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纪念丁文江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
宋广波
原载台北《传记文学》2007·4
2007年4月13日是中国地质事业最重要的创始人、中央研究院故总干事丁文江先生诞辰120周年，而2006年1月5日又是丁先生逝世70周年纪念日。丁文江以身殉职后不久，他的好朋友傅斯年在撰写的纪念文章中说，丁文江的人格，“应当在国人心中留个深刻的印象。”[1]而今，70年过去了，还有多少人知道“丁文江”这个名字？至于他的学术、事功，乃至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就更无论矣。在这个具有双重纪念意义的日子里，笔者钩沉、梳理出丁文江先生的若干片断，一则纪念先贤，再则亦希引发国人对这位“既精于科学又长于办事”的“现代稀有人物”（蔡元培语）的重新认识。
一、“挂名的江苏人”
丁文江，字在君，江苏泰兴人。1887年4月13日，他出生在泰兴黄桥镇的一个亦绅、亦商、又兼地主的大家族。
他的父亲丁祯祺，字吉庵，曾做过“应例非实官”的“翰林院孔目”[1]。这种官，无权无职，只不过是一个名目而已。但丁文江的祖上，却不乏“实官”：他的高祖丁椿，做过守备；他的曾祖丁人庆，做过运副、通判。[2]丁文江的这几位先祖，除为官外，还经营商业。据笔者采访丁氏后人和黄桥镇的有关人士得知，丁家主要经营的是米店，也有当铺，由此聚积巨额资本，因广置田产，并自丁椿时即置有义庄。到丁吉庵时代，他虽不做“实官”，但作为族长，有一座庞大的丁氏义庄和纷繁的族中事务需要打理，平素还是很繁忙的；甚至，连丁文江兄弟的教养之责也多由夫人代劳了。
丁文江的母亲单太夫人，是一位大家闺秀。丁文涛（文江兄）回忆说，“（文江）于襁褓中，即由先慈教之识字”；“先慈于涛兄弟，爱护周至，而起居动止，肃然一准以法……平居谕涛兄弟，必诏以志远大，毋囿流俗。” [3]不幸的是，在丁文江14岁那年，单夫人就辞世了。文江对母亲的死，悲恸万分。1929年，赵亚曾被土匪打死后，丁文江在给胡适的信中说：“我自从我母亲死了以后，没有遇着如此伤心的了。”[4]由此，可见一斑。
丁文江在家乡接受了严格的私塾教育。除研习四书五经等塾中功课外，他还熟读了《纲鉴易知录》、四史、《资治通鉴》、《日知录》、《明夷待访录》、《三国演义》等书。在兄弟师友的记忆中，丁文江简直是一位“神童”。十余年的私塾教育为丁文江打下了扎实的传统文化功底，但这种教育最讲究的是“规行矩步”，也导致他“十六岁以前没有步行到三里以上”。[5]
1898年的维新变法运动，对丁文江触动极大，他决定走出家乡，到上海投考南洋公学。但这需要经过地方官的保送，于是他就遇到了改变他一生命运、也是他终生感念的恩师——泰兴知县龙璋。龙璋面试丁文江时，出的题目是《汉武帝通西南夷论》。丁文江下笔迅速，议论豪畅，龙知县大为赏识；并劝丁不去上海，而去日本。
次年，龙先生便委托“磨血老人”胡子靖将丁文江带往日本。
1902年春天，丁文江离开了“风气锢塞”的“滨江偏邑”泰兴，成了刚刚兴起的留日热潮中的一员。自此，他不但“十年未尝读国书”，而且甚少回乡。所以，他常常自称是“挂名的江苏人”。
二、学在东洋与西洋
和大多数留学生一样，丁文江住在东京中国留日学生的中心地神田。在东京，丁文江没有进正式学校，但已开始接触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了现代地图，第一次学几何，第一次从事现代体育活动……
当然，他还能在第一时间读到梁启超编的《新民丛报》。
在日本，受一些习军事的中国留学生（如史久光、蒋百里、蔡锷、朱先志、翁之麟、翁之谷等）影响，丁文江也非常希望学习军事，只是清廷有规定，凡自费生不得入军校。后来，他起意到英国留学，最初也是抱着学习海军的宏愿去的。
