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郑悦:剖析马基雅维里—— 读《君主论》
剖析马基雅维里
—— 读《君主论》
郑悦
引言
从十五世纪下半叶起，以意大利为发源地，欧洲进入了文艺复兴时期。正如恩格斯曾经指出的，这是一次人类从来就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进步的变化，是一个需要巨人的时代，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尼科洛•马基雅维里（1469——1527），意大利佛罗伦萨人，正是这个伟大时代的巨人之一。[1]作为一名政治家、历史家、诗人，同时又是第一个值得一提的近代军事著作家。 [2]在短暂的58年的人生历程中，他却给后人留下了极其丰富而又宝贵的精神遗产，其传世著作有《君主论》、《论提图斯•李维著（罗马史）前十卷》三卷、《佛罗伦萨史》八卷、《兵法》（直译：《战争的艺术》）七卷、《曼陀罗华》（喜剧），还有其他剧本、诗、文以及大量的关于出使各国的情况报告和通讯等等。
《君主论》是马基雅维里所有著作中最小的一册，但最出名。它的思想材料是共和国时代马基雅维里在政治、外交、军事实践中早已积累起来的，其创作则是在梅迪奇家族重新统治佛罗伦萨，马基雅维里经多方营救出狱后（因涉嫌梅迪奇家族的阴谋罪而铃铛入狱），大约从1513年6、7月份开始，在年底以前写出，修改定稿在1515年以后。全书共分26章，主要讨论了君主国是什么，它有什么种类，怎样获得，怎样维持以及为什么会丧失等，尽管马基雅维里想通过这部著作获得梅迪奇家族执政者的垂青从而谋取一官半职，但这却是他对意大利几百年来的政治生活和政治斗争的总结，也是他自己从政经验的理论概括，全面而又集中体现了马基雅维里鲜明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反映了意大利资产阶级关于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民族国家的强烈愿望。1532年即马基雅维里死后五年《君主论》开始印行，迄今四百七十多年，从西方到东方，在宗教界、政界、学术领域和社会广泛地引起各种强烈的反响，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被西方一些舆论界列为当代最有影响的世界十大名著之一，也曾被《纽约时报》评价为与《国福论》、《物种起源》、《资本论》等同为影响人类历史的二十本书之一。作为一部代表作，它也使马基雅维里身后获得了举世周知但又如此尖锐对立的毁与誉的名声：一派对他全盘否定，甚至加以诋毁，沙士比亚称他为“凶残的马基雅维”，马克思说他是“现代罪恶的导师，政治权术的化身”，爱德蒙•伯克说作为法国革命的“民主暴政”基础的，是“邪恶的马基雅维里政策准则”，在这些人的眼里，马基雅维里成了阴险狡诈、口是心非、背信弃义、残暴无情的同义词；另一派则持赞许、肯定的态度，称他是西方“政治学之父”、“国家学说之父”、“马克思以前最有影响的思想界”，弗兰西斯•培根认为他作为人文主义的先驱，其经验而非抽象的、科学而非神学的研究态度，使后人获益匪浅等等。为什么一本薄薄的《君主论》竟能使后人的看法如此反差悬殊之大呢？纳素夫曾说过：“书籍如同光芒四射的烛光，把人生之路照得耀眼通明。来者从光亮中认识了人生的意义，去者似蜡烛燃尽，照亮了别人。”今天让我们带着对前人的无限崇敬以及科学求是的态度来认真领会马基雅维里那令人褒贬不一的资产阶级思想吧。
一、君主专制是实现意大利统一的良药妙方
《君主论》是马基雅维里“从现代事物的长期经验和对古代事物的不断研读中获得的，通过对这些事物长期孜孜不倦的思考和检验”而浓缩写成的献给意大利佛罗伦萨当时的统治者洛伦佐•德•梅迪奇殿下的“礼物”。[3]他希望这位统治者能够借此机会发现自己的不幸从而命运有所转机，但更重要的，他期望洛伦佐能够在伟人事迹的知识中汲取经验教训，从而领导意大利人民实现祖国的统一和富强。书中开篇第一章，马基雅维里提到，“迄今为止，统治人类的一切国家和政权有两类，它们不是共和国，就是君主国”。[4]在接下来的篇章中，马基雅维里撇开共和国，全面而又详细地谈了（一）君主国的种类：例如世袭君主国、混合君主国、市民君主国、教会君主国；（二）君主国获得的方式：如通过自己的军队和能力而获得的，依靠他人的军队和依靠幸运而获得的，通过犯罪的方式攫取的，依靠市民伙伴们（或是人民或是贵族）等；（三）保持这些君主国的方式：例如他谈到，要想保有被占领前生活在自己的法律之下的城市和君主国，有三种方式：1．摧毁之2．御驾亲临驻守在那里3．扶植一个傀儡政府。马基雅维里并未到此为止，而是详尽而又例证的指出，由于这样的城市或君主国在叛乱的时候总是以自由或者古老的典章制度为名义，且这些东西极其难忘，所以傀儡政府难以支持。