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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诸侯国研究概述1059
湖南近几年先秦史研究述评1081
近年来楚史研究概述1097
湖南楚史研究概述1111
知识宝库，学术渊薮1122
河南是楚国的发源地1125
长江流域第一个古老的大国——楚国1128
《中国历史地名辞典》述评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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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文化研究正成为一门新学科1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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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风俗琐谈1178
疆独的无知——维吾尔族乃黄帝之裔1180
苏修对我国长城以北领土垂涎三尺1189
从美国国旗上看美国侵略过程1195
世界各国政治制度的剖析1199
民族研究学刊述评（《社科情报》1987年第11期）
有关民族研究的刊物，新中国建立以前，仅有《民族》、《新夷族》、《新民族》、《回民言论半月刊》和《民族学研究集刊》、《西北民族文化研究丛刊》等刊物，大多出刊期数不多，如《新夷族》只出过一期，便宣告停刊了。因此民族研究论文发表甚少，影响甚微。新中国成立以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重视少数民族的利益，制订了民族政策，民族研究也得到重视，中央一级刊物有《民族研究》和《民族学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学报》等。《民族研究》到1986年底止，已办了44期，计680多篇文章，其中有许多价值较高的论文，如1982年第4期，艾尚连的《回鹘南迁初探》、成崇德等的《西套厄鲁特部起源考辨》，第5期何泽宇的《僰不为僚》，第3期何光岳的《卢戎考》。1983年第1期刘庆华的《满族姓氏述略》。第5期徐仁瑶的《关于瑶族源于古“摇民”初探》，1980年第4期蒋炳钊的《畲族族源初探》。1981年第1期孙宏开的《“邛笼”考》，1984年第1期施光明的《山越非山民、宗部解》。第2期干志耿的《古代橐离研究》等，具有开拓性强，见解新颖、精炼独创的特点。
但也有些论文太简略，或言而未尽，或意犹未舒。《民族学研究》则多偏重于民族学和民俗学研究，刊过甚多过去文献所缺少记载的好资料。《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彭官章的《土家族地区的改土归流》，第3期石光树的《从盘瓠神话看苗、瑶、畲三族的渊源关系》，危慈的《试论海南岛临高人与骆越的关系》。1983年第2期汤开建的《角厮罗政权兴起的原因及其历史作用》，1986年第4期王懿之的《试论滇越的族属及社会经济形态》，史金波的《西夏名号杂考》，都是比较好的文章。《民族团结》属于普及性刊物，偶尔也有些很有价值的论文。《民族译丛》主要是翻译外国学者对研究中国和世界各地民族的文章，对传递国外的学术信息起了重大作用。《民族研究动态》虽创刊只几年功夫，它着重介绍和评论国内外有关民族史、民族学专家对中国民族研究的成果、不同学术观点，交流学术活动的情况，对民族史学界的参考价值很大。其中如1985年第3期胡起望、华祖根的《瑶族研究概述》、莫家仁的《毛难族研究综述》等，都收集了很多资料，而且很有见解。
民族学刊为民族史研究者提供了发表研究成果的园地，促进了民族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其他众多的学术杂志有时也刊登一些民族史论文，边疆各省区的学刊，几乎每期都有适当的篇幅刊载民族史方面的论文，从民族史、民族学、民俗学以至民族经济、文化、政治、社会和语言、文学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这里因篇幅关系，不能一一加以评述。专门的民族研究学刊，主要集中在中南、西南、西北和北方等地。其中有特色、较为突出的民族学术刊物有如下几种：
一、《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季刊)自1981年发刊以来，到1986年底止，六年时间共发刊24期和1期增刊，合计发表各种论文、文章477篇，其中有关民族方面的有282篇，约占总数60％；其它方面的有195篇，占总数40％。其中除1981和1982年度的民族方面论文、文章少于其它文章外，以后四年中都大大超过。1986年度发刊的110篇中，属于民族方面的有74篇，占67.2％；同年还发刊《百越源流研究增刊》，共l9篇有关百越民族史的论文。在这短短的六年中所发刊的有关民族方面的论文、文章的数量之多，与同年度的中央一级的《民族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学报》比较，还要多得多。这不但为民族研究提供了广大的园地，还为培养一批新生的民族研究工作者准备了充分的营养基地。该刊份量之大，堪称全国之前列，可与《贵州民族研究》相媲美。它和《贵州民族研究》是黄河以南民族研究的两大中心学刊。尤其在质量方面，发表了许多难得的优秀论文。其特点有如下几点：
1、讲究质量，有新创见。如1981年第1期发表的岑家梧遗著《宋代海南黎族和汉族的联系及黎族社会经济的发展》，第2期张雄的《唐代西原部族属源流专》。1982年石钟健的《试证越与骆越同源》(2、3期)，吴永章的《山越非濮后裔辨》(2期)。石文从地理分布、物质文化、经济生产、风俗信仰、体质特征、语言和政治军事等八个方面系统论证了越与骆越同源，是“属于同一文化系统，是同一文化内涵的基本成份。”由于他们是亲缘关系，才出现如此众多的共同特征。证据确凿，是研究越史中比较系统而翔实的难得论文，没有多年研究功力，是不能达到这样高的水平的。吴文论证濮与山越无涉，因山越是於越的后裔，山越多在江东，而濮则在江汉之南，双方地域分布不同，时代各异，不可同日而语，有力地辩正越、濮同族的错误惯说。
2、填补空白，剔隐发伏。如张雄的《汉初越入北徙及其江淮、沔北苗裔考》(1986年2期)。以前百越史专家虽发表了许多有关百越史文章，但却极少涉及越人曾被徙至沔北，有的移居今河北束鹿、滦县，山东菏泽、沂水，河南南阳、内乡、河内、堵阳，湖北谷城、襄阳的史实，何光岳的《虎方、白虎夷的族源和迁徙》(1986年1期)和《梅山蛮的来源和迁徙》(增刊)两文中的史料，都是以前未被系统研究过的。虎方是黄帝系统的一个支族，东迁后与东夷族通婚而成虎夷，因尚白而称为白虎夷，后来辗转沿长江而上，迁居于清江和三峡、川东一带，大部份融入于汉族，一部份则加入了土家族。梅山蛮的梅鋗乃越人，由无锡梅里逐渐西迁至湖南新化、安化之间的梅山，和赣、粤交界的梅岭以及梅江一带。在梅山时被称为梅蛮，以姓名山，又叫梅山蛮。隋唐时，梅山被白虎夷人扶氏所据，又称梅山蛮。北宋初年，徭人苏氏又据有其地，也称梅山蛮。后来被章惇所平定，梅山蛮大多融入于汉族，一部份则融入于瑶，侗、土家族。
3、难度甚大，深研者少。如严学窘的《论古越族在现代汉语闽方言中的投影》(1983年1期)，林蔚文的《古代东南越人建筑业述略》(1985年4期)，严文认为：从语音、韵母声母系统比较来看，“瑶族语言和汉语闽南话的对应关系是基本接近的。”而语言“更为显著的密切关系则是双方调类相同，对应切合。”由于东南沿海为古越族分布之区，《过山榜》中认为瑶族主要源于山越，清楚地说到瑶族的原始住地在会稽。在不断迁徙和与汉族杂居的过程中，“在汉语闽南方言中则投下了瑶族语言的影子，使闽南方言成为汉语中特异较大的方言，也可说在福建的部分瑶族祖先和汉语祖先早就融合一体了。”林文则以文献和考古材料结合，分析东南越人的建筑类型增多，建筑物数量多、规模大，建筑材料丰富，建筑结构式样复杂，也吸收了中原各地先进的建筑工艺技术，其因地制宜，合理布局，发展了颇具特色的建筑艺术。同时，在陵墓建筑方面也颇讲究。引论深入精细，至今论者甚少。
4、深入调查，掌握实据。如宫哲兵的《瑶族千家峒故地考》和李德胜的《清江“向王”辨》(1985年笫4第3期)。作者均曾深入湖南江永和湖北清江，作详细的实地调查，弄清了瑶族历来的传说，谓来自千家峒，原来是在江永县大远乡，那里有许多如盘王庙、鸡胫大田、南蛇大田、罗平庙、上木源等地名，都与瑶族《过山榜》和《千家洞古本书》相同。使千家洞的实地首次被找到了。鄂西清江流域的向王庙、向王山、向王滩等地名比比皆是，向王又叫向王天子，是湘鄂川黔边区土家族世代崇拜的偶像，文字资料记载只是片鳞半爪，通过实地调查了解，才弄清向王与白帝天王的相互关系，是与廪君巴务相有联系的神化人物。这些第一手资料，往往可以填补文献记载之不足，是很珍贵的。
5、利用谱牒，资料难得。如李士厚的《郑氏家谱首序及赛典赤家谱新证》(1985年3期），答振益、马道明的《湖南邵阳回族的来源和迁徙》，匡裕彻、任崇岳的《乎顶山蒙古族马氏考述》(1984年4期)，通过查考难得的族谱，得知明成祖时曾七次下西洋的三宝太监郑和，原来是元朝咸阳王赛典赤的六世孙，郑和的三十七世祖为阿拉伯的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后裔迁到中亚的布哈喇国王所非尔，宋神宗时，又迁入中国，成为中国的回回人。这些谱牒材料，都是文献上所没有的。
6、立足中南，特点鲜明。该刊主要登载研究中南地区的古今各民族的文章为主，也刊登研究北方和西北各族的论文。如王延武的《两晋南朝的治“蛮”机构与“蛮族”活动》，伍新福的《清代湘西苗族地区“屯政”纪略》（1983年4期)，彭英明的《试论湘鄂西土家族“同源异支”》，张雄的《“巴氐蛮夷”浅论》，吕名中的《南越王赵佗入越及称王年代辨疑》(1984年3、24期)，张雄《汉魏以来“武陵五溪蛮”的活动地域及民族成分述考》，才家瑞的《瑶族“密诺”组织初探》（1985年1、2期)，石宗仁的《苗族多神崇拜初探》，容观夐的《广东畲族族源问题管见》，张崇根的《畲族族源东夷说新证》，伍新福的《长沙蛮初考》(1986年4期)，都是质量较高的好文章，该刊又适当刊登研究北方民族的一些论文，以供研究南方民族工作者的参考。因北方民族有一部份曾多次分批地迁到南方，不断地和南方民族融合，所以适当刊登一些北方民族史的文章也是必要的。其中水平较高的有：刘光胜、郑英德《试论室韦诸部都是蒙古族源》(1983年2期)，何光岳《少皋氏和皋陶、伯益的名称与地望》(1984年4期)，才家瑞《伊斯兰教在哈密的传播与哈密回王》(1985年2期)，刘美嵩《论归义军节度与回鹘关系中的几个问题》(1986年3期)等。
7、专题突出，多方兼顾。如1986增刊即为“百越源流研究”，共19篇论文，如梁钊韬《“濮”与船棺葬关系小议》，田曙岚遗著《骆、僚研究》，辛土成《句吴族源族属初探》，陈国强，郭志超《东南越族的形成及与高山族关系》，李默《广东瑶族与百越族(俚僚)的关系》，彭适凡《从印纹陶对西南和台湾等地的影响与传播看民族的流向》，张一民、何英德《从出土文物探骆越源流及其分布》；黄增庆《如何理解“百越”共同文化习俗》，莫俊卿《越巫鸡卜源流考》等，该刊还辟有民族理论、民族学、民族经济、民族教育，民族文学、民族语文、民族史、民族问题等专栏，都是比较精当的。
8、开展争鸣，各抒己见。如潘世雄《濮为越说》认为濮人即越族；但汪宁生《越濮不同源》和冯来仪《百越同源质疑》（增刊)则认为两族不同源，都各言之成理。
9、篇幅不限，充分发挥。当前各种学术刊物，一般都强调每篇论文限在一万字以下，以七八千字为好。可是有些有价值的论文，水份不多，且需较长篇幅才能说透论点，但往往都会遭到大幅度的斫削，弄得文不尽意，论不详尽，使读者疑难不明，望之兴叹。而该刊适当照顾这些有较高质量和水平的文章，如蒋炳钊《闽越史几个问题的探讨》，朱俊明《牂牁越与东南越》，林蔚文《东南越探源》，吴永章《楚与杨越、夷越、於越的关系》，刘美嵩《干越续说》，刘耀荃《海南岛古代历史的若干问题》，少的有13000字，多的达16000字。
此外，该刊错漏字及失误较少，编辑负责，是值得赞许的。但不足之处，是有些所谓民族经济文章，实际是到处都用得着而无特色，而鲁迅研究及评论小说之类文章，在全国各学刊中占极大篇幅，该刊对此也刊了一些，这对民族学刊来说是否不适?希望今后将不必要的文章转介其它刊物。
二、《贵州民族研究》（季刊)也是一个质量较高而偏重实地调查和民族学的刊物。如侯哲安《三苗考》，张增祺《从滇文化的发掘看庄蹻王滇的真伪》，余宏模《清代水西彝族土目和彝文田契试析》(1979年1期)，翁家烈《贵州古代濮、僚、越族属关系初探》，莫俊卿《布依族族源研究》(1980年1、2期)，张岳奇《试论“三苗”与苗族的关系》，潘光华《苗族的鼓社祭》(1981年4期），林河《从楚简考证侗族、与楚、苗之间的关系》，朱俊明《论汉晋以前武陵民族成份及来源》，陈天俊《罗殿国形成史》（1982年1、2、4期)，常正光《商族鸟图腾探源》，陈宗祥《巴蜀青铜器“手心纹”试解》，廖耀南《杨再思的史实及其族别初探》，韦启光《也谈苗族鼓社、议榔的起源问题》，何光岳《驩兜——丹朱族的来源与南迁》(1983年l、2、4期)，丁中炎《“飞山蛮”初探》，洪寒松《侗族族称、族源初探》(1985年4期）都是质量比较高的论文。
三、《湖南民族研究》于1983年试刊，1986年改为《民族纵横》，1987年又改为《民族论坛》公开发行。是偏重于两湖、两广、川黔民族的研究学刊，到1989年底止，虽只出刊七期，但仍有不少有特色或创新及填补空白的好论文。如姚舜安的《瑶族与长沙武陵蛮》，马少侨的《盘瓠蛮初探》（1983年试刊)，彭武一的《巴·土·土家》(1985年1期)，林河的《侗族民歌与越歌的比较研究》，马少侨《苗族先民的鸱鸮图腾崇拜》，李景煜《说楚濮》(1985年2、4期)，何光岳《巴人的来源和迁徙》，林河《<九歌>与沅湘巫舞浅论》，彭官章《再论土家族与古羌人的关系》(1986年l、2、3期)等，都是质量较高而有特色的好论文，而何光岳《三危、三苗的来源、迁徙和融合》（1983年试刊)，《扬越的来源和迁徙》，《冉、马尨的来源和迁徙》(1985年2、4期)，《相人的来源和迁徙》，岳周仁（即何光岳）《子姓诸国的分布与消亡》(1986年2、4期)，岳明（即何光岳）《古代鄂国南迁与扬子鳄分布的关系》(1985年3期)，文中所研究的问题，是从来没有人专门系统研究过的。
四、《甘肃民族研究》自1981年底创刊以来，亦发表过一些较好的论文，如高自厚《裕固族族称研究》(1981年1期)，侯广济《保安族族源初探》(1982年3朗)，张令瑄《甘肃青海土司志》(1983年1—2、3期)，魏英邦《西夏民族的先祖是党项抑是拓跋》，刘志诚《蒲寿庚后裔流寓江苏及再迁西北》，郭成美《浙南丁姓回族考》，薛文波《固原土达》（1984年1—2、3—4期，黎尚诚《西凉略论》，钱伯泉《龟兹回鹘国裕固族族源问题研究》，郝毅《唐乐〈部落稽〉考源》(1985年1、2、3—4期)，钱伯泉《试解“仆固俊”之谜》，杨铭《“东叶护可汗”考》，胡延新《十七世纪的叶尼塞吉尔吉斯及其西迁》(1986年2、3、4期）。即是其中的代表作。
五、《广西民族研究》偏重于南方民族研究，自1985年公开发行后，共发刊六期。刊中论文不乏新的见解，所刊文章都保存原文风貌而很少斫削，这是一个较成功的特点。如李本高《尤人是瑶族的主源初探》，雷广正《贵州省壮侗语族原始文化史述略》(1985年1、2期)，彭官章、朴永子《土家族士兵在嘉靖年间抗倭斗争的重大贡献》，覃彩銮《骆越青铜文化初探》，杨豪《岭南与云南青蛙族群研究》，龚佩华《漫谈浙江古越族文化特征中的“水”以及古越族文化与华夏、百越的融合》(1986年l、2、3、4期)等。
六、《西北民族学院学报》自1980年创刊以来到19867年止，已出刊27期，它偏重于发表西北民族方面的论文。对那些论证精深有独特见解的论文，一般都不作删削，多的每篇达二万字。为民族研究提供“得窥全豹”的特色，且颇多前人所末言之好论文。如薛文波《裕固族历史初探》(1981年l、2期），马志勇《“撒尔塔”与东乡族族源》、张炼《试论历史上的高车》（1983年1、4期)，苏克勤《匈奴语言系属问题探讨》（1982年4期)，徐日辉《古代西北民族“绵诸”考》(1984年1期)，何光岳《焉耆、乌孙的族源及其迁移》(19855年增刊第1期)。其中徐文、何文是填补空白的论文。
七、《西北民族文丛》系西北民族学院历史系和民族研究所的内部刊物，该刊学术性甚强，除具确该院学报的特点外，更重要的是发表很多价值高、观点新和难度大的论文，受到民族学术界的关注。惜只在1983、1984年办了5期，因经费困难而停刊。其代表作如张炼《试述历史上的“铁勒”》、《试述历史上的丁令》，周伟洲《关于土族族源诸问题之管见》，谢玉杰《明代哈密卫探研》（1983年2、3期)，刘仲文《“宕昌国”再探》，樊圃《突厥服属于唐及其重建汗国》，周伟洲《秃发鲜卑与河西鲜卑》，高自厚《黄头回鹘与河西回鹘的关系》，钱伯泉《突厥族名、族源传说和初期史实考》（1984年1、2期），何光岳《昆吾氏诸国的兴亡与迁徙》、《姜姓诸国的形成与分布》(1984年1、2期)等。
八、《广西民族学院学报》中质量高、有新见解的论文代表作，如李维信《试论瑶族〈过山榜〉》（1984年4期)，王昭武《释“毛难”》，龚明光《老挝老龙族源出于哀牢夷考》（1984年l、2期）。何光岳《瑶人的来源和迁徙》(1986年1期)等。
九、《广东民族学院学报》发表了一些对海南岛黎族和临高人及粤北瑶族的调查报告资料，非常宝贵。论文代表作有潘雄《古瓯人后裔考》(1983年第1期)等。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的代表作，有徐铭《明代凉山地区的民族关系》，董其祥《〈山海经〉记载的巴史》(1982年2、3期)。
十、《云南民族学院学报》的代表作，有李道勇《中国的孟——高棉语族概略》，赵永勤《“干栏文化”和云南古代的“干栏”式建筑》(1984年3期)等。
十一、《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的代表作有曲又新《蒙古和硕特部青海黄河南首旗亲王世系述略》(1984年1期)，周新会《吐谷浑亡国原因及其影响》等。
十二《西藏民族学院学报》主要发表以藏族研究为主的有关民族研究论文，其代表作有，次仁顿珠《阿尔布巴之乱及其性质》（1984年4期），姚兆麟《西藏地方与祖国内地历史关系概述》，祝启源等《元代西藏地方驿站考释》，宋晓嵇《试论颇罗鼐在维护祖国统一中的作用》(1985年2、3、4期)等。
十三、《贵州民族学院学报》主要刊登本院有关西南民族的论文。
十四、《湖北少数民族》主要是传播通俗易懂的普及民族知识，但也适当刊有较高质量而学术性强的论文。自1983年底发刊，至1686年已出13期，其论文代表作有：田发刚《土家族神话传说概述》（1984年2期)，张希周《巴人发源于湖北长阳小考》(1985年1期），答振益《湖北回族源流初探》，吴万源《鄂西侗族考》(1980年1、2期)等。这都是一些填补民族史空白的好文章。
十五、《民族学报》是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公开发行的年刊，1981年创刊。论文和民族调查报告篇幅一般者很长，有达三万多字者。它着重发刊云南及西南民族论文，学术性很强，价值亦高。代表作有：方国瑜《麓川思氏谱牒笺证》，尤中《南甸土司辖境及驻地的变迁》(第1期)，刘尧汉等《世界天文史上具有特色的彝族太阳历》，赵嘉文《骠人族属新议》，高立士《〈西双版纳召片领世系〉译注》，(2期），孙宏开《六江流域的民族语言及其系属分类——兼论嘉陵江上游、雅鲁藏布江流域的民族语言》，韩亦琦《从语文方面论证原始匈牙利人与匈奴的渊源关系及其在世界史中的地位》（第3期）等。其中有的论文以难度大、证据多、原始资料扎实而见长。
十六、《民族调查研究》是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内部发行的季刊，也具有《民族学报》的特色，主要是以调查报告为主(有《独龙族社会历史综合考察报告》专辑)。自1983年创刊以来，也发表过一些颇有学术价值的好论文，其代表作有：杨毓骧《“藏彝走廊”僜人，独龙和景颇的族体初探》，王叔武《云南少数民族源流研究》(1985年1—2、4期)等。
十七、《民族学集刊》以刊西南民族研究的文章为主，其代表作有方国瑜《么些民族考》等。
十八、《西南民族历史研究集刊》发表过许多对西南边疆、民族研究很有份量的论文，也多有填补空白的好论文，其代表作有：李衍垣《评“东山铜鼓”》，何耀华《武定凤氏本末笺证》，李延凌《西瓯族源流问题的探讨》，汤芝兰《景颇族在历史上的地理分布》，尤中《清代西南边疆变迁史》(4、5辑)等，都是难能可贵的论文。
十九、《研究集刊》是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办的内部刊物，其代表作有：桑耀华《茫蛮和金齿族属试论》，秦钦峙《“雄王”建立过“文郎国”吗?》蔡文丛《关于老挝民族起源问题》(1、2辑)《南方民族研究集刊》是中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办的内部刊物，其代表作有：李干《试论鄂西土家族土司制度下的社会经济结构》，张胜琳、张正明《上右墓葬头向与民族关系》，(1985年1、2期)。
二十、《北方民族关系史论丛》的代表作有：孟广耀《试探唐朝前期与奚族的关系》，盖山林《从阴山岩画看古代北方游牧文化与中原远古文化的密切关系》(1辑)等。此外，还有各种民族学会临时选编刊物，如《贵州彝族研究论文选编》，还有辽、金、西夏、蒙古、回族、维吾尔、东北民族、朝鲜、苗、瑶、畲、土家、西南民族、锡伯、布依、白族、土族、藏、满等族论文集。
在民族研究资料刊物方面，贵州省民族研究所所编的《民族研究参考资料》，已出28集，其中许多都是难得的西南民族文献资料和调查报告。《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则以译外文为主，以供国内学者参考。还有《蒙古学》杂志。其余各民族研究所都有民族研究资料集。
通俗读物中，主要是《民族团结》，它是中央民委办的刊物，偶尔也刊些有价值的论文，如陈玉书《略论鄂温克族的来源问题》（1962年5、6期）等。
《民族文学》与《民族文化》以及各省区民委所办的《民族工作》之类的刊物，主要是刊登一般性的文学、风俗、故事之类以及指导民族工作的文章，不属论文范畴，虽然其中也偶尔有些有价值的论文，但因篇幅关系，不再赘述。以上所论，仅就鄙见而言，有不妥之处，请方家们指正。
先秦诸侯国研究概述
（载《湖南社会科学情报》1985年第13期，又载《先秦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1期）
商末，号称方国千余。周武王伐商，有八百诸侯。春秋时，见于经传者也有三百多个，其中一些小国。在经传上甚至只留下一个国名，记载一句话，或者只留下了古老的地名遗迹。有的只在近代考古中才发现了铜器铭文的国名。我国古老的史籍，《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等，对先秦诸侯国的记载，也是寥寥无几。近代的通史家编了几十部中国通史之类的国史，也只略为叙述春秋时较大之国，如宋、鲁、郑、卫、曹、蔡、陈、许、莒、纪、郝、邢、吴、徐等国，其余众多的小侯国，几乎没有涉及。殊不知这些众多的先秦诸侯国，正是构成今天中华民族的主体骨干，而且延及东南亚、中亚、西伯利亚、朝鲜、日本等各国和各民族的形成。研究先秦诸侯国史是中华民族史的关键部分，也是具有国际意义的重要部分。近几年来，我国对先秦诸侯国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本文主要就近几年来对先秦诸侯国中各小国的研究作一些初步的归纳和评述。
鲁
