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世纪之交，义利之辩
作者：汪丁丁
中国社会经济的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顺世界潮流，跌宕起伏，宛延曲折，历经百年，目睹无数英雄豪杰，有称王称帝者，有立言立德者，有富可敌国者，有大隐于市者，有天降大任于斯者，有举案齐眉意难平者，沸沸扬扬，群情激荡，毕竟风流云散。世纪之交，大江东去，天道如常。
于世纪之交，兴义利之辩，《财经》杂志发表“基金黑幕”，无非是承接着百年市场生活与市民社会之流风，针砭时弊，奉持公义，披露实情，敬新闻本业之精神而已。试问天下通情达理之士，哪里有只许权贵勾结尽饱私囊而不许百姓呼喊以求昭彰于世的“市场经济”？哪里有只问金钱利益而置精神价值道德传统于不顾的“社会发展”？可叹区区“基金黑幕”，竟引发千夫侧目，百尺硝烟。大道未隐，方术已欲裂天下矣。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古往今来，无数改革毁于假“改革”之名而莹莹于私利者，无数社会迷失了“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魄力。《财经》乃民间社会一株小草，正因此而吸附着泥土和大地，因此而获得了问天的勇气：世界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
一．当前中国社会经济的基本特征
我们提出这个问题并把它当作首要的问题，是因为中国社会自十九世纪以来始终处于“千年未有之变”的转型期内，这一长期过程的主导关系始终是“西力东渐”大格局之内“传统”与“现代”、“民族”与“异己”之间的双重紧张关系。
就“传统”而言，延续数千年的宗法社会结构及其价值体系，不论我们称之为“乡土中国”，“超稳定结构”，还是“内卷生产方式”，其传统力量不可谓不强大。就“现代”而言，西方理性精神自希腊罗马之后，沉潜千年，发轫于近代资本主义竞争制度，终以科学与民主滥觞世界，其民族国家之坚船利炮，其市场社会之物质文化繁荣，亦不可谓不强大。于是在“传统”与“现代”这两个如此强大的力量之间构成的紧张关系便不能不是基本的、首要的、长期的。再就“民族”与“异己”之间构成的紧张关系而言，越是地域广袤历史悠久的民族，其文化认同感就越强烈，其抵抗异己文化的心态就越普遍。西洋如此，东洋如此，中国更加如此。作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我们鼓吹“世界公民视角下的普遍历史观”，我们批判西方的以及我们自己的文化霸权主义，我们维护对话伦理和交往理性，我们不同意但尊重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立场。在我们看来，只要上述双重紧张关系仍支配着我们的社会生活，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就仍会存在下去，并作为对西方霸权的一种反叛力量获得道德合法性。
可以预期，在未来的一百年里，“西力东渐”大格局之内的“传统”与“现代”、“民族”与“异己”之间的双重紧张关系仍将是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诸方面发展的主导关系。多年以来，我们关于转型期各种具体问题所进行的讨论无不是以这一基本格局为大背景的。
在这一大背景之下，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中国社会经济表现出了那一发展阶段独有的特征，这一特征可由下列三项陈述的合取式刻划：（1）从一个不彻底的中央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向着一个不彻底的市场经济形态过渡，（2）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世界政治经济环境中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3）传统道德与价值体系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分崩离析，新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远未确立。
上列陈述的第（1）项说的是我们社会政治经济体制转轨的“不彻底性”，由此引出的种种深层问题只是到了九十年代后期才“浮出水面”，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无法回避的问题。其次，陈述（2）意味着，如南韩学者曾经概括的那样，“高速增长是最好的药方”，在高速增长时期，社会冲突和经济隐忧都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缓解。陈述（3）指出中国社会正处于“价值真空”状态，对于社会之为“社会”而言，这是一种混沌状态，从这里可以生成新的秩序，也可以瓦解为彻底的无序。