如果被政府的是一个君主国，则由于旧的君主家族被消灭了，人民又不允许在自己中间再产生一个，反抗的过程就会比较缓慢。但如果是一个共和国，则由于人民已经习惯了自由，仇恨就更强烈，复仇的欲望也更多，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摧毁他们后驻守在那里；马基雅维里强调说，通过自己的军队和能力而获得的新君主国在获得的时候是非常困难的，但一旦他们克服了困难并且开始受到人们的尊敬，消灭了那些对他们懂得崇高地位心怀嫉妒的人，他们就会持续地保持权势和荣誉了。而依靠他人的军队和依靠幸运而获得的新君主国则相反，马基雅维里接下来引用了教皇亚里山大六世的儿子切萨雷•博尔贾的例子，切萨雷•博尔贾在其父亲亚里山大六世的支持下，比较轻松的建立了自己的君主国，可“事实上为了在这个依靠他人的武力和运气所所取得的国家站稳脚跟，他曾采取了一切手段，而且作为一个精明能干的人所应该做的所有的事情他都做尽了，但一切都无济于事”。 [5]通观全书，马基雅维里不厌其烦、全面而详细的介绍君主国的种类，获得及维持的各种方式，是洋溢着他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他的最终目的就是实现意大利的统一，而统一的良药妙方就是君主专制。这里要问：为什么马基雅维里要把实现意大利的统一作为其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最终目的呢？又为什么要把统一的良药妙方视为君主专制呢？让我们先回到马基雅维里生活的时代背景下。
马基雅维里生活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繁荣发达，人文主义思想汹涌澎湃的历史时代，这一时期，欧洲的法国、英国、西班牙都已经建立了统一的民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而意大利由于地理大发现，世界贸易中心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沿岸等原因而经济上发展开始缓慢，政治上则正处在四分五裂的封建割据状态，当时整个半岛上存在米兰、威尼斯、佛罗伦萨、教皇辖地和那不勒斯等五个较大的国家和其他小国，各国之间本来就战乱频繁，再加上罗马教皇在意大利各小国之间纵横捭阖，制造分裂，挑起战争，法国、德国、西班牙也乘机而入，使整个意大利处于战争频繁的内忧外患之中，这种状况严重阻碍了意大利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1469年，马基雅维里出生在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其父是一个贫穷的律师，由于家境贫寒, 马基雅维里未能受到系统的教育，只能自学成才，在当时的人文主义思潮影响下，他自幼便喜欢古代希腊罗马文化，尤其是古罗马史。此时的佛罗伦萨正处在梅迪奇家族的统治下，1494年，法国入侵佛罗伦萨，梅迪奇家族不战而降，佛罗伦萨人民在萨那罗领导下举行起义，驱逐了梅迪奇家族的统治，建立了共和政府。1498年，马基雅维里被任命为佛罗伦萨的第二国务秘书，在执政的十个委员会的领导下负责军事和外交方面的工作，在14年的任职期间，马基雅维里曾多次御命出使国外，曾经到过法国、德国、瑞士的教皇宫廷。诸多的国务活动，大大开阔了他的眼界，丰富了他的阅历，使他受到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实际锻炼。1500年，他第一次出使法国，出访期间实地考察法国，法国的统一、王权的强大和国家的强盛，给他留下难忘的印象。他深感意大利的四分五裂，国势衰弱和自己在国外受到的歧视，激发爱国之情，产生强烈的挽救国家命运的紧迫感，而意大利各邦却仍苦于无休止的阴谋和纷争，以致招致外族的入侵。意大利的命运危在旦夕，意大利却依然麻木不仁。马基雅维里首先惊醒地意识到，一个国家不象法国、西班牙那样统一在一个政府之下，就不会有幸福和安宁，因此他把意大利的统一视为当务之急而置于一切其他政治目标之上。
单看《君主论》，很可能会得出马基雅维里是坚定的君主专制的拥护者。其实，《君主论》是一部作者为了特殊目的――企图在政府中获得一官半职――而表达自己观点的著作。因此，马基雅维里的论证被局限在具体时空，一定程度上失之偏颇是难免的。而《李维史论》则是他所有著作中最长的，在许多方面最能表现出独创性的政治著作，或者说，这部著作更全面地展示了他的政治主张，更充分地体现了他的思想精髓——赞赏共和制，是一个共和主义者。马基雅维里在《李维史论》中详细列举了共和制的许多优越性，他认为人民总是比国王更为聪明、更为坚定、更有理性；共和制最符合平等自由的要求，能增进公共福利，保证公民财富的安全和增长；在共和国家里无须担心统治者的营私舞弊，因为统治者是选举出来的，贵族处于人民权力之下，他们的权力欲望也就不会造成危害；共和制能更好地适应各种不同地情况，更好地保证国家地统一，激发人民的爱国热情等。