近年来，随着对春秋鲁国国都曲阜故城遗址的发掘研究，开始了对鲁国的探讨。如鲁国史编写组的《鲁国建都曲阜问题》(载《破与立》1978年第6期)一文认为：周武王封周公旦于鲁(在今河南鲁山县)。“鲁国的势力，是由西向东逐步发展和迁徙的。河南的鲁山、许昌、豫东北、鲁西南都曾是它的辖区。伯禽曾在曲阜长期驻军，但由于东夷势力的骚扰，局势并不很稳定，最后到炀公‘克渊克夷’后，才正式定都曲阜。”这里所说的鲁始封于鲁山，再迁曲阜。是有其道理的，但把许昌、豫东北、鲁西南等地区都说是曾为鲁国辖区，则未免过大。古代诸侯国，大者不过百里，小者七十里或五十里。以上那些地方．只不过是鲁人迁国所经的居留地而已。
朱活的《齐鲁考辨》(载《齐鲁学刊》1980年第5期)持相反意见，认为鲁字和鱼字，“原来就是一个字”。鱼族活动在渤海沿岸，于商末即有鱼族的一支经山东半岛南下到达今曲阜境内，建立起城堡，“于是在族徽下增一个城堡的象形‘曰’字，表示鱼族建立起来的城邦。后来讹变为鲁。”
但王恩田在《关于鲁国建国史的两个问题》(《载齐鲁学刊》1981年第6期)一文中则认为鲁国得名于鱼族建立的城堡之说是值得怀疑的。因鲁、鱼在金文中从不通用。鲁乃从鱼入口为嘉美之意。且鱼族亦并非全活动于渤海沿岸，如诸城县北五十里淮河东岸王家巴山村出土《鱼敖父癸鼎》，辽宁喀左县海岛营子村出土《鱼父癸簋》，陕西歧山县青化镇出土《鱼父癸》等，都距渤海较远，说明鱼族并不单纯以捕鱼为业。看来，鲁与鱼是不同部族的，鱼族由东向西迁，鲁族由西向东迁，风马牛不相及。
刘丕烈在《“子牙父”和“■敖”》(载《考古》1983年第3期)中考定，子牙父即鲁庄公之弟叔牙，■敖是叔牙之侄公孙敖，即叔牙之兄庆父的儿子。庄公死后，庆父、叔牙，使弑其子般而立闵公，过了二年，庆父又杀闵公，并欲自立。结果，鲁僖公立后，庆父被迫自缢，叔牙也被迫饮鸩。铜器铭文中记载“戎献金于子牙父百车而赐鲁”乃鲁庄公伐戎的结果。叔牙分给了侄子公孙敖十金。后来，“公孙敖庄重而诚恳地承认在叔牙、庆父合伙乱鲁时做错的事，是以之表白其对鲁国的忠诚无私的。”
鲁桓公之后有“三桓”公族，即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势力凌驾鲁君。季平子执政时，甚至用天子之礼八佾之舞来祭祀鲁国宗庙，代替了鲁君。这八佾乃因鲁国始祖周公旦助周武王灭商，平定东夷徐、奄、淮夷等十七国之乱，周成王才赐鲁国以八佾之舞的天子之礼祭祀宗庙。现在季平子僭越周礼，取代了鲁君的应有资格。由此，李启谦《“季氏八佾舞于庭”新解》(载《学术月刊》1982年第2期)认为：“季氏八佾舞于庭，是维护周礼的表现，一是季平子曾代表鲁君主持过祭祀，“季氏八佾舞于庭”就是当政的季平子主持祭祀时的情况；二是季氏并不想废除鲁君而代之，而是要尊鲁君的。但刘百顺《“季氏八佾舞于庭”不是维护周礼》(载《学术月刊》1983年第2期)一文，与李文持不同看法。认为季平子代鲁君主持祭祀，毋宁说是指于其家庙用之。因为他赶走鲁昭公，自己代替主持祭祀。鲁自宣公以后，三桓专政，而三桓之中，季氏权势最大。笔者认为，刘文所辩是有道理的，只是由于近邻强国齐、晋、楚的威胁，才未能达到取代鲁君的目的。
对于周诸侯国的历史纪年问题，何幼琦《西周时期的鲁国纪年》(载《齐鲁学刊》1983年第5期)考定，鲁伯禽受封年代为公元前1030年，到前999年。共在位32年。并用历法推算出周武王克商以至共和以前周、鲁年表，和《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衔接起来．提前了一百九十八年。
郕郕国为周武王之弟叔武所建，周甲骨文中有“宬叔用”之字，《周原出土的甲骨文所见人名官名方国名浅释》(《古文字研究》第1辑)说：“宬即郕字，也可书为成，宬郕通用。周初有郕国。《春秋会要》、《世纪》载：‘郕，姬姓，伯爵，文王子叔武所封。’宬叔当是成之叔武”。郭克煜《郕国历史初探》(载《齐鲁学刊》1981年第4期)认为：“在武王克殷之前，叔武已经受封为郕国的统治者了。”但郕国最初不在山东，从1975年岐山县董家村发现一处铜器窖藏，其中有《成伯孙父鬲》，铭文：“成伯孙父作浸赢尊鬲，子子孙孙永宝用。”《文物》1976年第5期发表的简报认为：此鬲乃是成伯孙父为亡妻所作的祭器”，成，经传作郕，周武王弟叔武的封国。“成伯孙父鬲出土于岐山，说明成国最初应在畿内。平王东迁后．才迁封于山东。”因此，郭文肯定“座落于山东的郕国原来就是居于周原一带的郕国。”东迁到山东郓城与鄄县之交的城都，与《水经注》所说同。郕最后被齐所灭。
蔡蔡系周武王之弟蔡叔度所建，西周前期曾都于祭城、上蔡和新蔡，这一段历史，研究者甚少。尚景熙的《蔡国故城调查记》(载《河南文博通讯》1980年第2期)说：蔡国故城位于上蔡县城关一带，高踞芦冈顶端，西临汝水故道，东衔蔡塘遗址，故城周围长10490米，略成南北长方形，南面尚有遗址三处。城墙宽15—80米，高4—11米，系用夯土逐层筑起，夯土层上的夯窝明显存在。对下蔡研究的文章则很多，1955年5月24日在安徽寿县出土了蔡侯墓葬，遗物580余件、其中铜器486件，对于字、有释为蔡平侯庐、悼侯东国、昭侯申，成侯朔诸说，但多主张是昭侯申。引起国内外很大的轰动。近年来。于省吾《寿县蔡侯墓铭文考释》(载《古文字研究》第1期)认为：“申为电之初文，古读申为电，与从再声音近，故通用。自来学者，均以为蔡昭侯的五世祖文侯名申，蔡昭侯不应与之重名。据铭文则蔡昭侯本名，典籍作申，系用借字，并无重名之嫌。”是较有理由的。
殷涤非《九里墩墓的青铜鼓座》(载《安徽省考古学会会刊》第5辑)因1980年九月，在安徽舒城县九里墩出土春秋末期的舒墓中，有一件铜戟，铭文“蔡侯侏之用戟”，疑是侏即朱字，为蔡侯朱奔楚，吴，舒联军“克楚师”的俘获品。又《寿县蔡侯铜器的再研究》(载《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4期)全面论述了铜器上的蔡国后期的历史。
l958年及1959年，又在淮南八公山蔡家冈赵家孤堆一、二号墓出士遗物112件，一般都认为主墓是蔡声侯产。近来，尚景熙《蔡迁新蔡质疑》(载《中原文物1983年特刊)认为“蔡平侯迁新蔡说”不符合当时楚、蔡两国局势，因为楚国这时已经国库空虚。民众饥苦，实力疲惫，正是由强而衰的转折点，且自蔡平侯复国至蔡昭侯初年，蔡、楚两国一直和好无间。楚国亦不可能对其友邦妄施压力，蔡不可能把都城更迁近于楚。所以，蔡国本土在上蔡。后又取得新蔡一带，说是“蔡国新地”。但蔡实际上是曾迁新蔡，故此论尚值得商榷。游寿，徐实婷《寿县蔡器铭文与蔡楚吴史事《(载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l期》认为，寿县所出之蔡墓乃昭侯之墓，平侯之器，正因蔡侯钟铭说明复国时以天命警惕自己和臣僚，企图振作起来的愿望。赵新来《潢川县出土蔡国铜器补正》(载《文物》1981年第11期)补正了欧谭生等《河南潢川发现黄国和蔡国铜器》(载《文物》l980年第1期)一文中，某些报导的遗误，实为二座墓共十三件青铜器，认为铭文是“蔡公子义工武飤簠”。
曹曹国为周武王之弟曹叔锋所建立，封于陶丘，在今山东定陶县西南。陈邦怀《曹伯狄簋考释》(载《文物》l980年第5期)认为曹伯狄不见于经传，即是春秋时的曹伯赤。
应应国为周武王之子应叔所建立，在今河南鲁山县东三十里应乡。何浩《应国考》(载《楚史研究专缉》l952F)认为；殷时已有应国，因今本《纪年》有“盘庚七年，应侯来朝”之事，故臣瓒指出应的名称由来已久。并非“韩诗外传”所说是成王封应才有的。因周武王灭商后封子应侯于原应国故地。应国不是被郑所并，而是大约在楚文王六年之前，有可能要稍晚于申、缯、吕的被楚所灭，应国存在了三百五十年。韧松《记陕西兰田县新出土的应侯钟》（载《文物》1977年第8期）一文补正了吴镇烽、尚志儒《关于应侯钟》《“见工”一词》。将1975年兰田县红星公社出土的《应侯钟》钟文进行了订正，认为此钟系周王从成周圆周时，赐给应侯的，并以为“见工”是人名。耿铁华《应监甗考释》(载东北师大学报》1981年第6期)也考定应侯曾为诸侯之监。
郑周宣王二十二年，封少弟于郑，是为郑恒公。刘夏塘《对郑庄公应该如何评价》(载《江西财院学报》1980年第2期)认为郑庄公振兴郑国，是当时诸侯国中的强国之一，是个有政治军事头脑的君主。
韩连琪《论春秋时代法律制度的演变》(载《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4期)力辩子产没有杀邓析。因子产死在鲁昭公二十年，其时下距邓析之死巳二十年。邓析乃是郑驷歆所杀。邓析在子产铸《刑书》的基础上，所改定的《竹刑》，是更符合当时社会的需要的。陈长安、蔡运章《洛阳哀成叔墓清理简报》（载《文物》l981年第1l期）说此哀成叔墓出土于洛阳玻璃厂东南部。从《哀成叔鼎》铭文看，断定为春秋晚期，与《栾书缶》书体相近。而赵振华《哀成叔鼎的铭文与年代》(载《文物》1984年第7期)认为：年少的哀成叔，在韩哀侯灭郑并其国时，逃依同姓的东周。他是郑国最后一个国君郑康公之后。故鼎文念念不忘要祭祀其先人郑康公。这一器的发现，可探索郑亡于韩后，其后裔曾流寓于东周，居于洛阳，家庭经济尚称宽裕，才得以铸成这57字的铜鼎及一套随葬铜器。
吴吴国是周文王的伯父太伯、仲雍建立的，后迁都到今江苏无锡和苏州。梁伯泉《太伯奔吴说》(载《南京博物院集刊》l980年第2期)论证太伯奔吴，正是当时周族政治的需要，需要他们把尽可能广的地域、尽可能多的方国都统统联合起来，对商朝形成包抄的局面。太伯去吴不应该是两个人。应是一队人马，一支远征力量，当然手段可以是武力的和和平的交相使用或同时使用。此文引证广博，论证切实。黄盛璋《铜器铭文宜、虞、矢的地望及其与吴的关系》(载《考古学报》1983年第3期)论证宜、虞、矢即姬姓吴国，从铜器出土地点及历史地理关系，可以探索出一条吴国由陕西经仪往南迁至姑苏的路线。此文采取综合比较的方法，精深地论证了吴国早期的历史。刘启益在《西周矢国铜器的新发现与有关历史地理问题》(载《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2期)一文中，同意张筱衡《散盘考释》所指出的，矢国就是吴国，矢国得名应与吴山有关。而吴山“在今陇县西，绵亘县南，则古代国必在山之附近，即今陇县一带是矣。”他从1954年在江苏丹徒烟墩山西周墓出土康王时的《宜侯矢簋》铭文，考证了封予江苏的句吴乃虞仲的后裔，虞侯矢亦即宜侯矢，便是句吴的第一代祖先。
胡顺利《对宜侯矢殷考释》(载《江汉考古》l983年第2期)，提出：宜侯矢段不是吴文化的遗存，与唐兰论证相异，并认为虞侯矢被改封于宜都是西周王朝设立新的政治统治据点，是西周王朝扩张政治势力的一种举措。
邢邢国为周公之子所建，姬姓。李学勤、唐云明《元氏铜器与西周的邢国》(载《考古》l979年第1期)一文认为，河北元氏县发现的这一组铜器共八种十件，其形制纹饰均与l921年洛阳出土的《邢侯簋》相同。《邢侯簋》是邢侯作器以祭祀其父周公。《麦尊》则是载初封的邢侯，到宗周谒见周王，受到异常优厚的礼遇赏赐。还有《叔走雚父卣》中的叔走雚父与臣谏确属一人。《攸鼎》的攸是车氐侯之臣，”他很可能是西张村这座墓葬的墓主。”车氐国在邢之北．即今高邑县的泜水一带。邢在今邢台市。“邢国的建立本来就有遏制戎人，作周朝北方屏障的作用。
滕万树赢等《山东滕县出土西周滕国铜器》(载《文物》1979年第4期)，证实滕国确在滕县。
申申国为四岳之后，姜姓。李学勤《论仲爯父簋与申国》(载《中原文物》l984年第4期)，认为申国在今河南南阳。何光岳《申国史考》(载《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论述了申国是以雷电为图腾，今陇县东面麟游县有申家河及申家原地名为申人分布地。而甘肃华亭县之申首山为申族的发源地，后迁至陕西甘泉县北之申山、上申之山、后又东迁到山西霍山。周宣王时，又命舅申伯前去镇守南国，占领着南阳的战略要地。而遗留在霍山的一支申人便叫申戎或姜氏之戎，一直到春秋中期，才被晋所并。申国又把势力向东扩展到信阳，另封兄弟于此，号为东申，后为楚所灭。蔡静远《古申初探》(载《豫南史话》第1集)认为有西申和东申，“信阳是古申伯国的所在地，有历史传说和遗迹佐证。”
吕吕国，四岳之后，姜姓。信阳地区文管会等《信阳发现两批春秋早期吕国铜器》(载《河南文博通讯》1979年第4期）报导了1974年春，在信阳长台关公社甘岸大队彭岗生产队《村西出土三件铜器，有《甫伯享迤》。1979年3月又在吴家店公社杨河大队坟扒生产队出土墓葬中，有《甫哀伯者君鼎》二件，《甫衷伯者君匜》一件，《系仲矢射子铜削》一件，甫即吕，在南阳西三十里。甫哀伯者君也叫系仲矢射子。欧谭生《河南信阳发现两批春秋铜器》(载《文物》1980年第1期)，说西周《吕的吕即周穆王司寇吕侯，”《书·吕刑》：惟吕命，正仅著一吕字。又《静簋》之吕与此当是一人。”何光岳《吕国的形成和迁徙》(载《史学月刊》1984年第3期)、论述吕乃以云层为图腾的，“吕申好结伴那样，沿着泾渭两水之北的原梁地带，向东迁徙。”吕人迁入吕川，今陕西志丹县东北的杏子河，然后又东渡黄河到山西吕梁山，“正当虞夏之际，被封于此。”成为商代的吕方。如乡宁县东南八里有吕乡废城，霍邑西南十里有吕乡，为姜姓吕人所迁而得名。周宣王又封吕侯于南阳西三十里的吕城，另一支则迁于新蔡大吕亭，又有吕河吕台。上蔡也有吕乡、吕亭，东吕又改称甫，为蔡所并。西吕为楚文王所灭，楚灵王将吕民迁于湖北蕲春县吕王山。
许许国为四岳之后，姜姓。珠葆《长安沣西马王村出土“鄦南”铜鼎》(载《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l期)考定西周晚期。许君为其女成姜趄母所作的媵器。
何光岳《许国的形成和迁徙》(载《许昌师专学报》l984年第l期)，论述了许乃是居于丛林之中，后以为国号。也和同族申、吕一样，由陕西最后迁到河南许昌，后被韩所并。
纪、莱王恩田《纪、巳其、莱为一国说》(载《齐鲁学刊》1984年第1期)认为，西周时的纪国为姜姓，全文作己。纪国之国土西起寿光，东至胶东半岛，国都在寿光城南18里猕河西岸的高宋台一带，曾发现大面积西周、春秋遗址。后被齐国所侵，便东迁到黄县归城。与巳其、莱同是一国。周昌富《莱国姓氏与地望考》及迟克俭《古莱国初探》(均载《齐鲁学刊》1984年第1期)、杜在忠《莱国与莱夷古文化探略》(载《东岳论丛》1984年第1期)都认为莱国即莱夷，是东夷族。杜、迟均以莱国都于今黄县归城。周文否定莱国在归城，以在昌乐西北境，并认为“从平度东境至临淄外延的广大地带，大致就是周代莱国的地理范围”。因此说莱国的疆域未达到黄县。杜文还认为“莱夷是东夷诸族中较早从事农业为主，并较早地进入了文明时代的一个支族。看来，莱国与纪、巳其并非一国，也不是姜姓，乃东夷族中的莱夷。为赢姓。这点，何光岳《姜姓诸国的形成和分布》(载西北民族文丛)1984年第2期)没有把莱国列入姜姓，却同意王献唐的《黄县巳其器》的意见，把纪、巳其列为姜姓的两个国家。并把姜姓诸国如闪、甘、戏、怡、州、逢、封，焦、厉(赖)，露、戎蛮、箕、缙云氏、三乌氏的分布和迁徙以及国名解释都作了论述。
王锡平、孙敬明《莱国彝铭试释及论有关问题《和李步青、刘玉明《“夕盉”铭义初释及其有关历史问题》(均载《东岳论丛》1984年第1期)从金文上考证了莱、己两国的历史，认为釐公即莱公，己即因蛇和蚕为图腾，与山东半岛产柞蚕丝是有关系的。曹定云《“亚其”考》根据安阳殷墟发现的“妇好”墓中出土的“亚其”器等资料，断定箕人封地在今山西蒲县东北古箕城，时间定为殷代早期。李步青《烟台市上夼村出土其国铜器》(载《考古》1983年第4期)，根据《巳其侯鼎》《己华父鼎》认为两器同出一墓。应系一人之器，“证明翼、纪、己实为一国”。巳其在燕、在莒县、在蒲县三个地点，是代表三个不同的时期。
莒郭克煜《有关莒国史的几个问题》（载《齐鲁学刊》）1984年第l期)，认为莒在山东莒县一带，为东夷民族所建。“莒与籚系用竹所制之用器，莒国国名的由来，当与此用器有关，”莒的疆域，周初在计即介根，在今山东胶县附近。后由介根迁莒，这时，“东临黄海，西至今沂水县境内，南达江苏、赣榆，北到今昌邑县境内。”这个小国的莒国疆域这样广大，却超过了同时期的齐，鲁、且这一带中尚有向，马阝、巳其、杞、介、诸稽、莱等国。所以，此论尚值得商榷。
昆吾昆吾为祝融八姓之一，何光岳《昆吾氏诸国的兴亡与迁徙》（载《西北民族文丛》1984年第l期），论述昆吾乃善制壶及刀剑而闻名。其支族建立苏、温、颐等国。昆吾的一支南迁到云南为昆弭人。一支迁入祁连山北的乌孙族地区，乌孙国王昆弥也即由昆吾人担任。
彭彭也为祝融八姓之一。何光岳《古代彭部族的繁衍与迁徙》(载《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论述了彭祖之后的彭国，其后裔遍布于黄河，长江以黑龙江流域。
罗罗国熊姓，是祝融八姓的分支。何光岳《古罗子国》(载《江汉论坛》1981年第3期)，论述了罗国起源于以罗捕鸟兽的部落，在今河南县的大罗山。后西迁至甘肃正宁县的罗山、罗川水、周初，又立国于湖北宜城县，后被楚武王所灭，遗民被南迁于湖南汨罗。
云阝、偪云阝即妘，为祝融八姓之一。何光岳《云阝子国考》(载《湘潭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论述了妘部族的起源和分布，云阝分为郐、路、邬、鄢、偪、夷等国。云阝后南迁至湖北安陆，被楚所灭。其遗民被南迁至湖南茶陵的云阳山。蔡运章《偪王蓓剑乃偪阳国史初探》(载《中原文物》1983年第3期)，认为郙与辅即偪国，又叫偪阳，傅阳，在今山东峄县南五十里。
微(麋)微即麋，芈姓，为祝融八姓之支族。何光岳《麋子国考》（载《楚史研究专辑》1982年），论述了麋即以麋鹿为图腾，由薇图腾发展而来。起源于山东微山，西迁至山西潞城和陕西郿县，参加了周武王灭商的牧誓八国之一。后立国于陕西白河，被楚灭后，遗民南迁于湖南岳阳市的西麋城。另一支则西逃到四川眉县，眉山等。唐兰《略论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铜器群的重要意义》(载《文物》1978年第3期)，以扶风庄白大队发现的103件窖藏铜器，有铭文的74件，是微国微史家族遗物。微史曾是周文王的史官。
胡、夔夔为楚之分支，后与胡为楚所灭。何光岳《胡、夔两国关系初探》(载《吉首大学学报》1984年第l期)，论证了河南郾城的姬姓胡子国被楚所灭；夔子封于归夷所迁之地，在今湖北秭归，被楚灭后，又转封到安徽阜阳为胡子国，成为归姓，后仍为楚所灭。姬姓之胡国与归姓之胡国不同，但有密切关系。
息、樊于豪亮《论息国和樊国的铜器》(载《江汉考古》1980年第2期)，认为息国姬姓，为安静之意。被楚灭后，息国的贵族被迁到湖北枝江。樊国为赢姓，即繁，樊与繁古相通假。在今新蔡县北之繁阳，不是姬姓仲山甫之樊。曹锦炎《关于棥皿公簠释文的一点意见》(载《江汉考古》1984年第4期)，释棥皿为樊，棥皿公簠为春秋时楚之封君。
庸庸为周武王灭商时的牧誓八国之一。何光岳《庸国的兴亡及其与楚的关系》(载《求索》1983年第3期)，论述庸起源于古帝容成氏之后，以善于铸大钟而得名，始居于河北容城，后南迁于河南新乡的鄘城及洛邑，湖北竹山。被楚灭后，遗族被迁于湖北容城(监利北八十里)及湖南容城(今攸县北)。一支则逃到恩施而入大庸，又一支西迁于成都。
邓、鄀石泉《古邓国、邓县考》(载《江汉论坛》1980第3期)，从历史地理论证春秋石的邓国，不在河南邓县，而在湖北襄樊北二十里的邓城。杨权喜《襄阳山湾出土的鄀国和邓国铜器》(载《江汉考古》1983年第1期)，考证上鄀在宜城，被楚所灭；下都在上雒(陕西商县)，是鄀的分支，为晋所灭。周永珍《西周时期的应国、邓国铜器及地理位置》(载《考古》1982年第1期)也论证了邓国的地理疆域。何光岳《允姓诸戎的来源和迁徙》(载甘肃《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论述了允姓鄀国，允、若皆为黑之义，乃源于岷江上游的若水允姓之戎，逐步东迁为瓜州之戎、陆浑之戎，阴戎、小戎。还建立了鄀国，是为下鄀，后南迁为上鄀。另一支则北迁到新疆，建立婼羌国。
卢卢戎也为允姓之戎，为周武王灭商的牧誓八国之一。与鄀同源于岷山之卢水。何光岳《卢戎考》（载《民族研究》1982年第3期）论述，卢为黑之义，以善制饭篮卢器而得名。逐渐东迁到河南卢氏及湖北南漳。被楚灭后，其遗民被迁至湖南平江的卢洞，一支逃至卢溪；一支西迁四川泸州及西昌，形成彝族的一支先民；一支向西北迁至新疆，建立戎卢国。曹定云《殷代的“卢方”》(载《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2期)认为“卢方”，也即牧誓八国之卢国，在今甘肃平凉的都卢山。卢为黑之意，从1967年9月甘肃灵台白草坡古墓葬出土铜器，铭文有“潶白”即卢白，白即伯，“殷代‘卢方’有可能是‘獯鬻’之一部”。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因獯鬻乃是殷周的犭严允形成的，犭严允虽与卢同为允姓是亲族，但不是继承关系，陈宗祥《试论“牧誓”八国与黑白族系》（载《西南民院学报》1979年第1期）也论述了卢的黑白族系。
韩沈长云《西周二韩国地望考》(载《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2期)，论证西周有两个姬姓韩国。一个在今山西芮城县韩亭，为周武王之子所建，后为晋所灭，另一韩国则在今河北固安县。
葛牛济普《“格氏”即“葛乡城”考》（《中原文物》1984年第1期，认为格氏即黄帝后姬姓的葛国，在今河南新郑县葛乡城。葛先在宁陵，后迁至新郑西北荥阳附近。
徐徐国，嬴姓，为东夷所建。何光岳《徐族的源流与南迁》（载《安徽史学》1984年第2期），论述徐族因建高脚楼而居得名，起源于河北玉田县北二十里的徐吾山，以后分别逐渐南迁，经安肃的徐城、山西徐沟、榆次、屯留及河南温县、嵩县三涂山。一支则迁至山东平阴及滕县，再南迁至安徽泗县，后被吴国所灭。徐子章奔楚，居夷（安徽亳县城父集）。朱玉龙《徐史述评》（同上）、从甲金文上论证了徐、舒同源，引用大批资料，论述了徐国兴衰的历史。李学勤《从新出土青铜器看长江中下游文化的发展》(载《文物》l930年第8期)，(考)定量、庚、弟又、义楚，章禹等五个徐王的名字，及沇儿、亻叢儿、辶乖儿、旃、宜桐等五个徐王子的名字。徐国青铜器的出土，更有利于对徐史的研究。如沈湘芳《襄阳出土徐王义楚元子剑》(载《江汉考古》1982年第1期)高应勤、夏渌《〈佘阝大子伯辰鼎〉及其铭文》(载《江汉考古》1984年第1期)，考证此二器均为徐太子伯辰流亡于楚所作。
江西省历史博物馆等《靖安县出土徐国铜器》(载《江西历史文物》l979年第l期)、及《江西靖安出土春秋徐国铜器》(载《文物》1980年第8期)两文报导了1979年4月在靖安县水口大队李家生产队的兴山南坡旁，出土三件青铜器，为春秋晚期徐国遗物。“徐人入赣的时间大概是在‘徐人取舒’之后。”彭适凡《谈江西靖安徐器的名称问题》(载《文物》1983年第6期)考定了徐器的各种名称。又在《有关江西靖安出土徐国铜器的两个问题》(载《江西历史文物》1983年第2期)分析了铜器铭刻书写体，“从浑厚凝重、稍带滞拙之感，向端庄规整、刚劲有力方向发展，继而又向纤细流畅，潇洒飘逸，舒朗奔放趋势演变．最后到义楚为王前后，转为既纤细却又规整，既流畅又带几分凝重。”又在《春秋徐国南疆析疑》(载《江西社会科学》1981年第2期)，论及徐国的势力未曾到达江西，至于徐国铜器之所以在江南出土，那是徐国灭亡之前后，这些铜器作为馈赠品或胜利品而带入江西的，或者由徐国的王侯子孙在被遗散安置时带入江西。李家和、刘诗中《春秋徐器分期和徐人活动地域试探》(载《江西历史文物》1983年第1期)，论述了周初的徐国当在今山东曲阜附近，遭周宣王的征伐之后，被迫南迁到淮水附近。“据此推知，他们大概是为了躲避周王室和鲁公伯禽的兵力，约在公元前十一世纪后期，开始南迁的。”
群舒舒与群舒为偃姓，为东夷之一支。何光岳《群舒与偃姓诸国的来源和分布》(载《江淮论坛》1982年第6期)，论述了舒在西周初年，由山东东阿，被周所迫而南迁到淮南一带，建立了舒、舒庸、舒鸠、舒蓼、舒龙．舒鲍、舒龚及宗、巢等国，到春秋时，次第被楚所灭。1959年9月，安徽舒城县龙舒公社夙凰咀发现一批西周晚期到春秋时的铜器，与舒国有关。l980年9月，又在孔集公社九里墩大队窑厂发现一座春秋晚期古墓、出土器物l83件，其中青铜器170余件，与群舒历史有关。推动了对群舒研究工作的开展。杨鸠霞《安徽九里墩春秋墓》(载《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舒城县九里墩春秋时期的古墓》(载《安徽省考古学会会刊》第5辑)作了报道。陈秉新《舒城出土鼓座铭文试释》(同上)《舒城鼓座铭文初探》(载《江汉考古》1984年第4期)释余、予同出一源，“余字本义为畲刀，余象有长曲柄的畲刀形。”“群舒原是东夷的徐族，徐人原居鲁东，后来自东土迁于淮泗之间，又由于侵周遭到沉重打击，一部分徐人又流徙到淮南，在舒庐一带建立一些小邦，史称群舒。“徐、舒同源说，从舒城鼓座铭文申得到了新的证明。”