从1980到2000，二十年时光，对于我们所说的几百年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的转型期来说，无异“弹指一挥间”。然而一切制度都是通过特定的一代或几代人来复制自身的，人又是通过特定的价值体系和道德判断来理解和评价制度的。路径依赖，从量变到质变，短期的边际的波动贯穿起来造就了长期趋势和整体形态的转变。在这二十年里面出生和成长的一代人，他们的行为模式和价值取向必将对未来二十年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这一点，我们甚至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今天，当我们开始体验二十一世纪的历史的时候，我们试图对当前中国社会经济的特征加以刻划。事实上，在转型期社会的思考中，对眼下社会经济基本特征的刻划，如前述，是一个经常性的任务，因为这特征在时间维度上是不断过渡着的，不稳定的，从而容易被次要因素和个人情感遮蔽了的。
由于上述1980－2000年期间中国社会经济基本特征的不断发展，还由于上述的整个转型期内“现代与传统、民族与异己”双重紧张关系的深化，当前中国社会经济的基本特征，按照我们的理解，可以由下列三项陈述的合取式刻划：
1．政治体制改革相对于经济体制和社会思想文化等领域的转型而言严重滞后，导致了下列发展和改革的深层问题：（甲）创新者利润权利的宪法保护问题。这里“创新者”即指规范语言所说的“企业家才能”，而“利润”则指由创新带来的“价值剩余”，保护利润权利的“宪法”，指的是这一语词本原意义上的、作为特定社会政治秩序的构成原理的“宪法”，只有当文字形式的“宪法”符合着这一构成原理时，文字宪法才具有合法性；（乙）劳动者基本权利的宪法保护问题。这里，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阐释的原理完全没有过时，只要中国无法独立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外，资本与劳动的矛盾就永远是中国经济和政治领域最基本的紧张关系。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上，劳动对资本占据了强势地位的时期不过30年，而在其余的70年里，市场经济的“轴心关系”始终是“资本压迫劳动”；（丙）与前两问题密切相关并且起了主导作用的，是我们政府的合法性基础问题。这一基础的道德根据，对彻底的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而言，叫做“剥夺‘剥夺者’”，以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来维持剥夺者的被剥夺局面，这一要求本身已经放弃了对政府在其他方面合法性的道德根据的确认。另一方面，对彻底的成熟市场社会而言，普选和代议制的民主政体，权力制衡与互相监督，竞争性的新闻自由和对全体纳税人的信息披露，这三大原理构成政府合法性的唯一道德根据。正是在这两个稳态社会的政府原理的反衬之下，才显出我们自己政府的极端尴尬的处境：这个政府的职能究竟是什么呢？它是要保护“资本”呢？还是要保护“劳动”？还是从阶级压迫的工具外化为社会冲突的仲裁者？或是扮演公司“中国”的执行总裁？抑或是单纯民族利益的捍卫者？不论如何，它无法回避这样两个迫在眉睫的选择：（a）政治科学以及政治传统都告诉我们“名正言顺”的重要性，“正名”而后可以“行事”。我们的政府必须选择一个“名分”；（b）如亚里士多德早就论述过的，事物的目的决定了事物的存在，政府的职能决定了它生命的限度。我们的政府必须选择自己的职能。
2．世界经济正从高速增长转入低速增长、衰退、甚至萧条的阶段，从而“后冷战”时代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国际秩序正逐渐被各国瓜分世界市场的经济利益冲突和全球资本主义体制下各弱势民族与西方强势文明之间的文化冲突取代。在这一系列因素的交互作用下，中国经济很可能正在结束长达20年的高速增长期（南韩和日本相应阶段的期限都在15年左右），转入一个低速的从而也是正常的增长阶段，并且很可能随世界经济一起陷入衰退。当经济增长放缓时，各种社会矛盾便格外尖锐地凸现出来，蛋糕小了，贫困威胁增加了，人际关系也就开始紧张。更何况，我们从来没有真正有效地解决过诸如普遍腐败、权力制衡、劳资关系、舆论监督等等重大的社会经济体制问题。