然而马基雅维里对共和制的推崇，并没有影响到他对现实的判断。他认为共和制是一个应然的制度，尽管它有这样那样的合理性，“有时却是个不起作用决定作用的指南”，因为“在生活中的一些互相矛盾的原则和制度之间，合理性也许不可能仅仅根据这个比那个合理证明某种选择是正确的。” [6]马基雅维里基于现实性和经验性认为一个国家究竟是什么政治形式，要从这个国家实际出发，共和制是一种理想的政体，它必须在一种健康的、有秩序的社会中才能实行，当时只有在瑞士和德国的一些地方可以建立这种制度，因为那些地方保持着一种坚定的文明生活。而在当时混乱腐败之意大利是绝对不宜实行共和制的。所以他主张应象罗马共和国时期的“狄克推多”制那样，建立君主的独裁专政。他说：“人民的道德如此彻底败坏，以致法律无力约束他们，这就有必要由一个皇族去建立具有完全的与绝对的某种最高权力；这种最高权力就象给野马带上“嚼口”，才可以羁勒住它那过分的野心和严重的破坏。” [7]他认为当时的意大利只有实行这种制度，依靠强有力的王权，才能摆脱罗马教会的控制，打击封建贵族势力，结束封建割据状态，实现民族和国家的统一。马基雅维里猛烈抨击罗马教会，斥责教会是造成意大利分裂的总根源，说“罗马教会既无充分力量统治全意大利，又不愿意让其他力量去统一。”他痛斥封建贵族是“一切文明的不共戴天的仇敌”，是“沽名钓誉的废物”。他认为贵族也是导致意大利分裂的主要原因。他指出，同土地有联系的贵族是一切秩序的反对者，而拥有城堡的封建主则特别有害，因为他们总是要求独立，企图成为国中之国，从而妨害政治上的集中。此外，马基雅维里更不相信人民的力量，认为人民都是庸俗、无知的，他说：“再没有比乌合之众更可怕了”。正是基于这种观点，马基雅维里才把希望寄托在强有力的君主身上，指望在强大的王权统治下制止封建割据势力、镇压劳动人民的反抗，从而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的民族国家。
应该指出，马基雅维里仇视人民、憎恨人民、不依靠人民的力量是其资产阶级反动性和局限性的表现。但现代的史料证明，君主专制制度是在旧封建等级已经解体，中世纪平民阶层已经形成为现代资产阶级，竞争双方无论哪一方，都不能压倒对方优势的时候产生的，封建政府为了维护常备军和庞大的官僚机构，不能没有资产阶级的支持，因此实行了奖励工商业发展的措施和殖民扩张活动，这在客观上对处于幼稚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济起了扶植和保护作用。而资产阶级由于力量微薄，也需要强大的王权的保护和帮助。因此，新兴资产阶级乐于用财力支持君主去同封建势力作斗争，以建立以民族为基础的君主国，以维护自己的利益。因此，“在这种普遍的混乱的状态中，王权是进步的因素——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一种秩序，代表着正在形成的民族，而与分裂叛乱的各附庸国的状态相对抗，封建主义表层下形成着的一切革命因素都倾向王权，正象王权倾向他们一样。”[8]况且，马基雅维里建立君主专制政体这一结论的背后——其实质、目的中蕴涵着与封建君主专制大相径庭的东西。另外他还反对世袭君主制，只是把君主独裁看作是挽救意大利的临时措施，最好的还是共和制。他认为，君主的暴力只是药剂，只能治好病态的国家，而不可视为经常的最好的政体。他明确指出，意大利在完成统一后应实行共和制，君主应交权给人民，否则，就使用暴力让他交权或处死。总之，当我们深究马基雅维里的君主专制思想时，就会发现，实行君主专制是他作为一个现实主义的政治家思考的结果，而非他心目中理想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体，他只是暂时借助君主的专制统治，以实现意大利的统一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不仅符合意大利当时的国情，也顺应了当时欧洲的时代潮流，而且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
二、军队是君主专制国家的坚固基石
