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众人皆以为，宋之弱，在于“重文轻武”，宋弱在军事，实在这在我看来，只是表像。
北宋建国初期，对付西夏，军事上是处于上风的，对付契丹，打个平手；严重不敌的，是女真，全面不敌的，是蒙古。假如说宋军不行，那么先于女真便亡在契丹之手了，何必再等下一个虎狼之师？
看看澶渊之盟时的北宋政坛，再看金兵结城下之盟时的北宋政坛，最后看亡国前夕的南宋政坛，便知宋亡的根本原因，与其他封建朝代并无二致，在于政治***。
澶渊之盟，北宋政坛尚有明君真宗，贤相寇准。到了靖康之耻时，从徽宗到蔡京张邦昌，从君到臣，悉数文化流氓。而南宋亡国前夕的政坛，君为酒色之徒宋度宗，相为“二把刀”贾似道，固然最后时分也有文天祥进阁，但那是“急就章”，已无关政坛大局。
封建王朝的亡因是相同的，政治***；不同的是政治***的方式各有千秋。宋朝政治***，与历代王朝相比，有些别具一格。
宋朝的政治特点是发达的文官政治。官场中从重视门第到重视文凭，是宋廷的一大转变。文官政治，即“以儒立国”，对政治稳定和文化发展是有正面影响的。
文官政治并不意味着就是守旧，但宋朝文官政治的特点在总体上说则是守旧。正如王安石讥评说，“因循苟且”，“侥幸一时”，不求振作有为，但求委曲维持，得过且过，缺乏行政效率。
在独裁中国的历史上，宋朝创造了“最温顺的独裁政治”。赵氏人家在夸大天子大权独揽的同时，又兼顾对臣僚的体貌宽柔，在中华古史上是尽无仅有的。在较为宽松的政治和***环境下，宋朝台谏政治的发达，超越前朝后代。按照儒家理论，台谏官作为政治上的反对派，行使监视权，发表异论，对于“扶直道”，维系一个时代的正派士风，有一定意义。但在人治条件下，台谏政治诚然也有各种流弊。宋朝政坛的“窝里斗”和“结党营私”，较之唐朝，有过之而无不及。
回纳历代政治学者论述，以为宋政成也“宽柔”败也“宽柔”。失之“宽柔”表现为：对误国败事者有罪不罚，罚不当罪，罪废复用，所谓“赏重于罚，威不逮恩”。
宋朝的上层官员，大多治国救国无方，而彼此勾心斗角，玩弄机谋权术，又有足够的聪明才智。发展到顶点，则是不管国家存亡，百姓死活，自己不能治国和救国，也必须破坏他人治国和救国，不能便宜别人成事。
就这样，北宋的独裁政治，开明、异界之逍遥神守旧、拙劣、荒唐，相互交织，次第上升。直到北宋史上文化流氓的集大成者、最高领导人宋徽宗出现，拙劣与荒唐占据了宋政之上风。宋政与宋，大限已到。
北宋领导人最软弱的表现是“养狼”，而宋徽宗则是在此基础上，加上最无政治远见的表现：“杀狼”蠢行。作为一国领导人，他毫无战略眼光。首先，他不该随着父辈们养狼，把契丹用岁币银喂大，其次，既然养了，它更不该新狼女真出现时，协助新狼灭掉养肥的老狼，乃至使草原“狼界”失往生态平衡，使新狼一匹独秀。
后来的南宋领导人干了与北宋领导人同样的蠢事。助再生新狼蒙古杀渐次老狼女真。假如不是宋朝领导人缺乏政治远见，养狼杀狼，先后令契丹女真消亡，后来蒙古能否崛起尚是未知数。
病进膏肓者，没一个目光炯炯。行将就木的肌体往往并发失明。政治***的衍生品，一定包含“君无远虑、必有近忧”。领导人无远见，君臣并肩得过且过，留给子孙的定是无法收拾的烂摊子。因此，两宋之亡，非战之罪，而仍属“政之罪”也，只是这“政之罪”，表现出“文化流氓”及“战略失明”的些许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