那么，在经济增长放缓的时候，谁敢断言这些深层问题不以更加极端的方式爆发出来呢？就经济结构而言，当增长速度下降时，投资方向和技术进步的方向都会相应有所调整，企业产品结构和整个产业结构也会有所“升级”（即从边际利润低的产品和产业转向边际利润高的产品和产业），通过升级，企业利润和要素回报，从而人均生活水平得以维持。但是经济结构的“升级”是企业家创新活动的结果，当我们缺乏足以激励和保护创新的政治经济体制时，我们怎么指望经济结构的升级呢？最后，在经济增长放缓的同时，人口老化的压力将进一步增加。如我们反复强调过的，中国人口将于2020年左右达到老龄化的高峰。从现在起到2020年，只有一代人的时间，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积累起足够的物质和人力资本，从而确保老化人口的劳动生产率足以维持整个人口的平均生活水平，这在经济增长放缓的发展阶段将是一个艰难和沉重得多的任务。更何况我们还没有确立行之有效的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也没有找到合理而有效的人才教育体制。
3．市场导向的行为模式和“金钱话事”的评价标准渗透到中国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在那里与原有的价值观念和精神取向发生了严重冲突，激发出包括“政治波普”和“格瓦拉”在内的各种社会反叛行为，强化了文化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导致了“亚洲价值”的流行，并且集中表现为九十年代末中国知识界卷入的那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关于中国市场经济与文化前途的论战。如果说，1980－2000年期间是传统价值体系瓦解的阶段，那么未来的二十年很可能将是价值完全失落的阶段。另一方面，经济合作、创新行为、大规模投资，正日益变得复杂化、网络化、和敏感化，很难想象在一个价值失落从而行为高度短期化的社会里，人际关系和信任程度能够支撑大范围的交易与稳定的行为预期。
上列三个方面的状况就是我们所理解的当前中国社会经济的基本特征。这一特征将决定中国资本市场发育的特殊历史进程，推而广之，这一特征将决定中国社会在这一时期内一切社会经济问题的历史特殊性或“基调”。
二．资本市场与市场社会发展的一般关系
如上述，金融体制和资本市场，以及其他任何社会制度，都是特定历史过程中的制度，中国资本市场的基调是“中国”，不是美国或德国。另一方面，理性又总是试图从各个特定历史过程中抽象出普遍的一般的关系。这是一种后验的（而非先验的）综合的一般关系，因此它所刻划的现象之间的联系不具有“必然性”。
在应用经济学以及其他理论的应用过程中，有一种相当普遍的概念误解，那就是把统计性的联系与因果性的联系混淆起来指导现实问题的判断和推理。因此，我们有必要在讨论资本市场与市场社会发展的一般关系之前澄清这一认识论混淆。
从事件A与事件B之间的统计相关性，科学不能做出任何因果推理。反之，当我们在事件A与事件B之间建立因果关系的时候，我们是在运用“理性”为“自然”立法，是在依赖先验 （此处原文为乱码，沈浪注）
与B之间的现象关系，至于这关系是否和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统计检验的支持，则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件事情（修正假设和公理体系绝不意味着逻辑推理不是先验必然的）。中西媒体最常犯的错误就是把统计联系报道为因果联系。例如某医学统计发现适度饮酒的心脏病患者比完全不饮酒和酗酒的心脏病患者有更长的存活期，结果在CNBC报道中被说成“适度饮酒可以延长心脏病患者的寿命。”同样，根据了西方某国的成功经验就把一套制度搬进中国社会里，希望收到类似的效果，这是犯了把统计关系当做因果关系的认识论错误。
如果我们细心观察专家学者的言论，就不难发现他们常常会以另一方式犯同样的认识论错误，那就是完全放弃主观努力，把成功的希望寄托在统计规律发生作用上面。例如，眼下许多朋友认为，只要有了市场机制（姑且不论这种孤立的“市场机制”是否存在），什么道德基础什么意识形态，都可以不关心，一切都会自动好起来的。从统计关联角度看，成熟市场社会一方面实行着市场制度，另一方面物质文化生活繁荣。但这仅仅是统计关联，它完全不能取代那些成熟市场社会内部每时每刻进行着的维护自由与公义的努力，以及同样时刻在进行着的营私舞弊弱肉强食的努力：“天使和撒旦在每个人心里”。战后，特别是1960－1980期间西方传统价值体系的瓦解同样给西方社会带来了极其严重的生存危机（宪法的、文化的、个体意义的），和与此相关的社会动荡与经济萧条。