“一切武装了的先知都能够成功，而非武装的先知则归于失败”， [9]马基雅维里凭借自己长期外交生涯积累的经验和敏锐的观察力，肯定了强大的军事力量是国家统一和兴盛的前提条件。他告诫君主，“一切国家无论是新的国家，旧的国家或者混合王国，其主要基础是完备的法律和精良的军队，而且精良的军队甚至比完备的法律更重要。因为如果没有良好的军队，那里就不可能有良好的法律，而如果那里有良好的军队，那里就一定会有良好的法律。”[10]意大利的统治者们，他们一不懂军事，二没有军队，所以谁也无力统一国家。在他的政治学说中，特别强调君主要有实力，认为君主要加强自己的权势，就必须依靠军事力量。那么依靠什么样的军队呢？他指出多年来，意大利人一直被雇佣军队的将军们所统治，其后果是骇人听闻的：“使意大利遭受查理八世的蹂躏、路易十二世的掠夺、费尔迪南多的摧残和瑞士人的凌辱”，[11]人们不可能期待更好的结果，因为所有的雇佣军都是“无益的，并且危险的，一个人如果以这种雇佣军队作为基础来确保他的国家，那么他既不会稳固亦不会安全，因为这些雇佣军队是不团结的，怀有野心的，毫无纪律，不讲忠义的，在朋友当中则耀武扬威，在敌人面前则表现怯懦”，“除了一点军饷之外，他们既没有忠义之忱，也没有其他的理由使他们走上战场，而这点军饷并不足以使他们愿意为你牺牲生命。”雇佣军的首领们，“如果他们是能干的，你可不能信赖他们，因为他们总是渴求自我扩张，因此不是压迫自己的主人——你，就是违反你的意思压迫他人。反之，如果首领是无能的，他往往使你毁灭”。[12]马基雅维里认定雇佣军是意大利一切灾难的原因。对于援军也同样否定。他指出，“援军带来的危险比雇佣军更多，因为他们一来就是造成毁灭的条件，因为他团结，完全听任外国人的命令”[13]如果他们失败，你也失败，如果他们胜利，他们会操纵甚至消灭你。“总之，就雇佣军而论，其懒散怯懦是最危险的；若就援军而论，其英勇剽悍却是最可怕的”。因此“英明的君主总是谢绝使用这种军队，转而依靠自己的军队”他认为，任何一个君主国如果没有自己的军队，它上不稳固的，“世界上最弱和最不牢固的东西，莫过于不以自己的力量为基础的权力的声誉了”。所谓自己的军队就是国民常备军。这种军队不能由贵族和骑士，而只能由自己的臣民或者属民组成。这样组成的军队具备很高的爱国热忱，愿意为民族利益而战，并且只要加以严格训练，实行严明的纪律，就会具有无所畏惧的气概。1505年9月，佛罗伦萨为收复比萨而发动进攻再次失利，使马基雅维里更加坚信军事制度必须彻底改革，必须建立自己的军队。他在1506年和1507年大部分时间从事国民军的组织工作，1508年，他亲自率领他所创建的新军——人民自卫队去攻打比萨，大获全胜，比萨投降。因此，马基雅维里的结论是：谁想用意大利人的武装来保卫家邦、统一国家、抵御外人，那么首先必须建立一支由本国公民组成的军队。另外，马基雅维里在多年的外交生涯中，不但体会到弱国无外交，更体会到新兴资产阶级的统治者只是运用外交上的纵横捭阖而没有自己民族的武力作为后盾，是无法同强大的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抗衡的。他说法国“只看重那些军事上强盛的和付得起钱的人”，并认为“这两种东西都是我们所缺乏的”，痛苦的事实是“他们称为乌有先生”。[14]马基雅维里对创建自己的军队之强烈，以至作出了荒谬的论断：君主们将作这样的选择：“宁可依靠自己的军队打败，而不愿依靠他人的武力制胜”。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第十四章还专门阐述了君主关于军事方面的责任，甚至强调君主的唯一专业就是军事，“除了战争、军事制度和训练之外，不应该另有其他的目标，其他的思想”。这除了时代的局限性和固有的阶级性之外，马基雅维里的思想往往趋于极端，带有片面性、夸张性，受着他个人的主观经验束缚与强烈的政治激情影响。但马基雅维里认为国家的主要基础在于精良的军队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在长期依靠雇佣军的意大利，他首先提出坚决反对雇佣军依靠国民军的这一见解也是极有远见的，是符合新兴资产阶级和人民的利益的，因此在历史上具有进步意义，并成为倡导成立现代化国家军队的先驱。
三、为君之道要高度重视统治权术
《君主论》主要论为君之道，即君主应该具备哪些本领和条件，应该如何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在这方面，马基雅维里特别重视统治权术，明确主张，“目的总是证明手段正确”。他告诫君主，只要目的的实现，任何手段都是正当的，保证事业成功才是君主头等大事。他从历史的经验和意大利的现实出发，论证了政治的目的就是统治。因此，其政治思想的主题就是研究“国家兴衰的原因和政治家维持统治的手段”。他认为，人们实际上怎样生活同人民应该怎样生活是两码事，这对君主来说尤其如此。无可否认，君主具有人们通常所说的那些美德，诸如诚实、慷慨、守信、仁慈等，当然是值得赞扬的，但人类的条件不允许这样，因此，“一个君主如果保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须知道怎样做不良好的事情，并且必须知道视情况的需要与否使用这一手或者不使用这一手”[15]，“也不必要因为对这些恶行的责备而感到不安”。