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欢娱快乐；使欢乐。《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赵王 窃闻 秦王 善为 秦 声，请奏盆缻 秦王 ，以相娱乐。” 宋 叶适 《东塘处士墓志铭》：“既苦志不酬，右书左琴以善娱乐。”《古今小说·李公子救蛇获称心》：“ 李元 在前曾应举不第，近日琴书意懒，止游山玩水，以自娱乐。” 叶圣陶 《倪焕之》十三：“又有什么可爱的议论音乐一般娱乐别人的心神么？”
快乐有趣的活动。《北史·齐纪中·文宣帝》：“或聚棘为马，纽草为索，逼遣乘骑，牵引来去，流血洒地，以为娱乐。” 老舍 《骆驼祥子》四：“他去擦车、打气，晒雨布，抹油……用不着谁支使，他自己愿意干，干得高高兴兴，仿佛是一种极好的娱乐。”
山东曲艺之鼓
山东曲艺历史悠久，遗产丰富，享有书山曲海之美誉，为全国民间说唱艺术较为兴盛发达的省份之一。在山东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曲艺中的鼓就有山东大鼓、胶东大鼓、山东八角鼓、山东渔鼓、东路大鼓、西河大鼓（含阳信木板大鼓）等。
山东大鼓是北方大鼓之鼻祖， 相传形成于明代末期，已有350多年的历史。流传于以菏泽为中心的广大鲁、苏、豫地区。原称犁铧大鼓，因其伴奏乐器为犁铧碎片而得名，自《老残游记》之后，始谐音美其称为“梨花大鼓”。后逐渐发展为有板式变化的成套唱腔、敲击矮脚鼓和特制的半月形梨花片并有三弦伴奏的说唱表演形式。梨花大鼓风格朴实，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曲调高昂，说、唱、道、白兼备；叙事山东大鼓抒情交融。
胶东大鼓是流行于胶东半岛上的一种鼓曲形式，该曲种产生已有250年左右的历史。开始时为盲人所创，早年的演唱者都是说书兼算卦，到了清嘉庆之后，才结合“靠山调”慢慢发展成早期大鼓的曲调，后吸收东路大鼓、莱阳弹词、茂腔等唱腔曲调，得到新的发展。胶东大鼓在胶东民间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丰富多彩的胶东民间民俗文化的一个缩影。
山东八角鼓原名八旗鼓，因伴奏乐器八角鼓而得名，流行于聊城、济宁、临沂、博山、青州、胶州、莱阳等地，均称八旗鼓或八角鼓，唯莱阳改名弹词。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挖掘流传聊城一带的八角鼓音乐时，始定名为“聊城八角鼓”，尔后各地陆续挖掘，因各地所唱曲牌、曲目基本相同，小有变异，故统称之日“山东八角鼓”。
山东渔鼓系源于唐代道曲的一种民间说唱艺术形式。南宋始用渔鼓简板伴奏，元明以来流传很广，与各流行地区民间俗曲相结合形成各自不同的曲调。演唱内容以历史传统与民间故事为主，宗教色彩日渐淡薄。因主要伴奏乐器而得名“渔鼓”，流行于山东境内的统称“山东渔鼓”。渔鼓演出形式简单，用渔鼓、简板伴奏，唱白自由，语言通俗，曲调适于述说，几近吟诵。
东路大鼓亦名“老东口”，在山东东部农村小唱基础上，受茂腔等地方戏曲影响，逐渐演化而成。清末，因其久已流行的梨花大鼓相对称，而叫做“东路大鼓”。其演唱形式一般采用大鼓和钢板伴奏，演唱者边击鼓、板，边说唱，唱词为韵文，兼以散文念白，绘声绘色，引人入胜。东路大鼓的曲调刚健有力、活泼流畅，语言通俗质朴，深受群众喜爱，故当时以说书为业的民间艺人数不胜数。
西河大鼓的前身，是清代中叶流行于河北、山东等地的弦子书和木板大鼓。以说唱中、长篇书目为主，也有少数演员专工短篇唱段。西河大鼓有弦子书和木板大鼓两种演出形式。弦子书以小三弦伴奏，演员自弹自唱；木板大鼓演员自击木板和书鼓说唱。后来，这两种曲艺艺人拼档演出，形成以鼓、 板、小三弦伴奏的形式。
复活的大源古傩
古傩，不再是单纯的村民自娱自乐之物，而是逐渐演变成泰宁县的一个文化元素。
古村古傩 娱神娱人
泰宁县新桥乡大源村，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小村落。但让人吃惊的是，这么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居然有千余年的“村龄”。
南唐时期（公元937年），大源村的老祖宗严续在朝廷做官时被人诬告，被囚狱中，幸得当时的禁官赵元德将他密释，他只身逃到新桥大源村，此后严姓就在这个小村落里繁衍生息。避过风头后，严续再度出山，官居宰相衔，皇上还把宫廷里的傩舞，当时叫“和藩舞”赐给他，让他带回家乡。于是，傩舞代代相传，舞了千余年。
大源傩舞原始古朴，既有反映原始社会劳动、生活、战争的场景，也有驱疫赶鬼、招财进宝、祈求丰年等欢快的舞蹈动作。傩舞人脸上戴的傩面具，是傩文化的特征，形象或凶恶或粗犷或温婉，代表不同的神像，用樟木雕刻彩绘而成，不怕虫蛀。大源傩舞有一个情节，4人抬着一个塑像，傩舞人围着塑像起舞，这个塑像就是严续的恩人赵元德。千余年来，严氏子孙为纪念这位恩人，不仅为他造庙供奉，更将其塑成金身，年年舞傩以示祭祀。
大源村北倚江西黎川、东邻邵武市、西毗建宁县，曾经是泰宁周边地区通往江西黎川的必经之路。清代以前，这个村有数百户村民，设有圩场、饭店和客栈，方便过往客商投宿和吃喝，连当时邮路也是经此地到江西黎川德胜关，成为一个跨省的中转站。因此，新中国成立前，每逢舞傩，大源村可谓人山人海，十里八乡的人都会跑来看热闹。
村里75岁的老人严仰春，至今仍对新中国成立前村民舞傩的场景印象深刻。他说，那时舞傩，一是为了好玩，更是为了敬神，祈盼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每逢农历正月初一、正月十五、五月二十五，尤其是庆丰收的十月十五，村里的4支傩舞队就要出动，“金童玉女”手捧“玉如意”“蟠桃”“金元宝”在最前面引路，傩舞队走家串户“送福”。有时傩舞队还会从村里远途舞傩到乡里，沿途全是前来看傩舞的乡亲。那时候，物资贫乏，舞傩人没有演出服装，队员们就去借妇人绣了花边的对襟长袍，以假充真，后来连这种长袍也不容易借到了，大家就干脆打赤膊跳，即便是在严寒的正月里也是如此。
断代边缘 古傩复活
从1954年起，大源村的4支傩舞队全部停止了活动，尤其是“文革”期间，许多珍贵的傩面具及傩道具也被烧毁，流传了千余年的傩舞，悄悄地退出了社会舞台，面临失传。
1995年，是大源古傩新生的历史时刻。这一年，泰宁县进行民俗文化调查，获知大源村有古傩舞后，决定抢救这朵古民俗奇葩。可此时，傩舞已停跳了41年，健在的老艺人所剩无几且都年过古稀，很多动作都回忆不起来，古傩处在断代边缘。
严建华，今年44岁，读过高中，是村文化协管员，他从小就听村里老人说起傩舞，但没见过。第一次在县城尚书第，严建华看到了傩舞的面具及蜡像，非常激动：原来这就是老祖宗传下的东西！得知县里要重新组建傩舞队后，严建华花了近一年的时间，将村里老艺人传授下来的动作、队形用图稿的形式画下来，再到县档案局、图书馆查找资料，还到邵武和江西黎川等地走访搬迁出去的大源村老人，一点一滴地将古傩舞拼凑完整。
有了完整的图稿后，严建华与筹备组的几位成员每天晚上挨家挨户到村民家里请人来跳舞。但村民们不是担心会耽误田里的农活不愿学，就是学了几天又打退堂鼓。好在严建华与筹备组的成员都主动参加，几位年过古稀的老艺人也每晚赶来，手把手一招一式地教，加上县文化部门来人帮着指导，曾经失传的古傩终于慢慢地复活了。
1个月后，大源村农民业余傩舞队准备在村里亮相，可是没有道具、服装怎么办？严建华与筹备组成员在村口贴了倡议书，村民们5元、10元地捐款，筹到了500多元钱，配齐了鼓、锣、如意等道具，县文化馆出钱做了傩面具。没有服装，大家依然打着赤膊简单地亮相了。那一天，村里比过年还热闹，家家户户备好鞭炮“迎傩”，一些老人甚至激动得热泪盈眶。
这年9月，傩舞队前往三明参加国庆民间民俗表演，获得优秀演出奖，这是大源古傩第一次正式登台演出。谁也没想到，10年后，这支农民傩舞队登上了央视的舞台。
古傩新生 古村扬名
把傩舞跳进北京，大源村民没人敢想。
那几年，县里和乡里投入2万元，重新设计购置了一批服装、道具。作为队长的严建华，尽量组织傩舞队参加各种演出，以扩大傩舞的知名度。村里也在演出期间，发给傩舞队员适当的误工补贴。
从参加宁化首届客家祭祖、大金湖中秋焰火晚会、香港回归踩街等活动，到参与泰宁国家地质公园揭牌、泰宁“申世”“申魅”……渐渐地，在泰宁旅游发展的重要环节里，都有了古傩粗犷的身影。流传了千年的古傩，不再是单纯的“娱神娱人”，渐渐演变成泰宁旅游的一个文化元素，为泰宁旅游发展增添亮丽一笔。
2005年，是大源傩舞的丰收年。这一年，大源傩舞被列为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同年6月，作为省民间艺术团成员单位之一，大源村农民业余傩舞队代表福建参加江西南昌国际傩艺术周，从来自全世界的36个团队中脱颖而出，获得银奖及优秀演出奖；随后，他们进京为泰宁“申魅”助阵，古朴的演出博得现场专家与观众的满堂喝彩；在泰宁摘得“中国十佳魅力名镇”桂冠后，他们应邀再次进京参加庆典表演，成为入选央视的5个播出节目之一。
与此同时，大源村民舞傩的心态也在发生着变化。严建华笑着说，原先是没人愿意学，现在是觉得学舞傩好，可以经常出去演出“看世界增见识”。如今，在大源村，90%以上的年轻人都学过傩舞，连几岁的稚童都喜欢拿着面具、木刷跟在后面跳。每逢傩舞队出动，村里都要放鞭炮迎送；队员演出误了农活，亲朋好友都会来帮忙；比赛拿了名次，村里人比队员们还高兴。而严建华，也于2008年被授予福建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大源古傩走出了深山，也以独特的方式“挽救”了古村落。原先，许多村民都想将自家的老屋拆掉建新房，但古傩出名后，吸引了各路媒体及摄影家到这里拍摄古村落、古民俗。看到自己眼里的破旧老屋、老村，成为众多记者与摄影家眼里的“宠儿”“无价之宝”，村民们渐渐意识到“拆了就不可能再有了！”“祖宗留下的东西要保护好！”如今，村里另外选址给村民建新村，大家齐心协力，保护这个流传千年的古村落。
古代斗茶乐 有钱有闲人的“雅玩”
古代斗茶图(资料图片)
在古代，斗茶可谓风靡一时，如同西班牙斗牛一般惹人眷爱。但不同的是，斗茶要文雅得多，其文化内涵也十足丰富。斗茶，即比赛茶的优劣，又名斗茗、茗战，始于唐，盛于宋，是古代有钱有闲人的一种雅玩。
宋代是一个极讲究茶道的时代，宋徽宗赵佶撰《大观茶论》，蔡襄撰《茶录》，黄儒撰《品茶要录》，可见宋代斗茶之风极盛。每年清明节期间，新茶初出，最适合参斗。斗茶的场所，多选在有规模的茶叶店，前后二进，前厅阔大，为店面；后厅狭小，兼有厨房，便于煮茶。有些人家，有比较雅洁的内室，或花木扶疏的庭院，或临水，或清幽，都是斗茶的好场所。
古之斗茶者，大都为一些名流雅士，围观者众多，就像今天看一场球赛一样热闹。斗茶者各取所藏好茶，轮流烹煮，相互品评，以分高下。斗茶，或多人共斗，或两人捉对“厮杀”，三斗两胜。斗茶内容包括：斗茶品、斗茶令和茶百戏。斗茶品以茶“新”为贵，斗茶用水以“活”为上。一斗汤色，二斗水痕。首先看茶汤的色泽是否鲜白，纯白者为胜，青白、灰白、黄白为负。汤色能反映茶的采制技艺，茶汤纯白，表明采茶肥嫩，制作恰到好处；色偏青，说明蒸茶火候不足；色泛灰，说明蒸茶火候已过；色泛黄，说明采制不及时；色泛红，则说明烘焙过了火候。其次看汤花持续时间长短。宋代主要饮用团饼茶，调制时先将茶饼烤炙碾细，然后烧水煎煮，饮用时连茶粉带茶水一起喝下。如果研碾细腻，点茶、点汤、击拂都恰到好处，汤花就匀细，可以“紧咬”盏沿，久聚不散，这种最佳效果，名曰“咬盏”。点汤的同时，用茶筅旋转击打和拂动茶盏中的茶汤，使之泛起汤花，称为击拂。反之，若汤花不能咬盏，而是很快散开，汤与盏相接的地方立即露出“水痕”，这就输定了。水痕出现的早晚，是茶汤优劣的依据。有时茶质虽略次于对方，但用水得当，也能取胜。所以斗茶需要了解茶性、水质及煎后效果，不能盲目而行。
斗茶令，即古人在斗茶时的行茶令。行茶令所举故事及吟诗作赋，皆与茶有关。茶令如同酒令，用以助兴增趣。
茶百戏，又称汤戏或分茶，是宋代流行的一种茶道。即将煮好的茶注入茶碗中的技巧。在宋代，茶百戏可不是寻常的品茗喝茶，有人把茶百戏与琴、棋、书并列，是士大夫喜爱与崇尚的一种文化活动。宋人杨万里咏茶百戏曰：“分茶何似煎茶好，煎茶不似分茶巧……”茶百戏能使茶汤的汤花瞬间显示瑰丽多变的景象。若山水云雾，状花鸟鱼虫，如一幅幅水墨图画，这需要较高的沏茶技艺。宋代，茶大都是用来招待贵客的，喝茶是一件奢侈的事情，难度较大的茶百戏，流行的范围比较窄，一般只流传于宫廷和士大夫阶层，生活在底层的百姓掌握这种技艺的少之又少。
说到斗茶，不能不说茶盏。宋代盛行斗茶，其所用茶具为黑瓷茶具，产于浙江、四川、福建等地，其中最为人乐道的是福建的建窑盏，即著名的“建盏”。因其色黑紫，故又名“乌泥建”、“黑建”、“紫建”。建盏中又以兔毫盏最为人称道。兔毫盏釉色黑青，盏底有放射状条纹，银光闪现，异常美观。以此盏点茶，黑白相映，易于观察茶面上的白色泡沫汤花，故名重一时。蔡襄《茶录》曰：“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其坯微厚，最为要用。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盏，斗试家自不用。”宋代祝穆在《方舆胜览》中也说：“茶色白，入黑盏，其痕易验。”而黄庭坚的“兔褐金丝宝碗，松风蟹眼新汤”即为咏此茶盏的名句。制作建盏，配方独特，窑变后会现出不同的斑纹和色彩。除釉面呈现兔毫条纹的兔毫盏外，还有鹧鸪斑点、珍珠斑点和日曜斑点的茶盏，这些茶盏分别称为鹧鸪盏、油滴盏和日曜盏，它们最适宜斗茶。黑釉油滴盏我不陌生，我家原来就藏有一件这样的古董，乃殷实的祖上所传。束口，深腹，卷足，盏面有诸多均匀的珍珠斑点。这种茶盏，一旦茶汤入盏，即能放射出五彩纷呈的点点光芒，为斗茶平添了一份情趣。可惜当年父亲被打成右派，红卫兵抄家时毁坏了，想来令人痛惜。在茶文化的追忆中，每每念及我家的油滴盏，就似乎看到了古人斗茶的影子在晃动。
其实，宋人斗茶之风的兴起，与宋代的贡茶制度密不可分。民间向宫廷贡茶之前，即以斗茶的方式，评定茶叶的品级等次，胜者作为上品进贡。斗茶，分割出来作为一项游戏，当时也只局限于文人雅士之间。元代以后，渐渐推向民间，至晚清复归消歇。
古人斗茶的一些技法如今已难觅踪影，可我国大部分的产茶区，仍能看到古代斗茶的遗风。有的“斗茶”大会上，还会奏起古乐。心随弦动，古乐空灵，茶香袅袅。这种“斗茶”与古代已经有根本的不同，但却反映出了中国茶文化的精深与历史的源远流长。
历史上名人的娱乐圈
活在历史边上的人们。
中国古代有没有娱乐圈儿？如果按照今天的眼光去看的话，恐怕很难找到严格意义上的娱乐圈儿。然而，演艺者的精湛技艺一直填补着我们先辈们的精神生活———尽管他们的遭际甚至不如一盘经典的老式唱片，可以被人常常从尘封的记忆中想起。在整个人类发展史上，他们比起那些王公贵族来，只是配角而已。然而，他们足以凭借自己精湛的技艺做到名噪一地和名噪一时。而这一地与一时恰恰被有心人记录了下来，便成了残缺不全却别有风味的古代娱乐圈儿。关于他们的故事，总是零散地存在着———
一篇发了三千年的新闻通稿
中国古代最早的娱乐记者是屈原。他的《九歌》则是一篇发了三千年的新闻通稿。
“九歌”是祀神的巫舞，表演者自然是巫人。共十一篇，前面十篇是每篇祭一个神，最后一篇是结束时的送神曲。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其中所表现的这些神的形象，并不是抽象的、虚幻的精灵，而是充满着人的感情，这些神灵和我们一样，有痛苦、欢乐、愿望和追求。这种神灵的平凡化，已经显示出中国戏剧艺术发展的萌芽。
