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摘要】《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基本著作之一，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是中共中央党校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必修课。鉴于讲授和解读中存在的误解和偏差，为了做到原原本本地领会这篇著作的基本精神，突出重点地把握其中的主要观点，使其真正成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有必要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重新解读。这篇著作的核心是阐明哲学的终结和与之相对立的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确立，学习的主要目的在于掌握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辩证法的一般规律，为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奠定科学的世界观和思维方法。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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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古典哲学；终结；唯物主义历史观；辩证法规律；误解和偏差；重新解读
【 恩格斯于1886年撰写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本文以下简称《终结》）这一名著，一直是中共中央党校党的中高级领导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必修课。问题在于，长期以来，我们的教师在讲授和解读中，存在一些误解和偏差。有鉴于此，我们应当在认真学习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重新准确解读原著，遵照原著的本意，确切地领会和把握其中的基本精神和主要观点，从中得到具有指导意义的教益和启示。本文只是一个尝试。
一、《终结》一文的写作目的、脉络和梗概
（一）序言部分：恩格斯写作《终结》一文的缘由和目的
关于写作《终结》的缘由和用意，恩格斯在1888年撰写的单行本序言中作了清楚的说明，概括地说主要有下述四点：
第一，初衷在于对他和马克思从前的哲学信仰做一次系统的清算。恩格斯首先引用了马克思在1859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实际上是最初的《〈资本论〉序言》）中的一段话，那里曾经指出：1845年，他和恩格斯“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1]34他们的“主要目的”在于“自己弄清问题”。他们“共同的见解”就是“主要由马克思制定的唯物主义历史观”。[2]211书稿的题目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但由于受到当时书报检查机关的阻挠而未能出版。[3]789
第二，40年后仍有必要系统阐明他们同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关系。恩格斯指出，经过40年以后，马克思已经逝世，他们始终没有机会回到原来的题目上来。然而，一方面，“关于我们和黑格尔的关系，我们曾经在一些地方作了说明，但是无论哪个地方都不是全面系统的。至于费尔巴哈，虽然他在好些方面是黑格尔哲学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中间环节，我们却从来没有回顾过他。”另一方面，在此期间，虽然马克思的世界观在国内外都找到了拥护者，但德国古典哲学在国外又“有某种复活”，甚至德国的一些大学也以哲学的名义施舍折中主义的残羹剩汁。有鉴于此，恩格斯感到，“越来越有必要把我们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我们怎样从这一哲学出发又怎样同它脱离，作一个简要而又系统的阐述。”[2]211-212显然，恩格斯现在要做的，不是仅仅“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而是重点阐明他们“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如何从黑格尔哲学出发又同它脱离。不言而喻，阐明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自然也包括同费尔巴哈这个“中间环节”的关系。
第三，恩格斯应邀评述施达克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书。恩格斯说，《新时代》杂志编辑部请求他写一篇批评施达克（丹麦资产阶级哲学家和社会学家）1885年写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书的文章。鉴于“在我们的狂飚时期，费尔巴哈给我们的影响比黑格尔以后任何其他哲学家都大”，恩格斯完全可以借评述施达克关于费尔巴哈的书而借题发挥，自然就欣然同意了。[2]212 “还一笔信誉债”这个特定形式，为恩格斯系统阐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第四，40年前和马克思合写的旧稿已不再适用于当前的目的。1845-1846 年，恩格斯和马克思曾经合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但恩格斯指出：“旧稿对现在这一目的是不适用的”，不能不重写。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旧稿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阐述，显示出当时经济史方面的知识不足；二是旧稿“缺少对费尔巴哈学说本身的批判”。[2]212而对费尔巴哈学说的批判又是十分必要的。
总之，恩格斯写作《终结》一文的主要意图是，系统批判黑格尔哲学和黑格尔以后的哲学（重点是对他和马克思影响最大的费尔巴哈的哲学），表明他和马克思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对立，阐明“由马克思制定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主要是理论本身的需要。至于其他方面的缘由（现实需要和适当的机会），是不能和根本原因平列的。有些教师把恩格斯写作《终结》的原因归结为历史原因、现实原因和直接原因三个层次，虽然意思清楚，但表达方式未必确切。马克思和恩格斯清算他们自己的哲学信仰，阐明他们的共同见解（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德国哲学意识形态的对立，从而实现他们的意愿，既不属于和“现实原因”相对而言的“历史原因”，也不属于和“直接原因”相对而言的“间接原因”。
（二）正文部分：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确立
《终结》的正文包含四个部分（可以看作是四个章节）和一个简短的结束语。通常的解读是：全文四个部分分别分析和阐明“三个哲学”——第一章分析黑格尔哲学；第二章分析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第三章分析费尔巴哈的宗教哲学和伦理学；第四章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概括似乎过于简单化和各自孤立，也不够确切。在前三个部分中，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自然是最主要的角色（其中也连带回应了施达克对费尔巴哈的评价）；但内容都不是单一的。三个部分与其说是按人物划分的，倒不如说是按德国古典哲学本身的逻辑——德国古典哲学从兴起、发展到终结的过程——展开的；而且，全部哲学的终结同时就是作为它的对立物的现代唯物主义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产生。因此，第四部分自然转向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概述。按照这种认识，《终结》全文的脉络和各个部分内容的梗概可归纳如下：第一部分：系统认识和全面评价黑格尔哲学及其命运——黑格尔哲学的表面和背后，内容和方法，历史地位和内在矛盾，体系解体和学派分裂；提出救出黑格尔哲学新内容的任务。
《终结》的话题既然是由施达克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这本书引出来的，那么，对两个方面——施达克的观点；费尔巴哈哲学——的评价，必然是《终结》不可缺少的内容。但是，就恩格斯的本意和主要目的来说，对这本书及其作者的评价并不是《终结》的重点所在，而对费尔巴哈的评价也只是重点内容之一。《终结》着重要阐明的是德国古典哲学乃至全部哲学的终结，其中涉及两个主要人物——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但是，哲学的终结首先是黑格尔哲学体系的终结；况且，没有黑格尔和黑格尔哲学，也就没有费尔巴哈和费尔巴哈哲学。因此，《终结》不可能把全部或大部分篇幅放在对费尔巴哈的评论和批判上，更不可能一开始就进入对费尔巴哈的评论和批判。正因为如此，这第一部分首先回顾了19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而这场革命的主角就是黑格尔。因此，系统认识和全面评价黑格尔哲学及其命运，提出要解决的问题，便成为《终结》第一部分的主要内容。撇开观点不论（后面将集中提炼和归纳《终结》阐明的基本观点和主要结论），这一部分主要阐述了下述六个方面：黑格尔哲学体系的表面和背后；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内容和方法；黑格尔思想的地位、作用和价值；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性质和矛盾所导致的后果；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一书的作用和缺点；扬弃黑格尔哲学体系和获得新内容的任务。
第二部分：科学分析和评判哲学家们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认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基本观点、理论贡献和局限性。
《终结》的第一部分已经说明，黑格尔哲学体系的解体和黑格尔学派的分裂，根源于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本质和内在矛盾，起始于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认识和争论。因此，《终结》的第二部分，必然从对黑格尔哲学的分析批判，合乎逻辑地转向对哲学基本问题争论的分析，以及对从中反映出来的问题的认识。这种争论不仅把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可知论者和不可知论者区分开来，还进一步把旧唯物主义和现代唯物主义、社会历史领域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区分开来。在这种争论中凸现了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及其重要作用。然而，正是在这种争论中，一方面暴露出费尔巴哈在理论上的弱点和局限性，另一方面为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确立提供了条件和机遇。这一部分主要阐述了下述七个方面：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最高问题）及其产生的根源；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质的规定性和内容；推动哲学家在理论上前进的真正推动力；费尔巴哈思想的发展进程和历史局限性；旧的古典唯物主义的局限性和黑格尔对自然界的非历史观点；费尔巴哈在社会领域没有前进的客观原因；施达克对费尔巴哈唯心主义之所在的错误理解。
第三部分：揭露和批判费尔巴哈哲学中真正的唯心主义——存在形式（社会历史领域）、主要表现（宗教哲学和伦理学）和程度（停止不前）。
在第二部分，恩格斯从澄清哲学的基本问题入手，在分析古典哲学非历史观点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费尔巴哈哲学）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接下来第三部分进一步的任务自然是，回答前面已经提出的问题：费尔巴哈在社会领域内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仍然是唯心主义者，进而系统揭露和批判费尔巴哈哲学中唯心主义的主要表现和程度。这一部分主要阐述了下述五个方面：费尔巴哈哲学中真正的唯心主义之所在；费尔巴哈对人类历史的认识和解释；费尔巴哈的宗教哲学和伦理学中的人；费尔巴哈的道德论；费尔巴哈在社会历史领域停止不前的根源。
第四部分：阐明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形成和基本观点——以唯物主义世界观对待社会和历史，把本质上是革命的辩证法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科学的世界观和历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的哲学。
恩格斯在前三个部分的适当地方都提出了新的任务：在第一部分已经提出了一项历史性任务：“批判地消灭黑格尔哲学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的任务；在第二部分又提出，要“使关于社会的科学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在第三部分进一步指出：“费尔巴哈没有走的一步，必定会有人走的”，“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是由马克思于1845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因此，这第四部分就是要概括地阐明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形成和基本点：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如何以唯物主义世界观对待社会和历史；二是如何把本质上是革命的辩证法建立在现代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这个任务一旦完成，也就结束了历史领域的哲学（历史哲学）。既然在此之前自然领域的哲学（自然哲学）已经结束，那么，全部哲学也就终结了。实际上，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和辩证法完全是内在地融为一体的，并运用于和体现在世界（乃至宇宙）的各个领域和层次——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领域。这一部分主要阐述了下述八个方面：黑格尔学派解体和重返唯物主义与马克思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产生；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同黑格尔辩证法的联系和区别；自然科学的发展和自然哲学的终结；社会发展史和自然发展史的区别和共同点；隐藏在动机各不相同的单个人背后的真正动机；现代历史的真正动力和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政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和物质经济基础的关系；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在理论上的重大意义。
（三）结束语：理论在德国的现状和前景
《终结》在最后的结束语部分指出了理论在德国的现状和发展前景：一方面是理论（首先是德国古典哲学）在德国资产阶级学者中的衰退与堕落；另一方面是理论在工人阶级中的继承与发展。
随着1848年革命而来的是，“有教养的”德国人抛弃了理论，转入了实践的领域。在包括哲学在内的历史科学的领域内，那种旧有的在理论上毫无顾忌的精神已随着古典哲学完全消失了；起而代之的是没有头脑的折中主义。德国人的理论兴趣，只是在工人阶级中还没有衰退，继续存在着。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2]257-2581848年的革命，不仅使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受到致命打击，庸俗化了的唯物主义江河日下，费尔巴哈被推到了后台，而且，工人阶级以外的“有教养的”德国人也在哲学终结的同时抛弃了理论本身，丧失了当年的革命精神，或者转向折中主义。唯一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的革命精神的是德国的工人运动，而这一运动的伟大旗手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但是，既然哲学已经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并“被驱逐出去”了，那么，他们就不是作为哲学来继承了，而是在扬弃哲学的过程中作为唯物主义历史观和世界观来继承了。二、《终结》一文阐明的基本观点和主要结论
恩格斯的《终结》一文是以叙述历史事实、评介德国古典哲学（主要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阐明他和马克思同这一哲学的关系的形式展现给读者和后人的，但在其中（尤其是第四部分）也正面阐明了他们的基本观点、重要判断、主要结论和规律性的认识。我们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角度）加以总结：黑格尔和黑格尔哲学；费尔巴哈和费尔巴哈哲学；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马克思恩格斯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义世界观。
（一）关于黑格尔和黑格尔哲学
在保守的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后面隐藏着革命的因素。恩格斯一开始就指出，在保守的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后面“隐藏着革命”的因素。这是一个科学而又与众不同的重要判断。黑格尔哲学中表面看来保守的命题，由于他的辩证法包含的革命性本身而“转化为自己的反面”。黑格尔哲学的“真正意义和革命性质”就在于，“它彻底否定了关于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人对真理的认识和人类历史都不会终结。黑格尔的“这种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绝对的人类状态的观念”。“这种观察方法的保守性是相对的，它的革命性质是绝对的”。[2]214-217其实，理论上的这种保守性不过是事物本身发展变化过程中的相对稳定状态（也即量的积累尚未达到完全质变的状态）的理论表现。
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教条内容和他的辩证方法是矛盾的。恩格斯指出，按照哲学传统的要求，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一定要以某种绝对真理来完成。黑格尔虽然强调，这个永恒真理不过是逻辑或者历史过程本身，但他又不得不给这个过程一个终点，因为他必须在某个地方结束他的体系。所谓的“终点”就是“绝对观念”，而绝对观念的外化则转化为自然界；然后再把这个终点作为起点，在精神（思维和历史）中再返回到自身——绝对观念。但是，必须把历史的终点设想成人类达到对绝对观念的认识，而这一点已经在黑格尔的哲学中达到了。我们可以这样说，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是一个神秘的自我循环的唯心主义怪圈；好像一切客观存在（自然界和历史）都是由这个作为纯粹思维产物的哲学体系产生，并始终处在它的掌控之中。由于黑格尔体系的全部教条内容被宣布为绝对真理，因而，“这同他那消除一切教条东西的辩证方法是矛盾的”；于是，“革命的方面就被过分茂密的保守方面所窒息”。正因为如此，从黑格尔哲学的彻底的思维方法中竟产生了极其温和的政治结论。[2]218-219但是，无论是“外化”的过程还是“返回”的过程，都是相对的、历史的。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黑格尔的辩证法是“概念的自我发展”和“意识形态的颠倒”。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方法纵然包含着革命的因素，但这种方法在黑格尔的形式中是无用的。这是因为，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概念的自我发展；绝对观念不仅是从来就存在的，而且是整个现存世界的真正的活的灵魂。在自然界和历史中所显露出来的辩证的发展，在黑格尔那里只是概念的自己运动的翻版，而真正概念的自己运动是从来就有的。这种意识形态上的颠倒是应该消除的。[2]242-243因此，客观全面地看，“黑格尔的体系只是一种就方法和内容来说唯心主义地倒置过来的唯物主义。”[2]226发现黑格尔哲学体系的矛盾和具有颠倒的性质，既击中了黑格尔哲学的要害，也为一种新的世界观的确立提供了理论前提。
