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13年10月11日18:15人民网
蒋经国的失误在于，他在相当长的考察与试用阶段，并没有真正看清李登辉的伪装面目。他所看到的都是表象。而李登辉对台湾农业提出的许多合理化建议在实践中获得的短期效益，则让蒋经国对他的才能与忠诚笃信不疑，特别是李登辉全部脱离农业和教育投身政务后，其事事躬亲的作风颇得蒋经国赞许。蒋经国生前始终无法看清的，则是被李登辉的笑脸和恭维深深掩盖着的政治野心及善于周旋于官场的巧妙为官之道。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猝然病逝。李登辉爬上台湾最高政治宝座之初，对蒋经国生前的许多重要政治决策尚能维护执行，力图给人以民主、团结和尊重元老派的印象，尤其是对蒋家遗孤的慰挽之情，一度深得好评。对有恩于他的蒋经国，李登辉甚至情愿偕夫人连续为其守灵半月，还大笔一挥给蒋经国的遗孀批了一笔钱，作为养家之资。然而他很快就露出了隐藏已久的凶相：先是为了争抢国民党代理主席，利用一批少壮派人物封杀蒋介石夫人宋美龄，致使她为阻止李登辉夺取国民党党权的一封信胎死腹中；接下来，又将蒋孝勇排挤出局，甚至连蒋孝勇求见也屡屡拒之门外，最后让蒋孝勇不得不远走加拿大避祸；1990年蒋经国之弟蒋纬国见李登辉没有丝毫功劳即抢走了国民党的半壁天下，气愤之余联手众多国民党内的拥蒋人士，准备利用台湾“大选”之机重新夺回军政大权。李登辉发现形势对他不利，便集聚身边的少壮派势力和国民党的“八大老”对蒋纬国等人进行围攻瓦解，最后还利用在日本任职的蒋经国之子蒋孝武，演出一幕“亲痛仇快”的“大义灭亲”闹剧，终使蒋家彻底失去了再次问鼎台湾政权的机会。
李登辉控制国民党军政大权后，暗中联络并指使素与蒋家为敌的陈水扁及民进党，在高雄和台北等地大搞清除蒋家影响的活动。虽然出面拆除蒋介石铜像和摘掉蒋经国画像的人是陈水扁（时任台北市长），可暗地操羽毛扇的人是李登辉。而李登辉对蒋经国身后的重要背叛，莫过于他与“台独分子”的勾结。蒋氏父子在世时对主张“台湾独立”的一伙反动势力始终严厉打击和镇压，李登辉上台不久，就把流亡美国的台湾最大“台独”头目彭明敏礼迎回台，并且单独会见。彭明敏也为李登辉的上台和施政积极出谋划策。两人称兄道弟，一时引起台湾政坛侧目。正如美国一家有影响的杂志在题为《李登辉如何继承蒋经国遗志》的文章中所说：“李登辉从前文雅谦和的学者面目，在他执政后逐渐为强悍和霸道所替代了。他对蒋经国反台独路线的背叛，将让台海两岸的政治局势变得更加波谲云诡。”
在李登辉执政晚期，因其“台独”思想作祟，甚至公然背叛国民党的切身利益，暗中联合与支持陈水扁及民进党的极右分子，致使“台独”分裂势力逐渐坐大直至击败国民党夺取政权。1995年，面对蒋氏家族瓜果凋零的凄楚结局，蒋孝勇的遗孀方智怡女士曾向海外传媒透露一个不为外界所知的信息，即蒋经国在病逝之前，曾对身边家人哀叹说：“我看错了人！”
蒋经国在台湾执政13年的功过是非，世人评说，各有千秋，但晚年提拔李登辉作为国民党的继任人，无疑是他运筹国民党前途的一次重大决策性失误。
蒋经国：从坚定的苏共党员到三民主义信徒
2013年10月12日18:43东方早报
作者：贾葭 本文原标题：伊利札洛夫同志归国记
在苏联的十二年，蒋经国称得上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优秀的苏共党员。此后的十二年，则是他日渐靠近三民主义的十二年，迟至播迁台湾前，蒋经国才完全在思想和行动上与苏联及其意识形态决裂。
杭州南山路的俶影桥畔，有一幢暗黄色的西式小楼，门口店招上写着“澄庐咖啡”。在二楼的大阳台上，孤山、白堤尽入眼底，湖光山色一览无余。这幢建筑系民国期间的实业巨子盛恩颐1928年在杭州兴建之别业。
此公系盛宣怀四子，其伯仲叔皆早夭，极受盛氏宠爱，“恩颐”二字是西太后所取。据说上海第一辆进口的奔驰轿车就是他的，租界牌号为4444，上海市牌照为4，别人一看就知道这是盛家老四来了。还有，他的小姨子孙用蕃，是张爱玲的后母。
这幢楼修起来没几年，即成为国民政府主席在钱塘的别馆。1937年的4月下旬，蒋中正在此处小憩。其间，他召见了那个已经不再认他做父亲的儿子蒋经国，后者刚刚从苏联归来。蒋经国去国十二年，父子之间鲜通音讯。不仅如此，经国还两度公开表示，蒋介石是叛贼，是中国革命的罪人。
这是一次特殊而重要的见面。陶涵教授的《蒋经国传》说，经国见到父亲，即双膝跪地三叩首。违背了传统尊父之道的经国，并未主动向父亲请罪，但父亲似乎也原谅了他，且从未提及此事。此前几天，经国在南京拜访陈立夫，陈说，你要向令尊报告，你已不是共产党员，希望加入国民党。
以这次会面为限，此前在苏联的十二年，蒋经国称得上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优秀的共产党员。此后的十二年，则是他日渐绝弃马列信仰、靠近三民主义的十二年。究其原因，既有父子之亲，又有家国之痛。从本书看，经国迟至播迁台湾前，才完全在思想和行动上与苏联及其意识形态决裂。
少年的蒋经国，在上海跟随只长他四岁的上海姆妈陈洁如读书。蒋中正此刻尚在广州，要经国每周写两三百字的信给他。蒋还建议儿子把去函保存，时刻温习。蒋中正给儿子开出的书单是：“四书”、《曾文正公家书》、《王阳明文集》、“三民主义”。蒋亲做批示，把自己读过的书寄给儿子。这是少年经国的思想发轫期。
当时的中国正是“西北望俄京”的时候。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成为反帝国主义的样本。孙中山试图让苏共协助国民党，完成中国革命的反帝任务。1923年9月，蒋中正率考察团赴苏联访问。从蒋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甚至强制性地要求自己去理解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说概要》这本书，他在苏联期间，至少看过五遍。《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传》则至少一遍。
蒋对马克思学说的兴趣分为两部分，政治经济学部分“看不懂，厌弃欲绝者再”(9月23日)，社会发展史部分，“则倦不掩卷”(9月24日)。复习第三遍后，总体的感觉是“尚不能十分了解。甚叹马克思学说之深奥也”(10月10日)。10月30日又记：“看马克思学说上半部，颇欲厌去，至下半部，则生玄悟而不忍释卷矣。”
彼时，恐怕刚刚成立的中共，都未必能得到这么全的资料。蒋在参观之时，对苏联共青团、政工干部的做法极为夸扬，说“这是最好的政策”。但他与苏方的分歧在于，后者认为国民党是个资产阶级政党。与苏维埃军委副主席斯克良斯基讨论军事问题时，后者劝蒋跟工农亲近，暂时不要发展军事力量。
蒋介石表示中国的问题很复杂，必须先廓清北方军阀。杨天石曾认为，蒋介石认定这是俄国人力图控制蒙古、侵略中国的表现，因此，对孙中山的联俄政策持怀疑态度(见杨天石《国民党人与前期中华民国》)。
不论如何，苏俄还是第一个愿意在较大规模上援助中国革命的国家。对孙而言，俄国人的路似乎是一条坦途。蒋中正在俄京访问时，共产国际派来新顾问鲍罗廷，正在广州撰写国民党新党纲和宣言的草稿。1924年1月，党务改造案出台，国民党开始大左转。6月间，保守派倡议中央清党，驱逐共产党员。蒋6月29日在黄埔公开演讲，赞扬苏共，“俄国共产党党员乐意为国家、百姓工作，不只为个人利益做事”。
在亲苏之问题上，即便蒋之内心有怀疑，但在行动上仍紧跟孙中山。这种态度对其子有无影响，无法得知。次年的五卅事件中，蒋经国曾四次出来领导群众活动。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亲苏派汪精卫获选为主席。10月，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宣告莫斯科中山大学成立。
该年夏天，该校还在筹备中，苏共中央与国民党中央就开始联合选拔第一届学生。经国两次找到党国元老吴稚晖，要求吴推荐他去中山大学。蒋立即斥责儿子“朽木不可雕也”，还说负担不起学费。但1925年10月1日蒋在日记中写道：“我再次提示经国，我决定允许他到俄国进修。”短短两个月，蒋的态度就变了。
最积极反共的陈果夫，不仅没有警告，还替经国准备过冬的保暖衣物。1996年陈立夫接受陶涵采访时说，他当时需要苏联的支持。这样看来，蒋中正的变化，也符合他的政治逻辑和政治利益。蒋建议儿子，在出国之前，先加入国民党。10月底，经国赴苏。
中国革命成功，就能够成为苏联抵挡英国和日本的缓冲地带，这是斯大林的算盘。中共羽翼尚不丰满，与左倾的国民党联合，当然是个办法。但国民党不能化解这种内部冲突。1925年末，西山会议派要求分共，蒋介石在《政治周报》第4期发表《为西山会议告同志》，强调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本无冲突。
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分化，也影响到远在莫斯科的蒋经国。1926年秋天，经国在中山大学中文期刊上发表《中国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抨击中共阻碍革命事业，在国民党内部散播纠纷的种子，集结游手好闲的流浪汉反抗国民党部队。他还指控中国共产党进行渗透活动，扩大控制地区，并建立自己的武装。
这种态度可能与蒋经国对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认可有关。托洛茨基作为列宁主义的集大成者、红军总司令，威望极高。经国的导师拉狄克跟托洛茨基关系很近。也许是出自对中国革命核心力量的支持和对国民革命的热忱，他到苏联不久就成为托洛茨基的追随者。甚至有人说经国是托派的组织者。
当时斯大林已经不能容忍托洛茨基对他地位的威胁。10月，托洛茨基被赶出苏共政治局。官方谴责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是社会民主党偏离分子。而中山大学绝大多数中国学生、拉狄克以及若干老师，依然赞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而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的矛盾，又岂是这些年轻学生所能懂得的。