在日本，丁文江也逐渐融进时代洪流，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前进。当时留学生的主流思想和活动是谈革命、写文章、救中国，丁文江也走上了这条路，还担任了《江苏》杂志第三任总编辑。[6]但笔者细查现存《江苏》杂志，没有一篇是署名“丁文江”或“丁在君”的。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人作文，喜用笔名，若能对《江苏》的作者们做一番考证，当能找出一些丁文江的文章。
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是深深刺痛中国留学生的一个事件。恰在此时，在苏格兰的吴稚晖致函庄文亚，力劝庄氏到英国留学。于是，丁文江、庄文亚、李祖鸿便起意一同前往英国。他们既没有英语基础，也没有稳定的资金作保证，但一经做出决定，就行动了起来。其中，丁文江是他们的主脑，李祖鸿后来说：“要知道我三人之中，在君实在是领袖，我们一切的计划，言论，行动，大半是他出主意。我们如此的冒险出洋究竟对不对，功过可说都是在君的。”[7]
在海上，他们的旅费渐渐不支，但经过槟榔屿时，却意外得到康有为的帮助，使他们能顺利到达目的地。5月19日，丁文江等三人在英国登陆。
到英后不久，丁文江到东部小镇司堡尔丁( Spalding)进了这里的中学。丁文江的成绩非常优秀，一年跳三级，两年就修完了全部的中学课程，于1906年考入剑桥大学。在这里，除了努力功课外，丁文江还有了彻底了解英国人的机会。每逢周末，“不是这家喝茶，就是那家吃饭”，使他彻底了解了英国人的心理和思想。
丁文江读中学时，还有一事足记：他曾经到伦敦拜谒过孙中山先生。1905年的一天，丁文江无意间在报上看到有关孙中山先生的报道，说孙先生正在伦敦“预备一切，将回中国起事”。看到这则消息后，丁文江立即致函报馆，希望得知中山先生的住处，以便拜访。但报馆复函说，他们无权告知孙的住址，不过却将丁文江的信转给了孙中山。不几日后，丁文江就收到了孙中山先生的回信，表示非常愿意见丁文江，并将住址告诉了他。这样，丁文江如约前往伦敦会面，中山先生留给丁文江的印象是：“面目甚黑”，“彼意全重两广”。[8]丁文江在剑桥的学业仅维持了半年便因缴不起学费而被迫辍学。尽管丁家是泰兴县望族，但到丁文江留学时已经没落了。在英国，穷困却一直困扰着丁文江、李祖鸿这两个在海外游学的学子。
剑桥辍学后，丁文江曾在欧洲大陆游历了八、九个月。然后进了格拉斯哥的专科学校（Technical College），以准备报考伦敦大学的医科。但他求学生涯中唯一的一次考试不及格，断送了他学医的理想。1908年，丁文江考入格拉斯哥大学，专修动物学，兼修地质学。1910年，他又把地质学由副科改为主科，把地理学作副科。在格大，他遇到了地质学方面的恩师格里哥里（J. W. Gregory）。此外，他还广泛阅读科学、哲学、经济学等方面的书籍。经济学方面，凯恩斯的书他每本必看，深受其影响；科学方面，对他影响最大的三个人是达尔文、赫胥黎和皮尔逊。
在格大，丁文江不但获取了不同学科的的各种知识，还掌握了一个科学家的国际性专业和思维，养成了科学化的性格，最终成了“一个欧化最深的中国人”，“一个科学化最深的中国人”。（胡适语）
三、建造中国地质学之基础，擘画其发展途径
1911年，丁文江得了格拉斯哥大学的动物学、地质学双学位。5月10日，他从云南入境，回到阔别7年的祖国。
为了到内地游历，他特意在越南海防登岸。在云、贵、湘游历期间，丁文江亲眼目睹了贵州的贫穷与落后，对沿途少数民族的观察,则引发了他对人种学的兴趣。关于地质学方面所得，他曾于1913年10月5日应中国地学会邀请作讲演：前门内细瓦厂国事维持会之会场开会，请丁君文江讲演滇黔地质。丁君游学英国，研究地质学有年。归国之时，道经安南、云南、贵州、湖南等地，考察极富；尤热心提倡地学，创办地质研究所，于京师兼任本会评议员。诚吾国地质学专门家是也。是夕讲演时，间出其所藏滇黔等处图片，用点灯放大，指示岩层、化石如数家珍……允称特色。[9]
自此，他便与我国西南结下不解之缘。
途经苏州时，丁文江专门探望老同学史久光，史久光的六婶母左太夫人非常器重丁文江，将史久光堂妹史久元许配给丁。之后不久，他到北京参加学部举行的最后一次游学考试。10月4日，公布成绩，丁文江名列最优等；