黑格尔的丰富思想具有划时代的作用和充分的现实价值。恩格斯指出，在所有不同的历史领域，“黑格尔都力求找出并指明贯穿这些领域的发展线索”。“他不仅是一个富于创造性的天才，而且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识渊博的人物”。黑格尔“令人惊奇的丰富思想”“在各个领域中都起了划时代的作用”，他的哲学体系是一个大厦，里面“无数的珍宝”至今仍“保持充分的价值”。哲学在黑格尔那里完成了两个方面的任务：一方面，“在他自己的体系中以最宏伟的方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另一方面，不自觉地“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走出这些体系的迷宫而达到真正地切实地认识世界的道路”。[2]219-220黑格尔使德国古典哲学达到了辉煌的顶点。正如以斯密和李嘉图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古典政治经济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一样，以黑格尔为首要代表的资产阶级哲学家也对古典哲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不过，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黑格尔那里接受下来的，不是黑格尔哲学体系（因而也决不是黑格尔哲学的直接继承者），而是深藏在他的唯心主义思想大厦中的珍宝，他为各个领域的研究所奠定的基础，他所指引的辩证地认识世界的道路。
黑格尔给哲学提出的不能实现的任务导致全部哲学的完结。恩格斯指出，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产生于人类精神的永恒的需要，即克服一切矛盾的需要；但一旦达到了“绝对真理”，世界历史就完结了。但是，历史总要继续发展下去，因而“这是一个新的不可解决的矛盾”。这也是黑格尔体系和辩证方法之间的矛盾。其实，黑格尔给哲学提出的任务——“绝对真理”，是“只有全人类在其前进的发展中才能完成的事情”。这是因为，所谓的绝对真理不过是无穷无尽的相对真理的总和——如同数学上的极限。一旦认识到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性质和相互关系（这一点首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认识到的），“以往那种意义上的全部哲学也就完结了”；黑格尔哲学体系及其学派必然面临分裂和解体的命运。[2]219分裂和解体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哲学的幌子下进行反对宗教和国家的政治斗争；另一方面，处在矛盾冲突中的大批青年黑格尔分子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2]220-221也就是说，一方面，哲学革命的矛头已经指向了国家本身，从而直接具有政治斗争的性质；另一方面，唯心主义哲学的破产导致黑格尔的信徒转向了唯物主义（费尔巴哈就是其中的典型一例）。正如古典政治经济学在李嘉图的矛盾面前不能不解体一样，古典哲学也在黑格尔的矛盾面前也不能不终结了。
（二）关于费尔巴哈和费尔巴哈哲学
费尔巴哈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生过非同寻常的影响和解放作用。恩格斯指出：“费尔巴哈在好些方面是黑格尔哲学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中间环节”。“在我们的狂飚时期，费尔巴哈给我们的影响比黑格尔以后任何其他哲学家都大”。[2]211-212在黑格尔哲学面临解体、黑格尔学派趋于分裂之时，以反宗教的形式和在哲学幌子下出现的政治斗争，把大批青年黑格尔分子推回到英国和法国的唯物主义，他们和自己的学派的体系发生了冲突，在思维和自然界何者是本原的或者派生的矛盾中彷徨。正在这个关键时刻，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出版了，它“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登王位”，一下子就消除了黑格尔体系的内在矛盾；它确认自然界是不依赖于任何哲学而存在的。这既是对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的致命一击，也是对以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为基本问题的哲学本身的挑战。“这部书的解放作用”主要在于：黑格尔的以绝对观念为核心的唯心主义“魔法被破除了；‘体系’被炸开并被抛在一旁了”。黑格尔哲学信徒的精神枷锁被打开了。既然黑格尔学派争论中的矛盾仅仅存在于想象之中，而不是真实存在的，那么，所谓的“矛盾”也就解决了。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2]222这里最重要的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完全错误的唯心主义的立脚点被费尔巴哈摒弃了[2]288。正是这种巨大的解放作用，使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黑格尔体系中解放出来，并从青年黑格尔派转向现代唯物主义。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转折点。这种解放作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没有这种解放，黑格尔哲学体系就不可能顷刻瓦解，全部哲学就不可能完结，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就不可能顺利地确立起来。费尔巴哈并未完成扬弃黑格尔哲学体系并获得新内容的任务。恩格斯首先指出，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这部书有其不容忽视的（甚至可以说是致命的）缺点或弱点：一是以美文学的词句代替了科学的认识；二是充满了泛爱的空谈，主张靠“爱”来实现人类的解放。德国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与这两个弱点紧密相连的。[2]222这两个缺点表明，费尔巴哈既没有摆脱历史唯心主义的束缚，也没有摆脱旧唯物主义的束缚，更没有超出资产阶级学者的狭隘视野。最重要的是，费尔巴哈虽然打破了黑格尔体系，但又简单地把它抛在一旁。“黑格尔学派虽然解体了，但是黑格尔哲学并没有被批判地克服”。问题在于，黑格尔哲学这样的伟大创作，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来消除的。为此，“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即哲学基本问题的意义上——引者注）‘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由于费尔巴哈未能完成这样的任务，特别是1848年的革命洪流把全部哲学都撇在一旁了，费尔巴哈也被挤到历史的后台去了。[2]223但是，批判地克服黑格尔哲学的任务总是要有人来完成的。
费尔巴哈在一定阶段上同唯心主义体系完全决裂但又停止不前。恩格斯指出：“费尔巴哈的发展进程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诚然，他从来不是完全正统的黑格尔主义者）走向唯物主义的发展进程，这一发展使他在一定阶段上同自己的这位先驱者的唯心主义体系完全决裂了。”他势所必然地认识到：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不外是对世界之外的造物主的信仰的虚幻残余，我们自己所属的物质的和可感知的世界是唯一现实的；而我们的意识和思维总是物质的、肉体的器官即人脑的产物；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而精神本身只是物质的最高产物。“这自然是纯粹的唯物主义”。但是，由于费尔巴哈“不能克服通常的哲学偏见”而“突然停止不前了”。在费尔巴哈那里，对唯物主义的理解存在“两个混为一谈”：费尔巴哈不仅把建立在对物质和精神关系的特定理解上的唯物主义的一般世界观，同这一世界观在特定的历史阶段（18世纪）所表现的特殊形式混为一谈了，而且把唯物主义同它的一种肤浅的、庸俗化了的形式混为一谈了。就是说，一方面，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仍然停留在18世纪的特殊形式上，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形而上学的，而不是辩证的；另一方面，他没有把唯物主义和它的庸俗化形式区别开来，以至于有意识地和唯物主义保持距离。不过这都是有一定客观原因的，不能完全归结为费尔巴哈个人的过错。就第一个方面来说，像唯心主义一样，“唯物主义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的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而自从历史也得到唯物主义的解释以后，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也在这里开辟出来了”。18世纪的唯物主义主要是机械唯物主义。法国古典唯物主义有两个特有的局限性：一是仅仅利用力学的尺度来衡量化学性质的过程；二是它不能把世界理解为一种过程，理解为一种处在不断的历史发展中的物质。这是同当时的自然科学状况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形而上学的即反辩证法的哲学思维方法”相适应的。因此，对自然界的非历史的观点是不可避免的；就是黑格尔也有这种观点。这种非历史观点也表现在历史领域中。例如，中世纪被看作是历史的简单中断，因此，对伟大历史联系的合理看法就不可能产生。就第二个方面来说，19世纪50年代，唯物主义在德国庸俗化了。如果说唯心主义当时已经智穷才竭，且受到1848年革命的致命打击，那么，这个时候的唯物主义更是江河日下。因此，费尔巴哈拒绝为这种唯物主义负责是完全对的；只是他不应该把这种巡回传教士的庸俗化的学说同一般唯物主义混淆起来。但这一点与费尔巴哈所处的历史条件和孤寂生活有关：第一，费尔巴哈在世时，自然科学还处在剧烈的酝酿过程中。他虽然看到了三个决定性的发现——细胞、能量转化和生物进化论，但他却不得不在穷乡僻壤中过着农民式的孤陋寡闻的生活。第二，费尔巴哈认为，纯粹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虽然是人类知识的大厦的基础，但不是大厦本身。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人类社会中。人类社会同自然界一样也有自己的发展史和自己的科学。”因此，问题在于使关于社会的科学——即所谓历史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总和，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但是，由于费尔巴哈仍然受到传统的唯心主义的束缚，因而他是做不到的。“在社会领域内，正是费尔巴哈本人没有‘前进’”；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唯心主义者”。这仍旧主要是由于他的孤寂生活。[2]227
-231总之，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无论在外延的方面还是在内含的方面，都是要大打折扣的。
费尔巴哈真正的唯心主义存在于宗教哲学和伦理学之中。恩格斯指出，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决不是施达克所认为的那种意义上的唯心主义。“施达克在找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时找错了地方”——他“把对理想目的的追求叫做唯心主义”。[2]231“我们一接触到费尔巴哈的宗教哲学和伦理学，他的真正的唯心主义就显露出来了。费尔巴哈决不希望废除宗教，它希望使宗教完善化”，即使哲学本身融化在宗教中。可见，费尔巴哈真正的唯心主义存在于和表现在他的宗教哲学和伦理学之中，他力图把哲学和宗教融为一体。费尔巴哈断言，以相互倾慕为基础的种种关系，只有在用宗教的名义使之神圣化以后，才会获得自己的完整的意义。他把这些关系看作新的真正的宗教。“费尔巴哈想以一种本质上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为基础建立真正的宗教”。[2]233-234第一，费尔巴哈绝对错误地用宗教的变迁来解释人类的历史。费尔巴哈认为，人类社会各个时期的区别仅仅在于宗教的变迁。这个论断是绝对错误的。在重大的历史转折点，的确有宗教（主要是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变迁相伴随。但是，到了18世纪，足够强大的资产阶级已经可以建立自己的、同他们的阶级地位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了。他们并没有想到要用新的宗教来代替旧的宗教。人们在交往时表现纯粹人类感情的可能性，今天已经被以阶级对立和阶级统治为基础的社会破坏得差不多了。我们没有理由把这种感情尊崇为宗教，也用不着我们去把重大阶级斗争的历史变为教会史的单纯附属品。由此可见，“现在我们已经离开费尔巴哈多么远了”。[2]235-236第二，费尔巴哈的宗教哲学和伦理学中的人都是非现实非历史的抽象人。恩格斯指出，费尔巴哈认真研究过的唯一的宗教是基督教——以一神教为基础的西方的世界宗教。基督教的神只是人的虚幻的反映。但是，这个神本身是长期的抽象过程的产物；被反映为这个神的人也是抽象的人。费尔巴哈在他的书的每一页都宣扬感性，宣扬专心研究具体的东西和现实，但一谈到人们之间纯粹性关系以外的某种关系，就变成完全抽象的了。他在这种关系中仅仅看到道德这一个方面。和黑格尔相比，表现出“惊人的贫乏”。在黑格尔的伦理学或法哲学中，形式是唯心主义的，而内容是实在论的。在费尔巴哈那里则恰恰相反，就形式讲，他是实在论的，他把人作为出发点；但是，这个人始终是在宗教哲学中出现的那种抽象的人，而不是生活在现实的、历史地发生和历史地确定了的世界里面的人。在他的宗教哲学里，我们还可以看到男人和女人；但在他的伦理学里，连这最后一点差别也消失了。正因为如此，政治和社会学便成为费尔巴哈不可通过和未知的领域。[2]236-237第三，费尔巴哈超时代超民族超阶级的道德论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不适用的。首先，费尔巴哈在善恶对立的研究上，和黑格尔相比也是肤浅的。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有双重涵义：一则，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种神圣事物的亵渎和对旧秩序的叛逆；二则，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恶劣的情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但是，“费尔巴哈就没有想到要研究道德上的恶所起的历史作用”。其次，费尔巴哈对道德的认识是极其贫乏的。他认为，追求幸福的欲望是一切道德的基础，但追求幸福的欲望受到双重矫正：一是受到我们行为的自然后果的矫正；二是受到我们行为的社会后果的矫正。可见，要满足我们的这种欲望，就必须一方面正确估量我们的行为的后果；另一方面还必须承认他人相应的欲望的平等权利。因此，费尔巴哈的道德的基本原则是：对己以合理的自我节制，对人以爱。显然，“这几个命题都是贫乏和空泛的”，是无法实现的。至于他人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无论在古代的奴隶和奴隶主之间，还是在中世纪的农奴和领主之间，都谈不上有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在新兴的资产阶级那里，平等权利在口头上是被承认了，但追求幸福的欲望只有极微小的部分靠观念上的权利来满足，而绝大部分却要靠物质的手段来实现。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所关心的，是使绝大多数权利平等的人仅有最必需的东西来勉强维持生活，所以，资本主义对多数人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所给予的尊重，即使有也未必比前两者更多一些。根据费尔巴哈的道德论，证券交易所这个投机场所是最高的道德殿堂，也是由“爱”统治的。既然赌赢了从而成为富翁证明是执行了费尔巴哈道德的要求，那就是说，“费尔巴哈的道德是完全适合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再次，费尔巴哈的道德论葬送了他的哲学中最后的革命性。由于费尔巴哈把“爱”看作是阶级社会克服一切困难、随时随地可以创造奇迹的神，这样一来，“他的哲学中的最后一点革命性也消失了”。总之，“费尔巴哈的道德论是和他的一切前驱者一样的。它是为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情况而设计出来的；正因为如此，它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不适用的；而在现实世界面前，是和康德的绝对命令一样软弱无力的。”实际上，每一个阶级乃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而且只要不受惩罚就可以破坏。而本应把一切人都联合起来的“爱”，则表现在战争、争吵、诉讼、家庭纠纷、离婚以及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尽可能的剥削中。[2]237-240可见，费尔巴哈的宗教哲学和伦理学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相去甚远，即使和黑格尔相比也是显著的倒退。费尔巴哈未能找到从抽象王国通向现实世界的道路。恩格斯指出，黑格尔不仅在他自己的体系中以最宏伟的方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而且不自觉地给人们指出了一条走出这些体系的迷宫，从而达到真正切实地认识世界的道路。[2]219-220“费尔巴哈所提供的强大推动力怎么能对他本人毫无结果呢？理由很简单，因为费尔巴哈不能找到从他自己所极端憎恶的抽象王国通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他紧紧地抓住自然界和人；但是，在他那里，自然界和人都只是空话。”“要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这些人作为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考察。”而费尔巴哈却反对这样做。但是，“费尔巴哈没有走的一步，必定会有人走的。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定会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是由马克思于1845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2]240-241