在苏联的武器援助下，北伐比较顺利。1926年8月攻下长沙之后，蒋介石说：“革命要成功，就必须联俄以推翻帝国主义……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环……”蒋经国认为，他心目中的父亲，不但是列宁的信徒，甚至是托洛茨基的信徒。拉狄克就经常说，蒋介石是不断革命的表率，苏联的官方刊物都在赞颂蒋中正。
让蒋经国始料未及的是，在北伐军占领上海后，托洛茨基首先表示，中共要和国民党右派及蒋决裂，同时他建议中共和国民党左派要掌握武汉政权。经国心仪的托洛茨基和拉狄克，成为自己父亲的政敌。是老师错了，还是父亲错了？这对他来说，恐怕很难理解。当时，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希望进军北京，而蒋则坚决要先取上海。托洛茨基也许认为，取得上海之后，因之雄厚的财源，蒋以后未必会事事参考莫斯科的意见。
斯大林和苏联官方媒体依然替蒋介石的军队辩护。占领上海的消息传来，莫斯科一片兴奋。人们在共产国际总部门前聚会，而经国则站在队伍的最前列。1927年4月开始准备群众的红场游行，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红色将军”蒋介石的肖像已经准备好。
这一切都因为“四一二”而改变了。尼古拉·伊利札洛夫(经国的俄文名)同志在中山大学发言，“蒋介石是我的父亲和革命友人，现在却是我的敌人。打倒叛贼！”苏联政府的机关报《消息报》4月21日发表题为《父与子》的文章，摘录经国给父亲的公开信：“革命是我所知道的唯一要务，今后我不再认你为父。”
布哈林的态度要务实一些，支持中共和国民党左派控制武汉政府，联合对抗蒋介石。托洛茨基则主张苏联应该与国民党各个派系全面决裂，在中国各地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蒋经国是托洛茨基的支持者，不仅写文章表示支持，甚至去拜会托洛茨基，但是他不知道，斯大林已经布好了针对托派的一系列行动。共产国际的一位代表向经国表明，他必须放弃亲托洛茨基的活动和信仰。
“四一二”之后，国民党中央饬令国民党籍学生离开中山大学回国，两百三十九个人听从命令。留下来的三百二十个学生中，有五十名是国民党员。这其中不仅有蒋经国，还有冯玉祥的子女——冯弗能(据说曾是蒋经国的初恋情人)与冯洪国。
中共于是依照斯大林的意见，在各地举行暴动，这就是后来被中共称为“南昌起义、鄂南起义、秋收起义、海陆丰起义、广州起义”的一系列对抗。在广州暴动中，苏联领事馆甚至直接参与担当军事顾问，领馆的车挂着红旗游街，两天后就被镇压，多名苏联外交人员暴尸广州街头(见沈志华主编之《中苏关系史纲》)。
1927年秋天，蒋经国到托马契夫中央军政学院学习，他的军事学导师是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在十月革命十周年的游行中，中山大学亲托洛茨基的师生，亮出托派的标语，高呼反斯大林的口号，被官方平息。1928年1月，托洛茨基即被流放至土耳其。经国在此时在学院签署正式声明，放弃托派思想。他说：“遵照军校同僚的劝告，我终止与这个团体秘密活动的关系。”
在军政学院里，蒋经国事事积极，表现出对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遵从态度。他还发表诠释唯物辩证法的文章，加入共青团。但共产国际对他并不放心。江浙同乡邀请他做同乡会长，竟遭到王明的调查。1928年夏天，蒋经国成为苏共候补党员。此时，苏联全国正在忙于消灭富农阶级。蒋经国在日记里，对下层的工农极为关心，事无巨细地记下他的行程和感想。
蒋经国在1930年5月毕业，10月，调职至迪纳摩电厂。蒋经国在列宁国际学院的一次会议中批评王明，共产国际逼他离开莫斯科。他向苏共申诉，才得以留下。此时，他已成为斯大林跟蒋介石角力的一颗棋子。
1931年12月，国民党抓获一个叫牛兰的波兰人。此人奉共产国际之命在上海指挥中国共产党的地区支部。宋庆龄提议，以牛兰夫妇换取经国回国，为蒋中正所拒。他在1931年12月16日的日记里说：“我宁愿让经国远谪苏联，甚至命丧异域，也不能放走一个罪人换他回来。”这天，他刚刚辞去本兼各职，回到溪口。陶氏评论说：“蒋氏关切儿子安危，也与他决定下野有强烈关联。”
1932年10月，王明回到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这正是掌控蒋经国的机关，王明拟让经国去西伯利亚工作。同时苏共领导也告诉经国：我们是希望你留在莫斯科，可是你和中共代表不和，最好还是离开。经国在这个时期，已经确认中共和苏共是同路人，而父亲并不是。寄人篱下的他不但要反对中共、而且要认可遵从苏共，委实不易。
1934年8月，蒋经国被委任为乌拉尔马许工厂的《重工业日报》副主编。国家安全部对他说，中国政府希望他回国，但是他应该写信给外交部，表明不愿意回国。随后，《真理报》刊出蒋经国写给母亲毛福梅的信，说父亲是“全体人民公敌，因此也是他儿子难以和解的敌人”。这封信出自王明之手，王写好之后，让经国签字。经国再三拒绝，最后还是签了。
次日蒋经国去见安全部的首脑雅戈达，提出让王明销毁信件。经国自己写了一封信，内中提到，“我无日不盼望着再尝尝久已未尝的家常小菜。”婉转表达了要回国的意思。但《真理报》还是发表了王明的那个版本。从这一行为来看，经国已经对苏共及中共对他的限制表示了些许不满。
1936年夏天，他的导师拉狄克认错入狱。蒋经国认识的干部几乎全部遭到清洗。在这样的背景下，当年11月16日，蒋经国申请正式加入苏共。西安事变后，蒋经国回国成为可能。12月14日，共产国际得知乌拉尔马许党委即将批准蒋成为党员，立即要求经国回莫斯科。12月16日，周恩来与蒋介石会面，担保蒋经国可以回来。情势变得明朗起来。
1937年2月，经国在莫斯科的告别茶会上说：“中央派我到中国，以便把家父争取到我们这一边。”随后，他还与斯大林见面，讨论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此时共产国际和苏共对蒋介石的评价又变了，共产国际的季米特洛夫盛赞蒋介石深明大义。
到了海参崴，陪同他回国的康生，与他联合给中共莫斯科党部发电：“现在，党派我回国，这是一件重大任务……请转告共产国际执委会，我会恪遵党纪……我们由苏联海滨向各位共产同志最热忱的问候。”这是他最后一次听从共产党的命令。
经国与父亲见面前，拜会了吴稚晖。经由吴转达，蒋中正才同意召见。蒋显然对这个共产党员儿子很不放心。1937年5月12日，他给经国写信，要求蒋经国重读三民主义与孙文学说。信中说：“民生主义中批评马克思主义各节，尤为重要，应即切实用客观态度悉心研究。”不仅如此，还派了徐道邻与经国在溪口同住，用意颇为明显。
蒋还要求儿子继续读曾文正、胡林翼的书。也许他觉得这十二年经国在苏联的思想意识已经完全“赤化”，亟须纠正。经国似乎也愿意向父亲表现出自己进步的一面，在去信中大谈自己对传统文化、三民主义的认识。一个月后的6月16日，蒋在日记里评价经国，“文字思想皆有进步”。
但蒋经国的行为依然难以完全摒弃共产党作风。次年春天，经国任江西省保安处少将副处长。他雷厉风行地处死逃兵，遭到熊式辉投诉，说他作风像共产党。蒋介石也接到类似的投诉。忠义救国军负责人文强，受戴笠之托，每个月跟蒋经国见面一次。文强向他解释国民党的派系斗争和现状。而经国则用“大资产阶级”这样的词称呼孔祥熙和宋子文。这些谈话记录转呈戴笠，再转呈蒋。
皖南事变后，苏联对国民党的援助减少。这年春天，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和日本外相松冈洋右签订日苏中立条约，蒋经国才渐有反共情绪。他在《青年日报》上开始发表反共文章。此后，他在赣州推行“赣南新政”，颇受外界好评。他经常为人称赞的一点是，喜欢亲近工农大众，平易近人。这大约是他保留的唯一 “共产作风”了。陶涵认为，赣南经验为蒋经国日后主政台湾提供了诸多借鉴。
抗战胜利后，由于国民政府的亲美态度，蒋经国已经不被苏联信任。因为接收东北的问题，他在1945年圣诞节赴莫斯科，曾经两度拜会斯大林，寻求东北问题之解决。而莫洛托夫认为，这是两面派手法，“伪装他是苏联真心的朋友”。 1946年2月22日，重庆爆发数万人规模的反苏游行，游行队伍砸毁中共的报馆，冲进苏联使馆，蒋经国曾力劝其不可。
蒋经国本人，此时仍对苏联保有些微好感。他也曾数度与苏联驻华武官罗申将军密谈，想促成蒋中正与斯大林之会面。4月18日，他还向魏德迈将军办公室要求，美国空军必须放弃南京的一个招待所，供苏联大使馆使用。还有人说，他在上海整顿经济期间，还曾阅读过《列宁全集》。他大脑里的马列思维，似乎还无法完全去除。整顿经济有一个“打倒官僚资本”的口号，也是列宁式的。
蒋经国从一个坚定的苏共党员到最后完全承继三民主义，用了十二年时间。在与中共和苏联几度交手后，他本人的思想开始转向。在苏联目睹的大清洗以及延安整风，对他影响也很大，蒋介石、徐道邻、戴笠、文强等人与他的谈话，也不消说，更重要的是，战后他亲身处理的东北问题，让他得以完全看清楚苏共的实用主义路线。
蒋经国：今日之功救赎昨日之过
2013年10月12日18:33东方早报
作者： 贺越明
蒋经国虽然天不假年，在解除“报禁”有关政策的改弦更张上仅止于决断，却造成了绵长而深刻的后续影响，而这正是他审时度势下自我否定并痛改前非的魄力展示。
《蒋经国传》 [美]陶涵著 林添贵译
华文出版社 2010年10月第一版
北京的华文出版社今年推出陶涵(Jay Taylor)撰著的《蒋经国传》简体字新版，正值传主蒋经国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十年前，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和台北时报出版公司同时出版该书英文版、中文繁体版，新华出版社则在两年后首度出版中文简体版，但对该书“有较大篇幅的删节”。这次简体字新版的“出版说明”表示“基本保留了原书的全貌”，并对该书作了较高的评价。陶涵现任哈佛大学教授，曾作为国务院外交官先后“驻节”台湾和中国大陆，是一位著名的“中国通”。为撰此书，他在海峡两岸及美国访问了蒋经国部属和旧友一百六十多位，还大量引用美国国家档案局甚至俄罗斯迄今未公开的档案，英文原著仅注释和索引即达九十页。读过这部传记之后，感到著者为搜求资料确实花了很大功夫，特别是对“美、台关系”的互动、演变占有极为丰富的史料，有些叙述令人恍若身临其境，这方面是任何一位台湾或大陆的研究者难以企及的。相反，书中对台湾岛内政治生态变迁的某些阐述，却未尽准确和详尽，个别地方尚有隔靴搔痒之陋，阅读时还需借助相关史料予以补充和参证。