根据“九歌”的描写，就可以大体上勾勒出这一场歌舞的轮廓：
喜气洋洋的节日里，祭神的坛场已经布置就绪。所祭的神中第一位是“东皇太乙”，是群神之首；另外九位，大部分是山川自然之神，如“云中君”（云神）、“湘君、湘夫人”（湘水之神）、“东君”（太阳神）、“河伯”（河神）、“山鬼”（山神）；一部分是掌握人们命运的神，如“大司命（管理人类寿命的神）、“少司命”（管理子嗣的神）；比较特殊的是“国殇”，祭的是为保卫国家民族而牺牲的战士英灵。祭品摆满了祭台；乐队排列在两旁（乐器中有钟、竽、鼓、瑟及箫等），合唱队也做好了准备。主祭的巫师神情严肃，穿着挂满了玉饰，一路走来就会叮叮作响的法衣，手持特制的法剑，首先出来迎神——东皇太乙。这时，满堂的巫女开始轻盈地跳起舞蹈，她们身穿艳丽的服装，个个花枝招展，舞起来的时候，就像百花开满了神殿，在热烈的歌舞声中，主祭的巫师祝祷着神的康乐。
这是一场作为序幕的群舞。接着，“小场子”开始了。
群舞结束，“云中君”上场，做空中翱翔状。巫人唱出盼望神灵降临的心愿。
云中君在云层中渐渐隐去。“湘夫人”上场了，她漫步在湘水岸上，等待着心爱的湘君，可是湘君没有来。她便唱出低沉的哀歌，忧伤浸透了她的心灵。最后，她开始自宽自慰，何必如此悲伤，逍遥自在的生活岂不更好？她终于踏着缓慢的脚步，伤心地离开。湘夫人刚刚离开，“湘君”便来了。他和湘夫人一样，同样地深爱着对方。看不到湘夫人的时候，他也唱出了内心的痛苦，因为是男性的自白，愈显缠绵悱恻。由此可以看出，这一幕决不是爱情的悲剧，只是偶然的误会罢了。通过这一幕，我们看到他们相互间感人至深的真挚爱情，并且相信他们的结局一定幸福圆满。
接着是“大司命”出场。风神为他开道，而神洗净云路的尘埃。他独自舞着、唱着，倾诉着对爱情求之不得的感伤。如此威风八面，仍有难以如愿的怅恨，令人同情和费解。
“少司命”上场，他默默无语地舞着，在满堂美丽的巫女中，注视着其中那个自己钟情的女子；可是当这个女子用歌声来表现对他的爱慕之情时，他却又默无一言地飞逝而去，好像有难言之隐，空留一片惆怅。
“东君”驾着龙辇，发出隆隆响声。他是太阳神，出场时自然满天霞光，令人炫目。他看到这场欢乐的歌舞，立刻迷醉了，筒直是流连忘返。但他深知自己的职守，理智终于战胜感情，太阳神还是驾着龙车启程前进了。这是一场有领舞的集体舞。
风【蟹】流潇洒的“河伯”上场了。他和女孩子们已经玩乐了一天，此时日落西山，他和她们仍然难舍难分，万分不乐意地送别了女孩子们。
紧接着这些令人快乐的场面，凄厉的“山鬼”出现了。她是那样美丽苗条，但本来含睇宜笑的脸上却冷若冰霜。她正等待着失去的爱人，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也不顾狂风暴雨，她总是伫立在高高的山巅之上；秋风扫叶，山猿夜啼，景色的凄凉更加重了这位痴情女子的千重愁、万种恨。她唱出凄厉的歌声，倾泻着自己炽烈的爱情。
“小场子”的最后一个节目，是“国殇”，这是一场男巫的群舞。他们都扮作战士的模样，在战场上英勇杀敌，宁死不屈。歌队唱出了对他们的深深怀念和歌颂之情。
最后，又是一场巫女的群舞，她们手拿春花，祝愿幸福美好的生活就像春兰秋菊一样茂盛，天长地久。
演出就在这欢乐的送神曲中结束。
何其精彩的演出现场记录！屈原被后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这一点总是让人费解，《离骚》《天问》这些篇章中明明是一脑门子官司的，谈何浪漫？正因为有了《九歌》，屈原才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这一千秋美誉了。
不禁联想起如今的娱乐圈儿，有哪一个记者会在不拿红包的情况下把一台晚会记录得如此精彩又详尽？
靠跳舞发迹的安禄山
相传，范阳节度使安禄山骁勇善战，屡立战功，但是，总也得不到重用。一天，听人讲起飞将军李广的故事，这个大男人不禁泪如雨下——难道我注定要和飞将军一样，终生玩命却得不到任何回报？
他想起了自己的一个家丁不久前向他介绍的那个叫做杨国忠的地痞无赖，那人鬼精灵得很，说不定会有什么主意。可是家人跑遍了大大小小的酒肆、妓院，四处打听不着此人，后来听说他居然是当今皇帝宠妃杨贵妃的远房哥哥，已经进宫做官去了。
这消息让安禄山差点死过去——这么一个无赖，居然也当上了官？！而且据说是身兼数要职。
安禄山托人打听到了杨国忠的住处，不惜血本上了一份大礼。向杨国忠表达了自己战功赫赫却不得重用的遭遇，杨国忠看见大礼，自然是深表同情。他又觉得安禄山骁勇善战，是个值得培养的对象，便把安禄山引荐给了杨玉环。杨玉环见安禄山生得勇武，顿时喜爱不已，当即认作干儿子。并向他传授了一个升迁秘笈——当今圣上喜爱胡旋舞，你如果会跳这种舞，并且在适当的时候展示，比在疆场上立战功重要得多。安禄山忙问哪里去学？杨玉环当即为他跳了一曲。安禄山哪受过这待遇，跪在地上大呼“娘娘千岁千千岁”，那舞蹈极其轻盈，跳起来疾如飞鸟。安禄山万万没有想到体态如此丰满的娘娘千岁居然会跳这样的舞蹈，心中佩服不已。杨玉环为他引荐了一个民间胡旋舞师，专职教他。安禄山跳这样的舞蹈实在是勉为其难，他的体重足有200斤以上，如果达到疾如飞鸟的境地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但为了达到目的，安禄山不惜力气，五年寒暑终成一代胡旋舞大师。此后，杨玉环专门为他安排了一次在皇帝面前显露的机会。安禄山的表演引起了玄宗极大的好感，他对这个胖大的家伙如此精于舞蹈而感到诧异。安禄山五载苦修，一朝成为宠臣，因为胡旋舞。而后来的马嵬兵变，杨贵妃、杨国忠被逼自尽，也是因为胡旋舞。
安禄山的成功，可以说是得益于唐玄宗所创造的当时最豪华的宫廷娱乐圈儿，他感动了宫廷娱乐圈儿的总策划，而恰恰这个总策划的另一个职业是皇帝，于是，剩下的一切就迎刃而解了。
可见，古希腊战争中的笑言：“美丽女人的鼻子改变历史”并非子虚乌有。谁能想到，一个异族的舞蹈能够有如此大的作用？
陈子昂
不惜千金买琴摔
利用娱乐圈儿出名的方法有很多种。唐代大诗人陈子昂却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他年轻时从家乡四川来到长安，准备一展鸿鹄之志，然而朝中无人，故四处碰壁，怀才不遇，令他忧愤交加。
一天，他在街上漫无目的地闲逛，见一人手捧胡琴，以千金出售，观者中达官贵人不少，然不辨优劣，无人敢买。陈子昂灵机一动，二话没说，买下琴，众人大惊，问他为何肯出如此高价。他说：“吾擅弹此琴，请明天到敝处来，我将为尔等演奏。”
次日，陈子昂住所围满了人，陈子昂手捧胡琴，忽地站起，激愤而言：“我虽无二谢之才，但也有屈原、贾谊之志，自蜀入京，携诗文百轴，四处求告，竟无人赏识，此种乐器本低贱乐工所用，吾辈岂能弹之！”说罢，用力一摔，千金之琴顿时粉碎。还未等众人回过神，他已拿出诗文，分赠众人。众人为其举动所惊，再见其诗作工巧，争相传看，一日之内，便名满京城。不久，陈子昂就中了进士，官至麟台正字，右拾遗。
这个故事后来被传为佳话，也成为利用娱乐圈儿成名的一种“终南捷径”。
祢衡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行为艺术家
《三国演义》中记载了东汉末年青年祢衡击鼓骂曹操的故事。故事是这样讲的：
青年祢衡非常有才气，而且善于击鼓，颇受曹操宠臣孔融的赏识，曾几次向曹操推荐。可是，祢衡却不满曹操的为人，称病不肯前往，曹操非常生气，但碍于祢衡的才名，不便杀他，就令他在宴会上为宾客击鼓助兴，存心出出他的洋相。到了那天，祢衡在曹操的大殿上击鼓，那是著名的《渔阳三挝》，青年祢衡精通音律，在座莫不感怀。按规矩，击鼓要更衣，他慢慢脱下旧衣服，裸体而立，浑身尽露。众人都把脸遮了起来，而祢衡毫不在乎，徐徐着裤，颜色不变。
曹操大骂祢衡不知礼法，无礼取闹。
“吾露父母之形，以显清白之体耳！”祢衡慨然应对。
真正有价值的表达都会被当时的一些污浊气息掩盖着，比如祢衡的行为艺术。当然，我们把行为艺术家看作娱乐圈中人，本身就有某种不受欢迎的程度。至于是娱乐圈不欢迎行为艺术，还是行为艺术不欢迎娱乐圈，就不得而知了。
性情皇帝唐玄宗进入娱乐圈儿对于众多戏子而言，实在是个不小的鼓励。
唐玄宗在“梨园”戏班，非常喜欢扮演“丑角”，剧中凡有“丑角”可演，无论角色大小，唐玄宗总是很认真地登台上场。因他是一国之君，登台演出且扮演丑角，有失其帝一君威，于是在演出时，特意在脸部挂上一小块白玉片儿以遮面。后来的丑角艺人在演戏时，就效法唐玄宗，在脸上勾画一个类似白玉片的白粉块儿，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我们今天戏曲舞台上的丑角脸谱。
因为唐玄宗爱演丑角，丑角便成了旧戏班中的“特权阶层”。梨园名宿和老艺人们说：“过去戏班里的演员，无论你唱得再好，演技再高，在班子里的地位也是老二，唯有唱丑角的演员才算老一，因为尊‘丑’就是尊皇帝。”旧戏班里装有黄蟒、官衣、道袍、王帽、凤冠、九龙冠、圣旨、笏板、尚方宝剑等道具的箱子，是不能随便坐的，唯有丑行演员敢坐。丑角演员在后台可以随意坐立，但其他演职人员就要按章行事。在演戏前，只有丑角演员勾画脸谱后，其他演员才能化妆及勾脸。在赶庙会唱戏时，戏班子先要敬“神”，大家都要磕头跪拜，但是唱“丑”的演员，无论年龄大小，男女老少，资历高低，都可以不鞠躬、不作艺、不磕头。这些规矩，皆因唐玄宗的缘故。
这个历史舞台上的主流人物，因为爱好的边缘化，使得他变得丰满可爱起来。小丑唐玄宗比起那些把所有艺人视为小丑的达官贵人们来，自然是多了不少人性的色彩。
通用的格斗语言 摔跤:古老的运动
古代女子摔跤场景
摔跤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竞技运动之一，据史料记载和传说，早在原始社会就有摔跤活动。摔跤在远古时期是作为与同物种争斗、夺取生存权利的手段而出现的，因此具有野性特征，同时也是世界范围内通用的格斗语言。
公元前776年古代奥运会诞生时，摔跤即成为比赛项目，尔后在历届古代和现代奥运会上从未“缺席”。
当前盛行的跤种主要分为古典式和自由式，两者又统称为国际式摔跤。古典式摔跤起源于公元前2世纪末的古希腊，时称希腊罗马式摔跤。18世纪90年代，法国古典跤爱好者自发组成职业团体，到世界各地游历巡演，使其逐步发展成为竞技比赛。与此同时，自由式摔跤在欧洲出现，并于19世纪在英国定型。与古典跤相比，自由跤允许选手用手臂抱对手下肢，还可用腿绊，技术更为丰富。
本届武搏运动会摔跤比赛设四个项目，分别为带摔、格斗式摔跤、古典式摔跤和女子摔跤，共产生12枚金牌。每个级别8名选手将被分成两组，分别进行单循环赛，小组头名进入决赛，第2名争夺铜牌。女子摔跤和带摔每场比赛为3回合，每回合2分钟，回合间休息30秒；格斗式摔跤和古典式摔跤为1回合，时长5分钟，如需要另有1分钟加时赛。比赛中，选手将对方摔成不同状态所获技术分值也不同，分为1分、2分、3分(单回合内得两个3分者获该回合胜利)和5分(单回合内得5分者获该回合胜利)，每回合中比分累积多的选手获得回合胜利。
摔跤比赛在摔跤垫上进行，垫子放在四周宽阔无障碍的跤台上，垫中间有直径9米的圆圈，沿9米圈内有1米宽的红色区带。选手在比赛时须穿连体摔跤服和紧固踝关节的摔跤鞋，可使用无金属部件的薄形护膝，可戴不含金属器件或硬质外壳的护耳。
北宋的足球先生 摇身一变成太尉
足球起源于中国，古代的足球叫“蹴鞠”，西汉学者刘向在《别录》中记载：“蹴鞠，传言黄帝所作。”
“举目则秋千巧笑，触处则蹴鞠踈狂。”(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足球到了繁华如梦的北宋，演变成汪洋恣肆的全民体育运动，涌现出许多大名鼎鼎的足球先生。开国皇帝赵匡胤治大国若烹小鲜，知人善任把具体工作安排给下属，他只负责签署文件拍板定案。风和日丽阳光灿烂的日子，赵匡胤就带着弟弟赵广义、宰相赵普等到御花园踢足球。友谊第一竞技第二，让老板开心比友谊和竞技更重要，北宋的绿茵场上众星捧月，天下第一足球先生非赵匡胤莫属。不过，行伍出身的赵匡胤绝非浪得虚名，他的足下功夫十分了得，尤其擅长白打，即踢球时，可以头、肩、背、腹、膝、足等部位接触球，得心应手随心所欲。《宋太祖蹴鞠图》描绘的就是赵匡胤踢球的情景。
宋徽宗赵佶是个风【蟹】流皇帝，多才多艺，对足球也有浓厚的兴趣，做端王时身边就有一大批各种门类的顶尖级艺术人才追随左右。高俅就是这个时候走进端王府的花园，揣着一身精湛的球技，成为北宋又一位足球先生，藉此平步青云，开始祸国殃民的政治生涯。
《挥麈后录》记载：“高俅者，本东坡先生小史，笔札颇工。东坡自翰苑出帅中山，留以予曾文肃，文肃以使令已多辞之，东坡以属王晋卿。元符末，晋卿为枢密都承旨。时祐陵为端王，在潜邸日，已自好文，故与晋卿善。”“值王在园中蹴鞠，俅候报之际，睥睨不已。王呼前来，询曰：‘汝亦解此技邪？’俅曰：‘能之。’”最初，高俅是苏东坡的小跟班，苏东坡把他推荐给当朝驸马王晋卿，王派遣高俅到端王府公干，端王赵佶正在论坛踢足球，高俅站在旁边看得十分入迷。赵佶问他会踢足球吗，高俅说会呀。
足球是高俅命运的拐点。几年后赵佶当了皇帝，高俅摇身一变成了高太尉。他的发家史很有名，不过瞅准机会飞黄腾达其实不是他的原创，他抄袭的是柳三复的创意。柳三复是个混混，练就一身足球绝技。那时候的足球还没有完全市场化，其功能主要是娱乐和健身，柳三复踢球踢不出名堂，照样会饿肚子照样没有社会地位。听说宰相丁谓是个超级球迷，这小子就来到宰相府论坛的院墙外边，日复一日，丁谓的足球终于飞出墙外，柳三复喜出望外，把足球和自己直接送到了丁谓面前，一边跪拜参见宰相大人，一边用肩膀和后背颠球，丁谓爱“才”，给了柳三复一个官职。
看来，从宋朝起，足球就不仅仅是足球，而是达到目的的手段，难怪黑哨黑球屡禁不绝，也是古已有之。
古代娱乐—安塞腰鼓
安塞腰鼓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民间大型舞蹈艺术形式，具有2000年以上的历史。独具魅力的安塞腰鼓像掀起在黄土地上的狂飚，展示出西北黄土高原农民朴素而豪放的性格，张扬出独特的艺术个性。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在香港，在中国的各地展现风采，并为世界瞩目。豪迈粗犷的动作变化，刚劲奔放的雄浑舞姿，充分体现着陕北高原民众憨厚朴实、悍勇威猛的个性。早在1986年，安塞腰鼓就荣膺首届中国民间舞蹈大赛最高荣誉大奖，近年来，它先后在第11届亚运会开幕式、香港回归庆典等大型活动中表演，并赴日本进行表演。安塞腰鼓表演可由几人或上千人一同进行，磅礴的气势，精湛的表现力令人陶醉，被称为“天下第一鼓”。1996年，安塞县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中国腰鼓之乡”。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06年5月20日，安塞腰鼓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安塞腰鼓是安塞三绝之一。
风格特征
1．通过动律的变化表达舞者的内心激情。舞者击鼓时情不自禁地微微摇头晃肩，使内在感情与外在的动律有机地结合，达到神形兼备、和谐自如；
2．舞者挥槌击鼓有股子狠劲，无论是上打、下打还是缠腰打，双手都要将鼓槌甩开。但虽狠而不蛮，显得挺拔浑厚，猛劲中仍不失其细腻之感；
3．做踢腿、跳跃动作时，无论是大踢、小踢或蹬腿动作，都要有股子“蛮”劲。节奏欢快，难度较大，代表了安塞腰鼓粗犷豪爽、刚劲泼辣的风格；
