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北大旁听生郑球洋文学简历及作品介绍
郑球洋，男，客家人，“80后”青年作家，九江市作家协会成员。1983年2月出生于江西省南康市太窝乡元岭村石壁下组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系郑氏始祖郑桓公第104世孙，东汉经学大师郑玄第70世孙，福建汀州永定县（郑氏入闽）一世祖、南宋丞相郑清之第35世孙。
曾经上过小学2所、初中1所、高中4所、大学1所、北大旁听5年（2001年至2006年间）。自幼酷爱文学，少年时代即走上文学道路，小学就读于太窝中心小学、南康市蓉江镇中心小学，初中就读于太窝中学，十八岁（2001年）从江西省南康市唐江中学高中毕业。
于2001年9月份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求学，旁听5年。曾师从钱理群、曹文轩、北大醉侠孔庆东等名家大师。2006年（23岁）9月份，为参加高考入学江西赣州南康市南康中学，复读一年后，因故于2007年9月份转学。2007年（24岁）9月份，转学至南康市（龙岭）职业高中，就读一年后，因故于2008年9月份转学。2008年（25岁）9月份，转学至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二中复读高三，2009年（26岁）夏，参加高考。2009年9月（26岁），考入九江职业大学师范学院就读，09年底，加入九江市作家协会。2012年7月初从九江大专毕业，2012年8月3日晚登上隆隆列车离浔而去、千里北上，4日晨抵北京，奔赴北大旁听，报考北大中文专业专升本，在北大紧张复习备考，9月份顺利报考北大中文系，10月份中旬考试结束。
2012年11月2日，郑球洋的北大专升本考试成绩单揭晓并发布。中文专业课成绩“大学语文”科目考取120分（单科总分150分），总分超过北大去年录取线170多分，所以说考上北大的可能性很大，录取结果2012年11月30日至12月5日揭晓。
现为北漂一族，寓居北大，以写作为业，潜心从事专业文学创作。2006年（23岁）春夏，于北大校园从事写作，在香港《大公报》发表时评类政论文章十余篇，统称《大公十论》系列（06年度）。目前在全国各大报刊、杂志发表文学作品日益增多，成为文坛上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作品散见于香港《大公报》、上海《文汇报》、国家级大报《中国国门时报》（北京）、北京青年报、台湾《国语日报》、四川省《四川政协报》、西藏自治区《拉萨晚报》、安徽省《合肥晚报》、九江《浔阳晚报》、《潇湘文化报》、东北吉林省杂志《成功之路》、福建省《两代人》杂志、江苏省《特色教育探索》、《湖海》杂志、浙江省杂志《乐清湾》、广东省杂志《南澳文艺》、河南省杂志《湍河文学》、山东省杂志《景阳冈》、宁夏自治区《灵州文苑》、安徽省《含山文艺》、北京《新城区印象》、河南省《史河风》杂志等，作品覆盖全国各大报刊、杂志达20多个种类，包括北京、上海、台湾、香港、西藏、宁夏等各大省市、自治区，社会影响广泛。最新著作《旁听在北大》已完稿，正出版中。同时在新浪网开设郑球洋文学博客。
2011年1月，受《九江日报》新闻记者邀请，郑球洋接受采访，采访稿文学人物郑球洋专访：《北漂数载苦求索精神家园在九江》刊登于《九江日报》长江周刊第5版“关注”栏目（刊登日期：2011年1月21日）。
通联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5号北京大学吉永庄39号郑球洋收（郑球洋为本人身份证名字，收取稿费、样报／样刊）邮编：100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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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听在北大》
文∕郑球洋
目录
一、去校多年，老尽少年心 2
二、背井离乡，白手行国北 3
三、一塔湖图，燕园旁听客 3
四、米价方贵，居京亦弗易 6
五、庐结西郊，寂寞人罕到 7
六、情系地坛，斯人独憔悴 8
七、百望山下，寂寞枕书冷 10
八、中南海边，谈笑有鸿儒 11
九、惨惨柴门，有子不如无 12
十、风入松下，少年蹭书者 14
十一、落泊京华，叹风尘素衣 15
十二、逢人说项，不解藏人善 17
十三、浮云生死，须倾离人泪 19
十四、寂寥冬夜，露宿街头处 22
十五、燕园情结，连海角天涯 25
十六、胜地无主，山属爱山人 25
十七、爱书欲死，任人笑书癫 27
十八、耳濡目染，北大师生缘 29
十九、从此痴醉，未名栖居客 30
一、去校多年，老尽少年心
逝去的时光总是牵系着我现时的心，好教我在长久的沉寂当中有一种内心如沸的感觉。确实地，每当我在暗夜中想起北大，想起我曾经的旁听生涯，我总是感到一种难言的滋味，这种感觉又弥散开来，教我想起了二十几年来东奔西走的求学生涯，确然地，应该算是“求学”了，这个“求”，应该是苦苦地追求，在面对知识的时候，我总是在不停地追求。然而，十几年的辛辛苦苦的求学，到得后来的积累，也不过似鲁迅所言“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
十余年前北大旁听求学岁月，时常涌现在梦寐之中。寓居浔阳古城有年，夜半，睡中惊起坐，暗风入寒窗。醒后起视，惊回十年梦，孤独寂寞行。兀自感叹，生命不可抗拒，生命又厚爱有加，北漂五年尤其体味。我这江南少年，以梦为马，做了远方忠诚的儿子。寂寞走过无尽黑的夜，轻狂饮下醉的酒，漫谈对酌匡庐的茶，落寞吻过雨花的泪，梦寐中不停执笔，不眠时与月相对……
而今，在这长江之滨，鹤湖的室内，浮动着燕园明晰的过往，掠过那北大旁听岁月艰难的一幕幕，我只是感到有必要用菲薄的文字来纪念那些在我人生中所走过的道路……
在2010年春节过后的正月初四，我的不远万里，要从赣州乘着火车赶到九江，更要从九江赶上北京来的理由，也不过想重新领略一番这“春”，这北国的燕园的早春。北大中文系教授谢冕先生曾说过，“燕园其实并不大，未名湖不过一勺水，水边一塔，并不可登，水中一岛，绕岛仅百余步，另有楼台百十座，仅此而已。但这小小的校园却让所有在这里住过的人终生魂牵梦萦……”谢老说这话已经过了好多年了，又经过很多年的岁月风尘，终是用我的亲身经历验证了谢老的这句话。在这里——这个我心目中时时牵挂着的求学圣地，我经历过怎样的精神的煎熬？我又是怎样的面对那些我生命当中所不能承受之重？我挽着朋友的手，就这样在未名湖边一圈一圈地绕着，我们走过岁月的风尘，走过二十一世纪初期的时光，一如梦幻，一如倒影。共同的回忆将我们带入了一个百味杂陈的年代——那是属于我们的旁听岁月。倘使时光可以倒流的话，时光老人可以很清晰地记起，在这个燕园的深处里，有着那么一个住在未名湖畔朗润园某个平房里的孩子，一住经年，他任性，在盛夏的深夜里，独自跳到未名湖里击水，傻傻地从水中探起头来，呆呆地看着博雅水塔的黑黑的呈现着古典美的高大身影；他无聊，在每个薄雾笼罩的清晨，在倦鸟归林的黄昏，在寂静的深夜，无数圈的绕着湖畔散步、思考；他癫狂，在每个风雨大作的夜里，光着膀子狂吼着在雨中疾跑，还自称“人不张狂枉少年”。
而今，未名湖的水依旧笑春风，然而，她的学子却在她的怀里痛哭，“未名湖是个海洋，诗人都藏在水底。灵魂们都是一条鱼，也会从水面跃起……”，这首熟悉的歌曲，带我进入未名湖那个精神的汪洋大海。我是一条打着“文学”烙印的鱼，也会从现实生活的水面跃起……
二、背井离乡，白手行国北
在我高三毕业时，恰是二十一世纪的开端——2001年。那年夏天，同龄的少年人皆参加高考，奔向他们各自的大学，独独我，未报考，那时候，游历着家乡南康市郊的南山，登山远眺，极北之处，“可怜无数山”。
由于当时高中一味地搞文学，我已经陷入了深深的痴迷的境地。在高中时期，由于文学的缘故，得以给北大中文系的曹文轩教授写信，现下想来，有些幼稚的举动，但表达了那个时代少年的我的痴呆气和书生气，但那时候的我，对于文学，真的是非常的虔诚。记得快高三毕业了，那时候流行萌芽杂志社的新概念作文大赛，文学的热潮席卷了我江西赣南家乡的唐江古镇，彼时，我就在那个古镇接受着我的高中教育。
缘于对文学的热爱，兼且挑了个课余时间专门大老远地跑到古镇的唯一的电信局的电话亭里给心目中的曹文轩老师打电话，我在电话中坦言想来北大走走、看看，我问曹老师，是否可以带我进入学校，曹老师在电话那头笑了，他说北大的校门对所有人敞开。那句话的豁达，让我穿过历史的烟云，记忆如昨。时序倒流，那时候曹老师还年轻，我也还年少，年仅十八岁。不意而今一晃近十年过去了，我已经二十八岁，将近而立之年了。
那时候，我经常看曹老师的小说，其中有《根鸟》，它讲述了一个美丽的童话。根鸟是一个男孩，他怀着固有的梦想，一路的走啊走，在流浪。最后，他找到了他梦中的蔷薇谷，见到了他梦中的亟待拯救的小姑娘。我看到这个故事，也许得到启发了，于是，热血在我极年轻的心中涌动，“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我猛然间在一个风雨交加的下午，离开了那个生我养我的仅有八九户人家的偏僻小村，毅然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生了……
我在多年以后，当在一个叫做龙岭的地方求学的时候，写了篇《甘珠桥游记》，其中写道：“忽地念及自己的生身母亲，想那弱冠时游学京华，竟不顾家中倚门而盼的慈母？不顾南国迷濛的细雨？以及细雨当中亲人的呐喊？思之不禁双眼迷离……”，这写的便是那一年（2001年）夏天在那个细雨当中离别父母家人背井离乡时的场景。
三、一塔湖图，燕园旁听客
到得北京那天，我清晰地记得，是2001年的7月15日，我在北京申奥成功日（7月13日）傍晚从家乡出发，过得两日，抵达梦中的北京。在那个骄阳似火的下午，我抵达了北京西站，坐332路公交车，操着一口蹩脚的带着浓厚的赣南客家话口音的国语，向售票员打听北大西门在哪一个公交车站下。终而探得清楚。于是，在颐和园路北口下车，直直地走向北大西门对面，映入眼帘的是古典三开朱漆宫门，看到这座出现在各种各样的报刊杂志和电视媒体上的金碧辉煌的带着古典韵味的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的大门，我确信，我来到了——我梦中的北大。
进入西门，正前方便是白色的校友桥，三孔石拱，精心修砌，桥身略带弯曲，桥下碧水悠悠，各种颜色的鱼儿纵横游弋，煞是可爱，令人驻足，流连忘返。循桥南望，远处荷塘垂柳，翠壁回廊，那便是勺园，据传为明朝大书法家米芾所建。
过得校友桥，放眼东望，便是贝公楼草坪，华表、银杏呈对称状，两边是外语、化学两教学楼，也对称，这使得位于中轴线上的贝公楼更显气势。贝公楼现名办公楼，是北大校长办公地，与北大西门一样坐东朝西。贝公楼后是一大片树林，树种名目繁多。东北侧，一条小溪，蜿蜒着，东流去，它的尽头，是一座几块大石平铺的小桥，桥的东面，便是大名鼎鼎的未名湖。
办公楼小广场的北侧是鸣鹤园。它旁边的北大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是全国高校中惟一的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它于1993年5月开馆，由北大和美国友人阿瑟·赛克勒博士合作建成。
从博物馆向东北方向走，是红湖及其建筑群。红湖岸边是生命科学学院办公实验楼和考古文博学院教学办公楼。前者是著名学者陈章良领导建立的，后者则是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的新家。从红湖继续向东北，小路曲曲折折，两旁是镜春园。此段风景在北大校园很特别，风格古朴。置身其中，颇能领略一番“曲径通幽处，胡同花木深”的意境。
一路行去，连接着红湖的，便是一条小小的河。当它流经到大湖时，眼前顿时豁然开朗，仿如置身王府大院，此处便是朗润园和致福轩区域。朗润园建筑群自成一体，是典型的皇家四合院风格。此处是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教学办公地，是经济学家云集的地方。
镜春园南端是全斋。全斋与南边的健斋、体斋以及体斋往西一字排开的德、才、均、备四斋，合起来就是“德、才、均、备、体、健、全”斋。整齐排列在未名湖北岸的“德、才、均、备”四斋，在民国时期是男生宿舍，取中国传统文化中“水北为阳”之义，现在此处是北大教务部和研究生院办公场所。
四斋之南，便是未名湖。她安然地躺在燕园之中，周围起伏的地势与湖岸交接形成的流畅线条，将未名湖勾勒得如同一块温润的碧玉。湖畔杨柳依依、曲径通幽，则使她显得更加淡泊宁静。未名湖被未名南路和未名北路合抱。
沿未名北路，便是第一体育馆，体育馆外形古朴端庄，典型的中国古典建筑，从外表看起来很难和体育联系起来，馆内倒是设施齐全，有室内篮球场、乒乓球场、跆拳道场等等，室外还有一个标准足球场及各种体育锻炼器械。体育馆旁的攀岩壁是北大学生社团山鹰社的训练地。从体育馆往南走，可以看见路边有错落堆积起来的石块，留神看会发现石头上有字，标明了石块的类型——花岗岩、玄武岩等，这些乃北大地质系的杰作。
由此右转往南边沿湖东岸，路左便是博雅塔。巍峨塔身与周围松柏及波光荡漾的未名湖构成燕园一大景观。由于建筑方位巧妙，在校园内外、古树之间，时见它的身影，更增神韵。湖塔的天作之合是未名湖畔的神来之笔，如今湖光塔影已成为燕园风景中不朽的神话，未名博雅，湖光塔影，已成北大的典型标志。
博雅塔南边，便是湖的尽头，右转便是湖的南岸，沿未名南路直走，便是斯诺墓、花神庙、临湖轩。沿路西去，便到钟亭，向南转弯可到六院、静园草坪，进入教学区后，便是图书馆、理科楼群，大讲堂、三角地、饮食一条街；再穿过宿舍区，沿五四大道一直走便是北大南门。
临湖轩在未名湖南岸高地上，轩中红柱蓝墙灰瓦，院落小巧玲珑，布满竹林青草，显得静谧安宁。曾是原燕京大学校长、原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住所，现在是北大校长接待重要客人的地方。