传主蒋经国的一生，属于典型的政治人生，他在政坛上最有作为的时期，即《蒋经国传》第二部“立足台湾”所述从最初辅佐蒋介石到亲自主持全局，前后几近四十年，尤以后十二三年更为重要。作为一位政治人物，其所作所为有功有过，往往今日之功即以昨日之过酿成，而这一点却很容易被忽略。在全书压轴的第二十六章“中国式的民主”开头，陶涵写道:“1988年1月1日，在蒋经国的指示下，台湾当局正式结束对报纸的限证(维持在二十九家)、限张(维持在三大张)的禁令。数天之内，就有两百家左右新出版物向政府办理登记，街头立刻出现许多新兴画报。”当年，解除“党禁”和“报禁”，被视为蒋经国临终之前朝向政治民主化的奋力一搏。就在1月13日，他猝然病故，距这项重大宣布不到两周时间！他的整个人生，因而定格于“政治革新”的亮点。但该书对解除“报禁”这件大事的描述，大致如上所述，既无纵向的历史铺陈，也无横向的事理解析，显示著者在这方面所掌握的资料有限，对其中的内在逻辑及因果关系或不甚了然。殊不知，蒋经国虽然天不假年，在有关政策的改弦更张上仅止于决断，却造成了绵长而深刻的后续影响，而这正是他审时度势下自我否定并痛改前非的魄力展示。
蒋经国虽在1972年5月出任“行政院长”，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蒋介石由幕后复行视事时，已决定让他和陈诚分掌权柄，而其主管范围包括政工、情治等，文宣也在其中。最初，国民党主要沿用统治大陆时的法律及制度，并增加“行政院”《战时新闻用纸节约办法》、警备总司令部《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还采用停止新闻纸配给以及强行裁并、勒令改组或强迫停刊的手段，迫使岛上不少报刊尤其是民营报刊关门大吉。到1979年4月1日，“行政院”新闻局修正发布《出版法》施行细则，其中第二十七条规定：“战时各省政府及直辖市政府为计划供应出版品所需之纸张及其它印刷原料，应基于节约原则及中央政府之命令，调节辖区内新闻纸杂志之数量。”如何“调节”呢？《战时新闻用纸节约办法》有明确规定：各报社的报纸，每日的篇幅一律不得超过对开三张，逢特定纪念日，各报可以增刊，但篇幅不得超过对开一张，此所谓“限张”；同一报纸，不能在不同的地方印刷，此所调“限印”；全台湾的报纸总数控制在三十一家以内，此所谓“限证”。实际上，自1952年起，政府从未发出一张新的报纸登记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除了报与报之间“大吃小”的吞并、垄断外，台湾没有真正出现过一份新报纸。故此，党外异见人士和团体只能利用法规的空当，通过创办杂志发表政见，如《八十年代》、《美丽岛》、《亚洲人》、《暖流》、《疾风》和《钟鼓楼》等，封了再办，前赴后继。
蒋经国的权势日增，那些负责钳制舆论的机构无不听命于他，如国民党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行政院”新闻局、警备总司令部下属处室和调查局有关部门均各有分工，或明查暗访，或依法裁决，或幕后指挥，或前台操作，构成一张随时可将任何报刊罗织入罪的密网，只要发现有不合当局口味的，轻则刁难，重则治罪直至禁绝。至于罪名则五花八门，诸如“内容严重混淆视听”、“影响民心士气”和“违反《出版法》”之类。
到蒋介石1975年4月5日撒手人寰后，登上党政大位的蒋经国继续威权统治，但对同类个案的处置方式有所变化。1976年8月，时任律师的傅朝枢接办《东方日报》，将之更名为《台湾日报》后经常对当局进行抨击。尽管其言辞激烈，蒋经国并未下令将傅送去绿岛吃牢饭，而是指示有关部门在1978年8月以重金收购该报，让其得以换取外汇赴美国及香港办报，在境外任意批评。台湾“报禁”开放之前，除去清一色的党营、公营和军营报纸，几份比较像样的私营报纸，也握于有国民党中常委头衔的报老板之手。如此，岛内资讯来源相同，舆论大体一律。据有人研究统计，台北一地五家主要报纸的政治、军事和国际新闻的相似度，一度高达百分之七十以上！
“报禁”的存在，对台湾“新闻自由”始终是一个讽刺性标志。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举行“国建会”时，《联合报》系代表在新闻组发言要求“开放报纸登记”，“取消篇幅限制”。前《中央日报》社长马星野在1981年6月一次演讲中说：“人为的三大张篇幅限制，未免有违于自由平等的原则了。”这位老报人曾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管宣传的第四组任主任，能有这番感慨足以说明“报禁”之落伍讨嫌。同年，一向充当“政治花瓶”的中国青年党主席李璜，为该党机关报《新中国日报》复刊当面向蒋经国请求，“俾中国青年党的言论及主张，为配合政府的反共复国主张，有以自见于国人。”蒋经国“允予交办”，但国民党中央秘书长蒋彦士二十天后约见李璜，以“开放报禁，一时尚有困难”婉拒。李璜颇感委屈地表示，他不是要政府普遍开放报禁，而是为友党开放一张曾办了十四年的日报，却难以如愿。直到那时，“报禁”尚无任何松动的迹象，执政的国民党前瞻后顾，担忧党外反对势力获得以报纸传播资讯和理念的权利，其将失去对舆论的有效操控。 台湾的“报禁”于1988年初蒋经国病故前不久宣布解除，但他正式做出决断则在一年多以前。这项政策的调整，与其说是他个人思想上的幡然觉悟，不如视为其面对内外部压力交汇时富于理性的顺势而为。从上世纪六十年代经济起飞到八十年代臻于繁荣，庞大的中产阶级不满足生活富裕，留洋学子带动社会观念更新，本土势力吁求更多权利，在在使政治民主化浪潮有进无退，而“反共复国”方针沦为废话，与大陆民间交往之门开启，则导致“戒严”的法理依据不复存在，“报禁”和“党禁”政策失去依傍。形势比人强，蒋经国终于在1986年9月明示：将解除实行三十八年的戒严令，并开放党禁，开放报禁。正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
蒋经国对党政核心层的这一宣示，立即成为新闻界的头号新闻。1987年2月，国民党文工会主任宋楚瑜升任中央副秘书长之前，接受《天下杂志》访问时说：“政策上的考虑比较简单，就是执政党从三中全会以来，一直检讨国家的情势已经走到另外一个阶段，除了在政治上做了许多革新的措施之外，对现有重大行政的事情，也做了整体的检讨。所以在开放组党之外，也检讨报业问题。”他表示：“至于决策的背景，还是依据蒋主席对于未来国家发展走向开放的指示，除了政治外，信息方面也要开放。”几句解画之言，勾勒出蒋经国对这一问题的思路变化脉络，显见他把结束戒严与解除党禁、报禁看作“政治革新”的关联性举措。
其时，台湾新闻界最关注的是，已经拥有三百七十万份发行量、每年广告收入达七十亿新台币的报业市场，解禁后将有一大批报纸问世，势必形成新的竞争格局。同时，也有报人忧虑束缚业界多年的“报禁”名亡而实存，因为就在宣布将解除“报禁”不久，“行政院”新闻局的人事出现异动，曹建中任出版处处长，黄新生任国内新闻处处长，李继玄任该处副处长。其中，曹是前警备总司令部政六处处长，专事管制出版物，取缔党外杂志最力，后为“国防部”总政战部政二处处长；黄原供职于一所军校，也有浓厚的军方色彩。这几位脱下军装，换上西装，不能不引起业界及各方的疑虑。民进党籍“立法委员”吴淑珍（即陈水扁之妻）向“行政院”提出书面质询，要求中止军警人员出掌新闻局重要职位。国民党籍“立法委员”黄主文也指出，过去由军方人员审检出版物已遭物议，若解除戒严后，新闻局要职由这些具特殊背景的人出任，更值得非议。这种军警人员转职新闻主管单位的举动，未必是蒋经国下令部署，但可肯定有其身边的人参与策划或首肯，使得解除“报禁”的前奏听上去不太美妙。《蒋经国传》这一章写的是“中国式的民主”，如此有趣的题目若直接用于形容解除“报禁”的附加动作，倒也恰到好处，一方面是外国人难以理解，另一方面又确实是“中国式的”，台湾乃是中国的一部分。
苏联放蒋经国回国内幕
2013年09月30日23:20 新浪历史 作者：杨天石
流苏时期的蒋经国与蒋方良
近代中国有过多次留学运动。辛亥革命前，大批爱国青年赴日，企图学习日本维新致强经验；五四运动后，大批爱国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企图直接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大革命时期，不少爱国青年赴苏，企图学习俄国革命经验。
蒋经国留苏不归
近代中国有过多次留学运动。辛亥革命前，大批爱国青年赴日，企图学习日本维新致强经验；五四运动后，大批爱国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企图直接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大革命时期，不少爱国青年赴苏，企图学习俄国革命经验。1925年10月，经蒋介石批准，16岁的蒋经国和其他90个年轻人一起赴苏。当年10月1日，蒋介石日记云：“复谕经儿，准其赴俄留学。”
蒋经国到达苏联后，进入莫斯科孙中山大学。1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2月，蒋经国写信给父亲，批评来信“不脱离宗法社会的语意”。蒋介石不以为忤，回信表示：“你的进步我以为很大，你的思想、语意统统是对的。”信中还说：“中国革命如能成为世界革命之一部分，这样革命才有意义，否则不能说是革命。”这以后，蒋介石得悉儿子已经加入共青团，写信勉励他以共产主义为事业，函称：“我虽然未加入共产党，而为纯粹的国民党员，但我自认我一生的事业是在革命。所以我们父子两人始终是立在革命战线奋斗的。我对于你，名称虽为父亲，在革命上说起来是一个同志，我实在是满足的。”6月，蒋经国写信向父亲报告学习情况，蒋介石觉得信写得不错，“文理甚有进步”，高兴之馀，特别将信递给张静江阅读。不久，北伐开始，蒋经国曾以《中国北伐的目的及其最后的成功》为题，在莫斯科群众大会上演讲，受到热烈欢迎。此后，他被孙中山大学的联共支部书记视为“有训练的马克思主义者”。
转眼就是1927年。这年2月1日，蒋介石还曾致函经国，鼓励他毕业后“仍在苏联继续学习”，看不出会有大的政治动作。但是进入4月，蒋介石却通过白崇禧在上海收缴工人纠察队武装，发动反共政变。这对于蒋经国宛如晴天霹雳，但他转变得很快，马上带头鼓动学生到莫斯科共产国际大厦前游行，并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谴责：