4．击鼓转身是安塞腰鼓表演的关键。在舞蹈中凡做蹲、踢动作必有转身，转身时必须要猛，特别是做腾空跳跃落地蹲，边转身、边起步的一套动作组合时，必须在固定的节拍里，运用迅速地猛劲才能完成动作的变化与连接；
5．动律形态复杂，跳跃幅度较大。表演随着节奏的加快，脚步便开始复杂的踢踏跳跃，并加大身体左右摆动的幅度。如做“马步蹬腿”、“连身转”、“马步跳跃”等动作时，舞者运用弓步向后连跳两次，然后左腿大步前跨，右腿发力蹬地而起，势若龙腾虎跃，显示出一种顽强拼搏的精神状态。
挎鼓子的服饰装扮与传统戏曲．中的武生相似，穿黑色紧身夸衣；头戴草帽圈；戴髯口，脸要红，眉毛要粗，表演时胡须要摆开。随着时代的变迁，舞者的服饰也在变。近年来西河口乡一带的腰鼓服饰，已接近于生活，而真武洞腰鼓队的服饰；仍然保留着古代武士的装扮，头扎英雄巾、腰束战裙、脚蹬红缨鞋，颇似古代征战沙场的士卒将帅。
安塞腰鼓除以舞者自身击打的鼓点为主要伴奏外，也有以民间鼓吹乐队伴奏的，乐器有鼓、镲、锣等，另有唢呐吹奏曲牌，常用曲牌有（搜山令）。
古代娱乐—陕北秧歌
陕北秧歌舞，历史悠久相传北宋时已有，原为阳歌，"言时较阳，春歌以乐。"《延安府志》记有"春闹社，俗名秧歌。" 由此可知，秧歌源于社日祭祀土地爷的活动。 清李调元《粤东笔记》云："农者，每春时，妇子以数十计，往田中插秧，一老挝大鼓，鼓声一通，群竞作，弥日不绝，是日秧歌"。故又有人指出，秧歌传自南方，是陕北的一种外来文化。作家曹谷溪在《再谈陕北秧歌》中说："陕北人闹秧歌，就是图个红火。每年正月二三开始，几乎要闹腾一个正月天。一直到二月初二才压了锣鼓五音"。形式多样，是一种民间广场集体歌舞艺术，表演起来，多姿多彩，红火热闹。
陕北地区 "闹秧歌"习俗由来已久。如陕北的绥德、米脂、吴堡等地，每年春节各村都要组织秧歌队，演出前先到庙里拜神敬献歌舞，然后开始在村内逐日到各家表演，俗称"排门子"，以此祝贺新春送福到家，这是古代祭社活动的延续，十五日灯节这天，秧歌队还要"绕火塔""转九曲"。"绕火塔"也叫"火塔塔"，先用大石和砖垒起通风的座基，上面再用大块煤炭搭垒成塔形，煤炭之间有空隙，填入柴禾、树枝以便燃点。由于当地煤炭质量好，又有柴木助燃，所以在十五日的夜晚点燃后，火焰照红夜空，秧歌队绕塔高歌欢舞，非常好看。此习是古代"祀太乙""积薪而然"求火消灾驱邪的遗风。此风俗在清代县志中有记载，如《绥德县志》"并以煤块积垒如塔，至夜，然(燃)之，光明如昼。"《米脂县志》"铺户聚石炭垒作幢塔状(俗名"火塔塔")，朗如白昼。"可见此俗由来已久。
陕北秧歌主要有"大秧歌"和"踢场子"两大类。大秧歌，是一种在广场上进行的集体性歌舞活动，规模宏大，气氛热烈，动作矫健豪迈，情绪欢快奔放，并伴有狮子、龙灯、竹马、旱船、跑驴等社火节目，队形变化丰富，有"龙摆尾"、"卷白菜"、"十字梅花"、"二龙吐水"、"十二莲灯"等数百种排列法。小场表演包括"水船"、"跑驴"、"高跷"、"霸王鞭"等。也可根据动作风格和内容划分为"文场子"、"武场子"、"踢场子"、"丑场子"等；其中"踢场子"为表现男女爱情生活的双人舞，参加人数为偶数，成双成队，男待彩扇，女舞彩绸，有较高难度的舞蹈动作，需展示"软腰"、"二起脚"、"三脚不落地"、"龙爪穿云"、"金鸡独立"、"金钩倒挂"等高难技巧，既刚健又柔美，既洒脱，又细腻。逢年过节，城乡都组织秧歌队，拜年间好。村邻之间还扭起秧歌互相访拜，比歌赛舞，热闹猴岛。男角叫"挂鼓子"女角叫"包头"，过去均由男子扮演，"挂鼓子"的动作朴拙，有武术的爆发力。"包头"的动作质朴、活泼，具有农村妇女的特点。表演虽有套路，但即兴创造的成分极大，充满陕北农村生活的情趣。技艺精湛的演员深受群众的喜爱，如李增恒扮演的"包头"形象俊俏，表演洒脱、灵巧，有"溜溜旦"的艺名。
古代娱乐—中国话剧
萌芽期
改良的中国戏曲，虽对西方戏剧有所借鉴，但从根本上说，它并不是话剧。学生演剧，其中有些接近话剧，但也只能看作是中国话剧的准备。一般史家把1907年春柳社在东京上演《黑奴吁天录》作为中国话剧史开端的标志。
（一）日本新剧与春柳社
日本与中国比邻，其维新之后的社会进步，颇吸引了一批有志的中国青年。故20世纪初叶，中国兴起留日热潮。
1906年冬，一个旨在研究各种文艺的留日学生团体春柳社在东京成立。开始只设演艺部，由李叔同主持。主要成员还有欧阳予倩、吴我尊、马降士、曾孝谷等。春柳诸人，多为戏剧爱好者，他们推崇日本“新派”，即新剧；并以研究和仿效新派演剧为己任。
日本近代戏剧的变革，是在西方戏剧的影响下进行的。开始是所谓“新派剧”的兴起，颇像中国的“时事新戏”。其演剧是在日本传统的歌舞伎形式中，加入宣传性的演讲，形成由角藤定宪倡导的“壮士芝居”和川上音二郎发起的“书生芝居”。稍后，又以西方现实主义戏剧为摹本，形成“新剧”，也即中国的所谓话剧。
春柳社于1907年春，在东京演出了法国小仲马的名剧《茶花女》的第三幕 ，获得东京中外人士之称赞。他们的演出“全部用的是口语对话，没有朗诵，没有加唱，还没有独白、旁白”。这种演出形态，可以说，已是话剧了。
《茶花女》的演出成功，鼓舞了春柳社诸人的士气。不久，又演出了根据美国作家斯托夫人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的话剧《黑奴吁天录》。
五幕剧《黑奴吁天录》描写黑奴哲而治被主人转借他人。他替人发明了机器后，受到原主人的嫉恨，因而被召回深受虐待。他的妻子和孩子是另一家农奴主的奴隶，由于主人要以奴隶抵债，他们面临母子分离的悲惨命运。后来，他们都逃跑出来，杀出重围，得以团聚。该剧表现了被压迫者的反抗精神，在思想内容上很有现实性。剧中的分幕方法，以对话和动作演绎故事的特点，还有接近生活真实的舞台形象，无不显示着已开始确立了中国前所未有的新剧形态，即后来才定名的话剧艺术形态。
（二）日本新派剧与进化团
如果说春柳社的新剧受到日本新剧的启示，那么，任天知和他领导的进化团，则深受日本新派剧的影响，特别是“壮士芝居”的影响。角藤定宪所倡导的“壮士芝居”，是同日本的革新相联系的。他把戏剧运用于宣传自由民权的主张。而天知派戏剧，则直接效法这种做法，用来鼓吹民主革（蟹）命。时值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蟹）命前夜，进化团以文明戏演出鼓动革（蟹）命，遂轰动长江两岸，使文明戏乘势而起。任天知，生卒年不详。他在日本时就有心于戏剧活动，对日本新派剧是相当熟悉的。1910年底，他在上海发起成立新剧团体──进化团，其足迹遍布南京、上海、武汉、长沙等十多个城市。他们顺应时代之需要，以戏剧攻击封建统治，鼓吹革（蟹）命，演出了《血蓑衣》、《安重根刺伊藤》等剧。孙中山曾对进化团给予赞扬，为其写下“是亦学校也”的题词。
《安重根刺伊藤》该剧取材于一段“时事”，1909年9月，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在哈尔滨枪击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以反抗日本侵占朝鲜。由于日本侵略中国的意图日益明显，故此剧的演出也表达了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之心声。进化团的演出带有鲜明的民族色彩，其剧情多为喜剧或闹剧，藉此讽刺现实。剧中人物常常离开规定情境，发表演说，或议论时政，或鼓动革（蟹）命，激昂慷慨，颇富煽动性。他们并据此创造出“言论老生”的角色类型。
该团因经济压力和内部纷争于1912年底解散。进化团在中国话剧史上功不可没，尽管其艺术造诣不高，但他却为中国话剧的诞生和发展打开了通路。它是中国话剧史上一颗耀眼的流星。
19世纪末20世纪初移植到中国的外来戏剧样式。为与传统舞台剧、戏曲相区别，被称为话剧。中国话剧大体经历了以下5个发展阶段。
一新剧时期
1906年，受日本“新派”剧启示，留日学生曾孝谷、李叔同等组织春柳社。1907年在日本东京演出《茶花女》、《黑奴吁天录》。同年，王钟声等在上海组织“春阳社”，演出《黑奴吁天录》，这就是“话剧在中国的开场”。这种以对话为主要手段的舞台剧被称为新剧，后又称文明戏。以后10年间，上海、北京、天津、南京、武汉先后出现文艺新剧场、进化团、南开新剧团、新剧同志会等一批新剧团体，演出《热血》、《共和万岁》、《社会钟》等剧目，受到民众热烈欢迎。辛亥革（蟹）命失败后，新剧逐渐衰落。这时期的代表人物是欧阳予倩。
二爱美剧时期
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胡适、陈独秀、傅斯年等人对新剧启发民众觉悟的力量给予特别的关注，推崇介绍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1919年胡适发表的独幕剧《终身大事》是他们主张的代表。同时，陈大悲、欧阳予倩等人响亮地提出“爱美剧”非职业戏剧的口号，先后成立民众剧社、辛酉剧社、南国社等戏剧团体；《获虎之夜》、《名优之死》（田汉），《三个叛逆的女性》（郭沫若）、《一片爱国心》（熊佛西）、《泼妇》（欧阳予倩）、《一只马蜂》（丁西林）等一批优秀剧目诞生，为中国话剧建立了重要的文学基础。1922年留美专攻戏剧的洪深回国参加戏剧协社，针对文明戏的不良习气，从剧本、舞台纪律、导演制建立等方面大胆改革，推行男女合演，从而形成完整的话剧艺术体制。1925年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戏剧系成立，为话剧人材的培养提供了一块阵地。田汉主持领导的南国艺术运动，最能体现20世纪20年代新兴话剧的精神。1924～1930年先后上演了不少反帝反封建剧目，培养了陈凝秋、陈白尘、赵铭彝、郑君里、张曙、吴作人等一批艺术骨干。1929～1931年欧阳予倩主办广东戏剧研究所，出版《戏剧》刊物，组织演出《怒吼吧，中国》等几十个剧目。欧阳予倩、洪深、田汉被公认为中国话剧的奠基人。1928年洪深创意将英文Ｄｒａｍａ译为“话剧”，区别已陈腐的“新剧”，中国话剧从此定名。
三左翼戏剧时期
在中国共(蟹)产(蟹)党领导下，1929年上海艺术剧社成立，提出“无产阶级戏剧”的口号。1931年1月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成立，从此中国话剧进入以左翼戏剧运动为主的发展阶段。左翼“剧联”总盟设在上海，领导北平（今北京）、南京、广州、杭州等分盟，建立50多个左翼剧团，演出《血衣》、《乱钟》、《怒吼吧，中国》、《香稻米》、《回春之曲》等大量进步话剧，涌现出夏衍、于伶、陈白尘、宋之的等一批新剧作家以及章泯、金山、赵丹、舒绣文等舞台艺术家。1935年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成立，演出《娜拉》、《钦差大臣》、《大雷雨》、《武则天》、《太平天国》，40年代剧社演出《赛金花》等大型剧目，舞台艺术水平大大提高。1934～1937年青年剧作家曹禺的著名剧作《雷雨》、《日出》、《原野》问世；1933年中国第一个营业性剧团中国旅行剧团诞生并坚持14年之久；1932～1937年河北定县农民戏剧实验在做话剧尝试；“红色戏剧”在江西、湖北、湖南、广东、福建等革（蟹）命根据地十分活跃，演出《二七惨案》、《八一南昌起义》、《我红军》等几百个剧目，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军民的战斗士气。1935年在南京成立国立戏剧学校，以后14年中培养学生千余名，演出独幕、多幕剧近180出，活动遍及苏、湘、鄂、川等省，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四延安和解放区的话剧
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结束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地区。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一些原在重庆、上海的戏剧工作者纷纷投奔延安，壮大了这里的文艺力量。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为他们的聚集地。由于他们不熟悉当地的生活，因此在一个时期，便以搬演大戏、名戏为主。演出过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契诃夫的《求婚》、包戈廷的《带枪的人》等俄苏戏剧，也演出过《日出》、《北京人》、《塞上风云》、《法西斯细菌》、《太平天国》等国内著名剧作。仅1938年至1940年初，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及其附属的实验剧团，就演出戏剧达100多场次。延安的戏剧工作者在创作方面也显示了自己的实力，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王振之的《流寇队长》、沙可夫的《团圆》、姚时晓的《棋局未定》、李伯钊等的《农村曲》等。
1942年，毛(蟹)泽(蟹)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延安地区和各战斗部队的群众性的文艺活动开展起来，秧歌剧、独幕剧比较流行，话剧反映现实的力度明显加强。
1943年，吴雪等人创作了多幕喜剧《抓壮丁》。它将国民党统治区内，各级官吏打着抗战的旗号，坑害百姓，营私舞弊，强行抓丁的丑剧，以喜剧和闹剧的手法加以表现，辛辣地讽刺了国民党的腐败政体和统治阶级的昏庸无耻。
1944年，由姚仲明、陈波儿编剧的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在延安中央党校上演。这也是一个比较有影响的剧目。它描写抗战初期党内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的思想斗争，写八路军某部联络部部长因对国民党顽固派放松警惕，致使部队遭受严重损失，后来在正确思想的领导下，才挫败了敌人，挽救了部队。
延安时期戏剧成就的重要标志，是鲁迅艺术学院集体创作，贺敬之、丁毅执笔的优秀多幕剧《白毛女》。
《白毛女》（1945年）是一部新歌剧，但舞台风格却有类于话剧，是话剧的表现形式与民谣巧妙结合的产物。剧中，穷佃户杨白劳因欠下地主的高利贷，被逼身亡，其女喜儿又被抢去为奴。地主将其奸污后，又企图卖掉，逼得她只身逃入深山。因常年吃不到盐，见不到阳光，致使毛发变白，成了“白毛女”。共(蟹)产(蟹)党解放了她的家乡，才使她重见天日，过上正常人的生活。这个剧表现了“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
解放区的戏剧，从思想内容看，贯彻了毛(蟹)泽(蟹)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展现了共(蟹)产(蟹)党领导下的社会现实，塑造了比较鲜明并富有生活气息的人物形象。
解放区的戏剧还十分注意话剧的大众化问题，并在探索民族形式的过程中，做了有益的尝试。话剧语言力求通俗化、生活化，戏剧形式也以满足人民群众的欣赏习惯为前提，新歌剧与秧歌剧的出现，可看作是戏剧继承民族艺术传统，借鉴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艺术手法的结果。