10月27日被“奖给格致科进士”，并“授农商部主事”。考试毕，丁文江先取道苏州，与史久元女士完婚。婚前，丁文江与史女士约定：婚后不生小孩。[10]婚后不久，丁文江就到上海南洋中学教了一年书，担任的课程有：化学、地质、动物、英文、西洋史等。为贴补家用，丁文江还应张元济之约，编写了《动物学》教科书。
1912年底，丁文江应工商部矿务司长张轶欧邀请到该司地质科任职，先后被任命为佥事、地质科科长。上任伊始，丁文江即着手创办专门地质教育机构——地质研究所，因为他始终认为：要从事地质调查工作，必先从培养人才做起。1913年7月1日，由丁文江主持的入学考试分别在京、沪两地同时举行；后经综合评定，共录取“正取学生二十七名、备取学生九名”。9月4日，丁文江被工商部任命为地质调查所所长兼地质研究所所长。10月1日，地质研究所开学，共有30人入学。本来，“设立专门机构以培养地质专才”的设想，最早出自章鸿钊，但却在丁文江的手中变成了现实。章鸿钊曾经感慨地说：“丁先生是偏于实行的。往往鸿钊想到的还没有做到，丁先生便把这件事轻轻的做起了。这不单是鸿钊要感激他，在初办地质事业的时候，这样勇于任事的人，实在是少不得的。”[11]
地质研究所在培养出第一批毕业生（他们绝大多数成了中国地质界的台柱）后，在丁文江的竭力主张下，即宣告停办。丁文江认为，调查人员应以调查事业为主，不应再为教课所缚；再则，地质教育应由大学来承担，地质教育与地质调查二事应分途并进，各致其功。从此以后，在地质教育方面，丁文江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扶植、改进北京大学地质系上。
创办地质研究所的同时，丁文江积极推动将地质科转变为地质调查所。这是因为，地质调查工作“与普通行政侧重簿书者不同，必须有专门设备及特别组织方克进行”[12]。1913年9月4日，工商部饬令筹设地质调查所，并任命丁文江为所长。这一天就是中国最早的地质调查机关、也是最早的科学机关——地质调查所的诞生日。
1916年初，农商部成立地质调查局局长，丁文江以“会办”名义主持实际工作。10月，又由局改为所；11月1日，丁文江被任命为所长。1919年他陪梁启超访欧时，鉴于各国学术猛进，我国欲迎头赶上，必须增多设备及补添专才。关于设备，决定募捐，在兵马司新建图书馆。关于人才，他则为北京大学请来了李四光和葛利普（二人同时兼职于地质调查所）。
丁文江以重视实地调查著称。在1922年以前，丁文江是我国从事实地调查涉猎区域最广、花费时间最多、取得成绩最多的地质学家。他以地质调查所所长的资格，走南闯北，用实际行动发挥着表率作用。黄汲清曾将他比作“20世纪的徐霞客”，而成就又远远超过徐霞客。为取得第一手材料，丁文江力倡“登山必到峰顶，移动必须步行”、“近路不走走远路，平路不走走山路”之准则，并身体力行。1913年11月，丁文江与梭尔格等奉命到山西调查正太铁路沿线矿产，这是中国人进行系统的野外地质调查和地质填图的开端。回京后，丁文江就接到部领：到云南从事矿产调查。于是，他立即南下，只身在云南工作了近1年，先后调查了个旧的锡矿、东川铜矿以及滇东的底层、地质。从调查正太路地质矿产开始，到1922年这10年间，是丁文江一生中野外调查最密集的时段。1919年，丁文江曾不无感慨地说：“七年中，南游于滇黔，东游于皖浙，西至晋秦，东北至鲁，今年复游欧美。计先后居京师，实不及四载。”[13]
丁文江对发表学术论著，一向要求严苛，讲求精备，力求尽善尽美。他最痛恨的，是“割裂抄袭以成书，标窃一时之声誉”的欺世盗名做法。长年的野外调查，使他累积了大量第一手材料。但整理、发表这些材料时，却总是慎之又慎。因此，他已出版的著作虽已甚多，但与可出版而尚未出版的材料相比较，那便真正太少了。因他对于科学文字看得非常重要，他必要将各种问题研究得彻底明白毫无疑问方肯下笔。
1922年1月，丁文江、章鸿钊、翁文灏等发起成立了中国地质学会。
经过10年艰辛开拓，到1922年的时候，胡适曾对中国地质学做出这样的评判：“中国学科学的人，只有地质学者，在中国的科学史上可算得已经有了有价值的贡献。”但这种骄人的成就，是在恶劣的军阀时代、在腐败的衙门空气之中、在经费极度匮乏的困难情况下取得的。加之当时风气未开，艰难滋甚。但作为“学术界的政治家”的丁文江，是公认的中国地质学界的第一个猎人。