蒋介石是我的父亲和革命友人，现在却是我的敌人。几天前，他已经不再是革命党，成了反革命分子。他对革命说尽好话，时机一到却背叛了革命。
自然，蒋经国的这一表态得到了苏共和在莫斯科的中共党人的充分肯定，一度被他的同学们称为“敬爱的人”。不过，几个月之后，他又在秘密鉴定中被认为“政治上不坚定，犹豫不决，需要长期特别的政治监视”。
在孙中山大学学习期间，蒋经国受校长拉迪克和施凯德教授等人影响很深。他们告诉蒋经国，“托洛茨基是位勇敢的革命志士”，“托洛茨基的学说是最进步的”。年轻的蒋经国也很欣赏托洛茨基的名言，“以革命的火炬烧掉旧世界”。他不仅沉迷于托派的激进革命理论，而且加入了托派秘密组织。斯大林曾应邀到校演讲，批判托派的错误。蒋经国听过报告之后，没有觉得托派错在何处，仍然继续进行反斯大林的活动。1927年12月，联共(布)召开第15次代表大会，开除托洛茨基等人的党籍，蒋经国这才承认错误，退出托派。
据蒋经国自述，他从孙中山大学毕业后，曾申请归国，但未被批准，他便申请加入红军。1928年，蒋经国以“最优秀的五名学员之一”的优异表现，被保送进入列宁格勒苏联红军军政大学。在演习中，他曾担任过连长、团长、及师参谋长等职。1930年3月28日，被批准成为联共候补党员。同年7月，蒋经国从军政大学毕业，被派到工厂实习。1931年，因在公开会议上批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被送至莫斯科郊外的石可夫农场劳动。次年，苏共又应王明要求，将蒋经国送到西伯利亚的一座金矿做工。1932年11月，蒋经国到乌拉尔山附近的一座重型机械厂当技师，后升任助理厂长和当地《重工业报》的主编。1935年3月，和同厂的女工芬娜结婚。同年12月，长子蒋孝文出生。
蒋经国有过回国的念头。1934年12月，苏联内务部乌拉尔分部主任李希托夫找蒋经国谈话，告诉蒋：“中国政府要我把你送回去。”当蒋经国为之精神一振时，李希托夫又告诉他：“最后决定权当然在我们。我现在要你写份声明给外交部，告诉他们说你不愿意回国。”后来，蒋经国奉命和中国大使馆的一位书记谈话，蒋当然不敢透露想回国的愿望。1935年1月，共产国际将蒋经国召到莫斯科，王明告诉蒋经国，中国最近谣传你在苏联被捕，要蒋写信回国，告诉母亲，自己在苏联完全自由。王明拿出了一份代拟的信件，蒋经国觉得并非己意，拒绝签名。后来苏联内务部长和王明商量，同意蒋经国另写一信，蒋经国仍然不敢透露自己想回国，只含蓄地写了一句：“我没有一天不想吃点久未尝到的家乡小菜。”从莫斯科回到乌拉尔后，蒋经国曾经通过一个名叫陈甫玉的华侨帮他带一封信给蒋介石。一个月后，陈的妻子告诉蒋经国，陈甫玉已经在距离中苏边境只有几里的赤塔被捕。大概即在此后，蒋经国曾一度被取消候补党员资格。苏联有关方面的结论是：“我们不要忘记，蒋经国是蒋介石的儿子。”
1936年12月，蒋经国申请成为联共正式党员。他在自传中表示，如果将来有机会碰到蒋介石，要“给他和他的党羽严酷的惩罚”。同月15日，蒋经国被接受为第四类布尔什维克党员。所谓第四类，指的是“人民敌人”的子女。这说明，他是被作为特殊情况处理的。
拒绝以承认《伯力协定》换取蒋经国
尽管蒋经国痛骂蒋介石，宣布与其断绝父子关系，但是，他是蒋介石的亲生儿子，留苏不归，蒋介石还是怀念他的。
蒋介石对蒋经国的教育很重视，亲自为他制订课表，聘请老师，选择学校，写信指导。
1920年11月30日，蒋介石与人谈起对经国的教育，觉得母亲的话很“陈腐”，深恐贻害经国，谈起来有痛心之感。蒋介石是孝子，在日记中批评自己的母亲，这是很少见的。
1922年9月，蒋经国考入上海万竹小学四年级，蒋介石感到喜慰。当日致函儿子，要他每日写楷书一二百字，用心学习英文。13日，又再次致函，要他勤奋读书、习字，熟读《论语》、《孟子》等“四书”以及《左传》、《庄子》、《离骚》等书。函称：“目今学问，以中文、英文、算学三者为最要，你只要能精通这三者，亦自易渐渐长进了。”
此后，蒋介石虽然公务日渐繁忙，但还是不断给经国写信，或给予鼓励，或给予指导。1923年11月，蒋介石正在莫斯科访问，于27日致函，鼓励他学英文要勇于开口：“凡是所学的东西，总要能够应用才好。如其单是牢记其方法成句，而不能应用，那学问也就枉然了。”1924年5月，蒋介石正在广州创办黄埔军校，于1日寄函，询问其是否曾看《曾文正家训》。月底，又致函称：“曾文正公言办事、读书、写字，皆要眼到、心到、口到、手到、耳到，此言做事时，眼、心、口、手、耳皆要齐来，专心一志，方能做好。”
蒋介石之所以对蒋经国的教育抓得如此之紧，说明眷爱之深与期望之大。蒋经国留苏不归，久无音讯，蒋介石盼望儿子归来，自是人之常情。但是，此后一段时期中苏关系的恶性发展，使蒋介石感到蒋经国归来希望很渺茫。
国共关系破裂后，斯大林和苏共中央经过多次讨论，决定支持中共组织武装暴动，在广州建立工农兵苏维埃。1927年12月，苏联驻广州副领事哈西斯及领事馆工作人员乌科洛夫、波波夫等人参与广州暴动被杀，南京国民政府发布断绝邦交令，宣布撤销驻在各省的苏联领事馆，各地苏联国营商业机关一并停止营业。
1929年7月，在南京国民政府“革命外交”的氛围中，张学良以武力强行收回当时为苏联掌握的中东铁路部分管理权。17日，苏联政府宣布从中国召回所有官方代表，要求中国外交官迅速撤离，断绝外交关系。9月至11月，“苏联特别远东集团军”进攻中国东北军，东北军战败。12月22日，东北地方当局代表蔡运升受南京国民政府委派，与苏联代表谈判，达成《伯力协定》。事后，南京国民政府国务会议认为，《协定》的范围超出了中东路问题本身，涉及通商、恢复使领馆等须由中央“直接交涉”的问题，属于“逾越职权”，不肯批准。
中苏断交，蒋经国归国的希望断绝。有时，蒋介石就自我安慰，以党为家，以黄埔军校的学生为子，要“家”干什么。1930年10月31日，宋蔼龄偕子女到奉化溪口，与蒋聚会，两家团圆欢愉之际，感觉缺少经国，宋蔼龄便向蒋介石建议，考虑承认《伯力条约》，为营救经国归来留下余地。蒋介石决然回答说：“伯力纪录无异亡国，余宁牺牲一切，虽至灭种，亦誓不承认也。”次日，蒋介石、宋美龄陪宋蔼龄拜谒蒋母墓地，再次讨论营救蒋经国回国一事，蒋介石的回答却是“不宜操切”。自然，换取蒋经国归国的问题就无法谈起了。
蒋介石虽然拒绝了宋蔼龄以承认《伯力协定》交换蒋经国的建议，但是，他对蒋经国的思念却有增无减。由于蒋母已去世多年，蒋经国又是蒋母疼爱的长孙。这一段时期，蒋介石对儿子的思念经常和对母亲的思念糅合在一起。如1931年1月25日日记云：“少年未闻君子大道，自修不力，卒至不顺于亲，不慈于子，至今悔之不及。” 同年12月3日日记云：“近日思母愈切，念儿亦甚。中正罪孽深重，实无颜以对父母也。”古语云：“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蒋介石是儒学伦理的遵奉者，他担心蒋经国死在异国他乡，将来自己去世后，无颜见双亲。
这之前和之后的一段日子，大概是蒋介石一生中最倒霉的时期之一。由于软禁胡汉民，汪精卫、孙科等在广州造反，另立国民政府；由于采取不抵抗政策，日寇轻易地占领了东三省。因此，蒋介石不得不考虑引咎辞职。正像他在日记中所述，心情极度悲凉。思母、念儿、忧时三者常常结合在一起。如：1931年12月14日晚，蒋介石想起第二天就是母亲诞辰，心中悲伤，日记云：“夜梦昏沉，对母痛哭二次。醒后更悔不孝罪大。国乱人孤，但有痛楚而已。”12月15日，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央提出辞呈，要求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各职。这一天，蒋介石可谓辛酸至极，他觉得，自己辛劳八年，死伤部下30余万，手造国家，现在辞职，就像放弃亲自扶养的儿子一般 ，由此，他进一步想到留俄不归，无法相见的蒋经国，倍感痛苦，在日记中叹息：
“呜呼！于国为不义，于党为不忠，于母为不孝，于子为不慈，能不愧怍！未知以后如何自反以报答亲恩与党国也。”
这里，既有失去民国元首宝座的痛惜，也有对留俄不归的儿子的忧虑。
再拒以牛兰夫妇交换蒋经国
就在这一时刻，历史给了蒋介石一个争取蒋经国归来的机会：宋庆龄向蒋介石提出，释放国民政府逮捕的共产国际间谍牛兰(Hilaire Naulen)夫妇，以之为交换条件，让苏联政府允许蒋经国归来。 当年12月16日蒋介石日记云：
孙夫人欲释放苏俄共党东方部长，其罪状已甚彰明，而强余释放，又以经国交还相诱。余宁使经国不还，或任苏俄残杀，而决不愿以害国之罪犯以换亲子也。绝种亡国，乃数也。余何能希冀幸免！但求法不由我犯，国不由我而卖，以保全我父母之令名，使无忝所生则几矣。区区后嗣，岂余所怀耶！”
这一则日记涉及当时的一项重大事件。
1929年2月，共产国际东方部在上海成立远东局，借此帮助中共中央工作，同时负责联络东方各国共产党。远东局下设政治部与联络部。联络部主任为阿布拉莫夫，牛兰夫妇是其手下工作人员。牛兰，原籍波兰，曾在共产国际南洋局工作，1930年3月奉调来华，在阿布拉莫夫手下当联络员，负责管理秘密电台、交通及经费等事项，同时兼任红色工会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处秘书。1931年6月15日在上海四川路235号寓所内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8月9日，在上海高等法院第二法院受审。14日，由上海警备司令部移解南京。
牛兰夫妇被捕后，国民党当局以为抓到了一个大人物。他的职务被说成为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不仅指挥中共南方局，而且指挥中共长江局及北方局，就连印度、菲律宾、马来亚、朝鲜、安南、日本等地的共产党，也均在其管辖之下，每年活动经费有50亿元之巨云。上引蒋介石日记所称“苏俄共产党东方部长”，即指牛兰。
为营救牛兰夫妇，中共保卫部门和苏联红军总参谋部上海站迅速制订计划，由潘汉年和该站工作人员里哈尔德·左尔格共同负责。宋庆龄即与他们密切配合，为营救牛兰夫妇做了许多工作。