巢何洁《巢国史钩沉》（载《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2期），认为巢原在徐之西北，过于逼近鲁都，又靠近卫、曹，南迁的时间自必要比徐人早些，当是先由汶水南至泗水，在周人的一再逼迫下，再由泗水南下，随又折向西南，渡过淮河，建立巢国，巢国地望应在六安东北。
六六国，偃姓。崔恒升、崔思棣《古六国考》(载《安徽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考证六为陆地之义，在今六安。《录伯殷》中的录伯即六伯，臣服于周，还为周穆王建立了功勋，受到奖赏。《大保段》中载周成王令太保召公征伐录子职。录子职即六子国君之名。六国最后被楚所灭。齐文心《“六”为商之封国说》)《甲骨探史录》)认为商代时甲骨文有六向商贡龟，及进女为妇的记载，说明商朝的军事力量已控制了六安一带地区。
黄黄子国，赢姓。何浩《西黄续考》(载《江汉考古》l983年第1期)，指正黄国在河南潢川县。西黄位置在湖北“宜城东南、随县西南的汉水以东、大富水以西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履选、古兵《潢川古城和黄国青铜器》(载《豫南史话》第2集)，考定黄国都城在潢川县北十二里的隆古公社，南北长一千五百米，东西宽一千三百米，全长5.6公里的城墙都是用黄土夯筑而成。1975年春，在上油冈公社磨盘山水库发现一古墓，出土三件铜器。《光明日报》l979年11月6日《河南潢川发现黄国故城和春秋铜器》郑杰祥《河南潢川县发现一批楚铜器》(载《文物》1979年第9期)都作了报道。欧谭生等《河南潢川县发现黄国和蔡国铜器》(载《文物》l980年第1期)认为是春秋黄国铜器，其中《单鼎》铭文：“黄孙子侯君吊单”与铜镭铭文“黄孙须子白亚臣”颇有相似，可能同属于“黄孙”这个宗氏。何光岳《赢姓诸国的源流与分布》(载《信阳师范学院学报》l984年第3期)，论述了赢人起源于燕山，即以燕为图腾，后南迁至山东莱芜西北四十里的赢城。分建了江、黄、耿、弦、蒲姑、白、郯、复、寘、谷、葛、谭、费、秦、赵、梁、裴、萧、奄及徐、淮夷等国。
淮夷刘翔《周宣王征南淮夷考》(载《人文杂志》1983年第6期)，从《兮甲盘》《师袁殷》和《驹父盨》金文中考证，周宣王令南淮夷和诸侯百姓的商贾贸易，都必须到周朝的集市上进行。并加强了对南淮夷地区的经营。又在《周夷王经营南淮夷及其与鄂之关系》(载《江汉考古》1983年第3期)，认为淮夷、南淮夷实系具体的部族称呼，群舒之属也当归入南淮夷之列。“过去史家言淮夷，往往以为乃专指徐国而言，今审诸铜铭知南淮夷包括赢姓徐、奄，又包含有偃姓的桐、群舒等。”王辉《驹父盨盖铭文试释》(载《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5期)称：周宣王征南淮夷，逼使他屈服纳贡，马承源《关于翏生盨和者减钟的几点意见》(载《考古》1979第1期)，提到周厉王征桐、南淮夷，大军横贯淮水流域，大败南淮夷和东夷。
孤竹李学勤《试论孤竹》(载《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2期)，考证孤竹国君为墨胎氏，系子姓国。在今河北迁安县有孤竹城，与夏家店文化有密切关。金耀《亚微罍考释——兼论商代孤竹国》(同上)，根据辽宁喀左县1973年出土铜罍五件，其中一件铭文“父丁，孤竹、亚微”。认为孤竹是商代诸侯国之一，与甲骨文称“竹侯”为侯国者相合。亚微的微，即孤竹君伯夷，叔齐之父。孤竹国的范围，西起今河北省的迁安、卢龙县，沿渤海北岸，东抵辽宁省的兴城县，北达北票、敖汉南部。我认为在商代时的孤竹国范围不会这么广大，这一带所发现的孤竹遗物，只能证实孤竹国不断向东北迁徙而已。
楚国灭国的移民与民族融合
（载《楚史与楚文化研究》，求索杂志1987年12月）
目 录
一、楚灭同姓诸国的移民——麋、夔、罗、彭、云阝、鄢、已、莒、邾、小邾（5）
二、楚灭姬姓诸国的移民——胡、道、霍、应、蓼、蔡、隨、唐、蒋、息、顿、养、那、鲁（14）
三、楚灭姜姓诸国的移民——申、东申、吕、东吕、厉、许、巳其、卢戎（19）
四、楚灭姒姓诸国的移民——杞、缯、越（23）
五、楚灭子姓诸国的移民——权、桐、潛、宋、萧（24）
六、楚灭嬴姓诸国的移民——江、黄、谷、郯、弦、白、寘、复、淮夷（26）
七、楚灭偃姓诸国的移民——舒、舒庸、舒鸠、舒龙、舒鲍、舒龚、舒寥、宗、州、绞、贰、轸、皖、蓼、英、六、郦（29）
八、楚灭曼姓诸国的移民——邓、鄾、蛮
九、楚灭允姓诸国的移民——鄀、陆浑、阴戎（32）
十、楚灭杂姓诸国的移民——陈、房、柏、庸、鄂（35）
十一、楚併南方诸族的移民——百濮、三苗、扬越、干越、南越、西欧、桂、虎夷、驩兜、苍梧（38）
十二、楚併西南诸族的移民——巴、且兰、夜郎、牂牁、靡莫、滇、昆弥（43）
小结（44）
楚国统治者来源于黄帝系颛顼之后，是祝融八姓之一，芈部落的一支所形成的。拙作《荆楚的来源及其迁移》①已作论述，这里不再赘言。
楚国本是一个很古老的部族和国家，历史绵延二千多年，它由一个小部落为了生存而顽强斗争着，先后迁徙七次。楚国的君主鬻熊，臣属于周，跟周武王灭商，被封于今陕西商县的楚山、楚水之间，称楚子国，那时的疆土“地不过同”后因遭周之迫，逐渐由丹淅之会的丹阳（河南淅川县西南龙城遗址）南迁于荆山，最后立都于郢（湖北江陵县北十五里纪南城），占领了广大肥沃的江汉平原，获得了经济发展的优越环境。从此，国势日益富强，不断地武力北向和东向侵併江汉淮河地区，兵力曾达黄河南岸。春秋中期以后，又大力向南方蛮、越地区发展。战国中期，曾派秘密部队，潛越宋、卫、赵等国境土，远袭千里之外的中山国。接着，又东向蚕食巴国领土。向东北侵併潍、泗、沂、沭流域的巳其、杞、莒、邾、小邾、鲁等国，甚至派庄进兵黔滇，臣服了且兰、牂牁、夜郎、靡莫、滇、昆弭诸部族。这是楚国疆域最广大的时期，东面和南面至海滨；东北达今山东莒县、泰安；北抵河南太康、襄城、鲁山；西北到陕西秦岭以南；西抵四川铜梁、荣经及云南楚雄；西南到广西桂江流域、淮水和长江、珠江中下游全包在楚国疆域之内。几乎统一了整个中国的南方，为战国时首屈一指的大国。②“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③前后灭国七十多个，还大量开拓了东夷、南蛮和西南夷的疆土，包括百濮、三苗、苍梧、干越、扬越、于越、东越、南越、闽、瓯、西瓯、虎夷、淮夷、卢戎、蛮子、阴戎、陆浑之戎、允姓之戎、巴、蜀、氐、羌、且兰、夜郎、牂牁、靡莫、滇、昆弭等众多的部族和民族，都在楚文化的陶冶下，绝大部分融入华夏民族之内，成为今天中华民族的重要成员。
楚国经济地理最大的一个特点，北部是汉淮地区是土地大多早早已开发，生产技术先进，经济文化发达，人口稠密，小国林立的先进地区。但东方的浙南、闽、赣及长江以南、珠江与黔、滇一带，则是落后的多部族、多民族分布的地区，几乎多没有形成国家，这里原始森林茂密，绝大部分地方还没有开辟。所以，楚国每灭亡北面的一个小国，过了不久时间，便把他们从经济发达的地区迁到南方经济落后的地区去从事开发事业，这无疑对亡国的人民是一个痛苦的奴役，离乡别井，手足胼胝，去重建艰难的家园。但却为加速南方的开闢和民族的融合带来了巨大的贡献。
楚国为了牢牢地控制各灭国和各族人民，也相应地把楚人分别迁到各灭国和各族人民的地域内，互相杂居。南方各族人民在接受中原移民的同时，也吸收了他们先进的文化技术，共同开发祖国的南疆。同时，更有利于进行南北文化交流，密切各族人民的关系，增进了楚国境内民族的大融合和大团结。从此奠定了南方与中原始终保持一致的统一局面。本文主要探讨楚国对灭国的移民和民族融合，以就正于诸君。
一、楚灭同姓诸国的移民
楚所灭的祝融八姓之后的同姓，有麋、夔、罗、彭、云阝、鄢、已、莒、邾、小邾等国。
麋，子爵，芈姓。麋与芈音同，是祝融氏吴回之孙季连之后，立国于锡穴，在今陕西白河县东，疆土东抵今湖北房县，当楚都在今商县的楚山、楚水之间时，两国相邻，楚为麋之宗主国。到了东周初年，楚逐渐南迁于郢，便愈和楚国关系日益疏远，发展到互相对抗争夺，大约在公元前611以后，楚便併吞了麋国，把自己王室支庶封在麋地，或即楚庒王的庶子王孙由于，他原任工尹之官，封于麋亭，④以管辖麋民。后来将麋的遗民迁于今湖南岳阳市东三十里的梅子市。岳阳方言，梅、麋音同，梅即麋之转音。范致明《岳阳风土记》说：“麋有东西二城，春秋，楚昭王城麋即此。”故梅子市为东麋城，岳阳市西的岳阳楼一带为西麋城。其东南三十里有微山，又叫麋山，微、麋一音之转，旁有梅子坳。南六十里的新墙河，古叫微水，亦即麋川，麋水入洞庭湖之口叫麋湖口，麋水南四十里又有大、小麋湖及大麋冲，今讹转为大、小明湖及大明冲。再西南二十里的屈原农场，又有梅子湖，也作麋子湖。麋水上游有地名小湄，北六十里的湖北通城县有湄港水，南百里有汨罗县的湄水，这个湄字，古音与麋、微相通、亦即麋。⑤都说明这些以麋为地名，正是因麋国的遗民南迁到这里而得名。麋人居住的范围，包括今岳阳市、岳阳县、临湘县、汨罗县北以及通城一带。直到宋代初年，仍是“巴陵郡四姓：麋、熊、相、猫”之一。⑥在岳阳的麋人，据《衡阳县志》载，有一部分被迁到衡阳，这大概是当吴国攻破郢都，却被秦楚联军击败，吴水军退守麋地，这与麋人响应吴国，为争独立而反楚，所以当楚昭收复疆土时，便把这一部分麋人放逐到更南方森林地带去，当时衡阳一带正是扬越分布之地。以后，麋人仍遭楚之迫，又有一部分更南迁于今越南北圻一带，所以红河古叫麋水，汉于水旁置麊泠县，麊即麋，泠即零，在今越南永福省永安县之西。麋泠，即系麋人南迁时，经湘南的零陵、泠水、泠道一带，吸收一部分泠人，结合成为麋泠部族，故取名麋泠。现在越南中部的广平、广治、承天等省的西部长山山脉，仍居住着一支眉人，亦即麋人，当系由麋水南迁而去的一部分麋人的后裔。当楚灭麋时，另有一部分麋人，不願臣服于楚，便越过大巴山西迁到今四川眉山县，还远迁到今云南永仁县，唐贞观时，于此置微州，当因有麋人居此而得名。战国末期也成为楚的疆域。
夔，子爵，芈姓，是楚子熊渠的中子熊挚，于周宣王时被封于夔，在今湖北秭归县东南的楚王城，亦名丹阳城，统治了由河南迁来的夔部落，它是东夷族归姓的遗民。夔子国疆域，包括今四川奉节，古叫夔州。到了公元前634年，楚成王为了伸张霸权，消除后顾之忧，便藉口夔子不祭祀楚、夔的共同祖先祝融氏与鬻熊，灭掉了夔国。接着命令尹子玉去修筑夔城，⑦以防巴、蜀入侵。《太平寰宇记》载：“夔之巫山县，夔子熊挚治，多熊姓。”这些熊姓，显系夔子国的后裔，到了宋代初年，成为巫山县一带的大姓。⑧
罗，子爵，熊姓，是祝融吴回之后，荆楚的先祖穴熊的支裔，与楚国属于同姓、同祖，位于今湖北宜城县西二十里的罗川城。楚武王欲吞併汉水流域，罗国首当其冲，约于公元前690年便灭掉罗国。其遗民被迁到楚都丹阳附近的枝江，这与役使罗人修筑丹阳城是有密切联系的。楚文王后来迁都于郢，罗地逼近楚都，自然被视为眼中之钉。于是把罗人迁于汨罗江南，今湖南汨罗县西北八里的屈原农场第六分场马头槽古罗城，遗址尚存，发现有春秋时代的墓葬和瓦片陶器等。罗城之北有汨罗山、罗水和罗内（今岳阳县关王公社），汨罗江入洞庭湖处叫罗汭或罗渊，秦于此置罗县，都因罗人居此而得名。北邻麋人居地。⑨“罗国为楚所灭，其后号罗侯氏。”⑩另一支以国为氏，移居于长沙（今汨罗、平江、湘阴一带）、豫章（江西南昌），成为大姓，历代名人辈出，便以这两郡为罗姓郡望。
彭，彭姓，始祖彭祖籛铿，与荆楚的始祖季连，同是祝融氏吴回之孙，陆终之子。彭国位于今湖北保康县西，那里有彭水，今叫南河，即因彭人居此而得名。与罗同一时间为楚所灭。彭人从此离散，一部分辗转居于今湘鄂川交界的丛山里，与巴人杂居，如四川忠县有彭溪，和隋代所建的彭水县，皆因彭人居此而得名。这部分彭人后来大多融入于土家族，成为其五大姓之一。留在汉水流域的彭人，有一个叫彭仲爽的，曾是申国的大夫，楚灭申后，他被任为令尹，子孙世为楚国大夫。{11}
云阝，又作妘、云、郧、子爵、妘姓，亦系祝融氏吴回之子陆终第四子求言之后，与楚同祖。曾由今湖北郧县南迁于安陆，那里有郧乡、郧公庙和郧国城，北周置郧州，近地有大小涢水和涢山（今大洪山）。应山县有云公城，南邻有云梦泽，这一带叫云中，泽畔古有古杜县，今称云梦县，还有云梦宫，都因云阝人居此而得名。楚君若敖父子都娶云阝国之女为妻，右见他们之间初期关系密切，但后来两国矛盾激化。公元前701年以后，楚灭了郧国，作为吞併汉东的军事重地，封亲族斗辛为郧公。当吴破郢时，一部分郧人曾在吴的发动下，進行复国斗争，后来吴国退出楚境，便随之迁于今江苏如皋县东的发繇亭，仍称郧，成为吴的臣民，战国中期，地仍入于楚。楚人为了防止郧再次反抗，将其南迁至今湖南茶陵县西的云阳山南，去开发森林地带，南邻有云峰山，山下有云湫河（在酃县西部），都因云阝人迁此而得名，唐初于此置南云州。还有一支更南迁到今广东韩江，唐以前叫员江，南齐于江旁置员乡县。云阝国亡后，子孙便以雲、云、郧、员为姓。{12}
鄢，子爵，妘姓，与妘国同出于求言之后，原地在今河南鄢陵县西北四十里，因被郑武公所拼，遗民南迁于今湖北宜城县西南九里的鄢城，附近有鄢水。约于公元前690年，被楚武王所拼。
已，亦作邔，俗叫骑城，当地方言则已、骑同音。已姓，为祝融氏吴回之孙昆吾氏樊之后，与楚同祖。当与罗同时为楚所併。
莒，子爵，曹姓，为祝融氏吴回之孙安之后。位于今山东莒县，汉于此置莒县，北周置莒州，皆因莒地得名。公元前431年，被楚简王所灭。有一部分莒人移入越国，居于今福建建阳县西四十里的莒口溪和连城县南的莒溪。{13}战国后期，地入于楚。
邾，子爵，曹姓，亦安之后，在今山东邹县东南二十六里的邾城，后来邾文公迁都于嶧山之下的绎邑，改称为邹，邹、邾音通。南有邹山，后建为邹县，旁有洙水，皆因邾人所居而得名。到战国中叶，被楚宣王所灭，遗民被南迁于今湖北黄冈县西北十里的邾城，汉于此置邾县。{14}
小邾，子爵，曹姓，系邾君朱夷父颜之小子肥被封于郳，今滕县，叫小邾子。{15}也与邾一同被楚宣王所灭，楚“封其君为钜鹿侯。”{16}邾、小邾亡国后，子孙以朱为姓，汉后成为江东“朱、张、顾、陆四大姓”之一，历代名人辈出，朱温建立后梁，朱元璋建立明朝。
二、楚灭姬姓诸国的移民
楚所灭周朝的亲族姬姓诸国，有胡、道、霍、应、蓼（鄝）、蔡、随、唐、蒋、息、顿、养、那、鲁等国。
胡，子爵，在今河南郾城县的胡城。旁又有宗胡地名，西南有胡陵，汉章帝时改为湖阴县。春秋中叶，胡国沦为楚的附庸。公元前531年，楚“迁许、胡、沈、道、房、申于荆”山（湖北保康县南）{17}这里曾是楚人“筚路篮缕，以后山林”的荒芜之地，当楚人南迁于郢后，荆山仍然变得荒凉，所以胡人被迁于此。后来楚又封胡子于今安微阜阳的胡城。公元前495年，胡国趁“吴之入楚也，胡子尽俘楚邑之近胡者。”{18}楚甚气愤，不久便灭掉胡国。一部分遗民迁于今河南唐河县南的湖阳镇，东汉于此建胡阳县，又叫湖阳。{19}
道，子爵，在今河南确山县东北。约于春秋中叶被楚所灭。公元前529年，楚灵王迁道于荆山，后又迁道于慈利县道水。
霍，侯爵，在今河南临汝县西南六十里霍阳山下的霍阳聚和霍阳城，汉于此置霍山县，东面襄城县东南有霍郾镇，均因霍人居此而得名。约在春秋早期时，被楚所灭，遗民被南迁于今湖北竹山县的霍山、霍水一带。
应，侯爵，在今河南襄城县西南的滍阳镇，那里有应山、应水。约与霍同时被楚所灭。湖北的应山、应城即因应人南迁得名，梁置应州，隋改应山县，刘宋称应阳县。另有一支应人向西南迁到恩施的应山，转入黔北的德江、思南，唐于德江置应州，于思南置应江县。又有一支从应城、应山南迁到今湖南东安的应水，晋于此置应阳县。
蓼，子爵，又作鄝，在今河南固始县东北七十里蓼城岡，汉于此置蓼县。公元前622年秋，被楚所灭，遗民迁于今湖北应山县西的漻水，后又南迁于今湖南资兴县西北的蓼江水和武冈西北的蓼溪。
蔡，侯爵，在今河南上蔡县，旁有蔡冈、蔡河、蔡埠口、蔡沟镇。公元前532年，楚灵王灭蔡。但过了三年，楚平王又恢复了蔡国。蔡平侯迁都于吕亭，取名新蔡，即今新蔡县。到蔡昭侯时，亲吴反楚，曾与唐国随吴军攻破郢都，楚复国之后，蔡恐楚对他报复，在吴的应允下，将国都东迁到吴国境内的州来，取名下蔡，在今安微凤台县，东邻有蔡城塘，但有一些蔡则迁入楚境，居于今泌阳县南的蔡水和棗阳县西南，汉于此置蔡阳县，梁升蔡阳郡，西魏改蔡州。下蔡于公元前447年，为楚惠王所灭。遗民被迁于今湖北汉阳县蔡甸镇，再迁今湖南常德市，取名高蔡。还有一支由高蔡溯沅水西迁于贵州东南，与当地的濮越融合，成为蔡家苗，即今之布依族的一支。{20}
隨，侯爵，在今湖北隨州市。有隨城山、隋侯台、隨侯墓，汉因置隨县，刘宋改为隨阳郡，南齐改为隨郡，西魏改隨州。隨侯的外甥是楚昭王，一向关系密切。由于隨是汉东大国，汉阳诸姬的领袖，所以楚最后还是不放过他，至春秋末年终被楚所灭。{21}
唐，侯爵，在今湖北随州西北九十里唐县镇，北面有唐河，在今河南唐河县，唐于河旁的泌阳置唐州，明改为唐县。公元前505年，楚昭王灭唐，遗民有一部分南迁于今咸丰县西北三十五里的唐崖，又有一支再南迁于今湖南武冈县西南一百里的唐纠山，子孙以唐为姓。{22}
蒋，子爵，在今固始县东蒋乡，北面有蒋集，宋于西邻潢川县置蒋州，约与蓼同时被楚所灭，遗民迁于湖北保康县西六十里蒋口，子孙以蒋为氏。
息，又作鄎，侯爵，在今河南息县有古息城，又叫新息，附近有新息里和息侯庙，北周于此置息州。公元前608年，被楚庒王所灭。其后裔有息氏、息夫氏。
顿，子爵，在今河南项城县北五十里的南顿故城。公元前496年。楚灭顿，俘掳顿子牂。顿人也多离散，被迁到湖南西南部沅水、资水上游，至今这一带尚多顿姓，有的融入于土家族。另一支则西迁入秦，有顿弱仕秦。
养，在今河南郟县有郟城，旁有养水，后为楚所併，时间当与应、霍同时。遗民东迁于今安徽界首，成为楚之养邑，楚迎吴公使居养，即此。楚庒王时有将养由基善射。
耼，又作那，伯爵，在今湖北荆门县东南有那处，又叫那口城，西周末年被楚君熊渠所灭。
鲁，侯爵，在今山东曲阜县。公元前249年，楚考烈王灭鲁，以补偿被秦所侵占的西部领土。
三、楚灭姜姓诸国的移民
楚灭姜姓诸国，有申、东申、吕、东吕、厉、许、巳其、卢戎等国。
申，侯爵，在今河南南阳市北二十里申城，原名叫谢。公元前688年，楚文王所灭。公元前529年，被迁至湖北荆山。子孙以申为氏，楚有大夫申侯。又有一支迁到湖南临澧县，那里有楚大夫申鸣所建的申鸣城。有的东徙齐、鲁，齐有申蒯、申鲜虞、申傅挚，鲁有申丰、申繻、申湏、申夜姑、申党、申枨。{23}
东申，是申的一支附庸国，在今河南信阳县北六十里长台关的古申城，也叫谢，尚有遗址。北周武帝时，于此置申州。信与申音义相通，信阳即申阳。约于公元前686年，被楚所灭。{24}
吕，又作郘、侯爵，为姜姓诸国的领袖。在今河南南阳县西三十里的吕城，又名董吕村。公元前688年，被楚文王所灭。楚灵王时，吕人被南迁于今湖北蕲春，今县南蕲州镇北七里有吕王山，一名缺齿山，山下有吕王城，即为吕人迁此而得名。子孙以吕为姓。{25}
东吕，又作甫、郙，系吕的一支附庸国，在今河南新蔡县郘亭，东周前期为楚所併以与蔡重建国家。{26}
厉，子爵，又作赖、列、烈、在今湖北隨州市北四十里厉山店，有赖乡、厉山、厉水。{27}公元前538年，楚灵王带领“诸侯灭赖，迁赖于鄢（宜城县）。楚子欲迁许于赖，使公子疾城之而还。冬，彭生罢赖之师。”{28}子孙以厉、赖为氏。
许，伯爵，在今河南许昌市。因受郑之迫，公元前558年，许灵公“请迁于楚，楚公子申迁许于叶。”（河南叶县）{29}成了楚的附庸国。附近有舞水，战国魏于此设舞阳邑，汉置为县。公元前538年，“楚迁许于夷，实城父，（安徽亳县南城文集）取州来淮北之田以益之；迁城父人于陈，以夷濮西田益之；迁方城人于许。”{30}过了四年，楚灵王又迁于荆山。再过五年，“楚迁许于析，实白羽。”{31}白羽在今河南析川县白亭保。公元前506年，楚又迫许迁于容城（河南鲁山县南）{32}。战国初年，楚灭许，遗民迁于今湖北监利县北八十里的容城。后又转迁到湘西潕溪及芷江，汉于此置舞阳县，南齐改氵舞阳，唐建舞州，潕、氵舞、舞即古许字的同音义，因许遗民居此而得名。许人有的居于郑、卫，郑大夫许息，卫大夫许为。东汉末年，谯郡（亳县）许褚有宗族数千人。{33}
巳其，亦作箕，公爵，在今山东莒县东北百里的箕山下的箕城。约于公元前431年，被楚简王所灭。{34}
卢戎，子爵，在今湖北南漳县东北。汉于此置中庐县。约于公元前690年之前，与罗同被楚武王所灭。与罗的遗民南迁枝江，又再迁到湖南平江县南的卢水、卢洞和卢山。另一支则迁于湘西卢江，又名武溪，梁天监中于此置卢州，唐武德四年置卢溪县，天宝初年于今麻阳西三十里置卢阳郡，溆浦县西二十里又有卢峰山，皆因卢人居此而得名。（请参考拙作《卢戎考》，载《民族研究》1982年第3期）
四、楚灭姒姓诸国的移民
楚灭姒姓诸国，仅有杞、缯、越三国。
杞，侯爵，都淳于，在今山东安丘县东北。公元前445年，被楚惠王所灭。后人以杞为氏。{35}一部分仍留于娄的故地，“子孙食邑于娄，因以为氏。”{36}杞简公之弟佗“奔鲁，鲁悼公以佗出自夏后氏，受爵为侯，谓之夏侯。”{37}
缯，又作曾、鄫，侯爵，在今河南方城县，有缯关。约于公元前688年时，与申、吕同被楚文王所灭。遗民迁于今湖北均县西南的曾水，又作潧水，成为楚之附庸。在汉水中游一带出土很多曾器，都可作证。
越，又作于越，子爵，都吴，今江苏苏州市。公元前334年，楚灭越，取江浙之地，“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38}这就是东瓯、东越、闽越诸国，即今浙南、福建一带。{39}
五、楚灭子姓诸国的移民
楚灭子姓诸国，有权、桐、潛、宋、萧等国。
权，子爵，在今湖北钟祥县西南权城，附近有权口。公元前676年，楚武王灭权。不久，迁权于那处，在今钟祥县南石牌公社的瓦窑滩附近，子孙以权为姓。{40}
桐，子爵，在今安徽桐城县北。春秋中期已成为楚国的附庸。到公元前508年，“桐叛楚”，后便为楚所灭。一部分桐人南迁于吴境内的桐汭水，在今安徽广德县西十五里。后又迁入越国境内，今浙江桐庐县、桐江、桐溪及桐君山，都因桐人迁此而得名。战国中期，地入于楚。{41}
潜，子爵，在今安徽霍山县东北三十里。春秋中叶为楚所灭，建为潜邑，汉又置县。遗民南迁于庐江县南的潜川、潜城和今潜山县。又被迁于今湖北潜江县，另一支则南徙于越国境内，今浙江於潛县，唐武德初建为潜州。战国中叶，地入于楚。{42}
宋，公爵，在今河南商邱市。唐曾于此置宋城县和宋州。公元前286年，楚与齐、魏攻灭宋国，三分其地，楚得商邱以南一带土地。{43}一部分宋人被迁到湘西一带，后来又继续西迁入贵州中部，形成宋家苗，成为现在布依族的一员。
萧，子爵，今安徽萧县西北。公元前597年，被楚庒王所灭。遗民一部分南迁于越国境内萧山，战国中叶，地入于楚。一部分则迁于今江西清江县西的萧水、萧滩，再移入湘南的潇水一带。至今湘南仍多萧姓。萧人留居原地的，则分布于山东棗庒市南的兰陵镇，秦汉时成为大族，历代名人辈出，汉功臣萧何即其后，兰陵便成为萧姓的郡望。后裔萧道成建立南齐，萧衍建立梁朝，萧铣也称梁帝。{44}
六、楚灭嬴姓诸国的移民
楚灭嬴姓诸国，有江、黄、谷、郯、弦、白、寘、复、淮夷等国。
江，子爵，在今河南息县西，公元前623年，被楚所灭。“其子孙奔齐为大夫。”齐悼公时有江说。{45}《世本》说江人遗民被封于今湖北江陵，以江为氏。
黄，子爵，在今河南潢川县隆古公社有黄国故城，下临小潢河。公元前648年，被楚所灭。其遗民被迁至湖北黄冈，隋于此置黄州，附近又有黄陂、黄安、黄梅，均以黄人分布而得名。{46}“楚灭黄，其族遂仕楚，春申君黄歇，即其后。……汉丞相霸、太尉琼，世居江夏（今武昌）。”故黄姓以江夏郡为郡望，历代名人辈出。“东周时，黄人出仕诸侯，卫懿公前驱将黄夷，晋栾盈之党有黄渊。”{47}
谷，伯爵，在今湖北谷城县。约于公元前678年，与邓同被楚文王所灭。
郯，子爵，今山东郯城县西南百里有郯城。战国末年，为楚顷襄王所併，“子孙以国为氏，而世居沛。”（江苏沛县）{48}
弦，子爵，今河南潢川县西南弦亭。公元前655年被楚所灭，弦子之后又避入于齐、郑，齐有大夫弦章、弦施，郑有商人弦高。一部分遗民则被楚迁到今湖北浠水县西北。{49}
白，子爵，在今河南息县西南七十里白城，又叫白亭。被楚平王所灭，以封太子建之子胜为白公。{50}
寘，又作慎，子爵，在今安徽颍上县西北，汉于此置慎县。约于春秋中叶被楚所併，遗民迁于今河南正阳县，有慎水，汉于此置慎阳乡。{51}
复，子爵，在今河南桐柏县东，附近有大复山，约于春秋初年，被楚所灭，遗民迁于今湖北沔阳县，北周于此置复州。{52}
淮夷，伯爵，分布于今安徽淮水之南，春秋末年，被楚所灭。{53}
七、楚灭偃姓诸国的移民
楚灭偃姓诸国，有舒、舒庸、舒鸠、舒龙、舒鲍、舒龚、舒蓼、宗、州、绞、贰、轸、皖、蓼、英、六、郦等国。