解放区的戏剧，其主题思想往往具有较强的政治倾向性，并且比较注重为谁服务和怎样服务的问题。这在当时，无疑会对加强戏剧的现实性，反映现实生活的本质起到积极的作用。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1949年7月中国戏剧工作者协会（后改名中国戏剧家协会）在北京成立，中国话剧开始了新的发展阶段。党和政(蟹)府重视话剧事业的发展，先后成立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央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话剧团以及各省、自治区、大军区的专业话剧团。《龙须沟》、《茶馆》（老舍）、《蔡文姬》（郭沫若）、《关汉卿》（田汉）、《万水千山》（陈其通）、《马兰花》（任德耀）等优秀剧目大量涌现；焦菊隐导演的《蔡文姬》、《茶馆》显示了话剧的民族化追求，黄佐临导演的《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介绍了布莱希特的演剧思想；文化基础薄弱的少数民族地区，50年代后也出现维吾尔、蒙古、朝鲜、藏语的话剧演出，扩展了话剧艺术领域。随着文艺界“双百”方针的讨论与贯彻，1962年后出现了《霓虹灯下的哨兵》（沈西蒙）、《年青的一代》（陈耘）等优秀剧目。文化大革（蟹）命时期是中国话剧艺术实践荒疏、与观众割断联系的衰败时期。
尽管话剧受到了“左”倾思潮的影响，但它自身的艺术潜质和生机，并没有淹没在重重阴云之中。
从50年代到60年代初，中国话剧毕竟走入了一个和平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自身的创造力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展示，涌现了《战斗里成长》、《红色风暴》、《万水千山》、《茶馆》、《马兰花》、《蔡文姬》、《关汉卿》、《霓虹灯下的哨兵》等一大批成功的剧作。其中的一些优秀作品，成为某些剧团的保留剧目，甚至成为民族艺术的骄傲。
《茶馆》是中国著名作家老舍创作的话剧剧本，经由中国著名导演焦菊隐执导，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一批优秀的表演艺术家参与演出。多年以来，这出戏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它已成为中国当代话剧史上不可多得的佳作。80年代初期，《茶馆》曾赴联邦德国、法国、瑞士、日本等国演出，反响强烈，被誉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
《茶馆》以旧北京一家大茶馆为背景，描写了清末、民初、抗战胜利以后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北京社会风貌。时间跨度50年，出场人物70个，确实展示了民族历史变迁的恢宏画卷。王利发是这个大茶馆的主人，在他的周围，聚集着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而这些人物的命运又随着历史的动荡而沉浮，变幻出摇曳多姿的景象。松二爷是个提笼架鸟的八旗子弟，他的命运像他的大清帝国一样江河日下。踌躇满志要兴办实业的秦二爷最终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打击下，一败涂地。诚实本分、精明干练的王利发，只想做好自己的茶馆生意，过上安稳自足的日子，可是动荡的社会却使他走投无路，惨淡经营，最后无力撑持，抑郁而终。这中间还穿插着太监娶妻的闹剧、吸白面的人贩子诱拐民女的恶行等等。该剧的结尾处，几位被世道摧垮、被命运捉弄的老人聚在一起，他们抓出街上拾来的纸钱，带着无奈的苦笑，为尚且活着的自己举行祭奠。这一场面的出现，把一个民不聊生的时代面貌刻画得深刻细腻，也从中透示出这样的时代必将结束，而新的时代必将到来的信息。
《茶馆》演出的成功，既显示了老舍戏剧创作的雄健笔力，也凝聚着导演焦菊隐舞台处理的超人才华。
焦菊隐（1905-1975），原名焦承志，曾用名居颖、居尹、亮俦，艺名菊影、菊隐，天津人。早年留学法国，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抗战时期归国，在西南地区从教。解放后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总导演，曾为北京人艺导演过《蔡文姬》、《虎符》、《武则天》、《明朗的天》、《胆剑篇》、《关汉卿》等话剧。焦菊隐的导演风格浑厚、浓郁、古朴、典雅，他不仅系统地研究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剧体系，而且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的舞台实践，结合中国传统戏曲的审美特点，在话剧舞台上创造出了富有民族特色和美学风格的艺术形式，同时，为北京人艺演剧学派的
形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茶馆》中，焦菊隐打破现实主义的自然生活形态，在高度艺术化的舞台情境中，表现出浓郁的诗情和韵味。在表演上，焦菊隐注重“内心体验”，指导演员去创造富有意味的“心象”，从戏曲表演中借鉴表现技巧，使台上的人物形象形神兼备，情感状态、心理体验和外在动作有机统一。《茶馆》的丰富内涵和它所具有的艺术水平，为新中国话剧的历史增添了光彩夺目的一页。
谈到新中国的话剧成就，尤其不应忘记田汉的贡献。作为中国戏剧家协会主（蟹）席、文化部艺术局领导，剧作家田汉不仅关心话剧事业的发展，而且雄风不减，笔耕不辍，创作了标志着他话剧创作成就新高度的剧作《关汉卿》。
历史剧《关汉卿》创作于1958年，是新中国话剧的又一部杰作。它围绕中国元代杂剧奠基者、著名戏剧家关汉卿创作《窦娥冤》一剧的过程来展开情节。大幕启处，元代社会残暴无道的情景即进入观众眼中：无辜民女朱小兰因受坏人诬陷，加上贪官做乱，竟负屈含冤被判极刑。关汉卿义愤填膺，要为民女鸣不平，把她的不幸遭遇写成杂剧，以抗议异族统治者的残暴、昏庸，为受奴役、受迫害的平民百姓伸张正义。关汉卿此举，无疑是冒着巨大的危险的，但他无怨无悔。他的正义行为得到了红颜知己、艺妓朱帘秀、赛帘秀的支持，她们不避危险，出演《窦娥冤》中的角色。尽管《窦娥冤》的演出受到了人们的欢呼，但是却惹恼了当朝统治者，他们强令关汉卿更改剧本。关汉卿不畏强暴，坚持不改一个字，愿以生命的代价维护世间的公道。为此，他们遭到了统治者的疯狂报复，赛帘秀被挖去双眼，关汉卿和朱帘秀则被囚于死牢。
此剧一方面描写了关汉卿与朱帘秀的纯真爱情，一曲《双飞蝶》将二人“发不同青心同热，生不同床死同穴”的至爱真情渲染得异常生动；另一方面也很好地塑造了“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式的关汉卿的崇高形象。《关汉卿》堪称戏剧家田汉的绝唱，剧作以诗的语言和诗的情调，不仅谱写了一曲文化人可贵品格的颂歌，而且展现了剧作家的奇妙构思和卓越才华。
第四节改革开放以来的话剧
1978年以后，中国社会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被压制、禁锢达十年之久的中国话剧，重新焕发出生机和力量。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出现了惊人的变化：一是话剧一度成为思想解放的先锋，走在其他艺术形式的前列，不仅传达了时代变革的先声，而且使自身再度振兴；二是在随后的发展中，话剧大胆地吸收了外来戏剧特别是西方现代主义戏剧的优秀成果，创造性地加以借鉴和转化，促动了新时期“探索剧”的创作、演出浪潮，戏剧理论、戏剧观念空前活跃，剧坛呈现多姿多彩态势；三是在面临着信息社会的多方挑战的严峻形势下，话剧队伍逐渐站稳了脚跟，话剧艺术从体制到表现方式上都孕育着新的调整与突破。一、话剧的调整与复苏
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围绕着“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社会思潮，在话剧创作中出现了像《枫叶红了的时候》、《于无声处》、《丹心谱》、《报春花》一类的剧目，愤怒声讨“四人帮”及其所代表的极“左”路线，歌颂人民群众的自发斗争，讴歌正义和人的善良品性；也出现了像《马克思秘史》、《陈毅市长》、《陈毅出山》、《西安事变》等剧作，透过对领袖人物思想、精神、人格的揭示，来破除文革时期的个人崇拜或恶意歪曲，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话剧《于无声处》是这些剧目中出现比较早、具有典型意义的一部戏。
在“文革”末期，1976年清明时节，北京天安门广场爆发了群众自发的悼念周恩来总理、声讨“四人帮”的“四·五运动”。这场运动被四人帮疯狂镇压，并被定性为“反革（蟹）命事件”。在“四·五运动”尚未平反之际，上海工人文化宫的一位业余作者宗福先，就以其对“四人帮”的强烈义愤和对时代变化的敏感，写出了从一个侧面反映这场斗争、表现人民群众正义呼声的剧作《于无声处》。1978年，该剧由上海文化宫业余话剧队首演于沪。
“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这是特殊历史时期民族心态的真实写照。戏剧故事就从1976年初夏写起。受尽迫害、身染沉疴的老干部梅林，在赴京治病途中，与儿子欧阳平前去探望老战友何是非。她意想不到的是，这位老战友正是从前诬陷自己的人，为了一己私利，此人早已投靠了“四人帮”在上海的爪牙。而此刻，何的女儿、公安人员何芸奉命缉拿的要犯，正是自己参与了“四·五运动”的儿子欧阳平。于是，两个家庭、六个人物，在短短的九个小时之内，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梅林的坦荡胸襟、欧阳平的凛然正气，终于使何芸对正义与邪恶做出了准确判定，何是非的妻子也出于一腔义愤，揭露了丈夫卖友求荣的卑鄙无耻和险恶用心。戏剧结尾时，尽管历史还没有走出那段黑暗路程，但人心所向已昭示了正义必胜的历史趋向。这部话剧就其艺术价值而言，可能在后人看来已无太多的启示，但它的出现，其思想的先导意义却是特别值得肯定的。
苏珊·朗格认为，艺术是“生命的形式”。十年动乱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是一场深重灾难，然而，没有过去的经验，也就没有新时期话剧的现实形态。正如新时期伊始，政治思想领域举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面旗帜来重新认识所谓形形色色的“真理”一样，戏剧领域则举起了“写真实”这面旗帜，向“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所谓“无产阶级英雄典型”冲击。
1979年，崔德志编剧的《报春花》，由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在沈阳首演。这个剧的意义指向，已经从社会局部问题的揭示转向了对极“左”路线的批判。剧中，纺织女工白洁心地善良、工作认真，在本职岗位上，创造了数万米无疵布的优异成绩。然而，荣誉与爱情总是与她绝缘，原因仅仅在于她是个出身不好的青年。在拨乱反正的新的历史时期，厂长李健坚持实事求是的方针，要推选白洁为劳动模范。而此举竟然引起轩然大波，厂内的极“左”势力顽固坚持封建的血统论，意欲对白洁继续实行压制和打击。最终，改革的春风驱散了往日的阴云，历史终于还白洁以公正。
领袖题材的话剧是新时期话剧的一个热点。这不仅在“文革”时期绝不可能，就是在建国后十七年的话剧发展中，也不曾显露过踪影。以领袖人物入戏，以常人之心写之，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思想解放的实绩，同时也反映了民众对共和国的缔造者们的缅怀之情。
如果说创作于1978年的《西安事变》（程士荣、郑重等编剧），创作于1979年的《陈毅出山》（丁一三编剧），创作于1980年的《陈毅市长》（沙叶新编剧），实现了话剧中领袖人物由“概念化”向“现实化”的转变的话，那么1983年出现的两部以马克思的生平为表现对象的话剧《马克思流亡伦敦》（赵寰编剧）、《马克思秘史》（沙叶新编剧），则实现了领袖人物向着普通人的血肉真情、向着个体生命真实的生存状态的回归。这两部话剧在立意方面颇有相似之处，即两位剧作家都没有对着马克思的圣像和不朽业绩高唱颂歌，而是以自我的生命体验去理解作为人的马克思，他的饥饿困顿，他的痛苦挣扎，他无可比拟的坚强意志和远大抱负，以及他无法摆脱的生活困境和人生悲哀。剧本一发表，即在评论界引起轩然大波，甚至有人想用“反马克思”的大棒将其棒杀。但无论剧本本身存在着怎样的缺点和不足，有一点却是特别值得肯定的，那就是，剧作家要把生命的感觉还原给马克思，使其成为活生生的人，而非神龛上的神。领袖人物形象塑造上的新突破，显示着文革文艺模式的终结，也预示着中国话剧摆脱高台教化的定势，探索自身进路的开始。二、探索剧的勃兴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再次面对飞速发展的外部世界，西方的一些现代、后现代的文艺理论被渐次引入国内，于是，戏剧界便有探索剧的兴起。“话剧的探索从80年代初开始，直接的动力是戏剧界意识到：历史形成的紧跟社会政治潮流，直接干预生活，以写实方法为正宗的‘战斗传统’已不能适应当代生活的演变，必须寻求表现什么（内容）与怎样表现（形式）的全面变革，摆脱‘应时性’甚至‘宣传性’的工具性格，使话剧成为具有独立品格和独立价值，为影视及其他通俗文艺所无法取代，又是现代社会人生所需要的门类。”
所谓探索剧，即不满于既有的一套戏剧模式，而大胆引入新的戏剧表现手法，进行新的尝试和实验的戏剧。探索剧在形式革新方面有所收益，使话剧的“散文化”和“叙事成分”有所增加，实现了戏剧时空的自由转换，并将象征、隐喻、荒诞变形等手法广泛运用，加强了舞台的综合性。
80年代初，一系列话剧如《车站》、《野人》、《WM》、《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等的出现，形成了探索剧的潮流。而80年代末到90年代，《狗儿爷涅盘》、《桑树坪纪事》、《中国梦》、《鸟人》、《商鞅》等，则显示了探索剧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摸索之后所取得的重要成绩。
1986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了一台话剧《狗儿爷涅盘》（刘锦云编剧，林兆华导演）。剧中表现了一个勤劳朴实的农民，在建国后30多年的历史风云中所走过的坎坷道路。农民狗儿爷既具有传统的吃苦耐劳精神，也有富耀乡里的野心。他的幸福梦与地主梦一脉相承，因此他在解放初大量收购土地，在土地归入集体后陷人痴迷；在新时期土地承包后，他悲喜交集。他觉得地主梦可以实现了，可是儿子却要摧毁他的高门楼，修路开矿。他感到一切都无能为力了，只好把高门楼付之一炬。这个剧揭示了农民心理的复杂性，以及在时代变迁中个体生命的无奈。在戏剧结构上，采用意识流与倒叙交叉互用的方法安排情节，用心理外化的方法突出人物的潜意识。这部话剧被誉为是探索剧的成功之作。
