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就是那一只蟋蟀
钢翅响拍着金风
一跳跳过了海峡
从台北上空悄悄降落
落在你的院子里
夜夜唱歌
……
就是那一只蟋蟀
在海峡那边唱歌
在海峡这边唱歌
在台北的一条巷子里唱歌
在四川的一个巷子里唱歌
处处唱歌
——流沙河
有那么几个老头：如流沙河笔下的“那一只蟋蟀”，在海峡这边唱歌，又在海峡那边唱歌，周旋于政治的漩涡中，坚守着人格的独立与自由。半生的漂泊零落，书生剑指，诉说着知识分子治国平天下的宏大抱负、修身齐家的小小乡愁。
《移居台湾的九大师》选取了九位大师：梁实秋、钱穆、罗家伦、林语堂、蒋梦麟、殷海光、雷震、傅斯年、胡适。这每一个名字，搁在近代史上，都是五四运动的自由之子，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每一个名字，都如雷贯耳，在近现代思想界、史学界、文学界就是一面旗帜。只是，随着1949年海峡两岸地缘政治的隔绝，思想意识形态的垄断，这些名字在大陆渐行渐远，逐渐被历史湮没与遗忘。在多年后的今日，他们的著作学说，他们的理想抱负，他们为之呐喊奋斗一生的自由与民主，却如蚌病之珠褪却尘垢后散发出迷人的光彩，重新进入公众视野。
1949年，政权更易，留下，还是“出走”，对一代知识分子来说，就是哈姆莱特TOBE OR NOT TO BE的艰难抉择。对于随军队撤离的老兵来说，这或许只是一次地理意义上的故园离别，亦或，是一次政治意义上的利弊选择；然而，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它意味着一种文化意义上的人文放逐，一场精神家园的无奈迁徙。
忘记移居台湾的政治缝隙，重拾文化断层的沉重话题，他们，是一代文化大师，是我们这个民族熠熠星辉的思想者、实践者。今天追循着他们1949年以前在大陆的身影，审视他们1949年后在台湾的背影，恍如前世、今生：
因着鲁迅的盛名，又被毛泽东点名批判，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梁实秋为“资产阶级作家”代表。九十年代，其《雅舍小品》风大陆，作品里流露出稳稳当当的静气、闲气、散气，是文人天性中的情趣与心性。彼时他在台湾，抛开早年大陆的文学批评路径，转向翻译与散文创作，他编纂英汉大辞典，翻译莎翁全集，对台湾的英语教育影响巨大。
“一生为故国招魂”的史学大师钱穆，1949年后忧心时局，虽未赴台，亦未留在大陆，而是投身香江教育，创办新亚书院，创设中文大学。直到1967年才离港赴台，受到蒋介石的礼遇，却在晚年因女儿赴台探亲被民进党恶毒攻击。民进党还以“侵占市产”为名要求其搬离素书楼，欲将其改为钱穆纪念馆，令钱穆黯然神伤:“活的不许住，还没死就要做纪念馆！”钱穆逝世后，子女因政治的隔阂无法入台送终而抱恨不已。
罗家伦，“五四”干将，却因“倡导简体字”风波，成为国民党迁台初期各方势力围剿的公敌。从五四运动的风云人物，到晚年官场辗转，终于在权力的蛛网中喑哑了嘹亮的歌喉。
幽默大师林语堂，以72岁高龄返台定居于风景秀丽的阳明山，以客卿身份与蒋介石相处，即使年近古稀，在岛内掀起红学论战、“思凡风波”。
蒋梦麟，三度代理北大校长，成为台湾奇迹的奠基者，为台湾农业发、水利建设做出卓越贡献，并坚持推动台湾人口节育政策。
雷震、殷海光以殉道者式的实践，为追求真理、自由、正义与仁爱而掷臂直呼，不惜成仁以取义。
五四运动率队扛大旗的旗手傅斯年，将北大的学术自由精神，带到海峡彼岸台湾播种、生根，却因保护学生、捍卫学界尊严而不断面临政治的高压，最终在议员的质询中瘁逝。
被公认为学界宗师、自由主义灵魂人物的胡适，也处于不停的攻讦与挞伐之中，落个寂寞身后事、恩怨两重天。
审视九大师个案，是个体命运的剪影，是历史档案的解码；纵观九大师整体，却拼贴出一代知识分子在文化断裂与修补中的人文悲歌与文化乡愁——
他们在各自的人文领域里别有成就，经历了国家的动荡与时代的变迁，一生颠沛流离，却始终未忘著书、立说、讲学，毕生为文，为自由、为理想高歌。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凭着一种热爱与信仰、一种虔诚与敬畏，一种思想的格局与胸襟，中华文化、传统价值在海峡对岸才得以播种、扎根。
他们上承“五四”的新文化流风，下开中西沟通之门户，为文做事说自己胸中的话，不取媚于世，存真保诚，坚持骨气、识见、操守。
“尘世无常，性命终将老去；天道好还，人文幸得绵延。”这是钱穆夫人胡美琦撰写的一副对联，这也是对移居台湾的九大师的一个最好的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