费尔巴哈虽为杰出的哲学家但未作出可与黑格尔媲美的贡献。恩格斯指出，在黑格尔哲学的分支中，“唯有费尔巴哈是个杰出的哲学家。但是，不仅哲学这一似乎凌驾于一切专门科学之上并把它们包罗在内的科学的科学，对他来说，仍然是不可逾越的屏障，不可侵犯的圣物，而且作为一个哲学家，他也停留在半路上，他下半截是唯物主义者，上半截是唯心主义者；他没有批判地克服黑格尔，而是简单地把黑格尔当作无用的东西抛在一边，同时，与黑格尔体系的百科全书式的丰富内容相比，他本人除了矫揉造作的爱的宗教和贫乏无力的道德以外，拿不出什么积极的东西。”[2]241-242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著作中就曾经指出：“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3]78这就是说，费尔巴哈在扎根自然界的下半截，基本上是唯物主义者（尽管多半是抽象的形而上学的形式）；但是，在进入人类社会和历史领域以后的上半截，他仍然是唯心主义者。费尔巴哈纵然是个杰出的哲学家，但他只是半截子唯物主义者，而且始终没有从作为“科学的科学”的哲学的羁绊中走出来，以至于未能作出像黑格尔那样积极的贡献。
（三）关于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
哲学的基本问题和最高问题涉及两个基本方面。恩格斯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是“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但是，这个基本问题和最高问题有十分明确的涵义和范围，仅仅涉及两个基本方面：一是思维和存在、精神和自然界何者是本原的，何者是派生的，二者谁产生谁、谁决定谁，以此将哲学家们分成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凡断定精神对自然界是本原的，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反之，凡断定自然界对精神是本原的，组成唯物主义阵营。二是思维和存在两者是否具有同一性（以及“同一性”本身的涵义），也就是客观存在能否被人们所认识，以此将哲学家的理论观点区分为可知论和不可知论。其中，认为二者具有同一性的哲学家，既有唯物主义者，也有唯心主义者。也就是说，在哲学家那里，同一性的涵义不同，建立的基础也不同。前者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后者建立在绝对观念的基础上。确认思维和存在具有同一性（可知论）是正确的，但真正能够驳倒不可知论的，既不是黑格尔，也不是费尔巴哈。“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2]223-226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第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区分只是哲学基本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第二，思维和存在能够具有同一性的关键是社会实践——人类的实践活动；第三，辩证法作为形而上学的对立物，并未被列入哲学的基本问题，因而不属于本来意义的哲学问题；第四，在唯物主义历史观那里，哲学的基本问题已经不存在了，因而同样不属于哲学问题了。
人们对理想目的的追求和哲学中的唯心主义毫不相干。如上所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本来涵义及其区分，只在于如何回答思维和存在、精神和自然界何者是本原的。然而，施达克却以庸人的偏见看待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区分。恩格斯指出，施达克尽管在许多方面极力保护费尔巴哈，但在找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时却找错了地方。第一，施达克把对理想目的的追求叫做唯心主义，这至少是对康德自称“先验的唯心主义”的误解。第二，外部世界对人的影响表现在人的头脑中，反映在人的头脑中，成为“理想的意图”，并且以这种形态变成“理想的力量”，但并不因此就成了唯心主义者。第三，“关于人类（至少在现时）总的说来是沿着进步方向运动的这种信念，是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绝对不相干的”。显然，施达克在这里向对唯物主义这个名称的庸人偏见作了不可饶恕但也许是不自觉的让步——庸人把唯物主义理解为人的一切龌龊行为，而把唯心主义理解为对“美好世界”的信仰。[2]231-233在这里，恩格斯针对施达克的错误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本来涵义及其区别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哲学产生于愚昧无知的观念而主要服务于现代资产阶级。恩格斯指出，“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像一切宗教一样，其根源在于蒙昧时代的愚昧无知的观念。”[2]224蒙昧时代是人类社会尚未进入野蛮时代、更未进入文明时代的第一个社会状态，不属于阶级社会，还没有国家的意识形态。很显然，哲学的基本问题根源于生产力发展程度和人本身文明程度过低的状态——人类还没有在社会意义上最终脱离动物界，真正的科学还远远没有产生。但是，愚昧无知的观念一旦形成，即使人类总体上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还会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文明程度较低的人群中流传下来；而且，只要对统治阶级有利，就会以哲学、宗教、神学的形式加以利用。不过，根源仍然是愚昧无知。哲学基本问题的产生同时就是哲学这种意识形态的产生。由此可以得出下述认识：第一，所有愚昧无知的观念（无论是远古的还是现代的）都不具有科学性，既然如此，哲学的基本问题都是非科学的产物；只要现代科学还没有处于统治地位，就会有哲学产生的条件和存在的土壤。第二，当愚昧无知的观念（主要是机械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产生的条件不存在的时候，哲学的所谓基本问题就不再是问题了，哲学本身也就没有存在的余地了。结论必然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从而哲学本身，仅仅和一定的历史条件相联系，哲学不过是一个历史范畴。在这种条件已经不存在的时候，都不需要给任何意识形态和理论贴上哲学的标签了，任何构筑所谓“新哲学”的努力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不科学的了。恩格斯还进一步指出，哲学和宗教一样，都是比国家和法律更高的远离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但是，尽管这种联系被一些中间环节弄模糊了，毕竟存在这种联系。“从15世纪中叶起的整个文艺复兴时期，在本质上是城市的从而是市民阶级的产物，同样，从那时起重新觉醒的哲学也是如此。哲学的内容本质上仅仅是那些和中小市民阶级发展为大资产阶级的过程相适应的思想的哲学表现。” [2]253-254这就是说，哲学的内容（它的基本问题）是和正在发展壮大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相联系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基本诉求是经济自由，政治民主，以个人为中心，具有反封建的性质；而这种思想的哲学表现则是力图将其上升为“人的本性”、“普世价值”和“永恒真理”。在15世纪以来的哲学范围内，不管有多少争论，都是建立在资本和雇佣劳动对立这个阶级关系的基础之上的。无论是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无论是“绝对观念”的可知论，还是“自在之物”的不可知论，除了愚昧无知的因素之外，实际上都有资产阶级时代的阶级背景。在从工场手工业转向机器大工业的时代，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是和生产力和人类社会的发展相一致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哲学表现也具有历史的进步性。问题是，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一旦理论上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过是一种历史的形式，那么，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从而资产阶级思想的哲学表现，就会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力量了。推动哲学家前进的真正动力是自然科学和大工业的发展。恩格斯指出，在从笛卡儿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时期内，“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猛的进步。”在唯物主义者那里，这已经是一目了然的了，而唯心主义体系也越来越加进了唯物主义的内容，力图用泛神论来调和精神和物质的对立；因此，“归根到底，黑格尔的体系只是一种就方法和内容来说唯心主义地倒置过来的唯物主义。”[2]226-227这就是说，自然科学和大工业（这二者都归结为实践）对哲学家的推动作用，不仅明显地表现在唯物主义者那里，而且也以一种隐蔽、内在和颠倒的形式表现在唯心主义者那里。所不同的是，在唯物主义者那里，前进表现为从机械论和形而上学转向现代唯物主义，沿着“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发展；而在唯心主义者那里，前进表现为从真正的唯心主义转向包含唯物主义内涵的“泛神论”——所谓“神即自然，自然即神”。这种推动作用，归根到底表现为哲学家观念朝着科学方向逐渐转变和哲学基本问题的逐渐解决。
唯物主义在早期发展阶段上的局限性具有不可避免的性质。恩格斯指出，唯物主义也像唯心主义一样，经历了一系列发展阶段。18世纪的唯物主义主要是机械唯物主义，自然科学中只有力学达到了某种完善的地步，因而用纯粹机械的原因解释植物和动物的机体。法国古典唯物主义有两个特有的局限性：第一个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是，仅仅利用力学的尺度来衡量化学性质的过程；第二个特有的局限性是，它不能把世界理解为一种过程，理解为一种处在不断的历史发展中的物质。但这是同当时的自然科学状况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形而上学的即反辩证法的哲学思维方法相适应的，就是黑格尔也有这种观点。因此，不仅对自然界的非历史的观点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种非历史观点也表现在历史领域中。但是，唯物主义不断向前发展。一方面，在自然科学划时代成就的基础上，唯物主义也必然地改变自己的形式（由朴素唯物主义、古典（传统）唯物主义、机械唯物主义转向科学唯物主义、现代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唯物主义）；另一方面，“自从历史也得到唯物主义的解释以后，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也在这里开辟出来了”[2]228-229，即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发展到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唯物主义的发展进程实际上是自然科学和生产力发展进程在哲学上的表现。
自然科学的发展敲响了形而上学的丧钟并最终排除了自然哲学。恩格斯指出，被黑格尔称之为“形而上学”的旧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法，主要是把事物当作一成不变的东西去研究。这在当时是有重大的历史根据的，因为必须先研究事物，尔后才能研究过程。自然科学中的情形正是这样。“而当这种研究已经进展到可以向前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即可以过渡到系统地研究这些事物在自然界本身中所发生的变化的时候，在哲学领域也就响起了旧形而上学的丧钟。”以前，描绘自然界联系的总的图画，是所谓自然哲学的任务。自然哲学“用观念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想象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臆想来填补现实的空白”。这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种自然哲学尽管发表了十分荒唐的见解，但也确实提出了一些天才的思想，预测到一些后来的发展。“由于这三大发现（细胞，能量转化，有机自然物的形成和发育——引者注）和自然科学的其他巨大进步，我们现在不仅能够说明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说明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当其头脑受过形而上学训练的人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的时候，“自然哲学就最终被排除了。任何使它复活的企图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倒退。”“这样，自然界也被承认为历史发展过程了。”[2]244-246
社会历史一般运动规律的发现结束了历史领域的哲学。恩格斯指出，当自然哲学最终被排除的时候，自然界也被承认为历史发展过程了。而“适用于自然界的，同样适用于社会历史的一切部门和研究人类的（和神的）事物的一切科学”。在这里，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等等也都是以哲学家头脑中臆造的联系来代替应当在事变中去证实的现实的联系，把全部历史及其各个部分都看作观念的逐渐实现，而且始终只是哲学家本人所喜爱的那些观念的逐渐实现。例如，在黑格尔那里，是为了实现他的绝对观念而努力，而力求达到这个绝对观念的坚定不移的意向就成了历史事变中的内在联系。“因此，在这里（社会历史领域——引者注）也完全像在自然领域里一样，应该通过发现现实的联系来清除这种臆造的人为的联系；这一任务，归根到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起作用的一般运动规律。”尽管社会发展史和自然发展史存在根本不同之点，但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在表面上是偶然性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在于发现这些规律。总之，和自然界一样，“历史的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2]246-247但是，全部哲学都未能发现这个一般规律。恩格斯说，人们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一方面，在历史上活动的许多单个愿望在大多数场合下所得到的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往往是恰恰相反的结果，因而他们的动机对全部结果来说同样地具有从属的意义。另一方面，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在这些动机背后隐藏着的又是什么样的动力？在行动着的头脑中以这些动机的形式出现的历史原因又是什么？但是，无论是旧唯物主义还是黑格尔所代表的历史哲学，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旧唯物主义从来没有给自己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它的历史观本质上是实用主义的。旧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自己背叛了自己，因为它认为在历史领域中起作用的精神动力是最终原因。它的不彻底的地方并不在于承认精神的动力，而在于不从这些动力进一步追溯到它的动因。相反，黑格尔代表的历史哲学则认为，历史人物的表面动机和真实动机都决不是历史事变的最终原因，在这些动机后面还有应当加以探究的别的动力。但它不是在历史本身中寻找，而是从外面——哲学的意识形态——把这种动力输入历史。[2]248-249社会历史的运动规律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的，这就是唯物主义世界观。“这种历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现在无论在哪一个领域，都不再要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要从事实中发现联系了。” 这样，哲学不仅从自然界中被驱逐出去了，而且也从历史中被驱逐出去了。[2]257（四）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是“对立”的。恩格斯确认，他和马克思都曾经“信仰”过德国古典哲学，曾经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拥护者，也曾经是“费尔巴哈派”，但后来他们同这种意识形态决裂了，并系统地批判这种意识形态（主要代表作有《神圣家族》、《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自然辩证法》等）。尤其是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他们是“从这一哲学出发”又“同它脱离”。[2]212他们明确申明：他们的共同见解——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是“对立”的。《终结》正是为了“清算”“从前的哲学信仰”而写的。[1]34这就是说，不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发展和转变的过程如何，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包含的辩证法，是作为德国古典哲学（从而全部哲学）的对立物出现的。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是在由黑格尔哲学返回到唯物主义时产生的。恩格斯指出：“从黑格尔学派的解体过程中，还产生了另一个派别，唯一的真正结出果实的派别。这个派别主要是同马克思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这个学派的理论成果就是唯物主义历史观。”但是，“同黑格尔哲学的分离在这里也是由于返回到唯物主义观点而发生的。”而“返回到唯物主义观点”是同费尔巴哈对唯心主义哲学的批判相联系的。可见，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产生，是同费尔巴哈在使哲学重返唯物主义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分不开的。不过，恩格斯再一次强调，唯物主义只是在于：人们决心按照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本身所呈现的那样来理解它；他们决心抛弃一切同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除此之外，唯物主义并没有别的意义。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对唯物主义世界观采取了真正严肃的态度，把这个世界观彻底地（至少在主要方面）运用到所研究的一切知识领域里去了。”[2]242