临湖轩西边往南便是俄文楼小广场。其上草坪平整，被篱笆条块分割。小广场南便是静园草坪。静园草坪是目前燕园内最大的草坪。草坪两侧的建筑是六处三合院落，称为六院，地处未名湖之南，比湖北之四斋显得小巧。六院在民国时是女生宿舍，同样是取“水南为阴”之义，现今是一些文科院系的办公地。
静园往东，是新老图书馆。该馆目前藏书近600万册，规模仅次于国家图书馆，是中国第二大图书馆，在亚洲各大学图书馆中排名第一。
图书馆面前的生物、文史、地学、新闻4座教学楼以图书馆中轴线为对称，显出中国建筑的风格。此四座楼和馆南的哲学楼、北面的一教楼，以及东边新建的理科楼群是北大主要的教学场所。这里有无数的教室、实验室，每学期开设几千门课程。
图书馆旁往南，一条大道直达南门，这便是北大的主干道——五四大道。大道旁大都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建筑，苏式的楼身加上中式的屋顶，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
沿五四大道走下去就是大讲堂，全名叫做百周年纪念讲堂，1998年为纪念北大建校一百周年而修建。
大讲堂旁边就是北大有名的三角地。从三角地再往西过去，就是北大的食堂区与商业一条街了。北大食堂众多，大小食堂叫得出名字的就有十几个。食堂里的口味汇集了南北各种风味。连接食堂区域的就是北大学生最爱光顾的商业一条街。这条街上有银行、邮局、商店、超市、复印铺、水果摊等，距离学生宿舍很近。这条商业街南边是北大的宿舍区，穿过宿舍区便是南门。
北大校园占地很大，仅主校区便有270公顷，整个校园从功能和建筑风格上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区：由西门进去的风景办公区，集中了学校的行政办公机构，建筑风格以中式为主，风景集中于未名湖畔；南门附近主要是生活区，集中了校内大部分的宿舍、食堂和店铺，建筑主要是上世纪50年代中苏结合的风格；由东门进去是教学区，大部分是教学楼、实验室，建筑风格以上世纪90年代为主。
对于北大校园的这些地理位置的认识，实在是积五年的旁听求学经验所致，因了这五年，无数次地走在这片熟悉而又陌生的土地上。
由于当天下午我只是一个劲地在北大的校园里悠哉游哉地闲逛，所以，待到暮鸦归巢时分，我方发觉没有找到旅馆住宿。但是，心中并不是很慌忙，我依然陶醉在未名湖的湖光塔影之中。
在那最初来到她的怀抱的第一个夜幕降临的时分，我似乎随意地出了北大西门，在西门街的对面漏兜桥一条小巷子里随便找了家饭馆吃了碗西红柿鸡蛋面，那个美味，时至今日我仍记忆犹新。现在那条巷子早就在北京城的地图上消失了，思之不禁有些淡淡的惆怅，只是当时已惘然！估计是太饿了的缘故，我吃得格外香。夜深了，我还在未名湖畔徘徊。到得夜晚十一二点后，实在是抵不住困倦，于是，在未名湖东北角的一座石桥（石桥下是一个泄水的铁闸门）的西边找到一个长条形的石凳，我就放下带来的仅有的一个书包，迷迷糊糊地，便在石凳上睡着了。
此后，我在北大旁听生活正式开始了，这一听，就是四年，足足有四年，我没有离开过北大，待到第五个春节，我方首次回到家乡……
四、米价方贵，居京亦弗易
2001年夏，我到得北京，目标既含糊不清，希望也极渺茫，以为北京有的是机会，殊不知曹老师早在我来京之前就告诫过我“首都米贵，居京大不易”，然而我往往抱着一丝可爱的文学上的幻想，正如当年的沈从文。
一九二二年夏，为了使自己的生活“多见几个新鲜日头，多过几个新鲜的桥……”，刚二十岁出头的沈从文决定脱下军装，“尽管向更远处走去，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赌一注看看……”，风尘仆仆地从湘西军营跑到北京，住酉西会馆，“进到一个使我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来学那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了”。
但是，到得北京没多久，沈从家乡携来的“湘西王”陈渠珍所资助给他的盘缠便告罄，后来便搬进银闸胡同，到北大做了不注册的旁听生。
北京大学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多种社会思潮的发源地，历史上就有旁听的传统。旁听生是百年名校北大的一道特殊景观。这一批并不属于大学编制内的社会群体，给北京大学“兼容并包”的办学风格增添了颇具平民色彩的诠释。
北大老校长蔡元培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办学方针付诸实践，倡导的是“无人不当学，而亦无时不当学”，要求“各学系有缺额时，均得收旁听生”，通过开办校役班、平民夜校，招收旁听生、选科生等方式，尽可能地让北大的教学资源惠及平民大众，甚至对没有经过任何合法手续的“旁听生”、“偷听生”也敞开怀抱。“来者不拒、去者不追”，这样的浪漫主义，唯老北大开风气之先。
自此，北大便开始有了旁听生，而旁听风之甚更可谓“前无古人，后启来者”。也有人指责旁听制度搞得北京大学乱糟糟，蔡元培有次问老下属：“守常，你说我这样办学行吗？”李大钊点了点头：“这就叫‘胜地自来无定主，大抵山属爱山人’。”
从蔡元培时代的北大开始至今，旁听生传统便源远流长，谈及这一传统，曾著有《老北大的故事》的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说：“理想中的大学，应该是没有围墙的。任何一个公民，只要有时间、有精力，听得懂相关课程，大学就应该向他们开放。”
再说沈从文，在几乎没有任何经济支持的境况下，忍饥饿，挨北京严酷的寒冬，这个倔强的湘西人开始向文学领域进发。可是，学历太低，没有资历，想以文学来养活自己，几乎成了虚幻的可笑的幻想。
在生活上，沈从文困窘到了极点。他几乎没有任何经济来源，连最基本的吃饭问题，都是这里蹭一顿，那里混一顿，或者赊帐：在公寓和小饭馆吃上几次。（数年之后，一次他从上海返北京，还在一家小饭馆的欠帐牌上，看到“沈从文欠若干元”的字样。）为了生存，也为把自己思想和生存的特别经历表达出去，在这段时期，沈从文开始拚命写作起来。可是，最初他向北京多家报刊寄出的大量稿子，全部石沉大海。这还不算，在《晨报•副镌》的一次编辑聚会上，他投寄的十数篇文章被连成一个长条，摊在桌上，为众人奚落。
生活的穷困和精神上不被认同，一般情况下总会很快毁灭一个人的。可沈从文却有湘西人的深刻忍耐和倔强，他仍将他的生活阅历和生命感受，写成文字，向那些大小报刊一再投去。
濒临绝望的沈从文，开始向京城知名作家写信，倾吐心声。沈从文向郁达夫投寄的信，当时并没有保存下来，可在他当时写作的其它文章中，录下了一封这样的求助函。信函的内容，也应当是向郁达夫倾吐的主要意思，“郁达夫先生：在你看我信以前，我先在这里向你道歉，请原谅我！”他这样描述自己的状态：“一个人，平白无故向别一个陌生人写出许多无味的话语，妨碍了别人正经事情；有时候，还得给人以不愉快，我知道，这是一桩很不对的行为。
不过，我为了求生，除了这个似乎已无第二个途径了！所以我不怕别人讨嫌，依然写了这信。我很为难。因为我并不曾读过什么书，不知道如何来说明我的为人以及对于先生的希望。我是一个失业人——不，我并不失业，我简直是无业人！我无家，我是浪人——我在十三岁以前就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了。
过去的六年，我只是这里那里无目的地流浪。我坐在这不可收拾的破烂命运之舟上，竟想不出办法去找一个一年以上的固定生活。我成了一张小而无根的浮萍，风是如何吹——风的去处，便是我的去处。湖南，四川，到处飘，我如今竟又飘到这死沉沉的沙漠北京了。”不仅生活，“一个陌生人，在这茫茫人海中，更何处去寻找同情与爱？”他希望能寻觅到文学创作上的知音，得到鼓励与支持，同情与关爱。
因为面对的是作家，沈从文专门写道：“我以为‘能用笔写他心、同情于不幸者的人，不会拒绝这样一个小孩子’，这愚陋可笑的见解，增加了我执笔的勇气。”可他同时又不敢抱多大希望，“先生对这事，若是懒于去理会，我觉得并无什么要紧。我希望能够像在夏天大雨中，见到一个大水泡为第二个雨点破灭了一般的不措意……”
几位收信的作家中，唯独郁达夫给了沈从文回应——亲自看望了他，请他吃了一顿饭，并送给一条冬天不可或缺的围巾，还有一篇针对当时黑暗的旧社会表达无限愤懑的文章——《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
后来郁达夫便将这封信登载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六日的《晨报副刊》上，信中这样写道，“像你这样一个白脸长身、一无依靠的文学青年，即使将面包和泪吃，勤勤恳恳的在大学窗下住它五六年，难道你拿毕业文凭的那一天，天上就忽而会下起珍珠白米的雨来的么？”信中充满对当时旧社会的种种愤懑。讲这些给沈从文听，当然不是怕沈向他借钱，而是以自己一个拥有留学生资格、又在大学教书的人的境况，来证明“目下的中国社会的不合理，以大学毕业的资格来糊口的你的那种见解的错误罢了”。
在这种现实状况下，一个没有钱、没有靠山、却抱美好希望的文艺青年，郁达夫能告诫他什么呢？“现在为你计，最上的上策，是去找一点事情干干”。可是，沈从文这样的青年，能干点什么呢？想到这里，郁达夫有些激愤起来，他带强烈情绪说：“然而土匪你是当不了的……所以最上的上策，于你是不成功的了。其次你就去革命去罢，去制造炸弹去罢！但是革命是不是同割枯草一样，用了你那裁纸的小刀，就可以革得成的吗？炸弹是不是可以用了你头发上的灰垢和半年不换的袜底里的腐泥来调和的呢？这些事情，你去问上帝去罢！我也不知道……”这番话，显然是怀着对当时黑暗社会的强烈不满情绪抒发出来的，所以有讥刺、有调侃、有激愤，但是，情感却是真实的。
虽然文章如此写，可是，郁达夫在沈从文的文学道路上，还是给了他最切实的帮助。一九二五年，因了投稿，经郁达夫介绍，沈从文与徐志摩相识，进而得到徐的赏识与大力举荐，为沈走上文学坦途奠定了重要基础。这，沈从文也没有忘怀。一九三六年，当出版一本《从文小说习作选》时，沈在序言中有这样一段充满感激之情的话：“这样一本厚厚的书能够和你们见面，需要出版者的勇气，同时还有几个人，特别值得记忆，我也想向你们提提：徐志摩先生，胡适之先生，林宰平先生，郁达夫先生……这十年来没有他们对我的种种帮助和鼓励，这本集子里的作品不会产生，不会存在。说不定就卧在什么人家的屋檐下，瘪了，僵了，而且早已腐烂了……”
沈从文便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走出了一条他自己的文学道路。这位文学天才原来没念过中学，念小学时也是天天逃课，要不是这时候在北大“旁听”，真难以想象他后来能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成就卓越的文学大师。这位杰出的文学家、作家、小说家、散文家、历史文物研究家、考古学专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一生共出版过三十多部短篇小说集和六部中长篇小说，一生创作结集约有80多部，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位，是少数几个拥有世界性声誉的现代中国作家之一。
瑞典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审委员马悦然于高行健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后，在《明报月刊》中表示，1987、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最后候选名单之中，沈从文入选了，而且马悦然认为沈从文是1988年中最有机会获奖的候选人。
1988年，马悦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瑞典大使馆文化处询问沈从文是否仍然在世，得到的回答是：“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其实，沈从文刚刚离世数月。于此可见沈从文长期在国内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当真令人扼腕叹息。文化界流传，1988年诺贝尔评审委员会已经决定文学奖得主是沈从文，但沈刚刚离世数月，而诺贝尔奖只颁授给在世作家，因此沈从文与诺奖可谓失之交臂。
我常常以前辈的成功来激励自己。在对外交往当中，我往往自称“我其实是一名学中文的学生”，可见我一生都在梦想着做一个大学生。像周星驰在他的《喜剧之王》里的经典台词“我其实是一名演员”一样，内心充满着成功的梦想、以及在朝梦想奋斗的道路上的辛酸及无奈。我这样告诫自己，既然来了北京想学习一切，经验一切，既然为了文学的信仰而活，便千万不要把信仰弄丢，因为除此之外，我真的一无所有……
直到多年以后，当我又入了学，在九江大学读书时，便遇上了九江市作协秘书长罗会珊教授，在一个冬天的寒风凛冽的傍晚，我到他的办公室去拜访他，然后他便问到我的境况，看到我依然是外面罩着一件单薄的灰白色的秋装夹克，里面连过冬的毛衣都没有，就又听到我的倾诉，他站起身，将脖子上一条毛线织就的雪白色的大围巾摘下，掸去上面的灰尘，披到我的脖子上，然后好言慰问我，很是说了些鼓励的话，这便教我心中暗暗地涌动着一股热血的激流，夹杂着对罗教授知遇之恩的永远无以为报的感激，同时又很是为中国的搞文艺的青年的种种艰难的生活境况而哀恸。回到住处，我便情难自已，“感伤从中起，悲泪哽在喉”。钻在被窝里，紧紧地抓着被子，无声地哽咽了好久，便就又教我想起了我在北大的旁听生涯……
我明白自己的根底浅，在文学的道路上会受到更多的磨难，经济上也会受到巨大的威胁。但我不愿求人。在北京最初的两三年，我在经济上逐渐地断绝了来源，于是，只有在那种苦境下艰难度日，只好干各种各样的杂活和兼职，靠在北大、清华、北师大读书的一些老乡和朋友的帮忙，常做不速之客去蹭饭。这些老乡和朋友后来陆续毕业，散布于各大城市。
五、庐结西郊，寂寞人罕到