牛顿力学是因果关系，欧氏几何学是因果关系，数理逻辑是因果关系，而所有这些因果关系体系的初始假设与公理体系都不能从因果关系得到证明（从而才成为初始假设）。此外还有大量不像自然科学和数学那么显著的因果关系体系，例如社会科学体系，例如行动者与其行动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例如关于个人的思想与努力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影响的各种因果关系假设（“英雄史观”？“奴隶史观”？“宿命论”？……）。由于社会科学领域因果关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我们天性的取向几乎总是干脆放弃“因果假设”的选择，随波逐流，“免费搭车”。
与我们讨论的资本市场问题密切相关的“一般关系”是：（1）发展与泡沫的关系，（2）发展与社会结构变迁的关系，（3）发展与价值体系演变的关系。这里说的一般关系是统计性的联系，社会科学完全不指望自己能够为如此复杂的联系建立因果关系模型。我们之所以把“发展”当作这三个一般关系的核心，是因为如文章开始所论，中国社会经济在长期内的特征之一是表现为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发展”，而非“成熟”。
“发展”的历史上出现过被叫做“泡沫”的现象，著名者如荷兰的“郁金香热”。泡沫发生的一般机制是这样的：首先，人们——掌握着资源控制权的人们，对某个过程的不断进步产生了兴趣，对“不断进步”本身有了信心和期望，从这信心和期望里又进一步有对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的进步幅度的预期。这样，投资回报的理性推理便开始发生作用，开始支持事后看来极其不理性的投资行为。学习股票市场的历史，我们意识到这样几件事实（参见汪丁丁“‘恩垂’的泡沫与均衡”，《回家的路》）：（甲）一切“泡沫”都是事后才被确认为泡沫的；（乙）关于“泡沫”的信息正是通过制造泡沫才引起人们注意的；（丙）市场，如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所论，应当被叫做“市场过程”，私人信息在市场过程里转化为公开信息，而泡沫是这一转化的伴生物；（丁）制造了泡沫的人可以借信息在人群中分布的不对称性而获取“非正常利润”，对市场而言，这就是所谓“信息成本”，正如经济周期对社会而言是“市场成本”一样。
所以，泡沫在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是招引注意力，因为注意力是资源重新配置的第一个前提，还因为弱小的新生事物往往只能用制造泡沫的方式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让我们进一步分析一个新生企业或项目的扩张过程：（甲）新产品受到客户欢迎，开始从老产品那里夺取市场份额；（乙）新产品的投资回报开始超过老产品，在公司季度业绩报告里受到重视；（丙）公司季度报告和新闻发表会开始对新产品未来市场扩展的幅度提出预测，在公司资金不足时，融资和投资基金开始注意、跟踪、和研究这一新产品的技术和市场潜力；（丁）融资和承销商对特定客户群发表新闻和研究报告，解释投资决策，论证融资的合理性。注意，到了这一步以后，由于享有悠久信誉的投资机构的研究报告从特定客户群流传到公众社会并往往引发新闻媒体的报道，这整个过程才开始向着非理性的“泡沫”转化。如果“偏离真理一步就是谬误”，那么当研究报告挟着大型投资机构的名声在公众社会流传时，恐怕它偏离真理已不止是一步了。
早期的“泡沫”大体上是凭了“口传口”在市场和公众社会里传播信息的，而现代社会，如吉登斯所言，在“空间”上，一方面极度扩展，把整个地球变为“村庄”，另一方面则极度侵入私人领域，把每个人的每个生活角落囊括到公众空间里去。与此同时，在“时间”上，现代社会日益变得敏感化，信息流动速率越来越高，越来越便宜，现在对每个人来说，唯一重要的信息成本是“注意力”的机会成本。这样，在前述“泡沫”的一般性质的基础上，我们应当指出，“泡沫”在现代社会里的特征是：对特定的公众社会，存在一个明确的注意力“阈值”（注意力受到吸引的人数在总人口中的百分比），一旦超过这一阈值，关于“泡沫‘的信息就会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传播，从而使它转化为真正的泡沫。但是当注意力还没有达到这一阈值的时候，公众将对”它’表现出现代社会特有的冷漠和蔑视，理由？只因为它不是“明星‘。由于泡沫的这一现代特征，泡沫的制造者们不得不以百倍的努力去制造泡沫并且一旦成功就以千倍的仇恨对公众加以报复。
