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孟昭庚 《文史月刊》 2008年第11期
从“文革”年代熬过来的人,一定会对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那篇毒液四溅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记忆犹新。
那末这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是谁炮制?又是怎样出笼的?请看:
一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
5月16日,会议通过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说,中央决定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正式成立,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等,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
这个小组,后来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
二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仅两天,即1966年5月30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召集总政宣传部长钱抵千,《解放军报》党委委员朱悦鹏(记者处长)、李久胜(通联处长)谈话,交待一项重要任务:中央决定组织一个工作组去《人民日报》,工作组由陈伯达负责。中央要军队抽3个同志作为工作组成员,所以挑选你们3个去,希望你们能愉快接受任务,坚决服从陈伯达的领导。明天上午10时,你们去钓鱼台向陈伯达报到。
三
次日,即1966年5月31日上午10时,钱抵千、朱悦鹏、尚力科(李久胜因有其他任务,改为尚力科。尚时任《解放军报》军事工作宣传处副主编)3位解放军总政治部选派的干部,准时赶到戒备森严的钓鱼台,径直到8楼,接待人员将他们领进一个宽敞的会议室。
会议室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以及其他两个人已经就坐。
谈话开始后,陈伯达用他那极难听懂的闽南话,首先讲了派中央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的重大意义,说下午3时半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由中央领导人宣布中央决定,今晚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
接着,他慢条斯理地讲正在兴起的“文化大革命”,说这场革命要从意识形态领域里打垮资产阶级的进攻,把资产阶级夺去的舆论阵地夺回来。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要发动广大群众参加这场“文化大革命”等。
快中午12点了,康生没讲什么,只是表示同意陈伯达讲话的内容。
谈话要结束时,陈伯达说:明天6月1日,要发表一篇旗帜鲜明的社论。办报要抓旗帜,这旗帜就是社论。陈伯达指明这篇社论要钱抵千、朱悦鹏、尚力科3人起草。
钱抵千问陈伯达,社论的内容是不是就按你刚才讲的内容来写?陈伯达点头表示同意,并发挥他的“写作天才”,对这篇社论的要点和具体写法进行了指点,特意强调:“社论是报纸的旗帜,是灵魂,今天一定要赶写出来,明天见报,这样使人们能够看到,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以后,报社的情况有所改变,令人耳目一新。”
四
1966年5月31日下午3时半,中南海怀仁堂一个会议厅里,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和陈伯达、康生一道,召集首都主要报刊、新华社、中央广播电台中层以上干部开会。
会上,邓小平严肃宣布中央一个重要决定:经毛主席批准,中央决定派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从今晚开始,《人民日报》由工作组领导。
接着,邓小平解释为什么要派工作组去《人民日报》。他说,最近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人民日报》宣传跟不上中央的步调。许多重大问题都是先由《解放军报》报道。外电说,现在是军队的报纸领导中央的报纸,这是极不正常的情况。他要求首都各新闻单位都支持中央工作组把《人民日报》办好,有好的稿件,要无条件支援给《人民日报》。工作组要把报纸宣传管好。最后,邓小平正式宣布中央工作组成员名单:组长陈伯达,成员有钱抵千、朱悦鹏、尚力科、杨丁等六人。邓小平讲完后说:“老夫子(这是当时邓小平对陈伯达的戏称——笔者注),你讲讲。”
