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卖火柴的小女孩》文本分析（上）
襄垣县开元小学 赵静
一、写作背景与作者意图
在安徒生众多的童话作品中，中国人最熟悉的莫过于《卖火柴的小女孩》了。早在1919年，《新青年》1月号上就刊载了周作人翻译的《卖火柴的小女孩》。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卖火柴的小女孩》一直被选入中小学语文教材。在安徒生的作品中，《卖火柴的小女孩》是一部同时让成人和儿童感动的作品。这部作品之所以流传天下，不仅仅因为它写了一个穷苦小女孩的悲惨命运，而且也因为它同时对幻想以及幻想在苦难现实中的力量作了最好的辩护。这也是对文学力量的辩护。所以，对《卖火柴的小女孩》的学习，成为童话（更广泛地说是文学）在儿童（和成人）的情感价值观建构中发挥作用的最佳例证，而怎样教《卖火柴的小女孩》，又可看出我们是怎样看待和理解文学的。这是我们要单独用一章的篇幅来讨论它的原因。
安徒生的童话既是给儿童阅读的，也是给成人阅读的（这是作者本人写作时就充分意识到的），所以在阅读安徒生童话的时候，我们应该自问：我们中国人与基督教文化中的西方人有什么差异？过去时代的理解与现时代的理解有什么不同？在中国，成人的理解与孩子的理解又有什么不同？在孩子中间，城里孩子的理解和乡村孩子的理解有什么不同？在教学中，我们将如何面对这些中国与西方、成人与儿童、过去与现在理解中的种种差异？
《卖火柴的小女孩》发表于1846年的《丹麦大众历书》。安徒生在他的手记中写道：“我在去国外旅行的途中在格洛斯登城堡住了几天，《卖火柴的小女孩》就是在那里写的。我那时候接到出版商拂林齐先生的信，要求我为他的历书写一个故事，以配合其中的三幅画。我选了一个穷苦小女孩拿着一包火柴为画面的那张画。”可见，这篇童话并不是直接取材于现实。但是，它被引进到中国后，就开始被视为一个反映现实的故事。尤其是在解放后，对它的解读通常是：通过叙述卖火柴的女孩新年前夕冻死街头的故事，表现了作者安徒生对穷苦人民悲惨遭遇的深切同情，对吃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抨击。故事的结尾写小女孩含笑而死，是安徒生采用了反衬的手法，以乐衬悲，使悲上加悲，达成对旧社会无情鞭挞的目的。因此在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冷酷，体会社会主义社会的温暖幸福。这就首先涉及作者的写作意图问题。
现在我们知道，说这篇童话“表现了作者安徒生对穷苦人民悲惨遭遇所寄予的深切同情，对吃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抨击”是与作者的意图相违的。安徒生本人是个虔诚的信徒，他的父母虔信上帝，而安徒生也将上帝当作自己灵魂的庇护。事实上，在安徒生的时代，有不少文学作品是直接宣传宗教思想的，其中包括安徒生的一部分作品。安徒生说：“幸福不是艺术家的名声，王冠的光辉。幸福存在于对清贫的满足，对苦难的承受……追求幸福的途中，才是最幸福的。此刻，上帝与我们同在。”这段话虽然不是因《卖火柴的小女孩》而写，但确实代表了安徒生的幸福观和宗教观。
说到宗教，中国人最容易想到的是马克思的一句话“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其实在这句话之前，马克思说：“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境，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在这句话之后，马克思又说：“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要求抛弃关于人民处境的幻觉，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觉的处境。因此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世界——宗教是它的灵光圈——批判的胚胎。”②马克思指出了宗教的现实基础，现实的苦难是宗教生存的土壤，苦难不灭，宗教就不会消亡。所以要消灭的不是宗教，而是它赖以生存的土壤——苦难。
