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苏青(1914—1982)生于浙江鄞县，名和仪，抗战胜利后笔名改用冯允庄。其父冯松雨，庚款留学生，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毕业，学成回国后在上海某银行任经理，但不幸英年早逝。苏青高中是在浙江省立四中读的。她爱好文艺，常在校刊上发表习作，又会吹箫，被同学称为“天才的文艺女神”。她爱国也不落人后，“九·一八”事变，她与同学们一起上街游行，发传单。淞沪战后，国事蜩螗，便埋首读书。苏青就读的女子师范改为中山公学(初中)时，男女同校。同窗李钦后长相英俊，外语好，家境富裕。一次他们同台演出莎翁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滋生了爱情。李家来说亲，时值苏青的父亲已过世，家境拮据，便同意订婚。1933年苏青蟾宫折桂，考入中央大学外文系，是温州地区所辖6县中唯一的一个。李钦后考入东吴大学法律系，他大概担心这位“宁波皇后”在中大读书会有情变，提出结婚。苏青不愿，但在母亲的苦劝之下，于 1934年成亲。
婚礼是隆重的，中西合璧。苏青在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中，有精彩的描述。但花好月不圆，蜜月不蜜。苏青是带着李家的“喜”被迎娶的，但她发现丈夫并不怎么体贴她，倒对表嫂瑞仙含情脉脉。苏青怏怏不乐，婚后便返中大上学。可“喜” 在一天天变大。校纪难容，苏青不得已退学，在家待产。李家一心以为苏青能生一脉延续家族香火，孰料产下的是个女儿！李家上下脸色哗变。丈夫的不忠，公婆的不屑，小姑的龌龊，苏青算是初尝了人情冷暖。她曾到一小学任教，与她搭档的是年轻帅气的男性，便有人饶舌。人言可畏。她干了三个月便辞职，回家做少奶奶了。
1935年秋，苏青、李钦后筑巢上海，她从幽居的深闺来到了灯红酒绿的十里洋场。李钦后还在读书，苏青一人在家，实在无聊透顶。无聊到模拟独幕剧中的人物自己和自己对话，打发寂寞。那时钱是他们最大的难题。丈夫认为既已结婚，就无脸向家中伸手。总是寅吃卯粮，往往为钱斗嘴。一次苏青向丈夫要钱买米，李钦后竟然掴了她一耳光，还说：“你也是知识分子，可以自己去赚钱啊！”她五内俱焚。就为这一耳光，为争取在家庭中的地位，她要找工作，挣钱。每天《新闻报》一到，苏青专看招聘广告，然后写信自我推荐。一份份求职信，像一只只放飞的野鸽子，杳无音信。日坐愁城。她想学外语会话，好谋职，钱哪来？想想每天为小菜钱向丈夫要还要费口水，再向丈夫要学费她更觉自讨无趣了。罢。
苏青
那时，上海滩杂志业非常繁荣：《论语》、《人世间》、《宇宙风》、《文饭小品》等等。尤以《论语》影响最大。苏青忽然想到，何不向杂志投稿，赚点小钱贴补家用？加之，苏青刚生了个女儿，正受丈夫、公婆的白眼，怨郁在胸，她需要宣泄。于是她以自己的切身感受，写了篇短文《产女》，寄给《论语》。编辑陶亢德慧眼识金，欣赏这篇来稿有股英锐气，且切中时弊。该文开首写道：
古国古礼，无子为七出之一，为人妻者，无论你德容言工好到怎样程度，可是若生不出儿子的话，按理据法，就得被丈夫逐出去；即使“夫恩浩荡”，不忍逼令大归，你就得赶快识趣，劝夫纳妾图后，自己却躲在“不妒”的美名下噙着眼泪看丈夫和别的女人睡觉。反之……