马克思把黑格尔的辩证法颠倒过来并成为唯物主义辩证法。恩格斯指出，马克思同黑格尔哲学的分离和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确立，并不是像费尔巴哈那样把黑格尔简单地放在一边；恰恰相反，“他的革命方面即辩证方法”被马克思“接过来了”。“这种方法在黑格尔的形式中是无用的”。这是因为，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概念的自我发展；绝对观念不仅是从来就存在的，而且是整个现存世界的真正的活的灵魂。在自然界和历史中所显露出来的辩证的发展，在黑格尔那里只是概念的自己运动的翻版，而真正概念的自己运动是从来就有的。“这种意识形态上的颠倒是应该消除的。我们重新唯物地把我们头脑中的概念看作现实事物的反映，而不是把现实事物看作绝对概念的某一阶段的反映。”这样，“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这两个系列的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是在表现上是不同的。这样，“概念的辩证法本身就变成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从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就被倒转过来了，或者宁可说，不是用头立地而是重新用脚立地了。”这就是“唯物主义辩证法”。恩格斯指出，这个已经被我们发现多年并成为我们最好的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也为德国工人约瑟夫·狄慈根在不依赖于黑格尔的情况下所发现。可见，即使在不依赖于黑格尔的情况下唯物主义辩证法也可以发现；而且，唯物主义辩证法是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必然产物和题中应有之义。这样一来，黑格尔哲学的革命方面就恢复了，同时也摆脱了那些曾经在黑格尔那里阻碍它贯彻到底的唯心主义装饰。于是，“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特别是从黑格尔以来，已经成了一般人的意识，以至它在这种一般形式中未必会遭到反对了。这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就是：“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尽管有种种表面的偶然性，尽管有种种暂时的倒退，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但是，口头上承认这个思想是一回事，实际上把这个思想分别运用于每一个研究领域又是一回事。如果人们在研究工作中始终从这个观点出发，那么，所谓“永恒真理”就不会提出了；人们就会意识到一切知识必然具有局限性和环境对知识的制约性；人们就会认识到旧形而上学不能克服的对立——例如真理和谬误，善和恶，同一和差别，必然和偶然等等之间的对立——只具有相对的意义。[2]242-244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重大理论贡献就在于，他们不仅发现了唯物主义辩证法，而且形成了一个反形而上学的“伟大的基本思想”，并被运用于各个研究领域。这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就是，宇宙间任何事物和人对事物的认识，都处在生成、发展和变化之中，没有什么是永恒的、绝对的和最终的东西。但是，在发展变化的偶然性中存在一定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关于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实质及其和马克思的辩证法的关系，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指出：“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已经包含了辩证法的一个无所不包的纲要，虽然它是从完全错误的立脚点出发而展开的。”黑格尔的立脚点是：“精神、思维、观念是本质的东西，而现实世界只是观念的摹写。”“自然科学上反对黑格尔的论战，在对黑格尔有大致正确理解的范围内，仅仅针对以下两点：唯心主义的立脚点和不顾事实而任意编造体系。”“去除这一切之后，剩下的就只是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的功绩就在于，……第一个把已经被遗忘的辩证方法、它和黑格尔辩证法的联系以及差别重新提到人们面前，同时在《资本论》中把这个方法应用到一种经验科学即政治经济学的事实上去。”“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正像在他的体系的所有其他分支中一样，一切真实的联系都是颠倒着的。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不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黑格尔的辩证法同合理的辩证法的关系，也就正像热质说同机械的热理论的关系一样，正像燃素说同拉瓦锡的理论的关系一样。”[2]288-290这种关系，实际上是科学和非科学的关系。恩格斯把辩证法区分为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他说：“所谓的客观辩证法是在整个自然界中起支配作用的，而所谓的主观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在自然界中到处发生作用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这些对立通过自身的不断的斗争和最终的互相转化或向更高形式的转化，来制约自然界的生活。”恩格斯进一步指出，按照辩证法的规律，“严格的界线是和进化论不相容的”，“‘非此即彼’是越来越不够用了”。——“一切差异都在中间阶段融合，一切对立都经过中间环节而互相转移，而对自然观的这样的发展阶段来说，旧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不再够用了。辩证的思维方法同样不知道什么严格的界线，不知道什么普遍绝对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转移，除了‘非此即彼！’，又在恰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使对立通过中介相联系；这样的辩证思维方法是唯一在最高程度上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自然，对于日常应用，对于科学上的细小研究，形而上学的范畴仍然是有效的。”[2]317-319实际上，单纯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不仅不适合于自然界，同样不适合于人类历史。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确立真正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恩格斯最后总结指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现在无论在哪一个领域，都不再要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要从事实中发现联系了。这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2]257这是《终结》全文的总结论。这就是说，如果说自然科学和大工业已经结束了自然哲学，那么，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也结束了社会历史领域的哲学。这样一来，全部哲学都被实证科学驱逐出去而寿终正寝了。至于黑格尔的逻辑学和辩证法，一方面，它本来不属于哲学基本问题考察的范围；另一方面，既然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是辩证的，那么，辩证法也就寓于包括历史唯物主义在内的现代唯物主义之中了。
（五）关于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概要
人类社会是不断由低级向高级无穷发展的历史。恩格斯在分析黑格尔哲学背后的革命性因素时就指出：“在发展进程中，以前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如果旧的东西足够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旧的东西抗拒这种必然性，那就通过暴力来代替”。一言以蔽之，“凡是现存的，都一定要灭亡。”“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在人类的一种完美的理想状态中最终结束；……相反，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发生的那个时代和那些条件说来，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而这个更高的阶段也要走向衰落和灭亡。”[2]214-217这种唯物主义的、辩证的历史观，既可以正确地说明全部古代的历史，也可以无可辩驳地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发展和直至灭亡的历史，还可以科学地说明作为资本主义直接对立物的新社会孕育成长的进程和未来的发展趋势。
社会历史领域同样遵循类似于自然界存在的一般运动规律。恩格斯指出，在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领域，也都是以哲学家头脑中臆造的联系来代替应当在事变中去证实的现实的联系，把全部历史及其各个部分都看作观念的逐渐实现，而且始终只是哲学家本人所喜爱的那些观念的逐渐实现。“这样，自然界也被承认为历史发展过程了。而适用于自然界的，同样适合于社会历史的一切部门和研究人类的（和神的）事物的一切科学。”“因此，在这里也完全像在自然领域里一样，应该通过发现现实的联系来清除这种臆造的人为的联系；这一任务，归根到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起作用的一般运动规律。”不过，社会发展史和自然发展史相比，有一点是根本不相同的。这就是：在自然界中，全是没有意识的、盲目的动力，这些动力彼此发生作用，而一般规律就表现在这些动力的相互作用中。相反，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但是，尽管如此，它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这样，无数的单个愿望和单个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这样，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2]246-247承认和有可能探索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一样存在着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一般规律，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内容。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性。
历史真正和最后的动力是使群众、民族和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恩格斯指出：“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但是，一方面，在历史上活动的许多单个愿望在大多数场合下所得到的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往往是恰恰相反的结果，因而他们的动机对全部结果来说同样地具有从属的意义。另一方面，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在这些动机背后隐藏着的又是什么样的动力？在行动着的头脑中以这些动机的形式出现的历史原因又是什么？无论是旧唯物主义还是黑格尔所代表的历史哲学，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旧唯物主义从来没有给自己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它的历史观本质上是实用主义的。旧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自己背叛了自己，因为它认为在历史领域中起作用的精神动力是最终原因。它的不彻底的地方并不在于承认精神的动力，而在于不从这些动力进一步追溯到它的动因。相反，黑格尔代表的历史哲学则认为，历史人物的表面动机和真实动机都决不是历史事变的最终原因，在这些动机后面还有应当加以探究的别的动力。但它不是在历史本身中寻找，而是从外面——哲学的意识形态——把这种动力输入历史。因此，“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问题涉及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是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探讨那些作为自觉的动机明显地或不明显地、直接地或以意识形态的形式、甚至以被神圣化的形式反映在行动着的群众及其领袖即所谓伟大人物的头脑中的动因，——这是能够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2]248-249这就是说，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是导致人民群众、整个民族和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不是包括领袖人物在内的人们头脑中的动因；但是，后者是探索历史发展规律的唯一途径。这种认识无疑是建立在思维和存在具有同一性的基础之上的。社会三大阶级的斗争和它们的利益冲突是现代历史的动力。恩格斯指出，在以前的各个时期，人们（群众，民族，阶级）和自己的结果的联系是混乱而隐蔽的，因而对历史动因的探究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在我们今天这个时期（进入19世纪以后），这种联系已经简化了，人们有可能揭开这个谜了。从采用大工业以来（至少从1815年以来），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争夺统治的要求，已经成为英国全部政治斗争的中心。而从1830年起，英国和法国的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已经是为争夺统治而斗争的第三个战士（第三个阶级）。“这三大阶级的斗争和它们的利益冲突是现代历史的动力”。显而易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大阶级的起源和发展是由于纯粹经济的原因；同样，土地占有制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首先是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的，而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阶级是由于经济关系的变化（确切地说是由于生产方式的变化）而产生的。在从行会手工业到工场手工业、从工场手工业再到机器大工业过渡的过程中，这两个阶级发展起来了。但是，大工业现在已经同代替封建生产秩序的资产阶级生产秩序发生冲突了：一方面使全体广大人民群众越来越无产阶级化；另一方面生产出越来越多的没有销路的产品。“生产过剩和大众的贫困，两者互为因果，这就是大工业所陷入的荒谬的矛盾，这个矛盾必然要求通过改变生产方式来使生产力摆脱桎梏。”[2]249-251由此可见，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最重要之点就在于，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和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的规律性。
经济关系相对于国家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是决定性的因素。恩格斯指出，从传统的观点（也是黑格尔所崇拜的观点）看来，国家是决定性因素，市民社会是被国家决定的因素。但是，这不过是表面现象和问题的形式方面，而不是内容本身。既然阶级斗争是现代历史的动力，那么，“在现代历史中至少已经证明，一切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而一切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因此，“国家，政治制度是从属的东西，而市民社会，经济关系的领域是决定性的因素。”“在现代历史中，国家的意志总的来说是由市民社会的不断变化的需要，是由某个阶级的优势地位，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和交换关系的发展决定的。”既然如此，在以前的时代，国家就必然更加是这样了。如果说国家和公法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那么，私法也是这样。[2]251-253恩格斯进一步指出，社会创立一个机关来保护自己的共同利益，免遭内部和外部的侵犯。这种机关就是国家政权。它刚一产生，对社会来说就是独立的，而且它越来越成为某个阶级的机关。因此，被压迫阶级反对统治阶级的斗争必然要变成政治的斗争；而对这一政治斗争同它的经济基础的联系，就日益模糊起来，并且会完全消失。但是，“国家一旦成了对社会来说是独立的力量，马上就产生了另外的意识形态”。“国家作为第一个支配人的意识形态力量出现在我们面前”。这样一来，第一，在职业政治家那里，在公法理论家和私法法学家那里，同经济事实的联系就完全消失了。第二，更高的即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采取了宗教和哲学的形式。在这里，观念同自己的物质存在条件的联系，越来越错综复杂，越来越被一些中间环节弄模糊了。其中，哲学的内容本质上仅仅是那些和中小市民阶级发展为大资产阶级的过程相适应的思想的哲学表现。宗教离开物质生活最远，而且好像是同物质生活最不相干。宗教是在最原始的时代从人们关于他们本身和周围的外部自然界的错误的、最原始的观念中产生的。但是，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但是，“人们头脑中发生的这一思想过程，归根到底是由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从每个民族集团原始的宗教观念发展成为每个民族的神，再进一步发展演变到世界宗教；新的世界宗教就是基督教。17世纪末基督教进入到它的最后阶段，此后，它已经不能成为任何进步阶级的意向的意识形态外衣了；它越来越变成统治阶级专有的东西——只把它当作使下层阶级就范的统治手段。同时，每个不同的阶级都利用它自己认为适合的宗教。可见，宗教一旦形成，总要包含某些传统的材料，因为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但是，“这些材料所发生的变化是由造成这种变化的人们的阶级关系即经济关系引起的。”[2]253-257总之，同国家相适应的意识形态（无论是较近的还是更远的），归根到底是由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从而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决定的。概括地说就是，唯物主义历史观认为，作为经济关系总和的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和全部意识形态（国家，法律，哲学，宗教等等），而不是相反。
三、解读《终结》中的误解应当依据原意加以纠正
恩格斯撰写《终结》这篇著作，自然有其本身的缘由。但是，我们必须明确，在近一个半世纪以后的今天，中央党校的学员（党的中高级干部）为什么一定要学习这篇著作？学习的出发点、目的和要求是什么？对于我们今天来说，最重要的不在于搞清楚著作者本身当时的初衷和意图，而在于著作提出的借以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观点和现实意义。为此，我们必须搞清楚，《终结》的基本精神是什么？其核心和要害是什么？我们从中应得到哪些教益和启示？迄今为止我们的解读是否准确无误地符合原著的本意？ （一）《终结》一文的核心和要害是“哲学的终结”