通过幻想（想象）和虚构另一个世界，让这个世界对现实世界发生作用，这是文学和宗教的共同之处。我们在阅读有宗教信仰的作家作品时，既要注意二者的关联，又要意识到二者间的区别。不能因为作品中有宗教因素就视之为宗教宣传，或者以儿童不懂宗教为由，把文学作品中的宗教因素一删了之。
在阅读《卖火柴的小女孩》时，读者遇到的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看待死亡。死亡是各个宗教都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在基督教看来，死是使人从短暂的、有限的、肉体的、罪恶的、不自由的生活到“天国”永恒幸福的转折点，是“复活”和“重生”的契机，它的意义是肯定的而不是否定的。这与我们中国人对死的理解不同。因此，卖火柴的小女孩之死，对于西方读者而言是寻求上帝的拯救，是走向彼岸欢乐的一步，最终“和上帝在一起了”。事实上，小女孩有点像基督教中的耶稣，以自己的受难成全了一种悲悯。不同的是，耶稣先知先觉，知道自己的结局，以及这个结局的意义，而小女孩是不自觉的，是无奈的、被迫的。所以，这篇童话带给西方人的并不止于悲伤，也不绝望，因为里面有一种终极性的安慰在。
对于中国读者而言，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这种终极性的安慰可能会被理解为一种逆来顺受或者精神麻醉，因此我们会因小女孩之死感到无法化解的悲伤。童话的结尾也就被附上了强烈的社会批判意义，安徒生就成了一位具有“现实主义精神与人民性”的作家，显然这是一个中国化的，被误读的安徒生。但这样的误读似乎不可避免，不仅仅是文化差异的原因，还有时代变化所带来的理解的差异。下面就以具有代表性的窦桂梅的课堂教学为例，来讨论《卖火柴的小女孩》的课堂教学。③
二、在“悲惨”与“幸福”之间
窦桂梅老师是通过对两条线的编织，即以对幸福意义的挖掘作为明线，对语文学习方式的引导作为暗线来串联起整个课堂教学的。特级教师周益民对窦桂梅的教学有三点肯定：1.幻镜的真实体验与真切渴望；2.对幸福的追问颠覆了传统教学，还原了安徒生；3.含泪之笑的悲剧美。
第一点无疑很有见地，点出了童话的本质性特征，也是窦桂梅课堂的亮点；第二点说“还原了安徒生”可以展开讨论。因为如前所述，不存在固定的“作者意图”，读者对“作者意图”的理解总是在变化之中，“安徒生”也在不断变化中。不过，说窦桂梅的课堂“对幸福的追问颠覆了传统教学”却很有道理，因为以往的课堂总是念念不忘冷漠、痛苦和批判。但追问幸福不一定要得出“小女孩最终获得了幸福”这样的结论。从“不幸”到“幸福”的这种转变会不会走了另外一个极端呢？
这里先看课堂上追问幸福之后得出的结论：生：小女孩，面对这样冷酷的现实你都能忍受，你有一颗向往美好的心灵啊。俗话说吃亏是福，你一定会得到应有的幸福的！师：你说的忍受，不就是隐含在课文中的小女孩的隐忍之心吗？（要求学生批注在课本中）。这是埋藏在心的忍耐，承受。是苦难把女孩放到尘埃里，却开出了幸福的花儿。原来，心怀渴望并不难，而在苦难中拥有一颗隐忍之心，才是这小小的女孩获得幸福的真正原因啊。（板书：把“隐含”的“含”改成“忍”，最终变成“隐忍”。）虽然窦桂梅作了一些铺垫，从“隐含”、“忍耐”、“承受”到“隐忍”，但这个结论仍然是教师的，学生看起来仍然难以理解“隐忍”的意义，难以理解老师说的“在苦难中拥有一颗隐忍之心，才是这小小的女孩获得幸福的真正原因”的结论。
窦桂梅课堂最后的结论是：
师：无论是从哪个角度的阅读，重要的是回到了我们自己的心灵。我们不是把希望寄托于上帝，而是在小姑娘所获得的这份“幸福”中，你们已经学到面对生活的勇气和力量，并引起我们对生命的珍爱与警觉，相信你们越来越高尚起来，越来越走向高贵。幸福着幸福当然好，不过，我相信，即使生活遇到磨难，我们最后批注的一段话一定是——
