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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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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宋华青教务长
2012-01-29 10:50:1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字号大中小 订阅
应该说，宋华青算是我的一个恩人。尽管当初在打我右派的问题上，我相信他做为学校反右运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是投了赞成票的。但我却并不因此而怪他。这第一是因为当初我年少无知，说话做事都不知深浅，在某些事上引起过他的不快：比如在他代表学校纠正我被错打成“小胡风”的问题时对我是既尽责又耐心的，我还几次三番给他出难题这让他有点烦；后来在“鸣放”当中我提的些意见给他带来了被动，而且在无意中卷入了他们上层的某些矛盾。所以说在当时的那种政治环境和氛围下他同意划我右派似也不足为奇。何况那时的大形势也是划右多多益善，也就是说打我右派容易，要保我平安无事却很难，甚至还要承担犯“温情主义错误”的风险。最令我难忘的是后来，当他发现我的这顶右派帽子把我推入了那么深重的苦难之后，确实向我表现出了明显的懊悔，并且始终不渝地尽最大可能为我提供了种种帮助，以设法挽回和补救由此带给我的一系列后果。
几十年来，我经常回忆起当年和宋华青交往中的每件事的每个细节。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加深，我愈是觉得许多事值得自己加以反思。比如年轻时我从来不曾想过，我十八九岁甫进大学读书时，在山西师范学院一两千学生的人潮中不过是一粒粟而已。如果不是因为被错打成了“小胡风”，我可能永远也不会进入宋华青的视野。而当时反胡风和肃反运动刚过，像我这样被错斗错处的教师和学生也并不在少数。他作为全校的行政主管，仅仅为了我一个人的事，就耗费了相当多的精力和唇舌，应该说他是很不容易，也确实是为我尽了力的。更难得的是在我又被错划右派之后，他竟能在延续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始终记挂着我，给了我简直是不可计数的关照和帮助。应该承认，我的“倒霉”主要是大环境使然，而在倒霉中遇到了宋华青，则应该算是我的幸运。
他原来是山西省一所知名的中学即山西运城康杰中学的校长。我1954年刚入学的时候，山西大学刚把原来所属的工学院、医学院和师范学院分出来各自独立建院，所以我们上的就是山西师范学院。师范学院建院伊始，宋华青来这里当了第一任教务长。教务长这个职务，当时在学校里面可以说相当于政府的总理，因为整个行政和教学事务都归他负责。师范学院独立建院后的首任校长梁园东是个历史学家，民主人士。担任学校最高行政职务的党内干部是副院长苏贯之，显然他是掌握实权的。而具体的行政事务主要是靠宋华青管。我上大学头一天，已经报到了，还没上课，从天津北京来的新生们就进城去逛，看太原市容。到太原五一百货大楼，楼梯上碰见宋华青，有来自晋南认识他的同学跟他打招呼，他也亲切和蔼地应答，还笑嘻嘻地跟我们搭讪。我才知道这是学校主要管事的领导。他人很和气，却也隐隐地不失威严。他明显地不修边幅，跟衣冠楚楚的副院长苏贯之相比，他的穿着和仪态恰成另一个极端：高高的个子略有一点驼背，长长的头发从中间分向两边，蓝卡其布的中山装套在身上也是松松垮垮的。他的眼袋明显，面孔黧黑，在我们这些十八九岁的学生眼里，显得有些面老。多年以后我跟他熟了无话不谈，才知道那一年他只有三十四岁。
我个人真正认识他，是在给我的“小胡风”问题平反的时候。1955年10月28日，我被以这个罪名开除回了家。中间隔了三四个月的时间，到第二年二三月份，又接到学校通知让我回校复学。但是要求我暑假开学再回去。我就乖乖地等到1956年9月1号开学。
开学回去上课没几天，学校召开肃反总结大会。我是在肃反当中被当“小胡风”开除的，总结大会上我记得是副院长苏贯之作报告。像这类事，按常规当然要由他这个党内领导干部来做，因为正校长只是个民主人士。苏贯之在报告里，先是一条条地历数了肃反运动取得的伟大成绩。他说运动的成绩是主要的，查出了几个反革命，查出了多少人有历史问题，等等。但是运动中也有一些难以避免的缺点和错误，就是有一些不该斗的也斗了，不该处分的也处分了，错斗错处了一些人。他在报告里讲的一句话给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说：“我们当时搞肃反的时候，我们的原则和方针是‘有鱼没鱼全撒网，是猫是虎当虎打’，因此也就不免错斗了一些好同志。”他在这样说的时候并没有评论这个方针的对错。只是说确实有些人被错斗了，最后查出他们不是反革命，但这也有利于以后对他们的使用。但是他随即又把话锋一转，说：“但不是反革命，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定是好人；就算是好人也不一定是好教师，好学生。”第二天，就在全校各系各班级分组讨论苏院长的报告。在讨论中，我就在这个小组会上发言。我说听了苏院长的报告，我有一个想法，就是现在我知道自己不是反革命了。但是苏院长说了，不是反革命不一定是好人，也不一定是好学生。那么我不是反革命，但是我还可能是坏人，我可能是个坏学生。所以我希望领导能给我说清楚，我到底坏在哪里？
没想到第二天有班干部就告诉我说：“宋教务长找你，让你去他那里一下。”我就去见了他，这是第一次单独接触他。我觉得他跟我一见面，就像是很了解很熟悉我的那个样子，很亲切，拉着我的手让我坐下。而且坐在沙发上还一直拉着我的一只手，并且用另一只手抚摸着它跟我说话。他说：“李泰啊，你昨天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我都知道了。你问的问题我现在直接回答你。我要明确告诉你，你不是坏人，也不是坏学生；你是好人，好学生。你不要背包袱，党是相信你的，你学习不错，人很聪明，而且我们对你抱很大的希望。党的政策是因材施教，你要好好学习，不要背什么包袱。而且我可以告诉你，你不要对人说：我们现在就把你作为留校的对象培养。”——当时留校是什么意思呢？留校当助教，那会儿师范学院的学生毕业能留校当助教，那算是最好的出路。我没想他说得这么具体，就很感动。我当时就诚恳地表态说：“宋教务长我听了您这个话，非常感动，心里特别温暖，感谢组织对我这么关心，这么爱护。事实证明我相信党没有错。”