对”因特网“这一现象，我们已经写了大量文章为之鼓吹为之澄清，这里不能一一复述。我们的结论是，只要在这一行业从事创新的企业家可以找到有效的商业模式，它就将证明自己不是”泡沫“。如上所述，一切泡沫都是事后确认的，现在人们争论因特网是否为一”泡沫“，在论题上已经不妥当。因为，首先，因特网作为技术显然不是泡沫，它已经存在了三十多年了。其次，我们只可以讨论特定的互联网公司，就其特定商业模式而言是否成为”泡沫”，例如目前比较公认的互联网泡沫是“Priceline.com”，它的商业模式已经被它的商业实践否定了。第三，当我们讨论特定企业的特定商业模式是否为‘泡沫“时，我们其实是在评价和质询那个企业家的业绩和企业家能力，他能成功吗？他还能转败为胜吗？他还能找到另一个商业模式吗？他还能熬得过这次萧条吗？等等，等等。因为归根结底，我们的投资是与这位企业家的创新能力和创新行为联系着的，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认为“它”不是泡沫，因为“他”不是泡沫。
这里要讨论的第二个“一般关系”，是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变迁的关系。“社会结构”是个庞大的概念，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社团、企业、几乎无所不包，抽象出来，一个人群内部全部人际关系当中相对稳定的那些关系所构成“网”就叫做社会结构，这张网的每一个节点就代表一个人，而我们关心的社会结构的各种性质就都可以表现为这些节点之间网线的特征（参数）。例如，就眼下的问题而言我们最关心的是资本市场与社会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对这一作用而言，一个关键性的参数是“权力”在社会成员当中的分布。作为经济学家我们深知，在EdgeworthBox（埃及沃斯方盒）里，权力的分布状况对交换的自愿程度与公平至关重要，那些不自愿的交换，我们称之为“超经济剥削”，那些只改善交换的一方福利的交换，我们称之为“垄断”，只有那些为交换双方带来的福利超过了交易费用的交换，我们称之为“自由交换”，并把全体自由交换的集合命名为“自由市场”。
社会为什么要存在？这是一切社会科学都面对的所谓“社会科学基本问题”。对这一问题，制度经济学的回答是：因为分工的好处超过了协调分工的成本，所以有社会存在。这是一般性的回答，当我们把这个一般原理运用到具体社会当中的时候，我们的任务是辨认：（1）制度问题的技术经济性质，什么样的分工？分工要求什么样的组织形式？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2）制度问题的政治经济学性质，谁获得什么样的以及多少好处？分配方式是怎样的？谁支付什么样的以及多少代价？支付方式是怎样的？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3）制度问题的经济学性质，在（1）和（2）安排下的分工及其收益成本分配关系，是否在柏累托改善的意义上以及多大程度上为每个社会成员带来了超过其支付的成本的好处？在（1）和（2）的什么样的重新安排下这些好处可以进一步提高（或者降低）？
作为制度经济学家，我们知道，一般而言，权力在社会成员当中的分布越是不平衡，通过市场交换进行资源配置的经济博弈的效率就越是受到权力结构的扭曲，这叫“权力”的“寻租”现象。
一般说来，成熟市场社会的权力结构具有下列三个相互依赖的特征：（1）权力结构的复杂性，从外部观察，我们会有“迭床架屋”之感，可是从内部观察，我们理解到这些复杂结构几乎完全基于“权力相互监督与制衡”原理。参与权力游戏的人们达成共识——“绝对的权力绝对地趋向腐败”，所以才有公共决策引进权力制衡的结构；（2）权力结构的开放性，这主要是权力斗争的结果，而唤 （此处原文为乱码，沈浪注）
频“革命”。我们注意到，革命更经常地发生在发展中国家而较少发生在成熟市场社会里，部分地是因为权力制衡结构所具有的开放性及时化解了革命力量的积累；（3）权力结构的透明性，例如“法治”与“信息自由”，例如美国宪法第一至第十修正案所界定的每个公民的知情权及获取信息的费用分摊原则。一般意义上的“透明性”是很清楚的，无须进一步解释。需要阐述的，倒是实现权力透明的制度。我们曾经论述过，法治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精神，不仅仅是一套制度。不信的话，你可以如日本人在明治维新期间所做的那样，跑到欧洲各国去抄法典，把各国法律典籍都收集回来，仔细研究，消化，再编制出日本法律。结果呢？日本政经两界的腐败在战前已经举世闻名（想想那些“财阀族”的故事吧），只是经过迈克阿瑟占领军强行瓦解了老的财阀集团之后，无药可救的腐败才转化为有对权力的监督和制衡的“腐败”（所谓“丑闻”，在新闻监督意义上已经不是旧时的腐败了）。亚里士多德和哈耶克都指出过：当民众缺乏更高尚的精神向往或缺乏法治精神时，民主将堕落为“多数的暴力”。由于法治在实质上是一种精神，我们中国人不大指望会建立“法治”，但是我们毕竟可以指望建立一种增加权力透明度的本土的替代“西方法治”的制度，新闻监督就是这制度的一个极端重要的部分。