陶亢德将篇名易为《生男与育女》，刊在1935年6月16日的《论语》上。首发即中，苏青十分兴奋，还得了5元钱稿费。她自信大增，“女人也能用自己的智慧赚钱”，而且体现了自身的价值。接着，她又在《论语》上发表了《我的女友们》，剖析自己婚前婚后的心态变化，发出了“女子是不够朋友的”的感叹：“女子是不够朋友的。无论两个女人好到怎样程度，要是其中有一个结婚的话，‘ 友谊’就进了坟墓。”她的观点，受到年轻读者的追捧。苏青从《论语》起步，迈上了文坛。
令人忍俊不禁的是，苏青在《生男与育女》中写道：“一女二女尚可勉强，三女四女就够惹厌，倘若数是在‘四’以上，则为母者苦矣！”真是报应，苏青后来一拖拉子连生了4个女儿(一夭)，到老五，才是儿子。
苏青
一连四女，丈夫怒目相向，公婆横眉冷对，苏青唯有忍气吞声。产女的大潮，冲击着本就岌岌可危的婚姻堤坝。后李钦后的弟弟李钦若因事到上海，暂住哥哥家。李钦后整日在外花天酒地，跳舞找女人，苏青寂寞时找李钦若说话，久而久之，叔嫂两人的关系有点暧昧起来。偏逢李钦后不择手段把邻居、作家徐的太太赵琏花弄到手，证据确凿。苏青忍无可忍，提出离婚，维持10年的婚姻，一朝便烟消云散了。事实证明，李钦后不是良民。解放后，他在法院工作，因贪污罪，被政府处决。离婚后的苏青也曾想重组家庭，曾结识一位颇为富有的对象。有一次当她与男友吃饭时，3个孩子站在门口张望不敢上前。苏青十分伤感，她怕再婚后儿女们会受苦，便坚持不再婚，恪尽为人母的责任。
在婚姻上，苏青是个失败者；然而，在事业上她是一个胜利者，她以十年的痛苦婚姻为代价，写出了《结婚十年》，一举成名。
陶亢德是她在文学道路上的恩人。苏青与大汉奸周佛海及陈公博的相识也是陶亢德介绍的。说苏青走红是《古今》捧的，不无道理。她在《古今》上发的第一篇文章是《论离婚》，堪称绝妙，受到时为上海“市长”的陈公博的欣赏。该刊创办者朱朴，是汪伪交通部次长。朱朴点拨苏青写文章奉承一下陈公博。苏青可能考虑自己一孤身女子在外混事不容易，需要有人庇护吧，在《〈古今〉的印象》一文中，果真吹捧了陈公博一番。忠奸不辨，实在令人心痛(也许她已有所察觉，在后来出版的 4部散文集中，均未收此文)。投桃报李，陈公博给苏青介绍工作：或者做他的私人秘书，或者任市政府专员。大概苏青怕陈公博有所图，选做专员，混入官场。尽管她只干了3个月，但代价是惨重的，她由此沾上了“汉奸嫌疑”，这页历史是抹不去的。此时有人以匿名方式寄给她一张10万元支票，苏青曾犹豫，猜想是陈送的，但信封上无写信人的地址。恰那时苏青要养全家老小5口，日子实在不好过，她就饥不择食，收了。生活有所改善后的苏青，不甘寂寞，想出人头地地干一番事业。她审时度势，决定办刊物。刊名定为《天地》，取谈天说地、无所不包、无所不容的意思。这油然令人联想到是延续《古今》的余绪，一指时间，一指空间，故有人认为这是“天造地设，妙古绝今，可谓巧合之至。”
1943年10月10日，在周佛海、陈公博的资助下，天地出版社兼《天地》月刊在上海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160号601室挂牌开业。
苏青真有本事，把政界、文坛的名流拉来写稿，作者队伍阵容显赫：周作人、陈公博、周佛海父子、胡兰成、谭正璧、秦瘦鸥、朱朴、张爱玲、纪果庵、柳雨生等。