我记得当时还说了一个事：这年我回校以前，赶上全国人大第一届第三次会议召开。1954年召开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1956年就是第三次会议。这个会议给我印象特别深刻，觉得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搞民主的。在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有的人大代表提出问题来，要求有关的部长（当时就有人非正式地称呼他们为“内阁成员”），到人大会议上回答代表的问题，接受代表提出的质询，好像是有的部长被代表们质问的很狼狈。这件事我在报纸上看了印象很深刻，我毫不怀疑共产党确实是代表民主进步的力量的，国家是大有希望的。虽然我被打成小胡风，我并没有因为这件事对共产党有任何怀疑，我只觉得是自己命不好遇到了倒霉事。而且这次很快地就给我平反了，而且还是由学校的主要负责人亲自出面跟我说这个话，我也非常感动。很自然地，这就使我更加热爱共产党和这个新社会了。这次谈话很简单，看样子他好像非常熟悉我的情况。当时我也没有深想这个事。现在想起来觉得，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跟他个别接触过，他为什么能这么具体地评价我？可见班里有人跟他汇报，说我的好话。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跟他汇报我情况的人是班上的党团干部而不是我们这伙“黄嘴未退”的中学生。我搞不清楚是什么人汇报这么说的。我不知道，当时也没有细想。但是挺高兴。
可是回去以后，我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对：我想宋教务长跟我说这些，只是“一对一”口头说的，没有根据。昨天我倒是高兴了一下，然而一年前人家“轰轰烈烈”地把我给整了一通，斗了一通，还把我给开除了。现在就这么糊里糊涂不声不响地回来了，只是由教务长一个人在屋子里单独给我说了一大串好话，这就算完事了？至少我因无端挨整而丢了的面子并没有挽回来呀！同学们会怎么看我？回来就想这不对，他只是口头跟我说一说“空口无凭”可怎么行？那个时候我因为不懂，所以也并没有深想什么日后的政治影响啊之类的问题，而是特别在意自己的体面。我从中学到大学，在老师和同学眼里的形象一直还都是不错的。有时被老师不指名批评一句，都觉得无地自容，面子上受不了。肃反那会儿的批斗会，跟后来文革的批斗还“文明”一点，那会儿并没有动手，但是说话特别难听，拍桌子瞪眼睛的，常常用一些什么“你态度不老实”之类的侮辱性的言词，我自幼爱读书，早就熟悉“士可杀不可辱”这句话，所以对这样的羞辱特别无法接受，为此甚至连死的心都有。挨了批斗，本来就觉得抬不起头见不得人了，后来还被开除了。就想现在又这么糊里糊涂地回来，到底算怎么回事啊？
所以为这个事情，我又重新去找宋华青。我说：“宋教务长您跟我说的这些事情，我挺感谢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当初批我斗我的时候是公开的，现在您跟我讲这些话，这都是私下说的，能不能给我一个文字上的东西，文字上的‘结论’给我？”
以前，我只知道“结论”这个词是属于逻辑学领域的一个概念。亲身经历了这次政治运动，才懂得了还有一个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物化”了东西也叫做“结论”。这次我算是把这门新掌握的学问用上了。
宋华青跟我解释说：“过去肃反审干，都是有问题的才写一个结论，你这没问题的就用不着写结论了。你没问题，写什么结论啊？！”我说我想不通，没问题，就应该有个没问题的结论，怎么能没有这个规矩，不给个文字上的东西？
就这样跟他缠了几回，还始终是那一句话：“你没问题，写什么结论”。这样不行，后来我又给校办公室写信，要求公开答复，落款只署名“一学生”——这并非本人独创，当时常有此类作法，也都有答复。那时不像现在老百姓给“官家”写信常如石沉大海不见回音，上世纪50年代的作风有一个好处，就是不论你是否用“实名”给公家写信，都一定会有个答复。我想如果我署了真名还可能是宋教务长当面跟我说一句了事；不署名要求公开答复，就必定会有下文。果然很快就在告示栏的玻璃窗里见到了给我那个答复，只有一两行字，是打字机打印出来的。内容很简单，就是：“‘一学生’同学：来函悉。凡是肃反查明本人没有问题的，一律不做书面结论。此复。”
我还不甘心，就让我父亲给学校写信询问，我替父亲起草，写了封挺长的信给学校，问李泰到底是什么问题？学校真写了回信，也写得还挺长，也盖了章。大意是经查，李泰同学没有什么政治问题，但是肃反当中对一些人进行审查也是正常的，没有必要在这个事情上加以纠缠，希望他放下包袱努力学习，学校对他的日常学习表现是肯定的，也请您协助学校做好他本人的思想工作。云云。按说基本上也等于给了我一个书面东西了。
这个事过去以后，我又想起一件事：我退了一班，从1954级退到了1955级。我到下一个年级上课以后，还是感觉跟原来那个班更熟悉更有亲切感，于是仍然常往前一个班里跑，因为中文系的宿舍都是在同一个楼里的同一个楼层，门也都是挨着的。这样一来就跟下一班的同学绝大多数都始终没有深交。所以我还是想回原来那个班。于是我又找宋华青，我说宋教务长能不能让我回去跟原班上课啊？因为这次运动挨了一回整就让我退了一班，我希望学校能帮我把这个损失补回来。他说：“那你跟不上啊，你耽误了，中间半年没学。”我说：“我耽误的功课我能够自己补，我觉得我能补上。我可以通过自学把这半年的课补上。如果考试不及格，我也情愿再留级。”他说：“那也不行，制度规定的，只要你间断了，就不能跟原班上课。”我就又缠着他问：“可您要说制度，首先有个‘制度’就说不通，学校当初把我开除了是根据什么制度？……”跟宋华青缠，宋华青就烦了，他说这事我管不了，你找梁院长去吧。
我就去找梁园东院长。这梁院长是民主人士，九三学社山西省的主委，是个历史学家。这老头子从来没见他笑过，说话似乎也不太清楚，喉音很重。我找他，他戴着副深度花镜，眼镜片一圈圈地像茶杯底儿，坐在一个大办公桌前在那里用毛笔写东西。我在旁边站着，他头也不抬，问我：
“什么事？”只有这三个字，也不让我坐。
我就说我要求什么什么，他说：“不行不行”，仍然头也不抬。
我又拿我跟宋华青说的那些话回答他，他果然又强调说：“那按制度不允许”，我照旧拿回答宋华青的话顶他，说：“那把我开除了是根据哪条制度？”
“那我管不着，你问肃反五人小组去！”
我问：“开除一个学生没有您院长签字能行吗？”
没想到梁院长干脆脱口而出：“那是他们让我签的字！”我知道他指的就是五人小组。
现在想起来我那会儿真是个初生牛犊，既不懂得珍惜自己留给上下左右的一点点好印象，也不知道害怕得罪了权威会给自己设置多少难以逾越的障碍。我是那么不懂事，竟然还是不依不饶地紧逼这位老人家梁院长，说：“梁院长那我也管不着。只要是您签字开除的我，我也就只能找您。”