因为“一些事情看来是恶行，但是照办了却会给他带来安全和福祉。” [16]例如，在谈到慷慨和吝啬时，马基雅维里说，“被人们称为慷慨可能是好的；可是，如果慷慨在做法上使你不获称誉，它就损害你了，因为如果你有道德地并且正当地慷慨行事而不见知于人，你就逃避不了与此相反的恶名。”君主只有在慷他人之慨时，象带军出征，靠掠夺、勒索、敲诈来补给时，慷慨才是必要的 ，而在其他情况下，君主为了保有慷慨的名声，势必耗尽财力，横征暴敛，额外增加人民的负担，使人民仇恨他。而“一个君主头一件事就是，必须提防被人轻视和憎恨，而慷慨则会带来这两者。”君主如果英明的话，就不要介意吝啬之名。因为当人们看到君主由于节约的缘故而收入丰盈，能够抵御对他发动进攻的任何人，能够建功立业而不加重人民的负担，随着时间的流转，人们将会认为这位君主是越来越慷慨的。“在我们的时代里，我们看见的只有那些曾经被称为吝啬的人民才做出了伟大的事业，至于别的人全都失败了” [17]再如残酷和仁慈这一对品质。马基雅维里认为，“每一个君主都是一定希望被人认为仁慈而不是被人认为残酷的。可是他必须提防不要滥用这种仁慈。”为了使自己的臣民团结一致和同心同德的残酷比起那些坐视发生混乱、凶杀、劫掠的过分仁慈其实是仁慈地多了。君主也许想受人爱戴和令人畏惧二者兼备，但实际上很难做到。如果必须在二者间作出取舍，则令人畏惧比受人爱戴安全得多。因为人们都是“忘恩负义、容易变心的，是伪装者，冒牌货，是逃避危难，追逐利益的。当你对他们有好处的时候，他们是整个人属于你的。----可是到了这种需要即将来临的时候，他们就背弃你了。”“爱戴是靠恩义这条纽带维系的，然而由于人性是恶劣的，在任何时候，只要对自己有利，人们便把这条纽带一刀两断了。可是畏惧，则由于害怕受到决不会放弃的惩罚而保持着”，“人们冒犯一个自己爱戴的人比冒犯一个自己畏惧的人更少顾忌。”[18]在分析君主应当怎样守信的问题上，马基雅维里更是提出了著名的狮子与狐狸的比喻。他主张君主必须效法狮子和狐狸，“由于狮子不能够防止自己落入陷阱，而狐狸则不能够抵御豺狼，因此，君主必须是一头狐狸以便认识陷阱，同时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使豺狼惊骇” [19] 马基雅维里指出，笃守信义是值得赞许的，但经验表明，那些曾经建立了丰功伟绩的君主们并不重视遵守诺言，而且最懂得运用阴谋诡计，并且最终征服了那些盲目守信的，他列举教皇亚历山大六世，“除了欺骗人们之外，既不曾做过任何其他事情，也从来不曾梦想过任何其他事情，但他总是找到了上当受骗的货色”[20]在遵守信义于己不利的时候，君主决不应该遵守信义，但他务必要装出遵守信义的样子，至于其他的品质，马基雅维里指出，必须在表面上装出慈悲、忠实、仁爱、公正、笃信的样子，他甚至主张，一个聪明的君主一定要用策略造成一些反叛自己的仇敌，然后再用强力把仇敌削平，这样才能使自己名声大振。总之，马基雅维里认为，君主在政治上只应该考虑有效与有害，不必考虑正当与不正当，为了达到治世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他说：“比须理解，一位君主，尤其是一位新君主，不能够实践那些被认为是好人应作的所有事情，因为他要保持国家，常常不得不背信弃义，不讲仁慈、悖乎人道，违反神道。
正是由于马基雅维里的这些有关“目的总是证明手段正确”，手段可以超越正常的道德规范约束的观点，使他在16世纪中叶以后的欧洲多遭到排斥，名声极为不佳，人们称之为“政治恶魔”、“罪恶的导师”、“邪恶的教唆犯”、“极其玩世不恭的人”、“吹捧暴君的无耻之徒”。《牛津英汉百科大字典》中，马基雅维里甚至被称为“无节操的阴谋家，卖弄辞令的权谋政治家。他的不朽著作《君主论》被称为是“邪恶的圣经”。“马基雅维里主义”、“马基雅维里式的人物”等称谓也几乎成为阴险狡诈、厚颜无耻的同义语，以致许多政治家都避免与马基雅维里挂钩。例如，1972年《新共和》刊载，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一次著名的会见中详细解释了他的政治哲学，他的访问者在听取了他的谈论自己作为总统顾问的作用之后，评论说：“听了你的议论后，人们感兴趣的是，在什么程度上，你受到了马基雅维里的影响，而不是你对美国总统有多少影响。”这位素来以镇定、机智著称的政治家却极为焦急地对这个评论加以否认。人们问他是否是一个信奉马基雅维里思想的政治家，他回答说“不，完全不是。”人们问，是否他在某种程度上受马基雅维里的影响，他的回答是“一点也没有”。
马基雅维里的权术思想果真如此的让人恐惧、憎恨、排斥么？评价历史人物，我们一定要从他所处的特定的历史时代去观察和分析，而不能凭自己的感情喜好、民族心理、阶级立场的不同片面、武断地妄加评论。细究其来，马基雅维里的这些思想有很大的合理性的：
