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作者：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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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公已去职，其主持枢机宰辅之位将近十年。海外炒作者或誉之曰“经济沙皇”，然今日实可为其政迹作一总结。
某公于90年代初叶即已入主中枢主持经济，初以“改制”为已任，慨然有天下之志。所图之改制者方向，乃因十几年来，中国政坛及一部分知识界人中始终有三大情结，一曰平反6四。二曰改革经体（彻底私有化之市场经济）。三曰改革政体（搞多党及直选总统制）。内外均有一股强大势力，互相呼应，故有意制造对某公的新偶象崇拜，实欲哄抬某公黄袍加身作中国“改革”之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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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公执政以来，其施政重点似在如下几方面：
（1）不顾中国自身国情全力推动与国际接轨，以致不惜牺牲一切以求加入WTO，实际是欲以国际规则约束国内体制，借外力以促内变。
（2）切断国企金融支援（“停奶断血”），将银行资本转入股市。以此推动国企“转制”即私有化。以为国企问题根源在于所有制及冗员（此皆源于极错误之经济学观念，1993年某公上台之初，何新曾上书邓大人，直言某公并不真懂经济，即指此。），遂大力推行转制以及大规模失业政策，其名言是“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但此举是在事先没有任何社会保障支持的背景上实施，其政策后果即造成流民遍野的大失业局面，酿成严重社会不安定因素。
（3）在加入WTO条件上对农业及农产品方面让步甚大，牺牲农民利益甚多。又将地方税负（行政开支来源）的重头放于农民头上，导致农业税负高昂，农民负担增重。大量农民为谋取现金，弃本失业盲目外流，田地荒芜，社会呈现不安定。
（4）以股市金融运作作为银行营利手段。银行乃与大庄家联手操作从股市中圈钱。形成具中国特色的金融泡沫经济。而中国的超级金融富豪（“新阶层”）亦一批批从股市圈钱中诞生。
（5）当今中国豪富者富可敌国田连阡陌，而贫穷者无立锥之地。而某公犹认为两极分化并不严重。（2000年3月新闻会）
（6）谓改革必有牺牲，要求失业者忍耐、承受之，其左右鼓手甚至公然在媒体鼓吹“不惜牺牲一至二代人”。
（7）本欲使金融市场直接与西方并轨，终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及为江李牵制未果。
（8）本欲大力引入西方会计、证券、金融机构使之监理甚至主导中国经济管理层。因美国安达信等丑闻频发未果。
（9）实施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政策，使毛时代遗留之全民免费（低费）普及教育及全民卫生体系完全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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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公为政之初，接连引爆反腐大案，矛头指向高层人事。一度几乎造成大局振荡之势。（并非谓腐败不应当反。盖反腐有真反及假反之别，有以反腐为手段或为目的之别也）。
直到2001年前后***亲自数度主持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破产失业严重，已影响大局稳定，确定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确定开发西部搞基础建设的新方针，以保持经济增长速度等等。因此，迫使某公后来不得不对其施政重点有所转变，政治方向亦不得不有明显之转变。故以上“改制”均未能走到底。
特别是由于近一年来社会失业已呈危机，各方压力呼吁不可置之不理。其改制及失业政策不得不收敛，社会保障体系之构建也方得大力拨款提上日程。然而其几年来所行诸“新政”之后果，已导致社会中失业无业者众多，各地社保金额随低保人数的不断增加而以几何级数递增，对国家财政形成沉重负担，实难为久远之计。
综观某公去任后之国民经济隐忧深重。（尤其国有工业体系），财政入不敷出（6年赤字累翻5倍）。草民流离失所众多。结队抗议者有之，打家劫舍者有之，自杀爆炸者有之,投环跳河自焚者有之，社会不安之象日显。其幸佞者仍大肆鼓噪“软着陆”已获成功、“三年国企改革目标大见成效”云云。其诸多政策，利近害远，竭译而渔，遗患将来。