苏青不仅有温州人的能干，又有上海人的精明。她单枪匹马经营的《天地》，创刊号竟一炮走红，脱销后立即加印。她经营有道，马上实施杂志预订，八折优惠客户。新年出“特大号”加质不加价。她向周作人讨张签赠的全身照，登在杂志上，既做广告又讨周作人欢心。还别出心裁举办“命题征文”，总之花样不断翻新。为争得发行折扣，她不怕丢人现眼，不怕吃苦，亲自扛着《结婚十年》到马路上贩卖，与小贩“讲斤头”。聋哑作家周楞伽撰文揶揄她：“作为一个宁波女人，比男人还厉害！”还写打油诗调侃她：“豆腐居然吃苏青，血型犹太赐嘉名”，因而得了个“犹太作家”的诨号。苏青寸土不让，写文反驳，斥责他多管闲事，并反唇相讥：“ 你耳聋，一张嘴又说不清楚。”以周耳聋为题讽刺挖苦，笔墨官司俗到与骂街无二了。苏青说：“情愿不当什么女作家，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张爱玲说苏青的特点是“伟大的单纯”。
受人惠，必还人情。在《天地》创刊号和第四期上发表的署名为“周杨淑慧”的《我与佛海》、《在日本的小家庭生活》两篇文章，实质上是由苏青代笔的。
这时的苏青，已成了社会活动家，出席了一些有亲日行为的不光彩的会议，还任过“中日文化协会的秘书”。故此，1945年11月出版的司马文森编的《文化汉奸罪恶史》，列出张爱玲、张资平、谭正璧等16位文化汉奸，苏青亦在其中。张爱玲沉默。苏青在《关于我》一文中辩诬：“我在上海沦陷期间卖过文，但那是我‘ 适逢其时’，亦‘不得已’耳，不是故意选定的这个黄道吉日才动笔的。我没有高喊打倒什么帝国主义，那是我怕进宪兵队受苦刑，而且即使无甚危险，我也向来不大高兴喊口号的。我以为我的问题不在卖文不卖文，而在于所卖的文是否危害民国的。否则正如米商也卖过米，黄包车夫也拉过任何客人一般，假如国家不否认我们在沦陷区的人民也尚有苟延残喘的权利的话，我就如此苟延残喘下来了，心中并不觉得愧怍。”
苏青
她后来在另一篇文章中袒露了当时的真实心境：“我投稿的目的纯粹是为了需要钱！”“而且我所能写的文章还是关于社会人生家庭妇女这么一套的，抗战意识也参加不进去，正如我在上海投稿也始终未曾歌颂过什么大东亚一般。 ”“苏青从来没有写下一个字替敌伪唱赞歌。”对“文妓”、“性贩子”和“汉奸文学”的指控，时下也有不同的声音：季广茂在《义旗下的哭泣》中谈到苏青在40年代那段辩白时指出，“(沦陷区的人民)他们被自己的政府遗弃在固有的土地上，他们有权生存……但更多的百姓则生活在灰色地带之中，他们只能生活在夹缝之中，忍气吞声”。
江荣在《拂去尘埃读苏青》中说：“四十年代前期的上海，时代特殊，环境复杂，在那个环境下活动，若无清明的国家、民族意识，若无坚强的意志以及有保障的生活来源，很容易沾上腥气。”戴锦华认为：“(苏青)只是在一种男性行为的压抑之下，在一种死寂的女性生存之中，道出的一种几近绝望的自虐自毁性的行为。”柯灵也说：“抗日救亡，理所当然是主流。除此以外，就都看做是离谱，旁门左道，既为正流所不容，也引不起读者的注意。”
无论事实如何，苏青当年与周佛海、陈公博之流的瓜葛，是其人生册页中抹不去的不光彩的一笔。她只能毁誉由人。千秋功过，留待历史评说。
新中国成立后，提倡文学创作为工农兵服务，像苏青这样以写青衫红粉、家长里短为主题的作家是无法上阵的。当年的老朋友张爱玲、徐都远去海外，苏青显得格外的寂寞、苦闷。更为难堪的是生活无着，一辈子为钱发愁。1949年底，苏青由九三学社吴藻溪介绍，加入妇女团体“妇女生产促进会”，但一时也没找到工作养家糊口。正一筹莫展时，朋友告诉她，香港的《上海日报》想请当年走红的老作家写稿撑门面。于是苏青写了《市妇运会请建厕所》、《夏明盈的自杀》等寄去，可非但没有收到分文稿费，反受有关部门一顿批评。