宋庆龄于1931年7月因母丧自德国回国，8月13日到达上海。没过几天，即接到德国著名作家德莱塞、劳动妇女领袖蔡特金以及珂勒惠支教授等多人来电，要求宋庆龄设法营救牛兰夫妇。蒋介石日记表明，宋庆龄曾于当年12月向蒋提出，以遣返蒋经国作为营救牛兰夫妇的交换条件，遭到坚决拒绝。蒋介石当然会想到，对宋庆龄方案的拒绝可能导致苏方加害于蒋经国，但他马上又想：古人传世，依靠德行与勋业，不靠子孙。前代史传中有许多圣贤豪杰、忠臣烈士都无后，但其精神事迹都卓绝千秋。与之相比，自己念及“有后”、“无后”一类问题，说明自己志向低鄙。不过，他猜想，俄国人也许还不至于加害经国，自己生前也许见不到儿子，但死后，经国“终必有归乡之一日”。蒋介石就这样心事纷纭，想来想去，觉得自己“对国不能尽忠，对亲不能尽孝，对子不能尽慈”，白白活在世间，伤心之至！
以蒋经国交换牛兰夫妇，这一主意可能来自莫斯科。牛兰夫妇被捕后，莫斯科不仅动员了许多国际知名人士出面营救，而且愿意以蒋经国交换，这一事实说明牛兰夫妇在共产国际中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同时，这一条件通过宋庆龄提出，也显示出宋和莫斯科方面的密切关系。季米特洛夫日记记载，宋庆龄“已近乎是共产党员”，她参与营救，很可能有特殊背景。
蒋介石拒绝宋庆龄的建议，显示了他性格中坚决反共和倔强一面，但是，他还是希望蒋经国能够回来，也相信能够回来。1934年2月13日记云：“今日者母亡家破，子散国危。若不奋勉，何以对先人？何以见后嗣？勉之！”同年8月15日日记云：“近日病中，想念两儿更切，甚望其能继余之业也。”可见，蒋介石虽然作了蒋经国在苏联被杀的最坏思想准备，但对其归来仍抱有希望。
周恩来担保蒋经国归来
当时，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威胁下，中苏开始接近，双方都希望以两国的联合牵制和震慑日本。蒋介石一面指令颜惠庆、顾维钧、王宠惠等与苏联谈判。企图恢复邦交，一面通过外交途径争取让蒋经国回归。1934年9月2日日记云：“与颜、顾、王等谈外交方针渐定，彼等或较谅解。经国回家事，亦正式交涉。此二事能得一结果，则努力之效渐见。”同年12月，蒋介石从苏方得到消息，蒋经国不愿回国，蒋介石一面感叹“俄寇之诈伪未已”，一面则自觉“泰然自若”。他在日记中写道：“当此家难，能以一笑置之，自以为有进步也。”不过，蒋介石也想到，蒋经国在苏联已经被“赤化”，曾经发表过一份批判自己的激烈声明，即使能够回国，见面时如何相处，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这样一想，他就转而安慰自己。1935年1月9日日记云：“经国不归，使余无逆子之忧惭，是塞翁失马，上帝必有其意旨也。”
次年12月，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最初，蒋介石不了解张、杨和中共方面会如何对待自己，作了被杀的最坏准备。12月16日，黄仁霖到张学良住处看望蒋介石，蒋托他带给宋美龄一函，交代后事，但此信为张学良所扣。20日，宋子文到陕，蒋介石将写给宋美龄的遗嘱交给宋子文，要他转交。致宋函表示：“今事既至此，惟有不愧为吾妻之丈夫，亦不愧负吾总理与吾父母一生之教养，必以清白之身还我先人，只求不愧不怍，无负上帝神明而已。”他嘱咐宋美龄善待经国、纬国，函称：“家事并无挂念。惟经国与纬国两儿，皆为兄之子，亦即吾妻之子，万望至爱，视如己出，以慰吾灵！”致宋函之外，还有一函致经国与纬国：
我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甚望两儿，不愧为我之子而已。我一生只有宋女士为我惟一之妻，如你们自认为我之子，则宋女士亦即为两儿唯一之母。我死之后，无论如何，皆须以你母亲宋女士之命是从，以慰吾灵，是嘱。父。十二月二十日。
这两份遗嘱表明，蒋介石在对后事预作安排。
西安事变刚刚发生时，王明曾拟自莫斯科致电在陕北的中共中央，要求枪毙蒋介石，为斯大林制止。12月16日，季米特洛夫致电中共中央，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中共中央在12月13日召开政治局局扩大会议时，主张罢免蒋介石，交付人民审判。12月1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否定13日会议的意见，确定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不仅如此，24、25日，蒋介石两次会见周恩来，蒋介石答应，只要红军听命中央，接受统一指挥，他“不单不进剿，且与其他部队一视同仁”。有资料说，周恩来曾向蒋担保，蒋经国可以由苏联归来，经国是爱国分子，毫无疑问，也会希望父亲抵抗入侵中国的敌人。
蒋经国的归国难题终于呈现曙光了。
共产国际委派蒋经国回国
中苏关系改善后，苏方对蒋经国的回国态度也逐渐转变。1936年11月上旬，苏俄驻华大使准备回国，通过张冲向蒋经国传达“经国可以回国”，并称：前些时候，蒋经国曾通过华侨带信回国，“被搜查折回”。蒋介石得悉后感到安慰，在日记中表示：“可知经儿未忘其国家也。” 同月，蒋廷黻被任命为驻苏大使，启程之前，宋美龄特意告诉蒋廷黻，委员长希望长公子能够回国。到达莫斯科后，蒋廷黻和苏联副外长史迪曼尼可夫商量，请他代为查询蒋经国的下落。史表示很困难，答应试一试。
蒋经国的回国问题终于进入议程。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停止了对陕甘宁苏区的围剿，国共双方加紧了联合抗日的谈判。蒋经国曾致函共产国际主席季米特洛夫和斯大林，要求回国。1937年3月10日，季米特洛夫决定，叫蒋介石儿子来一趟，然后派他回国。蒋经国到莫斯科后，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向他表示，很快就可以回到中国，但首先要写一个声明，保证回到中国后不跟中共作对，也不能站到托派一方。
在莫斯科期间，蒋经国先后会见苏联副外长史迪曼尼可夫、斯大林的密友李希巴托夫、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等人。他们对他都很友好。史迪曼尼可夫对他说：“中国政府要求我们送你回去。苏联政府现在觉得南京政府及其领袖蒋总司令对我们是友善的，因此，我们愿意答应我们朋友的要求，把你送回中国。”又说：“中苏关系正在日益改善。我们现在对南京政府及蒋总司令有很透彻的认识。中国近四五年来，有了长足的进步。我希望我们将来不单在地理上，而且还在政治上，有密切的关系。”据说，在此期间，蒋经国还曾受到斯大林的接见。
25日，蒋经国到中国驻苏大使馆领取护照，向蒋廷黻大使辞行，蒋廷黻随即致电蒋介石报告。同日，季米特洛夫邀请蒋经国到自己的家里，对他说：“现在我认为'以苏维埃化来救中国’这说法是错误的。请转告令尊蒋总司令，共产党已经诚意决定和国民党联合。我们都知道，蒋总司令是一位极能干的军事家和极出色的政治家。”他要蒋经国转达自己对蒋介石的“诚挚的问候”。当日下午2时，蒋经国乘第2号西伯利亚快车离开莫斯科。28日，季米特洛夫得到蒋经国打来的电报：“我在旅途中向您致以最热忱的布尔什维克的问候，您的全部指示都将完成。”由于资料缺乏，我们无法了解季米特洛夫给了蒋经国哪些指示，但不外推动蒋介石和中共合作，团结抗日一类话语。
蒋介石与蒋经国父子相会
蒋介石在3月17日得到蒋经国即将归国的消息，很高兴。日记云：“十年苦斗，方得国与家渐见光明也。”24日，蒋介石举行家宴，自然一片喜庆气氛，但经国、纬国尚远在异国，不能团聚，蒋介石未免感到美中不足。第二天，好消息接踵来到。25日，蒋介石接到蒋廷黻大使的莫斯科来电，声称蒋经国当日到使馆叙谈，已有妻与子各一，大约下月即可到达上海。4月6日，蒋介石接到蒋经国从海参崴打来的电报。多年以来，蒋介石、蒋经国之间不通音讯，接到儿子第一通电报，蒋介石自然感到安慰。4月12日，蒋介石再接蒋经国电，声称已自海参崴乘船回国，更觉高兴。
随着父子相聚日期的临近，蒋介石心中开始密布愁云。4月13日日记云：“教子不慎，自坏家风，可痛可悲也。纬儿决不如此也。”4月18日，蒋经国到达杭州。怎样和这个“赤化”了的、在苏联报纸上骂过自己的儿子见面，蒋介石不无踌躇。日记云：“家事愁闷，不可言喻。”第二天，蒋介石才决心和蒋经国一家相见。日记云：“下午见经国，以昨日到杭，不愿即见也。”20日，蒋介石又烦恼了一天，以后才慢慢缓解下来。月底，蒋介石在《本月反省录》中写道：“经儿由俄归家，一别十二年，骨肉重聚，不足为异，而对先妣之灵可以告慰。”他终于放下了无以对母亲，也无以对祖宗的沉重思想负担。
蒋经国为生母斥蒋介石无情
2013年09月17日08:57北京晚报
1937年，蒋经国携妻儿与生母毛福梅合影。
生母陪伴他成长，后妈的地位举足轻重，妻子和情人他都无法割舍，女儿是他心中的一颗泪……她们，都是蒋经国生命中重要的女人，在历史的背景下，她们的出现无不伴随着风浪。
为生母毛福梅斥老蒋绝情 对后妈宋美龄表面很恭敬
蒋经国的生母毛福梅比蒋介石大四岁。由于是强行安排的婚事，蒋介石对毛福梅颇为冷淡，还不断痛斥毛福梅的教育方式，无法让蒋经国提高见识。而蒋经国曾在苏联发表文章《给母亲的信》，批评蒋介石对毛福梅太过绝情，同时批评他是“人民公敌”，以有“这样的父亲为耻”。1939年日军飞机蓄意轰炸蒋介石的奉化老家，毛福梅不幸罹难，身为孝子的蒋经国怀着悲愤心情，手书“以血洗血”四个大字，誓为母亲报仇。
而蒋经国与后妈宋美龄的关系堪可玩味。由于两人年龄仅相差13岁，宋美龄很少以母亲自居，而孝子蒋经国因生母毛福梅受父亲冷落，也一直对宋美龄耿耿于怀。但蒋经国深知，宋美龄在家庭与政坛的地位举足轻重，因而不得不对其谦恭有加。虽然宋美龄也常在人前人后称赞：经国是最讲礼貌的。但是在蒋经国去上海“打老虎”(1948年，蒋经国带一批少壮派骨干到上海进行经济管制，打击投机奸商，时称“打老虎”。)期间，她却毫不手软地从中干预，最终让整个行动泡了汤。蒋经国虽然手握实权，但却不得不对宋美龄保持表面上的恭敬，而蒋介石一直充当这两人间的润滑剂。
苏联妻子蒋方良入乡随俗
蒋方良是蒋经国在苏联的“纪念品”。这个女人给他生了四个孩子：蒋孝文、蒋孝武、蒋孝勇、蒋孝章。她与蒋经国相识于乌拉尔重型机器厂。彼时，她只是普通的女工，蒋经国是名叫“尼古拉”同志的副厂长。据说他们的姻缘缔结于一个“英雄救美”的故事——夜里回家的蒋经国从图谋不轨的彪形大汉手中救下金发碧眼的女孩，也因此赢得了女孩的芳心。自幼是孤儿的蒋方良与姐姐相依为命，蒋经国的倾心与关怀，让她第一次感觉到家的温暖。蒋经国终其一生都相当感念这段平凡的小康家庭生活，始终与蒋方良保持相当恩爱的夫妻关系。
随蒋经国南来中国后，她的公公蒋介石依谐音为她取了温婉的中国名字：蒋芳娘。而蒋经国生母毛福梅不甚喜欢此名，认为“芳娘”的叫法让长辈叫起来就乱了辈分，于是再依谐音改为“方良”，更对洋儿媳妇寄予了“方正贤良”的美好期望。芬娜的人生轨迹就此改变，从内心一步步蜕变为逆来顺受的中国妇女。
