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佛利民（MiltonFriedman）的名著《資本主義與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面世五十周年，以及前輩熊彼得（JosephSchumpeter）的Capitalism, Socialism andDemocracy（《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面世七十周年。
自從馬克思預言資本主義必亡、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必勝後，這兩大經典毫無疑問是有關資本主義最具影響力的研究成果。兩位大師到底講了些什麼？他們所論又是否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資本主義」（capitalism）這個名詞今天無人不知，但當初並非來自「自由市場始祖」的亞當斯密，而是馬克思的發明。西歐的封建莊園經濟給工業化的市場經濟取代後，馬克思將新的經濟模式稱為資本主義，認為封建主義內含不可解的矛盾，注定要讓路予資本主義；他預言資本主義也會因內含不可解的矛盾而終要讓路予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
大師學說為人曲解
馬克思在生的十九世紀後期，西歐的窮人深受他的世紀學說「資本主義基於剝削而發展」鼓舞，視為對己身貧窮不幸的科學論述；更重要的是，通過暴力革命脫貧的契機。
現在大家都明白了，不少窮人因而誤入歧途。馬克思的信徒很可能嚴重曲解、甚至蓄意曲解大師的學說。馬克思其實對資本累積帶來的強大生產力深感敬佩，而且相信資本主義崩潰的現象只會出現在工業化最先進的國家，特別是當時最富有的英國，貧窮的農業國俄羅斯反而沒有這個問題。馬克思相信資本主義創造出富裕的社會，只不過由於制度內在的矛盾，難逃自我埋葬的宿命。
可是，資本主義必亡的馬克思預言至今未有兌現，與此相反，共產主義其後在各國的發展令人不忍卒睹，令馬克思派的專家學者尷尬不已；資本主義不但活了下來，而且在馬克思身後這150年繼續蓬勃發展。
熊彼得在1942年寫道，資本主義的成就在於不斷地提高商品和服務的產量。雖然經濟衰退周而復始，尤其是1929-39年的大蕭條，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創造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見的持續高增長，而且並非由精英階層獨享成果。資本主義這部引擎的生產力大到難以想像，讓社會大眾得享封建時代唯皇室獨有的生活水平。資本主義最大的受益者不是資本家而是產業工人。
資本主義這樣成功，熊彼得認為乃資本主義制度下市場獎賞結構之功。當資本主義制度得以放手發展時，企業家很有機會賺大錢。熊彼得把賺大錢看作紅蘿蔔，而經營破產看作棍棒。一獎一懲相結合，既煥發了工商階層的生產力，也為世人加入營商、致富，以及退出這個階層提供了一種自動的規管機制。在熊彼得看來，牟利動機是有效調度社會資源的強大誘因。
重新解釋資本主義
熊彼得認為，資本主義世界被少數具支配性地位的大企業主導。它們仗着足以左右市場的實力，企圖操控價格、阻撓對手入市、強行收購競爭者、多方採用非競爭的手段；但資本主義是動態的過程，市場壟斷者單靠支配性地位扼殺不了競爭。大師筆下的「創造性毀滅」（CreativeDestruction）帶動經濟這部機器，藉着企業創意來掌握新技術、打開新市場，取得動態的效益。
他寫道：「推動資本主義引擎的基本原理來自企業家所創造的新客戶產品、新的生產和運輸方式、新的市場、新的工業組織形式。（這些發展）不斷地『從內部』革新經濟結構，不斷摧毀舊的，不斷創造新的。『創造性毀滅』（Creative Destruction）就是資本主義基本的事實。」（第83頁）
教科書以往把競爭性經濟模式的靜態效益視為資本主義的核心特色。熊彼得摒棄此說，把對資本主義的解釋由市場好過中央計劃轉化成資本主義作為創造、創新和技術發明的引擎，好過社會主義。他的論點是創造性毀滅所迸發的經濟摧毀力與資本主義變成不可分割，資本主義制度在本質上很容易引發社會政治動盪。