全新的北漂生活呈现在了我的面前，首先便是住所的频繁更换，从这里可以看出我当时生活的艰难与困顿。这教我想起了沈从文先生在北大的旁听生涯，彼时，五四运动方兴未艾，围绕着北大红楼，形成了一个拉丁区，住满了各地的来京求学的年轻人。时值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课堂遂向所有国民开放，此传统绵延至今，历经百余载，惠泽无数学人。那时，沈从文也便成了不注册的旁听生。我曾阅览过他的传记，只记得他当年在北大的旁听生涯里，时常精穷得吃不上饭，有一顿没一顿地煎熬着度日，还时常到北大同学和老乡那里蹭饭吃。
那种经历，我也经常遭遇到，记得是在那几年里，我依旧有一顿没一顿地煎熬着度日。有时便又到食堂里看别人吃饭，盼望遇上熟人老乡，得一顿饭吃。在那些个春夏秋冬里，实在饿极了，便扎紧裤腰带，去北大食堂里靠着那些免费的菜粥充饥，因为学一、艺园、学五食堂的大厅里有着一大桶的免费菜粥，倘运气好的话，早上没有卖完的紫米粥便往往兑了开水并那青菜一起出现在了那铁桶里。
想想当年伯夷叔齐采薇瘦，终饿死首阳山，不禁嘘唏；便又闪过曹雪芹的形象，在2003年初夏，我实在是没了法，因了“非典”肺炎在全国的爆发，却也很是影响了我一阵子，于是便到北京西郊香山红叶村附近的民房里短期租住了三个多月。此处近山傍水，“庐结西郊别样幽，日望西山餐暮霞”。除了自然风光秀美以外，寂静和谐，更是读书写作、修身养性的理想环境。
我的住处毗邻北京植物园，而曹雪芹著书的红叶村便在植物园里。便在寓居香山的那段时日，我天天早上跑步去樱桃沟，然后在那个“青埂峰、无稽崖”景点下，凝望着那块大青石，痴痴地发呆。石头下面是一个岩洞，据说曹雪芹写作《红楼梦》时便曾在那里避暑。在石的旁边，便是一个巨大的纪念碑，为的是纪念“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背景下所爆发的“一二·九”运动。
每日清晨，我往往从樱桃沟那边顺路走过植物园里的蜜蜂研究所，路过卧佛寺，然后跑过三个很大的人工湖，每天早上在曹雪芹的故居红叶村前早读、思考、徘徊着，想象着“举家食粥酒常赊”的境况，复原着“蓬牖茅椽、绳床瓦灶、鬻画为生”的场景。
曹氏因了写《红楼梦》而终竟贫病交加，加之幺子早殇，“肠回故垅孤儿泣，泪迸荒天寡妇声”，雪芹因感伤成疾，病殁于此。倘曹氏不去写这劳什子的《红楼梦》，一心一意地钻营，凭了他的才华，会可能连饭都吃不上吗？会可能病饿而死吗？会可能连他的小儿子得了感冒连抓药送医的钱都没有吗？最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心爱的儿子生命的气息逐渐地消散，终而变作一具没有任何生命体征的尸体！我想，这时候，雪芹一定恨不能以身代之。终而，幼子的夭折一定是让雪芹忧郁如狂，竟然导致创作上的辍止。于是，《红楼梦》写至八十回便戛然而止，雪芹离我们而去。然而，伟大的作家，其生前因了写作流传后世的永垂不朽的作品，往往得不得任何创作上的经济保障，确乎是连饭都吃不上，身后却养活了一代代、一批批的红学家，至今不绝。这岂非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这更是许多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们的悲哀，并不独独是曹雪芹，譬如蒲松龄，吴敬梓，路遥，一长串的人名不忍卒读；更是无数的默默无闻的写作者们的悲哀。0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女作家、诗人赫塔·米勒的话言犹在耳，“写作彻底被边缘化，这个世界已没有作家的立锥之地”。
文人们一直抱怨：作家越写越穷。近年来，稿费普遍低于物价水平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现实相比，纯文学作品稿酬过低，持续时间过长，实在是说不过去，早就引起了作家的不满和文人的呼吁。然而，呼吁归呼吁，纯文学稿酬低的现状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科技界已经与时俱进，院士们的发明创造能拿到几百万元的奖金，而人文科学领域相形见绌。茅盾文学奖奖金是5万元，鲁迅文学奖只有1万元，作家们囊中羞涩，寒酸不堪。
据了解，目前纯文学的稿酬一直沿袭上世纪80年代的标准，像《收获》、《上海文学》、《萌芽》这些上海作协所属老牌文学杂志，普遍的稿费标准是千字80元，名家或者是好的作品，可以增加到千字百多元。而在其他城市，文学杂志的稿费标准可能更低。作家出版文学书籍也是所获微薄，与高级脑力劳动极不相称。而在《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五辑内部工作会议上，王蒙先生对入选作品在发表时才获千字40元的稿费，表示出气愤，认为这是对作家劳动的侮辱！
倘若曹公在天有灵，当为后辈作家们和广大写作者们扼腕叹息。但望在现代社会，不要再出现曹雪芹式的悲剧。
遥想当年，曹氏为了著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常常踱步于村前屋后，缜密思考红楼之情节，那西山流泉可曾记得当年雪芹踱步沉思的身影？一阵风过，在雪芹故居前，我痴痴地凝望着，香山红叶飘飘洒洒，在寂寥的天宇下，化作精魂舞……
六、情系地坛，斯人独憔悴
彼时，我在北大的老乡历史系的蒋英林君已在故宫博物院工作，记得有好几次在他那里蹭饭吃。他知道我的境况，往往一笑了之，有次夜深了，我赶到他的住处，他弄了份蛋炒饭给我吃，而后是促膝长谈，再之后便是在他的寓所的客厅的沙发上睡了一夜。因为他也是跟几个人合租的，未曾有空缺的床位。
我在北大，经历着心灵和肉体的双重流浪。单从住所的更换来说，便可见一斑。而经历着多年的城建规划，这些昔日的住所几乎拆除殆尽，倘不是我在这里提起，或翻看老旧的地图，今时的人们，大概也不会去想起很多年前那些南人在京城的北漂旧事吧！
最初是住在北大西门对面漏兜桥小巷子的一户民居里，月租金大约300块，然而，我住了仅仅一个月便不得不搬离，自然是太贵了消费不起。于是，之后的住所，往往是越搬条件越差。之后便是搬到圆明园里头深处的一个叫做北圆大学生公寓的地方，因为那里的房租便宜到150块钱一月。
也便在那个时候，2001年秋天某一个阳光暖和的下午，那时刚来到北京没多久，我便独自骑着单车在北京的大街小巷里闲逛，不知何时，就走过了土城堡路，再后来，过了安贞桥，茫茫然地来到地坛。那次的经历，在后来好多年后——2006年冬天某个寂静的下午，当我又重新坐在赣南家乡南康中学的书桌前时，在备战高考的那些个日日夜夜里，我一字一句地读着中学课本上先生的《我与地坛》，我禁不住无声地哽咽，泪眼模模糊糊地，似乎从字里行间看到了我当年十八岁时孤身一人游地坛时的情形：那时候地坛公园已经开放，白天游人如织，我肆意地逛着，很是看到了些新奇的东西，我没有料到那天地坛举办图书活动节，呈现在我眼帘的是排山倒海的书堆，摩肩接踵的人群。
一个孤身少年，就在那里漫无目的地踟蹰，踟蹰而又彷徨。夜幕降临，人潮退却，这座古园仿佛一下子变得幽静起来。我便像许多年前的史铁生一样，去古园的老树下、荒草边或颓墙旁，去默坐，去呆想，去推开耳边的嘈杂理一理纷乱的思绪，去窥看自己的心魂。史铁生说过，惟园中那些老柏树依然令他感动——历无数春秋寒暑依然镇定自若，散发着深厚而悠远的气息，不被流光掠影所迷。我呆呆地看着这些老柏树，想象着史先生的文字留在我心头的印记，一边在园子里漫步。后来更是找到一个亭子，闪闪缩缩地躲在亭子后面，睡了一会，迷迷糊糊地，听到管理员打着手电到处巡逻，我于是转移场地，躲到一片花草的后面，蜷缩着，心里自哀自怜、自怨自艾起来……
后来在管理员的敬业下，我没了法，只得出来，说道想在这里过夜，因为迷了路，那人看我是这么瘦削的一个小小孩子，看样子像个中学生，脸容和善，不似坏人，于是缓下脸来，说道他可以给我指路。我说我就住在圆明园里头的一个公寓，后来还是在一群管理员的指点下，我沿着一条线路骑着单车，在寂静的夜里，感受着北京人文明和善的一面，终于回到了圆明园的北圆公寓，却已经是深夜十一点多了。那些情形与史铁生几十年如一日地摇着轮椅徘徊在地坛的形象重合，似乎也便从内心读懂了地坛。
后来，在2006年初，在一篇文章中，我曾这样写道：“终教我知道，在现实世界当中，我还是应当鼓起万分的勇气闯出一条我自己的路来，史铁生在《我与地坛》当中，曾经深刻地描述过对人生、生死、命运、母爱等的看法，他把用生命感悟到的宝贵东西传达给大家，那些对于生与死的全新理解，对母亲的浓浓感情，深深地震撼着人们的心，他用他的苦难提升了大家对生命的认识。史先生是在地坛里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文学之路，他也终于成为受民众景仰的作家。而奇怪的是，就在我十八岁那年刚到北京没几天便鬼使神差地骑著单车进入那个古园子，我一头扎进去之后便一直待到暮鸦群飞的傍晚，在那里，史先生在《我与地坛》中所描述的那一排排的柿子树依然如故，依然有著一群小孩在捡柿子，那古殿檐头的风铃依然在傍晚的夕阳当中沧桑地叮咚作响。然而，时至今日，我离开地坛已经十多年过去了，我依然在岁月当中蹉跎，依然没有闯出属于自己的文学之路……”
那时候圆明园还没有开发，也缺乏管理，到处是乱草丛生，到处是野狗出没。在多年后（2006年），我跟唐君等一起住在北京北郊西三旗往北的昌平区一个叫做沙河的地方，在那里，日日夜夜地练笔、写作，都是一群从事文艺工作的有志青年，往往三餐难继，食无鱼，出无车，手中这笔却不曾一日中止写作。那时，我模仿着史先生的笔法，曾经写过一篇叫做《我与废园》的散文，在这篇文章中曾这样写道：“废园一别已五载！这时候想必我是该写了。五年前的一个下午，我骑着单车进入园中，它为一个落魄此城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那时的废园，是一个没人管辖的地域，是一片无人的旷野。暮鸦的归巢扇翅声，令人油然生出‘夕阳西下，落魄人在京华’的个人遭际感。我就经常地想，我的思想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我是否感到凄凉之气呢？有时，我吃着园里的旷野上灌木丛中的野枣填着我那饥饿的肚子，行进在一片片的无人的荒草丛中，想象着史铁生在地坛日日夜夜地徘徊的足迹，我又是怎样的一种情绪呢？”
“现下想来，给我记忆最深刻的地方，就是来自于那初秋的九月，那高高的阔叶树上的一阵阵微风的轻抚；我最是记忆深刻的，是那难以明了的一种充实感。我以前没有好好的去体会——那夜半的班车，在下雨后的泥泞的大道上驶过的轰鸣声，车窗外古园子里草木的清新气息的灌入，那是一种何等熟悉的感觉啊！”
“最先是慕北京大学之名而来的，欲刻苦治学，成就一番自己的学业、事业。期间，我住过废墟上建起的那简陋的集体公寓。我每每担心于自己每月的房租，每天的生活费——吃饭总得用钱吧？生活用品，总得用钱吧？我就经历着这些最初的煎熬。但是，我没有倒下，我依然在争分夺秒地刻苦努力，兢兢业业地，从没有一刻敢放纵、懈怠。因为那是时刻关系着我的生命是否能够存在的尖锐问题啊！”
现下看到这些五年前的文字，禁不住心神激荡，精神依旧恍恍惚惚的，犹如在梦中。是啊，岁月不待人，距我写这篇关于先生的文章的时日已有五年了，岁月仓促地从我的指缝间流去了，距我最初来到北大、茫茫然地走进地坛的那个2001年的初秋，已又一个十年过去了。
直到十余年之后，我安静地坐在九江的宿舍里，日日夜夜地伏案写作，方算是朝着文学的道路不断地前进。而十年前流浪地坛的经历，史铁生老师在文学上对我的影响，却潜移默化，终而深深地烙印在了我的心灵里，好教我鼓起万分的勇气不断地写作、投稿，在文学的园地里默默地耕耘……
七、百望山下，寂寞枕书冷
再之后，便是一直不停地倒换住所，在那种落魄当中，感受到北漂生涯的一点一滴，感受着北大旁听生涯的全部，痛并快乐着。便是如此罢，那时候，我才十八九岁。
在2001年初冬，由于经济方面的压力，我已经掏不起那每月仅仅150块钱的房租了。我搬到了远离北大的黑山扈路国防大学附近的北望山下的一个叫做西北旺的城乡结合部，在那里，我找到了一个叫做颐柳大学生公寓的地方，因为那里的房租便宜，月租才75块钱。我在那里，足足过了一个冬天，到得开春，也就是二月份，方才从那里搬离，因为离北大太远的缘故，实在是不利于我的求学。对于那段特别困难的求学岁月，我是一直珍藏在内心深处的，有时候午夜梦回，总是感到后背凉飕飕的，对于那段时间的读书求学生涯，我兀自感到后怕……
我独自住在一间月租75块钱的小屋，生活很是混乱，作息时间严重的颠倒，内心充满孤独，昏乱的大脑，烦躁的心绪，常常试图振作一点精神用来学习。那时候，我往往买好一大袋的苹果，一整箱的方便面，聊以充饥，维持生计。那时候，我买了笔墨纸砚，还买了字帖，王羲之字帖、欧阳询字帖、柳公权字帖等，每天练字、写作。那时候在开支方面唯一的大方是，即使明知明天没钱吃饭，然而也不由自主地要用这些身上仅有的钱去购买深心里所喜爱的文学典籍，比如当时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一个鉴赏辞典的系列书。如《唐诗鉴赏辞典》、《宋词鉴赏辞典》、《元曲鉴赏辞典》、《古文鉴赏辞典》等，因了我在家乡的高中时期偷偷地积攒下来一些伙食费，后来便购买了一部分，所以，在京看到这个系列的书后，禁不住如老友重逢，格外眷顾，于是，便连余下的《明清诗鉴赏辞典》也一并买下了，将它们置于床头，睡时权且当做枕头，号曰“书枕”；每晚睡前看看，权且当成与老友对谈，在书里，有着红学家周汝昌的半古半白的文章，有着袁行霈的鉴赏文章，举凡在古典诗文领域造诣深厚的专家、学者，里头都有他们的对于该诗词很有见地的点评。
八、中南海边，谈笑有鸿儒
也便在那时候，忽而某天在北大三角地的海报栏看到国图讲座预告，赫然有周汝昌在北图旧馆的讲座，于是，不辞辛苦，居然倒腾了几路公交车，终而到得老北图，那里靠近北海公园，便在府佑街上，我于是亲眼看到了周老先生，看到遍地都是人，都挤在那里，或坐、或站、或蹲在地上，各路媒体的相机和摄影机密密麻麻，报告厅里安静得只剩下周老的声音在大厅的各个角落里来回飘荡，彷如春风。我于是亲聆他的红楼妙论，那个愿望一直便有，最初可以追溯到念高二时看《读者》杂志的介绍周老的文章，那时便想，要是能够亲眼看见周老，该有多好。那次他主讲《红楼梦与中华传统文化》，我听得目瞪口呆，黄钟大吕在我的心头敲响，久久不绝。那时周老先生已经八十高龄，双目失明，即便如此，在他女儿的搀扶下，愣是坚持着讲完，他那天兴致很好，谈锋甚健。后来听完讲座出来，我的心久久难以平静。不由得跟《读者》杂志里头介绍的“红学家”的形象相比较。