后任面对之担子与难题殊为沉重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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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余英时氏论某公认为其行迹近于王安石。王安石号称“拗相公”。然某公有王氏之执拗，而并无王安石之品格，其矫情似则过之。
明人张燧以八个字论王安石：“虚名，实行，强辩，执拗。”又云其所行新法，“任用多小人。不察时宜，不恤人言，刚愎自用，征利害民。”（《千百年眼》，张燧著）此诚入木三分之论。
王安石改革启北宋亡国之祸于身后。时人喜颂扬王安石，殊不知《水浒传》中官逼民反之赵佶（宋徽宗）、蔡京、童贯辈皆为王氏“新党”一派之徒。故清人论王安石常引《诗经》“戎狄是迎，荆舒是逞”以为先兆。认为金元戎狄祸华，根源即在于王安石（号荆公、舒公）遗留之弊政。然而王安石个人只求事功而并无私人之政治野心。其心愿是好的。某公则似未必然。故某公入阁之初，海内外即有舆论为其造势云：“某公只可作一把手，不可作二把手。”并伪称此乃邓公遗言。此至少表明有一股势力欲推动某公出任一把手，而某公当时之态势亦咄咄逼人，一副领袖群伦之势，毫不谦让。
（03年3月1日，何新政论至此休笔）
对“论某公”一文的几点说明
中国今天的市场经济规模是1994年以来市场缓慢发展来的，不是靠改革！那十年改革对市场经济没有促进作用，只有破坏和干扰！1994-2003年的改革政策，没有一个是直接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2003年以前的十年，即使没有出现主要的改革政策，今天的市场经济也会有今天的规模。实际上，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的是法制和自足的建设，而不是急功近利的改革。当时的改革者们以为不断的压迫已经不复存在的计划经济，就是在发展市场经济。其实他们错了。
税制改革导致了农民更大的费用。这是在对市场 釜底抽薪 。
1995年 私企还没有准备好力量来支撑中国的实业、物流和新技术行业，大量的国企就被“放小”了。那些依赖于经济大势的新小私企们也跟着萧条了 。“国退民进”本来是以发展私企为目的的。但是改革者们天真的将“国退”作为了自己的唯一任务。结果产生的市场空白，便宜了WTO外的连锁超市 。1995年经济正在高涨，许多国企正处于繁荣和发展之中。一句“放小”，他们中的多数都被冠以了“亏损”的帽子 。随着国企的“抓、放”，市场经济所急需的中国国内物流行业被打碎拆分，变成了一个个的小作坊。今天物流昂贵成了中国投资环境的主要问题 。没有人想到：国企也是市场经济中的有力的经济主体——无论当时的佐还是佑！当时的国企正组成着中国建设市场必须的基础设施 。
于是，当身处1998年的深井里的时候，市场经济手段还没有成型。中国对抗困难，没有现成的手段可用了。两年的“抓大放小”不仅是摧毁了国企的体系，而是消灭了一大批新兴的中小私企——使它们无单可接 。面对1998年，中国不得不开始“积极的财政政策”用财政填补经济的空洞，用大量公共工程来刺激内需。——实际上是不得不重建国企天下！ 但是，新崛起的国企不再是以前的了，它摆脱了身上的国家义务。成了纯粹的经济机器——挂着国企名字的垄断集团 。1998年中国市场经济从头开始，大量私企还不能支撑中国经济的重担。虽然它们本可以从国企那里获得帮助，但是已经不可能了。于是有了三个产业化 。中国把市场经济所必须依赖的基本福利和社会保障都拿出来出售，来刺激经济从谷底尽快爬出去。似乎是害怕长期的疲软会消灭重头再来的中国市场 。
但是，经济的自然增长是不依附任何主观愿望的。中国经济用了5年才从谷底爬出来——1994年中国的私企终于有了支撑经济增长点的能力 。2004年中国经济依靠民企的支撑逐渐高涨，中国等这一天等了10年。性急的人在早5年前就把国企打倒了，中国在低潮中熬了5年 。大萧条本不应该那么的严重，中国也本不必急着走出萧条——连人民的基本福利(教育和医疗)都搭进去了。中国也本不应让外企那么幸福。
这十年还带来如下影响：由于经济大起大落的冲击，经济对财政支持的依赖性；基本保障缺陷导致的消费不足和国内矛盾；垄断化的新国企 。体系建立时的经历状况决定了体系的特征——好或坏。急推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们突然“发现”，它们积极推进下的竟然是【坏的】市场经济 ！中国急着砸碎笼子结果，连笼中鸟的腿也砸断了：【坏】的市场经济就是这么来的。
三、加入WTO意义何在？
