下包抄，如中共主导抗战，更可能发生的事是产生抗日战争的反日淮海战役，江淮京泸将长期反复正面绞杀。不会产生恐慌。（武汉被攻克时，国统区产生极大恐慌，47年延安被告攻占时，中共系统毫无恐慌）
撇开宏观总体分析，抓一个实战典型——出境缅甸作战，看看国军究竟是为何作战失利的。
二、缅甸作战失利的要害问题
国军缅战初期，战绩辉煌，甚至孙立人以少胜多创奇迹，但在日军一支部队抄了中国军队后方之后，战况急转至下，恶化、直至惨败。多篇文章都是一般性评论孙立人、杜聿明、蒋介石、美国人之间的是是非非，即便是杜聿明回忆录也未见有对战争更深刻的评述。
有一段平常的言论，至今未见有受到重视：蒋介石曾交待杜聿明：第五军是机械化部队，是我们的唯一精华家底，一定要尽努力把这些重武器最终带回国内。（大意）
笔者怀疑，缅战失利，最值得反省总结的可能是这句话“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当用兵时不用兵，当用重武器时舍不得使用重武器是荒谬的，是军阀惜战思想（即片面的保存实力躲避实战思想）坦克，大炮等重武器自诞生以来，在是分散使用好还是集中使用好的问题上一直有不同主张。重武器有杀伤力巨大的优势但又有成本大，不灵活单兵种作战受限制等诸多难点。蒋介石、杜聿明、既想作战威力巨大，战果辉煌，又舍不得丢弃法宝（作战万一失利时）。针无两头利；顺理成章，两全其美的做法就是为这些精锐的一线部队配置相应足够的二线部队，三线部队甚至游击队。
杜聿明的第五军机械化部队在广西昆仑关战役中，成功地用这支精华及时出击，狠击日军，又在一旦不利时及时撤回。胶着对垒的国内，不乏二线部队、三线部队、游击队民众，很容易化解日军对我精华部队的刻意或不刻意的围歼。但彼时的缅甸，情况完全不同，缅共及其民众自以为日军是在支援缅人对抗英殖民主义，遂支持日军而捣乱华军，蒋介石也未对机械化五军配备起码的二线部队，三线部队。蒋、杜凭空幻想针要两头利。（也许蒋、杜一时因初战顺利而兴起唯武器论，速胜论盲目乐观）
自抗战以来，国军屡屡发生不堪被抄后路的特性：忻口战役、太原战役、台儿庄战役后，淞泸大会战，甚至武汉大会战。正面对垒时，万军一心，拼死拼活，甚至战至最后一人，一旦被抄后路，撤退令一下（或“迂回转进”），则很快变成土崩瓦解，人人怕当最后一个，军军怕被选做“掩护部队”，频频发生与抄后日军赛跑之事。（国人熟悉的战例：解放战争时，长春国军顽抗林彪半年已久，林彪向毛泽东认错改抄东北国军后路攻锦州之后，长春守敌很快起义。渡江战役，刘邓二野没有从正面湖北进攻四川，改迂回湖南、贵州间大包抄，基本也是与宋希濂等赛跑）
“知已知彼，百战不殆”彼时的杜聿明，早应清晰自己的部队的短处。如果他是英明将领，则腹中应早有应对之策：远离后方，携带重武器……想重演昆仑关的佳作是不可能的，唯一可能的、唯一正确的，只能是鱼死网破，拼死回攻，同归于尽；回攻才能鼓起士气，（所谓置于死地而后快！）回攻，才能变重武器累赘为优势，回攻，才能死里求生。
远征军选择了迂回转“进”，失败是惨重的，死于“野人山”的人远比死于与日军作战的多，重武器丢光不说，轻武器也所剩不多。也许杜聿明会辩解：“早知野人山损失严重，当初当然会拼死反攻。”——侥幸主义，远见不足、不求主动，消极应战；恰是中共所批评的“消极抗战。”
翻越“野人山”与红军过草地
翻越野人山是极其艰苦，悲状的，前后两个月；无食无医，能坚持到印度的只剩小半，女兵四十多只剩下两三个。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中共与之可比拟的有三例：
红军过草地约10天。
解放军，一野部队穿越塔里木大沙漠约18天。
解放军18军徒步高原进军西藏拉萨约2个月。
包括国军野人山在内，四例都食物不足，困难彼此彼此，难言谁最艰苦；十八军断粮要挖野菜草根，穿越大沙漠断水昏倒，野人山是热带雨林，野生食物最易补充，野人山最后半个月还得到美军空投。
野人山人员死亡大半，队伍完全解体（到印度后，要举牌招呼登记归队），不能战斗；红军过草地后，立即进行腊子口战争，穿越大沙漠的解放军立即抢时间与拒不起义的国民党军作战，战斗力基本维持。
通过对此间发生约两三个事例，也许会有助于我们后人更深刻理解评估“野人山“之行的应有位置：
野人山某副团长向下属某士兵乞食，遭拒绝，该士兵很快发现上司饿死，遂难过痛哭。
某元帅（也许可能是大将、上将）回忆录：他见一小红军，似有不妥，便上前问是否没干粮了，小红军举出干粮袋说：我还有呢！过后，该元帅很快醒悟：自己可能被小战士骗了，遂赶快追找，但发现小红军已经不行了，干粮袋里只有一块骨头。该元帅内疚至从此不能见到年纪小的士兵，一见则引发悲恸。
某班长钓鱼，以扶伤员苦熬，自已却吃伤员吃剩下的鱼骨，骗伤员说吃过饭了，最后没熬出草地。这金色的鱼钩遂成经典物，故事也编入小学生课本。
通过简单事例及总体比较，可以得出：国民党军意志力弱于共军，整体内聚力弱于共军，顽强战斗力大大低于共军。
总结国民党军缅战前期失利及整个国军抗战，有几大失败或弱点：
①一贯怕被抄后路、被包围等。或者说是战斗力不强，军心不团结，战斗意志不顽强。
②领导层有惜战思想，或者说有片面的军阀保存实力主义思想。
③缺乏远见卓识，或曰缺少英勇战斗、英明决策能力（起码是较中共而言——蒋介石引日军进攻上海是一例外）。
国民党军抗战，是英勇悲壮的，但同时八成又是失败的、失策的。
作者:广州山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