那天还乘兴游览了周边景致，观赏了北海公园内那些别致的亭台，曲折的游廊。该园以神话中的“一池三仙山”（太液池、蓬莱、方丈、瀛洲）来进行构思布局，形式非常独特，富有浓厚的幻想意境和色彩。这里水面开阔，湖光塔影，苍松翠柏，花木芬芳，亭台楼阁，叠石岩洞，绚丽多姿，仿如仙境。琼岛上有高67米的藏式白塔（建于1651年），还有清乾隆帝所题燕京八景之一的“琼岛春阴”碑石及假山、邃洞等。东北岸有画舫斋、濠濮涧、镜清斋、天王殿、五龙亭、九龙壁等建筑；其南为屹立水滨的北海团城，城上葱郁的松柏丛中有造型精巧的承光殿。这便教我平生第一次看到了北海粼粼的波光，看到了高高矗立的白塔，经过了那曲折的游廊。看到了那里的几座桥、几座曲折相连的别致的亭台，看到了一些明清的古迹，看到了不远的水波荡漾处中南海朦胧而神秘的轮廓，夹杂着一些难以索记的隐微的文人情怀，多年以后思之，总是感到老北京悠远的文化余韵时常在我的梦中飘荡……
那时候，我便这样罢，每天看各种的文学书籍、读各样的报，写日记、练文笔，做着那样的虚幻的文学梦，期待着自己的作品有朝一日能够得到发表，获取稿酬。然而，渐渐地，在我的眼中看来，连自己都感到不甚满意，我经常质问自己，为什么没有恒心和毅力去成就属于自己的事业？我为什么不拼搏进取、奋发图强？午夜梦回，我会隐约地后悔背井离乡，来到这漫漫的北京的人海当中，然而，这些后悔，往往一闪而逝，代之而起的，是坚强的决心。
那时候，我一直是处于精穷的状态，远在广州制衣厂里当裁缝的姐姐经常在经济上给我一些接济，每月里寄来的钱维持我最初在北京漂泊时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
九、惨惨柴门，有子不如无
便在2001年底吧，不知道何时，我忽而得到家中来的消息，起初父亲还是遮遮掩掩，言辞间闪闪烁烁的，然而，最终我还是从姐姐那里得到了一些消息，一些关于母亲的消息。我离家北上的那天下午，母亲看着我在南国的细雨当中，渐行渐远的身影，她无语，我只约略地记得，我交给了他单车的钥匙，然后告诉她记得把单车推回家去。我的母亲，是素来不会骑单车的，后来听说她把单车扛回家了，一辆老式的笨重的单车，那需要在雨地里费多大的劲啊，那时候，她的儿子，浑不知道为人父母的苦心，只是觉得那一切，都是父母应该做的。后来，就从电话当中约略听闻到，母亲在那个下午回到家中只是一个劲地哭，“白头老母遮门啼，挽断衫袖留不止”，那次晚饭也不做了，只是沉浸在儿子远行的担忧之中了……
忽而到得寒冬，记得有次我在电话里头跟姐姐通话，不由得哽咽，后渐至于痛哭出声，再后来变成嚎啕大哭。因为听到一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起初听到来自家乡的流言，后来，竟至于一语成谶。据说母亲起初是在家门口的晒谷坪前唱歌，后来就简直是没日没夜地唱歌，她在唱那些六十年代的歌曲，她年轻时候所熟悉的歌曲，《外婆的澎湖湾》等。后来，人就渐渐地变了颜色，眼神涣散，渐至于神志不清起来，后来就卧床不起了。父亲变卖了家里的唯一一头耕地的牛，然后把她送进一个私人开办的精神病医院去了。
据父亲说，母亲那阵子病重，后来渐渐地，就到处乱跑了。据说，有一次暮鸦归巢的时分，当父亲背着犁耙从田里回家后，看到的，就是饭桌上整整齐齐的饭菜，而母亲却不知道哪里去了，于是，父亲到处寻找，后来，一晚上找不到。第二天，方才从我们村的废弃的老屋那边的一家人的牛栏的屋檐下找到，据说母亲是得了严重的迫害妄想症，老觉得有人要来害她。于是，她在夏夜里躲在那个牛棚下，我不知道当时母亲的心里是怎么想的，是不是想到了他远在北京漂泊的儿子？是不是不放心她的儿子？“暗中时滴思亲泪，只恐思儿泪更多”，夜晚的蚊子很厉害，况且是蹲在牛栏下，整个晚上。那时候，我父亲说，母亲瘦骨伶仃地，整个人脱了形。
多年以后，当我首次回到家乡坐在家中的灶房，听着父亲一字一句的缓缓道来，我的心更加的充满着深深的内疚，“爱子心无尽，归家喜及辰。见面怜清瘦，呼儿问苦辛。低徊愧人子，不敢叹风尘。”儿子的不孝，在父母那里，总是很容易得到原谅；父母的慈爱，在儿子的心里，却变成了啰嗦的代名词。现下想来，我是那样的歉疚。也只有等儿子渐渐的长大，方才理解父母深心里的对于儿子的无言的无语的无法表达的爱。因为中国农民便是这样，面朝黄土背朝天，就这样一辈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们不知道阳春白雪，他们不知道高雅的艺术，在这个世界，他们有着太多的不知道，但是，他们又有着太多的知道。他们知道他们一生的命运就是那样了，他们早出晚归，也就是为了他们的后辈不再像他们那样像蝼蚁般微贱地艰难生存。他们固执地送儿女们读书，因为他们相信，读书可以出人头地……
多年以后，我在一篇散文《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中这样写道：“早在十五年（1992年）前，我的母亲双手便已经逐渐残废，最迟在21世纪的初期，亦即2001年左右，我的母亲便因为艰难的家运以及各种错综复杂的外界加诸我的家庭的压力终至于发疯了。长期罹患间歇性精神分裂症的母亲委实让我有撕肝裂肺的痛苦……”
我在文中曾叙述了这样一件真实的小事：母亲在大脑清楚的时候，不知从哪里打听到了这样一个挣钱的门道——卖鸟。因为我家处在赣南部丘陵地带，多松树，多鸟类栖息。于是父亲在唐江镇的逢圩日里买了好几幅大网——那种专能网鸟的网。在远离人烟的山林荒地或岭下的溪边布置了好几幅网。我的母亲在头脑清楚的时候便腆着个因日日服用精神类药物出现副作用而胀大的肚子在白天整日守候在远离那几幅网的某个角落，因为站近了怕鸟见到人不敢飞过，她又时常担心网住的鸟被别人捉去，事实上，真有好多次有人乘无人在时捉走了鸟撕破了网。又有些山民狭隘地用镰刀将整幅网划破。这些都教我的母亲终日地提心吊胆。她担心的还有便是每隔几天偶或网住的乌鸦斑鸠拿到逢圩日的林场集会去仅仅卖得的一两元钱或八元十元怎么够得我在学校吃饭的钱，每次我离家返校时母亲都神秘兮兮地偷偷地从她的箱底里捧出一大把的一角两角的零钱说是要瞒了父亲给我，事实上父亲从家具厂里每次都是预支得来的钱还是基本上够我的伙食费的。然而，得了疯病的母亲越来越是固执，谁劝也不听，她只有一个念头，她只是一心想着她的儿子，她只是记挂着她的儿子在学校里要伙食费。反而是母亲自己每每当父亲在工厂我在学校的时候她只是煮一碗青菜又放很少的油却竟然能够吃上两三天，为此她常常挨偷偷回家搞“突然袭击”的父亲的骂，那种骂是我一辈子唯一附和父亲一起批评母亲的骂，然而，在这样的事实当中我也好父亲也好都在内心凄然地意识到母亲正在丧失她的基本的日常生活自理能力。每个周末我都要回家，每个周末我都要让母亲带着我跋涉过山溪和田埂来到那张网捕鸟的地方！我要记住这一切，这一切的场景我都要深深地记住，我要一辈子都记住，永不忘却。母亲对我的爱我怎么能够承受得起呢？我怎么能够回报你呵，我的母亲！
文中还这样表达着我当时的心境，“我的眼光穿过层层叠叠的丘陵看到我的母亲在有时半清醒有时半迷糊的状态下依然站在那片张开著捕鸟的大网的某个角落，这样一个伶仃的腆著个大肚子的身影长久地停留在我的脑际，我不愿忘却！但愿我永生永世都不要忘却！有时候我愤激地说上一句：我宁愿我自己也发疯了！要不，这一切我怎么能够承受得起？做儿子的想使母亲骄傲的心毕竟热切得很。所以我经常想，拿什么回报你，我的母亲？广之言之，拿什么回报你们，一切曾经帮助过现在还在帮助著我的善良的人们？拿什么报答你，养育我的故土？拿什么报答你，我亲爱的祖国？！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文中还这样写道：“我无语，母亲想使儿子有出息能成才的心竟是这样的真实，又竟是这样的热切，为疯子的母亲竟丝毫不会也不去考虑她自己，有时候我想，母亲是否是在为着我而活着呢？是否是要亲见我的成才呢？是否是那种不放心我的意识一直支撑著她的风烛残年呢？”
然而，在当时那样的漂泊的环境当中，我终竟没有回到家乡去，哪怕只是看望一眼生我养我的母亲……
十、风入松下，少年蹭书者
那时候，我，十八九岁，在极度的郁闷当中，独自登上百望山顶，那里有个拄着拐杖的面貌慈祥的佘太君像，在群山之中的山谷地带，还有各具英姿的杨家女将的群像。犹然记得我沿着那个盘山公路一直地走啊走，我想起了阮籍独驾牛车的情形，忽然前面的大铁门上写着“军事禁区”，原来这里是个军营，于是，我只得返回。在游山玩水当中，我试图忘却尘世的种种不愉快的经历，然而，总是不能够。
我当年没有参加高考，放眼茫茫尘世，在社会上几乎无立足之地，就是这样一个社会边缘人的身份？！我感到痛心，迷茫。那时候首次生发出对自身境况的考虑，唯是怀着高远的理想，对于未来，怀着一种梦幻般的憧憬，我总是在百望山下痴痴的凝望，希望当中的绝望？绝望当中的希望？想起鲁迅所言，“希望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倘如此说来，我的头脑确实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精神上的洗礼。
首次对生活发出真正的质问，人生的意义？前进的路途？现下想来，只隐约记得住在颐柳公寓末期的一些细节。
从西北旺步行到北大，大约需要一个小时，这是用我的脚步丈量的。那段时间的读书生活往往是这样的：一觉睡醒，起床，看着外面漫天漫地的银白色的雪块，有时候想，在南国，雪真是一个奢侈的存在。就那样，往往就是在步行到国防大学对面，那里有一个买早点的饭铺，我一般买两三个油炸大面饼，这往往就意味着是我的早餐和午餐。从早上来到北大之后，一个上午的时间用来听课，有时候便到北大南门的风入松书店或者成府路蓝旗营的万圣书园看书……
每天上午步行去北大，晚上又步行回住处。先前原是有着一辆单车的，就在这个城乡结合部，在公寓小卖部的一位心地善良的大姐的介绍下，竟然在附近以三十块钱的价格买下了一辆破旧的单车。然而很是不幸，在一个晚上，我照例在晚上九点从北大南门的风入松书店出来，怎么也找不到那辆单车了，后来才确信是被盗了。那个晚上，我十点左右方才离开北大，然后一路往西北旺走。经过了中央党校，经过了国际关系学院，经过了颐和园，经过了黑山扈路的国防大学，然后，沿着那条人工河一路地走。那晚的露水很多，秋霜在草地上肆意地展示着它的雪亮、洁白，我则肆意地践踏在它的身上，一路咯吱咯吱的声音，伴随着刺骨的寒风，似乎空气中也夹杂着秋夜的清新而又寂寥的幽微的叹息……
那时候，几乎每个晚上都是这样，伴随着位于地下室的风入松书店下班时间，我也便“下班”了。记得那阵子，很多时候的晚上，不是听讲座，就是在这里看书。因了风入松的书籍的质量和层次都是比较高的，而且人文类的书籍也很多。一些我以前没有看过而迫切地期待看的文学书籍，这里也都比较齐全，这就很是投合了我的胃口。我往往装着买书的神色，和店员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待得混熟悉了，他们其实也随便你看了，只要不摸坏弄脏书便可。于是，我往往将手洗得很干净，就在那里站在书架旁，不把书看完是绝不走的，往往站得腰酸背疼，膝盖发软，浑身发麻。那时候几乎是忘却了身外事，一心只读文学书。
十一、落泊京华，叹风尘素衣
因了那阵子我并没有办到北大的饭卡，所以没有在北大食堂就餐，每天傍晚时分，我饿极了的时候，往往喝一些自己水杯里准备的冷水，然后过得一会儿，欺骗了自己的胃，暂时不觉得饥饿的威胁了，于是，便急忙赶着到北大邮局旁边，这里原先是复印资料、出租小说漫画、卖北大纪念品等的一条小街，有多个小卖部和一个较大点的超市，可以购买玉米、粽子、包子、豆浆等，这里可以用现金，然而价格往往不是我所能够承受的，于是，我只好摸摸口袋，我所能够承受的，便是那种两块钱的黄色的小方块型的黄豆糕，往往一块黄豆糕，就打发了我的胃口，让它工作一个下午。
现下想来，我的肠胃，就是在那个时候弄坏了，身体也变得虚衰不堪。往往乘着去卫生间的时候，在洗手台边的大镜子前匆匆审视一下自己的气色：很苍白的脸容，细细的眉毛，深邃的双眼，透露出一股子忧郁，黑黑的瞳仁，望着漂泊中的岁月，岁月中的困苦，似无所觉，似无所视；纸扎似的身架，纤弱的形体，原本很合身的衣服，不知不觉间在岁月和风尘的漂泊中变得宽大……
南宋陆放翁曾写有一首《七律·临安春雨初霁》，其中写道，“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诗最后又道，“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放翁等到清明便可以归家了，然而，我却滞留京华，每个清明时节，依然在风尘中漂泊，清明时节雨纷纷，未尝没有“欲断魂”之感，因了离家路远，难以与父母团聚，终是“每逢佳节倍思亲”了。父亲依然守着几十年的老规矩，雄黄酒，艾米果，哪一样都没有落下，唯独缺了远在他乡的儿子。每个清明时节，我依然是身在异乡，祭祖扫坟的行列当中，独独又缺了一个远行负笈求学的儿孙……
那时候，我不到二十岁。在孤独当中寻找着人生的出路，独自地奋斗，养成那种不竭的进取精神。多年后，竟有所谓的“北大访问学者”——对旁听在北大、处于困顿的学人不扶持倒也罢了，竟还以一副貌似精英的嘴脸以高高在上的口吻对之冷嘲热讽、大泼冷水，称“一群连吃饭都成问题的人能实现什么理想”，思之不禁令人心寒，他忘记了说这话之时，上溯到八十多年前，那时候，毛泽东、瞿秋白、曹靖华、成舍我、沈从文、丁玲、胡也频、冯雪峰、孙伏园、金克木、柔石、王度庐，一大串的人名，随便挑出一个曾在北大旁听的人，都是名垂青史的人物，在政治、经济、军事、新闻、文学、学术等各个领域里都曾对中华民族做出过杰出的贡献，就是他们，当时“一群连吃饭都成问题”的北大旁听人员，然而，在他们后来的各自的人生岁月里，都取得了不同的或大或小的业绩，都实现了他们的人生理想，后来成了中华民族的骄傲和可资对国际炫耀的资本。
显然，他们成就的取得，某种程度上是得益于当年在北大旁听时所奠定的各方面的基础。有的不是立马便显出效果，那种在北大旁听岁月里的潜移默化，无形之中的熏陶，很可能要等到几年几十年之后方能够显出它的影响力……
