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历经十三个春秋，通过中国科学院许多专家学者所组成的编委会与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领导及编辑的精诚合作，一部二十四卷、二千万字的《竺可桢全集》终于圆满竣工出版了。其中一千三百万字共有十六卷的《竺可桢日记》是中华民族古今日记中的第一巨无霸，笔者有幸从头至尾通读了这部日记，发觉其内容所具备的丰富、复杂、珍稀、精悍诸种特点，远非其他日记所能望其项背。本文想谈谈民国日记以及《竺可桢日记》在这个领域中的重要地位。
近十五年来，笔者大概通读过大陆、港台公开出版的百余部晚清民国日记，其中民国日记占六七十部，这些日记的主人分属于不同的阶层，或许可以作以下一些粗略的分类：
教育家日记：如《蔡元培日记》、《竺可桢日记》、《梅贻琦日记》、《经亨颐日记》。
文学家日记：如《鲁迅日记》、《周作人日记》、《郁达夫日记》、《徐志摩日记》。
人文学者日记：如《黄侃日记》、《吴虞日记》、《吴梅日记》、《许寿裳日记》、《胡适日记》、《顾颉刚日记》、金毓黻《静晤室日记》、《吴宓日记》、《朱希祖日记》、《朱自清日记》、《叶圣陶日记》、《邓之诚日记》、杨昌济《达化斋日记》、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夏鼐日记》、《刘节日记》、《潘光旦日记》、《唐君毅日记》、《张舜徽壮议轩日记》、《夏济安日记》、《郑振铎日记》、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季羡林日记》、《陈君葆日记》、《苏雪林日记》。
画家及书画鉴赏家日记：如《余绍宋日记》、《吴湖帆日记》、《丰子恺日记》、《张葱玉日记》。
版本学家、博物馆学家日记：如《张元济日记》、《董康东游日记》（又名《书舶庸谈》）、《马衡日记》。
国共之外的党派人士日记：如《黄炎培日记》、《曾琦日记》。
乡村教育家日记：如《梁漱溟日记》、《陶行知日记》。
军政人员日记：如《居正日记》、《谢持日记》、《吴稚辉日记》、《宋教仁日记》、《杨度日记》、《张耀曾日记》、《谭人凤日记》、《邵元冲日记》、《林一厂日记》、《冯玉祥日记》、《白坚武日记》、《胡景翼日记》、《翁文灏日记》、《王世杰日记》、《周佛海日记》、《唐纵日记》、《万耀煌日记》、《杨玉清日记摘抄》、《陈克文日记》、《沈焕昌日记》。
外交家日记：如《颜惠庆日记》、《蒋作宾日记》、《傅秉常日记》。
银行家日记：如《陈光甫日记》、《卞白眉日记》。
浏览过其中某一部分而没有全部通读完的日记计有《钱玄同日记》、《徐永昌日记》、《丁治磐日记》、《王子壮日记》、《王伯祥日记》、《沙孟海日记》。这六部日记皆是手稿影印本。如《钱玄同日记》的字迹写得龙飞凤舞，辨识困难，令人实在不敢恭维，这类日记只能存而备考，研究需用时才去选择性阅读。以前阅读十册《王世杰日记》手稿影印本，一边阅读一边还要识别作者潦草的字迹，推进的速度，如同隧道挖掘机，十分缓慢，虽然花了二三个月，却未能全线贯通；然而后来阅读2012年出版的两厚册《王世杰日记》排印本，却畅然无阻，仿佛在高速公路上驾车，痛快淋漓——一星期内尽可读完。
同是手稿影印本，如《沙孟海日记》、《张舜徽壮议轩日记》字迹写得端庄凝重，阅读毫无障碍，令人心生敬意。《居正日记》、《谢持日记》虽是手稿影印本，字迹并不潦草，可以使人一气读完。胡适曾说：“民国六年回国教书，到现在四十多年了。这四十多年里，我写了三四百万字的稿子，或是讲义，或是文稿，我只有一条自律的规则，就是：不写一个潦草的字。”（耿志云、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下册第136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这当然十分难得，这或许就是宋代理学家所倡导的做人做事皆要实践奉行一个“敬”字的态度。
