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久思文存》特刊历史老人——郑超麟
郑超麟，资历最深的中国“托派”，曾担任中国“托派”的中央委员兼“托派”中央宣传部长。
他一生坎坷，曾概括自己的苦难说：“在国民党的眼里，我是共产党，所以我坐了七年国民党的监狱；在共产党的眼里，我是托派，所以我坐了二十七年共产党的监狱。”大型文献电视纪录片《邓小平》第一集里，他曾三度出现。他操着带有浓重福建口音的普通话，回忆着邓小平。
郑超麟比邓小平年长三岁，年轻时赴法留学，曾与邓小平同住一室。此后，他与邓小平有过许多交往。正因为这样，他是邓小平早年革命活动不可多得的健在的见证人。郑超麟先生引起广泛注意，最初是在邓小平的女儿毛毛所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出版时。毛毛来沪曾访问了郑超麟，请他回忆当年与邓小平一起在法国留学的情景。后来，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多次提及了郑超麟。对于郑超麟来说，这是非同寻常的。因为他是一个特殊的人物。他曾被“冷冻”了多年。虽然他任上海市政协委员，但他几乎不为记者、作家的笔所触及。郑超麟是个“深巷家居鲜客尘”的历史老人。郑超麟如此特殊，原因便在于他是中国“托派”领袖人物。过去，“托派”在中国是等同于“反革命”。人们像躲避瘟疫一样，对“托派”退避三舍。
他曾是上海市政协委员(1988年离任)，每月有工资，生活是安定的。他的住房共两间，二十四平方米，在上海已算不错的了。本来他独自鳏居，考虑到他年迈体衰，1984年，政府同意把他的侄孙女郑晓方的户口从福建迁入上海。他患有冠心病，双膝患关节炎。虽然老态龙钟，然而思路敏捷，记忆力甚强，几十年前的事能记清发生在某年某月某日，随口而谈，不用查阅资料。
他因白内障日重，视力差，看书时要摘去眼镜，鼻尖几乎挨着书本。但他仍每日读书，笔耕不辍。由于视力差，伏案劳神，他采取了与众不同的写作方式：把稿纸夹在一块木板上，拿在手中写作。他写下几十万字的回忆文章，其中回忆的有陈独秀、瞿秋白、茅盾、尹宽等。他谈锋甚健，阅历丰富，早年与中共领袖人物有过许多交往，所以是难得的“活党史”。他曾是中共早期活动家1922年6月18日早晨，十八个中国青年陆续来到法国巴黎西北郊外的布洛宜森林，举行秘密会议——“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
二十一岁的郑超麟，当时在法国蒙达尔勤工俭学。蒙达尔离巴黎不算太远，坐火车三小时便可到达。蒙达尔有许多中国学生。郑超麟和李维汉、尹宽作为蒙达尔的代表，来到了布洛宜森林。在那里，郑超麟结识了一个穿黄色大衣的人——周恩来。主持会议的是赵世炎。出席会议的还有王若飞、陈延年等。他们每人拿了一把铁折椅，在林中空地上围坐成一圈儿。会议十分热烈。郑超麟还记得，当时周恩来主张用“少年共产团”为名，不同意“少年共产党”，因为“一国不能有两个共产党”。但是许多人认为“少年共产党”有“少年”两字，即表明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周恩来提出入党要举行宣誓仪式。许多人不知宣誓是什么意思，也引起热烈的讨论。
郑超麟是在1919年12月初到达法国的。在赴法的轮船上，一位中国同学在看《新青年》杂志，他借来看后，对革命产生了兴趣。到了法国以后，他读了法文版《共产党宣言》以及《人道报》、《光明》杂志，渐渐懂得了马克思主义。这样，他出席了“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那时，他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
郑超麟1901年4月15日(即光绪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七)出生于福建省漳平县农村，郑家是世代大地主，但到他父亲这一辈家运已衰落。父亲是秀才，母亲也知书识字。兄弟四人，他为长。1914年小学毕业。1919年旧制中学毕业时，正遇陈炯明(当时任援闽粤军总司令)来福建招考留法学生，每县两名，半官费(即每年费用六百大洋，官方给三百)。他考取了。先到广州学法语。几个月后，从香港坐船赴法。
他在蒙达尔郊区的于山孙橡胶厂勤工俭学。这家工厂在运河岸边，生产套鞋、胶鞋、自行车轮胎之类橡胶制品。那里，有二十多个中国学生，一起住在一间木棚宿舍。后来，来了一位四川口音的学生叫邓希贤，也住在那里。邓希贤即邓小平。
李维汉用“罗迈”，王若飞用“雷音”，赵世炎用“乐生”，郑超麟用“丝连”。郑超麟记得，周恩来的笔名为“伍豪”，此名缘于周恩来在天津“觉悟社”的社员编号——五号，谐音为“伍豪”；刘清扬的笔名是“念吾”，是其编号二十五的谐音。1923年2月中旬，郑超麟在巴黎西郊出席了“少年共产党”的临时代表大会。这年3月18日，郑超麟和赵世炎、王若飞等十二人赴苏联学习。周恩来同行。郑超麟来到莫斯科，在东方大学学习。