对于毛泽东主席，实在不用介绍，中国人都知道，地球人不知道他老人家的也不多。他先后两次来北大旁听，第一次是1918年8月至1919年3月，第二次是1919年12月至1920年4月。当年在北大旁听时，难道毛泽东日子过得很好吗？他连谋生都很困难，于是托了他的老师杨昌济教授，在北大图书馆谋得一个助理员的职位，每月领八块大洋的薪水，但是，在那样的困境当中，毛泽东依然胸怀天下，依然有空便旁听北大教授的课程，还参加了好几个协会，比如邵飘萍主办的新闻研究会。也便在那段时间，在陈独秀、李大钊的影响下，毛泽东的世界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开始朝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为后来一辈子的革命生涯奠定了最初的厚实的基础。毛主席甚至在这里收获了他与杨开慧的爱情。
1917年，瞿秋白曾在北大旁听，后来他成为著名作家、记者和编辑。当然，还是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甚至在1927年7月一度接替陈独秀负责中央工作，对中国革命和中国文学都做出了巨大贡献。
曹靖华(1897—1987)，原名曹联亚，河南卢氏人。与鲁迅、瞿秋白一直保持深厚友谊，曹与鲁相识是在北大红楼旁听期间，1921年底，曹来到北京大学旁听，与许钦文、柔石、胡也频等租住北大沙滩附近，1924年加入文学研究会。那时他旁听的课程主要是俄语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课后还常到鲁迅先生寓所向他请教。后来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翻译家、散文家、教育家，北京大学教授，是“五四”以来中国翻译介绍苏联文学的先驱者。建国前主要从事教育与翻译工作，自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从事翻译工作，曹先生一生笔耕不辍，翻译了大量俄罗斯和苏联进步文学作品，其中尤以《铁流》等最为著名，影响了几代中国人。还译过契诃夫的戏剧和小说《三姊妹》、《愚货》等以及绥拉菲摩维支、卡达耶夫等作家的作品。曹靖华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初至80年代一直担任北大俄语系主任，为新中国俄语人才的培养兢兢业业地工作，创建并促进了俄苏文学学科的发展，他主编的《俄苏文学史》（三卷本）获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特等奖，受到社会各界好评。曹靖华先生在翻译研究外国文学的同时，还创作了大量散文。结集的有《花》、《春城飞花》、《飞花集》等。他的散文创作，文笔简洁质朴，含义深远。曹靖华先生为加强中俄友谊、推动和发展中俄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1987年获得列宁格勒大学荣誉博士学位和前苏联政府颁发的“各国人民友谊勋章”。
1918年，成舍我到北大旁听。后来，担任上海《民国日报》主编、北京《益世报》总编辑。1924年起，先后创办《世界晚报》(北京)、《民主报》(南京)、《立报》(上海)、《香港立报》等，被誉为中国报界巨子。
难道沈从文吃饭不成问题吗？1922年夏，二十岁的沈从文脱下军装，风尘仆仆从湘西跑到北京，住酉西会馆，后来搬进银闸胡同，到北大做了旁听生。这位文学天才原来没念过中学，念小学时也是天天逃课，要不是这时候在北大“偷听”，真难以想象他后来能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成就卓越的文学大师。
难道胡也频很有钱吗？那时候他家里人已经断绝了对他的经济供应。难道丁玲是豪门千金吗？不是。1924年，二十岁的她来到北京，在北大旁听，并结识了同样是“北漂一族”的沈从文和胡也频，胡成为她风雨人生的第一个伴侣。毛主席有诗赞其“昔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她的代表作有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左翼作家。新中国建立后，曾一度担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职务。
1925年，二十二岁的冯雪峰到北大旁听，并自修日语，还因此和丁玲摩擦出爱的火花，闹出了现代文学史上一段纯真浪漫又让人扼腕叹息的三角恋。冯后来成为著名诗人、文艺理论家，五四时期“湖畔诗人”之一，后来成长为左翼文学的重要作家，和晚年的鲁迅交往密切，新中国建立后也曾是文艺界的领导人物。
一位散文家、著名编辑，人称“副刊大王”，先后主编过《晨报副刊》和《京报副刊》，是鲁迅的同乡和学生，和鲁迅交往甚密，他就是孙伏园。1919年，他和弟弟孙福熙一起到北大旁听。
金克木，乃著名散文家、梵语研究学者。小学学历，1935年在北大旁听，后来成为北大著名教授。
1925年到1926年，一个叫做柔石的青年曾在北大旁听。他有着短暂而了不起的一生，“左联五烈士”之一，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对他有很详细的记载。柔石是革命者，更是一位颇有成就的小说家（惜乎他创作生涯太短），留下了《二月》、《为奴隶的母亲》等名篇，后均被改编成经典电影。
王度庐少时家贫，无力为学，只能到北大偷听学艺，后遂成一代大侠，著名武侠小说家，著有《鹤惊昆仑》、《宝剑金钗》、《剑气珠光》、《卧虎藏龙》、《铁骑银瓶》五部武侠小说，在金庸大侠名扬神州时，也没能完全掩盖这位20世纪40年代时便风靡一时的武侠大家的光芒。其《卧虎藏龙》后来被李安改编为电影，获得奥斯卡奖，大大地扬我国威，让世界人民看到了中国武术的神奇。
十二、逢人说项，不解藏人善
而蓝旗营小区，那年曹文轩老师就住在那里。依然记得有一次我在万圣书园里看书，戴着眼镜，猛一抬头，竟然看到曹老师出现在我的面前，他拿着一个装着书的塑料袋子朝我微微点头示意后走了，我激动得很，心情久久难以平静。而在更早之前，似乎是在2002年的冬天，曹老师亲自约我在万圣书园门口，我激动极了，就冒着严寒跑到那个书店门口等着，待得一会儿，他披了件御寒的大衣，送给我一本他最近出版的精装本的新书《小说门》，还在扉页亲自用签字笔给我签上他的名字。上面写着“书赠郑球洋同学”等字样。现下想来，曹老师对文艺青年的爱护，真的令我感动。
记得2001年我最初来到北大的时候，由于在家乡的时候并没有办理好正式身份证，用的是临时的，待到九、十月份左右，我家里人才给我寄来正式的身份证，而由于当时我在北京居无定所，所以委托曹老师代收，而他居然很爽快地答应了。于是，在一次电话中，他告诉我信件寄来了，并且亲自约我在未名湖边的博雅塔下见面，那时候我在博雅塔下久久的等候，心中闪过无数的关于曹老师形象的画面，结果，见到曹老师，发觉他是一个看起来很年轻的老师，形貌俊朗，由于熬夜，他双眼通红。他小心翼翼地递过信封给我，由于信封并没有开拆，于是，他等我拆开信封，拿出身份证之后，他才如释重负似的松了一口气，他不停地问没有错吧？在这样的小事上，曹老师竟然如此认真地对待一个籍籍无名的搞文学的后生小辈，而缘由往往很简单，那就是出于提掖后进的目的，期望他们能够给中国当代文坛增光添彩，在文学上做出贡献。
据我所知，曹老师在提携后进青年方面，跟北大中文系的其他教授如钱理群等往往是如出一辙，都是带有一种憨憨的忠厚的味道在里头，便有些类似鲁迅，总是相信进化论，总认为青年们是向上的，没有变“虫豸”的，而并不知道，有时候青年们也有不可教的，并不对老师们的好意有多少的领略，有时甚至白眼相加，这个时候，不知所措的，往往是这些教授们，而他们可是全国最高学府的北大的教授呢，可是文坛上德高望重、著作等身的文化名人呢！然而，等到以后有机会提携后进青年时，他们又不由自主的竭诚以待，浑忘了之前的青年们给他们带来的不快……
犹然记得大约是在2002至2003年间，我每每上完曹文轩老师的课后，走在北大的教室走廊，总是有很多好奇的人们来跟我打招呼，在好几年后，我曾在日记里写下这么一段话：我至今所感激的是，当年我在北大求学时期曹老师对我的关爱，竟然到了那样的程度，竟然在他的北大讲台上亲自向他的学生们提起我，提到了我的有志，提到了我对文学的狂热，将我当作二十一世纪初期的北大旁听生的典型之一，我想我是感到前所未有的荣幸了。我永远忘不了课间北大学生主动地向我打招呼问好，还说你就是郑球洋吧！我说我是，之后便是感到无限的温暖。毕竟有人会主动地关心我，而且是因了曹文轩老师在他的课堂上的举荐，我只是莫名的感激，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一言之恩，铭感五内……
唐代掌管国子监（中国封建时代教育部）的官员杨敬之，本身学问渊博，而且乐于培养人才，提掖后进，见到有才华的年轻人，总是非常高兴，竭尽自己的力量帮助他们出名。有一次，从江南来了一位叫项斯的读书人，托人把自己的诗集带给杨敬之。杨敬之读了，非常赞赏，认为他是一个可造人才，就立即邀请项斯见面。项斯来到杨家，一见之下，杨敬之觉得项斯不但才学过人，而且形貌俊美，风度儒雅，品格高超，比他读项诗时的想象还要好。杨敬之十分高兴，热情地接待和鼓励了他。这以后，杨敬之每次碰到他人，就赞扬项斯，介绍项斯的人品和才华，项斯从此文名大振。
第二年，他在长安应试，考中了进士。杨敬之非常高兴，便为这件事写了一首诗。这首诗中有着这样两句，“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诗的意思是：杨敬之一生不懂得埋没别人的长处，自从见了项斯这样的人才以后,更是逢人便介绍和赞扬他。杨敬之不但善于发掘人才，而且还千方百计让人才得到重视和发展，“平生不解藏人善”，真是一种很可贵的品质。
杨敬之的诗，《全唐诗》仅存二首，其中这一首极为后世传诵，并且因为众口传诵，逐渐形成人们常用的“说项”这个典故。后来，人们截取了诗中“说项”两字，把它作为一个词来使用，表示“替人说好话或讲情”的意思。杨敬之爱护人才的故事更是一代代地流传了下来。
关于项斯，《唐诗纪事》载：“斯，字子迁，江东人。始，未为闻人。……谒杨敬之，杨苦爱之，赠诗云云。未几，诗达长安，明年擢上第。”《全唐诗》收项斯诗一卷，此外也未见有何突出成就，只是因为杨敬之的这首诗，他才为后人所知。杨敬之在当时是一个有地位的人，而这首诗却真心实意地推荐了一个“未为闻人”的才识之士。他虚怀若谷，善于发掘人才；得知之后，既“不藏人善”，且又“到处”“逢人”为之揄扬，完满地彰显出了一种奖掖后进的高尚品德。
我想，曹文轩、钱理群、孔庆东等北大中文系的名家大师大都喜欢奖掖后进青年，尤其是处于艰难困苦而又在苦苦拼搏的籍籍无名的写作者。
至今思之，我不由得惭愧、觳觫，因了这么多年，我并没有很好地遵行他们的教诲，往往因了外界的影响，心很容易便变得越来越浮躁，而这对于搞文学是注定有莫大妨碍的。曹老师寄希望我能够写出一些很好的作品，在艰难困苦当中成才，给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当代文学增光添彩，然而，这些注定是难以企及的。因为在当时，虽则在北大旁听，然而，往往三餐不继、居无定所，四处漂泊；又兼且学养所限、才力不济，又如何有精力静下心来写作呢？
然而，我只得日复一日地重复着那种漂泊不定的求学生活，以北大校园为轴心，住在海淀周边的廉价民房里，频繁的倒换，往往在一个地方住不了几个月，就又要搬家，而往往是因了经济上捉襟见肘，无力支付房租。因为以我的贫寒的家境，是断断难以支付在京的昂贵的生活费的。那时候靠的是我远在广州打工的姐姐，她经常接济我。然而，待到后来，我姐姐便出嫁了，她有她的生活，不能兼顾那个远在异地艰难求学的弟弟了……
十三、浮云生死，须倾离人泪
再后来，便是在新年过后，2002年的初春悄然降临北国的大地，我搬离了那个叫做颐柳公寓的地方，而且有点不愉快的小插曲。那公寓的管理员，是一个腆着大肚子的中年男人，便是他吧，趁我不在的时候撬开我房间的门，拿走了我一整袋子的苹果，还有一些其它的物品，到得后来，我跟他们理论，也便只能拿回几个苹果了，因为据他们说苹果已经被他们吃下肚子了，我无可奈何，也便只好作罢，同时心里暗暗地叹息“人在外面漂，哪能不挨刀”，于是，赶紧搬离了。
01年深冬时节，我搬到离北大更近些的步行仅三、五分钟路程的一亩园小巷子民居。它坐落在圆明园南边，东靠近万泉河早市。我租了一个逼仄的小单间，仅仅能够容纳下一张单床、一个书柜，但月租却涨到180块左右。
我是在2002年春节之前搬进来的。我是很怀旧的一个人，那天，非常偶然的一次，突然想起了以前在圆明园住过的北园公寓，便去了趟圆明园里散步。信步所至，路过达园宾馆，再走过福缘门小巷子，面前便是园子的大门入口处。不觉间便到了圆明园里，看到满目的枯枝败叶，天地间似乎缺乏生机，到处死气沉沉的，沿着那条汽车轧出来的土路，转过几个弯，面前突然现出非常大的一片水域，那便是福海，沿着福海，是一排排的铁丝网，以此为界，福海那边的是对游客开放的公园，而我身处的这边，则是一大片没有开发的荒地，那北园公寓便是建在靠着福海边上的一片平整的荒地上，待到我过去看时，满目颓垣断壁，那公寓只剩下地基了，原来它已拆除。我怀着怅惘之情，因为这也是我人生中所经历的生活片段呵，便这样悄无声息地逝去了。时空变幻，沧海桑田，连可资回忆的地方都没有。
我从园子另一头出去，到得圆明园南门口，此处便唤作一亩园小巷。一边步行，看到巷子一户人家门上贴着招租的纸条。于是敲门，待得一会，那两扇铁门咯吱一声，伴随着刺耳的噪声，从里头突兀地探出一个大圆冬瓜似的脑袋，旋即露出一截水桶似的身材。我吓了一跳，冬瓜说话了：“干嘛？”我说：“大妈，你好，听说你这里招租，还有房子吗？”那老太婆冬瓜似的脸上绽开一个大裂缝，露出满嘴突出的龅牙，眯着眼，却看不得着眼神，露出十分夸张和善的颜面，似挂着美妙的慈祥与抹蜜般的甜笑。于是，把我招呼进里头；看了房，非常逼仄的小房子，仅仅能够容下一张单人床和一个长条形桌子，脱鞋时一弯腰，头便往往磕在了霉而窄的墙壁上。我发了一下愣，但是，一想，原先租住所在黑山扈路西北旺城乡结合部，距北大太远，却不利于旁听和学习，此处虽然照例是老样子，条件简陋、空间狭窄，但离北大步行仅仅三、五分钟路程，还是划得来的，时间就是财富啊！于是，犹豫了下，问好了价钱，于是，当场付清了首月房租，当天中午便在这里午休……