第一、首先，马基雅维里提出的这套统治权术是为了国家的统一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而非仅仅为了玩弄权术。故而，使马基雅维里名声远扬的权术思想并非其政治学说的最高原则和核心问题，而是其思想的一个特色、一种选择、一份色彩，是统一意大利的辅助手段而已，不顾此而滥用权术，是对他的思想的曲解乃至侮辱和背叛，也难免在实践中误入企图；其次，当时的意大利世风日下，道德沦丧，阴谋、武装、联盟、行贿和背叛构成这一时期意大利的表面历史，“所有的好人不是惨遭杀害就是被放逐或受各种折磨，而那些最不道德的人却飞黄腾达。”[21]。马基雅维里的不考虑道德的、目的总是证明手段正确的权术思想是特指这种非道德的实际而言的，也正是因为这种不道德的实际情况使他看到统治者只有采取非道德的政治手段才有可能获得成功，才有可能实现意大利的统一。“在毒药、谋杀以成为惯常武器的情况下，不能要求温柔的对策，生命到了腐烂的边缘，只有用最强力的处置才能使之起死回生。”[22]雅各布•布克哈特说得好:“他的政治论断的客观性,其坦率程度有时令人吃惊,但它是危急存亡之秋的时代标志,在那个时代,人们是难于相信正义或者别人有正义的行为的。我们如果从道德观念上来衡量而对他感到愤怒,那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我们已经看到我们自己这个世纪的政治家们是把政治道德理解为什么意义的。马基雅维里毕竟能够为了自己的主张而忘掉自己。”[23]再次，马基雅维里也无意教人择恶而行，他只是把君主“那些做了说不得的事情统统说不来”，“人们如果能跟他一样的摆脱掉假仁假义，那么，不少人也都能像他那样思想的。”他只是将“政治上的不诚实，在心智上加以诚实思考”。[24]埃尔顿也曾为马基雅维里的受到指责作过如下解释:“他打算传授治术,他要按照他从经验和研究中所看到的它的本来面目去传授,而不受那种在书本之外再也找不到的道德箴言的影响。他不曾料到他所描述的这些策略在发表后却不曾用于为善……。他极力把他的理论公正地建立在事实确凿的基础上;他常说,这些事情确曾发生,发生的情况就是这样,它们提供的教训就这些……。马基雅维里发出的问题永远是‘它是否可以达到预期的目的？’而从来不是‘它是否正当?’自然这就为他带来了恶名”[25]。培根曾说：“马基雅维里等前人致力于观察人类曾做了什么，而不是强求人们应该怎么做，使后人得益匪浅。”[26]是在这个意义上，卢梭也说：“马基雅维里自称是在给君主讲课，其实他是在给人民讲大课，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乃是共和党人的教科书。” [27]
第二、正如马克思所指出来的，马基雅维里使“政治的理论摆脱了道德，而把“权力”“为法的基础”由此，就揭开了政治思想史上新的一页。因为在马基雅维里以前，在政治思想领域中流行的观点是从道德来解释政治的。在古希腊，政治家研究的基点和归宿是为了道德的目的。西塞罗在《道德的义务》中就宣扬这样的主题思想：如果我们想达到荣誉和光荣的目标，我们必须尽可能有道德的行动。在其第一卷中，他说，不道德可以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或者是通过强力，或者是通过欺诈，他宣布，两者都是“兽性的”、“完全与人不相称的”。在其第二卷中，西塞罗观察到：许多人相信，“合乎道德的可能不是很得策的，而得策的可能是不合乎道德的”。他认为这是一种错觉，因为只有通过道德的方法，我们才能有希望达到我们意愿的目的。任何相反的现象是完全骗人的，因为“得策”永远不能同道德的正面相冲突。而在中世纪，这种观点也得到了教会的支持，教会认为，即使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为非作歹，图谋私利，但在来世之日，他们仍然会公正地受到上帝的报应。在这里，一切的评判标准都赋予了上帝，研究和探讨现实政治生活和理想的政治生活都是出于宗教信仰。弗吉尼亚斯•佛姆也认为：“中世纪使一种具有宗教献身精神和道德训示的生活观念居于统治地位，任何人都不能将道德与政治分开，否则会招致恶毒的诅咒和攻击。”[28]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一代一代的思想家在正义、美德等观点的指导下设计出了一个又一个柏拉图式的“理想国”。然而，马基雅维里却认为：“许多人曾经幻想那从来未有人见过更没有人知道曾经哪里存在过的共和国和君主国。可是人们实际上怎样生活到人们应当怎样生活，其距离是如此之大，以致一个人要是为了应当怎样而忘记实际怎样，那么他不但无法生存，而且会自取灭亡”。[29]所以，他研究的是现实的政治生活，而不是理想的政治生活。