如何准确解读《终结》应当引起关注。从《终结》的全部内容和基本观点来看，提出“《终结》的核心和要害是‘哲学的终结’”这个论断，似乎是多余的。其实不然，至少在中央党校，教师们并不都是这样认为的。有的教师并不认为“哲学已经终结”，或者对“终结”这个论断躲躲闪闪、支支吾吾。那么，他们是纯粹误解了恩格斯的观点，还是根本不赞成恩格斯的观点？我们不得而知。仅从下面列举的几点可以看出，如何原原本本和准确无误地解读《终结》的内容和观点，是在经典著作学习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一是关于这部著作标题的简称。哲学界的专家们一般把《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简称为“费尔巴哈论”，如果单纯是为了便于读和写，这样简称未尝不可。其实，恩格斯在致康·施密特（德国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的信中也将这一著作称为“论费尔巴哈”[2]704。这样简称除了便于叙述外，显然还因为，这篇著作就是为评价施达克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而作的。我们现在如何简称，可以重新加以考虑，但不应当是任意的。著作的题目中有三个关键词——费尔巴哈，德国古典哲学，终结，问题归结为现在的简称应当突出什么关键词；无论如何不能由于题目的简化而有可能引起误解。基本的考虑是，我们现在的简称应当有利于准确地说明《终结》这篇著作的基本精神和核心内容。在“费尔巴哈论”这个简称中，好像《终结》就是专门论述费尔巴哈的；而另外两个至关重要的关键词——“德国古典哲学”和“终结”——则不见了，著作的基本精神和核心内容也就体现不出来。我们还有没有更适当的简化方式呢？二是关于对“终结”涵义的理解和解读。有的教师主张把“终结”译作“出口”，而不是“结束”，因为“出口”“比‘结束’包含更积极的意义”。但问题是，“出口”和“终结”的涵义相去甚远；更重要的是，当时实际上存在这样的“出口”吗？把“终结”解读为“出口”，是著作的原意，还是我们自己的一厢情愿和偏好？三是关于对《终结》各部分内容的概括。有些教师把《终结》正文四个部分（四章）的内容概括为对“三个哲学”的分析和阐述——黑格尔哲学（第一章），费尔巴哈哲学（第二、三章），马克思主义哲学（第四章）；而费尔巴哈被说成是“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哲学的中间环节”。这样一来，哲学不是“终结”了，而是变换了形式。问题是，这样的概括符合原著的意思吗？四是对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性质的看法。有些教师把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立说成是“哲学上的伟大革命（变革）”，是对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进行了根本的改造”，“使哲学获得了真正科学的性质”，“使哲学成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经过这一“哲学革命”，不是“哲学”本身不仅从自然领域而且从社会领域中被驱逐出去了，而是仅仅将“唯心主义”驱逐出去了；不是全部哲学“终结”了，而是仅仅在哲学的性质和对象等方面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是作为“科学之科学”的哲学结束了，而是仅仅不再具有包罗万象的性质，从此哲学所研究的只是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一般规律。一言以蔽之，按照这些教师的理解，哲学没有终结，而是“旧哲学”变成了“新哲学”。问题是，上述理解符合《终结》的原意吗？可见，如何原原本本准确无误地解读《终结》是我们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其实，这样的问题不仅存在于“哲学”方面，也存在于“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方面。）“哲学已经终结”是《终结》的基本结论。为了说明问题，这里不得不重复引证从《终结》中提炼和总结的某些观点和结论。恩格斯在《终结》第一部分批判黑格尔哲学时就指出：黑格尔把“绝对观念”看作是克服一切矛盾的需要；但一旦矛盾永远消除了，认识达到了“绝对真理”，世界历史也就完结了。然而这是不可能的，世界历史一定要继续发展下去。因此，“这是一个新的不可解决的矛盾”。黑格尔“这样给哲学提出的任务，无非就是要求一个哲学家完成那只有全人类在其前进的发展中才能完成的事情”。而一旦我们认识到这一点，“那么以往那种意义上的全部哲学也就完结了”。[2]219这就是说，一旦我们认识到黑格尔哲学体系（从而“绝对观念”和“绝对真理”）的荒谬性质，那么，以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为基本问题和最高问题的全部哲学也就完结了。恩格斯在《终结》第四部分对马克思的历史观作了概述之后，更非常明确地总结指出：“这种历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现在无论在哪一个领域，都不再要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要从事实中发现联系了。这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2]257简单地说就是：既然辩证的自然观已经使自然哲学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了，而马克思的历史观又“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历史哲学），那么，全部哲学就被从自然界和历史中“驱逐出去”了——哲学终结了。这时候，黑格尔哲学“留下来”的唯一遗产，只是“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逻辑和辩证法。但是，既然“本来意义的哲学”[4]363-366只同“哲学的基本问题”[2]223相联系，那么，逻辑和辩证法也就不属于哲学范畴了。根据恩格斯的论述，可以肯定地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部著作的核心和要害以及最主要的关键词是“终结”，而“终结”也就是“完结”、“最后结束”、“寿终正寝”、“死去”的意思。“终结”既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也是全部哲学这种历史性意识形态的终结。终结的主要标志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黑格尔哲学体系的解体和黑格尔学派的分裂，以及费尔巴哈的被边缘化和销声匿迹，哲学走向了没落和庸俗化（就像古典政治经济学在李嘉图那里解体并进一步庸俗化一样）；另一方面是现代唯物主义的产生，特别是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世界观）的确立。一旦哲学连苟延残喘的可能都没有了（这仍然需要很长的时间），哲学就彻底死去了。
“哲学已经终结”的论断可在多篇经典论著中得到充分证实。那些不情愿承认“哲学已经终结”的教授、专家们应当知道，“哲学已经终结”决不是恩格斯一时心血来潮的观点，也不仅仅是《终结》这一篇著作独有的观点，而是他和马克思一贯的和深思熟虑的成熟观点。这里仅举几例。例证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经明确指出：“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这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践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聪明的哲学家”“把哲学、神学、实体和一切废物消融在‘自我意识’中”，他们只是想“把‘人’从这些词句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然而，“‘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只要这样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3]73-76这里所说的“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抽象）”，指的是超越生产力性质、超越生产方式、超越社会形态、超越民族和文化差异的“生产一般”、“人类一般”、“社会一般”，或者说，是生产、人类、社会的共性方面。这些共性的东西屈指可数，而且不能用来说明任何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性质。这些概括或抽象，一方面毕竟不是头脑的虚构，另一方面又不能提供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因此它们根本不是哲学。他们在这里告诉人们，德国的思辨哲学不过是“意识的空话”；由于真正的实证科学特别是“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出现，哲学这种远离实践的意识形态，已经“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已经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了。例证之二：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经在多处讲到“哲学已经终结”这个论断。他在《引论》指出：“一旦了解到以往的德国唯心主义是完全荒谬的，那就必然导致唯物主义，但是要注意，并不是导致18世纪的纯粹形而上学的、完全机械的唯物主义。同那种以天真的革命精神简单地抛弃以往的全部历史的做法相反，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作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无论在18世纪的法国人那里，还是在黑格尔那里，占统治地位的自然观都认为，自然界是一个沿着狭小的圆圈循环运动的、永远不变的整体，牛顿所说的永恒的天体和林耐所说的不变的有机物种也包含在其中。同这种自然观相反，现代唯物主义概括了自然科学的新近的进步，从这些进步看来，自然界同样也有自己的时间上的历史，……在这两种情况下，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们弄清它们自己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这样，现代唯物主义便取代了“已经死去的哲学”。[4]363-366他在《哲学》编又指出：“关于这种一般世界模式论、关于这种存在的形式原则的科学，正是杜林先生（德国哲学家、庸俗经济学家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引者注）的哲学的基础。如果世界模式论不是从头脑中，而仅仅是通过头脑从现实世界中得来的，如果存在的基本原则是从实际存在的事物中得来的，那么为此我们所需要的就不是哲学，而是关于世界和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的实证知识；由此产生的也不是哲学，而是实证科学。”“既然哲学本身已不再需要，那么任何体系，甚至哲学的自然体系也就不再需要了。”[4]375-376他还指出：“古希腊罗马的哲学是原始的自发的唯物主义。作为这样的唯物主义，它没有能力弄清思维对物质的关系。……这样，旧唯物主义就被唯心主义否定了。但是在哲学的进一步发展中，唯心主义也站不住脚了，它被现代唯物主义所否定。现代唯物主义，否定的否定，不是单纯地恢复旧唯物主义，而是把两千年来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全部思想内容以及这两千年的历史本身的全部思想内容加到旧唯物主义的永久性基础上。这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它不应当在某种特殊的科学的科学中，而应当在各种现实的科学中得到证实和表现出来。因此，哲学在这里被‘扬弃’了，就是说，‘既被克服又被保存’；按其形式来说是被克服了，按其现实的内容来说是被保存了。”[4]481在这里，必须对“扬弃”作出科学的解释：哲学由于被扬弃而被“保存”下来的，只是它的“合理内核”，而不是哲学本身；吸收了这种“合理内核”的现代唯物主义也不是哲学，而是世界观；“扬弃”的过程并不是把“旧哲学”变成“新哲学”，而是把全部哲学永久驱逐出去了。例证之三：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还指出：“自然研究家由于靠旧形而上学的残渣还能过日子，就使得哲学尚能苟延残喘。只有当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本身接受了辩证法的时候，一切哲学的废物——除了纯粹的关于思维的理论以外——才会成为多余的东西，在实证科学中消失掉。”[2]308-309把以上的几处论述简略地加以概括就是：如果作为理论思维的基本原则来自实际存在的事物，我们所需要的就不是哲学，而是关于世界和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的实证知识；由此产生的也不是哲学，而是实证科学；既然哲学本身已不再需要了，包括哲学自然体系在内的任何体系都不再需要了。当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本身接受了辩证法的时候，独立于实证科学的哲学已经失去了生存环境；一切哲学的废物（纯粹关于思维的理论除外）都成为多余的东西了，都将在实证科学中消失掉。现代唯物主义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它不应当在某种特殊的“科学的科学”中，而应当在各种现实的科学中得到证实和表现出来；因此，哲学被“扬弃”了。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哲学作为关于总联系的特殊科学已经是多余的了，哲学“死去”了。由上可见，一些哲学家对《终结》的理解和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是多么不同！全部哲学的终结是历史的必然。按照恩格斯和马克思的论述，“哲学的终结”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历史的必然，是生产力、科学、社会、人类自身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结局。第一，哲学本身就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有始有终的意识形态。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会产生，完全是因为，哲学像一切宗教一样，其根源在于蒙昧时代的愚昧无知的观念[2]223-224。一旦这样的历史条件不存在了，这些基本问题本身也就不会再提出了。第二，哲学本身不具有真正意义的科学性。哲学作为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意识形态，必然有它的存在理由和历史价值，但它毕竟是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充其量是所谓“智慧之学”。如果说国家政治和它的经济基础的联系日益模糊了，法律形式和经济事实的联系完全消失了，那么，更高的即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则采取了哲学和宗教的形式。在这里，概念同自己的物质存在条件的联系，越来越错综复杂，越来越被一些中间环节弄模糊了。因此，和实证科学（自然科学，历史科学）相比，哲学并不具有真正的科学性。其实，哲学的内容本质上仅仅是那些和中小市民阶级发展为大资产阶级的过程相适应的思想的哲学表现。[2]253-254第三，哲学体系自身包含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和历史局限性。哲学（不管采取了何种形式）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但都不能科学说明自然界、社会和历史的现实关系和规律性。当哲学在黑格尔那里达到顶峰时，神秘的唯心主义形式最终导致它的解体和分裂；而炸毁这个唯心主义体系的费尔巴哈，则在社会和历史领域停止不前和误入歧途了，没有能够从中救出新内容。第四，实证科学和历史科学的发展使哲学成为不可能和不必要的了。在充分发展的现代自然科学和大工业面前，在实证科学和历史科学面前，特别是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世界观）确立以后，不再需要从头脑中想出联系了[2]257，哲学已经成为不可能产生和不必要存在的了。这时候，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都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4]617-618既然哲学不过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就必然有始有终，就只是一个历史范畴。把哲学看作是一般范畴和永恒范畴，就像把宗教、神学看作一般范畴和永恒范畴一样不科学。进一步说，任何意识形态都具有时代性、社会性和阶级性。哲学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唯物主义历史观（现代唯物主义者就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3]75）是工人阶级（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哲学作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终结，和资本主义制度作为经济基础退出历史舞台是同一个过程；同样，唯物主义历史观作为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的确立，和共产主义制度作为经济基础登上历史舞台也是同一个过程。
我国哲学界的某些流行见解需要系统地加以澄清。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把“终结”解读为“出口”是完全不恰当的。从恩格斯在《终结》及其他著作中的一系列提法——诸如“扬弃”，“批判地消灭”，“撇在一旁”，“代替”，“分离”，“结束”，“被驱逐出去”，以及“不再需要”，“多余”，“失去了生存环境”，“消失掉”，“死去”等等——可以看出，“终结”一词在这里没有任何“出口”的意思。历史的真实情况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之后苟延残喘的德国古典哲学，根本没有可以“出走”和“逃生”的“出口”；在“哲学”本身范围内，它既不能“起死回生”，也不能“蜕变”。从黑格尔到费尔巴哈，都是自己把前进的路子堵死了，无门可出，无路可走。黑格尔哲学终结在它的唯心主义的绝对观念上，费尔巴哈哲学终结在半截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上。恩格斯讲得很清楚：一方面，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内部矛盾（借助费尔巴哈猛击一掌）摧毁了自己[2]222；另一方面，费尔巴哈在使唯物主义重登王座的同时，“不能找到从他自己所极端憎恶的抽象王国通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2]240。正是因为德国古典哲学已经走投无路、无路可走，才产生了与之对立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唯物主义历史观不是在哲学范围内发展演变的结果，而是作为它的对立物产生的。如果说马克思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形式中“救出”了“新内容”，那也决不是什么哲学的“出口”，而是做了一件费尔巴哈在德国哲学范围内绝对做不成的事情——从已经“炸开”了的黑格尔哲学中取出哲学家们意识不到的“珍宝”——就像从垂危的病牛体内取出了珍贵的牛黄那样。把明白无误的“终结”硬说成是“出口”（非终结），毫无“积极意义”可言，简直令人费解！第二，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找不到任何根据（关于这一点还需要单独说明）。这里只是澄清，在解读《终结》的时候，决不能无意或者有意地改换概念。第一点，费尔巴哈不是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中间环节，而是黑格尔哲学和“我们（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之间的中间环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唯物主义世界观、历史观）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无非是想表明哲学仍然以“新的形式”存在。第二点，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并不仅仅是“唯心主义”，而是 “全部哲学”；被驱逐出去的不是哲学的唯心主义成分，而是哲学本身。把“哲学”换成“唯心主义”，无非是想表明哲学仍然以唯物主义的形式保存下来。第三点，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立，不是使“哲学的性质和对象”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是导致哲学本身的“终结”，彻底埋葬了全部哲学；而唯物主义历史观根本不是“哲学”。“哲学的性质和对象”在《终结》中均有明确的论述。哲学的对象内涵在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中；而哲学的性质是由它产生的根源、时代背景、经济属性决定的。以“哲学性质和对象的改变”代替“哲学的终结”，是对《终结》的曲解和对读者的误导。第四点，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立，不是“哲学上的伟大革命”，不是哲学范围内的革命，而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革了哲学本身的命”。