1924年春，郑超麟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旅莫(莫斯科)党支部举行郑超麟入党仪式时，李大钊出席了会议。这样，郑超麟便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家之一。
郑超麟于1924年7月下旬离开莫斯科，途经海参崴，坐船回国。9月下旬到达上海，担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委员。1925年1月中旬，中共四大在沪召开，郑超麟为大会作记录。7月，中共上海地委改组为上海区委，郑超麟为中共上海区委的七个委员之一，负责宣传工作。他还担任了上海大学教授。1926年4月，沈雁冰(茅盾)担任了中共上海区委委员，负责民校工作。他与沈雁冰有所交往。1927年2月中旬，上海工人举行第二次暴动。指挥部设在辣菲德路的启迪中学。“瞿秋白坐镇那里，我也日夜在那里值班。举事那天夜里，周恩来也在楼下听取各方面的汇报。”“第二次暴动失败后，中央和区委召集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准备第三次暴动。”郑超麟担任了“特别宣委”。特别委员会由中央局的陈延年、李立三、伍廷康和原在上海的赵世炎、周恩来组成。3月下旬，上海工人举行波澜壮阔的第三次武装起义，占领了上海城。郑超麟忙于“采访新闻，起草传单”。
4月12日，晴朗的上海突然乌云密布，蒋介石发动了血腥的反革命政变。4月27日，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郑超麟作为“发言权代表”出席了“五大”。会后，他出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
这年8月1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揭开了历史新的一页——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郑超麟出席了会议。会后，郑超麟复回中共中央工作，来到上海，主编《布尔塞维克》杂志。
1928年夏，郑超麟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前往福建整理党务。1929年3月18日下午，他在上海家中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四十多天后出狱。6月，他参加了“托派”。年底，他被中国共产党开除党籍。从此，他由马克思主义者，转为托洛茨基主义者，与中国共产党分道扬镳。
托洛茨基反对派，本是苏联共产党内的一个派别，始于1923年，首领为托洛茨基(1879—1940)。他曾为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十月革命后，曾任外交人民委员、陆海军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在列宁病重、逝世后，托洛茨基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与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产生严重的分歧。1927年，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1929年被驱逐出境。1932年被开除苏联国籍。
由于托洛茨基与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产生尖锐分歧，便对中国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国大革命失败，关于中国革命的路线之争愈加激烈。托洛茨基指责共产国际当时让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路线，并认为这是导致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1928年6月、10月，托洛茨基写了《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瞻》、《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就中国革命发表了一系列意见，批评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在他的影响下，中国出现了托派分子。