卡尔•波普尔曾经提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情境逻辑”的概念，“在社会科学中有一种纯客观的方法，不妨称之为客观理解的方法，或者情境逻辑。朝向客观理解而创始的一门社会科学可以不依赖于一切主观的或心理学的观念而发展。它的方法在于充分地分析行动者的情境，以致能在没有来自心理学的任何进一步帮助的情况下按照情境解释这个行动。客观的‘理解’在于认识到这个行动客观上适合于情境”。情境逻辑可以解释在某一种相同情境下，行动者（不考虑他个人主观的心理倾向）都会采取同样的行动模式，就好像下棋要遵守同样的游戏规则一样。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里就已经使用了这种完全客观的理解方法，他没有流露出他个人的丝毫一点好恶、爱憎，他不动声色、完全置身事外地叙述，他“将这些东西说成仿佛是线、面、体。他不攻击道德原则，但他发现，这些原则在思考政治生活问题时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马基雅维里把政治运动看做好像是下棋游戏，他极为详尽地研究了游戏的规则，但他毫无改变或批评这些规则的意思。他的政治经验教会他，如果没有欺诈、哄骗、背叛和犯罪，游戏是从来就玩不成的。他既不责备也不举荐这些东西，他唯一关心的是找到最好的一着——在游戏中取胜的走法”。[30]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道德已退居次要的地位，政治问题的一切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为了现实的政治权力，为了君主的统治。伦理和道德不再具有终极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马基雅维里实现了政治学和伦理学、神学的彻底分裂。确实，自从马基雅维里以后，政治学的研究开始以政治的典型现象——权力为研究对象和研究的出发点以及最终目的。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开始发展起来。
第三、马基雅维里的权术思想又代表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的诞生。马克思指出，16世纪以来的许多思想家“都已经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他们从理性和经验而不是从神学中引申出国家的自然规律”。[31]在这批思想家中，马基雅维里是最早这样做的，他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是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的，马基雅维里说，“关于人类，一般地可以这样说：他们是忘恩负义，容易变心的，是伪装者，冒牌货，是逃避危难，追逐利益的”，因此，谈论人的道德尊严和谈论人生高贵的超自然的目的就毫无意义。试图用自然规律或神圣法则的支配来约束人也是枉费心机。正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马基雅弗里的权术思想才得以展开。政治思想史的著名学者乔治•萨拜因在所著《政治学说史》中指出：“近代的思想对于人性与古代有不同的看法，就是不把人看成价值的焦点，而是把人看成力量的中心（center of force），以人作为研究对象的，所注意的不是这个对象应当具有什么价值，而是这个对象事实上是什么和在作什么。”这句话再恰当不过地评价马基雅弗里的政治思想了。另外，马基雅维里强调人在命运面前并不是毫无能力的，人是有力量的。中世纪的基督教宣扬人的上帝、命运面前是无能为力的，马基雅弗里虽然也承认命运的力量，但他说“命运只是我们半个行动的主宰，它留下其余一半或者几乎一半归我们支配”“当我们的力量没有作好准备抵抗命运的时候，命运就显示他的威力”，“任何一个君主如果完全依靠命运的话，当命运变化的时候他就垮台。”[32] “当命运正在变化之中而人们仍然顽强地坚持自己的方法，如果人们同命运密切地协调，他们就成功了，而如果不协调，他们就不成功。”“命运之神是一个女子，你要压倒她，就必须打她，冲击她。”[33]这种以人的眼光看问题，重视人的力量的资产阶级政治学说为当时反神学、反教会、反封建的战斗提供了思想武器。