在这人海茫茫的北京，却是举目无亲，一无依靠。此后，日常生活过得很是拮据。我自己买了一个二手小炉子、铝锅，还有一个炒菜用的小小铁锅、锅铲。油盐自备。经常从附近一亩园东面万泉河早市上买回来一些蔬菜和面条，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因了这样很是可以省钱，果然，在艰难的时局中，我勉力支撑着。
就在这里，是我北漂生涯中几个最受煎熬的时刻之一。因为经济压力非常大，后来几乎到了无钱下炊的地步。
自然，我是不能指望家里身为农人的父母能够给我多少经济上的扶持。后来，有一阵子，每天只吃两顿饭，再后来，又减至一顿饭，而每顿仅仅只吃几个馒头，并且是没有任何下饭的菜。因了馒头便宜的缘故，一个刚出锅弥漫着腾腾热气的馒头二毛五，四个馒头一块钱，而这一块钱，往往便是我的一顿饭钱……
然而，境况似乎并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后来，几乎到了要断炊的地步，因为就这买馒头的钱，我手头也用完了。每天把自己关在那个逼仄的小屋里，因了临近春节，北大已放寒假，没有任何课程可旁听。就在那样境况之中，我大脑的思维反而显得异常的清晰，往事历历在目，一切的一切，教我情何以堪？甚而到得后来，我以为我活不下去了，在彻底断绝经济来源后，很是绝食了一阵子，估计约有七八天。
窗外，刀子般的寒风很是肆意地狂欢着，围绕这小而黑的逼仄小房子，仿佛得着魔鬼撒旦的指派，要到北国的京华这无尽冷的小巷民居外展示着它们对冬夜的掌控，炫耀那至高无上的寒威，然而，一堵红砖墙，虽薄薄的，却挡住它们的侵入，于是寒威变作寒微，在屋檐下弄堂过道里呜呜咽咽，卑微地哭泣作响。然而，在黑的夜里，我只得呆愣愣地、长久地瞪视着眼前的锅碗瓢盆，炉火早熄灭好几日，虽有几把米，巧夫亦难为之炊。长夜寂寂，肠胃得着主人不再外出的小道消息，纷纷揭竿而起，开始造起反来，原先几天所唱那番空城计浑然不管用，肠胃越发加快消化它贮存的食物。是以，不久便现出饥肠辘辘来。幸好还有剩得半瓶朝天椒腌渍水的玻璃罐躲在桌角，仿佛久已失宠的老宫女寂寞地闲坐在那儿，于是，即刻得到呼召，它来到落难的王面前。那是很久前在超市买来的一瓶下饭的腌制辣子，待得冷硬的小手一摇晃，便要仔细寻找时，早已打草惊蛇，小而可怜的朝天椒们知道要抓捕它们，纷纷扭着黄黄的身子，躲避着我的近视眼。多年后当我在老乡北大历史系学生蒋英林君的宿舍说起这个罐头，蒋君深深地喟叹了一声，很替寂寞的宫女难过，更为落难的王哀伤。
我用筷子一夹，才得到几滴可怜的腌渍水，椒们却安然地躺在罐里，剩余的水们还在纷纷躲避，一意要滴到地上，躲进缝隙，抵制我的命令。我没了法，深恐余下的也瞬息蒸发掉。于是，我在小而窄的床上坐下来，把手伸到嘴边，把筷子伸到舌头里，沾了几滴可怜的腌渍水，将它狠狠地滴到舌头上，这还嫌不够，又用皲裂的嘴唇狠狠地亲了一下罐头的口，拿冷硬的小手倾斜着瓶身，于是它很慷慨地将一大堆腌渍水灌进我的口，因为我的胃偏偏相信，这多少可以止住一些饥饿。
一股又酸又辣的味道瞬间流进我的喉咙，再顺势往下，一直淌到胃的深处，恰如庐山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尔后落到小而深的龙潭。空荡荡的胃虽已装载辣椒水，但即刻痉挛，仿佛一块红通通的烙铁遇水瞬间，哧哧作响。
还残留在喉咙里的一些辣椒水即刻不安分起来，一意要到胃里去看望它们的兄弟，探个究竟，殊不知这时刻整个肠胃都已痉挛着，扁而平的腹部正如一股英勇无敌的共军在跟腰背这另一股共军抢夺肠胃的地盘，致使干瘪的肠胃如国军般，浑没了往昔歌舞升平、酒足饭饱时趾高气扬状，只得乖乖地弃城逃跑，往上级心肺那里汇报。殊不知心肺、肠胃、五脏六腑整个儿都乱作一团，在腹部腰背夹攻下，浑没什么御敌高招，于是统统挤压在一起，仿如被英勇的共军赶得走投无路的国军，一溃千里，可怜丁地跑到台湾岛，蜷缩成一团。
我知道，在这样奇怪而黑的冬夜里，没有办法从任何人那里讨到一点东西，肠胃却感到饥饿之极。于是，开始翻箱倒柜，只是看到一些可怜的油盐，一小包味精，还有便是在北京随处可以买到的“十三香”牌调料也安静地躺在桌子的一个角落里，十三香外包装上的那个穿着厨师服的小小人头，仿佛带着无声的嘲弄神气，在看着我。
于是，找出装米的塑料袋子，天可怜见，还剩得几大把米粒，于是，我抓一把，扔进嘴里，使劲嚼着，只听得咯噔咯噔的响声，满嘴冒着豆浆般的白沫儿，仿佛便在咬着一颗颗小而发白的珍珠。待得吃过几把米之后，方感觉五脏庙的师傅们已得了满足，闭关去也，不再造反，却只感到一块块冷而硬的冰在胃里安营扎寨，仿佛当成它们老家南北极，有长久居住的打算，咯得我胃生疼。
在我少年的心里，虽在小学初中高中时经历过挨饿的滋味，但是，全没有这一次厉害。越是不去想它，饥饿越是萦绕在脑海中，忽而忆及客家饮食习俗，都教我产生一种冲动，不免舌底汗津津。忽而，梦见小时候，在家里吃饭时的场景，最后我终于睡过去了，一直睡到翌日下午。
于是，接下来几天，都是躺在床上，在昏昏沉沉当中度过，身体随着时日流逝，愈是衰弱，连一向热衷造反的胃也没了多余力气抗议、示威，只是蜷缩成一团，满脸皱褶，有如一个被果虫钻空的核桃仁。嘴巴只得大口大口地喝着冷而黑的自来水，身子躺在床上，稍微一转身，在逼仄的小房子里，耳朵便听得黑的水在身体里得意地摇摇晃晃，肆意地溜达，有如寒冬里少女手头保暖袋里未装满的热水，得着空隙，从这头到那头，来回地折腾，又如两个顽童在跷跷板上玩着交换位置的游戏，走遍空空如也的肠胃。膀胱终而抗议起来，有如一只装满水的大气球不耐重压，央求着我快快戳上一针，好给气球放水。于是，我只得一趟趟地起床，迷迷瞪瞪地对着马桶小便，又在迷糊中躺回床上。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生命的气息越是微弱，到得后来，在微光里，我看到阿妈出现在我身边，于是，我一声一声地呼唤，企图得到阿妈的照顾，许多幼时的场景出现在了眼前。在我童年时，山乡寂寞的夜里，一灯如豆，阿妈在微光下安详地缝着我白天弄裂的小衣，我只管闹腾，现下却丝毫不想动，只是回想着童年的生活场景。
人越是在那种极端的条件下，大脑越是清晰而又混乱，各种念头纷至沓来，好教我理顺下我跟这个世界的关系。
就着那简陋的书桌，我庄严而又肃穆，内心那种趋于平淡的哀愁，看淡世事虚妄后的漠然，我用红色圆珠笔写好了遗书，我以为我真的活不下去了……
然而，让我打消念头的，是隔壁的一位至今不知道姓名的善良大姐。她是出来打工的，跟他的男朋友同居在一起。她时常带回来一些并没有下过筷子的完好的盒饭，然后说是在饭店吃剩下的，请我不要嫌弃。她估计是在我的眼里，看到了深入骨髓的“饥饿”两字。我无语，心怀感激地，默默接过她手中饭菜。我跟她素昧平生，萍水相逢，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我一眼，有缘共处一个屋檐下？我无语，感恩的心，占据我的胸臆。于是，我稍稍振作精神。再后来，因朋友接济了一点钱，于是，又能够吃得上馒头——刚出锅弥漫着热气的，二毛五一个。
那个春节期间，我一直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阅览室里，暖和的空气叫我想起了鲁迅的《伤逝》，涓生不就是那样逃避似的来到图书馆吗？待在住处，却是没有暖气，而北京的冬天和初春，往往是格外的冷，“寓馆寒灯独不眠，客心何事转凄然？故乡今夜思千里，愁鬓明朝又一年”。我，一个从偏处一隅的南方边远山区跑到北京大都市里来旁听、求学的客家人的小孩儿，往往对于漂泊生涯的艰难困苦，没有足够的预料和精神准备，而最开始之初衷，一切但为文学之缘故……
十四、寂寥冬夜，露宿街头处
到得后来，因了没钱缴纳房租，且还欠她一天的房租，这是按着她的算法得来的。因我的房租是每月底25日到期的，然而，房东老太婆锱铢必较，按照她固有的算法，说上月是大月，有31日，所以是24日中午十二点到期，待得午时一过，一刻也不能缓，便要缴纳下一天、下个月的房租。按着旅馆午时规矩，我所素知，确乎如此。总之，我是没了法，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寄人篱下，我只是处在任人欺压摆布的状况了……
在她的眼里，仿佛除了京城人外，外地人一律是愚昧落后的乡下人。这个时刻，一亩园的房东老太婆便已撕开了城里文明人和善大方、温情脉脉的面纱，露出了她慈祥和甜笑里的尖刀。在我有一天晚上，忍着些许饥饿，从暖气腾腾的北大教室晚自习归来时，看着被褥和其它物品都扔在了寂静无人的大街上，我的小小的心里有着诉说不尽的愤懑、屈辱和哀伤。于是，我缓缓地低下腰来，几乎是佝偻着矮小而瘦削的身子骨儿，把被霜雪沁湿的被褥、书本、衣物、毛巾、牙膏、牙刷、饭盒等归拢成一堆；却独独不见我那二手小炉子、铝锅，还有一个炒菜用的小小铁锅、锅铲、油盐等。
闪着鬼睒眼似的房东老太婆，很有些歇斯底里，右颊上鼻子边那颗有着长长黑毛的凸起小肉瘤似也受到主人鼓舞，变得很是势利而自得，很有规律地激烈抖动着，紧跟主人口吻，跳着奇怪、欢欣而张扬的舞蹈。于是，一颗老妇人的头颅俯视着正佝偻着身板捡拾物品的瘦小黑魂，狠狠甩下她自以为占足百分之百道理的话，“那些用来抵你这房债还不够……”她眯缝的眼中闪过狐疑的冷光，但恐我偷偷地搬走，是以要得着家什，仿佛已抢先抓得我把柄，便要做了我逃走的抵押与代价。少年抬起头来，只看到一对窘得月亮也发白的眼光逡巡着，气势汹汹，居高临下，逼视着一堆湿漉漉的物品……
那个晚上，时日虽是严冬，却已将临近春节，我没有住宿的地方，刚抵京未曾多久，坐在这命运之舟上，成了一片小而无根的浮萍，风是如何吹——风的去处，便是我的去处。人生地不熟，一个陌生少年，在这茫茫人海中，更何处去寻找同情与爱？况且是在这黑魆魆的夜！便又回到北大未名湖畔，呆呆地看着博雅塔，思绪很是混乱，浑身颤抖着，一些潜藏在内心深处积久的念头纷纷冒出来，想起小学、初中、高中的一些时光，还有很多关于那些年岁美妙细节的回忆，也一一浮现脑海，想到这里，外面阵阵严寒的风呼呼地刮，扑面而来，正如一把把大小、形状不一的刀子不停地斩在裸露的脸与手上，我打了个冷颤，回到现实。
在枫岛——未名湖的湖心岛的六角古亭的走廊里瑟缩着，夜深了，后来因了保安的巡逻，被发现，没了法，只得出西门，却哪里有多余的钱住旅馆？只得在她家门口对面徘徊着，因刚刚搞建筑，工地上临时搭就起了一排长条形红砖墙，我便瑟缩在了墙后角落。蜷着腿缩成一团，但往往越缩越冷，又越冷越缩，仿如孩童时蜷缩着睡在柔软的棉花被子里，因了留得空隙，教冷气得着便宜，钻进棉被子里贪婪地吮吸着体温。故而温柔的阿妈往往把我睡着的小小躯体展得笔直，裹成一个小而肥的粽子。教睡神守着，不教冷气这老鼠得着偷食的机会。冬夜分秒地逝去，加深着我胃的饥饿，在冷的夜气中，瑟缩地做着鲁迅报给我的慰藉之梦，梦见春的到来，梦见秋的到来，梦见瘦的诗人将眼泪擦在我冷硬的小手上，告诉我，冬虽然来，而此后接着便是春，草长莺飞，蝴蝶乱舞，蜜蜂都唱起春词来了……
记不得有多少次，怀着一丝可怜的近乎乞求的盼头，去敲她家黑而大的铁门，期望苍天能够开眼，老太婆忽而良心发现，终究打开她那冰冷的铁门，容得一个从南国乡下不远万里前来北大旁听求学的似儿孙年纪的少年得着些许温暖与关爱。然而，门终究还是没有开，小小的我，却不再敢敲门，越是到得深夜，四处越是万籁俱寂，但恐自己突兀的敲门声，惊扰了街坊邻居们酣睡中的好梦，得着无端的咒骂。徘徊在这悠长、悠长又寂寥的小巷，整整一个长长的无尽黑的夜，便这样，站着！发愣！为何风露立终宵？就那样，眼睁睁看着冷飕飕的空气，尽量捕捉着空气中些微的热气；然而，热气没有，我哈了一口气，看着眼前飘起一团团浓厚的水雾，发呆！盯着这仅有的梦幻般的热气消散——极似一个冷森森的古潭里咕嘟起来泛白的小水泡在刹那间荡漾开去，旋即被蓝汪汪的水潭吞噬。我，呆愣愣地。人，在这个时刻，反而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畅快淋漓，大脑思维也变得出奇的清晰……
就那样，站立。累了，便蹲下；蹲累了，就又赶忙站起来。因了北国之冬，室内倘有暖气，可是暖烘烘的呢；可室外，气温降至零下好几度，滴水成冰，到处冰棱，满眼积久的霜雪，白得刺人眼目，正如一只只鬼睒眼的星星。设若站或蹲得稍久些，难免腿脚麻痹。饶是如此，仍冻得直打哆嗦，愈是冷，便愈是饿，而愈是饥肠辘辘，便愈让冷气得着可乘之机，愈发寒冷难耐，上下牙齿浑顾不得和谐、稳定、团结的大局，咯噔咯噔地抗议、示威，好比中东的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正在激烈交战，咣当咣当，打得难分难解。我的身架瑟缩着，正如一张正在射箭、尔后松弦的大弯弓，又极似一只被厨子捏痛的正要下锅到那滚沸热油里的大龙虾，一直在毫无规律地打摆子。寒气似已深入五脏六腑，喧宾夺主，做了我身体的王。我的大脑不能主宰，已臣服于它的寒威下，便连鼻腔里呼吸出来的气息也已背叛它的心肺。一股股冷气从脚底板逡巡到脑门，又从脑门灌注到脚底板，正如中国人的好客传统，最讲究礼尚往来，越发络绎不绝起来。
意识霎时变得恍恍惚惚，神智慢慢地陷入漆黑混沌的深渊，我忽而睁着眼，瞅见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脸面冻得红惨惨，赤着脚朝我缓缓走来。一双精致的小脚冻得红一块紫一块，仿如一只小青虫，头大尾小，遍腿的颜色红紫得可怜。那金黄的长头发打成卷儿披在肩上，分明有一圈小的粉红花缀在其中，看上去既清纯又圣洁。她的旧围裙里兜着许多火柴，手里还拿着一大捧火柴盒，怯怯地站到我面前，柔声细气地对我说：“哥哥哥，请您看，这这，送给你……”她举起纤细的手，划了一根火柴。哧，火柴燃起来，冒出火焰来了！一道奇异而美妙的火光扑到眼前，于是，我看到奇怪而白、竟又红腾腾的火焰在我眼前扑闪扑闪。她把小手拢在火焰上，怕寒风肆虐，把它卷灭。火焰多么温暖明亮呵，暖烘烘的，简直像一堆熊熊燃烧的篝火。我幸福之极，小妹妹于是把装有许多许多温暖希望的火柴盒塞在我手上。迷迷糊糊地，正要向她感恩，却见她回首幽幽地凝视着我，那太息般的目光，惝恍迷离，似嗔似喜，手指着天上，说，阿婆出现在了亮光里，是那么温和，那么慈爱。阿婆说要带我在光明和快乐中飞走，飞到那没有寒冷，没有饥饿，也没有痛苦的地方去。那边，喏，阿婆在等着我要接我走呢。我不自禁抬眼凝望，这小妹子身形竟轻飘飘地腾起，朝向高而黑的天空飞去，越飞越高，瞬息间便消逝了她的颜色，消散了她小粉红花的芬芳。忽而清醒过来，却眼见得一片浓黑的悲凉、遥夜沉沉如水。藉着地上霜雪反射着的微光，低头看着手上，不知何时，手里已经攥着块冷而硬的砖头……