1988年，中央戏剧学院的师生们演出了话剧《桑树坪纪事》（朱晓平等编剧，徐晓钟等导演），此剧写一个偏僻的西北小村-桑树坪的故事。贫困的生活和“左”的思潮，使村民们原本朴实的心灵发生了扭曲变形；生存的本能，使他们变得冷酷而狡猾，仅仅为了霸占一口破窑，便不惜将一个外乡人打入死地。而处于从属地位的女人的命运则异常悲苦。换亲事件的背后，是两个女性的悲剧；而寡妇再嫁，引来的是全村人的辱骂、毒打。血淋淋的相互撕咬、争斗，使20世纪的桑树坪依然停留在黑暗的封建制度的阴影中。这个戏的导演徐晓钟，以开放的视野，对现代戏剧的表现手法采取吸纳态度，将情与理、舞蹈与歌队、写意与写实、表现与再现巧妙地融为一体，取得了很好的戏剧效果，给探索剧带来了新的声誉。
姚远编剧的《商鞅》，1996年由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演出。它取材于战国中期的历史，选取我国古代政治家商鞅一生中几个重要片段，透视了封建集权制的政治体制下，一个有抱负、有才能的改革家的人生悲剧。《商鞅》的舞台呈现是别出心裁而蕴含深意的。台上那高高悬挂的巨大面具，列成方阵的秦兵马俑，排列于台前的五匹大马等，与悲剧的必然结局和商鞅的政治命运相对应，起到了很好的象征作用和强化视觉效果的作用。
总的来看，90年代的探索剧，已经从单纯的形式变革的热衷转向了对于戏剧以独特视角阐释现实人生的注重。有人认为，90年代的话剧探索，实际上是向着新现实主义的方向回归。所谓新现实主义，即在传统的写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中融入现代主义的基质，从而使话剧舞台呈现出新的态势。
古代娱乐—傀儡戏
台湾傀儡戏俗称“嘉礼戏”，因漳、泉南北系统之不同，于演出场合、演出形式、戏曲音乐、戏偶造型及戏文方面，均有所差异。台湾北部、东北部的傀儡戏多属漳州系统，具有浓厚的驱邪祭典功能，从演出场合言，应用于车祸、矿灾、吊死及溺毙等之呼引冤魂，或开庙、辟地、开台（剧院及戏台首演）、压火灾（送火神）及送孤（建醮、普度后和抢孤前送走孤魂野鬼）等除煞仪式。南部地区的傀儡戏以祈福的酬神仪式为主，其演出多应用于祭天仪式，如玉皇大帝诞辰，或弥月、结婚及做寿祭拜天公之前的除煞，表示净坛与祈福。此外，亦用于开庙、入厝与葬礼法事之后的除煞。除宜兰、台南及高雄地区的傀儡戏外，另外尚有属于汀州客家语系的傀儡戏，以及掌中戏班兼演“出煞”用的傀儡戏。
台湾傀儡戏延续由来已久的宗教功能，不但具有诡谲的神秘色彩，且为禁忌最多之剧种，剧团数量本较其它剧种为少，再加上传子不传女、女性不得登台等传统观念；时至今日，真正能搬演傀儡戏之剧团已相当少见，傀儡戏已濒临失传窘境。因此，除有计划地进行传承外，在其宗教功能之余，转化、加强其展演机会，将是挽救傀儡戏的努力方向。
傀儡戏之戏曲音乐，一般认为目前宜兰傀儡戏使用北管，当与北管在宜兰的兴盛有关，但宜兰傀儡戏原始曲调则难以考察。宜兰“福龙轩”创立者许阿水（一八六○至一九一五），系目前所知宜兰地区最早的傀儡戏艺人，为台北阿里磅人。大陆傀儡戏团曾于阿里磅演出，许阿水拜该团艺人为师，并曾至大陆习艺，后回家乡自组傀儡戏班，再迁至宜兰从事傀儡戏演出。
台湾南部之傀儡戏音乐，通常为南管系统的傀儡调。“新锦福傀儡剧团”梁宝泉及“锦飞凤傀儡剧团”薛忠信曾指出，台南及高雄一带之傀儡戏，主要为潮调音乐；但围仔内大戏馆吴灯煌则认为，所使用之音乐为“南系”的“白字戏仔”。
北部傀儡戏班的组织，包括前场演师二至三人，一人主演，另一人或二人担任助手，后场乐师三至五人，乐器与北管戏班相同，有单皮鼓、堂鼓、大锣、小锣、铙钹、胡琴、唢呐等，但“福龙轩”早在二十余年前，已使用录音带（北管及歌仔戏音乐）取代后场。至于南管系统的傀儡调，使用之乐器通常为堂鼓、羯鼓、大锣、小锣、小钹、胡琴、唢呐、笛及拍板等，今仅使用锣、鼓及唢呐三种乐器。
古代娱乐—评书
简介
评书，也叫评词，流行于华北、东北、西北一带。在江南则称为评话。它历史悠久，早在春秋时代就有人说书。它是我国劳动人民创造的一种口头文学。战国时，诸子百家游说诸侯，经常旁征博引，用故事做比喻，后来形成许多脍炙人口的成语，象"怒发冲冠"、"刻舟求剑"、"滥竽充数"等，实际上这就是早期的评书。在北京流行的评书，相传是明末清初江南说书艺人柳敬亭(1587～1668)来北京时传下来的。也有人说是清代北京鼓曲艺人王鸿兴去江南献艺时，拜柳敬亭为师，回京后改说评书，并于雍正十三年(1735)在掌仪司立案授徒，流传到现在的。
流行于中国北方地区的评书艺术，作为一种独立的说书品种，大约形成于清代初期。许多渠道的资料证明，评书虽然是口头讲说的表演形式，但其艺人来源却多为“唱曲”的转行。相传形成于北京的评书艺术，其第一代艺人王鸿兴，原来就是表演一种叫做“弦子书”的“说唱”艺人；至20世纪初叶，又有许多北方乡村表演“西河大鼓”和“东北大鼓”的“说唱”艺人进入城市后，纷纷改说评书。这是中国曲艺艺术在流变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
表演
评书的表演形式，早期为一人坐于桌子后面，以折扇和醒木(一种方寸大小，可敲击桌面的木块。常在开始表演或中间停歇的当口使用，作为提醒听众安静或警示听众注意力，以加强表演效果，故名)为道具，身着传统长衫，说演讲评故事。发展至20世纪中叶，多为不用桌椅及折扇、醒木等道具，而是站立说演，衣着也不固定为专穿长衫。 评书用北方语音为基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调的普通话语说演。中国华北和东北的大部分地区均见流行。因使用口头语言说演，所以在语言运用上，以第三人称的叙述和介绍为主。并在艺术上形成了一套自身独有的程式与规范。比如传统的表演程序一般是：先念一段“定场诗”，或说段小故事，然后进入正式表演。正式表演时，以叙述故事并讲评故事中的人情事理为主，如果介绍新出现的人物，就要说“开脸儿”，即将人物的来历、身份、相貌、性格等等特征作一描述或交代；讲述故事的场景，称作“摆砌末”；而如果赞美故事中人物的品德、相貌或风景名胜，又往往会念诵大段落对偶句式的骈体韵文，称作“赋赞”，富有音乐性和语言的美感；说演到紧要处或精彩处，常常又会使用“垛句”或曰“串口”，即使用排比重迭的句式以强化说演效果。在故事的说演上，为了吸引听众，把制造悬念，以及使用“关子”和“扣子”作为根本的结构手法。从而使其表演滔滔不绝、头头是道而又环环相扣，引人入胜。表演者要做到这些很不容易，须具备多方面的素养，好比一首《西江月》词所说的那样：“世间生意甚多，惟有说书难习。评叙说表非容易，千言万语须记。一要声音洪亮，二要顿挫迟疾。装文装武我自己，好似一台大戏。
评书的节目以长篇大书为主，所说演的内容多为历史朝代更迭及英雄征战和侠义故事。后来到了20世纪中叶也有篇幅较小的中篇书和适于晚会组台演出的短篇书，但长篇大书仍为其主流。
评书的特色
评书用北方语音为基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调的普通话语说演。中国华北和东北的大部分地区均见流行。因使用口头语言说演，所以在语言运用上，以第三人称的叙述和介绍为主。并在艺术上形成了一套自身独有的程式与规范。比如传统的表演程序一般是：先念一段“定场诗”，或说段小故事，然后进入正式表演。正式表演时，以叙述故事并讲评故事中的人情事理为主，如果介绍新出现的人物，就要说“开脸儿”，即将人物的来历、身份、相貌、性格等等特征作一描述或交代；讲述故事的场景，称作“摆砌末”；而如果赞美故事中人物的品德、相貌或风景名胜，又往往会念诵大段落对偶句式的骈体韵文，称作“赋赞”，富有音乐性和语言的美感；说演到紧要处或精彩处，常常又会使用“垛句”或曰“串口”，即使用排比重迭的句式以强化说演效果。在故事的说演上，为了吸引听众，把制造悬念，以及使用“关子”和“扣子”作为根本的结构手法。从而使其表演滔滔不绝、头头是道而又环环相扣，引人入胜。
表演者要做到这些很不容易，须具备多方面的素养，好比一首《西江月》词所说的那样：“世间生意甚多，惟有说书难习。评叙说表非容易，千言万语须记。一要声音洪亮，二要顿挫迟疾。装文装武我自己，好似一台大戏。” 评书的节目以长篇大书为主，所说演的内容多为历史朝代更迭及英雄征战和侠义故事。后来到了20世纪中叶也有篇幅较小的中篇书和适于晚会组台演出的短篇书，但长篇大书仍为其主流。
现在流传下来的传统评书，都具有民间口头文学的特征。它汇集了人民群众的智慧，既是历代评书艺人的心血结晶，也是群众性的艺术创作成果。它通过"册子"(一部书的详细提纲，也称"梁子")和口传心授方法流传下来。 不同流派、不同演员对一部书的人物塑造、情节安排等，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尤其在"评议"方面，因人而异，具有很大的可变性。评书艺人既是演员又是作者，他们的表演过程，往往就是精心构思和不断创作的过程。这正是口头文学的特点。
古代娱乐—山东琴书
〖山东琴书〗 中国曲艺曲种，流行于以鲁西南菏泽地区为中心的废黄河下游地区的河南、江苏、安徽的北部，河北的南部，及东北的个别市县，在山东最先流传于鲁西南，以嘉祥、巨野、定陶为中心，后逐渐向北（济南及惠民地区）、向东（青岛、烟台）延续扩展，约有二百年历史。山东琴书最初叫扬琴，也有叫打扬琴的、唱小曲的，约形成于乾隆初年。早期为农民闲时自娱的庄家耍（又称玩局）。清末渐趋兴盛，名家辈出，分成了南、北、东三路 ，南路最早 ，以茹兴礼为代表 ，称为茹派 ，不用巧调花腔 ，重声腔 、咬字，唱段多愤世之作；北路是以邓九如为代表的邓派，善用方言俚语，于纯朴中见幽默，平易中求韵味；东路则是以商业兴为代表的商派，唱腔优美，富有变化。
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不同地区的语言、风俗的影响，逐渐形成为东乱、北路、南路琴书三大流派。其叫法也不想同，如商业兴自称改良扬琴；邓九如文明扬琴。到一九三三年邓九如在天津电台播音时，才定名山东琴书直今。
大约在一百多年前，广饶县（就称乐安）北部一带的农民，为活所迫，四处逃荒要饭。有不少人，随身携带坠琴、节子板等乐器，以唱琴书小段为主，或随口编些有趣的故事，边演边唱。在长期的流浪生涯中，他们还不断吸收戏曲唱腔和民间小调来丰富自己。约在一八九六年前，东寨村的张兰田、张志田兄弟俩，曾去安徽凤阳拜师学艺，当地流行的（凤阳歌）有力的推进了演唱艺书的发展。艺人在演唱中，为了更多的招徕听众，增加收入，便不断地探求新的艺术形式。擅唱工的艺人，在长期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唱腔特点。如广饶县西商村的艺人商业兴和妻子关云霞，长期在烟台、青岛一代演唱，成了东路琴书的代表；而擅长人物表演的艺人，便致力于新的表现形式的探索。时殿元、崔心悦、谭明伦等，把《王小赶脚》改成化装演唱，便是这种探索的结果。
最早被称为驴戏的《王小赶脚》，由艺人时殿元试演成功，距今已近百年。时殿元（1963-1948），又名时鸭兰，广饶县人，是化妆扬琴的奠基者，驴戏的创始人之一。他自幼学唱扬琴，擅演小丑。开始演驴戏《王小赶脚》，时殿元饰演王小，崔心悦饰演二姑娘，驴子是用纸糊（后改用布扎）彩绘，分别截用带子系在崔的腰间，扮作骑驴的二姑娘；时殿元头戴破毡帽，腰扎白围裙，手拿马鞭、鼻眼之间用白灰一抺，化妆成小三花脸，扮作挥鞭赶驴的王小。用坠琴、扬琴、三弦、笛子、板鼓等乐器拌奏。二人边走边唱，使多年来的坐唱的《王小赶脚》，一下子活起来了，很受群众的欢迎，驴戏便很快传播开来。以上证明，驴戏的产生，是群众艺术活动与琴书说唱有机的结合，也是由琴书向吕剧发展的一个转折点。
从形式上看，琴书属于坐唱形式的曲艺。演唱时坐成八字形，扬琴居中，其他乐器分列两旁。演员各持乐器，自拉自唱。在故事的发展中，演唱者多以角色出现，并有生、旦、丑的分工。塑造的人物，立体感很强。它本身就为向戏曲化演变，孕育着内在的因素。因而时殿元等人从群众喜爱《王小赶脚》的化妆上演得到启发，逐渐把琴书中的三小（小生、小旦、小丑）为主的小节目，如《站花墙》、《兰桥会》、《登云休妻》、《鸿鸾喜》、《丁僧扫雪》、《拾玉镯》、《王定保借当》、《三打四劝》、《后娘打孩子》、《王天保下苏州》、《王汗喜借年》等，改为化妆登台，从唱琴书发展成了演小戏。[凤阳歌]也逐渐演化成了吕剧的基本板式──[四平调]。由于剧目大都是反映小【蟹】姐、公子、儿媳、公婆等男女爱情、家庭论理的戏，而且情节逼真，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很受群众欢迎，因此不少唱坐腔（山东琴书）的艺人，先后改演小戏，在胶东、鲁北一带流传开来，如蓬莱、掖县的蹦蹦戏，济阳一带的迷戏，都属于流传后派生的。流传越广，叫法越多。有的说叫捋戏，因为伴奏主乐器是坠琴，拉时是用四个指头上下不断的捋弦；有的说叫闾戏，意思是属于街坊邻里的家乡戏；有的还说由于艺人外出搭班，都是一村，同姓同族，甚至是一家子或两口子，所以叫吕戏。
山东琴书为民间小曲联唱体 ，共有小曲 200 余支 ，山东琴书最盛行时，演唱曲牌和演奏曲牌达到300多个，以〔上合调〕、〔凤阳歌〕、〔梅花落〕最为常用。以扬琴为主奏乐器。传统曲目分牌子曲、中篇 、长篇3类 ，牌子曲产生较早，有全部《白蛇传》等；中篇在山东琴书中最具代表性，有《王定保借当》、《三上寿》等70～80部；长篇多为移植改编，如《杨家将演义》、《包公案》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山东琴书有了新的发展，成为流行于大江南北的主要曲种。
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06年5月20日，该曲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古代娱乐—西河大鼓
西河大鼓是北方较为典范的鼓书暨鼓曲形式，普遍流行于河北境内并流传周边河南、山东、北京、天津和内蒙古及东北地区。在流传过程中曾有过"大鼓书"、"梅花调"、"西河调"、"河间大鼓"和"弦子鼓"等名称，20世纪20年代在天津被定名为"西河大鼓"，沿用至今。
历史溯源
西河大鼓由木板大鼓发展而来。在河北省,演唱西河大鼓较早且最有声望者首推马三峰。他是安新县段村人,被曲坛称西河大鼓的创始人之一。其弟子朱大观(雄县人)、王振元(艺名"毛奔",新城县人)、王再望(艺名"转眼王",雄县人)均是西河调的名家。其中尤以朱大观最负盛誉,他在艺术上有很多创造,并带了不少门徒,形成了河北省中部农村一支庞大的西河体系。
据艺人传说，早年在河北省中部就流传着演员以小三弦自弹自唱的"弦子书"和演员只敲击鼓板演唱的"单鼓板"，至乾隆中期保定艺人刘传经、赵传璧、王路等，将弦子书与单鼓板结合一起，搭伴演出，形成以演员敲击鼓板，由另一人弹小三弦伴奏的演出形式，形成早期的木板大鼓，成为深受群众欢迎的一种"说书"形式。很快在冀中地区得到普及。
至辛亥革（蟹）命前后，由木板大鼓向西河大鼓的转变已然成熟，在农村以"赶庙会"的方式说唱中篇书为主，在河北省农村普遍流行，有部分艺人便进入城市谋生。与其发源地最近的城市便是天津，最早到天津的演员有张双来、焦永泉、焦永顺、张士德、张士泉、白文生、白文明等，当时尚无西河大鼓之名,仍沿用在农村的叫法称为"犁铧片"或"梅花调"，也有的就叫"说书"。1924年易县的王凤咏在天津"四海升平"与刘宝全等名家合作，在写海报时，因天津已有金万昌演唱的梅花大鼓(也称"梅花调")，为区别起见定名为"西河大鼓"。因为这个曲种来自大清河、子牙河流域，天津人习惯称此两河为西河和下西河，故而得名。虽然这是在一种偶然的情况下定名，但由于它符合曲种的实际情况，而得到同行的认可，一直沿用至今。