四、科学与人生观论战
1921年，丁文江向农商部请辞地质调查所所长职务，同时就任北票煤矿总经理。经过他5年的苦心经营，到后期，这家煤矿原煤日产量已达到2000吨，变成一个效益很不错的新式煤矿公司。兴趣广泛的丁文江，并不是在煤矿经营之外就无所作为——如果是那样的话，他这5年的生命色调也就太单调了。事实上，除了办煤矿，他曾办报纸谈政治，挑起影响深远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
丁文江的人生是科学人生。他的日常起居、生活习惯、立身行事，完全是科学化的。不独如此，他的做人做事，也是科学化的。同时，他又夙以拥护科学为职志，是一位杰出的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的宣传者。在这方面，夏绿蒂·弗思对丁文江有过公道的评价，说他“既从技术观点又从哲学观点研究科学”，“感到根据科学的思想原则教育同胞是自己的责任”。[14]
1918年，惨绝人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了。伴随着战争的结束，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都掀起一股重新审视、反思科学的思潮。1923年2月14日，张君劢发表题为“人生观”的演讲，声称“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绝非科学所能为力”。张君劢比较了科学与人生观的5点不同，并由此得出结论：“故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
张君劢的言论，对刚起步不久的中国科学化运动来说，实在是起了不小的负面影响。面对张君劢的“反动”，丁文江认为，不能不说话了，便于4月12日写成了《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一文，挑起了“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在论战中，针对张君劢对科学的种种责难，丁文江旗帜鲜明地指出：欧洲文化纵然是破产，科学绝对不负这种责任；科学不但无所谓“向外”，而且是教育同修养最好的工具，它可以成就高度的“精神文明”；“理学”的内心修养所造成的所谓“精神文明”实在不敢恭维。
不过，有一点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张君劢在这里研究、论述的核心论题是“人生观”，着重论述的是“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由此进一步引申出：科学不是万能的。而张氏本人并不反对科学。他曾当面对丁文江说：“我做我的人生观，并没有反对科学的意思。”[15]
论战伊始，梁启超就宣布要遵循这样的“战时国际公法”：问题集中一点，而且针锋相对，剪除枝叶。其实，不管什么样的论战，若想将辩题辩白清楚，非遵循这样的原则不可。在这场论战中，尽管丁文江和他的支持者，也曾论证“科学方法可以用于研究人生”，甚至还探讨了如何建立科学的人生观的命题，这终究不是丁文江们论证的重点。对丁文江而言，探讨人生观不过是他宣扬科学思想的由头、切入点而已。倒是支持丁文江的一派人对人生观问题特别是科学与人生观问题展开了详细论述。如任鸿隽说：“人生观的科学是不可能的事，而科学的人生观却是可能的事。”[16]唐钺说：“科学可以解决人生观的全部”。[17]王星拱提出：“科学是凭借因果和齐一两个原理而构造起来的；人生问题无论为生命之观念、或生活之态度，都不能逃出这两个原理的金刚圈，所以科学可以解决人生问题。”[18]
在论战中，丁文江广泛地宣传了科学思想，这些思想包括：一切科学的基本数据都是通过感官感知获得的；科学方法是万能的；科学也是一种精神……
综之，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科学派的胜利，不只是它表面战胜了张君劢一干人，更在于他在更广泛的程度上宣传了科学。