以上当然是最粗疏的分类法，因为这些日记的主人多才多艺，往往一身兼有数种才能及技艺。如余绍宋不仅是享誉东方的杰出画家，在1931年举行的中日绘画展览会上，日本皇太后就选购了余氏墨竹一帧（见《余绍宋日记》第三册第954页，1931年5月25日，中华书局，2012年），引起轰动；而且又是著名的法律学家、方志学家。王世杰出长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宣传部、教育部多年，但又是书画艺术收藏家及鉴赏家，主编过《故宫名画三百种》、《艺苑遗珍》等煌煌巨著。
陈寅恪曾经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金明馆丛稿二编·陈垣敦煌劫余序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笔者认为：这些数量众多、内容丰富的民国日记的出版，再结合相关数量不少的文集、信札、函电、年谱、回忆录、口述史的问世，综合起来，对于重新研究民国人物及民国史的价值将不可估量。
在此仅举一例：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民众集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犯中国主权，会后结队赴段祺瑞执政府请愿，未料段祺瑞竟然下令卫队在国务院门前开枪射击，使徒手请愿的民众死伤二百多人。这就是“三一八惨案”。其中遇害的，还有两位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刘和珍和杨德群。事后，鲁迅用犀利的笔锋，写下了一篇著名的文章《记念刘和珍君》：
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
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珍确是死掉了，这是真的，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沉勇而友爱的杨德群君也死掉了，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只有一样沉勇而友爱的张静淑君还在医院里呻吟。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鲁迅全集》第三卷第289、29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鲁迅确有风骨，不惧军阀淫威，冒着危险，对于手握生杀大权的北洋政府首脑段祺瑞敢于口诛笔伐。近年读完一百七十多万字的《余绍宋日记》，方知鲁迅当年并非孤军奋战，我华夏民族不畏权贵、正气凛然之士大有人在。余绍宋（1883—1949）当时担任司法部次长，在他具体主持下的司法部和检查厅敢于接受各学校提出控告段祺瑞执政及同伙的公诉，依法侦察，并传唤段氏其人和国务院总理。最后余绍宋被段祺瑞政府下令免职。之后，他在致故乡龙游县一位前辈学者的信中这样写道：
洎3月18日惨杀案起，政府下令，诬学生为共产派。事经京师地方检察厅侦查，乃断言其不应开枪残杀。公函陆军部，依法办理。公函所称，悉主公道。政府大不谓然。各学校同时提出公诉，控告执政、国务总理及各国务员。检厅当然受理，依法侦查，并传执政及总理。于是政府益恨。时卢君已不到部矣。政府欲由（司法）部密令检厅为不起诉处分，冀以了结。侄自不能免。（《余绍宋日记》第二册第550页，1926年4月19日，中华书局，2012年）
读了这些文字记载之后，还能说什么呢？笔者只能仰天长叹而一言以蔽之：老辈风范真正不可及也！以司法次长而代理司法总长行事，要去传唤政府首脑到庭接受司法审讯——这简直是以卵击石，这种发生在二十世纪中国这块土壤上的惊人之举，大可与二千多年前张良指使猛士在博浪沙向东巡中的秦始皇奋力扔出大铁锤行刺的壮举相媲美！民国日记纷纷出版问世的可贵之处正在这里，日记主人揭示了许许多多以往远未知晓的历史真相。