虽然中国初步形成了一个完整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但是当这个体系被划成无数个独立核算的市场经济主体，每个主体独自面临跨国公司的面对面竞争时，其结局只能是被淘汰或兼并。在强弱对比很明显的情况下，政府决意加入以自由贸易、自由竞争为基本理念的WTO，最大限度地撤除保护，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单纯从发展经济的角度是解释不通的。加入WTO后只能是跨国公司占尽国内市场，本国企业的大批倒闭或被兼并，工人、农民大批失业，社会购买力进一步萎缩。有的人以为引入了平等的国际竞争可以激发本国企业的竞争力，可以置之死地而后生。但我却看到，跨国公司所到之处，第三世界各国的民族企业无不纷纷倒闭、破产。这些企业也许被激发起竞争性了，但实力相差过分悬殊，终于成了跨国公司嘴里的小鱼小虾。
因此，唯一的解释只能是政治原因。正如龙永图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说：“协议达成主要是江主席与克林顿总统从发展中美关系的战略高度出发，排除了很多障碍，作出了重大的政治决策，使得这次谈判得以成功。”这“真正体现了我们中国领导人在坚持改革开放方面的勇气和决心”。这就暗示，是出于政治原因，特别是出于坚持改革开放的需要，我们必须在经济上作出牺牲。也就是说，在加入WTO问题上，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成了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且只能是取改革开放而舍经济发展。龙永图是这样解释入世的政治意义的：“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必须在世贸组织中取得应有的地位，因为世贸组织就是世界经济联合国。中国人长期被排斥在世界经济主流之外的时代必须结束。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国与国之间的经贸关系越来越紧密。中国必须在世界经济全球化这样一个大的浪潮中接受冲击，接受洗礼，成长壮大，中国在21世纪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经济大国。”但是这个说法也并不成立。因为这个世界经济全球化浪潮是美日欧三家跨国公司争雄的浪潮，融入这个主流便是成为跨国公司的打工者，便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经济大国，而只能是经济附庸国。旧中国曾经作为殖民地被融入过世界经济主流的。但当1929年的大萧条到来时，企业破产比例最高的不是美国，而正是中国。经过五十年的发展建设，中国经济虽然有了长足进展，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这离可以与跨国公司正面较量的时候还很远，还不能说融入世界经济潮流就不会被吞噬。从这个意义上，与其融入经济全球化潮流，成为发达国家的新殖民地，还不如与这一潮流保持距离，维护中国独立自主地发展的空间更好。一百五十多年来，中国历经国际潮流的沧桑，应该懂得国家主权才是高于一切的。在五、六十年代的日子里，中国面对国际反华潮流，沉着应对，没有为了迎合国际潮流、进入联合国而放弃自己的主权。相反，正是因为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内政外交，反而赢得了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广泛支持，形成了新的国际潮流，最后在联合国形成强大的亲华力量，把中国抬进了联合国，而把台湾赶了出去。同样，今天如果我们能以十三亿中国人民的生存和发展为第一优先考虑，也没有必要去融入这个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化潮流，更没有必要放弃经济主权。
如果说这些政治理由也不成立的话，那么究竟是什么促使我们的领导人敢倾中华之国力、结与国之欢心呢？我辈百思不得其解。也许这正是领导人的高明所在吧。用龙永图的话说：“这就像小平同志70年代末提出的改革开放的政策，当时大家并没有看到它会对中国老百姓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但是10年、20年以后，普通老百姓、整个中国都从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政策中得到了很大的好处。”
![[经济杂谈]何新：《论某公》(转载)](http://img.aihuau.com/images/31101031/31025240t015aa62ac1eb57146a.jpg)
但愿如此。我并不愿意相信外经贸部是在执行买办路线，更不愿意相信领导人是跨国公司的总代理。这个结论实在是太严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