舒，子爵，在今安徽庐江县西南四十里的古舒城。约于公元前615年，为楚所灭。
舒庸，子爵，在今安徽舒城县东五十里的舒九田。公元前594年，被楚所灭。
舒鸠，子爵，在今安徽舒城县。公元前548年，被楚所灭。一部分遗民被楚迁于今湖北松兹县，即古鸠兹地。一部分则逃附于吴，居于今芜湖东四十里鸠兹港。
舒龙，子爵，在今安徽舒城西的龙舒故城，附近有龙舒水及大小龙山和龙河口，约与舒鸠同时被楚所灭。
舒鲍，子爵，在今安徽舒城县西百里龙舒水南，有舒鲍城。与舒鸠同时被楚所灭。
舒龚，子爵，在今安徽潜山县北四十五里龙潭街。与舒鸠同时被楚所灭。
舒蓼，子爵，在今安徽舒城县西，公元前601年，被楚所灭。群舒后皆以舒为姓，遗民被迁到今湖南溆水和溆浦一带，溆与舒古音义相通，在今资水、沅水中游尚多舒姓。
宗，舒之附庸，在今安徽巢县北六十里柘皋镇。与舒同时被楚所灭。
州，侯爵，在今湖北洪湖县。汉置州陵县。约于春秋初期，被楚所灭。
绞，又作佼，子爵，在今湖北郧西县，于春秋初期，被楚所灭。
贰，又作二，子爵，在今湖北应山县。于春秋初期被楚所灭。一部分遗民南迁于湖南汉寿县。{54}一部分则留居邻地。
轸，子爵，在今湖北应城县西。与贰同时被楚所灭。遗民被迁于轸山下的巴邱城，即今湖南岳阳市。{55}
皖，伯爵，在今安徽潜山县潜山之下，有皖水，今名长河，河口有皖口镇。南邻怀宁县有皖故城、皖公山、皖伯庙。汉于此置皖县，唐置皖城县和皖阳县。约于春秋初期，被楚所灭。
蓼，子爵，在今安徽霍丘县，汉于此置蓼县。当与春秋初年被楚所灭。
英，子爵，在今安徽金寨县东南有英氏城。南邻湖北英山县东五十里有英山，下有英山河，宋于此置英山县。公元前646年，被楚成王所灭。子孙以国为氏。留居原地。后裔有汉九江王英布。
六、子爵，在今安徽六安市。公元前622年，被楚穆王所灭。遗民被迁于今湖南醴陵、株洲之渌水，又有渌口镇。
郦，子爵，在今河南内乡县东北的郦山之下。当于春秋初期与吕、申同时被灭于楚。{56}
八、楚灭曼姓诸国的移民
楚灭曼姓诸国，有邓、鄾、蛮三国，邓系苗蛮早已华化的国家，蛮则仍保持部分苗蛮的习俗。
邓，侯爵，在今湖北襄阳县西北二十里的邓城，附近有邓塞、邓桃湖、邓湖镇等地名。北邻河南邓县，亦为邓人分布之地，隋于此置邓州。公元前678年，被楚文王所灭。邓祈侯子孙仕楚，有邓廖。廖之裔孙邓析仕郑。后裔居邓县南之新野，两汉时成为大族，名人辈出。
鄾，亦作优，子爵，邓之附庸，在今湖北襄阳县东北十五里的张家湾。与邓同时被楚所灭，子孙以优为姓。楚庒王时有滑稽剧演员优孟。
蛮，又称戎蛮，子爵，在今河南临汝县西的蛮城，也称蛮中聚，俗讹称为麻城，又叫鄤氏、鄤聚。附近有蔓渠山、蛮谷、蛮水。公元前526年，楚平王杀戎蛮子嘉而取其国，不久又立嘉之子为戎蛮子。公元前491年，楚昭王俘戎蛮子赤而灭其国，“诱其遗民，而尽俘以归。”迁于今湖北宜城县西南的蛮城。一部分遗民则逃入深山密林，到西汉末年，发展为新城蛮（今伊川县南山）和柏华蛮（灵宝县南山有柏华聚）。{57}
九、楚灭允姓诸国的移民
楚灭允姓诸戎族，有鄀、陆浑、阴戎等国。
鄀，又作若、婼，子爵，都商密，又叫下鄀，在今河南淅川县西的丹水故城。公元前622年，秦灭鄀。遗民迁入楚境，为楚附庸国，居于今湖北宜城县东南九十里的上鄀，有鄀乡、鄀水和鄀亭。秦于此建若县，东汉改为鄀县，隋升鄀州。春秋中叶，为楚所併。
陆浑，子爵，分布于河南伊川，今嵩县东北有陆浑山，汉于此置陆浑县。公元前525年，晋灭陆浑，“陆子奔楚，其众奔于甘鹿（宜阳县鹿蹄山）。”奔楚的那些陆浑之戎的遗民，被楚安置于云阝国故地，叫安陆，意为安定陆人之意，汉于此置安陆县。后仍为楚所併。
阴戎，分布于豫陕之间的洛水上中游一带。公元前525年，与陆浑同时被晋所灭，遗族由“楚工尹赤迁阴于下阴。”{58}汉置阴县，西魏改阴城。下阴在今湖北光化县西，汉水北岸的古阴城，成为楚的臣民。{59}
十、楚灭杂姓诸国的移民
楚灭杂姓诸国，有陈、房、柏、庸、鄂等国。
陈，妫姓，侯爵，都宛丘，今河南淮阳县，楚置陈郡，汉置陈县，北国改陈州。附近有陈留，汉置陈留县和陈留郡。公元前478年，被楚昭王所灭。有一支迁于泌阳，北魏于此建陈阳县。有一支则南迁于夏州，即今湖北汉口。到了汉代，邻近陈留的颍川郡陈姓成为大族，名人辈出，便以颍川为郡望。后裔陈霸先曾建立陈朝。{60}
房，祁姓，子爵，在今河南遂平县房城。约于公元前529年，被楚灵王所灭，被迫迁于湖北荆山。旁有防渚，防、房古音义相通，汉末于此置房陵郡，房陵县，隋改房州，明改房县。子孙以房为姓。
柏，柏姓，子爵，在今河南西平县西柏亭。南齐于邻近建柏源县。约与房同时为楚所灭。遗民迁于今湖北麻城县东北三十里柏子山，山下有举水，地名柏举，皆因柏子居此而得名。后又有一支柏人南迁于江西乐平县东南九十里的柏溪。
庸，又作鄘、容、溶，庸姓，子爵，在今湖北竹山县庸城山，山下有庸水，庸浦，西南四十里有上庸山、上庸水。秦于此置上庸县，东汉末置上庸郡。公元前611年，楚庒王会秦、巴二国灭庸。遗民被迫迁于监利县北八十里之容城，又再南迁于今湖南攸县北的容陵，附近有容水、容口，汉于此置容陵县。另一部分庸则由故地南迁于恩施山区，隋阳帝因于此设庸州，后更南迁入湖南西北部澧水上中游，有大庸溪、大庸坪，明洪武三年于此设大庸县。永顺县东南九十里施溶溪、施溶洞，宋于此置溶州，明称施溶州。湖北鹤峰县有容美峒，元置容美峒军民总管府，明改为安抚司。这一带以溶为地名确是星罗棋布，多如牛毛，这与庸人迁此有关。另一部分庸人，为了逃避楚国的压迫，越过大巴山而西迁到四川成都一带，王莾于此设庸部。{61}
鄂，姞姓，侯爵，在今湖北大冶县西的西畈公社李角大队鄂王城遗址。春秋初期，被楚王熊渠所灭，封他的“中子红为鄂王。”江边有地名鄂渚，汉于此置鄂县，隋升为鄂州，民国改为鄂城县。姞姓之鄂亡后，子孙以鄂为姓。有一支西迁入四川，到晋代时，成为巴郡蛮七姓之一。{62}
十一、楚併南方诸族的移民
併南方诸族，有百濮、三苗、扬越、干越、南越、西瓯、桂、虎夷、驩兜、苍梧等族。
百濮，分散于今湖北武当山一带，土地不断被楚国侵占。春秋初，楚君蚡冒便开发濮地。接着楚君的兄弟熊叔堪避内乱，逃难于濮，于是使濮人也改姓为熊。楚武王便全部占领了百濮之地。一部分濮人被迁于蒲骚，在今应城县西北。一部分由鄂西山地南迁，“由楚之西南入江，东至岳州，南入沅湘。”楚又向南发展，一部分濮人只得又由岳州、石首一带迁于沅水流域，進入了黔东地带，被楚平王所征服。另一部分濮人则西迁入四川，有渃水，即古濮水，涪、濮古音相通。又乌江，古名涪江和涪陵江，正因濮人分布于此而得名，后被巴国所併。子孙以濮为姓，成为巴中七姓之一。而岳州之濮还东迁入江西，成为仆句，后再南迁于广东潮州，成为疍民七姓之一。{63}
三苗，春秋初期已分布于湘鄂交界处以至鄱阳湖一带，“左洞庭，右彭蠡”。到宋初，巴陵郡（岳阳）四大姓中就有猫姓。而湖北五峰县有尤河，公安县有油水，松滋县有洈水、洈山，都是三苗部落联盟中的三危、蚩尤遗族居地而得名，江西临川、南城一带的危姓，唐末以来，形成大族。自春秋中叶到战国初，尽为楚国所併，遗民又迁于湘黔川交界山区，仍在楚的辖境之内。{64}
扬越，分布于汉水下游一带，那里留下了一些扬水、杨河及章山、漳水。春秋初期，熊渠侵夺扬越之地。扬越的一部分遗民向东南迁入江西及湖南东部，到战国初期，已尽为楚所併。
干越，原分布于皖南一带，因受吴国的侵夺，便有一部分向西南迁于江西东北部。到战国中叶，楚併越国，干越地亦入于楚。
南越，分布于今广东一带。战国中叶，兵力已达南海，并于番禺（广州市）建楚庭。南越人尽为楚之臣民。
西瓯，分布于今广西柳江、漓江上游一带。战国中叶，楚兵力已达柳，这一带已发现有楚文化，可作佐证，西瓯已成为楚国的臣民。{65}
桂，分布于今湘南、粤北一带，这里有很多桂山、桂岭、桂江、桂水的地名，以后建立了桂阳郡、桂阳州、桂阳县、桂东县。战国初期，桂地为楚所併，一部分遗民西迁于漓江上游，以后又有桂岭、桂江、桂林地名出现。建立了桂州、桂林县、桂林府、临桂县、桂岭县、桂平县。到战国中叶，又为楚所併。
虎夷，分布于淮河上游和大别山一带。公元491年，被楚国所征服。一部分虎夷沿汉水南移，如襄阳有虎头山、虎尾洲，安陆有虎子岩，京山有虎爪山，宜城有夷水，荆门有虎牙山。虎夷再溯长江而上，如鄂城有白虎矶、白虎镇，大冶有虎塘山、江陵有虎渡河、虎渡口、宜昌有虎牙山、虎牙滩，宜都有猇亭、长阳有虎滩。后又進入鄂西南山区，故清江古叫夷水，旁有夷城，这一带出现很多以白虎命名的山、峪、堂、台、堡，都因虎夷居此而得名。有的还迁入川东一带，到战国中叶，都成为楚的领土。{66}
驩兜，分布于湖南澧水的崇山，上有驩兜墓，有一支更南迁于今广西灌水，以后建立灌阳县。战国中叶，地入于楚。{67}
苍梧，原分布于汉水中游一带，这里出现了一些沧浪水、沧浪洲的地名。西周后期，因楚国南迁，苍梧族被迫南迁于洞庭湖南北一带，被称为苍梧族之野，故岳阳西有苍梧台，汉寿有沧山、沧水，益阳也有沧水。春秋中期，又被楚所迫，南迁于潇水流域，故宁远九嶷山古也称苍梧之野，道县也有苍梧山，战国初叶，“楚南有洞庭、苍梧。”苍梧族一支被楚远迁于今江苏赣榆县郁洲，称苍梧山。另一支则继续南迁到广西漓江下游，汉于此置苍梧郡、苍梧县，后改为梧州。{68}
十二、楚併西南诸族的移民
楚併西南诸族，有巴、且兰、夜郎、牂牁、靡莫、滇、昆弥，大致是从战国中叶继续到楚亡时。分兵两路，一路西溯长江，蚕食巴国之地，占有川东及沿长江一带，楚顷襄王还打到涪江以西，灭过巴子，封自己的儿子为铜梁侯，（铜梁县）迫得巴人向北退避。楚国势力远达荣经、庄道和金沙江。一路则由庒虫乔率领，溯沅水西征，进入黔、滇，併吞且兰、牂牁、夜郎、滇、昆弭，自立为滇王，又有岷山庄王、夜郎庒王，其余皆为侯。故唐代于贵州思南建庒州，而庄道有庄山，楚国王族遍布于黔、滇一带。楚令尹子文之后有班氏，班氏的一支爨姓，到东晋、南北朝时，分为东爨、西爨，统治着全滇的政权，成为滇中的大姓。
小结：楚国在漫长的八百多年历史中，灭亡併吞了百余个国家和民族，幅员广大，民众有充分的周旋余地，所以民族迁徙频繁，由楚人分布到各地担任统治管理工作，一部分被灭国的忠于楚的贵族，也适当拥有一些管理遗民之权。他们互相杂居通婚，结成血缘纽带，逐渐把形形式式的文化系统都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丰富多彩的楚文化，它以中原文化为主体，吸取了南方各族文化，发展为楚文化。而人民中也融合了各族的血液，形成坚韧刚强的南方型华夏族系。提供了为汉代文明富强的先决条件。这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团结和融合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为以后秦、汉统一天下，移民开拓，创造了良好的经验。
注释：
①拙作：《荆楚的来源及其迁移》载《求索》1981年第4期。
②拙作：《楚国疆域的开拓和演变》载河南省《楚文化论文集》。
③《战国策·楚策》。
④{16}罗泌：《路史·后纪八》。
⑤拙作：《麋子国考》载《楚史研究专辑》湖北省楚史研究会、武汉师范学报编辑部合编。
⑥《太平寰宇记补阙》岳州。
⑦《水经·江水注》。
⑧{19}拙作：《胡夔两国关系初探》待刊稿。
⑨拙作：《古罗子国》载《江汉论坛》1981年第3期。
⑩《姓氏急就章》。
{11} 拙作：《古代彭部族的繁衍与迁徙》载《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
{12}拙作：《云阝子国考》载《湘潭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
{13}{14}{15}拙作：《曹姓诸国的来源与迁徙》待刊稿。
{17}《左传》昭公十一年。
{18}《左传》定公十五年。
{20}拙作：《蔡国史考》未刊稿。
{21}拙作：《隨国史考》未刊稿。
{22}拙作：《唐国史考》未刊稿。
{23}{24}拙作：《申国史考》载《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
{25}{26}拙作：《吕国的形成和迁徙及其支裔姜太公所建立的齐国》未刊稿。
{27}{34}拙作：《姜姓诸国的形成和分布》未刊稿。
{28}{30}《左传》昭公四年。
{29}《左传》襄公十五年。
{31}《左传》昭公十八年。
{32}《左传》定公四年。
{33}拙作：《许国的形成和迁徙》未刊稿。
{35}拙作：《杞国史考》待刊稿。
{36}《新唐书·宰相世系表》。
{37}《广韵》。
{38}《史记·楚世家》。
{39}{66}拙作：《〈山海经〉中的瓯、闽民族》未刊稿。
{40}{41}{42}{43}拙作：《子姓诸国的分布与消亡》未
{44}{46}{49}{51}{52}拙作：《嬴姓诸国的源流与分布》未刊稿。
{45}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卷三。
{47}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卷十五。
{48}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卷二十。
{50}罗泌：《路史·国名纪乙》
{53}拙作：《淮夷考》未刊稿。
{54}{56}邹汉勋：《学艺斋遗书·释贰轸》。
{55}林宝：《元和姓纂》
{57}拙作：《群舒与偃姓诸国的来源和分布》载《江淮论坛》1982年第6期。
{58}拙作：《邓国、曼国、蛮子国的来源和迁徙》未刊稿。
{59}《左传》昭公十九年。
{60}拙作：《允姓诸戎的来源和迁徙》载甘肃《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
{61}拙作：《陈国史考》未刊稿。
{62}拙作《庸国的兴亡及其与楚的关系》载《求索》1983年第3期。
{63}拙作：《古代扬子鳄的分布与鄂国南迁的关系》待刊稿。
{64}拙作：《濮族的来源和迁徙》未刊稿。
{65}拙作：《三危、三苗、蚩尤的来源、迁徙和融合》待刊稿。
{67}拙作：《虎方、白虎夷的族源和迁徙》已收入《土家族史论文集》。
{68}拙作：《驩兜——丹朱的来源与南迁》已收入湘西《苗族史论文集》。
{69}拙作：《苍梧族的源流与南迁》载《学术论坛》1982年第4期。
河南是楚国的发源地
（载《河南日报》1983年10月9日）
楚国在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中，是版图最大，国势最强，传国最久的大国，当鼎盛时期，几乎疆土半天下，“地方五千里，持戟百万。”东和南到海，东北到山东莒城、泰安，北抵河南太康、襄城、鲁山，西北到陕西秦岭以南，西达四川铜梁、荣经及云南楚雄，西南有桂江流域，淮水和长江、珠江中下流全包在楚国疆域之内，几乎统一了整个中国的南方。先后曾东併强越，西逐巴、蜀，北败齐、晋、秦、宋，问鼎中原，震撼东周王朝，所以楚庄王被称为春秋五霸之一。
楚国除併吞了六、七十个国家之外，还大量开拓了东夷、南蛮和西南夷的疆土，包括百濮、三苗、苍梧、百越、虎夷、淮夷、卢戎、陆浑之戎、阴戎，以及巴、蜀、氐、羌、夜郎、且兰、邛、笮、滇、靡莫、青衣等众多的少数民族，把他们都置于楚文化的薰陶之下，第一次实现了南方民族大融合，为秦朝统一南方准备了先决条件，为中华民族开拓南方作出伟大的贡献。这个强大的楚国，原来在唐虞时代便起源于楚丘，即今河南滑县东，因那里盛产优质的荆楚，即今之黄荆条，所以叫楚部落，又叫荆。荆楚可编织篮子和篱笆，可做荆矢、荆钗、荆扉，子实、根、叶都可入药，楚便用为氏族名称，后来发展为国号。
楚人原是华夏族颛顼之后吴国祝融八姓一个芈姓部落，以羊的叫声咩咩为姓，也可作妳、弭。后又迁到山东曹县东南的楚丘，是为南楚丘，又西迁至黄帝有熊之墟，今河南新郑县，再南迁到郾城县东南三十五里的熊山，这是楚人之祖穴熊曾居于此，从此，楚的历代国君便以熊为号。
当商朝兴起时，楚人被迫西迁，经禹县西北五十里的荆山和汝南县的荆河，到达灵宝县西南三十五里的荆山，后来又遭到商王武丁的讨伐，只得避入渭水之北的荆山，即今陕西朝邑县境，山下有楚水，对岸的蓝田县有楚荆溪，都因楚人沿着这些河流向南迁徙而得名。
楚君鬻熊曾为周文王的老师，所以楚人依附周国，当周武王在岐阳大会诸侯，准备灭商时，鬻熊已由楚山（今秦岭）沿着丹江上源的楚水、荆溪迁居于今商县，他也参加了盟会。到周灭商时，被封为楚子。由于商县处于群山之中，又邻近强大的周朝，于是便沿丹江向东南迁到丹水之阳，建立国都叫丹阳，在今河南淅川县西南四十里的龙城。这里是丹、淅两河交汇处，是一片肥沃的平源，是适于立国的优越地带，从此，楚国国势便臻臻日上，在这个城址内和附近的下寺遗留有大量的春秋战国时期的陶片，还有春秋时的楚墓群，有许多属于楚国贵族的墓葬，其中便有今尹子庚之墓，他们远由郢都迁葬于此，无非怀念故都丹阳。
这时楚国的疆域，范围还不大，如东面的南阳盆地，分布有大国申、吕、缯及谢、鄂、郦、鄝；北面的洛水上游是卢戎，伏牛山区还有蛮族；西面有丰；南面的汉水中游分布着绞、麋、榖、邓、云阝等国。整个楚国领土，方圆也不过三百来里。
楚国以后又遭到周昭王、周穆王的几次大征讨，逼得楚子熊绎放弃了丹阳故都，南渡汉水进入荆山，过着“筚路蓝缕，以处草莽”的艰苦生活。到楚武王时，因势增强，便由荆山南迁到今枝江县的丹阳城。公元前689年，他的儿子楚文王又迁至郢都，即今江陵县北十五里的纪南城，位于长江北岸，沮、漳河入口之处，平原广坦，土壤肥沃，奠定了楚国强大的基础。
春秋末年，吴国曾攻破郢都，楚昭王曾迁都，是为鄢郢，不久又迁旧郢都。到战国末年，秦国强盛，东向蚕食六国，公元前279年，楚国先后又由郢向东北迁于陈，称为陈郢，今河南淮阳县。到楚考烈王时，国势日益衰弱，疆土被秦国占去一半。不得已又于公元前253年，沿着颖水向东南迁都到钜阳，即今安徽太和县东五十里。由于秦兵步步紧逼，不断蚕食楚国领土，考烈王曾联合各国攻秦，不利而归，不得已又顺颖水向东南的寿阳退避，称为新郢。寿阳，即今安徽寿县。最后于公元前223年，被秦将王翦、蒙武所灭。楚国自鬻熊受封立国，共历四十五世，八百四十四年而亡。
长江流域第一个古老的大国——楚国
楚国在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中，是版图最大，国势最强，传国最久的大国，在鼎盛时期，几乎疆土半天下，“地方五千里，持戟百万。”东面和南面到海，东北到山东莒城、泰安，北抵河南太康、襄城、鲁山，西北到陕西秦岭以南，西达四川铜梁、荣经及云南楚雄，西南有桂江流域，淮水和长江、珠江中下流全包在楚国疆域之内。几乎统一了整个中国的南方。先后曾东併强越，西逐巴、蜀，北败齐、晋、秦、宋，问鼎中原，震撼东周王朝，所以楚庄王被称为春秋五霸之一。
楚国除併吞了六十多个国家之外，还大量开拓了东夷、南蛮和西南夷的疆土，包括百濮、三苗、苍梧、扬越、干越、闽越、东越、南越、西呕、虎夷、淮夷、卢戎、陆浑之戎、阴戎、巴、蜀、氐、羌、夜郎、且兰、邛、笮、滇、靡莫、青衣等众多的少数民族，把他们都置于楚文化的薰陶之下。第一次实现了南方民族大融合，为秦时统一南方准备了先决条件，为中华民族开拓南方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这个强大的楚国，原来在夏代时起源于楚丘，即今河南滑县东。因那里盛产荆楚，即今之黄荆条，所以楚国又称荆国。荆楚可编织了篮子和篱笆，可做荆矢、荆钗，子实、根、叶都可入药。楚便以此为国名，他们原是华夏族颛顼之后祝融八姓中的一个部落，经过千余年的发展，到周武王灭商时，被封为楚子，都丹阳，领土不过百来里。
到公元前689年，楚文王迁都到郢，即今湖北江陵县北十五里的纪南城，春秋时正位于长江北岸，为我国南方最古老的都城。城东西长4450米，南北宽3588米，城周15506米，计二十一华里，城内面积达16平方公里。城东的龙门有河道由城内可通夏水和长江，船只可直达城内，其遗址在1956年已列为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楚国的经济文化也非常发达，近年来在大治县铜绵山和湖南麻阳县都发现了楚国采铜的大型矿井。1978年又发现随县曾经乙墓出土了一组大型编钟，共有65件，其中最大的一件重203.6公斤，加上簨虡的构件，共用青铜全重五吨多，是古代世界上最大型最壮观的乐器组，其音高与现代十二平均律相当接近。还出土了于铜镂空尊、盘，造型精美，巧夺天工，欧美学者惊为神工，就是用失蜡法铸成的，是古代世界上最先进的铸铜技术。竹木漆器也精美耐用。
楚国的丝织品是很著名的，从湖南长沙、湖北江陵、河南信阳楚墓中出土的丝织物，有绢、罗、纱、纹绮、绦、锦和丝绵、刺绣，织成了各种衣着、衾、履、帕和帛书、帛画及随葬品附件，染成朱砂红、茄紫、深赭、浅绿、茶褐、金黄、浅黄、棕黄、绛红、粉红、桔红、咖啡色和黑色，真是五光十色，艳丽多采。其中的二大幅面锦衾，有象龙、鹿、麒麟、水鸟、蝴蝶、鼍一类的鸟兽，以及太阳、舞人和黻纹、田字纹、几何纹等图案花样，也是世界上独有的丝织技术。
船运交通则有艅艎大战，用于水战。安徽寿县出土的《鄂郡启节》就记述了楚怀王之弟鄂君启用了商业贸易的船队，一次有150只之多。来回于淮、汉、长江和湘、资、沅、澧四水，行程达五千余里，可谓洋洋大观，也是已知的世界上古代最大的商船队。还有鄠娄、芍陂水利工程，是当时最大的水利灌溉设施，至今仍在发挥作用。
由于经济发展而促进了文化的高度发达，楚国伟大诗人屈原，是个王室贵族，他所作的《楚辞》、《离骚》既富有想象和创造性，又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李白称赞为“屈原诗赋悬日月。”鲁迅评价为“逸响伟辞，卓绝一世。”也是世界最早最优美的一部个人诗集，1953年9月，被定为全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楚庄王时的优孟，是我国最早的戏剧演员。
还有楚悼王用吴起变法革新，富国强兵。庄蹻远征滇池，和印度已有交通来往，这也是历史上著名的创举。
可惜到楚怀王时，用人唯亲，信任奸邪，政治腐败，国势一落千丈，接连被秦国所败。公元前279年，楚顷襄王被迫北迁于陈（今河南淮阳县），郢都被秦军所攻陷，郢都被建为楚都达410多年之久。以后又由陈迁钜阳（今安徽太和县东50里），又迁寿阳（今安徽寿县），传到最后一代的楚王负刍，终于在公元前223年，被秦始皇所派的大将王翦、蒙武所灭。至此，楚国前后迁徙和迁都达17次，历45世，自周武王封楚至灭亡，共844年。总之，楚国是长江流域历史上第一个古老的大国，它为促进中原文化和南方文化大融合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近年来楚史研究概述
（载《湖南社科联通讯》1984年第3期。又载《先秦史研究动态》1984年第2期）
楚国是春秋五霸之一，也是战国七雄之一，历史悠久，自部族进入国家将近二千多年的历史。它先后并吞了近百个国家和部族，疆域广大，几占当时“天下之半”，基本统一了中国的南方。并融合了许多部族和民族，开发了长江，珠江中下游及淮河流域。跟秦国一样，本来都有条件统一中国。可是，因楚国后期改革夭折，政治腐败，战略失算，贵族专权，以及地理上的弱点。终于被各方面占优势的对手秦国所灭。尽管这样，但楚国为秦国的统一铺平了道路。尤其是，楚国把中原文化和南方原有文化融合起来，形成具有南方色彩的楚文化，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何况汉朝的创始人刘邦，便是楚之遗民，因而汉朝的一切规章制度亦多采自楚俗，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主要组成部份之一。所以楚国在历史上一直为史学界所注目。当年楚国所属的两湖及豫、皖等地，一直被看成一个历史性的地区。有着地方特色的文化传统。但因有关楚国的文献记载甚少，《左传》、《国语》、《国策》上少量记载又全出于中原人之手，多少抱有偏见。其余便是从文学角度出发的《楚辞》。直至今日尚无人写过楚国专史。
解放前在这方面研究有成就的是：饶宗颐著有《楚辞地理考》，钱穆著有《楚辞地名考》。此外，方授楚的《洞庭仍在江南，屈原非死江北辨》。游国恩的《论屈原流放及地理》，陈梦家的《论长沙古墓年代》，项英杰的《荆楚两族考》，源新的《楚民族的霸业》，张震泽的《楚莫敖考》，童书业的《春秋郢都的筑城时代》，郭沫若的《“诅楚文”考释》、胡厚宣的《楚民族源于东方考》，罗尔纲的《楚建国考》，李梦楚的《楚怀王年表》，郑教曜的《春秋楚国舆地考》，还有日本人小柳司气太的《文化史上所见之古代楚国》。解放初期。有王玉哲的《楚族故地及其迁移路线》。此外，孙作云对楚文化民俗有过研究。总之为数不多。至于对屈原及《楚辞》方面的研究，则很可观。直至寿县李三孤堆楚墓及长沙楚墓的缯书、帛画文物的发现，开始引起人们的更大兴趣，楚文化的光辉是在大量楚文物出土后显示出来的。
