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怀念敬爱的张邦英伯伯
老郑2010.07.15.
2010年7月13日晚上，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播出了张邦英伯伯去世的消息。我知道，就在我看这条新闻的同时，我的年近90岁高龄的父亲在距深圳3000公里之外的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市也一定坐在电视机前看着这个报道。而且，父亲一定难过的流泪了。
翻开中国革命的史册，我们看到的张邦英无疑是一位功绩卓著的老前辈。在漫长的革命历程中，只要看看张邦英曾历任过的部分重要职务，我们便可知道他的一生是不平凡的，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伟大的一生！
张邦英年轻的时候张邦英1927年参加革命，1933年任红二十六军第三团第二连政治指导员；他是中共陕甘宁边区的创始人之一，1934-1935年任陕甘边南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政治委员；1943年1月至1944年9月任延安卫戍区政治委员；1943年2月起任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五九旅政治委员；1942年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第二（绥德）军分区政治委员...1949年5月至9月任陕南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50年11月至1954年12月调任中共新疆分局第三书记；1953年1月至1954年12月任西北行政委员会委员。1954年3月至12月调任中共西北局农村工作部部长，7月至12月任中共西北局组织部部长...1978年5月至1982年3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副部长、党组成员。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三、第四、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共八大代表。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特邀代表。
张邦英伯伯是父亲的老首长，当年父亲随张邦英伯伯南征北战，曾作为他的文字秘书在一起工作了7年---从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到西北分局，父亲一直在张伯伯的身边。在漫长的岁月里，父亲与张伯伯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张伯伯对父亲在工作上严格要求，耐心指导，在生活上倍加关心。
在父亲已出版的回忆录《六十春秋话经历》第四篇：“在新疆与西北局的经历”里，父亲专门写到了与张邦英在一起工作时的详情：“在新疆工作期间，一开始就担任张邦英的秘书，主要是管理文件，为张邦英起草讲话、工作报告和纪念文章等。在我负责秘书处工作后，虽调来专职秘书，但写作任务仍由我负责，下乡检查工作亦由我陪同。”
父亲在《张邦英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之二》中写道：“在我给张邦英担任秘书工作期间，他的许多好思想，好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时刻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充分体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我为他起草的文稿，他都做认真的修改，从他改动之处，我悟出了许多深刻的道理……他平易近人，从不摆架子。他对待警卫人员也如同一般的同志关系一样，并且很关心他们的生活困难与成长。”
虽然父亲后来从西北局调到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离开了张邦英伯伯，但他们之间的个人友情始终如一，即便是在文化大革命的腥风血雨中都从来没有中断联系。在文革最黑暗的时候，父亲被关进“牛棚”，张伯伯也受到迫害，可他们之间仍然通过一些特别渠道互致问候，相互鼓励。
文革后期，我在内蒙古建设兵团工作期间，去北京出差时父亲安排我去看望张邦英伯伯。张伯伯是那样的和蔼可亲，看到我来了，将我亲切地介绍给全家人，并告诉家人：“这是郑广智的儿子，知道吧，广智同志给我当了7年的秘书啊！”张伯伯安排我住在他家四合院的东厢房里，（张伯伯的住宅原先驻有一个警卫班，文革时撤掉了）我还清除地记得，那天吃过晚饭后，张伯伯来到我的房间，满面笑容地对我说：“运新，你的爸爸是个好人啊，他文化水平高，文章写得好啊。这么多年来，他工作努力，非常能干，在新疆工作时，为了赶写出工作报告、讲话稿和起草修改文件，常常是通宵加班地工作啊，我很感动！你爸爸现在身体好吧，我很想念他，知道他在运动中挨整受苦了，你回去后要代我问候你的爸爸和妈妈！”张伯伯还问了我的工作情况，告诉我，在北京需要什么尽管和他说，一定不要客气。
70年代初我去北京看望张邦英伯伯时住过的张伯伯的四合院