生：即便生活遇到不幸，也能够在寒冷中播种温暖；在饥饿中获得满足，在恐惧中创造安宁，在孤独中寻求慈爱，在痛苦中追求快乐。只要你拥有一颗隐忍之心，并不放弃对梦想的渴望，你就能获得幸福！（和学生一起总结板书，完成上面的内容。）
这个结论事实上与之前的课堂展开存在着某种矛盾。一方面，教师清楚意识到文本中“上帝”的重要性（所以她特地将课文删去了的一句“——她们是跟上帝在一起”复原了），另一方面，可能出于对中国文化语境（“从来没有救世主”）的考虑，不愿意明确承认上帝的终极慰藉作用，所以用了一个“隐忍之心”，但是，“隐忍”如果失去了与“上帝”的内在关联，那么也就失去了那种能动的、拯救性的力量（就变成了“吃亏”）。中国文化中的读者（不管是儿童还是成人）都会很难理解为什么具有隐忍之心就能够获得幸福。由学生读出的教师批注：“在寒冷中播种温暖；在饥饿中获得满足，在恐惧中创造安宁，在孤独中寻求慈爱，在痛苦中追求快乐”，似乎只有“在孤独中寻求慈爱”才适合卖火柴的小女孩。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窦桂梅没有强调课文的最后两段，即写小女孩被冻死以及路人的反应的部分。特别是在第二课时，基本没有提及这些，而是强调之前的“她们两人在光明和快乐中飞走了，越飞越高，飞到既没有寒冷，也没有饥饿，也没有忧愁的那块地方——她们是跟上帝在一起。”（据原文）但是文本并没有在这倒数第三段就结束，最后两段对于文本的理解至关重要。它与倒数第三段的这句话（“跟上帝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反差。这种反差学生在课堂上已经非常到位地说出来了：
师：你们再来对比课文的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你发现了什么？（对照黑板两节课批注的词语）
生：我发现了残酷的现实生活与小女孩的美好的梦想是完全相对的。
生：越是孤独，就越是渴望慈爱；越是痛苦，越是渴望得到快乐。概括来说，正是因为现实的不幸，她才渴望内心的幸福。
师：（对比左右概括总结）弱小与强大，黑暗与光明，寂灭与狂欢，痛苦与欢乐——感谢同学们的发现，让我们懂得了小女孩的渴望源于内心。
同样是对比，学生着眼的是现实的不幸、痛苦和残酷，而教师要凸显的是小女孩的渴望和追求。而且在后来的对“幸福”的讨论中，这些尖锐的对比被教师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她没有对最后一句至关重要的话，即“谁也不知道她曾经看到过多么美丽的东西，她曾经多么幸福，跟着她奶奶一起走向新年的幸福中去”展开分析，没有把这里的“谁也不知道……”与前面的“谁也（没买过她一根火柴），谁也（没给过她一个钱）”关联起来。而在对小女孩之“恐惧”的讨论中，窦桂梅特别关注到这两个“谁也”的含义。
这样看来，窦桂梅的课堂就走了另一个极端，在强化小女孩的幸福感的同时，有意无意地淡化了现实的悲惨性，“含笑之泪”变成了“含泪之笑”，悲剧变得有点喜剧化了。但是从小女孩最基本的要求（温饱和亲情）到对“幸福“的追求，其间的距离很远，课堂如何过渡得顺理成章，让人信服？一位在现场听过课的老师提出了一个疑惑：课堂演示了这样一个过程——卖火柴的小女孩因为“隐忍”而平静、不反抗地面对冷酷的现实世界，因为她相信“隐忍”过后，光明和幸福就会来临。但是问题在于：面对现实的黑暗和凄惨，卖火柴的小女孩是主观“隐忍”还是客观的无可奈何？教师是不是夸大了小女孩追求幸福的主动性？这的确是窦桂梅的课堂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
诚然在作者安徒生那里，上帝是信仰的对象，也是小女孩终极慰藉的所在。而窦桂梅的教学困难在于，她既不想承认上帝的这种终极安慰作用，又想要证明小女孩获得了幸福，以达到对原来教学中只强调悲惨的颠覆。所以她用了“隐忍之心”来阐明。可是在中国这样一个非基督教的国家，“隐忍之心”往往意味着某种消极的、负面的含义，与被动、顺从、不反抗联系在一起。说小女孩因为有“隐忍之心”就获得了幸福，就不能够说服中国的读者。而这位教师——批评者又把“隐忍之心”和“上帝”斥之为中国“封建迷信”的轮回，可看出他对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隔膜和排斥。这种对宗教的隔膜和排斥在我们的教师中肯定不是少数。所以要在课堂上向学生讲解宗教问题，如何既不扭曲宗教的意义又指出文化间的差异，对教师真是一种挑战。