五、出山洁似在山日
丁文江自辞去地质调查所所长后，就把更多的兴趣点，转移到政治上来。到1926年他就任淞沪总办，达到他一生参政的高潮。
丁文江就任“总办”后，首先要办的，就是收回会审公廨的交涉。在他任“总办”的短短几个月里，前期，主要忙这事；后期则集中办理上海的新市政。
5月21日下午，丁文江、许沅与各国驻沪总领举行秘密会议。到8月6日止，双方共举行了八次谈判。双方争论的焦点，有刑事问题、外员陪审问题。谈判桌上的丁文江，在原则问题上是寸步不让，在细节问题上却能灵活、变通。又因他在欧洲留学多年，深知西方人的心理合游戏规则，且以名学者受西方人的尊敬，因此交涉起来颇能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一般情况是，丁文江每参加完一次谈判后，就立即与赵晋卿、陈霆锐、李祖虞等举行会议，交换官民方面意见，以便磋商一致，作为交涉基础。
8月23～31日，丁文江、许沅与16国驻沪领事先后签订《收回会审公廨暂行章程》。章程规定：在原会审公廨改设临时法院，临时法院适用中国法律。临时法院的院长、推事由江苏省政府任命。这样，旷日持久的收回会审公廨交涉案，终于告一段落了。此后，在丁文江主持下，双方还有一些谈判，但所谈的都是些枝节问题了。
又经过几个月的细节谈判，1927年年初，临时法院成立。再过3年，南京政府与各国签订《关于上海公共租界内中国法院之协定》，至此，迁延近20年的收回会审公廨之交涉，终告完满结束。
为“大上海”奠基，是丁文江任总办时最重要的另一项政绩。1926年5月11日，丁文江对记者发表谈话，颇为全面的道出了自己的计划：第一步是接收闸北工巡捐局。第二步是进行全部计划，因淞沪东西南北四区尚无详细、准确之全图，故需先将四区地域重加测量，绘成一完全地图；然后按图规划，拟一计划书，邀请市政专家，详加研究，该计划书经过研究后，即行公布，请各界批评。其余较小易行事件，如苏州河之添架桥梁、环租借闸北、南市之建筑马路等等，与大体计划上无甚关系，尽可随时进行，总之在十月八月以内，总会做出成绩。
丁文江把绘制商埠全图的任务，交给工程处长程文勋办理，并责令尽快绘成。这位程处长也确系能吏，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淞沪商埠全图》便出版了。
在上海，丁文江厉行考试用人制度。第一次考试，于7月4日举行。当然在此之前，就已经公布了应考人员范围和《考试章程》。这次被考的职员，包括：（1）公署内各处各科长以下，至书记止，不问已发及未发委任状者，均须考试；（2）江苏沪海道尹公署兼管沪北工巡捐局旧有人员；（3）闸北市议会推荐之闸北市公所旧有办事员；（4）各方面新荐来之人员。《考试章程》共八条：第一条，公署各处科员以次职员，除特定者外，依本章程甄拨考试录用之；第二条，应试人员资格；第三条，甄拨考试分笔试、口试两种；第四条，笔试科目；第五条，应甄拨考试者，须于试验日前二日向本公署报名并填就报名单；第六条，凡兼试外国文字而成绩良好，
应尽先录用；第七条，考试及格人员，由公署依次录用；第八条，各职员俸给依照附表酌定。此外，丁文江还发表文告说，所有公署各处科员，要定期考试。也就是说，考试用人的制度要常态化。在军阀横行的1920年代，丁文江能厉行这种制度，我们实在不能不佩服他在行政用人方面的超前性。
丁文江在短短的几个月里，除了好些积弊。包括：整理币制，厉行文官考试，解决关税厘金，承认工会，改革教育，整顿苏州河，改良水电，整顿捐务，与各方会商解决工潮办法，追查劣毫，派人勘修吴淞马路，调查慈善机关，注意房捐收入，整理官产，调查小麦涨价问题，解决军警与教会冲突事件，调查外人越界筑路问题等等。
丁文江在兴利方面成效最显著、也最为人乐道的是他对公用卫生事业的改良。1926年夏天，上海霍乱流行。6月下旬，丁文江偕同协和医学校的兰特生博士先后视察了公立上海医院、南市自来水厂、中华路上海市卫生实验所。7月，又派人查看闸北水电公司自来水池。据报，水池不但发黑，且有臭。丁文江当即责令该水电公司在两星期内设法改良，以重卫生，否则予以取缔。他又采纳专家的建议，对饮用水采用绿气消毒法，购置消毒机器，对自来水施行消毒。为统一上海的卫生行政，他于7月初便与警察厅长严春阳等讨论并初步拟定《淞沪卫生局组织大纲》，8月3日，丁文江委任严春阳为卫生局局长。在一系列得力措施下，上海的霍乱基本得到遏制。