他看我在那纠缠不休，只好放下笔压着性子问我：“你耽误了半年，你干吗非要跟原班？”
我说：“我能跟上原班，我保证能把耽误的课补上，我保证能达到我应该达到的考试水平。干嘛非让我退一班？”
看来他真的受不了我的纠缠，干脆就甩给了我了一句：“我告诉你，你就是个鲁迅，你也不能升班！”说完便又重新拿起笔不再理我。
我还不完，就说：“梁院长您这话就不对了，我要是鲁迅的话，我应该当教授了，我应该教书了，哪有您说的这个道理？……”
这时候旁边过来一个干部，可能是个中层领导，他看我跟院长纠缠不休，就过来问我：“这位同学你什么事？梁院长年纪大了，他也挺忙，你跟我说说行不行？”我说行。他就让我在旁边沙发上坐下，我把这事的来龙去脉重说了一遍，还故意在梁院长身旁重复他的话，说：“梁院长说了，我就是个鲁迅我也不能升班”，梁院长照旧低头写东西不理我。后来那个领导就说：“这样吧，同学，这件事情不是一下能解决的。回头我们商量商量，把你这事情记下来，我们研究一下，随后给你答复行不行？”我说：“那可以啊，什么时间？”他说：“你礼拜一来吧。”
结果礼拜一去了推礼拜二，礼拜二去了推礼拜五，礼拜五推下礼拜，后来干脆找不到人了，我也没想起来问人家姓甚名谁。没办法，最后我只好重新去找宋华青，说：“宋教务长，我这个事情他们一直打乒乓球，又推又拖的没个完。您看到底怎么办啊？”宋华青说：“你非跟原班上课不可？那有什么好处？”我说：“那学校非把我压到下一班，又有什么好处？”宋华青就烦了，站起来说：“哎呀李泰，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开展？”
“开展”这俩字，好像是一个介乎书面和口头语言之间，流行在老区的的一个词儿。我理解就是不通情理，不够开通，死脑筋不开窍的意思。他站起来，我就也跟着站起来，我说：
“宋教务长那您得给我说清楚，我到底怎么‘不开展’了？”宋华青没办法，只好又耐着性子坐下了。他拉住我的手让我重新坐下，拍着我腿说：
“咱们好好说行不行？我说错了，我收回来行不行？你看看，同学们有什么困难，尽管跟领导讲，比如你现在念书有困难，你愿意休学，我可以批准你休学（对了，我当时说过这个理由：我说我家里经济困难，希望我早工作）先休学出去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再回来念书也可以，这些我都可以批准你。但一盆水泼到地上，你非要收回来不可，这做得到吗？同学有困难，领导要照顾；领导有困难，同学该不该照顾？”
他这么一讲，我还真没词儿了。就说：“宋教务长您既然说到这了，我就什么话也没有了。那我现在收回我的请求，我放弃这个要求。”
他说：“那就对了嘛。”
从此以后，我再不提回原班上课的事情了。
中间有一次，他忽然问我：“听说你原来跟一个女同学好过，后来这个女同学变了。好像这跟你打小胡风这个事有关系，是不是有这么一回事？”
我说：“宋教务长我不想再提这个事。这事对我的感情是有伤害的。”
他说：“我是说，我可不可以找这个女同学谈一谈，讲讲你的情况……”
我打断他的话说：“宋教务长我知道您是一片好意，我非常感谢，但是请您千万不要这样做。因为这样做的话，我就无地自容了。我还是个有自尊心的人。这件事我希望您不要介入。”
“那好，”他说，“你这么说我就不管了，你好好学习吧。”
等过了一段时间，有一次在大饭厅开什么会，休息时一位女同学当着别的同学的面说：“李泰，最近宋教务长常去我们女生宿舍跟我们聊天。”
我问：“聊什么？”我知道宋教务长的办公室在行政办公楼，和女生宿舍楼在同一排，很近。
她说：“没事，就是跟我们随便聊。但一聊天就说你，说李泰那孩子聪明、有才，将来有出息……他这什么意思啊？他怎么总说你啊？”当时我也感到很意外，也有点尴尬，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旁边一个男同学就冲她说：“你装什么糊涂，宋教务长什么意思你还不懂？”把这个女同学说了个大红脸，骂了他一句站起身走开了。
由这件事可以看出，宋华青对我还是很用心的。
关于这个“结论”的问题，中间还有一段。我跟宋华青说当初整了我一回，我也不知道都给我档案里装了些什么？宋华青说：“能装什么，你没问题能装什么？”他又说：“你要是实在想不通，你去趟学生科找杨立杰谈一谈。”
杨立杰实际上是比我们高一两班的一个女生，留校记不得是在什么科当了干事，反正是管档案的。我就去见了杨立杰，她梳个剪发头，穿一身跟男生一样的半新不旧的蓝制服。我一去她就让我坐，显然是有准备地接待我，说：
“你坐吧，宋教务长说了，你有什么意见，什么想法，什么要求，你尽管可以跟我谈。”
我就说了当初为什么整我，捕风捉影把我打成‘小胡风’，就是因为班上有人不念书专整人、害人。我说学校领导组织跟我无冤无仇，干吗要整我，我本来也没什么问题，如果实事求是，没有官僚主义，也不会整我。但现在搞成这个样子，最后事情造成的损失也不仅是我个人的损失，对党的威信，对学校的工作，对教育的投入，都是损失。说起我的“结论”问题，我说：“无中生有地把我整了一通，最后也不知给我档案里塞了些什么，让我一辈子也看不见，就像一辈子也看不见自己的耳朵一样，”我说到这里，她忽然拉开抽屉拿出一面小镜子递给我，摸了摸她自己的耳朵示意我自己照一下耳朵，我笑了笑接过镜子放在桌上，没照。她也浅浅的笑了下，让我继续说。她就一直很专注地听我讲，却连半句话也不插。我讲了很长时间，把我肚子里的怨气都跟她讲了，讲了差不多有个把小时，杨立杰就这样一直盯着我听我说。
等我说完了，没话说了，就打住，我等她说了。她却仍然看着我不说话，我只好说：“我说完了。”
没想到她还是不说话，又盯了我一会，忽然轻指了下我的胸口问我：“你的扣子呢？”
我被问得没头没脑，下意识地摸了下胸前，说：“掉了。”
那粒衣扣早就掉了，我就那么凑合着。在那个年代，服装店里卖一种做成制服样式的大大的蓝棉袄，相当于现在的外套，配以毛料西裤，皮鞋，是男生们在冬天里最常见的装束。我棉袄的扣子早掉了，找不到了。也一直懒得缝。
“脱下来我给你缝上，”她说话一直没表情。
“不用。”我说。她不理我，打开铁皮文件柜拿出个小盒子，倒出一堆大小纽扣在桌上，又从中挑出一粒扣子在我胸前比了比，命令式地说：“脱下来。”
没办法，只好脱下来给她。她专心致志地把扣子给我缝好了，让我穿上看看，端详了下说：“行了。”
最后她才从文件柜里拿了一本空白的《个人自传》递给我，我看前面是简单的本人情况的表格，后面全部是印有一行行空格子的白纸。她这才对我说：“这样吧，你写一份自传交给我。然后我把你档案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抽出来，以你的自传为准。把你和肃反有关的东西全部销毁，你要是不相信，可以当面给你销毁。”