相比窦桂梅的自觉创新，绝大多数课堂还是会特别重视对小女孩在新年夜被冻死这个结局的解读。比如这份课堂实录（节选）应该就有代表性：
(三)感悟“冻死街头”部分，了解小女孩的悲惨结局
师：小女孩死了，在旧历的大年夜冻死了。第二天，新一年的太阳升起来，驱走了昨日的严寒，人们纷纷走出家门，他们看到，小女孩坐在那儿，手里还捏着一把烧过了的火柴梗。“‘她想给自己暖和一下’。人们说”（出示句子）想一想，人们会怎么说？
生：伤心的说。
师：有没有不同的意见？
生：惋惜的说。
师：老师听出来了，同学们的意思是说，人们同情、可怜小女孩。大家想一想，如果人们真的同情她可怜她，小女孩能冻死街头吗？
生：不能。
师：那人们会怎么说呢？
生：疑惑的说。 ……在这个本该是快乐团圆的大年夜冻死街头，面对这个弱小生命的离去，人们不但没有丝毫的同情，反而那么地无动于衷，可见，人心是多么的冷漠，社会是多么的残酷呀！（板书：人心冷）
这位教师的的教学主线是：可怜——美好——可怜。这次课堂教学的结论是：“她所向往的‘没有寒冷、没有饥饿、没有痛苦’的地方是不存在的，她的‘幸福’只是在幻象中才能得到，从而更加感受到小女孩在现实中的不幸。”这位老师非常强调人心和社会的冷漠，强调小女孩的幸福只是一种幻象（不真实），小女孩只不过是需要温暖，需要食物，需要快乐，需要亲情，这是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最低级的要求，而这样低的要求竟然都要靠幻想来实现，小女孩太可怜了，当时社会人与人之间太冷漠了。
但是这样的理解也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文本中的事实：小女孩死了，却面带微笑，忽略了课文的最后一句话：“谁也不知道她曾经看到过多么美丽的东西，她曾经多么幸福，跟着她奶奶一起走向新年的幸福中去。”这最后一句话首先是对无情现实的否定：“谁也不知道”一句将小女孩与其他所有人区别开来；然后是对小女孩幻想的肯定。也就是说，作者通过叙述人的评论，将美丽、亲情和幸福赋予了冻死的小女孩，因此这里就出现了客观的叙述与主观的评论之间的差异。读者选择相信谁，是主观性的作者（叙述人），还是客观的现实（小女孩在年夜被冻死），直接影响到其对文本主题的理解。
从这里我们发现，《卖火柴的小女孩》与一般的童话不一样。比如，它打破了一般童话的幸福结局的模式，卑下的受压迫者不仅没有翻身，过上好日子，反而被冻死；但是，在死亡的同时，又突出了小女孩的“幸福”，在这“幸福”与“死亡”之间，又似乎有着某种隐秘的关联。这使得童话的主题有了某种矛盾性和不确定性，使得它远未像表面上的那么简单、明确。
对《卖火柴的小女孩》的理解之所以是矛盾和不确定的，是因为它的内涵是建构在两个极端——冷漠与温暖、悲惨与微笑、客观与主观之间的张力上的。所谓“张力”，本来是文学理论中新批评一派的关键术语，指的是文本的外延和内涵、表面意义与延伸（隐含）意义之间的既矛盾又统一的一种紧张关系。文本的意义不在其中某一端，而在它们的张力之间。张力的存在暗示了文本意义的开放性，使得文本可以在不同的阅读中保持活力。可以看出，窦桂梅在对文本的解读中充分意识到了张力的存在，她就是将课堂过程置于小女孩的“不幸”和“幸福”的张力之中来展开的。课堂对小女孩的“不幸”（包括“寒冷”“恐惧”“饥饿”“孤独”“痛苦”五个方面）的讨论非常充分，而且较之以前的课堂更加细腻、更有层次感，对小女孩的“幸福”的讨论也非常细致，有层次，可谓层层深入。其课堂方法如朗读、批注、情境设置、换位思考、紧抓文本的语言等也可圈可点，值得借鉴。唯一遗憾的是，她没有将这种张力保持到最后。这是教师对以往课堂有意的矫枉过正（颠覆），还是因为针对的是小学生，怕他们难于理解，而简化了这种复杂性？又或者是因为，教师本人认为童话就应该给儿童以希望和安慰？这些问题都值得思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