入乡随俗的她甚至学会了汉语，还是一口正宗的宁波腔。蒋方良既有西方人的开朗与热情，又有东方人的内敛与顺从。在蒋经国的要求下，蒋方良很少外出交际，仅有的活动只是在家中举办简单的小型聚会。
蒋经国正式就任台湾领导人后，就以不便参与私人宴会为由，与蒋方良深居简出，使得蒋方良几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除了洗发、去妇联会、劳军，很少活动，充其量就是和蒋经国在院子里散步；她根本没有贵重首饰或珠宝，就算想吃些什么东西，也只托司机买回来。在蒋经国多年的俭朴克难作风之下，蒋方良从来没有想到要为家里买些产业，手边积蓄也不多，以致她在晚年只靠抚恤金过活，生活条件相当差。自1937年随丈夫到中国后，蒋方良未再见到故乡山水，也有人劝她回乡散心，但最后还是因阮囊羞涩而作罢。蒋经国去世后，蒋方良心如死灰，有好几年，她不看病、不见客，整天待在屋子里。尤其1996年蒋孝勇接着病逝，白发人送黑发人，让她更显孤单。2004年12月底，蒋方良走完孤单的人生路，最终也没能返回自己的家乡。
市面上已有十余种关于蒋经国的著作，这本《蒋经国画传》与其他作品有何区别？在作者师永刚看来，“蒋经国是一个传奇的人物，他被誉为蒋氏家族最神秘的一个成员，一个家国的背叛者，一个自由时代的设计师。关于他的研究有很多，但我想写就的是一个通俗化的版本，让读者既能体会蒋经国为政时推动台湾变革沉稳刚硬的一面，也能看到他日常生活中柔软鲜活的片段，让他从历史里真正活过来。我们只有读懂蒋经国，才算读懂当代历史。要公正、客观地还原那一段历史并不容易，而最难的部分还在于，要让读者无负担地阅读，轻松地进入书中描述的世界。”
蒋经国为何高喊打倒蒋介石，他是我的敌人
2013年09月06日16:26新浪历史
《蒋经国画传》
[导读]蒋经国在苏联《消息报》上发表公开声明：“蒋介石已经结束了他的革命生涯。作为一个革命者，他死了！他已走向反革命，并且是中国工人大众的敌人。他已走向反革命阵营，现在他已是我的敌人了！”
在苏联顾问鲍罗廷推荐下，蒋经国成为350名第一届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生之一。在这350 人中，仅保留十席供鲍罗廷圈选推荐，足见此时苏联对争取蒋介石的重视。蒋经国先是跟吴稚晖禀告要到莫斯科“革命”，去看看“共产主义的天堂”，他认为学习苏联革命经验与政治组织，有助于打倒帝国主义对国家的压迫；随后蒋经国便回到广州争取蒋介石的认可。
蒋介石虽同意蒋经国留苏，但条件是希望蒋经国赴苏前能先入国民党。1925年10月初，15岁的蒋经国经林焕庭介绍，在上海环龙路44 号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秘密宣誓入党，并于10月19日搭货轮北上，与90名学生一同前往海参崴。
只是蒋经国恐怕很难想象，在他抵达苏联几个月不到，这股以俄为师、联俄容共的大浪潮会迅速变质，就连动身前认为他到莫斯科试试也好的吴稚晖，也成为国民党内极右派的西山会议派主要成员，促成国民党清共、与莫斯科决裂。
到了苏联，蒋经国在学校中相当积极，不但当上墙报刊物《红墙》的编辑，发表过《中国的展望》《中国北伐一定成功》两篇文章，还曾在报上写道：“大家站在革命阵线，巩固中国及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组织，争取中国的独立，在中国建立起苏维埃政权。”
1927年3月10日，国民党内“左派”人士借着国民党第二届三中全会的机会，否决蒋介石关于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到南昌办公的要求，之后更陆续免除蒋介石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军人部长职务，将国民党中央与蒋介石的冲突正式台面化。
4月11日，蒋介石密令各省“一致实行清党”。在外国势力与青帮头目杜月笙支持下，由中共组织的上海总工会纠察队受到中华共进会和上海工团联合会的攻击，蒋介石则下令淞沪戒严司令部所属国民党第二十六军，借口“工人内讧”，对工人纠察队强行缴械，造成300 余人伤亡。4 月13 日，上海总工会发动十万余人请愿，遭周凤岐部扫射，当场打死100 多人。
随着中苏政治形势变化，蒋经国的留苏生涯出现极大改变。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是蒋介石彻底改变联共路线的分水岭，也成为蒋经国命运的转折点。虽然斯大林多次表示对蒋介石与北伐军的支持，但爆发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开始质疑“左”倾人士是否威胁他的党内权位，甚至取而代之。包括蒋介石好友戴季陶在内的国民党右派，更早在北伐开始之前就批评中共势力日益茁壮，“党中有党”，必须尽早铲除。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苏联《真理报》点名批判“蒋介石已经叛变，他带领民族资产阶级脱离了革命，并重组了右翼国民党核心，与帝国主义勾结到一起反对中国革命”；莫斯科中山大学也立刻发起声讨。
蒋经国在群情激愤时站出来声讨他的父亲，高喊“打倒蒋介石”，并在莫斯科《时代周刊》一篇公开声明中指称，“现在我要说，革命是我所知道的唯一要务，今后我不再认你为父”；甚至还说“蒋介石曾经是我的父亲和革命的朋友，现在却是我的敌人。几天前，他已经不再是革命党，成了反革命分子……打倒蒋介石！打倒叛贼”。
蒋经国的积极作风获得斯大林赞赏，但更紧张的政治斗争形势却在苏联内部发生。斯大林开始对托派进行严厉镇压，并把托洛茨基赶出中央政治局，导致亲托派的莫斯科中山大学被卷入学潮中。校方曾邀请斯大林到校演讲“托派的错误”，这也是蒋经国首次看到斯大林。由于斯大林在演说中提及托洛茨基事实上是拥护蒋介石的，因此蒋经国在压力与惶惑中，公开声明与托派并无关系。
由于蒋介石要求所有国民党籍留苏学生离开莫斯科中山大学，1927年8月5日有200多名中国学生获得苏联批准回中国，但是蒋经国并未通过申请，而是被同意提早毕业，并进入莫斯科一所军校接受训练。他的第一任妻子冯弗能则和她的哥哥冯洪国在1928 年5 月回国，据说蒋经国曾向苏方提出一份公开的自白声明，证明蒋冯两人已然结束短暂婚姻。此后蒋经国与蒋方良结婚，未对外公开提及与冯的这段婚姻。
蒋经国情人章亚若死因成谜 曾惹蒋介石不悦
2013年09月23日15:19法制晚报 我有话说
蒋经国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是他在苏联的“纪念品”：蒋方良。但私下里，蒋仍然做了男人最容易犯的错事。他与自己的秘书章亚若的私情是他对芬娜最大的背叛。
有着一张秀气圆脸的章亚若是江西人，原籍浙江，生于1913 年，父亲不但秀才出身、北京政法大学毕业，也是南昌城内有名的律师。章亚若在兄弟姐妹中排序第三，个性活泼伶俐，自小深得父母疼爱，并被送到由美国教会创办的南昌私立葆灵女中求学。章亚若肌肤白皙，品学兼优，诗词书画样样精通，弹琴下棋，能歌善舞，是公认的校花。
两人初见后，蒋经国对章亚若留下了好印象，加上她勤奋细心，积极参与公署救护队等服务，深为蒋经国嘉许并公开表扬。章亚若在国剧上别有造诣，并常票戏公演，更让蒋经国为之倾倒。章亚若参加三青团培训后，与其他学员一般，建立起对蒋经国的崇拜；也就在这段时间，两人朝夕相处，爱慕关系有了发展，旁观者一目了然。
返回公署后，蒋经国更将章亚若分配到秘书室工作，担任他的专职秘书，工作包括察访民情、搜集信息、接送官员等。二人几乎形影不离，秀外慧中的章亚若成为蒋经国难得一见的红粉知己。
当时章亚若住在赣州江东庙附近的一幢旧宅里，几乎每隔一两天的晚上，蒋经国都会开车或徒步造访章家。小蒋幕僚漆高儒也称，曾应蒋经国之邀，在章亚若闺阁内共同用餐；章亚若甚至还请来当地巫婆问米，请的是蒋经国的母亲毛福梅，蒋经国竟向亡母报告她又有了个儿媳；两人的婚外情几乎已是专员公署心照不宣的秘密。据说蒋经国一生也仅送过章亚若一次礼物，就是从重庆旧市场买来的欧式镜子。
没过多久，消息传到重庆，蒋介石对儿子的婚外情未太重视。后据说陈立夫等人十分不悦，因此向蒋再度汇报相关消息后，老蒋即承诺好好跟蒋经国谈谈，要蒋经国与章亚若一刀两断。在父亲的压力下，蒋经国表面同意，但返回赣南后仍和章亚若形影不离。身边幕僚好意劝他不要横生花边新闻，还遭到蒋经国的斥责与放逐。
1940年年底章亚若怀孕，蒋经国秘密安排她到桂林待产，对外称章亚若结婚嫁给了一名广西大学学生，小蒋也常去看望。章亚若于1941年5月2日在桂林医院产下一对双胞胎男婴；由于是六个多月大的早产儿，章亚若给兄弟俩取了大毛、小毛的小名，意思就是大猫、小猫。
得知章亚若即将临盆，蒋经国想尽办法赶过去照料。以组织粤桂湘省政参观团为由，他安排了一场长达两个多月的行程，并把桂林列为最后一站；接着小蒋以提前安排行程为由，从活动开始即停留桂林，直到全团两个月后抵达桂林，他再随团返回赣县。这段时间内，他更以医院街道名称丽狮路，将兄弟俩的乳名取为丽儿、狮儿，即日后的章孝严、章孝慈。之后每隔一段时间，蒋经国就会到桂林去看看章亚若及其双胞胎儿子，但他也晓得，在当前状况下，实在无法给章氏母子任何名分；即使两人以电报联系，章亚若都还要用假名“云英”。可是纸包不住火，章亚若在桂林生子的消息在赣南与重庆逐渐传开，蒋介石甚为不悦，决定将儿子调回重庆，章亚若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
1942年8月，仍停留桂林的章亚若因友人请客，丢下两个小孩独自赴宴。回家后突然头痛胸闷，上吐下泻，连夜送省立医院救治；原本病情有所好转，但半夜因血中毒而身亡。章家深感死因不正常，带着两个小孩连夜匆忙逃走。蒋经国得知章亚若的死讯后，哭过好几场，为掩饰哭肿的眼睛，还特地叫人买了一副黑眼镜戴上；此后一年多时间，他始终郁郁寡欢，也了解是自己连累了章亚若。
至于是谁下的毒手，包括戴笠的军统、陈立夫的中统，都曾被怀疑；蒋孝严则怀疑是蒋经国亲信部下所为；漆高儒也承认，章亚若在桂林仍以蒋专员夫人自居，格外招摇，黄中美等蒋经国的同学兼幕僚一度起了杀机，避免章亚若影响蒋经国前途。但这个笼罩超过半世纪的疑云，至今始终无人能证实真相。
(蒋经国为什么会加入共产党？蒋经国为什么创造了蒋家党天下，又会亲手结束蒋家党天下？他是共产党员，也是国民党员；他用苏维埃方式维持国民党统治，却用美式民主结束了蒋家统治。)