解放后，首先是长沙大批出土了楚文物。在郭沫若同志的倡导下，首先是湖南，其后湖北、安徽、河南相继对出土的楚文物进行了研究，但开始时仅限于考古界和文学界。史学界真正形成研究楚史热潮，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九八○年，在武汉召开第二次考古学年会，重点讨论了楚文化。《江汉论坛》开辟了《楚文化研究》专栏。一九八一年出版了楚史专集——《楚文化研究新探》，并成立了湖北省楚史研究会，次年又出版了第二本楚史专集——《楚史研究专辑》。湘、鄂、豫、皖四省文物考古工作者于一九八一年夏天在长沙成立了楚文化研究会。此后，《求索》增辟了《楚史研究》专栏，《江汉考古》、《中原文物》、《湖南考古辑刊》、《安徽省考古学会会刊》也经常刊登有关楚史的论文和资料。安徽省考古学会编印了《楚史参考资料》，湖北省历史研究所编印了《楚国编年资料》，湖北省博物馆编印了《楚都纪南城考古资料汇编》，自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二年的五年中，国内先后发表过八百多篇论文和其它介绍楚史楚文化的文章。《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选刊的廿七篇论文中，有关楚史楚文化的占十三篇。这些论文涉及的内容有十四个方面：
一、荆楚的起源
历来有华夏、西羌、东夷、南蛮等不同看法，近年来仍争论热烈。
主张华夏说的，有李学勤的《谈祝融八姓》、唐嘉弘的《释祝融八姓》，陈怀荃的《春秋楚地浅释》都认为楚和他的亲族巳，董，彭、曹、妘、斟、秃等祝融氏之后的八姓诸部族，古代都分布在中原地带。顾铁符的《周原甲骨文“楚子来告”引证》亦认为楚出自中原的祝融之墟，亦是祝融集团的一份子。张剑在《从河南浙川春秋楚墓的发掘谈对楚文化的认识》认定楚文化是从中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楚族是中原华夏族的一个支族。王兵翔《试谈楚文化研究》也认为“在华夏文化的肌体内，实在是充溢着楚文化的血液，说明楚人以及楚文化的源头与中原地区的密切关系，”何光岳《荆楚的来源及其迁移》认为华夏集团的一支楚族在长期迁徙过程中，融合了东夷，西戎、南蛮，九黎诸族，而形成强大的楚国。舒之梅的《三苗与楚“祖源相同”说质疑》说楚属华夏集团，与三苗不是同源。唐嘉弘《楚与三苗并不同源》亦持此论点，二文都认为楚起源于鲁、豫一带。夏剑钦《也谈屈原的族别问题》说：楚的先祖与夏禹同祖，是部落联盟，都是处于西北的黄帝族南下到荆山的分支。
主张南方说和南蛮说的，有俞伟超的《先楚与三苗文化的考古推测》认为楚与三苗同祖源，都是南方苗蛮集团。龙文玉，龙海清的《屈原族别初探》说屈原为苗族，那么屈原为楚武王之后，因而楚也自然属苗族。龙文玉又在《苗族与楚族》中提到楚，苗同祖，蓝瑜、萧先治《屈原族别考辨》亦说“三苗与楚同源。”王慧琴《楚族与苗族关系初探》说：“楚之先世与苗之先民一样都属蚩尤部落，曾在江淮流域居住。”
而王劲在《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综述》说：“楚民族应是起源于长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古老氏族的一支。”高至喜、熊传新的《楚人在湖南活动遗迹概述》认为：“楚很可能是江汉流域土生土长发展起来的一个民族。”但这二文并末肯定楚为苗蛮集团。
主张来自西羌的，有芈一之《楚人源于羌族考》说：楚族起源于青海原始民族羌族，以后东迁河南再南迁湖北的。这与华夏说是相一致的，因为古代华夏与羌戎同为一族，叫戎夏、戎禹，所以没有矛盾。
至于东夷说已极少有人提及了。
二、楚始都丹阳的位置
对楚立国始都丹阳的位置，近年来有如下几种说法，即秭归说，淅川说，当阳(原枝江)说。
主张秭归说的，有杨宽的《西周时代的楚国》，刘彬徽的《试论楚丹阳和郢都的地望与年代》、《再论楚都丹阳的地望》，文必贵《秭归鲢鱼山与楚都丹阳》，认为鲢鱼山遗址即楚都丹阳。杨权喜《试谈鄂西北地区古代文化的发展与楚文化的形成问题》，也认为：“这个鲢鱼山遗址是楚之丹阳的可能性是较大的。”
主张当阳说的，有高应勤的《再谈丹阳》，宗德生《楚熊绎所居丹阳应在枝江说》，黄盛璋，钮仲勋《楚的起源和疆域发展》也持此说。
主张淅川说的，有裴明相的《楚都丹阳试探》，马世之《豫南楚文化问题试探》，孙重恩、黄运甫《楚始都丹阳考辨》，张正明《楚都辨》认为先在淅川，后才迁到荆山的丹阳。冯永轩《说楚都》亦说：鬻熊所封在丹淅，“丹浙是楚的发祥地。”
石泉、徐德宽《楚都丹阳地望新探》，认为：楚先在商县一带，这里有许多楚山、楚水的地名，然后才下迁丹浙。据此，主张当阳的丹阳说，不是始都，而是迁都。楚史研究者从秭归海拔千多米的“楚王城”地形来看，楚立都于此可能性不大，而近来从考古遗物上分析，多属于汉代文物，故多倾向于丹浙一说，因那里曾发现龙城遗址及令尹子庚等众多的楚墓群，当为楚之初都，此说亦与楚系华夏集团之说相一致。
三、楚的灭国和疆域
宋公文的《春秋前期楚北上中原灭国考》，对飂、申、吕、息、黄、江、蓼等白河、淮水上游诸国作了一番考证。何浩《春秋时楚灭国新探》认为楚灭国五十一包括缯、东申、应、西黄、皖等国。何浩，殷崇浩《春秋时楚对江南的开发》提出楚成王、共王、平王的兵力已到洞庭湖以南。蒋廷瑜《楚国的南界和楚文化对岭南的影响》说楚已抵湘漓二水的分水岭。李科友《东同时期江西地区的楚文化及其有关问题》，亦论证战国早中期时，楚的势力已达江西的九江、南昌、上饶等地区。后又灭越，整个江西归入楚国版图。马开梁《楚族在江南地区的开发和发展》，称楚对江南开发作出过重大贡献。查瑞珍《楚国兴亡初探》亦论证楚兴亡时期的原因。李健《楚国强盛剖析》则专分析楚兴起的各种因素。黄德馨《楚国疆域变迁考略》统计了楚在西周时灭国一，春秋时灭国四十二，战国时灭国八，总共灭国五十一。丁永芳《楚疆述略》分述了商周及春秋、战国各个时期的楚国疆域，认为“战国中期的楚疆东至今江、浙一带，南至今湘南，西达陕南，北至豫中。楚在最盛时，疆域之大，包括了长江中下游及淮河流域，并达到黄河流域，为列国之冠。
四、楚与各国的关系
论楚越关系的，有尚志发《关于楚灭越之时间问题》，吕荣芳《楚灭越年代考》、《楚越同姓析》，陈振裕《楚灭越的年代问题》，《勾跷铜剑和楚越关系》，庄为玑《楚越两族并非同源》、吴铭生《资兴旧市战国墓反映的楚越文化关系探讨》。从楚之一支夔与越连称，又有越章王，楚国有越人，而越国中或许也有楚人，是不足为奇的，如越国的麋王即是。从楚越联合以抗晋、吴，也可看到楚，越关系的密切。
论楚与西邻巴、蜀，滇、秦关系的，有林奇《巴楚关系初探》，徐中舒《古代楚蜀的关系》，汪宁生《滇楚关系初探》，陈振裕《从湖北发现的秦墓谈秦楚关系》。
论楚与诸灭国关系的，有石泉《古邓国、邓县考》，何浩《应国考》，刘翔《西周鄂国考》，杨履选《春秋黄国古城考》，游寿《寿县蔡器铭文与蔡楚吴史事》，于豪亮《论息国和樊国的铜器，何光岳《古罗子国》、《云阝子国考》、《麋子国考》，《古代彭部族的繁衍与迁徙》，均对楚所并诸国的关系进行了探索。
论曾国的，有姚政《古曾国考》，杨宽《曾国之谜试探》，周永珍《曾国与曾国铜器》，曾昭岷《曾国和曾国铜器综考》，顾铁符《随国、曾侯的奥秘》，舒之梅《论汉东曾国为土著姬姓随国》，郭德维《曾侯乙墓并非楚墓》，王育成《从西周金文探讨妇名“称国”规律》均对为楚所灭的曾国作了详细的研究，填补了史学的空白。但其中有以曾即随的继续，因他们都为姬，且同在一地。而有的则认为曾、随原为两国，至今尚未定论，有待于深入研究。
论楚与境内民族关系的，有何浩、殷崇浩《试述楚人取得的几处濮地》，林河《从楚简考证侗族与楚、苗之间的关系》。何光岳《卢戎考》、《允姓诸戎的来源和迁徙》、《苍梧族的来源与南迁》、《群舒与偃姓诸国的来源和分布》，均对楚国所并诸民族的历史作了较详细的研究。
五、荆楚名义的研究
苏仲湘《论“支那”一词起源与荆的历史和文化》认为“支那”来源于荆，林剑鸣《“支那”的称谓源于“秦”还是“楚”》仍主张传统的“秦”的说法。张伯元《“楚”“荆”小考》，陈玄《〈“楚”“荆”小考〉考》，黄德馨《荆楚释名问题》，都认为荆楚是一种植物，用为国名，是正确的。而王瑞明《荆楚释名》认为是强梁之意，则依据不足。
六、楚郢都的研究
钱林书《鄢郢解》，湖北省博物馆《楚纪南故城》，刘彬徽《纪南城考古分期初探》、《楚郢都建制考》，文必贵《楚郢都雏议》，曹桂岑《楚都陈城考》，都对各个郢都作了名义、建制和规模上的研究。
七、楚县地研究
殷崇浩《春秋楚县略论》，杨宽《春秋时代楚县制的性质问题》，提出楚建县之普遍，且为春秋时最早设县之国。文必贵《夷陵初析》，雷维鼎《“辟在荆山”与“斩之蓬荡藜藿”》，李学勤《楚国夫人玺及战国时的江陵》，湖北省博物馆《当阳季家湖楚城遗址》，魏嵩山《楚捍关考》，顾铁符《楚三邑考》，舒之梅《仰天湖楚简“无阝阳公”的身份及相关问题》，对楚国各地区情况作了较详细的探讨，并分析其重要性。
八、楚人物的研究
孙重恩《楚始受封者—鬻熊》，徐俊《“鬻熊始受封”刍议》，艾文《楚熊渠三子称王是在公元前731年吗?》，黄德馨《论楚庄王的霸业》，祝马鑫《略论楚庄王争霸》，雷维鼎《楚庄王有茅门者法》等文考证了楚君情况。郭德维《论孙叔赦》，袁纯富《孙叔敖籍贯小考》，刘先枚《楚令尹子囊之死考证》等文考证了令尹情况。李零《“楚叔之孙倗”究竟是谁》，滕壬生《羕阝氏考》，常征《也谈庄周故里》，张啸虎《论宋玉》等文考证了楚国要人情况，尤其是《羕阝氏考》一文，从来未有人去专文论述，可谓独开一面。至于论起义的，有吴永章《“白公之乱”析》，宋公文《白公胜事迹考辨》，谢照民《庄蹻农民起义初探》，路百占《庄蹻历史考辨》，李正清《庄蹻入滇途径昭通说》，孙常叙《〈荀子〉“庄蹻起楚分而为三四”和〈楚辞·九歌〉》，都肯定庄蹻入滇的事迹。
九、对楚国天文、水利和交通的研究
论天文的，有曾宪通《楚月名初探》，李学勤《论楚帛书中的天象》，阐述了楚人对天文的概念。
论水利的，有刘和惠《孙叔敖始创芍陂考》，郑肇经《关于芍陂创始问题的探讨》，何浩《古代楚国的两个水利工程期思陂与芍陂考略》、《楚国水利工程一期思陂考辨》郭德维《也谈期思陂与芍陂》，都对楚国两大水利工程充分肯定，并认为是中国古代水利工程的伟大创举。
关于交通方面，过去围绕着《鄂君启节》的讨论，十分热烈。前年来又出现一批论文，有刘和惠的《鄂君启节新探》。陈蔚松的《鄂君启节与屈原(哀郢)的研究》，熊传新、何光岳的《〈鄂君启节〉》舟节中江湘地名新考》，在郭沫若、于省吾、商承祚、谭其骧、黄盛璋、姚汉源、殷涤非、罗长铭诸学者的研究基础上，考证谬误，提出新的创见。可供研究者参考。(见《地名知识》一九八二年第六期)
十、对楚国政治军事的研究
论政治的，有杨范中、祝马鑫《春秋时期楚国集权政治初探》，从县制的设立，令尹的权力，楚王对军队的控制，探讨楚国集权政治的形成。段渝《楚为殷代男服说》，吴永章《楚官考》、《论楚刑法》，对楚官制刑法作了探索。左言东《楚国官制考》，阐述了各官职的作用。刘先枚《楚官源流考索》，考证楚官的源流系由夏商周演变而来。李瑾《论先秦楚国职官名称及其有关问题》，吴永章、舒之梅《楚令尹浅说》，亦考证了官名及职责。
论军事，有徐俊《春秋时期的楚军建制》，对楚各兵种及编制作了阐述。程如锋《从山字镜谈楚伐中山》，提出了楚远攻中山的新说。杨升南《春秋时期第一次“弭兵盟会”考》，谭家健《从〈城濮之战〉看〈左传〉战争描写的一些特点》，钱宗范《关于城濮之战的晋楚兵数》，龚鹂九《吴楚战争的几个问题》，对楚争霸和战争深入探讨。邓少琴、温少峰《论帝乙征“人方”是用兵江汉》，何幼琦《周昭王南征补遗》，论证楚曾与商、周交战。
十一、对楚国经济的研究
论赋税货币的，有吴永章《楚赋税初探》，从田赋、户口、山泽、关市等税，探讨楚国的赋税制度。戴亚东《楚国的货币》，对楚的金银铜货币形制铸地及流通进行了考证。
论服饰工艺的，有熊传新《楚国的丝织业》，综述了楚国绚丽多采的丝织品种类、特点，探究了楚国官府管理丝织业生产的机构。孙机《深衣与楚服》，研究了楚人的服饰。
论铜矿冶炼及铜器的，有高至喜《从长沙楚墓看春秋战国时期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运用考古资料，从冶炼、漆木器、琉璃方面，阐述楚国南境的经济发展概况，卢本珊等《铜绿山春秋炼铜竖炉的复原研究》，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湖北大冶铜绿山古炼铜炉的热释光年代》，阐明了楚国的采铜技术，刘彬徽《江陵楚基出土龙凤纹铜尊》，汤文兴《浙川下寺一号墓青铜器的铸造技术》，华党明《曾侯辶与尊、盘和失蜡法的起源与嬗变》，提出了楚国最早用失蜡法铸铜器，比欧洲要早一千五百年。
十二、对楚国文化艺术的研究
论音乐的，有黄翔鹏《曾侯乙钟、磐铭文乐学体系初探》，王仁湘《曾侯乙墓编钟音律的探讨》。谭维四《关于曾侯乙墓编钟钮钟音乐性能的浅见》，提出曾侯乙钟是世界上最古老而壮观的大型乐器群，说明与现代西欧的十二音律相合。
论语言的，有刘先枚《简论楚国语言》，姜书阁《屈赋楚语义疏》，杨匡民《楚声今昔初探》，潛思荃《“诗”有楚声论》，彭丹《评〈诗〉有楚声”说》，汤炳正《屈赋语言的旋律美》，考究了楚国方言的结构，并与中原语言作了比较。
论风俗的，有李健《楚俗尚鬼浅释》，说明楚人信巫风尚。
论文学的，有何浩《漫话楚笔》，说明楚人用笔已很先进，欧洲直到十九世纪还在用鹅羽作笔。陈邦怀《战国楚文字小记》、《战国楚帛书文学考证》，李纯一《曾侯乙编钟铭文考索》。周世荣《湖南楚墓出土古文字丛考》，李学勤《新出简帛与楚文化》，张啸虎《论楚文学的产生、发展与影响》，论述了楚文学的产生和发展。
论绘画艺术的，有陈振裕《巧夺天工的彩绘木雕小座屏》，刘彬徽《楚国彩绘小雕屏小考》，王仁湘《研究长沙战国楚墓的一幅帛画》，熊传新《对照新旧摹本谈楚国人物龙风帛画，温肇桐《屈原(天问)与楚国壁画》，都对楚人精美的雕刻绘画作了介绍。
十三、楚国的墓葬
河南丹江库区文物发掘队《河南淅川县下寺春秋楚墓》，陈耀均《试论江陵楚墓的特点》，论述了楚人墓葬的方式和特点，与东周墓有不同之处。方壮猷《初论江陵望山楚墓的年代与墓主》，考定墓主人为昭竽，即楚相昭鱼。高应勤《当阳赵家湖楚墓的分类与分期》，曾昭岷《随县擂墓断代补论》，郭德维《关于寿县楚王墓槨室形制复原问题》、《江陵楚墓论述》，是总结江陵数百座楚墓的分类分期的科学论述，有学术参考价值。
此外，还有沈仲常《新都战国木槨墓与楚文化》，陈振裕《略论九座楚墓的年代》，方酉生《有关曾侯乙墓的几个问题》，说明了楚墓的形式和特点。
十四、对屈原与楚辞的研究
论屈原的生卒年月的，有陈久金《屈原生年考》，何幼琦《屈原的生年和诞辰》、《关于“摄提庚寅”的标准与屈原的生辰同题》，张叶芦《与肖兵同志论屈原卒日书》、常健《屈原生年的再探讨》，潘啸龙《关于屈原自沉的原因及其年代》，张中一《汨罗山屈原墓辨析》，论证了屈原的生卒时间及死因、死地及墓地。而张心勤《端午节非因屈原考》，更辨别传统的说法，提出端午节是因吊屈原而举行节日的旧说法不对。
论屈原的族别的，有吴广平《屈原不是少数民族》，夏剑钦《也谈屈原族别问题》，龚维英《关于屈原族别之我见》，论证屈原是华夏族，不是苗族。
论屈原的生平的，有卢文辉《屈原年表》，吴常寿《关于屈原生平几个问题的探讨》，章培恒《关于屈原生平的几个问题》，吴郁芳《屈原职业考》，高帆《“屈原向往秦国”说质疑》，姜书阁《上洞庭而下江，济沅湘以南征—屈原与江湘》，说明屈原生平经历。尚永亮《论(哀郢)的创作和屈原的放逐年代》，陈彤《关于屈原放逐问题的考辨》，曹毓英《关于屈原放逐的次数和时间问题的考辨》，论证了屈原被放逐的原因、时间、次数、地点。
论屈原思想的，有李凤仪《试谈屈原思想的基本倾向》，周建忠《也谈屈原的思想》，潘啸龙《论屈原思想及其发展》，殷光熹《屈原思想流派辨》，戴志钧《关于屈原爱国思想的几个问题》，吕晴飞《论诗人屈原的改革精神》，朱碧莲和何棠恩各有《论屈原的政治思想》，论述了屈原的思想倾向。
论屈原的文学，有赵沛霖《屈原对于我国诗歌艺术发展的伟大贡献》，骆文《对屈原思想和艺术遗产更好的探索》，王钢《屈原的美学思想》，袁行霈《论屈原的人格美》，从美学、诗歌艺术方面进行了新的探索。
论屈原与楚辞的关系，有孟醒仁《屈原和〈楚辞〉》，王连生《屈原〈离骚〉的形象》，王锡三《〈离骚〉作于顷襄王后期论》，李博《〈离骚〉的思想倾向和创作方法新探》，陈书禄《试谈〈离骚〉中诗人“自我”性格的表现》，蔡守湘《试论屈原对“比兴”的发展》，说明屈原是楚辞的主要创作者。
论楚辞的艺术，有夏康达《〈离骚〉的艺术构思》，张亚新《漫谈〈离骚〉的情》，张登勤《〈离骚〉主旨说》，殷光熹《楚辞的歌节变化及其特点》，曾企芳《屈赋的比兴艺术》，刘文英《〈离骚〉的哲学倾向》，对楚辞的艺术特点有新的论述。
对楚辞考释的，有刘岱《〈楚辞〉考源》，李嘉言《〈离骚〉丛说》，何剑重《〈离骚〉解诂》，丁冰《楚辞渊源试探》，罗英凤《试论屈赋的语法特点及训释中的若干问题》，周秉钧《天问札记》，考证楚辞的起源和章义。陈书良《王船山〈楚辞通释·离骚〉浅议》，颇具新意。肖兵对楚辞综合研究，成果较多，其代表作，有《〈楚辞〉与原始社会研究》，《〈楚辞〉神话地名考》、《论〈九歌〉是屈原的独立创作》、《屈赋英华》、《〈楚辞〉待问录》等。
以上论文，对楚辞的发生、发展以及思想倾向、艺术特色，作了较详尽的论述。至于香港、台湾及国外研究楚史概况，据初步了解，台湾文宗一，著有《楚文化研究》，论证了楚民族的形成，以及经济制度、政治组织、社会结构、文学艺术、神话宗教等情况。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饶宗颐还著有《荆楚文化》，蒋光慈之子蒋某，著有《楚辞考古》一书。
国外研究楚史楚文化的，以日本为多，其主要成果有：星川清孝《楚辞的研究》，安倍道子《关于春秋时代的楚王权》，平势隆郎《“楚历小考”—对〈楚月名初探〉的管见》。——其次是美国，在《古代中国》杂志上，刊有楚史论文、研究楚史较突出的，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有蒲伯瑞的《楚历史分期》，凯恩《楚的宗教迷信和楚辞》，还有圣柏恩、马托斯等的楚史论著。此外，澳、加、法、英也有人研究楚史，但处于开始阶段。
湖南楚史研究概述
（载《先秦史研究动态》1987年第1期）
湖南虽素称“南楚之域”，为春秋战国时楚人移民的后方基地，其文物，遗址不少。但对楚史研究极少，真正考究这些楚文化的，是在1942年9月，在长沙东郊子弹库的纸源冲(又名王家祖山)发现了战国楚帛画开始。这一发现乃系四名盗墓人掘开楚木椁墓所得。随葬有陶器的鼎、敦、壶、匜、勺和木俑、木戈、木梳，皮带、竹笥、漆盘、漆耳杯、箱筹，还有戈、矛，剑玉器、丝麻织品等，这是湖南省内首次发现的楚文物。可惜其中的国宝——楚帛画，落在长沙古董商蔡季襄之手后，被当时曾在长沙雅礼中学任教的美国人考克斯付了一千元而骗购到美国，后又辗转落入亚瑟·M·萨克勒之手，现存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1949年长沙陈家大山又出土战国楚帛面。对这些长沙出土的楚文物，外省学者发表了几篇研究性论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湖南省博物馆研究人员也发表了几篇有关楚文化的发掘和调查报告。
把楚史、楚文化研究推向高潮的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首先由省委宣传部把楚史研究课题列为省级研究重点，并把研究任务交给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古代史研究室的龚鹏九、何光岳，接着，省社会科学院《求索学刊》创刊，立即开辟了“楚史研究”专栏。情报研究所吴兴勇同志又编了《国内报刊楚史论文题录汇编》（1977年—1985年）。1983年12月，成立了湖南省楚史研究会，并于同年及1985年11月先后两次召开楚史研究学术讨论会，特邀清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稻畑耕一郎参加了会议。同时，湖南省文物与考古界也参加了湘、鄂、豫、皖、赣五省联合的楚文化研究会。到1986年底止，共有楚史、楚文化学术会会员八十多人。此外，湘潭大学历史系还开办了我国第一个楚史班，专门培养楚史研究和教学的专业人才。八年来，湖南省的楚史、楚文化研究工作者发表了不少论文，其中有许多有很高的水平和学术价值，或是在前人基础上发抒己见和增补纠讹的，或是填补目前国内外空白的。楚史资料不多，研究难度大，是一项新兴的学科。到目前为止，全国研究楚史成绩较突出的是湖北、湖南。现仅就湖南省所发表的楚史、楚文化(《楚辞》研究除外)研究论文，分述于下：
一、楚国经济研究方面
主要有戴亚东的《楚国的货币》)《求索》1982年4期)，该文对楚的金银铜货币形制铸地及流通进行了考证。熊传新《楚国的丝织业》(《江汉论坛》1982年8期)》综述了楚国绚丽多采的丝织品种类、特点，研究了楚国官府管理丝织业生产的机构。《长沙出土楚服饰浅析》（《湖南考古辑刊》二辑）、《对照新旧摹本谈楚国人物龙凤帛画》(《江汉论坛》1981年1期)，从帛画和木俑、漆器图像深入研究了楚人的服饰、冠弁、发式、并辨证了帛画旧摹本中的一些失误之处。李正光《楚汉漆器概述》(《湖南文物》1986年1辑)论述战国晚期，楚国已有漆器烙印与文字，其制作工艺、装饰方法都是很先进的，从长沙左家公山楚墓出土的毛笔，在棺上漆绘来看，具有宽窄不同的画笔和刷子。高至喜《从长沙楚墓看春秋战国时期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1980年)，论述了楚国有进步的冶炼钢铁技术，有精美的铜镜和华丽的漆器，以及琉璃的制造等等。吴铭生《资兴战国墓出土琉璃器的探讨》（《湖南考古辑刊》3辑），认为这里的琉璃璧属于铅钡琉璃，是我国自己创造的，而不是从外国传入，因为楚国南境士级人物和一般庶民都可享用。郭仁成《屈赋中所见楚人的经济生活》(《求索》1983年l期)，从楚人的饮食、服饰、宫室、舟车等方面，引证了《楚辞》及一些古文献中的记载，论证楚人的生活特点，既具有中原华夏之风，又杂有南蛮之习。《楚国农业考辨四题》上、下（《求索》1984年1、2期），提出火耕水耨是楚国农业生产的两大类型，同时还有采用“井衍沃”来灌溉农田，说明楚国利用南丘陵与平原相间的地理形势，发展了具有南方特色的农业生产。在“人有十等”不包括农业劳动者，从楚建期思陂水利工程，可见到楚国农田水利之发达。《楚国商业初探》(《江汉论坛》1984年5期)，谈楚重商政策，商贾在楚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的特殊地位。它建立商业管理制度，以其丰富的物产与中原各国和西南民族交易物品，为此实行国家严格控制钱币的铸造与流通，以及整齐物价。这种理论始终指导着楚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即重农而不抑商，乃是历代国家干预商业的滥觞。郭仁成、戴亚东《楚越通道综合考察》(《求索》1985年4期)，从秦汉道路来追溯五岭间的旧道即楚道，从舂陵水、潇水南通连江是旧道的两条。熊传新、何光岳《〈鄂君启节〉舟节中江湘地名新考》(《湖南师院学报》1982年3期)，在郭沫若、于省吾、商承柞、谭其骧、黄盛璋、姚汉源、殷涤非、罗长铭诸学者的研究基础上，考订谬误，提出新的创见，可供研究者参考。何光岳《章华台址考》(《史志文萃》1986年3期)一文，从楚灵王所筑章华台有安徽毫县乾谿说，湖北沙市说，河南商水县说，湖北荆门县说，监利县说，湖南华容县等说法，差距甚大，考定以监和县说为可信，此地后划归潜江县。章华台的雄伟华丽，为秦始皇的阿房宫所仿建。
二、军事研究方面