（据说这个四合院是当年特务头子戴笠住过的地方，算是“名居”了吧！）
我的父亲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也从来不曾忘记他的老首长，每次去北京开会或出差，都不忘带上内蒙古的特产，去看望张伯伯和他的家人，张邦英伯伯也一样托人捎带北京特产给我们。当父亲知道张伯伯在文革中也受到严重的迫害时（受高、饶事件牵连），父亲非常愤怒，几次对我们几个孩子说：“你张伯伯1927年就参加了革命，出生入死几十年，我和他一起工作的7年里，亲眼所见他为了革命事业从来不顾个人安危，不计较个人得失，勤勤恳恳，忠诚地为党和人民的利益努力工作。如果你张伯伯都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了，那我们的党里还有几个好人呢？！”父亲还冒着危险给张伯伯写信，对他的处境表示关切并希望张伯伯一定要保重身体。
文革结束后，父亲几乎每年都要到北京看望张邦英伯伯。他们多次促膝长谈，回顾在过去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里那些让人难忘的共同经历。
2006年4月，在父亲84岁高龄的时候，父亲还亲自到北京看望了已经在病中的张邦英伯伯，并一起合影留念。
2006年4月，84岁高龄的父亲由我姐姐陪同前往北京看望病中的张邦英伯伯
（姐姐摄影）
晚年的张邦英伯伯一直坚持读书学习，坚持写作，关心国家大事，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对党内和官员的腐败深恶痛绝。
张邦英著作：前几年回内蒙古看望父母的时候，我在父亲的书柜里看到了张邦英伯伯亲笔题字签名送给父亲的新书《片段回忆》，那一夜，我细细地翻阅，读了许多重要的章节，从中了解到张伯伯革命生涯中诸多鲜为人知的经历和历史事件。
张邦英伯伯走了---在100岁高龄的时候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甚至不敢给年近90高龄的父亲打电话，我知道父亲的心里一定非常难过，我担心在这个时候，任何的问询都会引起老人更多的回忆和更多的难过。就让我的这篇纪念文章给张邦英伯伯送上我们沉痛的悼念和永远的怀念吧！
敬爱的张邦英伯伯，一路走好！我们永远怀念您！
附录一：张邦英的青少年时代：
张邦英，小名考生，字杰丞，化名常方一。1910年5月出生在陕西耀县城北五里、三面环沟的孙源乡泥阳堡村（晋朝时县城所在地）一个农民家庭。
张邦英的祖父为贫农，父辈兄弟四人，父亲张继周排行第三，都是忠厚、耿直、勤劳俭朴的农民。母亲、伯叔母也都是些“三从四德”、能织会纺和勤俭持家的劳动妇女。全家男女老少、兄弟姊妹20多口人，有全县每人平均的六亩旱地和够用的耕畜、农具。大伯父、伯母去世较早，全家在二伯父的严加管理下，男耕女织，克勤克俭，主要在农业生产上下功夫，而且常利用农闲季节在附近地区跑驮运，增加点收入。并在四叔父伙同别人开的一个杂货铺的补助下，还盖了一院勉强能住的房子，日子过得还算不错。然而，在当时旧政府沉重的苛捐杂税和兵匪浩劫下，困难重重，累遭不幸。每年打的粮食，有点收人，多半都交了派粮、派款，纳了税。村里登门催要粮款的乡约、衙役随时可见，家中多次被兵匪抢劫。在他7、8岁的时候，有支卢占魁的骑兵部队进驻村里，在他家好多天。不仅要好吃喝、供草供料，而且还对其父进行吊打，逼索钱财。无奈，只好将家中妇女暗藏的、仅有的一点走亲戚穿的衣服、戴的手饰交出来，才免遭杀身之祸。另外有两次，父亲在冬季外出跑驮运时，被土匪连牲畜带东西一起抢去，空手而归。往往被生活压得气都喘不过来，经常处于户大家虚，仅可得以温饱的境地。每逢荒年也得吃糠咽菜，忍饥受饿。
张邦英3岁丧母，很早就失去了母爱。在伯叔母等家人的照料下，从小一边劳动，一边读书。由于家境的关系。也不得不同其它伯叔兄弟一起，帮助家里做各种能做的农活，没有少出力、少流汗。严寒季节，也得凭着一身空心棉衣，去野外整地、积肥、搞柴火，常常早出晚归。至于在家纹水、垫圈、割草、喂牲畜，则成为日常的家务劳动，与大人们一样，很少休息。
祖父在世时，因家境贫寒，从未念过书。父辈儿人中除四叔父念了几天书、认些字外，都是一字不识的白丁。当时，由于受到旧社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思想影响，家里希望有个读书人，既可以荣宗耀祖、给家撑“门面”，又可不受人欺负。因而家里尽很大力量供他和几个伯叔兄弟上学他从小勤奋劳动，也刻苦学习。在一起学习的几个伯叔兄弟中，唯他学习的好。深受家人的喜欢。故其它几个兄弟在读了几年小学后，就去务农了。只有他从7岁起上学，读完本村初小，又上了县立一高，以后还考入了中学。而他也未辜负家人的期望，总是省吃俭用，用心读书，取得了好成绩。
张邦英所处的环境，以及繁重的家务劳动，殷切的求知欲望，加之父辈们勤劳、耿直性格的熏陶和严格的家庭教育。磨炼了他坚韧、刚强的意志。