建丰同志”的试验田：蒋经国赣南新政
图集(22张)：http://slide.history.sina.com.cn/y/slide_61_40602_54119.html#p=1
我在蒋经国身边十四年
(2015-07-30 08:17:39)
摘要：跟随经国先生十四年，我所学到与体认到最深刻的事情就是：
“为政者要从民众的角度看问题。”我们不要光从政府或政党的角度看问题，政府不一定全是对的，民众的声音常有它的道理。我们只要以民众的角度来理解问题，七八成的事情都能顺利推动，并得到民众肯定。（宋楚瑜）
这篇文章是宋楚瑜先生关于在蒋经国身边工作十四年的一些记忆和感想。
1.蒋经国如何对待身边的人
我是钱复先生推荐给经国先生担任英文秘书的。为此，钱复先生还赴美两次找我面谈。
1973年8月14日，我回到台湾面见经国先生，谈话四十分钟，谈了谈美国的状况，我把我的看法跟经国先生汇报。大概讲得还可以，经国先生决定要我早日回国。于是我回美国结束学业与工作，于1973年12月31日举家搬回台湾。1974年1月1日，到“行政院”报到上班，那时我32岁。
说实话，要不要回台湾?是一个不容易下的决心。首先，我从未在政府任职，也无口译经验，所以十分惶恐，开始时一再谦辞。为此在这三个月中，我在乔治城大学刻意去旁听同步口译的课程。而早先在留美期间，我都是半工半读，未获政府或政党任何的补助。做学生时，我开始在图书馆打工赚钱，一小时美金二块七毛五分;为了支付儿子出生的医药费，帮教授细读《人民日报》(在微卷胶卷上)搜集研究资料，因此自1949年至1967年的《人民日报》，我每一页都看过，每看一年份一百元美金，赚取近二千元美金。经过七年的半工半读，我在美国有了工作，任职于福特基金会所支持的一个资料研究中心，师承后来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珍妮·科派崔克(JeanneKirkpatrick)(她曾两度与她的先生、也是我的老师，专程来台看我);内子陈万水还是华盛顿医师协会会长的会计部主任，夫妻二个人每个月的工资超过2500美金。回台湾，我担任经国先生12职等简任秘书(文官最高职等是14职等)的月薪仅相当于100多美金。用现在的话来说：“这可亏大了!”
一开始我的工作是英文口译，并在经国先生接见外宾时担任纪录，处理英文信函及担任经国先生与美国大使的窗口。有时候还要帮“院长”夫人蒋方良女士的信函拟稿，协助一些国外联系的事务工作。
后来我才发现，经国先生的英文挺好，会听也会讲。但他接见外宾时，除非社交应酬话，鲜少用英文，都讲中文再由我翻译。这样可以争取到思考的时间，谨慎地推敲自己用语。所以，除非外宾所谈内容十分关键，通常英语不须中译，也因此节省不少时间。而且经国先生谈话要言不繁，我也能胜任愉快。
每次与重要外宾会面后，我都要将会谈纪录做成书面呈给经国先生批阅，他会一个字一个字的看，有时连错字都会挑出来改正。
经国先生的心思是很细密的，也很会从许多小事中考察身边的人。比如说，小型聚会的宾客与陪客名单、菜单等，都要事前呈核。拟菜单最重要的要领是不能浪费、要“恰到好处”。当他秘书的人要把这些事记得清清楚楚，讲过一次以后，下回就要试着自己拟好或安排好。如果做得不错，少有直接称赞，最常说的是“辛苦你了!”。而要有准备的是，将会有更重要的任务，逐步地交给你。
2.严以律己 恩威并施
经国先生对近身幕僚鲜少当面称赞，对近身幕僚的言行却管教甚严，当你参与的事务愈来愈多时，要特别小心，这时候同时在考核你的忠诚、廉洁和能力。不要说是近身幕僚、就是普通部属，如果有一点点在外面招摇，或有任何加油添醋、报喜不报忧的状况，就会被疏远。更别说被发现手脚不干净，那一定立即走人。
举个例来讲，经国先生爱下乡探访民隐。既是要探访民隐，自然不准大张旗鼓，到场大肆歌功颂德，因此事先保密到家，以免被下级官员事先布置蒙蔽。所以当时经国先生下乡都是轻车简从，一台前导车，一台厢型车就出去了，也没有警车开道，不搞排场。即使有安全人员，布置务求“隐而不露”，警卫不小心要是太嚣张、动作太大被看见，尤其是阻止民众接近他，当场不会发作，回到台北，警卫组长或侍卫长一定挨“K”。记得有一次我随经国先生到马祖，上岸之后，有一辆警车开道，我当时就知道大事不妙，回台北后不久，相关首长就被调职，未再重用。经国先生的理由是“战地还搞这一套”。但他也对贴身警卫们很好，每年过年必定与他们亲自餐叙，安全局还会送他们一块小金牌，只有两钱，刻有“尽忠报国”字样，作为一种识别与奖励。
经国先生律己很严，律下亦严，尤其在清廉这个部分。他有一位好友王新衡先生，他是经国先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代的同学，王老亲自告诉我，他在俄国曾抱过蒋孝文，由此可见两家关系之深。王新衡先生当过亚洲水泥公司常务董事(与徐旭东先生的父亲徐有庠先生共同创立)，经国先生上任“行政院”前几天，跟他有个聚餐，当面明白的跟他说：“我接院长后，要推动公务人员十诫，其中一项是不交际应酬，而我必须以身作则，所以就不方便吃饭、喝酒、见面了。”后来真的从未再与王新衡先生会面。
但经国先生并非仅仅严格御下而已。他对部属的关爱也十分贴心，他不只一次以私人金钱资助部属出国深造，夏龙与王家骅是我亲眼见过的例子。家父罹患癌症，必须送美就医，他知道我薪水不高，于是就下了个便条，用他私房钱补助家父医疗费用以及我护送家父赴美来回机票。
我就是在这种环境与过程中成长的，在一次次考核中，经国先生逐渐增加我的工作任务量。我开始参与一些特殊的国际联络事务，我奉命持经国先生亲签信函、以他私人秘书身份去美国与里根新政府接洽。而在经国先生执政期间，我长期负责国内外文宣。到了党外反对运动出现，我则参与党外人士沟通协调。到江南案发生后，经国先生叫我参加情治首长例行会报，会后一五一十向他报告。以确保情治讯息通畅正确的传达。但他从未让我介入情治单位人事，只谈事不谈人，我也成了主政者与反对人士沟通的重要管道。
3.追踪管考 兼听则明
在经国先生执政期间，正是台湾经济起飞的时候，对于如何在发展与稳定间取得平衡，经济学者间亦有不同意见。经国先生的作法是：连续约见各派经济学者，每个人一见就是一到两个小时，而且不止一次，很深入的对谈，不是摸摸头，而是透过不同意见的交叉比对，他自己已对各种作法的可能影响了然于胸。最后再找相关部会拟定政策，拍板决行。
为了油价问题，经国先生对我说过一句话，后来成为我做台湾省省长的施政指导原则，“政府不要跟民众斤斤计较”。他常说，他不是经济专家，但他能了解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真心诚意、自然平实，这是经国先生的正字标志。
而且经国先生就算对什么政策有意见，也不会跨过“行政院长”直接命令部会。他每周都会拨一个下午的时间，与“行政院长”孙运璇与俞国华充分交换意见，将上周的问题与下周的议题详细讨论，沟通有了共识后，这个政策才会出台，所以很少有朝令夕改的状况发生。每当重要的关键时刻，他才会亲自出面召集核心财经官员会谈，参加的有“行政院长”、财经首长，会后一定有重要宣示，指示方向和原则，至于实施的细节，另由主管机关发布，权责分明。这从他担任“行政院长”时，就是如此。经国先生下乡探访，从不在现场宣布政策和措施，一定回到台北后，由相关单位宣布改革的新作法。但大家都知道，这是他的下乡成绩单。
但经国先生也不会只偏听高层官员的意见。我记忆最深的是有一次政策决定改革以肥料换谷，他到民间时常听取农民反应，对政府多年来的这项政策感到不满，他就先找“行政院”研考会组成项目，到民间普查民情，并检讨制度的缺失。经国先生并亲自约见专员、科长，直接面对面了解实情之后，他才以“行政院长”之尊约集各方开会，他亲自检查会议名单，甚至要求把台湾省农林厅管肥料的最基层官员都找来，亲自搞清楚来龙去脉才下决策。
对于重大建设或方案，经国先生通常是下决心后，就找一个人专门负责。用现在的用语就是“项目经理”，负责追踪管控所有进度，并报告所有问题。十大建设期间，每一项建设都有一位政务委员专责督导。经国先生则定期或不定期亲自召开会议，直接检查工程进度，协助解决问题，必要时到现场视察，保证质量无缺。我受这种作风影响甚巨，而这正是台湾省府团队受台湾乡亲肯定的由来。
那时李国鼎先生便是经国先生所倚重的“TroubleShooter”(麻烦解决者)。拿新竹科学园区的例子来说，李国鼎先生向他报告土地法令的问题，他就把相关部会找来一起商量解决。当时半导体是啥，没几个人知道，商界笑称半导体业是“半倒体”，意思是开两家就会倒一家，根本没人敢投资。新竹科学园需要厂商进驻，政府却又不便下手投资经商，于是经国先生便要李国鼎先生去找国民党的财委会，用党的资金来投资台湾的下一代策略性产业，这才有了现在的台积电公司。经国先生更授权李国鼎先生在科学园区内设立“双语学校”，让回台人才的子弟不致教育中断，不会受到现行教育制度的限制，这样才能使海外的人才放心回来。
这些虽然是小事，却可看出经国先生的严谨。把身边的人管好，不滥权、不妄言、不贪腐，才会让自己明目而兼听。一个领导者免不了依赖身边的小圈圈，但如果让这个小圈圈包围了自己，封闭了言路，也就切断了领导者与现实间的关联，扭曲了领导者对事实的诠释，那几乎是一切错误决策的根本原因。
4.创造了台湾均富奇迹
经国先生一直记得上海打老虎的经验，那是他一生难忘的痛苦教训。他经常强调：“改革要两面作战，比革命还难得多。”他亲自向我说过，当年上海报纸一涨价，就代表物价堤防破了，随之物价飞涨，根本挡不住。所以他主政期间，对民生基本物价的稳定，特别是米价、油价，非常重视。
在台湾经济改革的过程中，他一直很广泛地倾听各方意见，维持着发展与稳定间的平衡，小心拿捏其中的分寸。经国先生笃信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坚守着民生主义均富的理想，所以一方面开放市场经济与自由贸易，另一方面却不准民生必要的物资掌握在财团手中，水、电、油、交通、金融、烟酒等，均透过国营事业严格控制价格。
经国先生很清楚，谷贱伤农，谷贵伤民，所以他透过“稻米保证收购价格”来保障农民收入，同时用农产品平准基金等措施，因应国际粮价波动，平抑岛内粮食价格。
中国征了几千年的田赋，也在经国先生“行政院长”任内停征，用以照顾农民。国际油价波动，台湾什么油都可以涨，渔业用油、农业用电不准随便涨。台湾什么烟酒都可以涨，基层在抽的“新乐园”牌香烟不准涨;原住民深山取暖、家家煮菜要用的米酒不准涨，但高价位的烟酒可以多涨一些，用来贴补中低收入者，并维持稳定民生物价。这不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吗?
