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嘉庆登基，乾隆训政
上次我们说到乾隆秘密立了永琰为继承人后，就开始了策划皇权的交接，因为当初他曾经说过不能超过他祖父康熙的61年，于是他就在乾隆六十年的时候准备把皇权禅让给永琰。在他宣布把位置传给永琰的时候，曾经给和珅说了自己要传位给永琰的事情。当天晚上和珅向永琰递了一个如意，意思很明显，就是给永琰透露了消息说以后还多多仰仗你永琰呢，永琰也心知肚明，就收了下来。
乾隆六十年1795年九月初三这一天，乾隆召集皇子、皇孙、王、公、大臣等御勤政殿，启密缄，宣布立皇十五子嘉亲王永琰为皇太子，命将太子名上一字改书颙。同时宣布以明年为嗣皇帝嘉庆元年。永琰之被立为皇太子，并没有引起王公大臣们多大的反响，倒是乾隆于明年禅位于新帝的决定令王公大臣们大为惊愕。禅位之说在古代是有过，可是在清代还没有先例，乾隆怎么会实行起来呢?或许只是说说而已吧，对乾隆为人知之甚深的王公大臣们决定上疏吁请乾隆“俟寿跻期颐”之后再举行归政典礼。出乎王公大臣意料之外的是乾隆竟表现得非常坚决，严辞拒绝了王公大臣所请，重申于明年元旦举行禅位典礼的决定。王公百官们只得三缄其口，满腹狐疑地等着看看乾隆的葫芦里究竟卖什么药。在中国历史上，帝王内禅不止乾隆一人。唐高祖李渊，于武德九年626年禅位于皇次子李世民，自称太上皇。李渊禅位实由“玄武门之变”促成之，属不得已而为之。唐玄宗李隆基在儿子李亨做了事实上的皇帝之后，不得不承认现实，传位李亨，自称太上皇。宋徽宗于宣和七年1125年下诏禅位皇太子赵桓，被即位的赵桓钦宗尊为太上皇帝。宋徽宗禅位，实为逃避亡国之责，系保全性命之举。这些帝王的内禅，如乾隆所说：“非其时怠荒，即其时多故”，或多或少都有些变故促使他们不得不禅让帝位。乾隆的禅位与历史上那些帝王的禅位情况不尽相同，乾隆是自动禅位的。
乾隆禅位于嘉庆，可又实在不愿放弃权力。于是，在册立嗣皇帝时，赶紧同时宣布：“归政后，凡遇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岂能置之不问?仍当躬亲指教，”嗣皇帝必须“朝夕敬聆训谕”。乾隆从正式册立皇太子到行禅让典礼的3个月中，多次重申归政后实行训政的旨意。乾隆六十年1795年十二月，乾隆宣布：“朕于明年归政后，凡有缮奏事件，俱著书太上皇帝，其奏对著称太上皇”。“至朕传位后，凡军国大政及交涉外藩事件，朕仍训示嗣皇帝”。在禅让典礼之日，由礼部、鸿胪寺于天安门城楼上宣读的太上皇帝的传位诏书中，乾隆再次宣示中外：“凡军国重务，用人行政大端，朕未至倦勤，不敢自逸，部院衙门及各省题奏事件，悉遵前旨行”。嘉庆元年元旦也就是农历的春节隆重的禅位典礼过后，乾隆开始不折不扣地按既定方针办事，他以太上皇名义开始了执政60年后的新的训政时期。事实证明，乾隆的执政和训政，除了礼仪上的某些区别，以及身边多了个亦步亦趋的嗣皇帝而外，是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的。