西河大鼓进入天津后，最初在西城根儿一带"撂地说书"，后来移进草创时期的说书棚，多年来以书馆、茶社为主要演出场地，逐步发展成为说唱长篇书的形式，使许多演员在"书路"上不断提高，其唱腔反而放在次要地位，这样的结果，使一部分人弃唱改说，成为评书演员，如咸士章、张起荣、张树兴、赵田亮等。这些人改说评书以后，仍以原来鼓书的"书路"进行表演，一般来说缺乏评书那种细腻的描绘、知识穿插和对书情书理的评论，但却能以情节紧凑为长，也能受到许多观众的欢迎，与评书形成平分秋色之势。
另一部分人则以演唱短段为主，参加各种综合曲艺场演出，他们在原有的小段的基础上，又向当时流行的京韵大鼓等鼓曲学习，运用西河大鼓曲调，演唱固定的脚本，在唱腔上加以丰富，提高了演唱技艺，演出于综合曲艺场。如往返京津的焦秀兰、焦秀云，从北京定居天津的马增芬、马增芳及王艳芬等，都在发展西河大鼓的短段上取得一定的成就。至20世纪30年代，在天津又出现了以赵玉峰为代表的"赵派"；郝英吉及其子女(郝庆轩、郝艳霞等)所形成的"郝派"；建国前后又有以马连登、马增芬父女为代表的"马派"，使西河大鼓流派纷呈，展现出多彩多姿的艺术风格。
建国后大多数西河大鼓演员仍在茶社书馆以说长篇书为主，只是偶尔在参加各种会演时演唱短段曲目，如郝艳霞、田荫亭、艳桂荣、王田霞等。"文革"以后，天津曲艺团又有青年演员郝秀洁(郝艳霞之女)、杨雅琴等。杨雅琴专攻短段，郝秀洁则是长书短段兼演，都成为天津观众熟悉的演员。
艺术特色
西河大鼓以说唱中、长篇书目为主，也有少数演员专工短篇唱段。西河大鼓的前身，是清代中叶流行于河北省中部的弦子书和木板大鼓。弦子书以小三弦伴奏，演员自弹自唱；木板大鼓没有弦索伴奏，演员自击简板和书鼓说唱。后来，这两种曲艺艺人拼档演出，形成以鼓板小三弦伴奏的形式。河北省高阳县木板大鼓艺人马三峰在继承前人改革经验的基础上，舍木板改用铁犁铧片，舍小三弦采用大三弦，在唱腔唱法上作了改进与创新，使这一曲种在艺术上日趋成熟。西河大鼓初名"梅花调""犁铧片"，也一度叫作"河间大鼓"。20世纪20年代在天津演出时，定名为"西河大鼓"。以后，数十年间随着艺人的流动，传播各地，出现了许多著名艺人，产生了北口朱(化麟)派王(振元)派，南口李(德全)派赵(玉峰)派，以及40年代由马增芬及其父马连登创立的专工演唱短段的马派，广泛流传于北平天津，以及华北东北西北华东的部分城镇。
西河大鼓的唱腔音乐，是以冀中语音的自然声韵为基础，吸取某些民歌小调的音乐语汇发展而成的。在音乐结构形式上，约有30余种依附于主曲的乐曲和乐句的唱腔，分别归纳在三眼一板的头板一眼一板的二板和有板无眼的三板等三种板式中，在速度上都可作大幅度的伸缩，有的还派生出多种变格唱法，唱腔和谐流畅，生动活泼，似说似唱，易唱易懂。属于头板的唱腔有起板紧五句慢四句一马三涧快头板等；二板的唱腔有起板流水板双高海底捞月反腔蚍蜉上山梆子穗十三咳等；三板唱腔有散板紧流水窜板尾腔等。西河大鼓的基本曲调大体上体现在流水板中，二板起板是流水板的中把唱和下把唱的伸展，头板起板是流水板的发展变化，其它大多数唱腔也都与这几个唱腔有着一定关联。
西河大鼓的传统书目，有中长篇 150余部，小段书帽 370余篇。内容大部分是历代战争故事历史演义民间故事通俗小说神话故事和寓言笑话等。其中不少书目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愿望，情节曲折，语言生动，继承了中国民族民间文学的优良传统。1937年后，不少西河大鼓演员积极参加了抗日救亡工作，编演了不少新曲目，如王魁武(1891～1947)编演的《昝岗惨案》、《减租减息》；王尊三编演的《保卫大武汉》、《亲骨肉》、《晋察冀小姑娘》等。
传承意义
西河大鼓情节曲折，语言生动，是我国优秀的民间艺术遗产。自诞生之日起就受到广大流行地群众的喜爱，出现过马瑞河、朱化麟（朱大官）、毛贲（王振元）、王再堂（转眼王）、张双来、郝英吉、赵玉峰、马连登、王书祥、李全林、马增芬、王艳芬、段少舫等著名艺人，以及《响马传》、《呼家将》、《薛家将》、《刘公案》、《施公案》、《前后七国》、《小两口争灯》等经典节目。
但20世纪中后期以来，西河大鼓的传承与发展出现了空前的危机，创演凋零，传人断档，大有消亡的危险，亟待抢救和保护。
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06年5月20日，该曲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古代娱乐—京韵大鼓
由河北省沧州、河间一带流行的木板大鼓发展而来，形成于京律两地。河南木板大鼓传入天津、北京后，刘宝全改以北京的语音声调来吐字发音，吸收石韵书、马头调和京剧的一些唱法，创制新腔，专唱短篇曲目，称京韵大鼓。
与刘宝全同时并起的艺人有张小轩、白云鹏。京韵大鼓在五四运动时期，曾出票友张云肪等人编写厂一些新曲目，由白云鹏、崔子明等人演唱。崔子明创滑稽大鼓，成为京韵大鼓的一个支派.唱腔以一板三眼的慢中板和有板无眼的紧板为主，必要时穿插一些一板一眼的板式，基本腔调有平腔、高腔、落腔、甩腔、起伏腔。起伏腔是“刘派”唱腔的主要创造，包括有各种长腔、悲腔、花腔。此外，京韵大鼓具有半说半唱的特色。韵白(包括在板眼节奏之内的韵白和没有板眼节奏的韵白)在演唱中也占重要的位置，与唱腔衔接自然。主要伴奏乐器为大三弦与四胡，有时佐以琵琶。演员自击鼓板掌握节奏。传统曲目有《单刀会》、《战长沙》、《博望坡》等数十段，以及由刘宝全、白云鹏等人整理的《长坂坡》、《白帝城》、《探晴雯》、《樊金定骂城》等数十段。
由河北省南部流行的木板大鼓改革、发展，逐步于清末形成。木板大鼓又名怯大鼓，以说唱中、长篇大书为主，兼唱一些短段。梅兰芳在《谈鼓王刘宝全的艺术创造》一文中记载：“刘宝全说‘怯大鼓’是从直隶河间府传出来的，起初是乡村里种庄稼歇息的时候，老老少少聚在一起，像秧歌那样随口唱着玩，渐渐受人欢迎，就有人到城里来作场。”
木板大鼓的唱腔为板腔体，伴奏乐器只是鼓和板，进了北京以后，增加了三弦伴奏，艺人们走街串巷过着“打鼓弹弦走街坊”的卖艺生活，被称为“逛街儿”的江湖调或怯大鼓。
清代咸丰年间(1851-1861)旗籍出身的艺人金德贵，在长期演唱中将有板没眼的木板大鼓，发展成一板一眼的板式，称为双板，字音也改成接近北京的语音。他曾命名为“京气大鼓”，但没有流传开，人们仍然称他演唱的为怯大鼓。
同治、光绪年间(1862-1908)住在北京石头胡同的艺人胡金堂(胡十)，为提高怯大鼓鼓词的质量，适应城市听众的需要，开始移植子弟书词《长坂坡》等入怯大鼓演唱。他的演唱嗓音脆亮，一气呵成，被誉为“一条线”，声名渐起，代表曲目有《樊金定骂城》、《高怀德别女》等。
与胡同时享名的还有擅唱《三国》短段故事的霍明亮，他原是做生意的，下海卖艺以后，也移植一些子弟书词如《单刀会》、《战长沙》等入怯大鼓演唱。他的演唱底气足，嗓子又冲又亮，最擅长唱武段子。后来，他们去天津行艺，和当地的瞽目艺人宋玉昆(宋五)一起，被誉为胡、宋、霍三家，统称怯大鼓。
之后怯大鼓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自清末起就被誉为“鼓界大王”的刘宝全。
1884年起，刘宝全往返于京津之间，先后拜宋玉昆、胡金堂、霍明亮等人为师，并曾为胡金堂、霍明亮担任三弦伴奏，二十岁以后正式演唱怯大鼓，在博采众长的同时，对怯大鼓进行了革新。一是运用北京音系的四声(阴平、阳平、上声、去声)说京白、唱京韵，演唱短段曲目；二是吸取各种戏曲、杂曲的曲调，丰富了唱腔；三是借鉴京剧的表演程式，运用眼神、面部表情、抬手举足的刀枪架式，形成一套表演身段；四是三弦伴奏结合唱腔托腔保调严谨自如，宣统三年(1911)后增添了四胡、琵琶，形成珠联璧合的伴奏小乐队。在文人庄荫棠等人的帮助下，他还改编、整理了一些新曲目。刘宝全把怯大鼓的唱词、音乐、表演综合为一体，使“词为根、腔为本、表演为枝叶”。
与刘宝全并起的京韵名家还有白云鹏和张筱轩。
白云鹏青年时在农村演唱竹板书，后改学大鼓，光绪二十六年(1900)来北京金乐班演唱，以吐字清晰、行腔柔美、演唱风格朴素自然见长。张筱轩自幼住北京南郊，早年票演时调小曲，后来拜朱德庆为师改唱木板大鼓，演唱时虽曲调较原始纯朴，但京音纯正、咬字清晰、刚劲浑厚，具有一气呵成的特色。刘、白、张成为民国初年京韵大鼓最早期的三个流派。
木板大鼓即“怯大鼓”，在改革、发展过程中，叫过很多名称：在北京曾称“京调大鼓”、“小口大鼓”、“音韵大鼓”、“文明大鼓”、“平韵大鼓”，在天津曾称“卫调”、“卫调大鼓”、“文武大鼓”、“京音大鼓”。民国三十五年(1946)北京成立曲艺公会后，遂正式统一名称为“京韵大鼓”。
京韵大鼓唱词的基本句式是七字句，有的加入了嵌字、衬字及垛句。每篇唱词约一百四五十句左右。用韵以北京十三辙为准，一个唱段大都一韵到底。京韵大鼓的唱腔，经过刘宝全和弦师韩永禄、白凤岩、韩德福等人的革新创造而丰富多彩。基本唱腔包括〔慢板〕和〔紧慢板〕。京韵大鼓是唱中有说，说中有唱，所以韵白(包括在板眼节奏之内的韵白和没有板眼节奏的韵白)在演唱中也有重要的位置。韵白讲究语气韵味，要半说半唱，与唱腔自然衔接。京韵大鼓的表演形式是一人站唱。演员自击鼓板掌握节奏；主要伴奏一般为三人，所操乐器为大三弦、四胡、琵琶，有时佐以低胡。
民初，专门教唱京韵大鼓的名教师王文瑞等培养了一批女演员，民国三年(1914)后，北京天桥建立有女演员演唱大鼓的书馆，又名落(1ào)子馆。民国五年(1916)后发展有环翠轩、藕香榭、振华园等近十家。最著名的演员(当时称鼓姬)有冯凤喜、于瑞凤、良小楼、白银宝、何金桂等。她们演唱的曲目有一部分如《包公夸桑》、《玉堂春》等，和刘宝全、白云鹏、张筱轩的曲目不同。文人易实甫所写的《天桥曲》中有“自见天桥冯凤喜，不辞日日走天桥”的诗句。三十年代后在天桥德意轩、西城桃李园演唱的有李兰舫、吴大平、汪淑贞等。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北京培养成长的女演员小黑姑娘、小岚云、小映霞、阎秋霞等纷纷去天津演出，有的成名后在当地落户。
刘宝全的学生白凤鸣，早期师承刘宝全的唱法。其长兄白凤岩曾任刘宝全的弦师，他根据白凤鸣嗓音较宽、较低的特点，吸收借鉴了白云鹏的演唱艺术，与白凤鸣于二十年代末共同创造了苍凉悲壮“凡字腔”见长的“少白派”，并对后来天津“骆派”(骆玉笙)的形成产生了影响。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由于新思潮的影响，白云鹏等人曾演唱过《大劝国民》、《灯下劝夫》等新曲目。
与此同时，旗籍票友张云舫曾将京韵大鼓改革成“改良大鼓”，其特点是：编写了新曲词，多属诙谐幽默的题材；唱腔高低多变、滑稽可笑；击鼓法加上了忽轻忽重不时画圈的夸张动作。后被称为“滑稽大鼓”，成为京韵大韵的一个支派。演员有富少舫、崔子明、叶德霖、杜玉衡等，经常演唱《蒋干盗书》、《刘二姐拴娃娃》、《吕蒙正赶斋》等滑稽曲目。
京韵大鼓曲目基本属短篇唱段，传统曲目有继承于木板大鼓的《单刀会》、《战长沙》、《博望坡》等数十段，有由刘宝全、庄荫棠、白云鹏等人根据子弟书作品整理的《刺汤勤》、《白帝城》、《探晴雯》、《黛玉焚稿》等，还有一些写景抒情的小段，如《丑末寅初》、《风雨归舟》、《八爱》等。经常演唱的只有三十多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在北京建立的中央广播说唱团、北京曲艺团等专业曲艺表演团体，先后在京韵大鼓推陈出新方面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绩。第一个在唱词、唱腔、表演上进行革新的曲目是孙书筠演唱的《黄继光》，其中插入的配乐朗诵等获得了成功，短期内推广到京津两地，并灌制唱片向全国发行。紧接着又产生了一批反映现代生活的优秀曲目，有《罗盛教》、《党的好女儿徐学惠》、《海上渔歌》、《党的好女儿向秀丽》、《激浪丹心》、《韩英见娘》和新编历史题材作品《野猪林》、《桃花庄》、《英台哭坟》等。演员孙书筠、良小楼和弦师白凤岩、韩德福等都参加了整旧创新的艺术实践。演出形式也由一人击节打鼓演唱，再次推出了双唱形式。这一时期除一批老演员如良小楼、孙书筠、马书麟、新岚云登台演出之外，还培养了一批中青年演员如马静宜、孟昭宜、莫岐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有种玉杰、王玉兰等接班人。
曲种名家（ 排名不分先后）
冯凤喜 于瑞凤 良小楼 白银宝 何金桂 刘宝全 白云鹏 张筱轩
代表作品
《包公夸桑》、《玉堂春》、《单刀会》、《战长沙》、《博望坡》、《刺汤勤》、《白帝城》、《探晴雯》、《黛玉焚稿》、《丑末寅初》、《风雨归舟》、《八爱》、《罗盛教》、《党的好女儿徐学惠》、《海上渔歌》、《党的好女儿向秀丽》、《激浪丹心》、《韩英见娘》、《野猪林》、《桃花庄》、《英台哭坟》
京韵大鼓清末民初形成并流行于北京、天津地区。由当时的鼓书艺人刘宝全等把原用河北语音演唱的木板大鼓改用北京语音演唱，广泛吸收京剧唱腔及北京流行的民间曲调创制新腔，并在木板大鼓原有伴奏乐器三弦外，增加了四胡和琵琶，形成了一直流传至今的京韵大鼓。京韵大鼓有以刘宝全、白云鹏、张小轩为代表的“刘”、“白”、“张”三大流派。其中以刘宝全的艺术造诣最高，贡献最大，时人称其为“鼓界大王”，尊为一代宗师。继三大流派之后，又有白凤岩、白凤鸣兄弟创造的“少白派”。
京韵大鼓重歌唱，专唱短篇曲目。刘宝全擅唱金戈铁马的“三国”故事，如《长坂坡》、《赵云截江》、《草船借箭》等。白云鹏则擅唱《红楼梦》故事，如《祭晴雯》、《黛玉悲秋》、《宝玉娶亲》等。京韵大鼓除演唱有故事情节的曲目外，还演唱纯抒情的写景小段。如《丑末寅初》、《百山图》等。
《丑末寅初》是京韵大鼓历经几代艺人传唱不绝，脍炙人口的传统唱段。作品以极简练的笔触，形象地描述了在丑末寅初这一时辰里，中国古代人民的生活景况，犹如一幅生动古朴的画卷。它的腔调流畅，节奏活泼，短句大腔搭配巧妙。从悠扬婉转的唱腔中，使人们得到充分的艺术享受。
京韵大鼓发展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自本世纪20年代以后，女演员良小楼、章翠凤、骆玉笙、孙书筠、阎秋霞、小岚云等如雨后春笋般登上了京韵舞台，她们在唱腔和表演方面都有新的拓展，从而使京韵大鼓更受到广大听众的青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京韵大鼓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艺人成了人民的演员和艺术家，除演唱流传下来的传统曲目外，还新编及创作了许多反映现实生活的新曲目。如《光荣的航行》、《珠峰红旗》、《急浪丹心》、《韩英见娘》、《白妞说书》等。同时，还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年轻演员。有成就的如赵学义(白派)、杨凤杰(刘派)、刘春爱(骆派)、钟玉杰(刘派)，他们已成为曲艺舞台上深受广大观众欢迎的京韵大鼓演员。
古代娱乐—交际舞
交际舞是一种社交性的舞蹈，需要男女两人合舞，又称交谊舞。因此，当红男绿女虔诚地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满场飞旋之时，每一个舞者都是快乐的小精灵——不管是上班族下岗族休闲族，不论大腕爷富姐婆或囊中羞涩者，也不管是在夜总会酒吧沙龙等高中低档舞厅，人们尽显的是自信是时尚是靓丽，得到的是享受是消遣是会友是健身。在轻松活泼、动感十足的舞蹈中，我们的身心会获得一次洗礼，审美情趣也在舞蹈艺术的实践中得到浸润、滋养与升华。