正当丁文江要雄心勃勃地大干一场的时候，日益激烈的北伐战事以及孙传芳的转变却让他干不下去了。其实，丁文江并不迷信“反赤”，更不认同、不佩服国民党的急进政策，他对国民党在上海的“造谣式的宣传，无意识的暴动”，很是反感。丁文江最担心的是奉军能再得逞。尽管北伐军节节胜利，但丁文江对其政治前途并不看好。基于此，他起初对孙传芳是同情的，是愿意继续合作的。后人在评述丁文江的这段从政经历的时候，往往因为他曾与军阀合作而多多批评。但我们必需公正地承认，丁文江从来没有中饱私囊、更没有残民以逞。在当时各派军阀中，丁文江最痛恨的就是奉系，因为他对奉系了解最多。因此，当他得知孙传芳要与奉系联手时，就意味着，他与孙传芳的合作也到头了。
后来，丁文江在总结这次“出山”的经历时说：“当革命的时代，如我这种人实在不适用。我不大很会说谎话，而且疾恶过严，又好管闲事。行政方面我自信颇有能力，在上海的实验，尤足以坚我自信，但是目前不是建设的时代，不妨留以有待。”[19]再后来，丁文江又曾自嘲地说自己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确实如此。丁文江这次从政生涯的最大的悲哀，是他在一个不合适的时间，找了一个不合适的地点，做了一次未竟的尝试。
六、重走西南路
丁文江在辞去“总办”以后，先在北京，后在大连，度过了一段清贫又寂寞的蜗居岁月。但他没有悲观，没有失意，更没有一蹶不振。这期间，他除了紧张地整理他的科学材料，丁文江还最终完成了《徐霞客年谱》的编纂工作，并将《徐霞客游记》加以标点重印。丁文江是典型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在学术方面的贡献，绝不止于地学一隅。他涉猎所及，除地质学外，还包括古生物学、地理学、地图学、人种学、考古学、古人类学、少数民族语言学、历史学等方方面面。温源宁曾这样评价他：“丁文江的所知所见实在太丰富了，简直就是一所老古玩店，五花八门、零零碎碎的东西，从中国军队装备的统计以及唐诗朗诵法，一应俱全。换句话说，应该把丁博士看作一部百科全书。”[20]《徐霞客年谱》就是兼跨地理学和历史学两门学科的著作。
丁文江在蜗居时，一直想谋求一个合适的职位。不久，一个理想的工作机会来了——铁道部邀请他到广西从事新路沿线的地质勘探和资源调查工作。
丁文江曾多次自称是“中国唯一的‘西南通’”，他对西南地形地质的研究和见解，是当时任何人无法企及的；请他担任此事，可谓得人。1928年丁文江在广西调查的重点，是中部及北部地区。通过调查，不仅“把以前在云南的观察也证明了一大部分”，而且又有不少重要的新发现。比如，他对广西的造山运动提出了新见解。
不过，丁文江最大的收获，是他通过实地考查，脑海里初步形成了一条北起重庆、中经贵州和广西、南达广州湾的新铁路线——“川广铁道”的雏形：如果在贵州境内能有比之重庆汉口之间更为便利的路线，那对四川来说比之川汉铁路更合自然形势。特别的，“川广铁道”离出海口最近：重庆距广州湾1400公里，而距上海1900公里。
丁文江坚信，他设计的“川广铁道”，是打通川粤交通的唯一办法，也是解决西南经济问题的唯一方法。他认定，这条路线“纵然一时不能实行，将来总有用处——后人来了，一切计划终不能出我这方案之外”。[21]为了进一步解决“川广铁道”的问题，1929年10月，丁文将带领曾世英、李春昱、谭锡畴、王曰伦等大队人马，又踏上了西南征程。本来，他的工作进展非常顺利，但却不幸发生了赵亚曾遇害的事件。这对丁文江的打击实在太大了，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这是平生遭到的最大打击，“意兴遂乃索然”。起初，他打算停下贵州的工作，专门处理赵亚曾的后事。