到得后来，似乎困倦之极，双眼看出去的物事，老是模模糊糊，一个钉在工地上做测量准绳用的大木桩子，慢慢地化作两个，老是在眼前晃来晃去，仿如吃饭时那令人反胃的苍蝇，讨厌地嗡嗡欢叫，在眼前幻出重影……
漆黑夜色里，四围万籁俱寂，不知何时，忽而破空传来一阵威猛的马达声音，由远及近，兀自轰轰不绝。我清醒过来，睁大眼，瞥见红砖墙外，刚停着辆出租车，司机在车旁小便。迷迷糊糊地，似搭讪了下，又似没有。后来，司机便爬到车里睡去。我本想搭讪下，随了他在暖气流淌的车内，让我也得获一丝他美美的睡意，做个小小的残梦。却眼见奇怪而黑的铁车门再也无丝毫声息，我没了法，怕惊扰他正做着的好梦，于人于己，反为不美。
于是，只得干站着，然而，严寒冬夜里，从四面八方扑来的凛冽寒气，极似无数潜伏在水草丛中伺机吸食人血的蚂蟥，忽而在毫无生命气息的奇怪而黑的漫漫长夜里，寻得一饥寒交迫的热血活物，正在一堵又冷又厚的墙角瑟缩颤抖，便兴奋起来，呼朋引伴，飞快地在我身周蜿蜒游着，附着在我冻得发抖而起着鸡皮疙瘩的身体上，饱餐一顿之后，旋即离去，这还不止，又绍介它们新同伙来我身体里，怂恿我的血细胞向它们血库无偿献身。我只得小距离地来回急急走动，跺着冻得麻木的失去知觉的腿脚，为的是抖落身上那无数蚂蟥般地吸食人血的寒气，终要让它得着教训，须知一件单薄夹克里少年瘦削的身体，还是有别于那呆愣愣的大木桩子，可不要欺人太甚，太阳公公一来，终要为万物做主，普天下都要籍此得着温暖……
手表的指针嘀嘀嗒嗒，一圈一圈地，枯燥地绕着它宿命般圆形围墙，跑着那亘古以来永不停息的步子。每一声嘀嗒，每一分、每一秒，便撒着欢儿、毫不停留地逝去，仿如从天而降的奇怪而多的小雪花，落在黑沉沉的大地，旋即消逝它六角形踪迹、落英缤纷般姿态。时间老人仿佛已宣判京华这小巷里无尽黑的夜之死刑，等待着黎明曙光这法警来强制执行……
迷迷糊糊地，仿佛便要昏睡着，忽而听得哇的一声，夜游的黑鸟从不远处飞过我的头顶，朝圆明园密林深处而去。惊醒着，抬眼眺望，忽见奇怪而高的天空极似小学生不小心打翻而泼洒在课桌、书本、地板上四溢的墨汁，到处是黑得发白的颜色在长阔高天间、苍茫大地里四处流淌。
伸出手指，挥一挥，却并不得见，仿佛十指此刻成了十个顽皮小孩，在和它们双眼阿妈捉迷藏儿。可惜小孩并未知晓，它的阿妈已经请黎明阿伯拿着一个小小手电筒在帮忙寻找这十个孩儿。憨厚的黎明阿伯可真好，赶忙用几辔细麻布丝般灰蒙蒙的曙光使得这十个小小孩儿的轮廓依稀呈现，以证实它们尚且还在近处，好让我的双眼得着保险，放下悬着的心……
过得一会，天际忽然擘开一道裂缝，从里头闪射出些微光明，再缓一缓，整个天际都白蒙蒙一片，之后，天便大亮起来，过得良久，太阳公公终于从云端探出头来，向这个世界微微地笑，大地山河都披上金灿灿的光辉，普天下都藉此欢庆起来……
那天，便这样，我苦苦地思索，苦苦地翘首盼望，苦苦地等待。到得后来，下午忽然接到一个朋友电话，得着一笔救急的钱。于是，在慨叹“天无绝人之路”的同时，便在当天傍晚很是利索地搬到北大西门101中学旁边唤做蓝院公寓的新租住所，因餐风露宿，偶感京华无尽的冬夜那小小的风寒，由此不免大病一场，落得个形容憔悴，却是后话。走前自然也结清了一亩园房东老太婆的积欠房租，但那些炉子、铝锅等家什，老太婆说什么都不肯归还，兀自认为我占她家莫大便宜，口中骂骂咧咧，喃喃不绝；却在我搬走时正消逝着的瘦小背影里，霎时收起她那慈祥与甜笑里的尖刀，教世人不能得见，大圆冬瓜似的脸面绽出和蔼、自得的微笑，跟邻居们大声议论着今日的菜价，奇怪而高的嗓音回荡在了大街小巷……
那之后的北漂岁月，往往便是一直不停地频繁倒换住所，正如五四时期沈从文、丁玲、胡也频、冯雪峰在北大旁听时的遭际。便如此罢，那时，我刚二十出头。在那种落魄当中，感受着北漂生涯的全部辛酸，感受着北大旁听岁月的点点滴滴，痛并快乐着……
十五、燕园情结，连海角天涯
在多年以后，当我离开北大，四处漂泊的时候，即便走到天涯海角，也改不了“特立独行，不迷信权威，舍我其谁”的劲头。难怪在世人凡眼里，这些特征被误读成另一套词汇，如狂傲不羁、眼高手低、自由散漫、清高而不合群等等。如今，身在濒临长江的浔阳故郡，坐在鹤问湖畔的作协宿舍里，再回首，已是“想见读书头已白，江湖夜雨十年灯”了，更多的感慨是，旁听在北大、漂泊在京华的这个特殊的群体，真是一群打着很多特殊标签的人群，他们常年游学在北大，由于这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很是容易形成各种各样的“怪癖”，进而形成各种不同的性格，或过于张狂、怨天尤人、指天骂地，性情乖张；或趋于消沉、性格孤僻、自哀自怜。总之，较之社会上的人群，总是显得格格不入。这样的人，注定很难融入这个处处讲究实用、处处功利的社会，只能在社会的边缘生存、挣扎。
他们往往很高傲，缘于自身的境况的不如意，反而激发了他们极强的自尊心，郑也夫主编的《众生的京城》一书中曾有这样的描写：“北大旁听生们因为身份问题常常会面临本校师生不同程度的歧视和蔑视。他们一方面渴望进入北大，另一方面又只好徘徊在边缘或角落。大多旁听生交往圈子狭小，独来独往，缺乏必要的人际沟通和思想交流。有时候刻意隐匿自己的身份，更凸显出无助和孤独。虽然他们认真自觉地在北大学习和生活，但北大不会载入他们的名字，更不会因为他们的努力而授予学历。在极度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他们步入社会后，仍面临无法解决的就业问题，他们中的大多数注定要游离于体制之外……”，我认为道出了我在北大旁听的某些真相和其间所蕴含的本质，也是我和我身边当时所熟悉的许多旁听者的共同的辛酸和血泪。
十六、胜地无主，山属爱山人
北大之美，在未名一湖。未名湖宛如一块温润的碧玉镶嵌在燕园的中心，湖中一石舫、一枫岛、一翻尾石鱼，颇具点睛之巧。湖畔垂柳袅娜，曲径通幽，形成了亦真亦幻的妙境，这里真是一块圣地，远离浮华和喧嚣，有一种宁静致远、淡泊明志之美。未名湖南挽静谧的临湖轩、肃穆的斯诺墓，远望巍巍图书馆，北临整齐精致的“德才均备体健全”斋和乾隆石屏风，西望气宇轩昂的办公楼和沧桑厚重的西校门，东接凝重庄严的博雅塔，真可谓如诗如画。
在未名湖的北岸还立有乾隆时期的四块石制屏风，上书“画舫平临濒岸阔，飞楼俯映柳荫多，夹镜光徵风四面，垂虹影界水中央”，这四句诗文原是称素有“万园之园”之誉的圆明园里那一处“夹镜鸣琴”景点的，几经周折后，石制屏风被置放于此。虽并非专为未名湖而作，放在这里却十分恰当地描述出了未名湖畔的风光之美，真可谓是天缘巧合。
北大老校长蔡元培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办学方针付诸实践，倡导的是“无人不当学，而亦无时不当学”，要求“各学系有缺额时，均得收旁听生”，通过开办校役班、平民夜校，招收旁听生、选科生等方式，尽可能地让北大的教学资源惠及平民大众，甚至对没有经过任何合法手续的“旁听生”、“偷听生”也敞开怀抱。“来者不拒、去者不追”，这样的浪漫主义，唯老北大开风气之先。也有人指责旁听制度搞得北京大学乱糟糟，蔡元培有次问老下属：“守常，你说我这样办学行吗？”李大钊点了点头：“这就叫‘胜地自来无定主，大抵山属爱山人’。”
想来，我应该深深地对老校长感恩，没有他老人家的开风气之先，我又如何能够在这里求学呢？也便在这段人生成长中的黄金时期，我得以比较安定地旁听、求学、进出图书馆，我忍受着恶劣的生存环境，忍受着时时刻刻袭来的饥饿和孤独寂寞，忍受着各种各样的物资奇缺所带来的“衣、食、住、行、用”等方面的不便，“艰难虽困苦，玉汝我于成。”这时时激励着我坚持读书、求学。
在多年以后，当我离开北大，想起那时候在北大的求学光景，往往情难自已，于是在一篇文章中曾这样表达我深深的感恩之情：
“不禁想起当年在北大求学的时期，社会各界对我的关爱，时常有好心的人们捐助些钱供我求学。我永远清楚地记得河北廊坊的某国企工人李立先生对我的不图任何回报的一千元的捐助，时至今日，我仍然还不起啊，远方的恩人，我愧对你，因为我至今还没有成才。还有东北吉林省的某国企下岗工人唐竹对我的一千元捐助，还有哈工大的大学生孙同学对我的三百元捐助，北大元培计划实验班的钟同学对我的帮助，尤其是北大历史系01级的蒋英林老乡对我在北大五年期间的无私帮助和亲如手足的友情……
还有一位叫做陈艳的湖北籍的女子，毕业于华中师大，在我北大求学时期的无私的爱，教我怎么承受得起？陈艳年龄比我大，常常以姐姐的身份呵护著我，为了让我尽快成才，她都奉献出了什么呢？她几乎奉献出了一个女子当中最弥足珍贵的年轻时光，陪伴着我，在经济上经常接济我，在精神上经常鼓励我……
大爱无言，有如泰山般沉重地压在现在的我的心上，教我艰于呼吸视听。身在职校有时透过窗外望着茫茫的天空，向北望去，可怜无数山。万山阻隔当中，现出了陈艳的常带甜笑的圆脸，她因为我的残酷地拒绝她的心而终至于几度自杀，未遂之后看破尘世，如今早已是虔诚的基督徒，在京城的修道院、残疾幼儿收容所清静的氛围当中无偿地照顾着那些一出生因身体残疾而见弃于父母的无家可归的幼儿。
有时我想我还是从未出生得好，活在这个世上教我怎么面对你，我的陈艳！终日终夜地教我在南国的山乡忍受这无边无际的心灵的煎熬！当我明白那一切的时候可是已经太晚了！当我成长为一名深富于爱心、同情心和责任心的的成年男人的时候，我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愿意跟我一辈子相依为命的女子她再也找不到了！
我在年轻莽撞还不懂得何者叫做“爱情”的时候，它却不期然而至，可是我当年终竟没有把握住爱情的能力！我的内心在诉说的同时感到无限的痛悔，我将深深地品味这痛悔的滋味，我要写出来，好教世人快意于我的苦痛、年轻时的莽撞和无知，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这我尚且苟活著的尘世里，我不知道这样的对我的爱情的葬歌何时是一个尽头……”
十七、爱书欲死，任人笑书癫
北大图书馆里的藏书是无法估量的宝藏。如果说未名湖是恋人的世界，图书馆则是单身者的天堂。
在图书馆里的各类阅览室里，我随心所欲地翻阅那些无人问津的书籍。在北大求学的那好几年的辰光，我每每驻足在文学阅览室里，那里，有中国古典文学书，有欧洲文学书，有世界各国的久经历史裁汰的传世经典文学名作，通常在那些最不起眼的角落里，隐藏着的是最有思想和文学艺术价值的书籍。我穿梭在图书馆与住所的未名湖畔的水泥路上，不禁心中兴奋莫名。我捧着毕业于北大的著名作家赵鑫珊的《科学艺术哲学断想》的小册子，徘徊在作者曾经可能走过的每一个脚印上，思想开始对接，他的文字在我的脑中幻现……
似乎有一种声音在召唤着我，《红楼梦》、《鲁迅全集》，然后便是《战争与和平》、《泰戈尔诗选》、《莎士比亚全集》、《普希金诗选》、《裴多菲诗选》、《巴黎圣母院》、《红与黑》、《浮士德》、《百年孤独》、《绿房子》……他们通过书籍，穿越时空，直接来到我的面前。我无可救药地爱上了中国文学、欧美文学、拉丁美洲文学，爱上了那些因了科学、艺术、民主、自由、社会进步而献出自己生命的人。
我的内心里在与他们共同生活、讨论，大笑和哭泣，愉快及忧伤，平静与躁动，绝望跟希望。曹雪芹的病饿而死和闻一多的暗杀身亡令我浑身颤抖，马尔克斯和略萨的反目成仇曾让我深为惋惜，堂吉诃德的天真、哈姆莱特的犹豫曾深深地溶入我的血液，鲁迅的一字胡和普希金的长发卷让我如此迷醉……
在多年以后，当我漂泊天涯，寄身于一个叫做龙岭的地方求学时，曾于百无聊赖之际挥笔写下散文《人类心灵丛话·论问心有愧》，在文中所提及的所有文学人物形象，几乎都是我当年在北大图书馆的幽深的某个角落里从书中跟他们心灵上直接对话的结果。我在文中曾这样不厌其烦地叙述我当年的读书心得：
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王子正是因为问心有愧，所以，方会有“生存还是死亡”的浩叹、质问与复仇的犹豫。
在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以剖析心灵为主的名著《罪与罚》中，男大学生又是怎样地自我编造杀人理由而意外杀死房东老太婆，之后又是如何地陷入精神崩溃当中的呢？在中国的剧作家曹禺的《原野》中，也有着类似的关于复仇的“问心有愧”的画面。当仇虎设下计策让老太婆亲手用铁拐杖击死她亲生孙子时，本来仇虎已是得报大仇，要携金子远走高飞。可是，仇虎最终还是陷入了精神崩溃的境地，最终没有走出那片既是自然的也是精神的原野。这就对了，因为仇虎首先是一个拥有良知的男人，这是由他天性当中的善良一面决定的。当年在百周年纪念讲堂上演川剧《原野》时，我为那宏大的舞台场景下饰演仇虎的演员的到位演艺所打动，心头老是盘旋仇虎那天人交战的一幕！说真的，我喜欢并赞赏仇虎的发疯，因为这说明他还是一个人，且是个有良知的真正的人。
司汤达的《红与黑》中的于连正是因为“问心有愧”，所以最终他在遇赦面前于狱中自尽。我尝在十七岁时细读此书，那时一直没弄明白为何于连会在大好生机面前选择死亡，实是因年少不谙世事。现下终究明白天良之“愧”了。
在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中，聂赫留朵夫正是由于问心有愧，虽然事实真相永无人知，但他还是凭着良知去拯救由于他早年的一时风流而间接将之推落火坑的女子喀秋莎·玛丝洛娃！
所以，我从《罪与罚》、《复活》等名著当中看到了俄罗斯民族伟大的可贵的自我反省精神。正是基于此，他们民族的作家们知道什么是“问心有愧”。所以，我倍加尊敬俄罗斯民族。在早年求学生涯中当我修习俄国文学史课程时，我只是大略地感到其民族对于伟人、艺术家、作家们的疯狂爱戴和无理由的珍视。现下终究明白了，他们的民众其实是在珍视他们自己固有的良知，是在珍视他们的精神家园！因为一个民族的作家、艺术家就是本民族的投影者啊！他们将民族的镜像投射在文字里流传千古！这当真教我想起了郁达夫的话，“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伟大的人物，而不知道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自然，就想到周公旦，想到王莽，“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恭谦未篡时”；就又想到“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正是因为问心有愧，无颜面见江东父老，所以才会有乌江自刎的壮举，死亦为鬼雄；“及夫中散下狱，神气激扬，浊醪夕引，素琴晨张，秋日萧索，浮云无光”，当嵇康临刑前从容弹奏《广陵散》时，三千太学生为之临风陨泪，当时告密的钟秀面对斯情斯景是否真正做到了问心无愧呢？想到岳飞，当他死于风波亭时，宋高宗和秦桧是丝毫无愧的；想到袁崇焕，当他被凌迟处死时，崇祯皇帝和争相出钱买他身上肉饱啖的首都平民当然也是毫无愧疚的，因为那时还没有亡国。