近年来坊间出版多本侈谈“民国范儿”的书籍，内中涉及的几乎是众所周知的陈芝麻烂谷子一类资料，毫无新意，然而偏偏有好事者乐此不疲，似乎非把这类陈芝麻烂谷子炒焦炒糊而不肯罢手。记得顾炎武大意说过这样的话，写书或做学问，要自己开山挖铜铸造新钱，不能把他人用过的旧钱反复“熔化”后再去铸造铜钱。何谓“民国范儿”？余绍宋其人就树立了一个应该让人睁大眼睛看看的典范。
近几年来，包括国家图书馆在内的各大图书馆等单位把历年所收藏晚清民国手稿日记与出版社合作影印出版，使读者能看到原先束之高阁的罕见稿本，有利学术研究，这是三方各得其利之事，值得学界赞赏。另一方面，也有某些单位，把公款收购的日记视为一家之禁脔，秘不示人，不得他人染指。这是一种鲜明的对照。历史学家傅斯年曾经对于田野考古工作有过一段妙论，他在致史语所同事吴金鼎的信中是这样说的：
《琴台报告》未完，岂可舍之而去？《彭山报告》未写，岂可半途而废？大凡作田野考古，亦须作室内考古，否则如袁希渊之只挖不写，与黄鼠狼捣洞何以异？此又为研究所之工作计，万不可中断也。（《傅斯年遗札》第三卷第1487—1488页，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2011年）
“只挖不写，与黄鼠狼捣洞何以异？”这真是对某种狭隘卑陋心态的辛辣抨击，此话有触类旁通的启蒙意义。如果以公款收藏日记稿本的某些单位，自己既无力研究，久久未见成果问世，又不允许他人借阅而整理出版，这无疑是一种把学术公器据为小圈子私产的行为，这与守财奴私藏金元宝，不知流通以益天下又何以异？
在阅读海内外公开出版的民国人物日记的同时，笔者也关注十多年来在国内众多拍卖公司举办的拍卖会上偶尔出现的民国日记，虽然零星散本的日记亦时有所见，但其中最重要的日记无疑是国民党高官《王伯群日记》，共有八十本毛笔书写的手稿本（其中包括一册《广西的建设——民团与教育》），首次出现在上海朵云轩拍卖公司2013年春季举行的《双雨山馆——王伯群藏品专场》上。王伯群（1885—1944）早年参加中华革命党，深得孙中山器重，后来出任民国南京政府交通部长，并与马君武等人共同创办大夏大学，先后任董事长、校长。曾任国民党政府要职，参与中枢决策，日记中必然有许多政海秘辛。
预展首日，笔者花了半天时间把这八十本日记手稿快速浏览一通，只觉得民国史上显赫人物出现之多如过江之鲫。1931年12月9日国民党政府召开中央政治会议，会上讨论了几个问题，其中之一是由于日寇挑起“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国难将临，如何对付风起云涌的全国学生请愿运动。据这一天的《王伯群日记》记载：国民党诸公认为“学生借外交问题渐有出轨举动，形势严重异常，应设法对付”，戴季陶发言，“谓青年已发疯，整个的教育问题值得注意”，但无论如何不要对学生动武。蔡元培在这次会上被选为特种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蔡元培是教育界的领袖人物，曾被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王世杰誉为“孑公（蔡元培字孑民——笔者按）貌似和易，实际上风骨凛然，为本党第一。”（《王世杰日记》第二册，1940年3月5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蔡元培通常主持公道，大义凛然，与会诸公自然对于学生运动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
王伯群在12月9日的日记中表达了他本人对于学生运动的独特看法：
余以此事症结在上海各大学教职员，因各大学教职员入国民党者甚少，其故因上海办党之人皆青年，大半系各大学出身，一旦假党权而临人，故智识阶级均不归也。然智识阶级挟有才能者不归国民党，自必另寻出路，或对于国民党举措得失多存观望。此次学生运动各大学多作壁上观，无人肯积极负责，共挽狂澜者，职是故耳。