因此，熊彼得敬佩資本主義的同時，相信其終將自我毀滅，被社會主義取代。他當然不喜歡自己這個結論，但認為無可避免。他眼中的資本主義不僅是經濟制度，也是一種文化和政治制度。他不相信資本主義會純粹敗於經濟原因，但於面對文化和政治的問題時太脆弱。以他看來，資本主義的「成就本身動搖了那些保障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從而不可免地形成一種令其無法生存的狀況。」（第61頁）
企業家也許不受愛戴
在文化上，熊彼得認為，資本主義以鍥而不捨地追求理性選擇和利潤盤算作為核心價值，心腸太硬，缺少資本主義前社會的「神秘、神奇、浪漫和勇氣」的魅力。成功的企業家也許值得尊重甚至崇敬，但不受愛戴。這對企業家可能是好事，養成一板一眼的性格。但得不到大眾的歡心，成為資本主義制度決定性的弱點。成功企業家由於這種宿命，經濟一旦不景時，容易在政治上成為箭靶。
熊彼得認為商業周期令經濟周而復始地短暫放緩，是資本主義運作內在的問題。對就業人士來說，由此造成的失業可能是災難性的，成為社會持續動盪的根源。而動盪一起，矛頭自然落在企業家身上。他們本來就沒有人喜歡，現在更淪為政客和知識分子不滿現實的箭靶。資本主義雖然不會就此倒地不起，但會逐漸被社會主義取代。
熊彼得也認為，大企業內部會逐漸屈從於官僚主義。企業創新精神最終將被官僚及由受薪的公職人員組成的委員會以公式化的決策取代。即使家族企業也難逃這個命運。成功的企業家通常無意多生養，以致後繼無人。但熊彼得看得再遠再廣，也不可能全知全能。他對資本主義經濟動力的定論可能下得太早，以致過分悲觀。
企業規模擴大後，的確會逐漸變得層級分明、不夠靈活，但同時會有新組織冒出來。今天最具創意的一些新企業採用平面（flat）和網狀（networked）的架構，創造力不亞於昔日的企業。這些企業很多是新興企業家創辦的。
它們外判業務、緊盯供應鏈，模糊本身和市場的界線，用盡各種業務方式的優勢，進一步提高了生產力。並透過各種激勵合約（incentivecontracts）方面的創新，激賞受薪員工成為願意承擔風險的企業家，從而改進業績－－雖然有時候也會像英國的Baring（霸菱）和美國的Enron（安然）醜聞那樣造成災難。但無論如何，這告訴我，為了提升生產力和利潤而努力不懈，實在是資本主義的特色。
「共同福祉」不存在
熊彼得最具洞察力和創意的觀察，是在解釋資本主義為何最終會被社會主義取代時，就民主政治的本質作出了深刻的剖析。民主政府雖然與資本主義相伴相生，但以熊彼得看，不但無法讓資本主義避免被社會主義取代，且能與社會主義並存。
熊彼得認為，源自古希臘的民主原則錯在假定有所謂的「人民意願」（will of thepeople）。他從一開始就發覺，世間不可能存在一種所有人都認可的「共同福祉」（commongood）。到底怎樣才對社會最好，人們看法分歧。即使聰慧、知情、居中別無利益的人，也都難有共識。他因此不同意這項民主的「真理」：「民主方法是一種從認同共同福祉出發而達成政治決定的制度性安排，而方法是讓人民選出藉着集會來履行大眾意願的個人，自行決定各種議題。」（第250頁）
一 如John StuartMill等英國自由主義者，熊彼得不認為當選者應代表選民狹隘的利益，反而主張他們按照全國最佳的利益來行使權力。理由是：民主政治不應該是單純的接受和跟從，當議題超出公民的私利、關乎重大的公共利益時，當選者應發揮領導作用，塑造和引導「人民的意願」（will of thepeople）。人民的意願不應自下而上，而應自上而下。
熊彼得寫道，「人民的意願是政治過程的產物，並非政治過程的動機。」（第263頁）。在他看來，民主政府是一種「達致政治決定的制度安排，讓個人透過競爭性的奮鬥以贏得民眾的選票來獲得決策權。」（第269頁）
民主制度須有五條件
熊彼得的民主觀對後世的政治學有巨大的影響，尤其是這兩大觀察：政客是追求選票以代鈔票的企業家；民主真正的功能是揀選領袖而不是政策。他指出，政客參選可能主要是基於私利，但卻相信他們可達成可取的社會目標，就如在經濟上出於私利而追求最大的利潤，最終透過競爭性的市場，達成具社會效益的資源分配。