我要藉此澄清一个观念，外界谈“台湾经济奇迹”多半只讲经济成长这部分。但真正的“奇迹”，是既能经济成长，同时又让人人赚到钱、注意到“均富”。从1972年经国先生担任“行政院长”，到1988年过世，台湾的人均所得从482美元成长到5829美元。但同时间，最高所得五分之一家庭与最低所得五分之一家庭的收入差距，仅从4.49倍微调到4.85倍。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同时让人均所得成长12倍，但贫富差距却能限缩于8%。这代表着经济成长的果实是由全民共享的，财富不是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这更是“均富”理念的彻底实践。
经国先生所主导的这一段台湾经验，至今仍被台湾人民津津乐道。“台湾钱，淹脚目”这句俗谚，便在形容当时台湾的普遍富有。你可以称之为“台湾特色的资本主义”，但也不妨就视为另一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5.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在变
经济发展到一个程度，人民的自主性必然提高，于是对于政治民主的要求，也必然提升。
说实话，这观念在当时，对大家都很新。经国先生很清楚这是必然的趋势，才会讲出“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在变”这句名言。但对于具体上怎么做?怎么让威权体制稳定的过渡到民主?不论政府与民间，国民党或党外，大家都是大姑娘上花轿，都在摸着石头过河。
一开始是江南案。说实话，这事经国先生完全不知道，等到一段时间之后，新闻报导扯到了台湾，他下令彻查，才知道是情治系统自作主张，搞出了毛病。此后又发生情治系统处理“李亚苹事件”不当，他才叫我去参加情治会报，帮他确实掌握情治系统动向。这在过去是绝无仅有的事，而我也从未对外透露。但经国先生从未让我介入情治单位人事问题。
当党外运动崛起，经国先生知道民主化已不可避免，我开始介入与党外和各种反对势力沟通。那时候，我从担任“新闻局长”开始与吴三连、李鸿禧、陈继盛等党外人士，胡佛、杨国枢、吕亚力等知名教授，陶百川、李璜等诤言人士交换意见，余纪忠、王惕吾等媒体大佬，也都是我经常请教与沟通的对象，他们经常给我们一些作法上的建议。
举个例来讲，在决定解除戒严前，经国先生要我去找吴三连先生，希望他协助与党外人士沟通，不要在这节骨眼闹过头，动辄走上街头，让台湾能稳定的脱离戒严时代。吴三连先生后来回了封信，说他会“尽绵薄之力”，后来果然做到了。
6.多方沟通逐次过渡
另个案例是陈水扁。有段时候党外每个礼拜天都上街头闹事，现场常是“总统府”和台北火车站，情治系统的想法是“通通抓起来”，但经国先生的指令却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中间的差距便要靠沟通来弥补。有次陈水扁要发动4·19包围“总统府”，我就先找了梁肃戎先生(当时他是国民党中央党部政策会副秘书长)，透过他找到陈水扁的台大老师、曾任大法官的苏俊雄先生，然后一起到陈水扁民生东路的家中沟通，陈述利害后，陈水扁答应取消游行。
这成为多月以来第一个没有游行的星期日，情治首长都很高兴说要感谢我，虽然那天下雨，我一大早七点还是被邀去球场打球，因为他们说“风雨无阻”。打没两洞就突然接到电话，要我立刻到经国先生寓所报到。那天，他好高兴的跟我聊了一个多小时天，我坐在他病榻旁的小椅子上，浑身湿答答的吹冷气，晚上发烧、发抖，当晚便因急性肺炎进了荣总，住了两个多礼拜。也蒙经国先生指派侍卫长、办公室主任、蒋孝勇兄不时前来探病。
党外沟通之外，还要跟社会弱势沟通，这两个系统都常上街头，实际上是不一样的，要分清楚他们上街头的诉求与动机，分别沟通。
举例来说，因为军中待遇不高，早期坚持提早退伍、自谋生活者，只能领取一次少得可怜的退伍金，后来很多不是经商失败、就是找不到像样的工作，生活不好还得政府补助，于是有一批自谋生活的老兵，因为退除役官兵的生活补助多年没有调整，跟物价上涨相比实在太低，于是包围了“行政院”闹了三天，俞国华院长只能从后门进出上班。我衔经国先生之命，半夜十时走到他们扎营地去沟通，转达经国先生的话：“我有饭吃，老兵就有饭吃;如果只有一口饭吃，我也会先给老兵们吃。”结果老兵们潸然泪下，开始撤退，一个不留。一早，这边经国先生也撤了“退辅会”主委的职务，并调整了老兵的生活补助金额。
7.内部转型难于开放
走向民主开放，最困难的问题不在于外，而在于内，第一个要说服的是心念台湾安全的情治系统。民进党在圆山饭店组党那天是周末，下午情治系统第一时间就向官邸报告。我下午五点刚好被召见进屋里，搬个小板凳坐在经国先生床边，转述情治单位的报告。报告说：“党外大佬康宁祥出来的时候也在喃喃自语：这回会抓人啰!”请示经国先生怎么处理?经国先生回了一句话：“抓人不能解决问题。”就此定下开放党禁的调子。
另一个问题在党与政府机关，并没有赶上进度，积极调整体制，适应新的政治型态与选举方式。例如，某次发生一个颇为重要的事件，《中央日报》却没有发社论表达立场，只拿过去垫档社论充数。经国先生一看就火了，中常会后走进主席办公室，把秘书长、副秘书长、和时任文工会主任的我全叫进去念了一顿，指令调整中央日报人事。结果没两天军方就传达军方的机关报《青年战士报》要接管《中央日报》，人选告知是由《青年战士报》社长张家骧接任。后来马树礼秘书长还是要我去向经国先生面报，张家骧虽然很能干，但开明时代不宜由军方接管媒体，才换了黄天才来当《中央日报》社长。
回顾这段政治改革过程，经国先生其实已经摸出了门道。对待反对者，不能一味的抓，也不能一味的退。台面上要将激进者的主张逐步逐条的法治化，比如上街头有集会游行法，组党有人民团体法，警总等情治系统改制有国安三法……。在这些法令的制定过程中，自由派学者发挥了很大的功用。
在另一方面，改革者一定要保持台面下的沟通管道，了解不同人们的不同问题，一条一条加以解决，而不能一律“以力服人”解决。
在政治改革的过程中，经国先生对我讲过：“这事急不得，也缓不得，我有我的步骤，不可以让台湾人心浮动。”我相信，如果再多给经国先生一点时间，他会一边推动警总人力转型与现代警察的训练，一边加强民主化、法制化的进程，抓紧改革的方向盘跟油门，让台湾过渡到民主的过程中民众与文官系统，都先经历更好的训练，拥有相当的经验，充填了足够的认识，培养了良好的习惯与价值，在保有良好体质与稳定社会的状况下，平稳过渡。
很可惜的是，经国先生走得早了点，台湾在尚未完全准备好的状况下，直接用跳跃的方式进入了民主化进程。不是不可以，也几乎很难挡，但确实一路走得很辛苦。接下来十年，我们花了相当的力气去适应和解决这些问题所造成的内耗，虽说这是民主必经的阵痛，但这段历程的成本也的确不低。经国先生时代，政治革新方案最难处理的就是“国会”改造、资深民代退职，我后来接任国民党秘书长，一一走访资深民代，婉言劝退并建立机制，一方面不能搞法理台独，一方面又要推动落实台湾本土民主。在过程中，借由我从经国先生处学到不少终生受用的处世准则，而这些准则让台湾社会和平稳健地完成了台湾民主史中不流血的“宁静革命”。
8.从威权到民主：民本、均富、廉能、公义是不变的价值
跟随经国先生十四年，有幸与闻机要，参与变革，我所学到与体认到最深刻的事情就是：“为政者要从民众的角度看问题。”我们不要光从政府或政党的角度看问题，政府不一定全是对的，民众的声音常有它的道理。我们只要以民众的角度来理解问题，七八成的事情都能顺利推动，并得到民众肯定。
其次，一个国家的治理，起始于领导者身边人马的管理。经国先生深知，中国历代皆亡于宦官、外戚、佞臣，因此他身边的人尽皆低调而规矩，勇于任事却丝毫不敢有非分之想。我们省府团队后来也承袭了这个传统。
这跟民主或威权的体制关系不大，而跟我们对政治信念与政治经验有很大关系。不把政治权力摆在民众利益前面，做事不作秀。相反的，真正能帮民众解决问题，能让人民生活变好的人，永远会受到民众的支持与怀念。我在台湾省服务时，时常勉励我的省府团队，“人民的小事，就是政府的大事，不能不当一回事。”“官员吃得苦中苦，人民方为人上人。”其实这才是真正的“以民为本”。
从这种民本思想出发，经济上追求均富，政治上强调廉能，社会上讲求公义，“民本、均富、廉能、公义”，这八个字就是经国先生心中的核心价值;而经国先生的改革基调则是“快不得、慢不得;重不得，轻不得”，认真想想，真可谓“大哉斯言”。当我们有了这些基础，才真正是人民当家做主。民富而国强，民主而稳定，并不是很遥远的目标，也不会是太艰巨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