龚鹏九《吴楚战争的几个问题》(《求索》1982年5期)，对吴楚争霸和战争进行了深入研讨。宋耕耘《试析吴师入郢与楚昭王复国》(《湘潭大学学报》1985年校庆特刊)，指出吴败楚的原因是吴国勃兴而楚转弱。楚国衰弱的原因主要是：一、统治集团内部的长期斗争，首先是争夺王位的斗争。二、统治阶级的荒淫腐朽。三、长期的内外战争，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四、阶级矛盾的激化。吴国趁机联合唐、蔡攻入郢都。但吴人大肆奸淫掳抢，激起楚人的反抗而支持楚昭王复国，加之有随国的庇护及秦军的支援而击败吴军。而吴王阖闾有后顾之忧，其弟夫概自立为王，越国又从背后袭击吴都，追使吴王不得不放弃已占有的楚都而东返，给楚昭王创造了复国的好机会。伍新福《楚国对湖南的开拓述论》(《求索》1986年5期)，论述楚人南向开拓湖南，是沿洞庭湖东西二路渐次南进的，开濮地，并蛮越，到吴起相楚悼王时，对湖南的开拓已经大功造成。吴铭生《从考古发现谈湖南古越族的概貌》(《江汉考古》1983年4期)，提到“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以来，楚的疆域继续向南扩张，于是大批楚人涌进了南境，从而加速了楚，越文化融合的进程。但彭青野《从湖南古城址调查试谈楚人入湘》(《湖南地方志通讯》1986年1期)，认为到春秋晚期，楚在湖南的势力仍只限于湘北一带，大体上是在湘北由西向东拓展其势力的。到战国中晚期，它也只在湘中个别地区(今溆浦)建有军事据点，更没有深入湘南。伍新福《楚黔中郡与“巴黔中”》(《江汉论坛》1986年2期)，辩证了彭武一《古代巴国南疆考》(《求索》1983年4期)，指出彭文引自蒙文通《巴蜀古史论述》中之“巴黔中”，而误将广大的湘西、湘南、黔东北、黔东、川东南以及鄂西地区，作为巴国南疆。而“巴黔中”应作“巴、黔中”，即《史记·秦本纪》中的“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才对。黔中是楚国疆土，并非巴地。彭明哲《略论楚成王称霸》(《湘潭大学学报》1986年8期)，说楚成王与齐争霸，又开拓了东疆、南疆，再败宋襄公而确立霸权，但却败于晋文公的城濮之战。其称霸条件有：积极发展经济、安定社会，加强军事力量，知人善任而虚心纳谏，且加强法制等。何光岳《楚国疆域的开拓和演变》(《楚文化觅踪》1986年)，叙述了楚始建国时的“土不过同”，经过八百多年的艰苦经营及不断向外扩强，先后灭国七十多个，境内民族有华夏、东夷、百越、百濮、三苗、羌戎等族系，到战国中后期，已是“地方五千里，带戟百万”，疆域包括今天的鄂、湘、皖、苏、浙，闽、赣、黔及鲁南、鲁东，河南南半部，陕南汉水流域，四川东部沿长江两岸及雅安地区，云南东、中、北部、广东的湛江地区以东的大部份，广西的漓江流域等，相当于当时半个中国。
三、灭国及民族研究方面
何光岳《荆楚的来源及其迁移》(《求索》1981年4期)，认为华夏集团的一支楚族，在长期迁徙过程中，融合了东夷、西戎、南蛮、九黎诸族，而形成强大的楚国，在先后二千多年中，它迁徙达十七次。又有楚所灭之国，如《麇子国考》(《楚史研究专辑》1982年)、《古罗子国》(《江汉论坛》1981年3期)、《云阝子国考》(《湘潭大学学报》1982年2期)、《卢戎考》(《民族研究》1982年3期)、《庸国的兴亡及与楚的关系》(《求索》1983年3期)、《允姓诸戎的来源和迁徙》（甘肃《社会科学》1982年期）、《彭部族的繁衍与迁徙》(《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4期)、《群舒和偃姓诸围的来源与迁徙》(《江淮论坛》1982年6期)、《申国史考》(《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2期)、《赢姓诸国的来源和分布》（同上1984年3期）、《杞国史考》(《许昌师专学报》1986年l期)、《许国的形成和迁徙》(同上1984年1期)、《吕国的形成和迁徙》(《史学月刊》1984年3期)、《陈国史考》(同上1985年4期)、《蒋国考》(同上1987年3期)、《陶唐氏的来源》(《河北学刊》1985年2期)、《陶唐氏和唐国的迁徙》(同上1986年2期)、《古代柏国考》（同上1987年3期）、《胡、夔两国关系初探》(《吉首大学学报》1984年1期)、《句亶、蜑人的来源和迁徙》(同上1986年3期)、《句亶考》(《湖南文物》1986年创刊号)、《扬子鳄的分布与鄂国的南迁》(《江汉考古》1989年3期)、《徐族的来源和迁徙》(《安徽史学》1984年2期)、《淮夷史考》(同上1989年2期)，《濮族的来源和迁徙》(《贵州社会科学》1984年3期)、《邓国、曼国、蛮子国的来源和迁徙》(同上1985年5期、《苗族史论文集》1985年)，《蔡国史考》(《贵州史学丛刊》l期)、《昆吾氏诸国的兴亡与迁徙》(《西北民族文丛》1984年1期)、《姜姓诸国的分布和迁徙》(同上2期)、《曹姓诸国的来源和迁徙》(《东岳论丛》1985年1期)、《后夔创乐及夔国的建立和迁徙》(《湖南舞蹈史论文选集》1986年)、《古代鄂国南迁与扬子鳄分布的关系》(《湖南民族研究》1985年4期，笔名“岳明”)、《越章考》(《江汉论坛》1984年10期，对被楚国所灭的诸侯国的来源迁徙和兴衰作一番详细的研究。此外，还有《河南是楚国的发源地》(《河南日报》1983年11月9日)，《西周时期的吕国》(同上10月29日)、《倾西周扶东周的申国》(同上10月19日)等。对楚国境内民族的研究，有何光岳的《祝融氏黎和九黎的来源和迁徙》（《学术论坛》1934年4期）、《苍梧族的来源与南迁》（《同上1982年4期》），《驩兜一丹朱族的来源和迁徙》(《贵州民族研究》1983年4期)、《饕餮氏的起源和饕餮（图腾）图像的运用和传播》（《湖南考古辑刊》1986年3期）、《〈山海经〉中的瓯、闽民族》（《山海经新探》）、《干越的来源和迁徙》(《江西社会科学》1986年1期》、《扬越的来源和迁徙》（《湖南民族研究》1985年2期）、《三危、三苗的来源迁徒与融合》(同上1983年创刊号、《苗族史论文集》)、《盘瓠氏的起源及对葫芦的运用和崇拜》（《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l期)、《梅山蛮的来源和迁徙》(《同上1986年增刊《百越族源研究》)、《虎方、白虎夷的来源和迁徙》(同上1986年l期、《土家族史论文集》)、《瑶人的来源和迁徙》(《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l期)、《巴人的来源和迁徙》(《民族纵横》1986年l期)、《相(襄)人的来源和迁徙》(同上2期)、《子姓诸国的分布与消亡》(同上4期)、《田氏的来源和分布》(《民族论坛》1987年1期)等对楚国境内各民族的关系及其来源、迁徙与融合、分布过程，作了详细的论述，有很多是填补了史学空白。
四、人物研究方面
赵桦《试论楚国衰亡的一个原因——摒弃人才》(《湘潭大学学报》1985年2期)，提到楚才外流，又忽视外才，宠信奸佞，促使楚国由强变弱，最后趋于灭亡。何崇恩《评吴起及〈吴子〉》(同上)，论述吴起治魏相楚，而使魏、楚富强。特别是吴起在楚打击旧贵族势力，加强中央集权，整顿楚国吏治，削减官吏禄秩，选练战士，加强军事防卫，破横散纵，统一言论，功绩显赫。所著《吴子》一书，对战略战术井然有序，措置合度，书中对战争产生的原因作了分析与概括，对战争性质有一定认识，对战争中的胜败之道作了探索，认识了战争的必要性。对作战的指导思想与原则、用兵的限度及战后安抚之策等也有高明的见解。此书成为中国古典军事理论精华的组成部分，上继《孙子》，下启后世兵家，亦可以为现时军事思想与学术研究提借鉴与养料，故它不但在中国学术上占有重要地位，且以其精彩的内容，精辟的论断，深邃的哲理，受到世界各国人士的珍视与赞赏。韩隆福《试谈楚国末年的春申君》（《安徽史学》1985年4期），称春申君黄歇既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家，曾游说秦昭王勿联韩、魏伐楚及机智放回楚太子完；又是突出的军事家，乘赵长平大战之机灭鲁，又联魏、赵联军大败秦军，秦将郑安平以二万人降赵，赵国转危为安。同时，还是任贤的政治家，有食客三千人，如朱英、荀卿等。曹大中《论荀子礼治思想的阶级基础》(《湖南师院学报》1984年6期)说：①荀子的礼治思想是建立在分或别的基础之上的，这个分和别实际上指的就是人类社会第一次出现阶级分裂。③荀子自觉地站在维护旧制度的前列，是为捍卫奴隶主阶级利益而奋斗的。③荀子把周代社会制度当作最理想的社会制度，并反复宣传要加以效法，这是他坚持奴隶制度的一条重要证据。④荀子严厉批判与反对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这是他维护奴隶制反对封建制的又一证据。⑤因荀子没有被重用而怀疑他不适应潮流，而结论他是一个奴隶制的改良主义者。林河《从楚简考证侗族与楚、苗之间的关系》(《贵州民族研究》1982年1期)，依据1953年5月长沙仰天湖25号墓出土的战国楚简，论证了战国时期侗族的历史及与楚，苗的关系。所载“无阝阳公并不隶属于楚，而只是邻邦关系。非楚国楚人，而是侗族建立的一个部落联盟的酋长。”无阝阳地望不是河南舞阳，而是湖南氵舞水之滨。何光岳《屈原的故乡、北行和东迁》(《中国文化研究丛刊》1986年3辑)、《屈原在湖南的遗迹》（《贵州文史丛刊》1984年4期）、《屈原三湘留芳迹》（《年轻人》1982年6期），论证屈原故乡及行踪之地，勾出一幅路线和遗迹图来为研究屈原和《楚辞》提供参考。又《〈九歌·河伯〉的历史地理》（《船山学报》1987年增刊《屈原研究论文集》），说楚祀河神，乃河伯之祖，原为近郊，其中有一支直迁到今湖南道县境内，成为楚国的臣民。
五、文物考古研究方面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湖南所发掘的楚墓达千多座，还有属于楚国管辖的春秋战国时期的越人墓也有上千座。楚墓之多，大约占全国已发掘楚墓的40％，仅次于湖北省，出土的文物数量甚多，且内容丰富精采。湖南考古界据此发表了许多发掘调查报告，本文不作详细介绍，只就其研究的部分论文作一概述，如周世荣《湖南楚墓出土古文丛考》(《湖南考古辑刊》l集)，从兵器、杂器和帛书、竹简中的文字进行精细的考证。《湖南出土战国以前青铜器铭文考》(《古文字研究》10辑)提到楚墓中出土了楚王戟、越王剑、三晋戈剑、秦戈矛、巴蜀戈和楚人屈叔沱戈、楚地上庸戟、宜章矛等的铭文来考证楚国兵器的来源。吴铭生《资兴旧市战国墓反映的楚越文化关系探讨》(《湖南考古辑刊》1集)，从墓葬文物中考证：楚国的军事、政治、经济力量深入到南境偏远的资兴之后，无疑对当地早已存在的一支百越民族带来深刻的影响。既带来了先进的政治制度，又传入了先进的文化，直接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两个民族共处，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内，相对的各自保存本民族文化的若干特点，同时彼此融合。金则恭《湖南东周时期铜戈的分期及有关间题》(同上2集)，把春秋战国时期属于楚境内的湖南地区出土的铜戈，分为楚式戈、越式戈和巴蜀式戈，并按时期分成早中晚期。
六、地名和风俗研究方面
何光岳《楚“敖”考》(《求索》1986年l期)，论证了楚王有以敖为称者，是羌人牧羊犬之獒，以勇猛著称，而楚王族各支族族长，亦以敖为号，甚至由宗族发展起来的官名亦有称敖者。《长沙古无青阳之称》(《求索》1981年1期)论长沙自古以来就叫沙乡、长沙，从未有青阳之称，并指出《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战国楚越图，把青阳标在长沙市内是错误的。又谓楚顷襄王割青阳以西与秦，这青阳在安徽青阳县。卞鸿翔《秦汉文献中的“青阳”不在安徽——与何光岳同志商榷》(《江淮论坛》1984年l期)，既同意青阳不在长沙，但也不在安徽青阳县，而可能在湖北洪湖县。巫瑞书《从民俗学的角度谈楚文化宝库的开采》(《楚风》1983年3期)、徐杰舜《从〈楚辞〉看楚族之风俗》(《吉首大学学报》1986年4期)，从《楚辞》等古籍中挖掘楚人的风俗习惯。
湖南近几年先秦史研究述评
（载《社科情报》1986年第15期16期）
近百年来，湖南人对先秦史的研究，人才辈出，卓有成果。其中尤为突出者，首推马非百之《秦集史》。他还著有《秦始皇集传》、《秦史纲要》等书。其余如李剑农的《先秦两汉经济史稿》，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中国原始社会史》、《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中国社会史纲》，《中国社会史诸问题》、《史学研究论文集》及与翦伯赞合著的《中国历史论集》，周谷成的《中国政治史》、《周谷成史学论文选集》，《中国社会之结构》，朱芳圃的《甲骨学商史篇》，邹衡的《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杨伯峻的《春秋左传注》，傅朗云等的《东北民族史略》，童恩正的《古代的巴蜀》，谢华的《论西周封建》。王治来的《中亚史》第一册等等。还有谭戒甫、翦伯赞、杨树达、张舜徽、高敏、马雍、陈子展等人，在先秦史研究方面亦多建树。以上这些学者中，除谢华、王治来(后者于l984年由新疆回湖南执教)外，其余的人，有的业已去世，有的在外省工作。因一些老学者存在着“楚材晋用”的现象，一个时期内湖南对先秦史的研究就显得比别省落后了。但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湖南一批中青年先秦史研究者渐露头角，且成绩显著，为国内外学术界所瞩目。其中，尤以楚国史、先秦诸侯国史，先秦民族史研究较为突出，许多方面都是前人未曾涉及的领域，创见颇多。研究力量主要是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省博物馆等单位。
一、楚国史研究
经济方面，戴亚东的《楚国的货币》(《求索》1982年4期)，对楚的金银铜货币形制、铸地及流通进行了考证。熊传新《楚国的丝织业》(《江汉论坛》1982年8期)，综述了楚国绚丽多采的丝织品种类、特点，研究了楚国官府管理丝织业生产的机构；《长沙出土楚服饰浅析》(《湖南考古辑刊》2辑)、《对照新旧摹本谈楚国人物龙风帛画》(《江汉论坛》1981年l期)，从帛画和木俑，漆器图象深入研究了楚人的服饰、冠弁、发式，并辨正了帛画旧摹本中的一些失误之处。高至喜的《从长沙楚墓看春秋战国时期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1980年)，论述了楚国有进步的冶炼钢铁技术，有精美的铜镜和华丽的漆器以及琉璃的制造等等。吴铭生的《资兴战国墓出土琉璃器的探讨》（《湖南考古辑刊》3辑)，认为这里的琉璃壁属于铅钡琉璃，是我国自己创造的，并不是从外国传入的，因为楚国南境士级人物和一般庶民都可享用。郭仁成的《屈赋中所见楚人的经济生活》(《求索》1983年l期)，从楚人的饮食、服饰、宫室，舟车等方面，引证了《楚辞》及有关古文献中的一些记载，论证了楚人的生活特点，既具有中原华夏之风，又杂有南蛮之习；《楚国农业考辨四题》上、下(《求索》1984年1、2期)，提出火耕、水耨是楚国农业生产的两大类型，还用“井衍沃”来灌溉农田，说明楚国利用南方丘陵与平原相间的地理形势，发展了具有南方特色的农业生产。从楚建期思陂水利工程，可见到楚国农田水利之发达；《楚国商业初探》(《江汉论坛》l984年5期)，谈到楚重商政策，商贾在楚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特殊地位。楚国建立商业管理制度。以其丰富的物产与中原各国交易物品，又以铁器、蚕丝与西南民族交易。为此，国家严格控制钱币的铸造与流通，从而整齐物价。它重农而不抑商，乃是历代国家干预商业的滥觞。郭仁成、戴亚东《楚越通道综合考察》(《求索》1985年4期)，从秦汉道路来追溯五岭间之旧道即楚道，认为从舂陵水、潇水南通连江是旧道的两条。熊传新、何光岳《〈鄂君启节〉舟节中江湘地名新考》(《湖南师院学报》1982年3期)。在郭沫若、于省吾、商承祚、谭其骧、黄盛璋、姚汉源、殷滁非、罗长铭诸学者的研究基础上，考证谬误，提出新的创见（其评价见《地名知识》1982年)。何光岳《章华台址考》(《史志文萃》l986年3期)，从楚灵王所筑章华台在安徽亳县乾嚣说，湖北沙市说，河南商水县说，湖北荆门县说，湖南华容县说，湖北监利县说等说法，考定以监利县说为对。
军事和民族方面，龚鹏九《吴楚战争的几个问题》(《求索》1982年5期)，对吴楚争霸和战争进行了深入探讨。何光岳《楚国疆域的开拓和演变》(《楚文化觅踪》1986年)，叙述楚国疆域的演变情况：楚建国时“土不过同”，经过八百多年的艰苦经营及不断向外扩张，先后灭国七十多个，境内民族有华夏、东夷、百越、百濮、三苖，羌戎等族系，到战国中后煳时，已是“地方五千里，带戟百万”，疆域包括今天的鄂、湘、皖、苏，浙，闽、赣、黔及鲁南、鲁东，河南南半部，陕南的汉水流域，四川东部沿长江两岸及雅安地区、云南东、中、北部，广东的湛江地区以东大部分，广西的漓江流域，相当于当时半个中国；《荆楚的来源及其迁移》(《求索》1981年4期)，认为华夏集团的一支楚族，在氏期迁徙过程中，融合了东夷、西戎、南蛮、九黎诸族，而形成强大的楚国。此外，他还先后发表论文二十六篇，分别对被楚国所灭的诸侯国的来源迁徙和兴衰作了详细的研究。同时，他又撰文十二篇，专门对楚国境内各民族的关系及其来源，迁徙融合与分布，作了洋细论述，其中很多填补了史学空白。除此而外，他还发表了《河南是楚国的发源地》(《河南日报》1983年11月9日)、《西周时期的吕国》(《河南日报》1983年10月29日)、《倾西周扶东周的申国》(《河南日报》1983年10月19日)等论文。
人物方面，赵桦《试论楚国衰亡的一个原因——摒弃人才》（《湘潭大学学报》1985年2期），提到楚材外流，忽视外才，宠信奸佞促使楚国由强变弱，最后趋于灭亡。何崇恩《评吴起及〈吴子〉》(同上），论述吴起治魏相楚，而使魏、楚富强。特别是吴起在楚变法的功绩：打击旧贵族势力，加强中央集权，整顿楚国吏治，削减官吏禄秩，选练战士，加强军事防卫，破横敞纵，统一言论。所著《吴子》一书，战略战术井然有序，措置合度，书中对战争产生的原因作了分析与概括，对战争性质有一定认识，对战争的胜败之道作了探索。认识了战争的必要性，对作战的指导思想与原则也有很高明的见解，对于用兵的限度及战后安抚之策提出了明确的意见。韩隆福《试谈楚国末年的春申君》(《安徽史学》1985年4期)，称春申君黄歇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家，曾游说秦昭王勿联韩、魏伐楚及机智放回楚太子完。又是突出的军事家，乘赵长平大战之机灭鲁。又联魏、赵联军大败秦军，秦将郑安平以二万人降赵，赵国转危为安。同时。也是任贤的政治家，有食客三千人，如朱英、荀卿等。曹大中《论荀子礼治思想的阶级基础》(《湖南师院学报》1984年6期)，说：①荀子的礼治思想是建立在分或别的基础之上的，这个分和别实际上指的就是人类社会第一次出现阶级分裂。②荀子自觉地站在维护旧制度的前列，是为捍卫奴隶主阶级利益而奋斗的。③荀子把周代社会制度当作最理想的社会制度，并反复宣传要加以效法，这是他坚持奴隶制度的一条重要证据。④荀子严厉批判与反对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这是他维沪奴隶制反对封建制的又一证据。⑤因荀子没有被重用而怀疑他不适应潮流，因而得出结论说荀子是一个奴隶制的改良主义者。在这里曹文直谓战国末期为奴隶制，笔者认为这未免于事实不符。
楚文化方面，周世荣《湖南楚墓出土古文丛考》(《湖南考古辑刊》1集)，从兵器、杂器和帛书、竹简中的文字进行精细的考证。吴铭生《资兴旧市战国墓反映的楚越文化关系探讨》(《湖南考古辑刊》l集)，从墓葬文物中考证，楚国的军事、政治、经济力量深入到南境偏远的资兴之后，无疑对当地早己存在的一支百越民族带来深刻的影响。既带来了先进的政治制度，又传入了先进的文化，直接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两个民族共处。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内，相对地各自保存本民族文化的若干特点，同时彼此融合。彭青野《从湖南占城址调查试谈楚人入湘》（《湖南地方志通讯》1986年1期），认为到春秋晚期，楚在湖南的势力仍只限于湘北一带。大体上是在湘北由西向东拓展其势力的。到战国中晚期，它也只在湘中个别地区(今溆浦)建有军事据点，更没有深入湘南。笔者认为此说论据不足。金则恭《湖南东周时期铜戈的分期及有关问题》(《湖南考古辑刊》2集)，把春秋战国时期属于楚境内的湖南地区出土的铜戈，分为楚式戈，越式戈和巴蜀式戈，并按时期分成早中晚期。巫瑞书《从民俗学的角度谈楚文化宝库的开采》(《楚风》1983年3期)，从《楚辞》等古籍中挖掘楚人的风俗习惯。
人名、地名方面，何光岳《楚“敖”考》(《求索》1986年l期)，论证了楚王有以敖为称者，是羌人牧羊犬之獒，以勇猛著称，而楚王旗各支族族长，亦以敖为号，甚至由宗族发展起来的官名亦有称敖者；《长沙古无青阳之称》(《求索》1981年l期)，论长沙自古以来就叫沙乡、长沙，从未有青阳之称，并指出《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战国楚越图，把青阳标在长沙市内是错误的。又谓楚顷襄王割青阳以西与秦，这青阳在安徽省青阳县。卞鸿翔《秦汉文献中的“青阳”不在安徽——与何光岳同志商椎》（《江汉论坛》1984年1期)，既同意青阳不在长沙，也不在安徽青阳县，而可能在湖北洪湖县。
二、先秦民族研究