王氏观点虽然未必正确，但他确实看到问题产生的某种症结所在。王伯群作为国民党政府的重要人物，他的日记的确非同寻常，笔者在半天的快速浏览中看到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与国民党元老《居正日记》、《谢持日记》相比，毫不逊色。
这部《王伯群日记》在王氏家属手中秘藏了一个多甲子，2013年终于从海外出现在上海朵云轩拍卖公司的拍卖场上，以三十万元起拍，引起了各方人士的关注。拍卖当日，笔者筹措了一笔钱款，以作非分之想，希望在拍卖场上能拣条漏网之鱼。后来传闻沪上某高校部门负责人集资百万巨款也上场竞拍，企图收入囊中作为校史研究之用，孰料今日中国有钱的角儿实在太多，最后被一位不知名的藏家横刀夺爱，以将近二百万元之谱（包括佣金在内）一举拿下。估计这部日记“一入侯门深似海”，重见天日不知何年月也。
众所周知，晚清有四大日记，即《越缦堂日记》、《翁同和日记》、《湘绮楼日记》、《缘督庐日记》。如果要选民国四大日记，以笔者个人十多年的阅读经验而言，这四大日记应该是《竺可桢日记》、《顾颉刚日记》、金毓黻《静晤室日记》、《吴宓日记》（正续编）。《竺可桢日记》毫无疑问是首选，无人可企及，该部日记的重要地位下文会论及。《顾颉刚日记》（台北联经出版公司于2007年出版）共有十二册，作为古史辨派的代表人物，他的一生几乎都在研究学问，所交往的人物都是学术界的著名要角，更关键的是《顾颉刚日记》文字严谨，内容精彩。金毓黻《静晤室日记》有十厚册（辽沈书社于1993年出版），字数多达五百五十万字，身为国学大师黄侃的得意弟子，他学殖深厚，文字功力甚佳，日记中除了读史治学之外，还记述了不少东北政局的秘辛。当时即有人称金毓黻为“辽东文人之冠”、“东北读书种子”，确是名符其实。相当重要的一点是《顾颉刚日记》、《静晤室日记》的整理工作做得十分到位，很少有标点错误，与《竺可桢日记》一样，可以说是具有标杆意义的精品出版物。《吴宓日记》正续编共有二十册，字数多达七百多万。吴宓早年赴美留学。入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获硕士学位，主要治西洋文学史。归国后与友人创办《学衡》杂志，对国学研究颇有兴趣，后入清华大学任国学研究院筹备处主任，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交往甚密，晚年对于世态人生仍秉持独特见解，不改初衷。《吴宓日记》的重要性，学界已多有论及，此处无需引申展开。
其他几部日记似乎也有入选之可能：如《胡适日记》八厚册，约三百八十多万字，安徽教育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民国初年，有人把胡适早期留学日记摘抄后，以《藏晖室札记》名目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鲁迅在《怎么写——夜记之一》一文中，先指出公开发售、风行一时的《越缦堂日记》存在各种弊端之后，有点揶揄地说道：“听说后来胡适之先生也在做日记，并且给人传观了。照文学进化的理论讲起来一定该好得多。我希望他提前陆续的印出。”（载《鲁迅全集》第四卷第2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总之，胡适早期日记内容充实，且具有一种开时代风气的新鲜感，他自己也未尝不觉得可以公之于众而传世。
但综观整部《胡适日记》，虽然内容丰富，论人论事及学术研究札记之类的篇幅也不在少数，但无庸讳言的是许多内容在他的文集及书信中都已反复出现。阅读《胡适日记》远远不及阅读竺、顾、金、吴四部日记时所能带来的一种全新的阅读体验，一种闻所未闻的快感及震撼力。例如《顾颉刚日记》，详述个人的学术理想、人生抱负以及终身为之不懈努力追求的过程，详记学术人物各种派别与复杂恩怨（甚至他人对顾的各种攻击诋毁也全盘记下），包括他私人内心隐秘世界的情感波澜，一切皆坦坦荡荡毫不隐讳。如牟润孙骂顾“野心太大，想做学阀，是一政客”（见《顾颉刚日记》第三卷第182页）。顾颉刚至少在他的日记中显示了他是一个性情中人。胡适则完全是另一种类型的人物，他下笔矜持，虽然偶尔也有火山爆发般的真情坦露，但此类例子稀如星凤，他真实的内心世界与顾颉刚相比，在日记中相当收敛，展露不多。