“哲学革命”有特定的涵义，都是在哲学基本问题的范围内进行的，都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范畴。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确立所包含的革命，和哲学革命相比，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处在不同的层次。从哲学的终结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确立，就像人类社会从不同形式的依赖关系（人的依赖关系和物的依赖关系）到自由联合关系（共产主义）一样，也就像从没有脱离动物界的人（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的人，处于人支配人的关系中的人，处于“自由竞争”中的人）到已经脱离动物界的人一样。第三，日益流行的“泛哲学”是对哲学范畴的滥用。现在，“哲学”无处不在，不仅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规律、原则、思想等等仍然说成是哲学（这本来已经不是哲学），而且，把自然辩证法或者辩证法在自然科学研究中的运用称之为“科技哲学”，把辩证法在每一个部门、行业、工种、技艺等等中的运用（很多时候是非确切的运用，例如：“斗争哲学”，“坏事变好事”等等）都说成是“××哲学”。这是对哲学范畴的滥用，是完全不科学的。只有哲学的基本问题（思维和存在、精神和自然界的关系问题）仍然存在的地方，才用得上哲学范畴。第四，把《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简称为《费尔巴哈论》值得斟酌。从我们现在的观点看问题，这个简称不仅不能准确反映这一著作的基本内容，而且容易引起误解。如果简称确有必要，根据全文的基本内容，可以考虑简称为《哲学的终结》。需要指出的是，恩格斯把费尔巴哈的名字放在标题之中，并不能成为简称《费尔巴哈论》的充分理由。恩格斯这样做，固然和费尔巴哈在德国古典哲学中的重要地位有关——费尔巴哈是德国古典哲学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而且，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狂飚时期，费尔巴哈给他们的影响比黑格尔以后的任何其他哲学家都要大，费尔巴哈是他们的观点和黑格尔哲学之间的中间环节；“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既与费尔巴哈炸开了黑格尔的体系直接有关，也和费尔巴哈的停止不前直接有关。但是，这些理由包含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同德国哲学的关系，并没有超过黑格尔；依据同样的理由，黑格尔的名字也应当出现在标题中。其实，最主要的理由是，《终结》是应《新时代》杂志编辑部的请求评述施达克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书的，标题中不能不出现费尔巴哈的名字。但是，对恩格斯来说，主要着眼点在于阐明，到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为止，整个德国古典哲学（首先是黑格尔哲学）从而全部哲学终结了；而主要目的在于，借评述施达克这本书的机会和形式，把他和马克思从前的哲学信仰作一次清算，系统阐明他们的共同见解（他们新的世界观——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对立。就这个意义来说，《终结》更多的是借题发挥。因此，我们现在学习这篇著作，如果出于回避或者否认“哲学已经终结”的意图，而将其简称为《费尔巴哈论》，就不恰当了。（二）德国古典哲学并不是马克思世界观的“直接理论来源”
所谓“直接理论来源”之说是不符合实际和违背原意的。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观、历史观同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特别是同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关系，是恩格斯在《终结》中重点说明的问题。弄清二者的关系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阐明这个“关系”，同时就是“弄清问题”，“清算从前的哲学信仰”；就是“阐明两种意识形态见解的对立”，“怎样从黑格尔哲学出发又怎样同它脱离”，以及进一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2]211然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一些政治家和理论家又把这个本来明白无误的关系弄得扭曲和失真了。长期以来，哲学家的主流都一方面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另一方面把以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说成是前者的“直接理论来源”——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我们经过考察就会发现，哲学家们的这种观点来自列宁和斯大林的有关论著。然而，这种观点是不准确的、有偏差的，是不符合实际和违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意的；应当加以澄清，还其本来面目。列宁断言，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是“直接继续”、“当然继承者”和“天才完成者”的关系。其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组成部分”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即“唯物主义”。列宁说，马克思用德国古典哲学的成果，特别是“用黑格尔体系的成果丰富了哲学”，“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并且把它贯彻到底，即把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此后不久，列宁在另文中又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改称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这是正确的），但又说它包括三个成分：“哲学唯物主义”，“辩证法”或“唯物主义辩证法”，“唯物主义历史观”（即“把唯物主义贯彻和推广运用于社会现象领域”）。[5]310-311，418-423“哲学唯物主义”这种概括以及将其和辩证法、唯物主义历史观并列起来这种提法，都是令人费解的，和马克思恩格斯的认识是不一致的，很难说是科学的概括和表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唯物主义历史观就是他们的世界观，而唯物主义历史观作为实践的唯物主义本身就是辩证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中就包含了辩证方法——唯物主义历史观是辩证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在列宁之后，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同样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概括为“三个方面”：“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区别在于，斯大林把辩证法提到了首位；进而把前两个方面合并为“辩证唯物主义”。于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又归结为“两个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中，“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世界观”；之所以称为“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它的方法是辩证的，它的理论是唯物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这样，辩证唯物主义好像是一般原理，而历史唯物主义则是这个一般原理的运用、扩展和延伸。这种概括和表述同样是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认识的，也是不够科学的。在列宁和斯大林那里，本来不是哲学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被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个包含了辩证法的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被分成了两个甚至三个并列的东西，而历史观和世界观被看作是不同的东西。所有这些都是强加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斯大林还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从黑格尔的辩证法中采取了它的“合理的内核”，而摈弃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外壳；另一方面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中采取了它的“基本的内核”，而摈弃了它那些唯心主义的和宗教伦理的杂质。[6]424-425其中，“合理内核”的提法来自马克思[1]112；但“基本的内核”的提法是斯大林独出心裁的创造，是缺乏根据和不符合事实的。后来的哲学家们几乎都是按照列宁和斯大林的观点来讲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有关著作的：把唯物主义历史观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德国古典哲学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用“两个内核”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同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关系。总之，列宁和斯大林的上述概括既缺乏科学性，也不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本意和思想。我们必须要搞清楚，马克思的世界观（唯物主义历史观）同德国古典哲学（主要是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至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否仍然可以称之为“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概念是否能够成立？这将在后面单独考察。
马克思的世界观和黑格尔哲学之间不是“直接继续”的关系。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恩格斯在《终结》中阐明了四个观点：第一，马克思、恩格斯从黑格尔哲学出发而又同它脱离。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思想转变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反映了他们同哲学经历的“否定之否定”过程的关系。第二，马克思、恩格斯在好些方面通过费尔巴哈这个“中间环节”同黑格尔哲学发生关系。费尔巴哈从来不是完全正统的黑格尔主义者，因而他所起“中间环节”作用，主要不是表现在接受黑格尔哲学上，而是表现在使他们更快和更彻底地同黑格尔哲学相脱离上。第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同见解”（唯物主义世界观、历史观，实践的唯物主义）和“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是“对立”的。就是说，不管他们过去在多大程度上成为青年黑格尔派的拥护者，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成为费尔巴哈派，他们一旦认识到德国哲学包含的非科学性质和荒谬本质，就成为它的对立面和批判者了。第四，马克思完成了费尔巴哈没有完成的“救出”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方法的任务。黑格尔的辩证法不仅被马克思颠倒过来了，而且把无用的东西变成了有用的东西，阐明了从辩证方法中必然得出的（而黑格尔并未意识到的）革命性结论。由此可见，既然对于黑格尔毫无用处的“合理内核”是被马克思发现并从中剥离出来的，既然两种世界观和意识形态是“对立”的，那么，用“直接继续”、“当然继承者”、“直接理论来源”之类的说法来说明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就不恰当了。诚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有一个思想成长的过程；而且，如果我们不是隔断历史，任何一种理论思想，对前人的理论成果都有一般意义上的“继承”关系。但是，这只是他们思想成长过程中的关系，只表现为他们转向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出发点。问题是，他们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完全脱离了，他们的世界观不是“直接来源于”黑格尔哲学，而是来自对社会实践和历史的研究总结。关于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作了说明。一方面，说明了他的辩证方法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的关系；另一方面，说明了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他的辩证方法的关系。马克思强调指出：“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甚至被他在观念这一名称下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具有双重形式或形态——“神秘形式”和“合理形态”。[7]20-22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运用的“实际方法”就是“辩证方法”，而把唯物主义历史观（实践的唯物主义）称之为“我的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由此可见，在马克思那里，辩证方法和辩证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完全是融为一体的，是不能割裂开来的。辩证方法一旦脱离了唯物主义，就成为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而唯物主义一旦离开了辩证方法，就会退回到旧唯物主义和形而上学。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把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实践的唯物主义）称之为“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并对其作了最准确、全面、系统的概括。这一概括充满了辩证法，是对辩证法的最好运用。恩格斯也明确地说：“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4]364恩格斯还指出，黑格尔虽然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但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他的辩证法的立脚点是唯心主义的；但在马克思那里，不仅黑格尔的辩证法被颠倒过来从而成为“合理的辩证法”，而且应用到经验科学即政治经济学的事实上去。“黑格尔的辩证法同合理的辩证法的关系，也就正像热质说同机械的热理论的关系一样，正像燃素说同拉瓦锡的理论的关系一样。”[2]288-290可见，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从来没有用“直接理论来源”说明他们的思想同黑格尔哲学之间的关系，也没有把他们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历史观称之为“哲学”，并分割为“三个成分”和“两个主义”。马克思的世界观并未从费尔巴哈哲学中吸收“基本内核”。恩格斯在《终结》中指出：费尔巴哈在好些方面是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之间的中间环节。黑格尔之后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影响最大的哲学家是费尔巴哈。[2]211-212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炸弹”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中解放出来的，是在费尔巴哈重返唯物主义的大潮中把黑格尔的“合理内核”植入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因此，费尔巴哈对于他们的思想成长起到了解脱束缚和转变杠杆的作用，并具有标志性意义。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在《终结》中有明确的论述（前面已有引述）[2]222。可见，费尔巴哈的这种巨大的解放作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没有这种解放，黑格尔哲学体系就不可能顷刻瓦解，全部哲学就不可能完结，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就不可能顺利地确立起来。但是，由此认为马克思吸收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则是言过其实，也是不确切的。费尔巴哈炸开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和马克思确立唯物主义世界观虽有直接联系，但不能等同。恩格斯指出，费尔巴哈没有发现黑格尔哲学中的“珍宝”，而是简单地把它抛在一旁了[2]223；费尔巴哈不仅把唯物主义的一般世界观同它在特定历史阶段（18世纪）所表现的特殊形式混为一谈了，而且把唯物主义同它的肤浅的、庸俗化了的形式混为一谈了[2]227-228；费尔巴哈在社会领域没有“前进”，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唯心主义者[2]231。总之，费尔巴哈“作为一个哲学家，他也停留在半路上，他下半截是唯物主义者，上半截是唯心主义者；他没有批判地克服黑格尔，而是简单地把黑格尔当作无用的东西抛在一边”。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相比，拿不出什么积极的东西。[2]241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曾经指出过：“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3]78可见，在费尔巴哈那里，并不存在一个可以和黑格尔的“合理内核”相提并论并可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所吸收的“基本内核”。在他那里，唯物主义不仅是不彻底的，非历史的，而且具有两面性和缺乏科学性。
（三）现代唯物主义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都不是哲学