马少侨《盘瓠蛮初探》(《湖南民族研究》1983年1期，《苗族历史讨论会论文集》)，认为“犬图腾正是揉合了洪水葫芦祖先崇拜才称为盘瓠的”，谓武陵是盘瓠的老家。按：武陵蛮乃地域性多种蛮人，并非纯属盘瓠蛮，如东汉初年武陵蛮相单程乃廪君蛮。马文又引用一些古籍中的不实部分，以为盘瓠蛮的分布，东起浙江，北及河南，西北及陕甘，西南及滇藏，南及两广。又谓苗、瑶都出自武陵蛮，盘瓠蛮和莫徭，这些都缺乏对有关民族学的全面研究和考证；《苗族先民的鸱鸮图腾崇拜》（《湖南民族研究》1985年2期），认为苗族图腾是鸱鸮、猫头鹰、猫，驩头即猫头鹰，是三苗部落之一。从商代青铜器上的鸱纹，可知鹳头族的存在，至今苗族对猫头鹰的崇拜亦可说明这一点。但在论证长沙马王堆西汉墓非衣帛画时，认为“应当是崇拜鸱鹗图腾的三苗族”，则未免缺乏论证。绘有飞翔鸱鹦鴞为尊贵象征，应是墓主人利仓和他的妃子辛追；《鸱龟曳衔、三苗集团佐鲧治水》(《贵州民族研究》1982年4期)，认为《楚辞·天问》中的鸱、龟系指佐禹治水的两个部落，它们同属于古代三苗集团中的部落成员，并以伏牺龟齿、蚩尤龟足，其为图腾迹象无疑；《窜三苗于三危新释》(《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2期)、《试论荆楚和古代三苗、现代苗族的历史渊源关系》(《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4期)，认为“荆楚之民虽不等于三苗之众，但毫无疑问是包括三苗之众在内的历史共同体，且有共同的图腾崇拜。但认为荆蛮便是荆芊，同意某些没有专门研究楚史者的说法，把荆楚列入三苖中的部落，楚文化以三苗文化——巫文化为基础吸收诸夏进步文化所成，未免本末倒置而轻易下断论；《试论尧舜禹对三苗集团的战争》(《苗族历史论讨论会文集》)，叙述了三苗战败后退到湘西山区的过程。文成佳《槃瓠—盘古》(《郴州师专学报》1985年2期)，从瑶族神话传说和文献中叙述槃瓠即盘古，乃瑶族的祖先。龙文玉《苗族与楚族》(《求索》1982年6期)、《苗物与楚物》(《苗族历史讨论会论文集》)论正了苗族与楚族的密切关系。龙海清《苗族族名及自称考释》(《贵州民族研究》1983年4期《苗族历史讨论会论文集》)，认为苗族起于农业部落的禾苗之义，是三苗之后，最早种植水稻，且与楚国为亲族关系。吴善淙《苗族族源之解说》（《苗族历史讨论会论文集》，说古苗族是指南蛮欢兜部族，在今大庸县，上有欢兜墓。隆名骥《从苗族民俗探讨苗族族源》（同上）认为，苗族祖先为蚩尤、楚出于苗。石华森《楚族夷、夏辨》（同上），也持相似的看法。吴铭生《从考古发现谈湖南古越族的概貌》(《江汉考古》1983年4期)，说从夏代至秦、汉，湖南古越族墓葬、遗址的分布，自湘北、湘中、湘东、湘南一带均有出土越人文化遗存。林河(李鸣高)《从楚简考证侗族与楚、苗之间的关系》(《贵州民族研究》1982年l期)，认为战国楚简中的邧阳公非在河南之舞阳，乃是湖南新晃之邧阳。并断定这个邧阳公乃为一个侗族建立的部落联盟酋长，并不隶属于楚。这点还值得商椎，因新晃在战国初期早已纳入楚国版图，且当时尚无侗族之称。邧阳公乃许国人被楚南迁至此之名，其县公乃系楚国任命之亲族；《侗族民歌与(越人歌)的比较研究》(《贵州民族研究》1985年4期)，该文用侗族民歌语言、语法、韵律和艺术风格与《越人歌》作一详细的比较，可谓独开生面。何介钧《从考古发现看先秦湖南境内的民族分布》(《求索》1983年4期)，论证从湘江流域及资水下游广泛分布着越人遗址，在湘北、洞庭湖西北岸一带分市着楚人文化遗址，湘西地区分布着濮，巴文化遗存，从地下墓葬、遗址等器物发现来论证湖南境内先秦民族分布状况。他与何纪生合著的《古代越族的青铜文化》(《湖南考古辑刊》3集)，论述了两广区、闽台区、太湖区、湘赣区等各类越式青铜器的特点，是北先南后，由北向南传播。又分东西两线，东线由太湖区出发，经浙、闽南下粤东，西线由河南经湖北盘龙城，一路沿江而下过鄱阳湖溯赣江而上；一路溯江而上，过洞庭溯湘江。彭南均《源远流长，正本清源——关于土家族的几个主要问题》(《土家族历史讨论会论文集》)，谓濮人系土家族的先民。林时九《湘西古代民族文化渊源探索》和谢心宁《从湘西酉水流域崖墓的族属看土家族源》（同上）也持此说。彭秀枢《土家族族源新议》（同上），不同意历来的土家族源于古巴人的说法。而彭官章、朴永子《羌人、巴人、土家族》(《吉首大学学报》上下，1981年2期、1982年1期)，则认为土家族主要出于廪君蛮，廪君蛮出于巴人。巴人出于古羌人的一支，论据翔实。熊传新《湘西出土古代青铜器及其族属问题》(《土家族论文选集》)，《湘西土家族出土遗物与巴人的关系》(《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4期)认为湘西出土青铜器皿和戈、钺、罅于上的虎纹，正为巴器；又在《记湘西新发现的虎纽锌于》(《江汉考古》1983年2期)、《湖南出土的古代錞于综述》(《考古与文物》1981年3期)、《我国古代錞于概论》(《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1980年)，对有虎图象的錞于进行分类，地域、发展、工艺等方面系统化的论述，成为专门研究錞于的专家。彭武一《古代巴国南疆考》(《求索》1983年4期)，提出在春秋战国时期，在川东南和湘西一带，本来有一个“巴黔中”，其中一部分被楚所并而成为楚黔中，说巴国南疆应在今川东南、黔东北、湘西北的接壤地区。而伍新福《楚黔中郡与“巴黔中”》(《江汉论坛》1986年2期)，持不同意见，认为“巴黔中”或“巴南疆”，实际上正是楚国黔中郡所辖的基本领域。刘城淮《羿与后羿》(《郴州师专学报》1984年2期)，谓羿系东夷族有穷氏的鸟图腾，以善射著名，生活于今山东为中心，旁及今河南、安徽地区。他翦除猛兽修蛇，打击风神水神，还射日，后羿之妻嫦娥奔月，他后来被逢蒙所杀。何汉文《赢秦人起源于东方和西迁情况初探》(《求索》1981年4期)，论述秦在远古时代是一个以女性为中心，以赢(马的前身)为图腾，生活在齐，鲁之间的东方部族，为东夷族少昊氏之后。到周初，被迫西迁甘肃，其同姓分布于江淮之间。按：秦人由山东秦亭西迁甘肃是对的，但秦国之赢姓并非以马为图腾，而是以燕鸟为图腾，不能以秦之祖非子牧马而以马为图腾，羌戎狄胡诸族亦多牧马，而未见都以马为图腾者，故此论有误。何光岳的《少皋氏、皋陶和伯益的名称与地望》(《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4期)、《鲜卑族的来源和迁徙》(《黑龙江文物丛刊》1984年4期)、《冉、马尨的来源和迁徙》(《湖南民族研究》1985年4期)、《相(襄)人的来源和迁徙》(《民族纵横》1986年2期)、《焉耆、乌孙的族源及其迁徙》(《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增刊》l985年l期)、《瑶人的来源和迁徙》(《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1期)等，都从族源、迁徙、分布，融合中进行较详细的论述。此外，吉首大学学报还编著了一本《湘西苗族》。
三、对商周和上古史研究成果
何介钧《湖南商周时期古文化的分区探索》(《湖南考古辑刊》2集)，论述了楚、濮、越三大族系，并牵涉到北与中原，南与岭南，东与吴越，西与川黔的交往和相互影响；《长江中游原始文化初论》（《湖南考古辑刊》1集），认为长江中游分布着大溪、屈家岭、龙山三种原始文化重要的、光辉的组成部分之一，它对我国整个文化的发展和探索楚文化的渊源，有着重大的意义；《试论大溪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1980年），论证了大溪文化分布于东到黄冈，西到巫山，北到京山，南到洞庭湖北岸，跨越大江南北，东西千多里。高中晓《大溪文化陶器纹饰浅析》（《湖南考古辑刊》3集），将大溪文化的陶器中分成第一类纹饰、印纹类纹饰、彩画纹饰，又按时代分为五期。高至喜《中国南方出土商周铜铙概论》（《湖南考古辑刊》2集），从名称、型式、用途、年代、演变和产地等方面进行系统的论述；《“商文化不过长江”辨》（《求索》1981年3期），认为从湖南各地发现了许多商代遗址及陶器、青铜、玉器、石器、骨器，都具有与中原文商化完全相同的型式和纹饰，再从古籍记载有舜葬九嶷山和禹伐三苗来看，可见在商以前中原文化已进入江南和湖南。所以，历史所谓“商文化不过长江”的论断显然失实；《湖南商周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5年2期），认为湖南在种植业的生产工具方面，由石制，铜制到铁制农具种类繁多，可见商周时湖南的农业已很发达，而畜牧业也相应地得到发展民。何光岳《神农氏与原始农业》（《同上》），论证了神农氏把狗尾草培育为粟的过程，开创了农业生产，被后世奉为农神。叶幼明《鲧罪辨——兼论〈山海经〉与古代部族战争的关系》（《山海经新探》），认为鲧因与共工、三苗、驩兜联合反对尧禅位给舜而避遭杀害，与治水无关。吕国康《湘妃与斑竹》（《零陵师专学报》1983年1期），认为湘妃与斑竹的说法“也并非洞庭君山才有”，应为零陵九嶷为较合理。谷庵《潇湘史话》（《同上》1983年2期），以《山海经》有“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已提出潇湘，潇水古叫营水，相传舜帝二妃溯大小紫荆河而到九嶷山寻舜，这恐怕是传说之言，二妃墓在山西及湖南均有，未必能远至零陵。
四、对先秦经济、制度研究成果
陶懋炳《论中国封建皇位继承制》（《湘潭大学学报》1980年3期），认为中国封建皇位继承制的优点是：明礼分、辨尊卑，解决皇位继承争端，维护封建皇位继承制的阶级本质。弱点是：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存在着许多无法解决的矛盾和无法医治的病症，而且发展得越来越严重，立嫡的封建皇位制度，也经常出现如周厉王、周幽王等之类的嫡子继承为皇帝而酿成大乱子。文中仅有一段属先秦史，故不多论。高光晶《我国古代专制主义的产生》(《湖南师院学报》1980年2期)，认为专制主义发源于夏代，夏启用武力镇压了有扈氏反对派之后，由部落联盟首领转化为国王，部落联盟蜕化为国家，而且是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井田质疑》(《华中师院学报》1982年3期)，认为井田是井字形状的方块田，从土质差异，各家分地数量不一致，不可能都是九的倍数，又怎能构成井字形呢?甲骨文有井字形方块田字，但更多的方形田不是“井字形”。周代金文反映的田制也不是井田制，由此推论井田制古代不曾有过，而且也无法实现，是一种乌托邦。按：此论未免偏颇，在商代已有井田制，如周国之周即典型的井田制甲金文象形字，以后由于井田技术的发展而推动农产的增加，才由小国而灭了大国商朝，井田制是适应干旱的西北黄土高原的一种保墒防旱的先进农业技术。曹松林《避讳起源浅探》(《湖南师院学报》1984年3期)，称夏商无避讳之例，周代的避讳是当时现实社会政治结构的返照，体现着尊无二上的原则。周代的讳名既是对鬼神的尊敬，也是对死者亲属的尊敬。并把讳名与国家法令、民间风俗并提，一直泛滥了两千年。文中博引生讳、死讳等例，谓讳名产生也是与宗法制度密切相关的。可说是一篇精作；《避讳与封建专制主义刍论》（《湖南师院学报》1981年2期），论述了避讳与封建主义的关系。李福泉《“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牛耕说质疑》（《求索》1984年5期），从二十九个例子中分析得出结论，牺不为牛，春秋时即使有牛耕，当不普遍，以人代畜为主，“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应解释为“宗庙祭主耕于畎亩”，要比将其解释为牛耕深刻得多；《訇殷铭文的综合研究》(《湖南师院学报》1979年2期)，考征了西周昭王、穆王南征时所率领诸夷人组成的军队；《秦国客卿议》(《湖南师院学报》1980年1期)，论证秦起初杂居于戎狄之间的落后小国，不能参加中原盟会，迫得秦国不得力求自强，引用文化发达的中原人材。由于用贤纳言，广泛启用异国人才来为秦国服务，用高爵重禄任商鞅、张仪、范睢、吕不韦等客卿为相，往往“委国以听”，权势很高。所以客卿的活跃是战国争雄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秦国为了图强，长期坚持实行开放政策，大胆引进人才。最终实现了统一中国的宏图大业；《我国古代忠君思想的形成》(《湖南师院学报》1982年4期)，认为忠的德规范是我国古代宗法制度的产物，忠君思想被奉为我国社会的最高道德，成了封建专制武库中最强有力的桎梏，所以忠是孝的延伸。忠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成为人们在政治活动中应具备的品德要求，臣对君的忠是相对的而不是愚忠。雷敢《由“辟雍”谈到我国古代大学教育》(《湖南师院学报》1981年1期)，论述了周代辟雍是最早学校之名，是宣扬教化的机构。王晓天《“畴骑”——中国史上最早的骑兵》(《湖南师大学报》1985年5期)，认为春秋秦穆公的“畴骑”就是中国史上最早的骑兵，因秦国位于先周故地，骑马已有悠久的历史，古公亶父已经乘马。殷墟中有一人一马合葬，且有U形玉马御，可证商代已出现武装骑士。秦国的畜牧业及养马业非常发达，邻近有早就骑马作战的戎狄民族，是产生骑士的先决条件。按：论证中国的骑兵起源于商代，流行于春秋，是一篇有创见的文章。张一中《略淡秦地主阶级的形成发展和特征》(《湖南师院学报》1984年4期)，论述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品经济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大小不等的商业资本也相应地有所集中，土地私有及买卖，通过实物和货币为交流手段，出现了地主阶级。商鞅变法时采用军功爵制，与宗法血缘没有什么联系，而是秦国新兴地主阶级出于特殊的政治需要才创立的。这种军功地主的形成，是由封建国家运用政治权力一手造就的。军功爵制，目的是为统一战争服务的。但终秦之世，土地兼并并不是十分突出的问题，倒是奴隶制残余的严重存在，封建地主们惨重的劳役剥削，成为当时社会进步的主要障碍之一，激发了地主阶级和广大农民之间的矛盾，成为导致秦末农民起义的主要原因。王涤武《论秦的兴亡及其知识分子政策》(《求索》1984年5期)，论述了秦国自秦穆公以至秦始皇统一六国前，由于自他国引进了优秀的知识分子而兴盛起来。当吕不韦执政时，已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知识分子集团。成为秦统一六国的主要决定因素。但当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强大的秦帝国后，便在全国推行愚昧主义，梦想以此建立赢姓万世一系的“太平”统治，于是便发生了错误的焚书坑儒事件，把许多的知识分子原来是自己的朋友与支持的人，尽数地赶到敌人那边去，结果造成了亡国。通过秦国前后对比，可看到优秀知识分子对国家的重大作用。
五、对诸子和人物研究成果
胡有猷《孔子评论人的态度及其他》(《益阳师专学报》1983年2期)，说孔子评论人之贤否是持客观态度的，既不执着于个人恩怨和一己爱恶，也不因其有某些缺点错误而埋没其功劳，贬低其品德。陈雁谷《试谈孔子的教育心理论述》(《零陵师专学报》l981年1期)，提出孔子的教育心理学主要是知、个性发展和道德品质三个方面。知分六点：“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反三”，“我叩其两端而竭焉。”是符合现代教育心理学程序的。育梓《孟轲论士漫议》(《郴州师专学报》1985年l期)，说春秋战国时的士，是一个新兴而活跃的阶层。在当时社会中政治地位非常重要。“所在国重，所去国轻”，“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孟轲主张士要经过道德、智慧、本领、知识的锻炼。为我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不仅在封建社会培养了一代一代有德行。有节义的士子，就是在今天也还有其现实意义。余明光《黄老思想初探》(《湘潭大学学报》1985年1期)，论述：①“黄学”的宇宙观，道是创造万物的本源，万物都有其自身的规律。③“黄学”的社会政治思想，是文武并用，刑德并举，精公无私。皆断于法，无执无处，无为而治，保民、爱民和养民及“贵贱有恒位”的等级思想。③“黄学”的伦理道德思想。登邑《对商鞅变法的一点认识》(《益阳师专学报》1983年4期)，提出秦孝公用商鞅变法成功，与楚悼王用吴起变法失败作了对比，“可以看出，变则进步，不变则停滞不前；变则富强，不变则落后挨打。后来，秦国所以能兼并六国统一天下，而东方诸国由于受制于人到最后被瓦解，这与变法的成功与否是分不开的。”李福泉《战国变法与尚贤》(《湖南师院学报》1984年6期)，提出尚贤学说是墨家创立的，着眼于打破世卿世禄制度。法家进贤则是为了止“私门之请”。墨家主张用尚贤的办法把原来的等级界限搞掉。法家变法动机是富国强兵。故诸侯争霸正是尚贤学说兴起的历史条件，而尚贤又往往是诸侯争霸的一个重要手段。按：文章谨严地对儒法墨诸家尚贤的观点进行恰当的对比；《韩非入秦辨》(《求索》1981年4期)，辨清秦王因欲得韩非而攻韩的说法不实，从李斯谗害韩非可证秦王并不信任他，不是因赞赏其文章就发兵去求他。引证了大量史实和推理，说韩非是为祖国计要“谋弱秦”而奉使于秦，向秦王献“存韩”之计，以解燃眉之急，缓和秦的攻势。并挑拨秦国君臣关系，引起曾是同学的李斯各为其主而毒害了他。所以不能单纯指责一方，李斯在几千年来蒙受“忌才谗杀韩非”之过也应重新加以申辩。此文立论新颖，剔出隐情，可谓佳作。自古以来的权术纵横家均以利己出发，有何仁义道德可言，有利则相合，有害则相毒，其本质所使然也。张一中《韩非的术治学说不足取》(《湖南师院学报》1981年3期)，论述韩非把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归结为一种最简单的利害关系，将物质利益的原则，作为一切社会交往的杠杆，毫不掩饰地指出君臣之间的利害矛盾。正是由于他一味强调君臣之间的对立和斗争，为实行君主绝对独裁制造理论根据，从而造成政治上严重的恶果。同时，他倡导狡诈之术，用以驾驭人臣。在政治上害多利少，隐伏着他日动乱的祸根。他还推崇专制独裁，最大限度地扩大君权。鼓吹明斩暗杀，消灭怀疑的大臣，把牧臣当禽畜能俯首听命，导致了政治上的极端暴虐与腐败。韩非的术治学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整人哲学，公开提倡欺弄百姓，残民以逞，与广大人民为敌。这种封建专制独裁与术治，自来不是治理国家的好形式与好办法。王志才《郑庄公形象小议》(《常德师专学报》1984年5期)，认为郑庄公“克段于鄢”，实质上是一场平定叛乱、消除分裂，统一国土之举。
《中国历史地名辞典》述评
（载《博览群书》1988年第2期）
中国疆域广大。历史悠久，朝代的分合嬗替，行政区划的建置沿革，历史地名的演变迁徙，山川城乡的兴衰递改，确是古今治学者，务政者与实业者所关心和重视的主要课题。虽然，我国号称典籍浩富，连绵达三千余年之久，列为世界各国各族之冠。但是，真正记载历史地理和地名学的书却不多，较切实完整的书就更屈指可数了。
除《山海经》及《书经》中的《禹贡》专编外，要算《汉书·地理志》及其后二十四史中有关《地理志》部分，但都极简略。私人著述的史地典籍，如祝穆《方舆胜览》、欧阳忞《舆地广记》、王象之《三才图会》和《舆地纪胜》、苏舆《广舆记》等，虽较详而偏颇，或注重名胜古迹，或只载行政区域，未能尽收天下地名。官修如《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以及元、明、清《一统志》和《乾隆府厅州县图志》，虽说渐臻完备，然亦难于检索，简详悬异。唯《嘉庆一统志》算是我国最完备的行政建置沿革历史地理。还有各方国、省府州厅县、卫所、乡里、村寨、山川、桥堤、井泉、祠墓、名胜诸志，虽应有尽有，则只为局部史地记载。
私家著述称为详核者，首推清初二顾，如顾祖禹之《读史方舆纪要》，被中外称为奇书，顾炎武之《肇域志》和《天下郡国利病书》，被称为致用之书。皆为诸家著述中之佼佼者。近代白眉初的《中华民国省区全志》及各种地方性小志，亦皆嫌之简略或局限。自刘钧仁的《中国地名大辞典》和臧励和等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出版后，对我国的历史地理方面的学习，教学和研究工作大开方便之门，是为历史地理方面的两大辞书。不论各行各业，都欲人手一册，引以为豪。然而，唐代的安东都护府，明代的交址布政司及东北奴儿干都司诸卫所，明清之际的西方及西南边疆诸土司及近代的失地，南海诸岛屿，多所失载。还有些古代郡县尚未定地点，是为其不足之处。
新中国建立以来，魏嵩山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名辞典》于一九八六年八月，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历史地名辞典，所收录历史地名凡二万一千多条，计一百六十多万字。它博采正史、地理志和历代诗文中的地名。包括县级以上政区、重要山川岛屿、城镇堡寨、关津驿站、道路桥梁、工程建筑、宫观园囿、寺庙陵墓、居住与矿治遗址等等，都广泛加以收录，条目力求齐全。不仅博考群籍，比勘舆图，勾稽地志，条理诗文，还注意吸收近代各种文史资料，科研成果，深入进行抉隐剔微，补苴罅漏，纠谬摘误，钩源探流，锱铢必较，一丝不苟。做到言简意骇，条理分明，查阅方便，秩序井然。
这一巨著能够较快地得以出版，充分显示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政策给我国学术、出版界带来的巨大推动，同时也体现了编者对我们伟大祖国及其光辉历史的热爱和付出的辛勤劳动。魏嵩山先生自五十年代末即从事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数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为编辞典，握管操觚，条分缕析，躬自勘校，常“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魏先生等辞典编纂者诸君，群策群力，通力合作，积月累年。叠稿成寻，方乃成书，耗费了许多心力。可谓学术界之辛劳者。故辞典质量高优，学术谨严。由于江西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这部新中国成立以来唯有的一部中国历史地名辞典，终于得以出版，可称作学术界之大幸，也是举国上下之大幸也。
事实征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和政策，是繁荣我国学术的可靠保证。那种垄断学术，扼杀学术著述，压制史地人才的做法，都是十分有害的。我国学术界只有团结一致，共同鼓起勇气，扫除封建式的“学阀把头”遗风，发扬学术民主，才能为繁荣祖国学术文化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这部辞典工具书具有很多优点、特点，总括起来大体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注意采用最新考古发掘资料，从而使该历史地名所在方位更加确切。如汉定襄县、成乐县、朐衍县，隋榆林郡及县，宋银州城，元集庆路、大宁路、应昌路治所等皆以考古遗址为根据。
二、广泛吸收了近人最新研究成果，从而纠正了过去辞书的错误，编者提出了新的解释供读者思考。如春秋鄂国、延陵及夫椒山，秦新秦中。汉居巢县、河北县，三国街亭、甫里塘，晋南豫州及于湖县，唐硖石县及石壕村，宋德顺军及陇千县，寿春府及安丰军等，所释均有新见。
三、内容更加丰富而全面。如“沓中”，以往辞书中只释在今甘肃舟曲县西部和岷县西南部一带，三国蜀姜维为魏邓艾所败，退居于此；本书增补在今湖北沔阳县一带，晋王澄曾自潺陵奔此。又如“西夏国”，本书增释东晋南朝时又称今长江中游湖北、湖南一带为西夏。再如“西垂”，已往辞书一释商周时泛指今甘肃东南部一带，一释即西犬丘(今甘肃天水市西南)的别称，本书增释又泛指中国西部地区，并引晋王述与庾泳称乐乡“远在西垂”为证。
四、本书增补了地区名，如南川，泛指今江西赣江流域一带。但本书并非完美无缺，错误、疏漏之处容以后修订和增补。任何书物总是从不完美到完美，有一个发展过程。当前我国没有这方面工具书，有了本书，再以此为基础，逐步提高、丰富、完善、扩大，我相信不久的将来会扩充成一部质量数量并优的大部头的《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成为中外人士不可少的工具书，亦是世界知识库、资料库中的重要典籍。
“炎黄族系”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干体，因而“炎黄之裔”历来便成为中华民族子孙的自豪称呼，它具有民族团结、民族互爱、民族奋进的强大号召力和浓厚的凝聚力。不论是分布在三洋四海五洲的华人，不论其国籍、宗教、政治观点与经济基础，一旦得知是“炎黄之裔”以后，都感到无比的亲切和热爱。原来，大家都属“本是同根生”的缘故。
本来，历史悠久、文化发达的中国，从其历史记载系统性、全面性、具体性和连续性来说，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世界六大古国中，像埃及、巴比伦、阿兹特克、印加等民族文化，早已从大地上消失，连遗裔也很难找到，这便谈不上什么历史与文化的持久性和延续性了。印度由于长期而多次地受到外族的入侵与统治，古老的梵文已成为历史遗迹，而印度的历史几乎都是由婆罗门教、佛教等宗教神话所充斥，难以看作信史。由此看来，中国历史的伟大，卷帙的浩繁，记载的详细，门类的繁多，史料的真实，是世界公认独一无二的。
在几千年的中国大地上，都认为炎帝、黄帝是我国杰出的祖先，是繁衍中华民族的主要祖先。可是在解放前由于在“全盘西化”观点的影响，有些对祖国的历史一知半解的人，也居然步洋学者的后尘，亦步亦趋，提出“华人西来”说，说中国的文化文明都是由西方输入的，就连中国人种也由西方迁来。当时便受到广大学术界和知识分子的有力批驳，已被扫入垃圾堆里。