我又这样写道：
1993年苏丹大饥荒时，素有美国新闻界最高奖称誉的普利策新闻奖“特写性新闻摄影”奖项获得者南非“业余记者”凯文·卡特以新闻专业者的角度按下快门，拍摄了一张苏丹女童即将饿毙跪倒在地的画面，而兀鹰正在女孩後方不远处，虎视眈眈，等候猎食女孩。这张震撼世人的照片，引来诸多批判与质疑。人们纷纷打听小女孩的下落，遗憾的是，卡特也不知道。他拍完照片，赶走兀鹰，看著小女孩离去。
然而，在他获颁一生之中最高荣誉的普利策新闻奖两个月之後，卡特自杀身亡。道德良心上的遣责，是卡特结束生命的原因，艺术家们的死总是显得那么的无奈……
一只秃鹫紧盯着一个赤身裸体的黑人小女孩。就是这张照片，它以最显著的方式表明了人性的倾覆。南非摄影家凯文·卡特仅用一张照片就向我们展示了整个非洲大陆的绝望。当凯文·卡特拍下那非洲的秃鹫静待小孩倒毙后啄食时的令人类触目惊心的纪实场景时，又有多少人问心有愧了呢？然我知道他是真正的问心有愧了，他忍受不了日日夜夜的心灵折磨，于是他选择了以自杀结束生命。
在索马里1984年开始的埃塞俄比亚大饥荒当中，摄影家彼得·特恩利写道：“在成片的临时搭建的窝棚里，挤满了已经对自己的身体和未来完全绝望的人。仿佛他们已经明白，他们的生命也仅仅是临时的。几天才能有一碗稀汤，饮水处几乎变成了粪池，根本没有药品，这一切让难民营里的小孩几乎100％的死亡，年长的也只能挣扎求生。在这里，他们已经将一切可吃的东西全吃光了，包括昆虫，惟一的例外是苍蝇。这里是苍蝇真正的天堂，它们包围了一切：腐烂的尸体，恶臭枯干的活人。你无法躲开它们密不透风的攻击，只能任由它们在嗡嗡声中吞噬你。这就是埃塞俄比亚大饥荒，如果世界另一边的人对此稍有关注，也不至如此；然而，事实上，在我们生活富裕的地方，几乎没有谁报道这些事。”他拍摄到了大饥荒当中的瘦骨嶙峋的黑人小孩身上爬满着密密麻麻的苍蝇，这个小孩已经衰弱得无法移动去寻找食物了，他接近死亡的身体变成了大群苍蝇的食品。当看到以上场景时，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从来不用担心衣食的我们是什么感受呢？
正是因为问心有愧，所以，《魂断蓝桥》里的玛拉才会一缕香魂无断绝，悠悠飘荡于蓝桥！我每每看到玛拉最后的结局时，不禁深沉的哀恸的心情萦绕心头，久久难以排谴。这有足够的理由让我诅咒任何形式的战争！玛拉，你本不必问心有愧的！问心有愧的应该是整个人类才是，因为整个人类都陷入了疯狂当中了，所以整个地球才会卷入战争！因为你成为妓女那不是你的错，根本就不是你的错！一切都是战争的罪过！一切都是反动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罪过！可是，你却问心有愧了！哦！你付出你的生命，以为这就可以一洗你的“问心有愧”了？殊不知这就又造成了你的所爱的人的更大的终身的不幸！
“自古红颜多薄命”，这又哪有地域和阶级的区别呢？就又想到《西西里的美丽传说》，又译作《真爱伴我行》，那是一部意大利人文导演朱塞佩·托纳托雷导演的影片，讲述的是一位美丽的女子的悲剧。那时二战爆发，于是，她的丈夫被墨索里尼的政府拉到前线去充当炮灰了！那时正处于战争状态，后方一夕数惊，兼且物资奇缺，可怜的女子，枯守家中，最终没有食物，随着战争的进行，她丈夫阵亡的消息传来，同时玛莲娜在周围的人嫉妒和欲望下，丧失了工作，当她再也借不到食物的时候，不得不卖淫为生。于是，她每晚领一位或青年或壮年或老年的男人回家，用仅有的肉体换得男人所带来的一些微不足道的食物！男人们用些微的食物换得对那可怜女郎的肆意蹂躏。这时刻那些男人们乐坏了，而女人们则更加嫉妒。战后，玛莲娜被嫉妒的女人殴打并赶出小镇，男人们保持了沉默……悲乎！在此，我很不幸地看到了人性当中最最丑陋的一面——见死不救可以说是你的权利，可是落井下石就是你的卑鄙了……”
这些多年前的文字，倘没有课间之余在北大图书馆每个日日夜夜的“吃书”，跟那么多的古今中外的文学人物的心灵对话却又从何而来呢？
十八、耳濡目染，北大师生缘
在北大求学期间，我先后旁听过北大中文系、哲学系、历史系等院系的课程，也旁听过数以千计的学术讲座。我还先后参加过北大五四文学社等北大的学生社团，因而结识了不少的北大师友。
我从2001年冬开始旁听钱理群教授的《鲁迅研究》课，钱老往往提着一个像买菜的帆布袋子来北大讲坛上讲课，几十年如一日。那时候每次在钱老的课堂上旁听的场景，我在很多年以后依然久久难以忘怀。
在2002年夏，具体日期忘记了，忽而有一日，在北大老旧的像火柴盒式的三教楼里，在他的课堂上，课前学生们送花给他，我暗暗纳闷，那节课，钱老师讲课非常激情澎湃，很低沉的声音，手上拿着老花镜，变戏法似的，一会儿拿起来戴上，一会儿又拿在手上，一边挥舞着老花镜，一边在慷慨激昂地讲鲁迅，讲到“沉潜十年”，说到做学问要坐得住冷板凳，钱老说，“学生在学习上，必须要沉潜下来，‘沉’就是沉静下来，‘潜’就是潜入进去，潜到最深处，潜入生命的最深处、学术的最深处。要沉潜，就是说不要被一时一地的东西诱惑。不要受到种种诱惑，图一时之利，放弃了长远的追求。”这个“沉潜十年”词汇，我记忆犹新。待到两节课讲完，全体学生起立鼓掌，然后钱老说，“这是我在北大讲台上的最后一课”，一个女生大哭着送上一束鲜花给讲台上的钱老，而钱老显然也很激动，这样的场景深深镌刻在了我的心头，随着岁月的流逝，记忆反而愈加鲜明，呵，这就是我敬爱的“钱老”！
北大醉侠孔庆东曾在他的文中这样描绘钱老，“当着导师的面，自然是叫钱老师。但背后，还是觉得叫‘老钱’过瘾。老钱在世上混了五十个年头了，还没有混到一块法定的私人居住空间，可他还是一天到晚弥勒佛似的教导我们如何做学问。我有时便不免发一点鲁智深式的腹诽：今日也要做学问，明日也要做学问，冷了弟兄们的心……”这句“老钱在世上混了五十个年头了，还没有混到一块法定的私人居住空间”曾几何时风靡整个中学语文教育界，我就记得我的中学语文老师便曾小心翼翼地捧着这篇文章，很是引以为知音地念过这句话，以作为中文专业的教育工作者微薄的物质待遇的一个见证。
在2002年和2003年期间，我跟钱老有过几次两人合影，一次是在北大理教117教室的讲台上，另外一次是夜晚在北大东门前，惜乎后来因了在北京海淀频繁的倒换住所时散落了，钱老总是非常慈爱的鼓励我好好学习，争取在文学上取得成绩，这些八九年前的细节依然在我的心头久久停驻，经过近十年的沉潜，慢慢地发了酵，化作现在的文字。
不知钱老现在晚年过得如何，那时候他退休以后，非常关注中学语文教育问题，并曾为之付出过非常大的心血。直到六七年以后，在2008年左右，我以二十五六岁之身，孤独地在井冈山区的一个叫做遂川二中的中学复读参加高考的时候，在当时，看到了新课标的语文课本，并且还上了这样的语文课，看到钱理群、曹文轩教授等的心血，倾注在了中学语文课本上，看到了北大中文系教研所编撰的中学语文教科书，我往往兴奋莫名，有着一种灵魂上的归属感，我的眼，是燕园教我睁的，我的心，我的灵，都在北大，在那一泓未名湖的清水里，微微地荡漾，许秋汉的歌声总在我的脑中响起，“未名湖是个海洋，诗人都藏在水底。灵魂们都是一条鱼，也会从水面跃起”……
在高考的那些艰难的岁月里，我每天小心翼翼地捧着新课标的教科书，学习着它，那时候，回想往事，想到在钱老的课堂上旁听的场景，还有曹文轩教授的提携帮助，往往情难自已，热血澎湃，在一望无垠的文化上贫瘠的沙漠里，我孤身一人，荷书独彷徨，在孤独寂寞的身心里倾注着“望帝春心托杜鹃”般深广的忧愤，因了那时候自己二十五年以来从来都是身处逆境，从来没有过几天安逸的日子，东奔西走，仿如难驻之浪萍，飘荡在了祖国的江山湖海，惯见秋月春风，一杯浊酒家万里，学业未成，归无计。人不寐，慈母白发学子泪……而这个时候，支撑我一直走下去的，往往便是钱老多年前的一些教诲，多年前在他的课堂上旁听所得到的精神的鼓励，钱老说，“我正要学习鲁迅，掮住黑暗的闸门，放你们年轻人走向一条光明的道路，而黑暗属于我……”这样的话语，莫不让我在最灰心沮丧的时候获得重新振奋的力量。
钱老曾在他的课堂上谈到他在贵州一呆就是十八年，还谈到他在文革时期独自出走躲避红卫兵、造反派们的迫害，从贵州赶到北京来的场景……钱老是经历过很多的大风大浪、风风雨雨的人了，但望钱老有一个安逸幸福的晚年……
正如另外的一件往事，同样让我终身难忘：北大中文系教授张鸣老先生每次都把我当成北大正式学生，记得有次在燕南食堂门口，他跨上一步台阶，脚还没有落地，便回过头来问我，你是哪个专业的？我说我是一个从江西革命老区跑来北大旁听的，他便很是鼓励我一番，激励我好好学习，要学有所成。后来好几次都在下课后又把我当成北大中文系的学生了，问我是古文献还是文学专业，让我很是感到张老先生的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直到后来有一次，在老旧的四教楼一个教室讲课。我在他的课上，小灵通不争气地响起来了，一看是闹钟，我赶忙关了；然而，引得张老先生针对这个上课手机响的问题，几乎足足讲了一节课。让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下去，可是，水泥地面没有缝隙，我只好蔫着听张老先生在针对我一个人浪费全体听课学生的时间，这件事情留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每当我想起来，都能够教我汗流浃背，知耻而后勇，这么多年以来，凡是做什么事情都兢兢业业、全力以赴，注意自己做人的素质，不敢给其他人带来妨碍，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和差错……
十九、从此痴醉，未名栖居客
后来，到得2002年底，照例是农历的春节，再之后便是2003年来临了，就在春节之交，由于偶然碰见一位同样漂在北大的仁兄，他说起换了住所，搬到北大西门外挂甲屯的事，原来的住所冬天没有暖气，然后他指给我看那间未名湖北岸的一间平房，毗邻林毅夫主办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那古色古香的建筑，原来是房东违规搭建的一间类似储物室的小间，就在朗润园175号，抬头便可以很近距离地看到季羡林老先生的那栋13号住宅楼。
那时候，我很兴奋，于是在他的指点下找到房东，谈妥后的月租金两百块钱，这在偌大的北京城，寸土寸金的北大校园，已可算是最低的房租了。于是，我很快便搬到那里去，而正好原先的房子租期也已到了。从此，很长一段时期内，很少再因为租房的事而发愁了。这一片平房后来在2006年左右拆除了，到得2010年春节我还带着怀旧情绪特意到旧址去看了，代之而起的，是好几栋古色古香的建筑，据说是北大某个系的研究所……
我为我的这个未名湖畔的小屋取了个名字，唤作“朗润奇才斋”，于是自封作朗润奇才，自诩为精神贵族，“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遂览天下文章，听大师高论，闪思想火花。在这里，“激扬青春，指点湖塔，粪土当年县太爷。”最激进的思想、最愤怒的青年，于是常以“愤青”自居，忘怀个人得失，常炼文笔以自娱，颇示己志。一摞摞的读书笔记、写作日志，一摞摞的废弃稿纸就那样产生了，因为那时系二十一世纪初期，我不可能拥有个人电脑，而且整个社会也没有普及。
到得后来，忽忽然间，我的文章得以在拥有百年悠久办报历史的《大公报》上发表，于是喜不自禁，领了一笔小钱。后来查了一下历史，一看，原来沈从文、丁玲等很多北大旁听前辈们早已在二三十年代就干了这样的小事，便有些微微的沮丧，同时也慨叹因缘际会，《大公报》对那些处于困境的文学青年们的赏识，北大旁听生们跟《大公报》结下的不解情缘。
对于这段青年时期的求学生涯，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伴随著湖光塔影，终日徜徉在北大图书馆的知识的海洋里，终日上著各种各样的名家大师的课程，那实在是我一生当中最富有朝气和最具幸福感的求学岁月。”
“那时住在未名湖畔的德才均备斋旁的某个简陋的宿舍，而我所一直感到荣幸的是我的住处距季羡林老先生的住所只有几百步之遥。我时常在夕阳西下的万道霞光当中看到季老在门前的荷塘边散步，旁边是季老的那只已经载入各种各样的文章和书册的大白猫。”
“我的宿舍布置很简单，只有一床一桌，剩下的就全是我所就学的相关专业的哲学、文学、历史类专业书籍了。我的那种终日钻研学问，‘朝闻道，夕死可矣’、‘曾不知老之将至’的精神境界，委实是有些‘锲而不舍’了；晚上累了便步至门外的未名湖畔一直傍著湖边的圆如满月的散发著浪漫醉人气息的路灯散步到夜半，绕著湖畔一边散步一边沉浸在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和彻悟当中，所学所得，委实是‘得之心而寓之于言’了。”
“在这个湖畔，有着一直为学术界所津津乐道的朱光潜先生的‘美学散步’，有着一群文化老人提著扫帚般大的毛笔在湖畔的水泥地面上对月留字的豪情盛概，有着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无数伟人和名人曾经留下过的足迹……然而，那时的清贫和终年累月地处于饥饿的生存状态，精神常常处于挣扎的情状，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我的身心健康。至于在大脑方面的损害最明显的是患了神经衰弱症，间歇性的、难以捉摸的抑郁症。”
“那就是我的北大求学时期，除了得到北大中文系的曹文轩教授、钱理群先生、素有北大醉侠之称的孔庆东老师、讲授唐宋诗词的张鸣老先生等诸多大家名家的悉心指导和关爱之外，我还可以非常自由地出入于北大图书馆和教室，我想，那对于我在文学方面的求学确实是起到了非常良好的引导、促进作用。”
这些很多年前的记述基本能够勾勒出我那个时期求学生涯的状貌。
（未完待续……）
（北大旁听生郑球洋初稿于九江鹤问湖2010年10月17日，改定于北大燕南园2011年5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