这时统治国家的清政府虽然已被推翻，建立了中华民国，而政治依然腐败。帝国主义列强采取各种手段对我国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侵略。封建军阀连年混乱、争权夺利、鱼肉百姓。张邦英不仅目睹了自己家的处境，而且也目睹了人民大众在当地军阀蹂躏、政府繁重的苛捐杂税的压榨下，十室九空，不得安居乐业。而那些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城市贫民，在官商、土豪劣绅的高租、高利贷的盘剥下，常常食不得饱、衣不得暖，生活极度困难。一遇劫年，则接借无门，更加苦不堪言。当地的老百姓有这样一句话：“借着吃，打着还，跟着碌碡过个年。”有的不得不外出逃荒要饭，卖儿卖女，闹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人民生活经常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另从有些人的言谈中得知，帝国主义列强随意将他们的军舰月开到我国的昊淞口、武汉等地进行威胁。北京东交民巷为外国人的租界，其巡捕不准中国人通行。上海外国人的租界、黄埔公园门口的牌子上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侮辱中国人、欺负、打伤中国人的事常常发生。
以上各种情景，在张邦英幼小的心灵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使他不满社会现状。并在一些爱国仁人志士的感召和反帝、反封建的“五四”学生运动的影响下，萌发了他发奋向上与救国救民之心。
附录二：张邦英生平简介：
张邦英伯伯遗像张邦英，陕西省耀县孙塬乡泥阳堡村人。曾化名常方一。中共七大正式代表。出身农民家庭。7岁上小学。1925年考入西安陕西民立中学。1926年秋主动参加农民代表和少数进步青年的会议，会后到乡下向农民宣传抗粮、抗款、抗税、抗捐和反对军阀。1927年开始接受马列主义，参加学生运动。同年初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8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1月任民立中学党支部书记。1928年5月任党特支书记。承担并完成上级交给的传递党内文件到渭华起义前线的秘密交通任务。1928年冬中学毕业回到家乡，1929年初受聘担任高小教员，在学生中进行革命宣传。1930年春到国民党军中当营部书记官，任中共营委书记，进行兵运工作，建立发展党的组织，秘密宣传革命和介绍红军武装斗争及发展情况。1932年夏离开部队，协助陕西省耀县党组织开展工作。同年冬担任中共耀县县委书记，发展党组织，领导农民斗争。
1933年7月配合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起义，任耀县游击队党代表。起义后率部进入照金革命根据地，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边游击队耀县第三支队党代表，率部抗击国民党军“追剿”，消灭反动民团。11月担任红二十六军第三团第二连政治指导员，转战陕甘边，打破敌人几次“围剿”。1934年5月起任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7月至9月调任中共陕甘边特委委员、组织部部长。同年9月至1935年2月任中共陕甘边南区区委书记、陕甘边南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政治委员（至1935年9月）。1935年2月至8月任中共陕甘边区南区区委书记。2月至9月任陕甘边南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政治委员。7月至9月任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主席。9月至11月任陕甘边南区游击队总队政治委员兼中宜富洛游击队政治委员，陕甘边南区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及苏维埃政府副主席。1936年初任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1936年5月至6月任关中特区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同年任关中军区（第一作战区）政治部主任。参加陕甘苏区的创建和反“围剿”斗争及西征。同年下半年进中共中央党校高级班学习。同年12月至1937年4月调任中共陕甘省委组织部长。1937年5月至1939年11月任陕甘宁特区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1937年5月至9月、1938年春至1939年11月任中共陕甘宁特委组织部部长。1937年9月至1938年春、1939年11月至1940年9月任陕甘宁特委组织部副部长。1938年4月至1940年9月任陕甘宁特委党校校长。
1939年1月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被选举为边区参议会副议长。1940年9月至1941年5月任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常委、社会部部长、陕甘宁边区中央局组织部副部长（至1943年6月）、边区党校校长。1940年11月任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1941年5月至1945年8月任中共西北局委员、组织部副部长、西北党校校长（至1942年8月）。1941年12月起任中共西北局教育委员会委员。1942年6月起任西北局党务研究委员会、群众工作研究委员会委员，8月起任西北局精兵简政分委员会主持人，9月起任西北局精兵简政编余人员处理安置研究委员会成员。