在全部哲学终结之后不可能再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在需要单独考察的（前面已经提到的）另一个问题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历史观是否仍然是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概念是否能够成立？在哲学界的主流学者那里，从来都是完全肯定的回答；在他们看来，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长期以来，在党的最高学府——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课程就是按照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来安排的。其中，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都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文献”来学习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概念，以及把唯物主义历史观称为“哲学”，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找不到任何根据，也可以说是强加于他们的。如前所说，德国古典哲学从而全部哲学都终结了；既然如此，在这之后就不可能再有哲学了。恩格斯反复指出，在实证科学面前，哲学已经没有存在的余地了，现代唯物主义已经不是哲学。既然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历史观就是实证科学和历史科学，就是现代唯物主义的新成果和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它就不可能再是哲学了。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明确地反对把他们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称为“哲学”。下面的考察（有些内容在前面已经作过引证，这里只是角度不同）是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说明。 哲学的基本问题和哲学本身仅仅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恩格斯指出，哲学的基本问题和最高问题是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二者何者是本原的，何者是派生的；另一方面是二者有没有同一性，即自然界是否可以被认识。但是，这样的问题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会被提出来，而是有一定的经济、社会、思想根源的。“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像一切宗教一样，其根源在于蒙昧时代的愚昧无知的观念。”[2]223-226也就是说，在社会生产力和人类自身的发展还没有进入到较高的阶段以前，在真正的科学还没有产生，或者还没有处于支配地位以前，人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是毫不奇怪和不可避免的。但是，当愚昧无知的观念（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不可知论等）产生的条件已经不存在的时候，哲学的基本问题就不再是问题了，哲学本身也就没有存在的余地了，任何构筑所谓“新哲学”的努力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不科学的了。可见，哲学的基本问题从而哲学本身，仅仅和一定的历史条件相联系；哲学不是超时代、超历史的意识形态，哲学不过是一个历史范畴。既然哲学作为意识形态不是永恒的，就没有理由非要把马克思的世界观归入哲学之中。
哲学是资产阶级处在上升时期思想的哲学表现。恩格斯指出，如果说国家作为政治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联系已经是日益模糊，法律同经济事实的联系完全消失了，那么，那些更高的即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则采取了宗教和哲学的形式。在这里，观念同自己的物质存在条件的联系，越来越错综复杂，越来越被一些中间环节弄模糊了。其中，“哲学的内容本质上仅仅是那些和中小市民阶级发展为大资产阶级的过程相适应的思想的哲学表现。”[2]253-257这就是说，哲学体现的是正在发展壮大中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诉求；哲学不是超阶级的意识形态，而是为一定阶级的利益和诉求提供理论依据的。我们在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那里，都可以看到哲学的这种阶级性质。黑格尔哲学被尊为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而费尔巴哈哲学是以抽象的人类爱和道德观为内容的资产阶级宗教哲学。当阶级关系已经变化，当没有特殊的阶级利益需要维护的时候，当哲学再也不能维护最后一个统治阶级的利益的时候，哲学这种意识形态也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因此，作为哲学对立物出现的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就更没有理由称为“哲学”了。
哲学的本质特征是以哲学家头脑中臆造的联系代替现实的联系。恩格斯指出，哲学——包括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领域，具有同样的属性，“都是以哲学家头脑中臆造的联系来代替应当在事变中去证实的现实的联系，把全部历史及其各个部分都看作观念的逐渐实现，而且当然始终只是哲学家本人所喜爱的那些观念的逐渐实现。”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则认为，在这里——社会历史领域，也完全像在自然领域里一样，“应该通过发现现实的联系来清除这种臆造的人为的联系；这一任务，归根到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起作用的一般运动规律。”[2]246-247这种属性的根本差别也决定了，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不可能属于哲学的。力图用“新哲学”和“旧哲学”把二者区别看来，就如同用“新资本”和“旧资本”把共同体的生产要素和体现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的真正资本区别开来一样不科学。作为实证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哲学有本质区别。唯物主义历史观是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之一。它是一种科学“发现”，而不是一种纯粹头脑的构思，就像自然科学中的“三大发现”（细胞，能量转化，进化论）一样；它是建立在人类社会实践的基础之上的，是对人类社会一般规律的认识，属于实证科学和历史科学。唯物主义历史观作为实证科学和历史科学，完全不同于哲学。恩格斯指出，真正的实证科学是对人们实践活动和实践发展过程的描述，在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所有意识形态的空话必将终止，并一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这时候，一方面，“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另一方面，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也与哲学不同。只要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3]73-76恩格斯针对杜林的“世界模式论”指出：“如果世界模式论不是从头脑中，而仅仅是通过头脑从现实世界中得来的，如果存在的基本原则是从实际存在的事物中得来的，那么为此我们所需要的就不是哲学，而是关于世界和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的实证知识；由此产生的也不是哲学，而是实证科学。”[4]375-376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和“一个科学结论”就是这样的实证知识和实证科学。恩格斯还说：“现代唯物主义，否定的否定，不是单纯地恢复旧唯物主义，而是把两千年来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全部思想内容以及这两千年的历史本身的全部思想内容加到旧唯物主义的永久性基础上。这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它不应当在某种特殊的科学的科学中，而应当在各种现实的科学中得到证实和表现出来。”[4]481可见，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哲学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前者是实证科学和历史科学，是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是对人们实践活动和实践发展过程的描述，是通过头脑从现实世界中（从实际存在的事物中）得来的，是某种经验的事实；而后者纯粹是“从头脑中”得来的，是远离现实经济基础的，是意识形态的空话，本质上不具有科学性。
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德国古典哲学的意识形态是对立的。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世界观作为实证科学和历史科学，不仅不同于哲学，而且是相互对立的。恩格斯在《终结》序言中明确指出，他和马克思共同阐明的见解——“主要由马克思制定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与德国古典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是“对立”的；正因为如此，才需要“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2]211诚然，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经“信仰”过德国古典哲学，都曾经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拥护者和“费尔巴哈派”；然而他们“从这一哲学出发”又“同它脱离”了。[2]212也就是说，他们最终同这种意识形态决裂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讲得很明白，“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所谓“传统的观念”就是“宗教的、道德的、哲学的、政治的、法的观念等等”。资产阶级正是“从宗教的、哲学的和一切意识形态的观点”对共产主义提出了“种种责难”。[3]291-293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所写的文章（例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等）都主要是对德国哲学的批判。
哲学的终结和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确立不是“哲学革命”。 “哲学革命”指的是哲学范围内的革命和变革，是和产业革命、社会革命相伴随的意识形态革命；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在那个时代所经历的否定之否定，都可以认为是哲学革命。在《终结》中，“哲学革命”这个概念指的是18世纪的法国和19世纪的德国发生的两个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前者是公开的斗争，革命的对象是“官方科学”；而后者则是把黑格尔哲学体系推崇为“国家哲学”，只是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后面隐藏着一般人没有看到的革命的因素。[2]214-216这的确都是哲学范围内的革命。但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历史观的确立，不是哲学本身的革命，而是革哲学的命；是伴随着共产主义革命而进行的意识形态革命。因此，把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确立说成是“哲学革命”，认为“马克思实现了哲学上的伟大革命”，是不确切的。
现代唯物主义只是世界观而不是哲学。在前面的引述中，这个结论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还指出：“实践的唯物主义”和德国哲学不同，如同一个在人间，一个在天国。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践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形态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论述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只要这样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3]73-76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又指出，旧唯物主义就被唯心主义否定了，而唯心主义又被现代唯物主义所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但是，这“不是单纯地恢复旧唯物主义，而是把两千年来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全部思想内容以及这两千年的历史本身的全部思想内容加到旧唯物主义的永久性基础上。这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它不应当在某种特殊的科学的科学中，而应当在各种现实的科学中得到证实和表现出来。因此，哲学在这里被‘扬弃’了，就是说，‘既被克服又被保存’；按其形式来说是被克服了，按其现实的内容来说是被保存了。”[4]481
以实证科学为基础的辩证运动和辩证法规律不再是哲学。在哲学界，辩证法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个要素”或“两个主义”之一。这种见解是不确切的，和恩格斯在《终结》中表达的观点是不一致的。其实，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就是同他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不可分割地融为一体的；只是在那里，辩证法的规律不仅是纯粹思维的产物，而且是毫无用处的。在哲学终结之前，辩证法并不必然就是哲学，即使在18世纪，“在本来意义的哲学之外，……同样也能够写出辩证法的杰作”。[4]359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认为，辩证法的规律存在于现实世界和辩证运动中，因而不属于哲学。一旦辩证法以现代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的立脚点，辩证法就不再是哲学，而是一种“科学”——“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2]259，“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辩证法的规律无非是历史发展的这两个阶段和思维本身的最一般的规律。”[2]310恩格斯说，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4]363-366在马克思那里，“辩证方法”和这种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完全是一体的[1]110-111。因此，辩证法是现代唯物主义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不是独立于它之外并与之相并列的。（四）学习《终结》应着重掌握唯物主义历史观和辩证法的规律
学习《终结》的目的和要求应当力求准确和突出重点。在中央党校，作为党的中高级领导干部的学员，为什么现在还要学习恩格斯的《终结》这篇著作？有没有必要？重点学什么？这是必须要搞清楚的。按照有的教师的说法，学习的目的和要求可以归纳为以下五点：第一，搞清楚什么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它是如何产生的，在哲学发展史上实现了什么样的革命变革。第二，掌握恩格斯阐述的“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以便用发展的观点认识自然、认识社会、对待马克思主义学说；马克思主义需要有一个大的发展，不断解放思想，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作出新的理论概括。第三，依据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坚持作为马克思主义精髓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本路线。第四，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关于人的本质的观点，应当成为我们研究人、宗教哲学和伦理学的指南。第五，掌握马克思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科学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上述目的和要求中，有三点值得提出来研究：一是所有的要求都是在“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框架中提出的，这不符合原著的本意；二是与此相联系，有的提法不够准确，这和对《终结》本身的理解直接有关；三是重点不够突出，让人不得要领。这里需要明确的是，首先，我们现在学习《终结》的目的和重点，和当年恩格斯写作《终结》的目的和重点不应当是完全相同的。其次，《终结》不应当作为“哲学著作”和“哲学思想的集大成”来学习，而应当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辩证法的一般规律来学习，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来学习。
学习《终结》的重点是掌握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中央党校党的中高级领导干部学习《终结》的现实意义，可以归结为同一个理论的正反两个方面：从正面说就是，切实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两个伟大发现”之一——唯物主义世界观、历史观，以及其中包含的辩证法的一般规律，并运用于指导实践。从反面说就是，克服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当年表现出来的历史局限性，避免在我国现实条件下犯他们那种性质的错误。具体地说，一个是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的错误，即颠倒思维和存在、精神和自然界的关系，夸大我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能力和“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能力，乃至把辩证法变成主观唯心主义的代名词和诡辩论。另一个是费尔巴哈式的非历史的、反辩证法的（旧式的形而上学的）错误，即从凝固、停滞的自然界出发的自然观，从抽象的、超历史和超阶级的人出发的历史观和普世的道德观。总起来说就是，同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辩证方法相背离——既蔑视历史的发展规律，也蔑视自然规律——的错误。因此，学习的目的和重点在于：一方面，真正搞清楚马克思唯物主义世界观、历史观的基本原理；同时，划清唯物主义世界观历史观同唯心主义世界观历史观的界限。另一方面，全面掌握已经揭示出来的辩证法的一般规律；同时，划清辩证法和反辩证法（形而上学）的界限。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从而实现中国梦，都离不开唯物主义世界观、历史观和科学的辩证法。