诚然，马基雅维里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某些方面在实践中有负面作用，他容易导致道德的沦丧，易于被那些战争极端分子多歪曲和利用，两次世界大战可以说是这种思想的恶劣的影响，他把实现意大利的统一单方面寄托在君主身上，对人民有一定程度的轻视，不相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反映其狭隘的英雄史观的局限性。但是，分析、看待历史人物切忌脱离其具体的、特定的时代背景，更不能以偏概全，而应正确、客观地给予公正的评判。我们必须看到马基雅维里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爱国主义者，爱国主义是其政治思想的起点和归宿。他倾其毕生精力探索治国之道,兴邦之术,渴望祖国统一和强大。在政治理论方面,他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为资产阶级国家学说和政治学说奠定了基础。因此，可以肯定地说他无悔于近代资产阶级奠基人的称号的，无悔于文艺复兴伟大巨人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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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第360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45-446页。
[3] [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潘汉典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页。
[4] 见前注[3]，第3页。
[5] 见前注[3]，第30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96页。
[7] 转引自徐大同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3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第453页.
[9] 见前注[3]，第27页。
[10] 见前注[3]，第57页。
[11] 见前注[3]，第62-63页。
[12] 见前注[3]，第57-58页。
[13] 见前注[3]，第65页。
[14] 转引自尼科洛•马基雅维里著：《君主论》（附录三），惠泉译，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207页。
[15] 见前注[3]，第74页。
[16] 见前注[3]，第75页。
[17] 见前注[3]，第76-77页。
[18] 见前注[3]，第79-80页。
[19] 见前注[3]，第84页。
[20] 见前注[3]，第84页
21] [意] 尼科洛•马基雅维里：《佛罗伦萨史》，惠泉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28页。
[22]《黑格尔政治著作选》，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31页。
[23] 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84页
[24] 转引自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君主论》（附录一），惠泉译，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159页。
[25] Ｇ•Ｒ波特：《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460-461页。
[26] 韩承文、徐云霞：《世界近代政治思想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1页。
[27]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4页。
[28]弗吉尼亚斯•佛姆：《道德百科全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53页。
[29] 见前注[3]，第73页。
[30] 转引柯岚：《强权政治的情境逻辑》，《西部法律评论》2003年10月号。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128页。
[32] 见前注[3]，第117页。
[33] 见前注[3]，第12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