人与人之间，人和组织之间连这点信任都没有，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脱口而出就说：“我没有什么不相信的，好吧就这样。”拿回了自传，我就写，从小到大，从家庭出身，父亲母亲的职业，文化，性格，时代背景，居住和生活环境的影响，读什么书，对人生的看法，全部人生经历和感受，洋洋洒洒，都写了进去，整个儿地是是仿照文学体裁的传记风格写的。连草稿也不打，一口气写完就给杨立杰送了去。后来我一直想找我这档案，可惜怎么也找不着，档案丢了。
记得当时写那个自传时我用了一句过后觉得很得意的话，以致到今天还记得。在表述自己最初走进人生的内心世界时，我说：“像走进上帝的花园一样，我怀着无比虔敬和美好的心情走进了生活”。我惊异于自己怎么如此轻松地就找到了这个比喻，准确地概括出了自己从少年到青年之际对人生的真实感受。现在我提起这些还真地不免有些伤感：想当年从几乎是终日沉醉于王尔德和安徒生所描绘的人生中，睁眼看到的世界和内心的感受，就是那个样子的！联想到自己后来吃的那么多苦头，难道都是与此无关的吗？现在，当我已经阅尽沧桑换来了满头白发时，对少时的幼稚和天真，自然会有所醒悟。但是醒悟之余依然可悲的是，少年时的梦幻竟又在某种程度上化作了一种贯穿于一生的性格！正是这种“性格”至今也还不免使我在面对某些不尽人意的现实时，依旧宁愿像一只鸵鸟那样故作视而不见把头埋进沙堆里。
只用不到一天功夫就写完了这份几千字的《自传》，连重新看一遍也没有，交给了杨立杰，她收起来了。杨立杰再次很郑重地跟我表示：“你档案里的那些肃反材料，我保证抽出来给你销毁，请你相信我。”我说：“没问题，我当然相信。”但是后来在打我右派给我写的右派材料时，我发现，其中重又搬出了打我小胡风时给我扣在头上的那些似是而非的莫须有的罪名和罪状。不过我始终没有怀疑过杨立杰那次“保证销毁”的态度的诚实。我想整我们的材料肯定不仅在我的档案袋里有，其它地方也会有。所以在以后给我“改正”又告诉我说会将原档案销毁时，我就根本没在意。因为我相信关键问题根本不在于这里，而在于“反右”和“文革”的历史悲剧是否会重演。
前面讲的，都是关于打我小胡风前后的事。这事过去以后，没多久就赶上了大鸣大放。
大鸣大放初期，我本来没多少兴趣，当时主要是泡图书馆。我的生活习惯，夜里不睡觉，从那时候就养成了。当时学校里自由的空气也变得比较浓厚，教室图书馆都通宵开放，宿舍熄灯时间也不再统一控制。我想充分利用这些条件读书。当时还大力提倡独立思考，“独立思考”这四个字当时在大学生当中很有市场，至少我本人对此十分珍惜。我们周围特别是从城市里来的一群“梦想成名成家”的一群同学几乎都是这样的。我对课堂学的东西兴趣不是太大，但是我考试基本没问题，我也不迷恋于五分，当时是五分制。有些人则不同，比如像跟我“好”过一段的一个女同学，在一年级的时候就要求我，说：“你必须保证门门课都考五分，只要你有一门考四分，我就死去。”那一年我怕她真地“死去”就真地给她考了个全5分，其实我本人则完全不在意这个。所以当后来我被打成小胡风她一脚踹了我，我就根本不把考试分数当回事了。但是我课外书看得比较多，有段时间简直是如饥似渴地读。晚上别人都睡了，我才正经看书。深夜里我钻进空无一人的教室里，把我自己买的个台灯插上插座一看就是个通宵，还做笔记。所以在这个大鸣大放开始的时候，我不想为这个浪费时间。但是我之所以不想参与也还有一个原因，是早就有人议论说领导口头号召大鸣大放，让群众给领导提意见，实际上是走形式，并不像是要真正搞的样子。所以我也就不想为这些事耽误时间。
但是我有个每天看报的习惯。我在夜间正式读书之前，就是别人上自习做作业的时候，就跑到报刊阅览室去翻全国各地的报纸。看报是站着看的。我们那个报刊阅览室都把当天的报纸放在架上摆放成好多排，从进门到出门大致如同经过了一条曲折往复的路经过一座迷宫。这样下晚自习之前，能把全国的报纸全都浏览一过，当然主要是先看标题，感兴趣的再展开细读。在这个时候一次报上有一则题为“北大民主墙”的报道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看得很兴奋，心想党中央毛主席提出发动群众给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真是太英明了。我想党中央指出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问题确实是命中了当今社会上和我们学校里一些不良风气的要害。我想像宋华青这样的领导对我那么好，那么关心爱护，班上的大部分同学和党团干部对我也都不错，为什么最后还是把我打成了小胡风？还不是因为他们偏听偏信，上了个别心术不正的人的当？这些人是什么问题？还不无非是自己没本事不读书，想通过投机取巧坑害他人捞好处占便宜？只要领导克服了这三大主义，风气正了，大家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就都可以一起安心读书上进，这样不就学校也好了，国家社会都好了？
我又想北大历史上一直是领全国风气之先，在推动社会进步中走在前面。过去那轰轰烈烈的年代我们没赶上，今天毛主席为我们争取到了这个权利，创造了畅所欲言的条件。旧中国不准青年爱国，现在可以光明正大地做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了，我们不该辜负党、毛主席对我们的期望。
晚上在宿舍走廊里遇到了牛世泽。我怀着一颗怦怦跳动的心，跟他说起在报纸上看到的北大的情况。他说你也该走出象牙之塔，响应党的号召行动起来啊，我说我正是这么想的。我们俩这么一说马上就得到了几个同学的赞同，当天晚上就写出了一份“建议用大字报形式鸣放”的大字报，我们不怕担责任，但是也不希望让人家觉得我们是出风头，于是即采取了一个变通的办法就是既签名表示负责，也取了个笔名叫“马后炮”，意思是人家北大都行动起来了，我们走在了人家的后面。以后就只用笔名不再每次签名。
这就要说“马后炮”这一段了，我成了“发起人”之一。但是在马后炮当中，我始终坚持一个原则，就是对事不对人。我完全拥护党中央提出的“和风细雨”的原则，完全拥护当时提出的一个公式，就是“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叫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实现新的团结”的目的，对这个我完全拥护。虽然我算是个马后炮的发起人，但我只是写了几篇类似于小杂文这样的文章，从来没有针对过任何个人。我只是泛泛地谈问题，谈我们应该怎么做，应该总结什么教训。我们这一开头，应者蜂起，大字报很快就铺天盖地贴满了校园。但是也有不少是直接针对个人，进行人身攻击的，我私下以为，这反映出一些人的精神境界和思想水平不高。对这些现象我都不很赞成，觉得是一种遗憾，但我也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同学们思辨能力的提高，这些现象肯定只是一时的，不难得到逐步纠正甚或失去市场。我则坚持绝不写针对任何个人的东西，我只愿意谈问题。