交际舞之美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运动之美。舞蹈主要通过肢体语言表情达意，诠释内涵，因此，舞者的举手投足、神态情思无不表现出一定的艺术修养和文化底蕴。比如，对动作规范性的操练，对动作力度幅度的控制，对音乐节奏的把握，对进退速度的约束，对音乐旋律的领悟等等，都可以在握手、伸臂、搂腰、搭肩、踢腿、跳跃、旋转、甩拉、滑步、蹬足、扭头、侧身、腾空、悬腕等动作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二是和谐之美。男女双方构成交际舞的整体美，重在搭配合作的效果，如果双方反差较大，对任何一方都将是一种十分尴尬的遭遇。和谐主要指舞艺的协调、舞姿的优美、舞步的轻盈、舞感的流露。它需要个体素质的增强与提高，也依赖于舞蹈实践双方的磨合与适应。三是默契之美。默契指双方的意思没有明白说出而彼此有一致的了解，交际舞中的默契应该是出神入化炉火纯青的最高境界，非专业舞蹈演员很难达到这一步。它主要表现在艺术感悟力与心照不宣的情调上，一方的一个眼神、一个微笑、一次暗示、一次举止，另一方立即心领神会，并给予积极主动的反馈与回应，这时，舞蹈者双方就是一种舞蹈美神的化身了。总之，如果说达到运动之美是跨入舞蹈艺术之门，那么和谐之美和默契之美则是进入舞蹈艺术殿堂的通行证了。
古代娱乐—闹花灯
元宵节是一年中灯火最旺的时节，可算得上是“火树银花不夜天”了。山西民间的灯火，自然也不例外。当然，这里要把灯与火区分开来。灯，是闹花灯；火，是放烟火。
据传，闹花灯的习俗始于西汉，兴盛于隋唐。隋唐以后，历代灯火之风盛行，并沿袭传于后世。而正月十五，又是一年一度的闹花灯放烟火的高潮。所以，也把元宵节称为“灯节”，在山西的县城一级城廓甚至乡、镇中，这些居民集中地，繁华热闹区，在正月十五到来之前，满街挂满灯笼，到处花团锦簇，灯光摇曳，到正月十五晚上达到高潮。正月十五的“观灯”已经成为山西民间群众自发的活动。
在正月十五晚上，街头巷尾，红灯高挂，有宫灯、兽头灯、走马灯、花卉灯、鸟禽灯等等，吸引着观灯的群众。
太原一带，太谷县的灯是很有名气的，人们编成动听的民间谚语一直流传到今：“南庄的火、太谷的灯、徐沟的铁棍爱煞人”。
太谷的灯，因何出名？这是因为历史上的太谷县城，三百多年来，商业逐渐繁荣，到清代道光、咸丰年间，更是太谷县城商业走向兴旺的时代，曾获得“小北京”的美称。当时票号兴盛，誉满华夏。太谷城内，沿街接巷，七百余家商号林立，大商富贾在商业竞争之余，在文化习俗上也极力仿效苏州、杭州、扬州的风尚。灯节的兴起与发展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许多品种、花样的彩灯，也随着贸易的发达不断从外地引进。相传，“宫灯”和“龙灯”就是客商自广东引进来的。至于大量的彩灯，则是仿效扬州。这种学习引进的后面，又有当地群众的创新，使太谷的灯节很快异军突起而称冠于三晋了。
太谷的灯，以品种繁多、制作精巧、外观引人出名。清代康熙年间，有纸灯、纱灯、羊角灯、绣球灯、缎绣灯。清道光年间，引进宫灯。这些宫灯，大都以紫檀木、核桃木做成，凡是这种木制的精品，立架都雕有龙头，口内含有宝珠，或八角、或六角，环饰流苏，刻工考究，形状大方而高雅。在这灯的横面上，有书法，有绘画，色彩缤纷，颇为诱人。
在花灯节之夜，还可看到悬于街头的植物灯、禽兽灯、商标灯、字谜灯种种，吸引人们来观赏。
太谷的灯，每逢正月十五、十六、十七三日，太谷城内，沿街铺面，大院小户，寺观茅庵，无不张灯结彩，绚丽悦目，天（蟹）上（蟹）人（蟹）间，灯月交辉。观灯人如河流，似海潮，摩肩接踵，通宵达旦。有些猜灯谜活动，耗时更长。时至夜深，仍有民乐奏起，把灯节的气氛推向了高潮。这样的灯节，在山西自然不独太谷县城有，在全省各县，大抵都要观灯度过灯节的。在一些较大的村镇，也有挂灯此举，这才有了“观灯”之说。在山西的其它县城和省城，也有山灯会、提灯会、赛灯会的做法，各地也都有他们的高招。
观灯，是“上元节”中最有趣味性，最包含文化色彩的一项活动，在全省各地的城、乡、集、镇里，仍然盛况不衰。
古代娱乐—武术
武术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它的产生，缘起于我国远古祖先的生产劳动。人们在狩猪的生产活动中，逐渐积累了劈、砍、刺的技能。这些原始形态的攻防技能是低级的，还没有脱离生产技能的范畴，却是武术技术形成的基础。武术作为独立的社会文化现象，是同中华民族文明的产生同步的。
武术萌芽于原始社会时期。氏族公社时代，经常发生部落战争，因此在战场上搏斗的经验也不断得到总结，比较成功的一击、一刺、一拳、一腿，被模仿、传授、习练着，促进了武术的萌芽。武术成形于奴隶社会时期。夏朝建立，经过连绵不断的战火，武术为了适应实战需要进一步向实用化、规范化发展，夏朝时期的武术活动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发展：一、军队的武术活动，二、以武术为主的学校教育。
商周时期，商代出现了武术训练的重要手段---田猎，商周利用“武舞”来训练士兵，鼓舞士气，周代设的“序”，“序”等学校中也把射卸，习舞干列为教育内容之一。相传在周时期出现了一部中国武术史上重要的著作《周易》，亦称《易经》，“一阴一阳为之道”这本书有涵很丰富的哲学思想，对我国养生学的发展影响极为深远，其“易有太级，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产生了太级学说，从此奠基中国武术体系，进入春秋战国以后，诸侯争霸，都很重视技术在战场中的运用。齐桓公举行春秋两季的“角试”来选拔天下英雄。在这时期，剑的制造及剑道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武术发展于封建社会时期。秦汉以来，盛行角力、击剑。随着“宴乐兴舞”的习俗，手持器械的舞练时常在乐饮酒酣时出现，如《史记·项羽事纪》记载的“鸿门宴”中“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便是这一形式的反映。此外，还有“刀舞”，“力舞”等，虽具娱乐性，但从技术上更近于今天套路形式的运动。
唐朝以来开始实行武举制，对武术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如对有一技之长的士兵授予荣誉称号。裴民将军的剑术独冠一时，裴民的剑术、李白诗歌、张旭草书并称唐代三绝的美誉，可见武术作为一种文代形式已相当具有影响。
宋元时期，以民间结社的武艺组织为主体的民间练武活动蓬勃兴起，有习枪弄棒的“英略社”，习射练习的“弓箭社”等。由于商业经济活跃，出现了浪迹江湖，习武买艺为生的“路歧人”。不仅有单练、而且有对练。
明清时期是武术大发展时期，流派林立，拳种纷显。拳术有长拳、猴拳、少林拳、内家拳等几十家之多；同时形成了太极拳，形意拳，八卦拳等主要的拳种体系。
武术的作用
（一）提高素质，健体防身，武术套路运动其动作包含着屈伸、回环、平衡、跳跃、翻腾、跌扑等，人体各部位几乎都要参与运动。
系统地进行武术训练，对人体速度、力量、灵巧，耐力、柔韧等身体素质要求较高，人体各部位“一动无有不动”，几乎都参加运动，使人的身心都得到全西锻炼。实践证明，对外能利关节，强筋骨，壮体魄；对内能理脏腑，通经脉，调精神．武术运动讲究调息行气和意念活动，对调节内环境的平衡，调养气血，改善人体机能，健体强身十分有益。
武术套路运动和搏斗运动，都是以技击作为它的中心内容的，周贡通过武术锻炼，不仅能够达到增强体质的作用，而且能够学会攻防格斗投术，特别是武术功力训练，更能发挥技击的实效性。
武术的搏斗运动，通过次防技术练习，拳打，脚踢，快摔等动作的运用，井在文字中互相扬长避短，攻彼弱点、避彼锋芒，讲究得机，得时、得势，从而提高判断力和应变能力。这无疑能提高人们克敌制胜和防身自卫的能力。尤其对公安武警和边防指战员更有实际意义和作用。
（二）锻炼意志，培养品德，练武对意志品质考验是多面的。练习基本功，要不断克服疼痛关，磨练“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常年有恒，坚持不懈的意志品质。套路练习，要克服枯燥关，培养刻苦耐劳，砥砺精进，永不自满的品质。遇到强手克服消极逃避关，锻炼勇敢无畏、坚韧不屈的战斗意志。经过长期锻炼、可以培养人们勤奋、刻苦、果敢、顽强、虚心好学、勇于进取的良好习性和意志品德。
“教武育人”贯彻在武术教习全过程中，“未曾习武先学礼，夫曾习武先习德”，传统中始终把武德列为习武教武的先决条件。武术在中国几千年绵延的历史中，一向重礼仪，件道德，“尚武崇德”。诸如尊师爱友，包含了深刻广泛的道德内容，互教互学，以武会友，切磋技艺，讲礼守信，见义勇为：不凌弱逞强等品德。激烈的攻防技术和人生修行结合起来，是中国武术传统道德观念的体现。在社会的发展中，武德的标准和规范也不尽相同，尚武而崇德不仅能很好地陶冶憎操，还会大大有益于社会精神文明建设。
（三）竞技观赏，丰富生活武术具有根高的观赏价值，无论是套路表演，还是散手比赛，历来为人们喜闻乐见。唐代大诗人李白好友崔宗字赞他”起舞拂长剑，四座皆扬眉”杜甫在《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著名诗篇中有“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的描绘。汉代打擂台，“三百里内皆来观”。都说明无论是显现武术功力与技巧的竞赛表演套路，还是斗智较勇的对抗性散手比赛，都会引人入胜，给人以美的享受，都具有根高的观赏价值。通过观赏，给人以启迪教育和乐趣。
（四）交流技艺，增进友谊：武术运动蕴涵丰富，技理相通，入门之后会有“艺无止境”之感。群众性的武术活动，便成为人们切磋技艺，交流思想，增进友谊的良好手段。随着武术在世界广泛传播，还可促进与国外武术爱好者的交流。许多国家武术爱好者喜爱武术套路，也喜爱武术散手，他们通过练武了解认识中国文化，探求东方的文明。武术通过体育竞技、文化交流等途径，在与世界各国人民友好交往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古代娱乐—相声
相声起源于北京，流行于全国各地。 一般认为于清咸丰、同治年间形成。是以说笑话或滑稽问答引起观众发笑的曲艺形式。它是由宋代的“像生”演变而来的。到了晚精年代，相声就形成了现代的特色和风格。主要用北京话讲，各地也有以当地方言说的“方言相声。
在相声形成过程中广泛吸取口技、说书等艺术之长，寓庄于谐，以讽刺笑料表现真善美，以引人发笑为艺术特点，以“说、学、逗、唱”为主要艺术手段。
表演形式有单口、对口、群口三种。
单口相声由一个演员表演，讲述笑话；
对口相声由两个演员一捧一逗，通常又有“一头沉”和“子母哏”两类；
群口相声又叫“群活”，由三个以上演员表演。传统曲目以讽刺旧社会各种丑恶现象和通过诙谐的叙述反映各种生活现象为主，解放后除继续发扬讽刺传统外，也有歌颂新人新事的作品。
古代娱乐—兔儿爷
关于兔儿爷，《燕京岁时记》有记载：“每届中秋，市人之巧者，用黄土抟成蟾兔之像以出售，谓之兔儿爷。”旧时北京东四牌楼一带，常有兔儿爷摊子，专售中秋祭月用的兔儿爷。此外，南纸店，香烛也有出售的。
兔儿爷是旧京中秋应节应令的儿童玩具。人们按照月宫里有嫦娥玉兔的说法，把玉兔进一步艺术化、人格化，乃至神化，之后，用泥巴塑造成各种不同形式的兔儿爷。
旧时哄小孩也有个规范，即寓尊天敬神于娱乐之中。
爷，是封建时代对高贵人的尊称，进而引申到对神的尊称。玉兔不是凡间的家畜，也不是野兔，而是广寒宫里的神兔，不能随便捉来玩耍，要玩，只有“请”一尊泥塑的称为“爷”的“兔儿”恭而敬之地“供”起来。正如清人方元鹍《都门杂咏》所写：“儿女先时争礼拜，担边买得兔儿爷。”
兔儿爷是用模子翻塑出来的，先把黏土和纸浆拌匀，填入分成正面和背面两个半身的模子里，等干燥后倒出来，把前后两片粘在一起，配上耳朵，在身上刷层胶水，再上色描金。
兔儿爷大的有三尺多高，小的只有三寸，均是粉白面孔，头戴金盔，身披甲胄，背插令旗或伞盖。它的坐骑有狮、虎、鹿、象不等。兔儿爷左手托臼，右手执杵，做捣药状。此外，还有呱嗒嘴的兔儿爷，其制空腔，活安上唇，中系以线，扯之，则兔唇乱捣。总之，种类繁多，不一而足。旧京，有以此为业者，每进旧历八月，便设摊于街头，适成节日点景。
清代诗人栎翁《燕台新咏》曾写“兔儿节”一诗：“团圆佳节庆家家，笑语中庭荐果瓜。药窃羿妻偏称寡，金涂狡兔竟呼爷。秋风月窟营天上，凉夜蟾光映水涯。惯与儿童为戏具，印泥糊纸又搏沙。”
这兔儿爷，经过民间艺人的大胆创造，已经人格化了。它是兔首人身，手持玉杵。后来有人仿照戏曲人物，把兔儿爷雕造成金盔金甲的武士，有的骑着狮、象等猛兽，有的骑着孔雀，仙鹤等飞禽。特别是兔儿爷骑虎，虽属怪事，但却是民间艺人的大胆创造。还有一种肘关节和下颔能活动的兔儿爷，俗称“叭哒嘴”，更讨人喜欢。它虽为祭月的供品，但实在是孩子们的绝妙玩具。
关于兔儿爷还有一段传说:一年，北京城里忽然起了瘟疫，几乎每家都有人得了，就治不好。嫦娥看到此情景，心里十分难过，就派身边的玉兔去为百姓们治病。玉兔变成了一个少女，她挨家挨户地走，治好了很多人。人们为了感谢玉兔，纷纷送东西给她；可玉兔什么也不要，只是向别人借衣服穿，每到一处就换一身装扮，有时候打扮得像个卖油的，有时候又像个算命的……一会儿是男人装束，一会儿又是女人打扮。为了能给更多的人治病，玉兔就骑上马、鹿或狮子、老虎，走遍了京城内外。消除了京城的瘟疫之后，玉兔就回到月宫中去了。于是，人们用泥塑造了玉兔的形象，有骑鹿的，有乘凤的，有披挂着铠甲的，也有身着各种做工人的衣服的，千姿百态，非常可爱。每到农历八月十五那一天，家家都要供奉她，给她摆上好吃的瓜果菜豆，用来酬谢她给人间带来的吉祥和幸福，还亲切地称她为“兔爷儿”、“兔奶奶”。
老舍先生在《四世同堂》中这样描写：“脸蛋上没有胭脂，而只在小三瓣嘴上画了一条细线，红的，上了油；两个细长白耳朵上淡淡地描着点浅红；这样，小兔的脸上就带出一种英俊的样子，倒好像是兔儿中的黄天霸似的。它的上身穿着朱红的袍，从腰以下是翠绿的叶与粉红的花，每一个叶折与花瓣都精心地染上鲜明而匀调的彩色，使绿叶红花都闪闪欲动。”
明人纪坤（约一六三六年前后在世）的《花王阁剩稿》：“京中秋节多以泥抟兔形，衣冠踞坐如人状，儿女祀而拜之。” 明《北京岁华记》载：“市中以黄土博成，曰兔儿爷，着花袍，高有二三尺者。”
其实兔儿爷还有一种解释，就是古代的男妓，被女人包养的小白脸，或者是很像女人的男人。
关于兔儿爷的歇后语：
兔儿爷满山跑——还是归老窝
兔儿爷洗澡——一摊泥
古代娱乐—风筝的历史
十三世纪时，意大利马可·波罗自中国返欧后，始传到世界各地。
据古书记载：“五代李郑于宫中作纸鸢，引线乘风为戏，后于鸢首以竹为笛，使风入竹，声如筝鸣，故名风筝。”故而不能发出声音的叫“纸鸢”，能发出声音的叫“风筝”。
古代风筝，曾被用于军事上之侦察工具外，更进行测距，越险，载人的历史记载。
南北朝-风筝曾是被作为通讯求救的工具。梁武帝时，侯景围台城，简文尝作纸鸢，飞空告急于外，结果被射落而败，台城沦陷，梁 武帝饿死留下这一风筝求救的故事。
北齐-文宣帝高洋，将人绑上翅膀，令人从高塔跳下摔死，名为“生”。
汉朝-楚汉相争，韩信曾令人制作大型风筝，并装置竹哨弓弦，于夜间漂浮楚营，使其发出奇怪声音，以瓦解楚军士气。
唐代-将被用于军事上的风筝,已渐转化为娱乐用途,并于宫庭中出放风筝.