他读了托洛茨基的文章，与其说一拍即合，倒不如说他原先就与千里之外的托洛茨基不谋而合。郑超麟忆及自己读到托洛茨基的文章，那是1929年他出狱不久。“一天，尹宽跑了来，拿出几篇油印的文章给我看，说是托洛茨基写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他说，有个青年同志名王平一，山东人，是在山东工作时认识的，不久之前从莫斯科回来，找到了他，拿这些文章给他看。他看了，现在拿给我们看……当时，陈独秀住在老靶子路(今名武进路)，在北四川路西边，离我们很远，但他几乎每日来看我们。托洛茨基的文章，是尹宽拿到彭、汪家（即彭述之、汪泽楷家）去的，陈独秀也看到了。”后来，他们把托洛茨基的文章铅印成一本集子，“名为《中国革命问题》，陈独秀拿出印刷费，由王平一等人送去排印”。他们花了几个星期，讨论托洛茨基的文章。“这几个星期的思想斗争，是一件大事。对于我个人来说是大事，对于我们陈独秀派和陈独秀本人来说也是大事。”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1927年中共的“八七会议”撤销了他的总书记职务。他和他的支持者形成“陈独秀派”。“从‘八七会议’起，中国共产党内已经形成‘陈独秀派’了。陈独秀本人最后也接受了托洛茨基的主张，虽然不是完全没有保留的。”就在此时——1929年6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二中全会敏锐地觉察到托派在中国的活动，在决议中指出托派“近已侵入中国党内”，“党必须坚决地予以制裁”。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和组织部长周恩来，一起到陈独秀家进行规劝。8月18日，共产国际代表又和中共中央代表一起规劝陈独秀。陈独秀运用自己过去的影响，于9月下旬组织小派别反对中共中央。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直属支部干事会上，作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及其前途》的报告。
由于陈独秀坚持托派立场，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9年11月15日通过决议，开除陈独秀的党籍。陈独秀在被开除党籍后的一个月——12月15日和刘仁静、彭述之等八十一人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郑超麟也是签名者之一。从此，他与中国共产党彻底决裂，完全站到陈独秀的阵营之中，成为中国托派的一员干将。
在中国托派之中，存在过“正统派”与“非正统派”之纷争。所谓“正统派”，以史唐为首。史唐在苏联留学期间，就跟苏联托派取得直接联系，并在1927年十月革命节参加了苏联托派的反斯大林游行。不久，他被遣送回国，于1928年年初在上海成立中国第一个托派小组，出版机关报《我们的话》，称“我们的话派”。他们因为与苏联托派有着直接的联系，所以自视“正统”。“陈独秀派”从中共中分裂出来，曾要求加入“我们的话派”。但“正统派”以为陈独秀乃“老机会主义”，只不过是“投机”来了，故加以拒绝。于是，“陈独秀派”不能成“正统”，便自成一派，出版机关报《无产者》，称“无产者派”。郑超麟属于这一派。在“正统派”中，刘仁静是一个大头目。他在1929年从莫斯科回中国时，特地到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会见托洛茨基。回国后，带来托洛茨基起草的关于中国托派的纲领。刘仁静不同意“我们的话派”拒“陈独秀派”于托派门外的做法，于是又自成一派，出版机关报《十月》，称“十月派”。
这四个托派组织，到了1931年，成员大致如下：“我们的话派”一百二十人，“陈独秀派”一百人，“十月派”五十人，“战斗派”三十人。四派总共三百多人。“陈独秀派”被逐出共产党，到了托派中却又被视为“非正统”！可是他们又反过来瞧不起“正统派”，以为“那些从莫斯科新回国的学生没有革命经验，我们才有革命经验”。论资历，那些“正统”的青年托派当然无法跟“陈独秀派”相比。
托洛茨基来信了。据郑超麟回忆，信的大意是：“我看到了你们各派的主张，认为并没有什么原则上的分歧，那么为什么要分成几个组织呢？”于是，中国托派的四个组织，终于酝酿“大联合”。经过多次的谈判乃至争吵，在1931年5月1日至5月3日总算召开了“统一大会”，选举七名中央委员，郑超麟当选了。陈独秀为总书记，郑超麟为宣传部长。统一后的中国托派组织，称“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称“列宁主义者左翼反对派”、“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派”)。郑超麟一跃成为托派中央委员兼宣传部长，而彭述之仅为候补委员，尹宽连大会代表都未当上。郑超麟说及其中的原因，“一次在彭述之家里，陈独秀评论干部，曾说：‘郑超麟这个人没有领袖欲。’他这话隐含着另一种意思，即说别的人积极努力，也是想当领袖的。尹宽敏感，听出了这个意思，便回答说：‘郑超麟不是没有领袖欲，而是对革命不负责任。’那日谈话，我不在场，是尹宽事后到我家里来告诉我的。我不积极，不努力，究竟是没有‘领袖欲’，还是‘对革命不负责任’——直至今天我自己也还弄不清楚……陈独秀不愿在统一的组织中再同彭述之合作，因之不愿彭述之当选为大会代表。但在陈独秀派中倒有不少的人拥护彭述之，这些人同时也反对尹宽。不让彭述之当代表，就不让尹宽当代表。代表选举是陈独秀和何资深布置的。他们把我这个一向退后的、‘没有领袖欲的’或‘对革命不负责任的’人拉出来当代表，也就是准备(让)我加入统一组织的领导机关。”