这时也有人还反对和风细雨，说整我们的时候就急风暴雨、暴风骤雨，等到我们给他们提意见的时候怎么就要和风细雨了？我对这个说法是根本不赞同的。我觉得我们目的是解决问题，而不是要去报复谁。我们希望形成一种不同于以往的风气，通过整风，党风好了，我们社会风气就好了，学校风气也就好了。干吗别人对我们暴风骤雨，我们对人家也暴风骤雨呢，我反对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但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我还是“跳”出来了。因为在对待肃反的问题上，在鸣放期间成了一个反映强烈的主要问题了。学校看问题闹不下去了，就召开一个大会，在大会上把肃反当中挨整的人和党团干部召集到一块叫去开会，其实班干部、团干部也多是在运动里整人的人。当时一些学生在大字报中闹得不可开交的一件事，是要求当时负责肃反的主要负责人王中青（这时已经当了副省长）回到学校参加平反。当时这个问题闹得很厉害，学校怕出事，就让梁园东院长出面，在大会上解释这个问题。这中间他就说了一些纯粹原则性的话，什么“肃反运动成绩是主要的，缺点和错误是不可避免的”等等，说责任应该由领导层集体承担，而不能将之归结于王中青一个人。当时我们学校最出风头的一个，也是肃反的时候被整得最厉害的学生叫周英奎，最后成了全校头号的大右派。他当时跳出来几乎是指着梁园东院长的鼻子说：“我们认为梁院长刚才讲的全是谬论，你过去有职无权，我们现在给你权，你不用，你连篇谬论，你对不起我们。”这时另一帮人就开始起哄，就往外赶他，还有人干脆动手往外推他，他一下子跳到一张课凳上，像只准备迎战的大公鸡，直指着那些驱赶他的人叫嚣逼问着说：“你们要干什么？想动手吗？！”一时间会场大乱。就在这个时候，坐在台上的副院长苏贯之就站起来平息混乱，他用双手做出下压的示意动作，说：“大家不要吵不要吵，我来说几句。”紧接着他带着明显诱导的口气说：我们现在不仅要“大鸣”“大放”，但是这还不够，我们还要“大争”嘛，比如有人说“要杀出一条血路”（事指文三女同学转业军人左宜沛，她在班里发言说前段时间校园里气氛沉闷万马齐喑，大字报的出现为打破这一局面杀出了一条血路。于是有人贴大字报质问她“你要杀谁，流谁的血？”）你杀谁呀！有的人要“用刀，用火烧掉官僚主义”，到底是要烧谁呀！我们要针锋相对，围绕对这些问题展开争论嘛!……”就这样发了一通议论，做了一番暗示和诱导。紧接着就说：“那就这样吧，现在散会吧。”这个时候梁园东校长就火了，面红耳赤地问：“今天会是你主持还是我主持，你为什么宣布散会？”因为周英奎说他有职无权，刺激了他，他跟苏贯之当场就翻脸了。副院长反应倒也快，很尴尬地说：“我只是建议嘛。”。于是梁又继续“主持”，其实他也只能宣布散会了。趁着这个时候，我举手要求发言，我说我只讲一点对会议的意见。我说我对周英奎刚才的发言并不完全赞成——作为一个学生他在梁院长面前指手画脚气势汹汹显然不妥，还有他那样狂妄地说的什么“我们给你权”更属荒唐：他有什么资格“给”校长权？不过梁院长刚才的讲话是照本宣科言不由衷却也是明显的——我感到惊讶的是在我们学校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居然不准人讲话。周英奎讲错了，你可以批评，你可以跟他辩论，你为什么不让人讲话，为什么要把人推出去！我说作为山西省一个有影响的高等学府发生这样的事情，我感到遗憾。不是有这样一句话吗：“我完全不赞成你的意见，但是我愿意用生命捍卫你讲话的权利。”我想至少我们应该有一点这样的风度吧。我讲得会场鸦雀无声，两派都没话说了，苏贯之副院长也没话说了。等后来会散了以后，党委书记庞洪从人群中挤到会场的后边跟我握手，说：“李泰同志你讲得非常好，你讲得太对了！有些人就是听不得群众给他们提意见，沉不住气了。”这件事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我想连校党委书记都鼓励我，证明我做得对。
我为什么要说这件事呢？后来我才听说当时宋华青和副院长苏贯之党委书记庞洪之间是有矛盾的。我卷入这件事以后，宋华青很不高兴，说有些人闹得太凶了，我总觉得他这话里也暗指着我。后来反右开始，跟我一块也是马后炮的人就有人找过宋华青，宋华青说了句：“你们也太嚣张了”。我听说了，还是觉得他说这话其中也包含着我。所以我决定死也不找宋华青。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当初定我右派，宋华青可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觉得宋华青对我是了解的，但是也觉得我闹得太凶。而且我说的话，就像这次这个话，给他们造成的局面可能很尴尬，而且某种程度上卷入了他们上层的一些矛盾。还有我说我从来反对暴风骤雨，反对人身攻击，但是我提那些比较抽象的意见可能使他们更尴尬。比如有人给郭毓臻贴大字报，说这个人怎么怎么坏，怎么不念书，怎么不学无术，还用低级下流的语言议论一些女生。说他最擅长的本事就是整人害人，往学校领导那跑，打小报告。针对这些我就写了几句话，说问题不在郭毓臻这些人本人，问题在于为什么这样的人会受到信任和重用。我说应该思考为什么会存在“郭毓臻现象”，为什么我们给领导真心实意提意见，领导却不喜欢？我用了“吹牛拍马者青云直上，敢谏忠臣被打入冷宫”这样的话来形容这类现象，我还说用这样的现象来套“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三条都套得上。我还引用《邹忌讽齐王纳谏》中的话要求领导也有那种欢迎“面刺寡人之过”的风度。这样表面看去倒是没有针对个人了，可是实际上得罪的人却更多了。就拿上面这个例子来说，不仅郭毓臻一个人不高兴，就连包括宋华青在内的某些领导都可能不高兴。
我自以为是在严格遵照党中央的号召，和风细雨，坚持以理服人，诚心诚意地给领导提意见。别人给郭毓臻贴大字报，我根本不去评论郭毓臻本人，我只评论这现象。我们班一个年纪大些的女同学叫左宜沛，是个转业军人，她见郭毓臻在那里看给他贴的大字报，就在一旁讽刺他说：“你看这一片大字报都是你的啊，这成了你的专号了啊”。这事是别人跟我说的，当时我不在场，我就觉得左宜沛不对，不利于大家相互帮助共同提高。有一次晚上看电影她坐在我背后，我就回头跟她说：“左宜沛我要给你贴大字报。”
她惊讶地说：“我怎么了？”
我说：“有人给郭毓臻贴大字报，他能在大字报前看，说明他愿意倾听大家的意见，愿意接受批评。他的这种虚心态度应该受到欢迎。你讽刺她，这有什么好处？你什么态度！”我说，“我要给你贴大字报，我说你是这个运动当中消极现象，相反郭毓臻的态度倒是积极现象，应该肯定。”