同年12月至1943年9月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延属军分区政治委员。1943年1月至1944年8月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延属地方委员会书记、延安卫戍区政治委员（至1943年9月）。1943年2月起任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五九旅政治委员。7月起任西北局党民系统学委会成员。10月后集中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任一部副主任，后任四部主任。1945年4月至6月作为陕甘宁边区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8月至1949年9月任中共西北局委员兼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组织部部长（至1946年11月）。
1945年9月至1948年秋任晋绥分局委员、分局副书记（至1947年）。1945年10月至1946年5月兼任晋绥分局党校校长。1946年6月至1948年夏秋兼任晋绥分局民运工作委员会书记、陕甘宁边区绥德地委代理书记（至1948年6月）。1946年秋参加晋北战役。1947年5月至1948年3月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绥德军分区政治委员。1948年3月至6月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第二（绥德）军分区政治委员。6月至12月任中共西北局秘书长。同年12月至1950年1月任中共陕南区委第一书记。1949年5月至9月任陕南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1949年5月至1950年12月兼任陕南军区兼第十九军第一政治委员，1950年5月任党委常委，11月任党委副书记。1949年10月至1954年12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1949年12月至1953年1月任中共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0年1月至1951年3月任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陕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陕南区党委书记、陕南行署主任。1950年2月至1951年3月任陕西省人民政府党组副书记。1950年8月至1951年3月任陕西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1950年11月至1954年12月调任中共新疆分局第三书记。1951年1月至1954年9月任新疆军区政治部主任，1951年4月至1953年12月兼任军区军法处处长。1951年5月至1952年8月任新疆省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主席。1951年6月至1954年12月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新疆军区党委委员、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1953年8月至1954年9月任军区党委常委。1953年11月至1954年7月兼新疆分局党校校长。
1953年1月至1954年12月任西北行政委员会委员。1954年3月至12月调任中共西北局农村工作部部长，7月至12月任中共西北局组织部部长。1955年初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地区工作部副部长。1955年1月至1956年12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副主任。1956年11月至1960年10月任中共中央交通工业部副部长。1960年11月至1966年12月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候补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后平反。1975年6月至1976年10月任中共山西省委统战部部长。1977年12月至1979年12月任山西省第四届政协副主席。
1978年5月至1982年3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副部长、党组成员。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三、第四、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共八大代表。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特邀代表。撰有《片断回忆》等回忆录。
1910年5月生，2010年7月病故，享年100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