熊彼得認為民主政治帶有危險性，尤其傾向迎合選民的短利、不顧長遠的問題。這個傾向若不受控，民主制度難有滿意的表現。針對這種風險，熊彼得給民主制度開列了五大條件：
一、能吸引到足夠既有質素又有技巧的人士參政。
二、政府決策的有效性不宜延伸得太遠。很多決定應交給專家和技術人員去拍板，莫讓選民根據短利來取決。
三、與第二點有關的是，公務員要非政治化，官僚架構要訓練有素、受人尊敬，免被公眾短線的政治憧憬左右。
四、要有足夠的「民主自制力」（DemocraticSelf-Control）。選民要對制度有信心，相信當選的政府能有效運作。要對自己所選的政府有耐性，而不是政府一有差錯就爭相指責。選民和在野黨要自律，攻擊政府要有分寸。
五、公眾對分歧的意見要高度包容。這有一個必要的條件：公眾對社會管治包括經濟組織的基本原則有共識。
熊彼得相信，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是民主的福地，而民主政治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鏡像。這兩大制度本於同一個原則：讓每個人自由選擇。但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尤其要限制政治決策的範疇。
借 經濟來限制政治的原則內嵌在「放任自由」（laissezfaire）的概念裏。國家被局限於保障私有產權和個人自由、國防、維持法律與公共秩序、確保合同得以執行。就國家的公共功能作出規限後，才較容易做到上述的「民主自制」。放任自由的概念位居主導時，政府即使決策錯誤，相信也不致直接威脅到個人。資本主義的經濟引擎也就能持續地提高生活水準，在民主架構下達致和平共存。
但熊彼得不相信民主政治能夠令資本主義屹立不倒。理由是政客無止境地爭奪選票，追求本位利益，自成一階層。但資產階級不願參政，將政治領導權拱手讓人。熊彼得由此而假設，組織嚴密、層級分明的大企業會逐步由國家接管。資產階層失卻經濟作用後，將會萎縮消亡。資本主義的經濟引擎此後停頓，創新終止，技術停滯。社會主義和民主會共存，但經濟不再發展。他的預測到此為止。
大師理論也有盲點
但熊彼得認為資產階層在政治上被動，與經濟學始祖亞當斯密的觀察相反。他發現商人最愛使用謀略。而事實上，此前歷代的資產階級並不介意遊說政府以謀取特權、用規管屏障來嚇阻對手。
資產階級着手尋租時，限制對手入市的政治競爭也就取代了自由市場的經濟競爭。人們不再鼓勵創新、發展生產力，而是反過來窒礙經濟創造力。政府若插手規管商業，也就是要社會走向公共產權，最終變成社會主義。
熊彼得竟然未看出這發展，令人驚訝。但既然預見到大企業官僚化，日常靠受薪的經理打理，則大公司經理向政府求特權、求保護，又有何怪哉？
熊彼得也忽略了選票競爭對經濟的後果。政治若主要是競爭在各階層之間轉移收入的權利，社會也就會不惜工本以求重新分配資源。得益者如果是政客或者他們的選民，這種爭奪也就更不堪設想。
熊彼得以為，社會主義經濟在民主政治下也能運作，但未預見到這個制度不僅會令經濟停滯，甚至會令經濟倒退。政府在社會主義下掌握的經濟比重大過資本主義。政府控制的資源越多，尋租和選票競爭的回報也就更大更嚴重。
民主社會主義的危險性是熊彼得的盲點。沒有資本主義引擎帶動增長的話，本質上零和的政治可能會令經濟倒退。
熊彼得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當然不可能預見到所有的發展，但作為一種分析，深具洞見，令我們不得不思考政治和經濟制度的連帶關係。大師開創的「創造性毀滅」和選票競爭概念，至今啟發着政治經濟學不同的課題。
二之一
香港大學經濟學講座教授
參考文獻：
Milton Friedman, Capitalism andFreedo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Joseph Schumpeter, Capitalism,Socialism and Democracy, Harper and Brothers, 19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