她说：“我承认我错了，我以后不了，你别给我贴了。”
我说你要保证，你要认识错误。你改的话我就不贴了。
但是这件事以后，很快转入反右的时候，我们本来就一点也不害怕，一点也没想到自己也会被打成右派。但是到后来开始整我们了，根据我被打小胡风肃反时的经验，我知道这时候说啥也没用，就一句为自己辩护的话也不说。后来我听别人转述宋华青的话说“你们也太嚣张了”，我就更不想找他了。后来一直到定了我右派被送劳教，我也没见过宋华青。
在高家堡农场劳教的时候，有一次农场号召每个劳教人员给原单位写信，写对自己错误的认识。我也写了信，而且我写信，我是真心实意去挖掘自己的错误，被打成右派之后去劳教，这并没有动摇我对共产党的信任。我只觉得我遭遇的只是个别现象，而且我觉得我也确实有错。比如我觉得毛主席是通过大跃进，改变经济基础来重塑这个社会，重塑人们的灵魂。因为存在决定意识，改变了经济基础，人们的意识就会更趋于完美。所以我当时就想，我主观上没有反党，那我在客观上反党了没有？我认为，我也许是确实是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这话是后来的文革语言，那时的话并不是这么说，但这确实是我内心的想法。当时我看《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道德》，我就觉得自己是鼠目寸光，其实是企图用自己的个人主义去反对别人的个人主义。我看这些书去想这些问题，所以我给学校写信写得很长，很真诚，详细谈了我对自己过去行为的反思。不久学校也回了一份很长很长的信，这个信应该是一个秘书写的，有好几页。还很有点感情色彩，说看了我的信，为我的进步感到高兴。说你这样很好，前途是光明的。信里还详细地介绍了学校的情况，学校的发展，做了哪些事，学校的建设，哪一块地又扩大了，在哪盖了几栋楼……就这么很长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上，从党委书记庞洪、副校长苏贯之、教务长宋华青都分别亲笔签了字。
这封信当时我要是有一点功利想法的话，就会把它拿给农场的劳教队领导看。但我想也没有这么想过。后来收起来时间长了，也就不知道哪去了。现在想如果还在，应该还是挺有纪念意义的，可惜……
一直到摘掉右派帽子，摘了帽子以后，有些右派就忙着回到单位去再作检讨，看摘了帽子怎么办。有些人因为重新检讨，给安排了工作。但我不回，我说我为自己的固执已经付出了代价，我被送劳动教养两年多。那么现在既然承认我改造好了，我摘了右派帽子，解除了劳动教养，那就应该安排我工作，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不会再重新找他们去，跟他们说好话，我谁也不找。我认为，我认识了错误和回校找领导认错说好话，这是两码事。前者是发自内心的自我反省，后者是为实现个人要求，而卑躬屈节地向人讨饶。现在我既然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和若干个人之间的关系就“两清”了，我没有必要再去找他们。
这个时候摘帽右派中也陆陆续续也走了一些人，给安排了工作。因为我谁也不找，我就没地方去，继续留在高家堡农场。
有一次，那是摘了右派帽子以后，算是自由人了。大概是在1961年，又到太原市五一百货大楼去逛。五一大楼这地方，好像对我和宋华青有点缘分：我前面说过1954年入学时就是上大学的头一天，我第一次见到宋华青就在逛五一百货大楼时遇见的他。这次，竟又是在那个地方，而且基本上在同一个楼梯上，又和宋华青不期而遇！54年那次我跟几个同学从楼上下楼，碰见他上楼，打招呼。这次我又是从三楼下楼，他上楼，在楼梯上面对面遭遇了。我在高处，他在低处，我一看见是他，想躲，但这可以算是“狭路相逢”，没法躲了。我正想他也许不认识我了，那就可以稍稍转过些脸跟他擦肩而过。但是这时他就叫我名字，从低处向高处指着我，问：“是李泰吧？”我没办法了，我只好硬着头皮下来。他握着我的手，问我：“你现在哪呢？”
我嗫嚅着说：“在高家堡农场。”
“你的问题不是解决了吗？”看来他知道我摘了右派帽子。也许，给我们“摘帽”之前需要征得原单位的同意。
“也算解决了。”
“那你干什么呢？”
“没干什么，还在那，高家堡。”
“走，跟我走。”他不上楼了，就拉着我的手一直拽着我下了楼。
一出去就让我坐进他的车，就把我拉回学校了。直到他家，他的住处。
他跟我说：“李泰呀，当初咱们山西大学反右是试点单位。因为是试点单位没有经验，所以搞的比较粗，有一些可划可不划的，也就划上右派了。像你是一个孩子，你20岁反什么党？我的孩子也就你这么大，你们反什么党？你不要背包袱，党不会记你们一辈子的。”
实际上他这个话要是我现在想的话，我会觉得在当时的背景下能这么说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当时我对这个并不满意，我心想：“什么叫‘可划可不划’？”
我没怎么说话，他又说你先住下吧。打了个电话，把总务处长叫了来。进来那人好像称呼他“宋秘书长”。我还是称他宋教务长。记得文革后期他成了副校长，这次也不知道是不是秘书长比教务长的权更大一点，我不清楚。他跟那个总务处长说：“这是李泰，咱们学校的同学。你给他安排一个住处，就安排他在咱们学校招待所住下，再给他拿一些饭票，别要他的钱。他吃住都由咱们负责。等随后你拿来我给你批一下，由学校报了就完了。”
他也没有跟我说怎么办，光说：“你先住下，随后再说吧。”那处长领我去餐厅吃了饭，安排我住进了招待所。我就还是琢磨：“什么叫‘可划，可不划’的？”，我觉得他还是跟我打官腔。这一年我大概25岁了吧，我还是那么不会办事。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我就不辞而别，走了。
其实当时我很急切希望自己有一个出路，因为没有办法交代父母。怎么办呢下一步，但是现在想想不可思议，我怎么那么幼稚，按说宋华青对我也算够友好的了，但是我竟能不辞而别。我主要不满意的就是他说我“可划可不划”，我觉得他跟我打官腔，我就那么走了。
这一走呢，就十几年没跟他联系。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他当初的不满也有缓解。我觉得当官的就是唱高调，打官腔，这也是常态，用不着太介意。然后就是到了1972年，我在沁源县中学教了书。那时候复课闹革命，县里高中老师奇缺，那个时候把我调到中学教书。当时我本来还是完全没有信心的，我说人家大学毕业了，教这么多年书，我却被送去“修理地球”，一天书没有教过，这中学我怕教不好。当时叫我写一个申请，要我明确要求去教书，我就不敢写。说要我写“能教中学”，我就更“底虚”，心想让我当个小学教师就心满意足了。可当时缺的就是高中教师，我必须写上我可以教高中，我就是不敢写。结果我去高中教了几节课，我就胆大了。我说看来这个东西不是那个有没有训练的问题，而是有没有文化积累的问题。我之所以能一上讲台就站住了脚，而且很快便得到学生的认可和欢迎，就是这个原因。