但略作调整后，丁文江又继续在贵州工作了。他于1月24日离贵阳，直奔广西而走，在黔贵交界一带展开底层测量和化石采集工作。3月14日返回贵阳；再由贵阳经遵义、桐梓返重庆。然后，从重庆东下，路过汉口时，他特地拜访了老朋友王宠佑；5月到了上海，与张元济、胡适等好友见面后，就乘海轮到天津，从天津回到了北平。这样，丁文江就结束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大规模地质调查旅行。第二年，丁文江、曾世英联名发表了《川广铁道路线初勘报告》。该报告对川广铁路的地形资料、建议线路、费用估计、经济效益以及对西南各省的利益，都进行了充分论证。而在以后的几十年间，丁文江的理想，陆续变成现实。
七、中央研究院总干事
1933年11月间，丁文江结束了两个月的苏俄旅行，回到了北平。一回国，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就马上与他接洽：恳切希望他能出任该院总干事。在蔡元培的坚邀和院内诸好友（如傅斯年等）的轮番劝说下，丁文江终于答应到中研院。
1934年5月18日，丁文江到上海，就任总干事；6月19日，到院办公。丁文江一上任，做的第一件事是整顿总办事处：把总人数缩减到18人；裁撤庶务处，将国际出版品交换处移归中央图书馆办理，只保留原有的文书、会计两处。丁文江所以要进行机构精减，是为了节省行政费，增加事业费。此举可体现丁文江的工作理念：一切以研究为中心。
丁文江在担任总干事期间，有三项重要举措，在中央研究院的发展历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这三项举措是：创立中央研究院评议会，设立基金保管委员会和编制预算制度。
1928年公布的《修正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规定：“国立中央研究院设评议会为全国最高学术评议机关”。但由于种种窒碍，评议会一直没有成立。丁文江上任后，认为这件事不可再拖延了。经过几个月的紧张运作，终于，国民政府于1935年5月27日公布了由丁文江一手起草、并经多方讨论而成的《国立中央研究院评议会条例》。该条例的主要内容是：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第一届聘任评议员，由中研院院长及国立大学校长组织选举会，投票选举30人，并呈请国民政府聘任……
有了条例的各项详细规定，创立评议会的工作就可依法循序进行了。20多天后的6月19日，中央研究院首届聘任评议员选举会顺利召开。次日，选举李书华等30人为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第一届评议员，并呈请国民政府聘任。9月7日，中央研究院首届评议会成立会和第一次年会在南京召开。
从此以后，中央研究院评议会每年开常会一次。开会的时候，评议员分组开会，由各组委员会调查本专业全国研究机关的成绩与全国学者所发表的著作，以为将来联络的基础。这样，中央研究院才真正成为一个代表全国学术研究的机关。同时，评议会的成立，也为中央研究院的进一步发展立下百年大计：有了评议会，才有后来的院士会议；有了院士会议，研究院的体制才正式完成。
关于基金保管委员会。丁文江担任总干事后，为了更多的增加基金并和现有基金有效利用，认为有组织保管委员会的必要。丁文江亲拟基金暂行条例，并呈请国民政府核准。6月14日，《国立中央研究院基金暂行条例》，由国民政府核准施行。有了这个条例，中研院基金部分的增益与应用，就有规则可循了。
再说编制预算的制度。在丁文江到任前，中央研究院在经费使用上采取“平均分配”的办法。丁文江到院后，即与各所长商讨，打破习惯，而各所视其最紧缩的需要，以定预算。由总办事处综合各所节省下来的款项，以应付本院所需提前赶办的，或与其他机关合作的事业。于是各事业的轻重缓急，有伸缩余地，不致有胶柱鼓瑟的流弊。简言之，就是将有限的经费，都花在刀刃上。
以上三项重要的制度建设，都是丁文江在上任后不到1年的时间里完成的。因为有了这些重要的制度，才把这个全国最大的科学研究机构，重新建立在一个合理而持久的基础之上。
八、长眠岳麓