陈伯达不讲。康生倒是滔滔不绝地讲了近一个小时。主要是关于宣传毛泽东思想和阶级斗争方面的问题。
五
下午5点多,会议结束后,陈伯达率工作组成员,驱车赴王府井大街《人民日报》社。
《人民日报》早已得到通知,当陈伯达率工作组成员直上到办公楼3楼会议室时,报社部门以上负责人早已集合在会议室等候了。
陈伯达开门见山地宣布:从现在起,由工作组领导《人民日报》,报社的领导不得插手,各部门的领导也要调整。明天开始,各部门推选新的部门负责人,报工作组批准。
会上,总编辑吴冷西要发言,刚说了几句,陈伯达便打断了他的话,不让他再说下去。
六
陈伯达要钱抵千、朱悦鹏、尚力科三人赶快回去吃饭,晚10点以前把社论稿起草好,带到《人民日报》社让他过目。
要在三、四个小时之内拿出能让号称“党内第一枝笔”的“理论权威”陈伯达满意的,向全中国、全世界广播的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重要社论谈何容易!钱抵千、朱悦鹏、尚力科三人均感到压力很大。如果现在各自回去吃晚饭,再集中一块写社论,时间显然来不及了。钱抵千当机立断,邀朱、尚二人就近去他家吃点便饭。三人边吃边研究,丢下饭碗立即动笔。
钱抵千当时有“军内才子”之称,中苏大论战时,曾参加起草“九评”的写作班子,与陈伯达、康生接触较多,所以他对陈伯达、康生在文字上的爱好和性格特点颇为了解,便对朱、尚二人说:“陈伯达有个脾气,他说照他讲的写,你就得尽量做到一字不漏。陈伯达上午讲的,我们各人都做了记录。”当下,钱抵千提议由他按照记录口述,朱、尚二人各记一段进行整理,然后串起来统改。
三人奋笔疾书,字斟句酌,到夜里10点,总算将2000多字的社论草就。但颇费周折,有时为一句话、一个字乃至一个标点得去绞尽脑汁,搜肚刮肠。
起草过程中,钱抵千拿出林彪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稿(即通常人们所说的《政变经》——笔者注),要把林彪讲话中关于政权的那一段塞进去。朱悦鹏认为,这不是陈伯达说的,他会同意吗?钱抵千知道底细,说林总这个讲话,陈伯达、康生参加修改过,可以写上。于是,社论第四个自然段,关于政权问题的论述,几乎全是林彪的讲话。
七
当晚10点以后,钱抵千、朱悦鹏、尚力科三人拿着社论草稿到《人民日报》社陈伯达的临时办公室,陈伯达、王力、关锋等已坐在那里等候。
陈伯达让用大号字把社论排出,然后修改。排字工人工作效率很高,不大一会儿,小样送上来了。因为是按陈伯达的谈话内容写的,所以改动不大。
陈伯达也同意将林彪那段话插进去,并亲自动笔对社论初稿进行修改,加上许多诸如“牛鬼蛇神”、“暴风骤雨”、“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铺垫,用以吓唬人。这些新名词,后来随着社论的发表,一时间风靡全中国。
关于社论的题目,初稿原定的是《再接再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精通文墨的陈伯达深知一篇社论标题之重要,对这个题目不甚满意,觉得用这个题目不醒目、不带劲、火药味不浓,在座的人抠了半天,也未想出更贴切、更有号召力的题目。
陈伯达凝思良久,用铅笔在另一张纸上划来划去,拟了好几个题目,经过反复推敲,最后大笔一挥圈定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定稿后,陈伯达要求:标题要通栏,字要用楷体。
当夜,钱抵千、朱悦鹏、尚力科3人将第二天要见报的社论小样,又小心翼翼的仔仔细细、反反复复地审校了几遍,直到6月1日拂晓《人民日报》开印后才回到宿舍。
八
这篇直接影响到整个“文化大革命”,对“文化大革命”起着推波助澜、煽风点火作用的社论,当夜没有送党中央毛泽东审查,第二天,即1966年6月1日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
社论一发表,举国闹腾,几乎使当时整个国家都“疯”了。它宛若一颗爆炸了的毒气弹,弥漫神州大地,给千千万万的人带来了祸害无穷的灾难。
毫无疑问,这篇臭名昭著的社论,也是陈伯达、康生、江青与林彪相勾结,进行反革命阴谋庞大计划的一支序曲。
1980年11月28日,在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和骨干分子的特别法庭上,陈伯达面对法庭出示的他亲笔修改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的初稿和清样,深知罪孽深重,不得不主动认罪,说:“就凭这篇文章,也可以判我死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