后来出现的一个情况是我自己还没想到的。就是我在学校教书算是“打响”了，各方面评价都不错，这时就有人替我鸣不平，说李泰是个高中教师，上起课来是个好样的，算个业务骨干，结果工资只给人家29块6毛钱，这怎么能说得过去啊。那时我的工资是29块6，农业二级工的标准。就在这个情况下教育局管人事的找我，说李老师你的工资问题不是我们压你，因为从农场介绍过来就是这个工资。有一些老师给我们反映，说我们这个事做的不公平。这不能怪我们，我们愿意给你解决，但是怎么解决，得有一个办法，这个工资不由我们定。你能不能回山大去，找一个学校的领导给我们写一个东西来，说说你的工资应该怎么办。他一说我马上想起宋华青了，我说可以。
我就回去找了宋华青。这时候宋华青文革当中也已经挨了整，而且我也听说过文革中整他整得最凶的，恰是他所提拔的人。但这个时候，他又重新掌权好像当了副校长了。见面他很高兴，对我也还是那么热情，倒也没跟我提上回的事，但是也含含胡胡的流露了点，说什么：“后来也找不到你了，也不知哪去了”之类的话。我说我在沁源县一中当了教师了。他说那也不错。他也跟我苦笑着议论，说当初就是经过这个运动，也认识了一些人。当初我看好的一些人，我提拔的这些人，这回整我整的最狠。我觉得他在我面前明显是有反思的，尽管他的话说得比较含蓄。
我就说我这次来是为什么事，他当时满口就答应了，说没问题。但是，他后来又加了一个“但是”，这个“但是”我又不高兴了——他说：“我可以给你写，但是我不能直接给你写，你回去让你们县教育局给山西大学党委正式发一个函，山西大学党委会找我，我给你写。”我不大高兴但是没有办法。回去跟教育局说，教育局说行，给你写一个吧。
过了一段时间，时间不长，教育局的人见了我就说，李老师这宋华青对你真好。我也不敢问，按现在的性格我就会问问，你根据什么这么说。但是我也猜到是宋华青回信了，我不敢问信怎么写的。后来我就回山大找宋华青，宋华青跟我说是你们沁源县教育局来信了，问了四个问题。这些问题有的我能说清楚，有的我说不清楚，但是说不清楚我也不能说我不知道，我就含糊其词的回答了。
他说第一个问题问“李泰什么时候，因为什么被划了右派？”他说我的回答是，李泰是当时在他们班级里面年龄最小的一个学生，由于在大鸣大放当中年幼无知——我还记得他用这个“幼”字，他应该写“年少无知”，我20来岁，不能叫年幼。——他说因为年幼无知，“跟着别人”（他特别加重了这四个字的语气）说了一些错话，所以把他划成了右派了。这个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李泰是什么时候，根据什么给他摘掉了右派帽子？”他说我可真不记得你是什么时候摘的右派帽子。但是我不能说我不知道，我就说因为李泰很快就认识了自己的错误，表现良好，积极劳动，所以党“及时地”给他摘掉了右派帽子——他说我没有办法回答具体的时间，我就只好说“及时”。
第三个问题是“李泰算不算国家的正式干部？”，我的回答是据我所知大学生中的右派，摘帽子以后分配工作，一律按国家正式干部对待——事实不是这样的，好多右派是回了农村种地去了，而且我当时是被开除学籍了。
第四个问题“李泰的工资应该怎么定？”回答是：“据我所知类似李泰这种情况正式分配工作了以后，工资一律和同期毕业的大学生同等对待，经济上不受歧视。”——这个也不是事实，但他就是这样回答的。
但是这个问题后来也还是没有解决，因为当时扯皮的因素确实不少，就是什么，这个批，那个批，这么拖来拖去也没有解决。但是学校和教育局对我都是同情的态度，但是扯皮的事多，所以我到打倒四人帮，在右派平反之前，就是改正之前，我的工资一直还是在那个农业二级工的基础之上，最后提到了30几块钱。但是宋华青确实是为我尽了力的。
从这以后算是又跟宋华青恢复了联系。我有时候去太原就去他那儿看看他，每次去都去他家，去他家呢还一定要在他家吃饭，不吃不行。他说：“你要是不吃我的饭，就是对我还有意见。”所以一定在他家吃饭。而且每次走的时候，他都要把他老伴叫上，他老伴叫盖秀莲，有时他老伴在另一个房间，他也总是要过去叫：“秀莲啊，李泰要走了。”总是老两口儿一块送我出门，看着我走很远，回头看他们，老两口还是跟我招手。
所以这样呢，以后我也去他那儿，有的时候也不好意思空手，给他带点什么。我记得有一次我给他带了两瓶子猪油，是用葡萄糖输液的那种瓶子装的。有一次我跟我父亲说起这事，父亲就笑说：“你拿这点破东西送给一个大学副校长，这不是骂人吗？”其实宋华青也挺高兴的，那个时候生活困难没有油水。他又总说：“以后不要这样了。”可没有一次不是留我吃饭的，没有一次送我不是把他老伴叫上的。就这样，一直等到了打倒四人帮，我去见他，他兴奋地骂大街，那是我平生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听他当我面说粗话，就是说：“操他妈的这个江青王八蛋、兔崽子坏透了……我们为了庆祝，喝酒把杯子都撞碎了……”
后来他每次见我都特别亲热，跟我无话不谈，包括文革时他一手提拔起来的人怎么整他害他，也追溯到我们读书时他们上层之间的一些矛盾，都是我在当年万万想不到的。说起他对其他领导的看法，有时也很风趣，记得他笑嘻嘻不无嘲讽地描绘副院长苏贯之怎么那么喜欢“顾影自怜”，口袋里装着面小镜子，还常装有两条手帕，一条用来擦脸，一条擦皮鞋，不管有人没人经常拿出手帕来把皮鞋擦得铮亮。
打倒四人帮后不久，中央55号文件就下来了，是关于右派“改正”的问题。其实在那以前宋华青就跟我说了：“李泰你别着急，会好起来的，江青这伙王八蛋完蛋了，会好起来的，日子都会好起来的。”我也不跟他提这个右派问题了。但是55号文件下来了以后，他就让他的老伴给我写了一封信，说：“请你尽快来校，咱学校已经开始重新甄别复查1957年的右派问题了，你的问题有希望解决了。”我去了以后，又是给我安排住进了招待所。这回跟上次不同，凡是来校申诉右派问题的，都由学校安排免费食宿。
这时宋华青作为副校长，名正言顺地交代当时的右派改正办公室处理我的问题。那个办公室只有一个主任和一个干事。主任叫陈正，是比我们高一班的毕业生留校干了行政工作，干事叫郑玉梅，据说就是宋华青的外甥女。宋华青说他在我来之前，就已经给右派改正办公室打过了招呼，说李泰当时是年龄最小的学生，他没有什么，请你们注意他的情况。我觉得，这个郑玉梅跟我一见面就挺热情的，她一再跟我说当时负责这项工作的还有个张书记，让我见见他，还反复强调张书记人特别好，待人特和气，让我别顾虑。但是我就是有点怯阵，没敢见张书记。这时的我，和当初跟宋华青纠缠和梁园东顶嘴那个李泰比起来，也显然不是一个人了。我一去的时候，郑玉梅就安排好了让我写申辩材料，把当初给我划右派那个“结论”也给我了。