解放后，毛泽东同志在主张吸取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的同时，也大力提倡研究和发展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历史文化，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不要动不动便“言必称希腊”。实际上是给那些持“全盘西化”者们的一个指路明灯。文革期间，炎黄历史文化研究刚刚开始便受到严重的批判和打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炎黄历史文化研究才获得了初春的温暖，正在朝着朝气蓬勃方面发展。不料有些别有用心的“半边悄”（即不懂装懂的外行）学者，打着“全盘西化”的旗号，以《河殤》来否定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文明摇篮，从而否定炎黄历史文化的伟大作用。说黄河自古以来是一条害河，其危言耸听之处，给炎黄历史文化研究和不明真相的人罩上了阴影。殊不知在二、三千年前，黄河流域处于亚热带气候润湿的优良环境，沿岸定期泛滥，给中下游平原带来了肥沃的淤泥和灌溉水量，正是滋育着炎黄——华夏文化文明的摇篮，从而推动着中华民族文化文明的大发展。这与尼罗河流域、西亚的两河流域、南亚的印度河、恒河流域的定期泛滥一样，提供了原始社会人类的优越生活场所。只是在近千年来，由于中华民族的内部战乱，破坏了黄河流域的森林植被和水利设施，导致了表土流失，泥沙淤塞，干旱与水灾频仍，才使黄河被蒙上了“不白之冤”。《河殤》论者何曾懂得中国历史，他们不过是一些“数典忘祖”的逆子而已。
最近又有人把炎帝、黄帝说成是神话人物，又说“炎黄之裔”不是“华夏民族”，从侧面来否定“炎黄族系”是“华夏族”的主体的历史，把中华民族的族源砍去，让它成为无水之流。其实，那些人对中华民族既缺乏全面研究，也没有基本的了解，便信口开河地否定一切，这不是历史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态度，只能贻笑于世。一个不认自己祖先，不爱自己民族的人，无疑将会成为自我毁弃的孤儿。
炎黄族系是指西羌族群的炎帝、黄帝两大支，曾建立过夏、周两大强盛的王朝。到春秋时，炎黄族系与东夷群族的二昊（太昊、少昊，少昊之后曾建立商、秦王朝）族系结合，终于形成了华夏族，接着，中国第一个版图广大、富强康乐的汉帝国便崛起于东方。在炎黄族系和二昊族系中，有一些部落由于战争和生存生活的关系，分向四方迁徙，又和各地的土著民族相融合，形成了匈奴、鲜卑、乌桓、契丹、奚、霫、朝鲜、高丽、肃慎、挹娄、涔貊、沃沮、靺革曷、室韦、柔然、突厥、铁勒、蒙古、吐蕃、塞种、三苗、百濮、九黎、百越、僚、彝、缅等族，他们之中，大多又回流加入中华民族大家族，形成现代各族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同祖共源的密切关系。由于中华各族具有坚强的毅力和进取心，有着强大的适应力和持久性，有一部分则又远迁至朝鲜、日本、西伯利亚、中亚、西亚、南亚、中南半岛、东欧、北欧、太平洋群岛、澳大利亚、新西兰、南北美洲等地。尤其是近代华人的足迹，几乎遍布三洋四海五洲，凡海水流到那里，那里便有华人的足迹，这是世界上任何民族所难以比拟的。
因此，邓小平、胡耀邦同志以前曾多次提出“炎黄之裔”来代表中华民族，也用来团结联系世界各地华人的亲密称呼，是完全正确的。
当前史学界对各中学、大专院校不教授历史，既有历史科系也暂不招生，且历史专著出版很难，论文发表不易，苦读苦研一辈子，结果还是“不见成效”或“一无所有”。便认为史学不景气、无前途、无实用价值，是处于低谷时期。当然有些同一类型的史学论文、专著已多如牛毛，互相抄袭，毫无新意，重复出版，是没有必要的。但是从炎黄历史文化的研究工作来看，可说是刚刚开始，虽然有一些学者看到其难度和苦境，望而却步，甚至半途而废。以致当前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者为数不多，但随着对祖国的统一，全世界华人的大团结，中华民族的复兴，人民的康乐，社会的安定等，各因素的迫切需要，对中华民族的最古老的主体炎黄历史文化研究，正方兴未艾，也正在出现一个新的学科，也将成为公元二千年前后的史学繁荣的必然趋势。相信中央领导会大力支持学术界加强对炎黄历史文化的研究，重视对中学和大专院校学生的中国历史文化教育的普及，使广大群众以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员而感到自豪，能自觉地站稳立场不易上当受骗。使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热爱祖国，加强民族团结，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为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而奋斗。
我有见于此，在六十年代初便开始研读有关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首先从“中华民族源流史”开始，茹苦含辛，锲而不舍，不知寒暑之前至，不知东方之既白。前两年，已出版了《中华民族源流史》的一些分册，如《楚源流史》、《南蛮源流史》、《百越源流史》近百万字。近两年将有《东夷源流史》、《中原古国源流史》、《炎黄源流史》等近二百万字出版。当“全盘西化”与《河殤》甚嚣尘上的时候，我们在去年春天在成立湖南省炎黄文化学术会时，便进行了一次大规模地对“全盘西化”和《河殤》进行有力地批驳，保证了炎黄历史文化研究的正常发展。我愿意向海内外研究炎黄历史文化的学者们学习，共同携起手来，努力把这项巨大的史学工程进行到底。
炎黄是人，不是神
（载《社会科学报》1993年9月20日第4版）
困难再大，也难不住我写《炎黄源流史》的决心。一个世纪以来，炎帝、黄帝是神还是人？我们自称“炎黄子孙”确否，都引起学术界的争议，所提历史文化理论，亦没有作出令人满意的根据，缺少一部象样的专史。
要写成一部较完整而有份量的专著，谈何容易。《炎黄源流史》是我独立著述的《中华民族源流史从书》的一个重要分册。它的难度比其他16个源流史分册的难度要大得多，但因为是整个中华民族源流史的主干。又因1989年3月湖南炎黄文化研究会成立，我被推选为理事长，所以更有责任来完成这部70来万字的巨著。数十年的资料积累，数年的笔耕不辍，在孤军作战，后无援兵，前有绊索，没有分文科研经费的艰难背景下，好不容易出版，了却人生一大宿愿，亦系一生之大幸也！
通计全书65章344节，首起于我国八千年前出现“华氏族”的始祖华胥氏，是中华文明的源头，历经伏牺氏、女娲氏、少典氏、有氏、而分为炎、黄两族，含姬姓百多个支族。分别叙述其来源、名义、迁徙、演变、融合，以及他们的后裔遍布中国大地和世界各地。重点分族系、支裔叙述其历史源流，并运用了历史地理、考古文物、古文字、训诂、音韵、民族学、民俗学、图腾学、地名学、古农史、中医药学、动植物学和星象学、气象学等多学科进行综合研究，总的原则是广泛博釆古今中外诸家的文献资料和论著，抒己之创见，不拘陈词，不摒旧说，不斥异端，不猎怪奇，不立门派，用夹叙夹考夹论的笔调，进行循情察理、旁搜侧证，以期言必有据，凡有值得参考之处。虽大海捞针，零篇断简，一鳞半爪，都尽力遍求各图书馆藏书，且辅以每以自费购书高达九千余元，尽量充实材料，希望能是一部深受人们热爱可信的炎黄历史，更证实炎黄是人，不是神，是被炎黄子孙敬奉为祖宗之神，更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加强全球华人的团结友爱。说是填补空白的第一流专著，也未尝不可，又何必故作虚伪的谦虚呢？我始终不敢苟同那少数一知半解的所谓历史学家们，动不动否定炎黄历史文化，动不动要非难“炎黄子孙”的名称。当然，我希望后来学者能有一部此类的超级专著问世，以压倒中西群儒的浮说和偏见，倘若是，则更是炎黄子孙的大荣幸了！炎黄文化研究正成为一门新学科！（载《社会科学报》1990年10月23日，又转载《人民日报》海外版1990年10月30日）
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湖南省社科院副研究员何光岳
按：为弘扬和继承中国的优秀文化遗产，拓宽和深化文化和历史的研究，特开辟本专栏。
“炎黄族系”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干体，因而“炎黄之裔”历来便成为中华民族子孙的自豪称呼，它具有民族团结、民族互爱、民族奋进的强大号召力和深厚的凝聚力。
建国前由于受“全盘西化”影响，有些人提出“华人西来”说，认为中国的文化文明是由西方输入的，就连中国人种也由西方迁来。近年也有学者提出“全盘西化”，否定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文明摇篮，认为黄河自古以来是一条害河，其危言耸听之处，给炎黄文化罩上阴影。殊不知在二、三千年前，黄河流域处于亚热带气候润湿的优良环境，沿岸定期泛溢，给中下游平原带来了肥沃的淤泥和灌溉水量，正是滋育着炎黄——华夏文化文明的摇篮，从而推动着中华民族文化文明的大发展。只是在二千多年来，战乱和灾荒破坏了黄河流域的森林植被和水利设施，导致了表土流失，泥沙淤塞，干旱与水灾频仍。现在又有人把炎帝、黄帝说成是神话人物，认为“炎黄之裔”不是“华夏民族”，从侧面来否定“炎黄族系”是“华夏族”的主体的历史，把中华民族的族源砍去。他们对中华民族既缺乏全面研究，也没有基本的了解，便否定一切就非科学态度，只能贻笑于世。炎黄族系是指西羌族群的炎帝、黄帝两大支，曾建立过夏、周两大王朝。到春秋时，炎黄族系与东夷族群的两昊(太昊、少吴；少吴之后曾建立商、秦王朝)族系结合，终于形成了华夏族。接着，中国第一个版图广大的汉帝国便崛起于东方。在炎黄族系和两昊族系中，有些部落由于战争和生存生活的关系，分向四方迁徙，又和各地的土著民族相融合，形成了匈奴、鲜卑、鸟桓、契丹、奚、朝鲜、高丽、肃慎、挹娄、室韦、柔然、突厥、铁勒、蒙古、吐蕃、塞种、三苗、百濮、九黎、西越、僚、彝、缅等族，他们之中，大多回归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形成现代各族之间的密切关系。由于中华各族具有坚强的毅力和进取心，有着强大的适应力和持久性，有一部分则又远迁至朝鲜、日本、西伯利亚、中亚、西亚、南亚、中南半岛、东欧、北欧、太平洋群岛、澳大利亚、新西兰、南北美洲等地。尤其是近代华人的足迹，几乎遍布三洋四海五洲，这是世界上任何民族所难以比拟的。当前炎黄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正成为一门新的学科，也将成为本世纪末的史学繁荣的必然趋势。
疆独的无知——维吾尔族乃黄帝之裔
维吾尔族之先，主要来自隋唐时的高车，因乘高车游牧于内外蒙古而得名。高车以前称铁勒，即高车行走时的声音。铁勒在周代叫丁令，即铁勒的不同谐音。丁令则出于北狄。狄与翟通，其姓氏仍为翟氏，至今汉族尚有狄氏、翟氏。
《山海经·大荒西经》载：“有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又说：“尧葬狄山之阳。”郝懿行笺疏：“今大名府清丰县有狄山。”《嘉庆一统志·大名府》载：“狄山，在清丰县西。”狄山，后来改称秋山。即黄帝之孙颛顼及黄帝曾孙帝喾所葬的顿丘；在《水经注·淇水》、及《皇览》、《元和郡县志》均有记载。今地点在河南内黄县梁庄乡三杨庄村西北三里许的硝河西岸发现了二帝陵与庙的残迹。二帝庙南北排列，背为土山，陵在山上，庙在山腰。（见张新斌《颛顼帝喾及葬地与祭祀初探》。说明狄山，由于颛顼、帝喾曾建都于此，所以又叫帝丘。北狄与帝颛顼、帝喾均为黄帝裔孙。北狄所居小山丘便叫狄山。以后狄人北迁蒙古草原，便称为北狄，而且又以翟、狄为姓，以后翟氏便成为东晋南北朝以至隋唐时，丁令、铁勒、高车的著姓。
《史记·殷本纪》便说：帝喾次妃简狄，是北狄女子，生子契，成为商朝的始祖。在五千多年前，北狄与帝颛顼、帝喾乃堂兄弟，居住在狄山一带，到春秋时，北狄已北迁于陕北、晋北一带，以游牧业为主。所以，《山海经·海内经》称为“钉灵之国”。郝懿行笺疏：“按钉灵，《说文》作丁零，一作丁令。”亦作丁灵。到汉初，丁令已北迁北海，即今贝加尔湖一带。丁令本为高轮车行走所发出的声音，《晋书》作“铁勒”，《隋书》作“铁勒”，乃丁令之转音。《魏书·高车传》说铁勒因“唯车轮高大，轴数至多。”故又称为高车。高车，即系北狄始祖轩辕氏所发明，所以被尊称为轩辕氏，以后又被部落联盟尊为黄帝，从此，炎黄二帝便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轩辕即高车。至今内外蒙古及中亚各游牧民族，均用这种高轮车，当地方言又称为“勒勒车”，亦是敕勅（即敕勒）的转音。黄帝后裔奚仲，为夏禹车正，大力改进了高车技术。北魏时，高车六部中就有袁纥氏，曾依附北魏。隋唐时，铁勒十一部皆来归附，袁纥又作韦纥，唐时又作回纥、回鹘。柔然汗国曾灭亡高车。以后，突厥土门可汗又征服铁勒诸部（公元552年）。公元629年，铁勒的一部叫薛延陀部在东突厥废墟上建立了薛延陀汗国。十八年后，被唐朝所灭。从此，铁勒十一部皆归降唐朝。回纥乃意为“十姓”，亦可作“同盟”解。后来，十姓回纥又演变为九姓回鹘。后来，受到戛黠斯汗国的沉重打击，其主力由漠南北西迁甘州、西州及葱岭以西，称甘州回纥、西州回纥，依附五代、北宋。辽朝又征服高昌回纥、龟兹回纥。各地回纥余部融合了高昌汉人、西辽人和原土著的龟兹、鄯善、于阗、哈密、焉耆、疏勒等人民，形成了元代畏兀人，亦作畏兀儿、辉和儿、畏吾、委吾、委兀。《元史》作“畏吾儿”，乌古孙仲端《北使记》作“瑰古”。《长春真人西游记》写作“畏午儿”。欧阳玄《圭斋集》作“伟兀”，《通鉴纲目》作“威武”。此外，还有写作“畏孤儿、畏古鲁、外吾”以及“魏哥尔、维伊歌儿”等等，都不外是回鹘的音译，系不同时期不同写作者一任己意取字谐音。
明代时，蒙古成吉思汗的后裔割据了叶尔羌、吐鲁番、、哈密、别失八里，分别向明代纳贡称臣，天山南北的维吾尔人受蒙古贵族的统治。清初，西蒙古瓦刺的准噶尔部兴起，灭亡叶尔羌诸汗国，征服天山南北路的维吾尔人。后被清朝所统一，畏吾儿首领阿布都里、什特、哈密首领贝都拉归附清朝。1755年，清朝又平定准噶尔部，新疆和维吾尔族全归属清朝。
公元1757年，喀什地方有阿拉伯血统的大小和卓木兄弟叛乱，杀害清副都统阿敏等百余人，自立为巴图尔汗，且又残酷压榨维吾尔人。维吾尔民众纷纷起来反抗大小和卓木，库车阿奇木伯克始终同清军一道，从维护维吾尔和祖国统一的原则立场出发，齐力平叛。大小和卓木由库车逃至阿克苏、乌什，皆被维吾尔首领所拒，而其族兄弟额色尹、帕尔萨、图尔都、玛木特等，都和大小和卓木分道扬镳，支持清军，追击霍集占，终于平定了大小和卓木的叛乱。后来，虽有乌什和喀什噶尔的塔什密里克村发生短暂的暴乱很快被平定了。
公元1820年，大和卓木波罗尼都之孙张格尔，原随父萨木萨克逃往浩罕，率百余人，于1826年勾结白山派信徒万余人攻陷喀什噶尔、乌什、叶尔羌、和阗。次年，清军夺回四城，并追斩张格尔。过了三年，张格尔之兄玉素甫又纠集浩罕、安集延的布鲁特人数千侵占喀什噶尔四城，屠杀黑山派的维吾尔人，被当地维吾尔人所反击，清将长龄也率军立加平定。以上大小和卓木及其后裔的叛乱，因他们的祖先系阿拉伯人，又因他们勾结中亚浩罕和安集延的布鲁特人入侵，大肆屠杀汉人和维吾尔人，遭到维吾尔与汉人的反抗，终归于败灭，这是一连串外族勾结一部分维吾尔民族败类的恶行，终归于败灭。于是，清朝在新疆地区设伊犁将军、及塔城、喀什噶尔参赞大臣、乌鲁木齐都统，进行有力统治。
公元1847年9月，以张格尔之侄迈买的明（玉素甫之子）和倭里罕为首的七个和卓，又从中亚浩罕纠集千余境外骑兵，袭败明约洛卡的清军，进围喀什噶尔汉城的清军，而居回城的浩罕商人那墨特开回城内应。七和卓又分兵攻英吉沙尔、叶尔羌、巴楚等地。清朝派陕甘总督布彦泰、奕山率兵从伊犁越冰岭反击。11月，击败七和卓之军，七和卓残部西逃中亚。1857年6月，倭里罕又攻入喀什噶尔及英吉沙尔回城及巴楚，侵占许多军台，到处屠杀维吾尔人、回民及汉民，焚烧和抢劫各族民居财物。9月清军又从伊犁、乌鲁木齐收复英吉沙尔回城，又解汉城之围，进而收复喀什噶尔回城。倭里罕见大势已去，又裹胁18000余人及所掠财物逃往浩罕。
1864年在清军忙于镇压太平天国之机，库车暴动，推库车郡王爱玛特（维吾尔族）为首领，爱玛特因拒绝而被杀，又请热西丁和卓上台，他自称“汗和卓”、“穆罕默德、圣人的伟大后代”鼓吹圣战，派兵攻占阿克苏、乌什、吐鲁番、鲁克沁等地，形成反动的封建割据，又是阿拉伯血统的侵入者。而据乌鲁木齐的回民妥明自称“清真王”，以索焕章为元帅，占有伊犁的迈孜木杂特自称“苏丹”，后来宗教头目肖开特夺得汗位，不久发生内讧，肖开特被投入河中。喀什噶尔白山派头目托合提·马木提·艾来姆也乘机称王。不久，柯尔克孜乞卜察克族思的克由阿克陶攻占喀什，推翻托合提·马木提·艾来姆，自己登上王位。在和田、拜城阿奇木伯克艾则孜从阿克苏潜回和田，推宗教头目哈比布拉为首领，称“帕夏”。哈比布拉极其残暴，打着伊斯兰旗帜，挑动民族仇杀，杀死各族许多无辜人民。其中以库车、乌鲁木齐、伊犁三个割据政权势力最大，占地最广，他们称王称汗，封官进爵，相互斗争，统治专横，随意征税，实际是反叛的分裂分子。使天山南北路各族人民备受苦难。思的克为了巩固和扩大势力范围，还向清朝的藩属浩罕乞援，以致浩罕派阿古柏入侵喀什噶尔回城，扶布素鲁克为汗，而驱走思的克。阿古柏攻叶尔羌，被维、回人民击败，全军覆没，单骑逃回浩罕。后又集兵攻陷英吉沙，屠杀2000多名维、回人民，又攻陷叶尔羌、喀什噶尔新城，又诱捕和田的哈比布拉，和田人怒恨阿古柏，与他斗争，惨遭屠杀，达五天五夜之久。1867年，阿古柏率万人逼阿克苏，诱杀热西丁，占领库车、库尔勒、喀喇沙尔，将财物抢劫一空。至此，阿古柏全部占有南疆，自封为“毕调勒特汗”，意即“洪福之王”，史称“哲德沙尔”，意即“七城”的入侵政权。浩罕王封他为“阿塔勒克哈孜”（意即教主）的称号。次年，阿古柏将布素鲁克汗逐出新疆。他向北疆进攻时，被吐鲁番、乌鲁木齐、玛纳斯的回、维人民所败，并收复库尔勒，又在乌赤喀喇击杀数千名阿古柏军，收复库车。阿古柏后又进入吐鲁番、乌鲁木齐，加紧残酷压迫各族人民，对异教徒强制改信伊斯兰教，否则即被杀害。1871年6月，乌鲁木齐回民赴南山引徐学功汉族民团入城，擒杀降于阿古柏的回民阿奇木柏克马仲，各族人民不堪阿古柏的虐杀，争迎徐学功。徐学功率民团进驻乌鲁木齐汉城，回、汉各民团清除隔阂，协同作战，成为抗击阿古柏入侵政权的主力军，但清廷反将其遣散。
与此同时，阿古柏与各地维族头人矛盾尖锐对立起来，许多头人秘密与清军联系。毛拉木萨说：“他们日夜盼望着汉人，为汉人做着祈祷”。1875年3月，清政府派爱国名将左宗棠率领金顺、刘锦棠等军进军收复北疆，大败阿古柏主力军。左宗棠采取优待俘虏和保当地老百姓的政策，势如破竹，获得南疆维、回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而阿古柏内部也分崩离析。阿古柏见大势已去，在库尔勒服毒自杀。他的次子哈克·库里（海古拉）带着他的尸体西逃，被其兄伯克·库里派人杀死于喀什噶尔道中。艾克木汗条勒乘机在库尔勒自立为汗，伯克·库里又东进阿克苏打败艾克木汗条勒，使他逃入俄国。1847年2月1日，左宗棠终于收复南疆。回族败类白彦虎、妥明随浩罕侵略者阿古柏长子伯克·库里逃入俄国。而布素鲁克汗称其始祖为阿拉伯穆罕默德之裔，思的克是柯尔克孜人，真正属于维吾尔族的从叛分子很少，尤其是维吾尔的上层人士和广大人民都是热爱祖国安定新疆的。所以，左宗棠很快得到他们的支持，还有汉族民团徐学功勇敢捍卫边疆，立下伟大功勋。1882年2月，俄国慑于左宗棠的军威，归还伊犁，全疆收复。1884年9月30日，设立新疆省，下设府、州、县、厅、卫、所等地方建制，以刘锦棠为巡抚。
1933年，墨玉大毛拉穆德·伊敏与阿图什的沙比提大毛拉发动武装叛乱，以“保护宗教”为口号，蛊惑维族群众，攻下和田、墨玉，伊敏自封“和田王”，而策勒、于田、洛浦、皮山、叶城等地维民纷起响应。沙比提进军喀什，和加尼牙孜派的铁木尔以疏附为中心，回军马仲英派的马占仓以疏勒为中心，各成党派。互争实权。后来，铁木尔被马占仓杀死，马占仓又被柯尔克孜首领乌斯满打败，退守喀什汉城。沙比提又在喀什打败了乌斯满，占据疏附，新疆省长金树仁自皮山扌切守莎车，形成回、维、汉、柯尔克孜族的各派混乱局面。11月12日，沙比提派人到阿克苏争取和加尼牙孜支持，并在喀什宣布成立“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远推和加尼牙孜为“总统”，沙比提自命为“国务总理”。但和加尼牙孜并未支持、亦没有到职。英国一直支持，专门支援51万卢比作分裂经费。1934年春，马仲英入喀什，摧毁了“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这个叛变分裂的宗教傀儡，仅存在86天即宣告灭亡。而和加尼牙孜已与沙比提分裂，退驻英沙吉尔，与新疆省长盛世才追击马仲英至巴楚。4月中旬，和加尼亚孜占领莎车，捕获沙比提大毛拉等人，押往省城，不久，沙比提死于狱中。伊敏则挟持了3000余人及几驮黄金，经克什米尔逃到阿富汗喀布尔。伊敏之弟迈索尔在和田又成立“伊斯兰教王国”。马仲英派师长马虎山攻占和田，打死了帕夏迈索尔，瓦解了“伊斯兰教王国”，它存在还不到十天。6月7日，马仲英自依尔克斯坦逃入中亚。盛世才基本平定新疆的内乱，使新疆转危为安，避免了分裂。而马仲英亦摧毁了两个以宗教为幌子的反动分裂主义分子。在这点上，盛、马对维护祖国的统一还是有贡献的，这也是新疆各族人民的愿望。之后，盛世才任和加尼牙孜为新疆省副主席，其手下一些高级官员也得到安排。和加尼牙孜留其部将麻木特驻守喀什。
解放后，对新疆民族政策，非常优惠，加之有强大而牢固的边防军，新疆虽曾出现几次维族的骚乱，但随即平息。1961年苏联策动伊犁、塔城等边境居民6万多人逃入哈萨克，其中大多为维族人。1992年“东突”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召开“东突厥斯坦民族代表大会”，联合各个分裂和暴力组织。并宣扬维吾尔人是中亚七河及费尔干纳盆地“原住民”欲成立“维吾尔人独立国家，包括中国新疆及哈萨克、吉尔吉斯及乌兹别克部分领土。因哈萨克有维族人23万，吉尔吉斯、乌兹别克有17万人。次年，又在土耳其成立“东突流亡政府”，以热扎肯为首脑。1996年，又在伊斯布尔成立“东突厥斯坦解放组织”。此外，在土耳其还有“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解放组织”、“东突厥斯坦基金会”、“东突厥斯坦团结协会”、“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此外，阿富汗塔利班基地尚有千余维族“疆独”分子，在接受恐怖训练。
“世维会”疆独主席热比娅，受到美国、土耳其一些反华组织的支助，在华盛顿、伊斯坦布尔均有其驻扎地点。到处煽动恐怖暴动，屠杀无辜的各族人民。包括最近2009年7月5日的乌鲁木齐暴动事件屠杀无辜汉、回人民达1700余人，还伤残3000余人。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和前总统厄扎尔，都鼓吹“泛突厥主义”，欲建立从“安纳托利亚到天山突厥家园”。重建中世纪的奥斯曼帝国。即包括今天巴尔干半岛的希腊、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塞尔维亚、马其顿、黑山、阿尔巴尼亚、科索沃、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等国，西亚的土耳其、阿塞拜疆、伊朗西北部的阿塞拜疆地区及呼罗、阿富汗北部、哈萨克、土库曼、吉尔吉斯、乌兹别克和中国的新疆、俄国的图瓦、车臣等地。
其实，土耳其的野心家和热比娅都弄错了。哈萨克、吉尔吉斯、乌兹别克和中国新疆的维吾尔族、图瓦，乃中国北方古代的丁令诸部的后裔，他们与突厥原是历史上势不两立的两个不同民族。热比娅文化素质低得可怜，竟然认敌为亲，视为突厥人，真令有知人啼笑皆非，她简直是胡诌的“疯婆”。
按突厥的祖先突人，见于《吕氏春秋·恃君》，陈奇猷校释：“突人即突厥，匈奴之别种，代居金天（阿尔泰山），状如兜鍪。“兜鍪”俗呼“突厥”，因号突厥。匈奴乃夏禹第十三世孙薰鬻之后，北逃为匈奴。唐《阿史那忠墓志》称：本东突厥特勒，“有夏之苗裔。”自己承认为夏禹之后，阿史那氏乃突厥可汗之王姓。而《周书》说：“突厥之先，出于索国。”索氏为商朝七族之一；在今河南荥阳市东南的大小索城，且有索亭、索水及索氏。商朝始祖契，与夏禹均为黄帝之裔。原来汉族、维吾尔族、土耳其族，都是黄帝子孙，都是一家的兄弟，又何必受西方列强所挑唆而内哄呢？俗话说：“合则兴，分则衰。”何必中外人之计呢？可惜当今中国学者极少关心和研究此事，以致发展为政治斗争事件，真太不值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