乾隆在禅位后，仍然居于养心殿。按清代礼制，乾隆禅位后本应迁出养心殿移居宁寿宫，颐养天年，而嗣皇帝则应移居养心殿，就近于乾清宫处理朝政。尽管乾隆早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就在宫中外东路兴修宁寿宫作为休憩之所，然而乾隆直至去世，一直居住于养心殿，嗣皇嘉庆则遵命居于毓庆宫。乾隆为此找了种种理由加以解释。理由之一是“寝兴六十养心惯”，这是说自己从即位后居养心殿已60载，对那里的一切是那么的熟悉和习惯。理由之二是“己便兼欲人便”，这是说居住养心殿不仅对自己来说十分方便，也为其余的人提供了方便。这里的方便自然是乾隆就他继续执掌朝政而言。因养心殿在乾清门西侧，按清廷成例，乾清门内的乾清宫系皇帝召见王公大臣、文武百宫、处理朝政之处。乾隆居于养心殿对他继续去乾清宫处理朝政自然就方便得多。乾隆禅位归政时，改元嘉庆，但颁行宫中的时宪书则仍沿用乾隆年号。因而在清宫内务府的档案中，仍有乾隆六十一年和六十二年的时宪书，出现了宫内、宫外纪元不同的情况。这件事是早在乾隆禅位典礼前就决定了的。乾隆六十年1795年九月二十八日，皇太子颙琰率领王公大臣等恭进乾隆六十一年时宪书。乾隆“俯众所请”，决定用所进呈之百本乾隆六十一年之时宪书颁赏内廷皇子皇孙及曾元辈并亲近王大臣等。这样，在乾隆归政后，颁赏中外者俱用嘉庆年号，宫中则沿用乾隆纪元，这算是给了不能不禅让帝位的乾隆一些精神上的慰藉。乾隆自然不会仅仅满足于精神上的安慰，对于政务，他一直毫不含糊地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至死方休。对于这一点，乾隆将之作为自己的政绩，三番五次地加以表白。在禅位的当年，即嘉庆元年，乾隆说：“本年朕传位嗣皇帝，改元嘉庆元年，然犹训政维勤，孜孜不倦”，“于巨细政事，仍当躬亲综览，弗懈益虔”22。嘉庆二年，乾隆说：“朕春秋日高，尚且躬理万机，从未倦勤”。又说：“自上年举行授受典礼后，又仍每曰训政，弗懈益虔。”“朕虽传位为太上皇帝，一切政务，仍亲理训示”。至嘉庆三年，乾隆总结训政情况说：“三载以来，孜孜训政，弗解稍自遐逸，朕亲理庶务，无暇行幸”。乾隆这些话绝非粉饰之辞，而是他训政三年的真实记录。翻开《清实录》，在以嘉庆纪元的头三年中，朝廷的一切政令和任免事项，无一例外，都是乾隆以“敕旨”的名义发布的。嘉庆在乾隆死后，也以称颂的口吻谈到他的父皇直到临终前“然犹日亲训政，未尝稍缀”。《清高宗实录》中亦记载，嘉庆三年十一月冬至后，因繁剧的军政事务，89岁高龄的乾隆已染疾在身，即便如此，乾隆“犹训政如旧，召见臣民如常”。以上情况表明，乾隆的禅让只不过是一种形式，名让实不让，名义上归政于嗣皇帝，实际上仍然独揽、操纵一切大权。这样，乾隆这个太上皇和中国历史上其他几个太上皇就有了实质上的区别。乾隆是一个自始至终一直凌驾嗣皇之上的、名副其实的太上皇。嗣皇帝嘉庆的命运亦非唐太宗李世民、唐肃宗李亨、宋钦宗赵桓可比，嘉庆在乾隆在世的3年中，是一个有皇帝之名而不能行皇帝之权的儿皇帝、傀儡皇帝。
在嘉庆元年的禅位典礼之后，在嘉庆执掌清王朝权力的道路上，不仅横亘着一个至死不放弃权力的太上皇，同时还有一个挟天子以令天下，飞扬跋扈，不把嗣皇帝放在眼里的“二皇帝”和绅，血气方刚的年轻皇帝嘉庆对当时疲败的政局深为忧虑，极思整顿。在乾隆六十年1795年，当嘉庆刚刚被公开册立为皇太子时，就决心澄清吏治，革除弊政。他请求乾隆降旨通谕王公大臣、督抚等，从嘉庆元年开始，年节三贡，毋庸备物呈纳。但嘉庆挽救时弊的正确建议没有被乾隆采纳。嗣位后的嘉庆，在太上皇利用和绅一手把持权力的情况下，所有雄心勃勃的计划都不能付诸实行。