苏青手迹
时值1951年，市文化局戏剧编导学习班招生，苏青报名，没被录取，后由夏衍出面，才被批准。毕业后，她被分到由尹桂芳任团长的芳华越剧团工作，为配合“三反”、“五反”运动写了几部剧本，但都未获成功。后来，她改编郭沫若的《屈原》，为此专程进京向楚辞专家文怀沙请益。1954年5月，由苏青任编剧的《屈原》首演，反映颇好。在参加华东戏曲会演时，佳评如潮。演员获奖了，音乐获奖了，偏偏剧本没获奖，其根子是苏青有“历史问题”。苏青感到不解、不平，但她只能忍气吞声。那段日子，最开心的是由她编剧的《宝玉与黛玉》在京、沪连演300多场，创下剧团演出的最高纪录。
倒霉的是，在改编历史剧《司马迁》时，为塑造好司马迁的形象，她写信向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讨教。完全是一封纯学术探讨的信。讵料，1955年贾植芳被打为胡风分子，被判刑。有关部门在抄贾家时，发现了苏青的那封信。苏青也被打成胡风分子，关进了上海提篮桥监狱。也有人认为，苏青被捕是潘汉年、###案所牵。情况太复杂，非局外人能说清楚。但后来经深入调查，苏青与胡风根本无关联。1957年6月27日苏青被“宽大释放”。苏青出狱后，又回到剧团。一时无事可做，看剧场大门。自己创作的作品，已被他人改头换面窃去。1959年芳华剧团去福建，苏青不愿去，被安排在黄浦区文化局下属的红旗锡剧团当编剧，兼配角唱戏，还要负责字幕，很是辛苦。她也配合政治写过《雷锋》、《王杰》，但无影响。
1966年的“文革”，苏青家被抄，人被斗。令她愤怒的是工作也被锡剧团辞退，生活更困难。1975年，苏青从黄浦区文化馆退休。退休证上写明：原工资61.7元，按7折计算，实发退休费：43.19元。
苏青的晚年极为凄凉。她原住市区瑞金路，和邻居共用厨房、卫生间，经常受人欺负。迫于无奈，和郊区人家调换住室，以求安宁。她与已离婚的小女儿李崇美和小外孙，三代人住在一间10平米的房子里，相依为命，基本断绝了与外界的往来。唯与王伊蔚老大姐(抗战前《女生》杂志主编)有所过从。她在致老友的最后一封信中说：
成天卧床，什么也吃不下，改请中医，出诊上门每次收费一元，不能报销，我病很苦，只求早死，死了什么人也不通知。
旧上海的苏青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花落人亡两不知”的时期也不远了。
1982年12月7日，多灾多难的苏青顺天命而去，终年69岁。
1984年，上海市公安局作出《关于冯和仪案的复查决定》，内称：“……经复查，冯和仪的历史属一般政治历史问题，解放后且已向政府作过交代。据此，1955年12月1日以反革命案将冯逮捕是错误的，现予以纠正，并恢复名誉。”迟来的公正，苏青去世已两年了。
苏青病危时，很想看看她的《结婚十年》，家中没有。后来成为其女婿的谢蔚明，辗转托人找到一本。因那时此书还未开禁，书主人提出速阅速还。谢蔚明为安慰病中的苏青，出高价复印一册送她。苏青做梦也没想到，她死后不几年，社会日渐祥和、开放。苏青复苏了。她的《结婚十年》、《浣锦集》等陆续再版，人们没有忘记当年上海滩的苏青！
不知这些能否告慰苏青那颗多灾多难的在天之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