宋代-把放风筝做为锻炼身体的功能，百姓在清明节时，将风筝放的高而远，然后将线割断，让风筝带走一年所积之霉气。
明代-以风筝载违规词语，依“风筝碰”的原理，引爆风筝上的引火线，以达成杀伤敌人之目的。
清乾隆-即有双纸控制风筝详图尺寸与解说。
日据时代-因军事的理由禁止放风筝，因为鲜艳的风筝可传递给敌方讯息，并提供飞机轰炸的目标。
二次世界大战美军曾用特技风筝做活动靶，训练打靶。
1980年，风筝开始广受喜爱，除原来双线外，并演变成三线，四线的技术风筝或特技风筝。
古代娱乐—抽陀螺
抽陀螺俗称“抽贱骨头”，是一种民间传统游戏。它历史悠久，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距今约五六千年）中曾出土陶制小陀螺。陀螺有陶制、木制、竹制、石制多种，以木制居多。木制陀螺为圆锥形，上大下小，锥端常加铁钉或钢珠。玩时，以绳绕陀螺使其旋于地，再以绳抽打，使之旋转不停。抽打得越狠旋得越快，故称“抽贱骨头”。
中国早在宋朝时就已经出现了类似陀螺的玩具，名字叫做“千千”。它是一个长约三公分的针形物体，放在象牙制的圆盘中，用手撑着旋转，比赛谁转得最久就为赢家。这是当时嫔妃宫女用来打发深宫内无聊时光的贵族游戏。“陀螺”这个名词，最早是出现在明朝，刘侗、于弈正合撰的《帝京景物略》有：“杨柳儿青，放空钟；杨柳儿活，抽陀螺；杨柳儿死，踢毽子。”的记载。至于陀螺究竟是不是由“千千”演变而来，那就不可考了。但明朝时陀螺已成为儿童的玩具，而不是宫女角胜之戏了。根据记载，当时陀螺是木制的，实心而无柄，用绳子绕好了，一抛一抽，陀螺便在地上无声地旋转。当它缓慢下来时，再用绳子鞭它，给它加油，便可转个不停。这种玩法传了两三百年，一直到民国初年，还有这样的玩法。
一般孩子抽陀螺的方法有两种。第一种是水平抽法，而第二种则是垂直抽法。一般孩子们玩陀螺有两种比赛方式。第一叫做分边法是将参加的人分成两组，然后大家一起抽陀螺，看看那一组的陀螺先倒在地。倒在地上的陀 螺，就称为「死陀螺」，只有任由对方劈击宰割了。赢的这一方，用自己的陀螺，高举过头，对准目标，向下猛击。第二是画圈法，在地上画一个圆圈，圆圈的中央，再画一个小圆圈，各人轮流将自己的陀螺往圈子里打，使陀螺能旋转出来。如陀螺已固定在一点上旋转，这时，可用绳子将它圈出来，只要到达圈外还在旋转，都不算它「死」。如果陀螺停止在圈内，或一抽下去就不动了，都算死了，要放在当中小圆圈内，任别人处罚。若处罚别人的陀螺也停在圈内，照样要放在小圆圈内，任人处罚。如果很幸运的没有被击到，或是被击到而没有被分解，可以拿出一个陀螺，用水平抽法，将自己那个小圆圈内待死的陀螺击出圈外。
由于时代进步，制作材料不同，大家玩的陀螺各式各样，且玩法也有不同。
古代娱乐—骰子
骰子是许多娱乐必不可少的工具之一，比如麻将等。这里说的骰子是指纯粹以骰子定输赢的赌博。相传，骰子的发明人是三国时代的文学家植，最初用做占卜工具。后来才演变成后宫嫔妃的游戏，掷骰子点数赌酒或赌丝绸香袋等物。当时骰子的点穴上涂的是黑色，在唐代才增加描红。
传说唐玄宗与杨贵妃在后宫掷骰游乐，眼看要输了，只有出现4点方能解救败局，此时尚有一个仍在旋转之中，唐玄宗心中焦急，便连喊“4！4！”，尘埃落定后果然是4。唐玄宗一高兴，就让高力士宣告天下，骰子上可以描红，红色通常是不能乱用的。
自清代开始，骰子的娱乐方式被基本决定下来，一般采用3枚骰子和下骰盅。最简单的骰盅可用木碗或瓦钵替代，下面垫上一块底板，扔骰时用骰盅盖上，庄家和玩家均不知道骰子的点数。这种方法带有神秘感，便于庄家营造气氛，以使玩家聚台下注。在赌场，则有制作精美、与盅相配的骰盅赌具，名称叫做骰宝。为防荷官疏乎摇骰或作弊，一代赌神叶汉发明了电动骰宝，迄今仍在澳门赌场使用。
骰子应用十分广泛，现在社会上流行有各种定位骰子、黄金骰子、打破无物骰子、感应骰子、遥控骰子等。
一种游戏用具或赌具，用骨头，木头等制成的立体小方块，六面分刻一 二 三 四 五 六点，有的地方叫色子。
现在的骰子有两种颜色的点数，即一点和四点为红色，而其余的都是黑色，其颜色的变化与唐明皇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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骰子
赌具。也用以占卜、行酒令或作游戏。多以兽骨制成，为小正方块，六面分刻一、二、三、四、五、六点，一、四涂以红色，馀涂黑色。掷之视所见点数或颜色为胜负，故又称投子、色子。相传为 三国 魏 曹植 创制。 唐 温庭筠 《新添声杨柳枝词》之一：“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新五代史·梁广王朱全昱传》：“ 太祖 宴居宫中，与王饮博， 全昱 酒酣，取骰子击盆而迸之。” 宋 陆游 《老学庵笔记》卷三：“羣蛮聚博其上。骰子亦以骨为之，长寸馀而匾，状若牌子，折竹为筹，以记胜负。” 巴金 《家》十六：“在明亮的灯光下也有许多人围着一张桌子吆喝地掷骰子。”参阅 清 顾张思 《土风录》卷一。
中国古代最为重要，最有影响的博戏形式是掷骰子。骰子最早产生时形状各异，上有各种刻纹，后来则统一为正方形或长方形，上刻一、二、三、四等点数，并以红、黑颜色相区别。
由于骰子的点数可有许多种不同的组合方式，而掷骰时人们又无法预测所定的点数，因此骰子从产生之日起，便与赌博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国古代的绝大多数博戏活动，都要通过掷骰来进行，有些博戏是直接用掷骰的方式来决出胜负，也有一些博戏则是要通过掷骰与行棋、打牌的结合才能决出胜负。前一种方式比较适合于文化层次较低、赌博意图较强的人玩乐，而后一种方式则比较适合于文化层次较高，比较注重精神享受的人玩乐。但是尽管具体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这些游戏活动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悬于投"。汉代班固在《弈旨》一文中云："博悬于投，不专在行。"也就是说，它们都是要通过掷骰子这种带有很大偶然性的方式来进行游戏。 这种"悬于投"的特点，也成为中国古代的"博"与"弈"之间一个重要的分界线。博虽然也有很多是要行棋的，但由于都要用到骰子，因此它们的实质与完全凭智力来战胜对手的围棋、象棋有着很大的不同。
六博 中国古代的六博、樗蒲、双陆等游戏形式，都是属于行棋类的骰子博戏。六博本有大博和小博之分，大博用骰六枚，称为"箸"，小博用骰二枚，称为"茕"。《颜氏家训》云："古者大博则六箸，小博则二茕。"在比赛的时候，双方互掷骰子，行棋步数则主要根据博彩而定。由此可见，六博之戏与骰子的关系非常密切，由于博彩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因此六博在古代时主要就是一种博戏的形式。
樗蒲和双陆 樗蒲、双陆等戏，也要经过掷骰子来决定行棋程序。樗蒲所用的骰子共有五枚，有黑有白，称为"五木"。它们可以组成六种不同的排列组合，也就是六种彩。其中全黑的称为"卢"，是最高彩，四黑一白的称为"雉"，次于卢，其余四种称为"枭"或"犊"，为杂彩。掷到贵彩的，可以连掷，或打马，或过关，杂彩则不能。双陆中的骰子为二枚，棋子称为"马"。行马时，可以根据两枚骰子的不同点数分别行两马，也可按两枚骰子点数之和独行一马。如掷得三和五，合为八点，可一马走三步，一马走五步，也可一马走八步。有的双陆还规定"归梁"后要将马出尽。两枚骰子之和在六点以上者出二马，不足六点者不得出马。
五木、投琼和彩战等 也有一些是不通过行棋而直接依靠掷骰子来分出胜负的博戏方式，这类博戏由于全凭骰子之彩的偶然性来决定胜负，不需要认真思考，因此其赌博性更强，也更受喜欢物质刺激之人的欢迎。如流行于东晋时的"五木"，流行于唐代时期的"投琼"、"彩战"等形式就是如此。 "五木"本是樗蒲行棋时的一种掷骰活动，但后来"五木"逐渐从樗蒲中游离出来，变成为一种独立的游戏。玩五木时不需要进行复杂的行棋，只要掷出骰子便可决定胜负。因此此法一出，便立即盛行于世。当时的许多士族、庶族和普通百姓都喜欢用这种方式来进行博戏。
唐代"投琼"、"彩战"之戏的形式与五木十分相仿。随着双陆的盛行，双陆中的骰子在唐朝时也开始从双陆中游离出来，由于它的排列组合比五木复杂，有趣得多，因此它很快就取代了五木，成为唐后一千余年中最为流行的博戏方式。
双陆中的骰子原为两颗，唐中期以后，发展为六颗，六颗骰子可以组成难以计数的排列组合方式，于是便形成了后世名目繁多的"骰子格"。它们的总体原则是，以同色（又称"浑花"，全部为一种点数）为贵，驳杂为贱。在同色中，又以红色为贵。各彩都有特殊的名称，如四枚"四"称为"满园春"，为最高彩，四枚"幺"称为"满盘星"，四枚"六"称为"混江龙"，四枚"三"称为"雁行儿"等等。 到了清代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扩大，掷骰博戏在中国的各个城镇中大量普及起来，其名目和形式也极其繁多，如"赶老羊"、"掷挖窖"、"摇摊"、"压宝"等等。这些博戏都是利用骰子来开展活动，它们大都具有十分深厚的赌博性质，其输赢结果会使人或大发横财，或倾家荡产。
古代娱乐—玩香包
香包不是一只单纯的绣品，让我们站在历史和现代的大背景下，重新审视香包的制作历史、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
香包，古称香囊，亦称佩帏、容臭。其制作和佩戴史至少可以上溯到战国时期，屈原《离骚》中有“扈江篱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江离、辟芷、秋兰均为香草。纫，乃连缀之意。佩即佩帏，在这里既指香包，也含佩带之意。全句的意思是把装满香草的佩帏带在身上。这说明香包早在屈子所处的战国时代已是一种饰物了。
汉代《礼记》有云：“男女未冠笄者……衿缨皆陪容臭”。容臭即香包，说明汉代未成年的男女都是佩戴香包的。
到了唐宋时期，香囊逐渐成为仕女、美人的专用品。而男官吏们则开始佩戴荷包了。有的官吏上朝时干脆把荷包缀于朝服之上。当然，那时的荷包与香包不完全一样，香包里主要装的是香草，而荷包主要是“盛手巾细物”的。这与前不久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手包型“千岁香包”比较吻合。
至清代，香囊已成为爱情的信物了。《红楼梦》第十七回宝玉与黛玉之间的一次“闹别扭”便是由送荷包引发的。
而历史演化到近代，香包则多半用于民间端午节的赠品，主要功能是求吉祈福，驱恶避邪的。
再看香包的图案，以庆阳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千岁香包”为例，选用变形的梅花、荷花及缠枝花为刺绣纹饰图案，是按照佛教净土的教义设计的，其寓意是把这件小香包看作“西方净土”，因为变形梅花从唐代起就作为佛胸前的吉祥标志。
８００多年前的佛教信徒们向佛塔敬献这种香包，完全是为了向佛表示崇敬和祈福的诚意。
从我国民间现存清代以来的香包看，大多数以花卉和动物为主图，以隐喻象征等手法表达各种情感寄托和美好向往。比方，用双鱼、双蝶、蛟龙等象征两性相爱、交合、生育；用莲花、荷花、牡丹、梅花等喻意女性；用登梅的喜鹊、采花的蜜蜂隐喻男性；松鹤象征长寿、石榴象征多子；而利用汉字的谐音做比喻者更是随处可见：送给新婚夫妇的“早生贵子”（枣儿、花生、桂圆、莲子组合图案）；送给长寿老人的“耄耋童趣”（以猫和蝴蝶戏牡丹组合图案，喻意老年生活非常有情趣）；送给小孩的“福寿娃娃”（以憨态十足的娃娃为主体，周围环绕蝙蝠、桃子组图，寓意此子今生多福多寿）……
翻开这一层层厚重的文化积淀，面对这一幅幅多彩的生活画卷，展示在我们面前的尽都是古朴而又拙巧、原始而又鲜活的艺术瑰宝。其实，这才是揭示人性欲望的艺术；表达思想信仰的艺术；展示生命活力的艺术。可以说是真正的民族文化、民俗文化、大众文化、人性文化。
香包的起源还有几种说法，其一是以前人们在野外住宿，为防止毒蛇叮咬，把中草药用树叶包起来放在身旁，起驱虫的作用。后来改用布和丝绸，慢慢成为一种装饰物、吉祥物。其二是：香包作为行军打仗时传递军事机密和书信的工具，史称“锦囊”，三国时诸葛亮给赵云的“锦囊妙计”的装信之物就是香包。其三是：有未嫁女儿的人家要临街修阁楼，四面开窗，选婿时女子上阁楼，抛香包给相中之人以作定情之物。香包中配以香草，香草以细辛、白芷、丁香、甘松、苍术等中草药研细配制而成，有香味，直到了除秽避邪之功。
古代娱乐—兔儿爷
关于兔儿爷，《燕京岁时记》有记载：“每届中秋，市人之巧者，用黄土抟成蟾兔之像以出售，谓之兔儿爷。”旧时北京东四牌楼一带，常有兔儿爷摊子，专售中秋祭月用的兔儿爷。此外，南纸店，香烛也有出售的。
兔儿爷是旧京中秋应节应令的儿童玩具。人们按照月宫里有嫦娥玉兔的说法，把玉兔进一步艺术化、人格化，乃至神化，之后，用泥巴塑造成各种不同形式的兔儿爷。
旧时哄小孩也有个规范，即寓尊天敬神于娱乐之中。
爷，是封建时代对高贵人的尊称，进而引申到对神的尊称。玉兔不是凡间的家畜，也不是野兔，而是广寒宫里的神兔，不能随便捉来玩耍，要玩，只有“请”一尊泥塑的称为“爷”的“兔儿”恭而敬之地“供”起来。正如清人方元鹍《都门杂咏》所写：“儿女先时争礼拜，担边买得兔儿爷。”
兔儿爷是用模子翻塑出来的，先把黏土和纸浆拌匀，填入分成正面和背面两个半身的模子里，等干燥后倒出来，把前后两片粘在一起，配上耳朵，在身上刷层胶水，再上色描金。
兔儿爷大的有三尺多高，小的只有三寸，均是粉白面孔，头戴金盔，身披甲胄，背插令旗或伞盖。它的坐骑有狮、虎、鹿、象不等。兔儿爷左手托臼，右手执杵，做捣药状。此外，还有呱嗒嘴的兔儿爷，其制空腔，活安上唇，中系以线，扯之，则兔唇乱捣。总之，种类繁多，不一而足。旧京，有以此为业者，每进旧历八月，便设摊于街头，适成节日点景。
清代诗人栎翁《燕台新咏》曾写“兔儿节”一诗：“团圆佳节庆家家，笑语中庭荐果瓜。药窃羿妻偏称寡，金涂狡兔竟呼爷。秋风月窟营天上，凉夜蟾光映水涯。惯与儿童为戏具，印泥糊纸又搏沙。”
这兔儿爷，经过民间艺人的大胆创造，已经人格化了。它是兔首人身，手持玉杵。后来有人仿照戏曲人物，把兔儿爷雕造成金盔金甲的武士，有的骑着狮、象等猛兽，有的骑着孔雀，仙鹤等飞禽。特别是兔儿爷骑虎，虽属怪事，但却是民间艺人的大胆创造。还有一种肘关节和下颔能活动的兔儿爷，俗称“叭哒嘴”，更讨人喜欢。它虽为祭月的供品，但实在是孩子们的绝妙玩具。
关于兔儿爷还有一段传说:一年，北京城里忽然起了瘟疫，几乎每家都有人得了，就治不好。嫦娥看到此情景，心里十分难过，就派身边的玉兔去为百姓们治病。玉兔变成了一个少女，她挨家挨户地走，治好了很多人。人们为了感谢玉兔，纷纷送东西给她；可玉兔什么也不要，只是向别人借衣服穿，每到一处就换一身装扮，有时候打扮得像个卖油的，有时候又像个算命的……一会儿是男人装束，一会儿又是女人打扮。为了能给更多的人治病，玉兔就骑上马、鹿或狮子、老虎，走遍了京城内外。消除了京城的瘟疫之后，玉兔就回到月宫中去了。于是，人们用泥塑造了玉兔的形象，有骑鹿的，有乘凤的，有披挂着铠甲的，也有身着各种做工人的衣服的，千姿百态，非常可爱。每到农历八月十五那一天，家家都要供奉她，给她摆上好吃的瓜果菜豆，用来酬谢她给人间带来的吉祥和幸福，还亲切地称她为“兔爷儿”、“兔奶奶”。
老舍先生在《四世同堂》中这样描写：“脸蛋上没有胭脂，而只在小三瓣嘴上画了一条细线，红的，上了油；两个细长白耳朵上淡淡地描着点浅红；这样，小兔的脸上就带出一种英俊的样子，倒好像是兔儿中的黄天霸似的。它的上身穿着朱红的袍，从腰以下是翠绿的叶与粉红的花，每一个叶折与花瓣都精心地染上鲜明而匀调的彩色，使绿叶红花都闪闪欲动。”
明人纪坤（约一六三六年前后在世）的《花王阁剩稿》：“京中秋节多以泥抟兔形，衣冠踞坐如人状，儿女祀而拜之。” 明《北京岁华记》载：“市中以黄土博成，曰兔儿爷，着花袍，高有二三尺者。”
其实兔儿爷还有一种解释，就是古代的男妓，被女人包养的小白脸，或者是很像女人的男人。
关于兔儿爷的歇后语：
兔儿爷满山跑——还是归老窝
兔儿爷洗澡——一摊泥
古代娱乐—相声
相声起源于北京，流行于全国各地。 一般认为于清咸丰、同治年间形成。是以说笑话或滑稽问答引起观众发笑的曲艺形式。它是由宋代的“像生”演变而来的。到了晚精年代，相声就形成了现代的特色和风格。主要用北京话讲，各地也有以当地方言说的“方言相声。
在相声形成过程中广泛吸取口技、说书等艺术之长，寓庄于谐，以讽刺笑料表现真善美，以引人发笑为艺术特点，以“说、学、逗、唱”为主要艺术手段。
表演形式有单口、对口、群口三种。
单口相声由一个演员表演，讲述笑话；
对口相声由两个演员一捧一逗，通常又有“一头沉”和“子母哏”两类；
群口相声又叫“群活”，由三个以上演员表演。传统曲目以讽刺旧社会各种丑恶现象和通过诙谐的叙述反映各种生活现象为主，解放后除继续发扬讽刺传统外，也有歌颂新人新事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