想有所作为而不能为，嘉庆内心的愤懑可想而知。然而嘉庆对改变当时的状况完全无能为力。他固然没有胆量说服太上皇放弃权力，即便是对和绅，他也不敢动其半根毫毛。正是“太上皇帝信之愈深，皇帝恨之愈切；太上皇帝愈以为功高，皇帝愈以为罪大；不除和绅则祸害无已，欲除和绅则投鼠伤器”。当时，摆在嘉庆面前的无非是两条路。一条是不顾太上皇的禁令，断然行使皇帝权力，振衰除弊，清除巨奸和绅；一条是隐忍不发，明以俯首顺从，暗中蓄积力量，等待有利时机的到来。前者无异于以卵击石，其结果不仅皇位保不住，恐怕连性命也会保不住，那个对他原本并不十分满意的太上皇要除掉他是不需要下太大决心的。后者则可保住嗣皇地位，待太上皇寿终正寝后再行施展抱负。嘉庆明智地选择了后者。他韬光养晦，机锋深藏。他“平居与临朝，沉默持重，喜怒不形”。对太上皇，嘉庆恭谨驯服，“日侍圣颜，敬聆训谕”。“状貌和平洒落，终日宴戏，初不游目，侍坐太上皇，上皇喜则亦喜，笑则亦笑。”对和绅，嘉庆则谨言慎行，不使任何把柄落在和绅手里。当和绅把亲信吴省兰以为嘉庆录诗草的名义派到嘉庆身边时，嘉庆“知其意，吟咏中不露主角”。和绅因而心安理得。嘉庆为麻痹和绅，甚至故作姿态。每逢有事需奏闻太上皇时，即托和绅代言，表示对和绅的尊崇和信任。嘉庆周围有些人因对和绅不满而不理解他的做法，嘉庆则对他们说：我正想依靠和相来治理国家，你们怎么能轻视他呢?嘉庆对政事不加过问，对和绅的专擅跋扈也不加干涉。“自丙辰即位以来，不欲事事，和绅或以政令奏请皇旨，则辄不省曰：惟皇爷处分，朕何敢与焉。”’来中国朝觐的朝鲜使臣看到嘉庆的行为，盛赞嘉庆的明智：“自即位以来，知和砷之必欲谋害，凡于政令，惟坤是听，以示亲信之意，俾不生疑惧，此智也”。嘉庆的这番心机总算没有白费，他对乾隆的恭谨顺从消释了乾隆对他的不满和猜忌，最终获得了乾隆“皇帝白受政以来，夙夜仰体朕意，承欢孝养”的评语。嘉庆对和绅的韬晦之计也成功地麻痹了和绅及其党羽，从而为嘉庆亲掌权力创造了条件。
在嘉庆即位的第一年，就爆发了著名的白莲教起义。清朝乾隆年间，官僚地主大量侵占农民的土地。农民无法谋生，只得流落江湖，卖艺糊口。王聪儿幼年丧父，跟着母亲学习杂技，跑马走绳，舞刀使棒，样样都行。母女俩凭着一身技艺走南闯北，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一天，母女俩来到襄阳，在一场事故中得到一位名叫齐林的帮助而加入白莲教。齐林是襄阳白莲教的首领。王聪儿入教后，经常利用卖艺的身份在江湖上宣传白莲教的教义。由于他们俩志同道合，感情也越来越深，不久后便结为夫妻。结婚后，齐林与王聪儿便一同领导白莲教徒筹划反对清朝的武装起义。 和珅掌权的时候，清王朝十分腐败，地方官吏贪污横行，百姓怨声载道。当时，在湖北、河南一带，白莲教又盛行起来。有个安徽人刘松，到河南传教，利用给百姓治病的机会，劝人入教，后来被官府发现，流放到甘肃去。