1947年至1949年，这是一段重要的历史时期，胡适主要在热衷研究《水经注》，除了蒋介石请人敦劝他出山担任国民政府要职乃至邀请他出马竞选总统的记载之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对于正在发生以及即将发生的重大历史变化，在他的《日记》中没有留下多少有价值的记录。1947—1949年的《胡适日记》，大体上是一些条目纲要式的简单记录或者是报刊文章摘录，很多日子甚至一字不记，看不出他对时局激烈变化的内心感受，充分显示此公城府极深，恰如鲁迅晚年对他的一段评论：“《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鲁迅全集》第六卷第73—74页）
现举一些例子如下，可以显示《胡适日记》在这三年中的简略面貌：
校《水经注》卷卅八，未完。（1947年2月13日）
今天才出门，到学校办公。（1947年3月5日）
赴中研究院评议会谈话会，商讨中研究院“院士”选举法草案。萨本栋与傅孟真各拟了一草案。雪艇邀吃晚饭，与陈辞修、罗志希、孟真，大谈。（1947年3月15日）
到孟邻家中长谈。（1947年3月16日）
九点半北飞，下午两点到北平。（1947年3月21日）
今天市政府送来蒋主席三月五日亲笔信。（1947年3月22日）
早晨到南京。（1947年8月28日）
写完我的《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1947年9月19日）
今天出席文科研究的会。使我感觉北大今日办文史研究所人才还大缺少。（1947年9月24日）
中研院评议会开会。（1947年10月15日）
上午十一点，在考试院讲演。（1947年10月23日）
第四次南下。（三月去一次，八月尾一次，十月中一次）（1947年12月11日）
夜车今早到南京。（1947年12月12日）
校《水经注》钱氏五校本的卷十三，只校了九页。（1948年1月7日）
校《水经注》全校卷十三，未完。（1948年1月8日）
写信给周鲠生、王雪艇。（1948年1月23日）
甚冷。（1948年1月25日）
南飞，到上海已快天黑了。（1948年3月21日）
早七点到南京。中央研究院的评议会。（1948年3月25日）
中研院选举“院士”的结果，——先后五次投票的结果，——选出“院士”八十一人。（1948年3月27日）
国民大会开会。（1948年3月29日）
我治《水经注》五整年了。（1948年11月9日）
南京作“逃兵”，作难民，已十七日了！
蒋先生有主张和平的文告。（1949年1月1日）
收到寄来的《〈水经注〉展览目录》十多册。（1949年1月4日）
蔡元培先生生日，我作学术演讲，题为《四百年〈水经注〉整理的小史》。（1949年1月11日）
访印度大使。（1949年1月12日）
今早到上海。陈光甫先生邀我住在上海银行的招待所（霞飞路福开森路口）。今早《新闻报》登出昨夜毛泽东的宣言全文，各报皆只登其中的八条件。今晚报载天津已被共产党军队攻入了。（1949年1月15日）
李代总统来看我们（梅校长和我），谈了一点钟。（1949年1月23日）
下午近三点始到上海，慢了七点多钟。秩序还不算坏。（1949年1月26日）
取得出国护照的签证。（1949年1月31日）
早晨在王雪艇、雷儆寰处。上午九点离开上海银行，九点半到公和祥码头，十点上PresidentCleveland〔克利夫兰总统号〕船，十一点开船。此是第六次出国。（1949年4月6日）
公允地讲，1947—1949年这三年的《胡适日记》，也有几条记载他对时局的评论，如：
美国大使请吃午饭，司徒先生说，中国政府一两个月后就得崩塌。此老今年七十一，见解甚平凡，尤无政治眼光。他信用一个庸妄人傅泾波，最不可解。（《胡适日记》1947年10月21日）