1935年年末，粤汉路株韶段即将全线贯通，铁道部特商请丁文江派地质专家到湖南探测沿线煤矿。丁文江决定亲自出马。他于12月2日抵达长沙后，非常紧张地忙碌了6天。8日，丁文江抵衡阳，与凌鸿勋详谈了次日的行程及考察的观感。睡前，他一份给朱经农的电报：定十日返长沙，即日转车回京。因都中另有要事，促其速归，故变更原定行程。所谓“要事”，是行政院长蒋介石欲任命丁文江为铁道部长。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次来湖南，再也回不去了。
9日晨，丁文江被凌鸿勋发现中煤毒。凌鸿勋立即组织路局医生抢救，先后历5小时。不过，衡阳医生施行人工呼吸时，曾将肋骨折断，但迄28日前，一直未发现，埋下大祸根。后虽多方救治，但无效，1936年1月5日下午5时40分，心脏停止呼吸；科学巨星，骤然陨落。
根据丁文江“以所故地之地方区域以内为余葬地”的遗嘱，它应葬在长沙。最后，经反复斟酌，墓地选择在岳麓山上的左家垅。这样，丁文江就与峨峨岳麓山、汤汤湘江水相伴，长眠在楚山楚水间。丁文江的朋友汤中曾作《挽歌》：
死在那里，葬在那里，先生之言，亦可哀矣！
死在那里，葬在那里，楚山楚水，招魂千里！
死在那里，葬在那里，长眠岳麓，悠然终古！[22]
注释：
[1]傅斯年：《我所认识的丁文江先生》，载《独立评论》188号。
[2] 光绪《泰兴县志》卷二十二。
[3]丁文涛：《亡弟在君童年轶事追忆录》，载《独立评论》188号。
[4] 丁文江致胡适函，载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23册，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143页。
[5] 丁文江：《现在中国的中年与青年》，载《独立评论》144号。
[6]汤中：《对于丁在君先生的回忆》，载《独立评论》211号。
[7] 李毅士：《留学时代的丁在君》，载《独立评论》208号。
[8]丁文江致庄文亚函，这封信曾在2004年中国革命博物馆举办“近代留学”展览上展出，笔者即抄自展会。
[9]《地学杂志》第4年第10号之“本会纪事”。
[10] 2004年冬，为了调查史久元女士的传记材料，笔者曾访问史久光先生的五女史济昭女士（协和医院教授）。这个约定就是史教授告诉笔者的，而史教授直接得自史久元女士。以前的丁文江传记都说因丁夫人身体有病不能生育，是不确的。
[11] 章鸿钊：《中国研究地质学之历史》：《中国地质学会志》第1卷，中国地质学会1922 年印行。
[12] 《中国地质调查所概况·沿革》，地质调查所15周年纪念刊，1931年3月印行，1页。
[13] 丁文江：《地质汇报·序》，地质调查所印行，1919年出版。
[14]夏绿蒂·弗思：《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中译本，6页。
[15] 丁文江致胡适函，载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胡适来往书信选》，1979年，189页。
[16]任鸿隽：《人生观的科学或科学的人生观》，载帕米尔书店编辑部编：《科学玄学论战集》，台北：帕米尔书店，1980年，143页。
[17] 唐钺：《科学的范围》，载帕米尔书店编辑部编：《科学玄学论战集》，383页。
[18]王星拱：《科学与人生观》，载帕米尔书店编辑部编：《科学玄学论战集》，408页。
[19] 丁文江致胡适函，载前引《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23册，85页。
[20]温源宁：《一知半解及其他》，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29-30页。
[21] 丁文江致胡适函，载前引《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23册，132页。
[22] 汤中：《对于丁在君先生的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