我就按照那个材料一条条地为自己辩护，澄清实际情况陈述自己的理由。我写完了材料以后，郑玉梅要我开列一个名单，说明哪一些人可以证明我的情况。我就把反右时整我的人也写上来了，我说我把李靖之（他留校了）也写上了，说他现在还在山大，他也最了解我的情况。我说过他和安烈背后害过我。至于他怎么证明，那是他的事了与我无关，我不管。我就骂他，郑玉梅就问，那个人是不是脸红红的。我说是，她说你也不要那么想。经过这么多年了，人的思想都会有变化的。我说变不变是他的事我不管，我只写事实，如实地写。现在问我谁能证明我的情况，我就连他的名字也写上，我绝不仅仅提供有利于我的人。
这样很快就给我解决了，正式宣布为我恢复政治名誉，消除影响。
解决了以后就有一个问题了，按当时政策右派是“就地安排”，我也没有敢想，我已经在县城中学教书了，就解决了一个恢复我正常的工资待遇。紧箍咒也去掉了，这就成了。但是我一个同事提出来了，说你应该要求回去，我说我没有理由要求回去。他说我记得你说过，宋华青多年前不是给你表示过，山大曾经把你作为留校的对象吗？我说人家也就那么一说而已，早就过去了。说这个没用了。他说那么你找他啊，跟他提这件事也算个理由啊，现在的事就是这样的，不要太死心眼。说是就地安排，但是具体办起来可就不一样了。这个同事给了我一个启发，我回去跟爱人刘纪融一说，她也主张让我再去找宋华青试试。
我就又去找了宋华青，我说：“宋校长，我这个右派问题解决了，现在我是不是可以动一动啊？”
他说：“想想办法吧。可是中央的政策是就地安排，你想怎么动啊？”
我问他：“您还记不记得当年跟我说过的那句话呀？”
“什么话？”他问。
我说：“我记得我的小胡风问题解决后，您亲口跟我说过，要把我作为留校的对象培养呢。”
他马上说：“啊，记得记得，是有这么一回事。那你回来吧，就回咱们中文系。”我不知道他是真记得还是想借这个由头就是帮我找一个台阶照顾我。他十分肯定地说：“有，是有这么回事。那你回来吧，你想代什么课你自己选，我给你安排。”
我说：“我不想回山大。”
“那你打算去哪儿？”
“我想回我老家大连。”
他说：“那可不行。咱山西省有一个精神，本省人才一律不准外流。如果你回咱们中文系，代什么课都好商量，我都能给你安排。”我说那我再想想。
这个时候我另外一个同学宋玉岫，他当了省教育局副局长，那个时候不叫教育厅，其实就是教育厅的副厅长。他对我说要不然你跟宋华青说说让山大写个介绍信到省教育局来，我给你想办法。
我就又去跟宋华青提出来说：“要不您把我介绍我去教育厅去安排怎么样？”
他说：“那倒是可以，不过给你把介绍信开出去我可就管不了你了。”
我说那行，下一步我自己想办法。这样他就把那个右派改正办公室的主任陈正叫来，让他给我开了这么个介绍信，这才把我的问题转到了省里。
其实这中间郑玉梅还跟我说了一件事。她说：“李泰你这个事奇怪啊，我们翻你的材料，你这个右派省委就没有批啊。”我一听就火了。我知道当时定右派都是经过省委批的，至少当时省里几所大学中的右派是这样。大学生中的右派肯定要经过省里面批的，而我却没批！我就找那个主任陈正，我说我听说我这个右派没有批，我这个右派当的冤不冤？！我说我要求看档案，他说你别看了，有什么好看的，批了也给你改正，没批也给你改正，别管那些了，找那气生干什么？总之他不给我看，到现在不知道我这个右派到底批没批。这个事我倒也没有问宋华青，就这么过去了。
一直到教育厅把我调回了太原，到了山西教育杂志社，我去看了两次宋华青，有一次是带着爱人刘纪融去的，这回见面当然不同于往常，大家都挺高兴，也算是皆大欢喜了。
但是后来一到太原，我爱人刘纪融就又惹了些麻烦事：她当会计走到哪总是得罪领导，领导自己要捞好处，还拿公家的财物送人情拉关系，一到她那里总通不过，而且软硬不吃。于是跟领导的关系就紧张，人家就想方设法打压她，欺负她，于是动不动就打起了官司。就这样，所以后来我为家里的这些事也伤了不少脑筋，后来去宋华青那儿的次数也就少了。后来好像是1984年，我已经调到了山西省政协，突然听说他去世了，完全我怔住了，惊呆了。因为此前从来不曾得知过他患病的信息。闻知这个噩耗，我匆忙地赶去参加了他的追悼会，也只怅怅地看见了他的一幅遗像。那天到场的人很多，花圈重重叠叠，摆满了追悼会的大半个会场。
他病的时候我居然没有去看他，这是我平生一个最大的遗憾。我觉得，我们之间是有感情的，他一直很体恤我，对我很好。我记得我问过他到山西师院时的年纪，他说那年他才34岁。如此算来1984年他才64岁，太可惜了。
我觉得，其实他对我从来也没有什么坏印象，即便在他同意划我右派的时候也并没有真想害我的意思。他是没有料到那会给我造成那么严重的后果。我那会儿阅历太浅，并不怎么理解他。实际上他是我终生感谢的一个人。后来我到了太原以后，本来应该跟他有更多的沟通和交流，可惜因为陷入家中的烦琐事务而贻误了多去看他几次的宝贵机会，这点我觉得自己很对不起他。我应该充分地向他表达我对他的感情。我知道他在我面前始终有一点愧疚的心理，我应该让他知道，我对他只有感谢，而从来没有怪罪过他。
我这个人，一生懊悔的事不少。有一些事情，常常是因为我在自己和别人之间，划了一条无形的界限。这在很多的时候自己都没有办法解释。比如说我有一次在全国政协碰见吴祖光，一个朋友给我介绍说：“这位是吴祖光先生。”我只跟吴祖光握了下手，说了一句“久仰！”他也只是一笑，以为我说的那两个字纯粹是一句客套。我后来觉得自己对不住吴祖光先生，因为我从十八九岁的时候，就非常喜欢非常仰慕他。我看他写的《风雪夜归人》，佩服极了。我就把那个戏里面的人物和情节都列了表，并且逐一作了分析和归纳。当时我怎么就不该跟人家说一声，我从小就喜欢你崇敬你……？主要是因为，我觉得我跟这位大作家的距离太遥远了。其实并不是我的矜持，而是我太自卑，我以为吴祖光不稀罕我这个小人物的赞美。实际上那次我如果那么告诉他，相信吴祖光也会高兴的。后来听说吴祖光故世了，而且是在他的妻子去世后极其孤单寂寞中故世的。我记忆中的这件事也就成了我永远的悔。我跟宋华青也是这样的，对宋华青我本来应该对他足够地表达我内心的感谢，可是我没有做到。就像当年他在女同学面前“处心积虑”地那样夸赞我，这都是很不容易的。他作为我们学校主要负责人之一，在全校几千人当中他能够给予我那么多的关照，我算是够幸运的了。可惜在他的有生之年，我跟他之间所进行进行的心灵沟通是很不够的。所以我觉得实际上不是宋华青欠我的，而是我欠他的太多太多。
如果一定要说我和宋华青之间也算得上有什么“恩怨”，那么这一点也不能归咎于他或任何个人。
归根结底，这一切都是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的社会运行机制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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