晚八点在总统官邸吃饭，同席者傅孟真。孟真谈军事政治，我很少意见可以提出。病根在作风，在人才不能尽其长。今日则人才没有机会出头，故我们〔拒〕斥一人甚易，而抬举一人甚难。（《胡适日记》1948年9月29日）
今晚离开南京，我九月十六南飞。其时共产党的大攻势已开始。新币制行了四个星期，还没有呈现大失败的情形。九月廿三，济南陷落了，人心为之大震动，但我廿九日见总统，他还说币制是大成功，收到了壹亿四千万美金价值的金银外汇，殊不知此壹亿四千万须用伍亿六千万金元去换取，此即新政策崩溃之一个大原因。（《胡适日记》1948年10月13日）
今夜总统蒋先生约吃饭，我很质直的谈了一点多钟的话，都是很逆耳的话，但他很客气的听受。1.局势很艰难，有很大的危险。2.决不是一个人所能对付，必须建立一个真正可靠的参谋部。3.必须认错，必须虚心。4.美国援助是不容易运用的，也须有虚心作基础。5.黄埔嫡系军人失败在没有根底。必须承认这失败。6.国军纪律之坏是我回国后最伤心的事。7.必须信赖傅作义，真诚的支持他。8.北方的重要千万不可忽视。9.“经济财政改革”案实有大错误，不可不早早救正。10.我在南方北方，所见所闻，实在应该令人警惕！例如人们说，“放弃大城市若继续在别处作战，那是战略。试问放弃石家庄后，在何处作战？放弃济南后，在何处作战？放弃郑州开封后，在何处作战？”这种责备，不可不深思反省。（《胡适日记》1948年10月28日）
第一条记载表明司徒确有远见卓识，早在1947年10月已能看出中国政局的大势趋向，这当然有特殊原因的，以后另文分析，在此不赘。第四条记载是胡适对蒋政权于1948年年底所遭受重大失败的深刻总结，这是一位在书房中殚精竭虑考证《水经注》的书生，对于国民党最高军事领袖竭尽所能地提出的或许他自以为是最成熟的忠告。
还有几条时评，不及上述四条重要，可略而不论。1948年12月15日，蒋介石派飞机把胡适等人从解放军重兵包围的北平城中“抢救”至南京。1949年4月6日，胡适在上海公和祥码头，乘上“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4月21日抵达美国旧金山。他在日记中写道：“此是第六次出国。”这之后，胡适对国内政局偶有短评，但大局已定，意义不是很大了。1947—1949年这三年共有一千多天，仅有十多条左右的时局评论（《日记》中的剪报不包括在内）是无法掩盖《胡适日记》总体上失记失载的苍白面目的。
鉴于以上原因，笔者只能非常抱歉地把《胡适日记》挡驾在民国四大日记的行列之外，因为正是胡适本人作过如此明确的表达：
日记必须较详细，否则没有多大用处。过略的日记，往往别人不能懂，有时候自己也看不懂。（《胡适日记》1948年1月1日）
这当然是有原因的：胡适主要精力用来著述立说，创办刊物，以及作为学界领袖，大量时间要耗费在与各方人士的周旋应酬上。胡适在与友人来往的书信中，常常切磋学问，讨论学界动态，以及可以无所忌讳地评论政治人物及时局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胡适与各界著名人士来往的许许多多书信，较之他的日记更有学术研究和民国史料的价值，正是在这些书信中充分显示出他个人的学识、修养、胸襟与见解。这种特点，鲁迅与胡适非常相似。《鲁迅日记》较之《胡适日记》还要简略几倍，但他的书信却单刀直入，恩怨分明；臧否人物，笔墨恣肆；尤其是随处可见的对于世态人心的洞幽烛微，往往令读其书者无法不深爱感染。
接下来谈《黄炎培日记》。黄氏《日记》篇幅不小，共有十六册（16开），由华文出版社分两次出版，前十册于2008年出版，后六册于2012年出版。黄炎培作为中国职教社的创始人与中国民盟的发起人，这位社会贤达的一生与国共两党的领袖人物交往密切，他的日记记录了不少二十世纪中国政局的风云变化，理应可以竞争入选民国四大日记，但十分遗憾的是：这部日记的整理者是几位研究近代史的学者，缺乏一些必备的古典学养，况且对于这样一部七百多万字的重要日记的整理工作没有专人负责，以致日记的文字辨识及标点整理出现不少舛误。笔者将另文指出。