科学理解和正确实践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学习《终结》的首要目的。“唯物主义历史观”[2]211和“唯物主义世界观”[2]242、“共产主义世界观”[4]347虽然表达方式不同，但基本涵义是相同的，是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之一，是“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4]776。世界观也可以扩展地称为“宇宙观”；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就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世界观[8]300。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建立在历史事实和社会实践的基础之上的，体现的是人类社会的一般发展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就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一般实践基础。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是哲学被“取而代之”的产物，是以“现实的历史”为依据的。[3]73-74唯物主义历史观同时也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的“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1]32；也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所说的“我的方法（辩证方法——引者注）的唯物主义基础”[1]110。恩格斯在《终结》中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历史观作了全面系统的概括和阐述。为了深刻理解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还需要同时阅读另外一些经典文献。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有关部分[3]71-78，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32-33，二是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的有关部分[4]617-618。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核心是，必须以运动、发展、变化的观点认识人类社会和历史；必须正确认识生产力、经济关系（生产方式）、上层建筑的关系；要深刻理解和在新的实践中进一步总结那些起支配作用的规律性。如何科学理解和正确实践唯物主义历史观，有三点至关重要：第一，既要坚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宇宙观（自然观和历史观），又要反对和批判形而上学和非历史的观点。第二，客观的经济条件（经济关系，生产方式，从而经济制度）对于政治制度、国家形式、意识形态、发展道路具有最终决定的意义。总结我国的历史经验，最重要的就是批判和纠正超阶段的“左”的错误，要把学习唯物主义历史观和纠正长期存在的“跨越论”结合起来。第三，科学理解理想、信念、信仰的性质。理想、信念、信仰、目的本身不属于唯心主义范畴，这些思维形式和精神追求同客观存在、自然界可以具有同一性。但是必须明确：其一，必须分清精神的动力（个人、群体、集团、阶级、政党的理想，信仰，信念，目的）和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经济关系）的关系。其二，不同人的理想、信念、信仰、目的经过整合和互相抵消以后，最终总是形成一种合力，总是要服从于起支配作用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其三，作为预期的目的、理想、信念、信仰，只有在现实的经济社会条件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成为现实。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时说过，“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不是要凭一纸人民法令去推行什么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时创造出现代社会在本身经济因素作用下不可遏止地向其趋归的那种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4]60这就是说，共产主义社会能否实现，关键不在理想本身，而在于正在孕育着的新社会的因素，首先是经济因素。离开现实条件的理想和信仰只能是美好的愿望和空想。准确理解和系统掌握辩证法的一般规律是学习《终结》基本要求。辩证法也和唯物主义一样，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古希腊哲学包含着“天生的自发的”辩证思维；但是后来，哲学（先是在英国，后是在法国）在很大程度上陷入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随着德国哲学的产生并在黑格尔那里完成，便恢复了辩证法这一最高的思维方式。[4]358-362在哲学终结之后，辩证法和逻辑学是黑格尔哲学的唯一历史遗产，它内在地包含着革命的因素。辩证法作为“合理内核”被吸收进入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历史观；在唯物主义历史观中，唯物主义是辩证方法的一般基础；辩证方法是唯物主义的发展形式。因此，唯物主义历史观本质上是辩证的。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的辩证法的规律，也就是发展的一般形式和规律。有的教师所说的“辩证的发展观”，就是辩证法的一般规律。我们现在学习《终结》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准确理解和系统掌握辩证法的一般规律。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中对辩证法的涵义和辩证法的一般规律作了系统的概括和总结。他指出：“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4]484“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主要规律：量和质的转化——两极对立的相互渗透和它们达到极端时的相互转化——由矛盾引起的发展或否定的否定——发展的螺旋形式。[2]259在这里，恩格斯把辩证法的规律概括为四个。他还指出，辩证法是“同形而上学相对立的关于联系的科学”。“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辩证法的规律无非是历史发展的这两个阶段和思维本身的最一般的规律。它们实质上可归结为下面三个规律：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否定的否定的规律。”“所有这三个规律都曾经被黑格尔按照其唯心主义的方式当作纯粹的思维规律而加以阐明；第一个规律是在他的《逻辑学》的第一部分即存在论中；第二个规律占据了他的《逻辑学》的整个第二部分，这也是全书的最重要的部分，即本质论；最后，第三个规律表现为构筑整个体系的基本规律。错误在于：这些规律是作为思维规律强加于自然界和历史的，而不是从中推导出来的。”尽管如此，“黑格尔在几百处地方都善于从自然界和历史中举出最恰当的例证来证明辩证法的规律。”[2]310-311因此，他“第一次把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发展的一个一般规律在其普遍适用的形式上表述出来，这毕竟是一项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勋业。”[2]316“辩证法被看作关于一切运动的各个最普遍的规律的科学。这就是说，辩证法的规律无论对自然界中和人类历史中的运动，或者对思维的运动，都必定是同样适用的。”[2]365除此之外，在事物的不断发展演变过程中，既应当承认非此即彼，又应当承认亦此亦彼。这可以看作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又一个辩证法的规律。这样，在黑格尔所概括的三个规律的基础上，便扩展为辩证法的五大规律。
必须认真总结所谓“学哲学”的经验教训。在党的历史上，尤其是创建新中国以来的历史上，我们特别重视“学哲学”；1958年“大跃进”年代和“文化大革命”中，都曾经掀起过“学哲学”的高潮。但是，回顾起来，至少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把辩证法独立于唯物主义历史观，忽视了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学习，这也从理论认识和实践中反映出来；二是对辩证法规律的理解不够完全确切。就前者来说，解放后我们所开展的一系列逐步升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政治运动，都超越了我国现阶段生产力的客观要求，以至于在20年后不能不进行“第二次革命”。就后者来说，在如何准确理解和遵循辩证法规律的问题上，有两点值得提出：一是如何正确理解“两极对立的相互渗透和它们达到极端时的相互转化规律”（或“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过去，毛泽东把上述规律概括为“对立统一规律”，又称“一分为二”。他一方面强调自然界物体的“无限可分”性；另一方面在强调人类社会矛盾和斗争的普遍性的时候，引出“斗争哲学”。杨献珍则不认同“一分为二”，而认为应当是“合二而一”。由此发生了一次大论战，并演变为一场政治斗争，“合二而一”被说成是“阶级调和论”。无论是“一分为二”还是“合二而一”，都没有确切地表达出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内涵和特征。二是如何把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唯心主义辩证法（乃至诡辩论）区别开来。辩证法不过是对辩证运动和发展的规律性的认识，不能离开现实的事物和关系谈论辩证法，尤其不能作为辩护的工具。例如，当在经济形势严峻和陷入困境的时候，我们的宣传工作者总是要人们“辩证地”或“一分为二”地看问题，而且好像好和坏、成绩和问题、优点和缺点总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或者至少认为“基本面”总是好的。他们的意图也许是好的，但这决不是对辩证法的正确理解和运用。至于诡辩论，就更值得反对了。诡辩论是凭借子虚乌有的所谓“根据”否定客观现实和正确的道理，以至于把谬误说成真理。可见，诡辩论既违反唯物主义，也违反辩证法。
（五）《终结》表明马克思的“伟大发现”和“科学结论”没有过时
对贬低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和观点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终结》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留给我们的重要文献之一，它不仅是学习唯物主义历史观和辩证法的一般规律的基本教材，而且，也指导我们如何以唯物主义历史观科学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和未来趋势——生产过剩和大众贫困共存的“荒谬矛盾”，“必然要求通过改变生产方式来使生产力摆脱桎梏”[2]250-251。可见，《终结》不仅主要表明了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而且也连带地表明了第二个伟大发现（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和剥削剩余价值的秘密）以及由“两个伟大发现”得出的“一个科学结论”（科学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很好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但我们必须注意到，现在国内贬低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大有人在；就连不少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学者也持有不同程度的“过时论”和“空想论”。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早已远离我们这个时代，他们当年提出的不少理论观点已经过时了；更何况，他们的理论观点一开始就包含着一些空想的成分。最直截了当的说法是：马克思主义中有不少空想的成分。在他们看来，当代社会主义（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证明，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商品生产、市场经济都是社会主义社会内在的和固有的；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所有制、计划调节、消除商品生产等等都是空想的。按照他们的说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阶段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凡和现实关系不符合的都具有空想的性质。有些学者说：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我们应当用发展的观点看待马克思主义学说，马克思主义需要有一个大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一个多世纪以来，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为此，我们要不断解放思想，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发展马克思主义。听起来让人无可挑剔，没有人会反对解放思想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有些学者就是以这种比较委婉的方式表达“过时论”的。现在，贬低、放弃马克思主义，更多地是以“解放思想”、“理论创新”的名义出现的。有些学者还援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序言中所说的话——“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来论证“过时论”的正确性。他们的意思是想说：你看，连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在《宣言》发表25年后就承认，他们的有些理论观点已经过时了；经过了一个半世纪以后的今天就更不用说了。但是，他们可能忽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肯定，“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只是“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3]248-249对于贬低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必须保持高度的警觉。切不可空谈“坚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基本理论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宣言》所说的活——“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同样完全适合于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基本原理——“两个伟大发现”和“一个科学结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以及辩证法的一般规律，是从反复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这些理论认识固然不会穷尽真理，但决不会过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和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认识，已经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检验，百年一遇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是最新的检验，连西方学者中的有识之士都给予了极大的敬意和充分的肯定，是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两个伟大发现”中得出的科学结论——共产主义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只是作为一种必然趋势提出来的，而不是直接用于施工的“蓝图”。之所以是“必然趋势”，完全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直接目的和实现手段之间的矛盾；不断积累的资本和不断扩充的生产能力同受生产方式本身制约的消费能力之间的矛盾——是无法克服的。因此，科学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决不是“空想”。一部分后发展国家走上非常规的特殊发展道路，并未超出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但是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道路现阶段的实践，并不足以检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得出的科学结论；真正能够检验这个结论的，是已经发展到顶点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种检验一直在进行。总之，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和“一个科学结论”都没有过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现实指导意义主要在于：一是科学地和历史地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连同商品生产和价值形式）；二是认识由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必然性和条件；三是科学认识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和规律性。我们现在学习恩格斯的《终结》，首先是理解和掌握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历史观，但这种世界观和历史观并不是完全抽象空洞的东西，而是以事实为依据的。恩格斯在《终结》中就阐明了阶级从产生到发展的历史过程；最后讲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荒谬的矛盾”——“生产过剩和大众的贫困，两者互为因果”，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2]250-251而摆脱这种桎梏的新的形式，必然是根除了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的新形式。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一定要作为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来学习，而不是人为地和形而上学地将其分割为“三个组成部分”来学习；学习《终结》一定要和学习《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主要经典著作结合起来。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斯大林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7]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8]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责任编辑 郭彦英 张海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