托派们花费了莫大的气力统一了组织，好不容易选出了中央委员，不料，在统一大会开过后还不到三个星期，国民党一举逮捕了七名托派中央委员中的五名，还逮捕了一批托派骨干。在国民党看来，托派也是共产党，同样要加以消灭。
总书记陈独秀虽然幸免，并想重整托派旗鼓，但到了1932年也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在南京。
郑超麟是在上海租界被捕的，被引渡到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他被国民党法院判处十五年徒刑。1931年11月，押往上海漕河泾模范监狱。虽然“模范监狱”名声挺好，其实如同地狱。与郑超麟同时被捕的托派中央委员陈亦谋、候补委员宋敬修，先后病死于国民党的监狱。“尹宽生了一场大病，眼见就要死的，监狱当局才许可他保外就医。”1935年，刘仁静在北平被捕，被押往南京。郑超麟回忆说：“刘仁静立即投降，未曾判刑，送去反省院反省半年……我关在南京军人监狱时，那里有个印刷厂，反省院的刊物也在那里印刷。我有机会看到一二期刊物，其中有犯人写的文章。我看了刘仁静的文章，也看了彭康的文章，都觉得很可耻。”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了。国民党迫于形势，释放一部分政治犯。共产党犯人获释，托派犯人也获释。8月，陈独秀、郑超麟获释。
那是在抗日战争末期，郑超麟本以译稿为生，由于译稿在当时无出路，他的生活变得无着落，而儿子正病重，急需一笔钱。这时，一家出版社得知他政治阅历甚为丰富，便约他写回忆录，愿预付一笔稿费，要他在1944年下半年完成。他答应了，以《二十年代》为回忆录的书名，着重写自己20年代的政治生涯。他计划写十二章。从1944年下半年动笔，到了1945年，已写了十章，共二十万字。后因儿子病逝，他悲恸不已，终止了回忆录的写作。
后来，这部回忆录未能付梓。他曾请人抄写了一份。1952年，当他在上海被捕时，回忆录的两份手稿也被抄走。他本以为这部书稿从此再无重见天日的希望。
1979年，当他恢复自由之后，收到北京友人来信，告知他的回忆录手稿保存在近代史研究所里。当时，他真是喜出望外。据告，他的回忆录的一份手稿，曾由上海市公安局送北京公安部。“文革”中，曾被装入麻袋，作为废纸送造纸厂。幸遇一位有心人，从十几麻袋的“废纸”中留下两麻袋，郑超麟的回忆录手稿就这样被留了下来。1980年，北京一家出版社派了一位女编辑来沪，与郑超麟先生商议出版回忆录事宜，又一次使他欣喜万分。那位编辑充分肯定了他的回忆录的史料价值，但因其中一章《恋爱与政治》涉及许多领导人的私生活，建议他删去，他同意了；另外，建议他补写因儿子去世而未写的两章。然而，他再也无法补写四十年前的旧作了，于是便写了《陈独秀与托派》一文，补入书中。书名改为《郑超麟回忆录》。他的记忆力强，又擅长用文字表达，况且所写的是他亲身的经历，材料翔实、丰富，所以他的回忆录成了研究中共早期党史以及中国托派兴衰史的颇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的处境得到明显改善，心情舒畅。他注意到《中国社会科学》杂志1985年第五期一篇长文对陈独秀一生的是非功过所作的比过去恰当的分析、评价。他也注意到《世界历史》杂志1985年第七期发表该刊主编朱庭光为即将出版的《托洛茨基评传》所写的长篇《序言》。他仔细阅读了中共党史专家廖盖隆新近发表的一些文章。他还注意到西班牙共产党书记关于托洛茨基问题的新著以及苏共近年来为托洛茨基恢复名誉的一系列文章。他一口气提到了国内外关于托洛茨基主义的一系列文章。在郑超麟晚年，他的一部书稿曾送邓小平看过。此事鲜为人知。
1998年8月1日清早4时29分，郑超麟先生驾鹤西去。郑超麟先生一生坎坷。他曾用一句话概括自己的苦难：“在国民党的眼里，我是共产党，所以我坐了七年国民党的监狱；在共产党的眼里，我是托派，所以我坐了二十七年共产党的监狱。”
就在他去世前夕，他还以九十七岁的病躯，写完一部新著，他还写出法国纪德所著《从苏联归来》的《新译者序》（20世纪30年代他在国民党监狱中曾译过这本书）。他的许多手稿，至今尚未得以刊印，相信日后总会有一天出现在书店的书架上。1998年1月7日，他因胃出血住院时查出患晚期肝癌。到了5月初，郑超麟开始感到疼痛。先是腰的两边痛，后来发展到胸部，痛得半夜睡不着觉。他意识到自己得了重病。他加快写作进度，在5月20日把最后一部书稿全部完成。翌日住进了医院。
这时，他的癌细胞已经严重扩散，而他自己并不知道。在医院住了半个多月，他觉得病痛轻了些，就坚决要求出院。6月9日，他出院了。7月20日晚，中央电视台将播放文献纪录片《共产党宣言》，片中有他的镜头。他正惦记着在晚上看这电视片，却不慎在中午跌了一跤，到附近医院缝了六针。回家之后，他的头脑还清楚。到了晚上6时，他昏迷，被急送仁济医院，医生开出了病危通知。
从此他在昏迷中度过最后的十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