《夏鼐日记》共有十册（32开），字数约四百三十多万，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11年出版。作者是驰誉海内外的考古学家，享有“七国院士”之荣衔，他的日记中与学界著名人物周旋往来的记载也不少，但无庸讳言，这部日记所记内容的宽度、长度、深度还无法与《顾颉刚日记》、《静晤室日记》相抗衡。
《苏雪林日记》共有十六册（32开），由台湾成功大学出版于1982年，可谓是庞然大物。苏雪林民国时期任教于武汉大学、东吴大学等校，主要研究屈赋，又喜文学创作，与女作家凌叔华、女学者袁昌英为好友。1949年后赴台湾任教于成功大学等校。她的日记所涉及的学术研究不多，所交往的人亦非学术界的重要人物，尤其是后半部日记令读者索然无趣，所记的内容大半是饮食起居、日常琐事，乃至不惜笔墨大量记载养宠物及看电影的经历。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日记纵然写出二千万字也意义不大。
林献堂《灌园先生日记》共有排印本二十七册（32开），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联合出版。这部日记由台湾史研究所许雪姬研究员领衔主持，组成一个有多位研究人员参加的“林献堂日记解读班”，进行、注释，“从二○○○年十二月出版第一册，直到二○一三年十一月出版第二十七册，转眼已经过十四年光阴”（《灌园先生日记》第二十七册《跋》）。这部日记起自1927年，止于1955年，中间缺失1928年、1936年这两年日记，前后长达二十七年，“如此长时期的记录，在目前台湾史的研究资料中，其连续性、重要性尚无出其左右者”。（许雪姬《〈灌园先生日记〉的史料价值》，载该日记第一册）综观其整部日记内容，除林氏家族历史之外，还有相当丰富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活动的资料，但主要局限于台湾一地，对于整个民国时期大陆的政治、文化、学术活动的记载并不是日记的重心。虽然从字数篇幅来看，二十七册的《灌园先生日记》（其中注释文字占了不少篇幅）已经超越《顾颉刚日记》、金毓黼《静晤室日记》，可惜鉴于上述原因，笔者未能把林氏日记入选为民国四大日记。
《黄侃日记》与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文字精练，所记内容也十分引人入胜，不愧为一代名家手笔，但因篇幅不多，字数太少，总体上无法与竺、顾、金、吴四大日记比肩齐驱。坊间传说，目前所见的《天风阁学词日记》仅是删节本，原本有更多的内容，那只有待该部日记出齐了，届时再重新估量。
《王伯祥日记》共有四十四册，2012年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王伯祥日记》是手稿影印本，虽然册数不少，但实际字数大概未必能超过《顾颉刚日记》、《金毓黼日记》，更不必说与《竺可桢日记》、《吴宓日记》正续编相比了。王伯祥民国时期先后在商务印书馆与开明书店担任编辑，交往的文人学者有一定的局限，如叶圣陶、俞平伯、顾颉刚、张元善、郑振铎、周予同、章锡琛、夏丐尊、吴觉农等人，远不及顾颉刚、金毓黼这两位著名史学家所接触学界、政界人士那样广泛，简言之，王伯祥的人生阅历未能像顾、金两位丰富多彩。这对于《王伯祥日记》所涉及的内容及范围必然会受到一些制约及影响。这也是笔者未把《王伯祥日记》列入民国四大日记的原因。
以上所述仅仅是我的一家私见，远非定论。在这众声喧哗的网络时代，对于究竟哪几部日记可以入选民国四大日记，有兴趣的方家时贤人人皆可各抒己见。
刊登于《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第327期，2015年4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