刘松的徒弟刘之协和宋之清逃到湖北，继续传教。他们宣传说，清朝快要灭亡，将来会出现新的世界，入教的人都可以分到土地。当地的贫苦农民受够地主剥削的苦，渴望得到土地，听了这个宣传，纷纷参加了白莲教。参加白莲教的人越来越多的消息，惊动了乾隆帝。乾隆帝命令各省宫府捉拿教徒。一些官吏本来是敲诈勒索的老手，趁机派出差役，挨家挨户地查问，不管你是不是教徒，都得拿出一笔钱来“孝敬”他们。有钱的出钱买命，没钱的穷人就被抓到监狱里拷打，甚至送了命。武昌有个官员向百姓敲诈勒索不成，罗织罪状，受到株连的有几千人。不论教徒或没入教的，都被迫害得家破人亡，对官府更加切齿痛恨。白莲教首领刘之协到了襄阳，召集教徒开会商量。大家说：“这个世道，真是官逼民反了！不如索性造反吧。”经过一番商议，决定用“官逼民反”的口号，发动群众起义，并且派出教徒分头到各地去联络。
参加白莲教的人一天比一天多，齐林与王聪儿见起义条件已经成熟，就决定在襄阳起义。不料起义的风声走漏了，齐林和另外一百多教徒被捕，他们都被杀害了。齐林死后，王聪儿被大家推选为首领，暗中继续筹备新的武装起义。 1796年，王聪儿得知消息，说其他地方的白莲教都已发动了武装起义。大伙一致推选她为“总教师”。于是，她便带领义军杀了贪官污吏，并打开粮仓，把粮食分给了穷苦的老百姓。这时王聪儿的军队已发展至四、五万人之多了。
后来，她带领义军从湖北到四川，和四川的义军会师，组成了一只拥有十四、五万的起义大军。为了方便指挥，起义军以黄、青、蓝、白四色为号，分成八路大军。王聪儿被推选为八军的路统师。一个年轻女子可成为这样大规模起义的首领，由此可见王聪儿能力之强！
1798年，王聪儿率领义军一路打到西安。嘉庆帝一看起义军声势越来越大，慌了手脚，连忙命令各地的总督、巡抚、将军、总兵等大小官员，派出大批人马镇压。可是那些大官、将军们只知道贪污军饷，不懂得怎样打仗。
王聪儿分兵三路，从湖北打到河南。起义军打起仗来不但勇敢，而且机动灵活。他们在行军的时候，不整队，见了官军不正面迎战，不走平坦大道，专拣山间小路走，找机会袭击官军。他们又把兵士分成许多小队，几百人一队，有分有合，忽南忽北，把围剿他们的官军弄得晕头转向，疲于奔命。
王聪儿的起义军在湖北、河南、陕西流动作战，打击官军。第二年，在四川跟那里的起义军会师。嘉庆帝见官军围剿失败，气得眼都红了，大骂王聪儿是罪魁祸首，又下了一道诏书把一些带兵的将军们狠狠地训斥了一通，撤职的撤职，办罪的办罪，并且严厉督促各地将军集中兵力，围剿王聪儿起义军。清军将领明亮向嘉庆帝献了一条恶毒的计策，要各地地主组织武装民团，修筑碉堡。起义军一来，就把百姓赶到碉堡里去，叫起义军找不到群众帮助，得不到粮草供应。这种做法，叫做“坚壁清野”。嘉庆帝下令各地采用这种计策，起义军的活动果然越来越困难。清军在川北一带围攻王聪儿。王聪儿摆脱清军围攻，亲自带领二万人马攻打西安，不料在西安遭到官军阻击，打了败仗；再打回湖北的时候，明亮率领官军紧紧追击。起义军后面有官军，前面又有地主武装民团的拦截，终于在郧西（在今湖北省，郧音yún）的三岔河地方，陷进敌人的包围圈。
王聪儿临危不惧，指挥起义军退到茅山的森林里，准备组织突围。官军发现了，又围住茅山，从山前山后，密密麻麻地拥上来。起义军经过顽强抵抗，终于失败。王聪儿眼看突围不成，且她与她的部下都不愿当俘虏，便退到山顶，与其部下纵身从陡峭的悬崖上跳下来，英勇牺牲，女英雄王聪儿时年仅二十二岁。王聪儿虽然死了但是白莲教还坚持了十几年，在镇压白莲教的过程中，乾隆的宠臣福康安和和珅的弟弟和林都死在了镇压的过程中，在最后乾隆在诛杀了和珅后，有了军饷然后才真的有能力去对付了白莲教。下一次我们就说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