根据上面的论述，我们不难提出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的一般关系的期望：健康的经济发展（包括资本市场发展）应当有利于促进权力结构的相互制衡和监督、开放性、与透明度，而不是相反。
我们要讨论的第三个“一般关系”是发展与价值体系演变的关系。“价值体系”作为概念，比“社会结构”概念更加复杂、广泛、难以定义。从行为学角度认识这一概念，我们知道任何人的行为都有目的性，从行为的目的——这目的可以不是单一的——可以引申出行为的意义。“意义”是一个多层次的体系，从较低层次的目的（满足温饱），到较高层次的目的（自我实现），到最高层次的目的（例如“神”、“不朽”、“自由”），不同层次的意义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激发出来不同程度的动力和感受（安全、温暖、亲近、真、善、美、悲壮、崇高、永恒）。给定意义层次，每个行为的意义就都可以找到相应的评价标准和行为的价值。我们把所有层次上的目的与意义的总体叫做“价值体系”。
每一个成熟和稳定的社会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念，家庭和正规教育再把这些核心价值灌输给后代，从而社会制度得以复制自身。1960年代以来，我们看不到这样的社会了，全世界都处于西方文明的“现代性危机”的影响下。这一危机的特征就是核心价值体系的瓦解，伴随着这一瓦解的，还有中产阶级的两极化、生活与思维方式的平面化、和公众社会的平庸化。人们已经提出千百个理由来解释这些趋势是怎样发生的，虽然没有一个是令人信服的。
因为价值的来源是文化，所以人们把目前的价值失落现象叫做文化危机。西方文化的危机岂始自六十年代？早在1900年梁任公已经指出过西方文化内在的危机，王静庵更有“可信而不可爱”之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更引发“科学－玄学”大论战，迟至“后文革”时期仍有梁漱溟作《人心与人生》，今天则有文化保守主义诸君的努力。我们可以声称，中国文化对于西方文化而言，是真正意义上的“它者”，是本原意义上的批判者。当然，反之亦然，西方文化也是中国文化的“它者”和本原意义上的批判者。正因此，西方文化的批判者如尼采，才要从东方思想汲取养分，如同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在批判自己的传统文化时要从西方思想汲取养分一样。
在超越东西文化的局限性方面，许多西方思想家已经接近了东方古代贤哲的思想（当然是在超越意义上的接近），同样，中国思想界也开始意识到西方文化的局限性正在被一些重要的当代西方思想家（如哈贝玛斯和德里达）超越。
那么，在超越意义上的未来社会的价值体系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固然无法给出细节的描述，却不妨作一（无法展开来解释的）特征性刻划：（1）宽容精神与价值多元。应当认为，这两个范畴本身就构成一种高尚的价值观；（2）交往伦理与交往理性。就西方思想而言，这是对“前苏格拉底”传统的“逻各斯”理念的回归。就东方思想而言，我们文字和语言的特征使我们原本就没有遇到西方文字和语言的“逻各斯”问题，也因此，我们的难题是怎样发展出自己传统内的分析基础上的理性；（3）生活与信仰的自由。一切物质的技术的发展，归根结底都服务于这两个方面的自由，都是人“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进步。我们不应当否认而是应当超越斯宾赛以来西方人秉持的线性发展的“进步”历史观，我们把这一超越概括为“生活与信仰的自由”；（4）超越“无意识进化”观念的人类的“有意识进化”观念。这是一个更加深刻的信念，它是对人类已经达到的科学技术及一切当代知识的综合要求，它预期“人”将进入一种新的精神境界，一种能够超越自然进化论的境界。关于这一可能境界的研究，在中国被命名为“生命科学”（尽管有些不确切），在西方被称为“有意识进化”。与“肤浅的环境主义”不同，“深刻的环境主义”认为，只有当人类进入有意识进化的境界时，他才真正有能力保护自己的环境。
作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我们理想中的“发展”，应当是符合上述超越性价值体系的发展，而不能仅仅是西方模式的发展。
三．中国经济学家的双重职能
把第二节所论的“一般关系”嵌入到第一节所论的“特殊历史过程”当中去，就得到资本市场与市场社会发展的一般关系的“中国基调”。在我们讨论中国经济学家的职能之前，应当先讨论这一中国基调上的“一般关系”。
显然，由于我们讨论了三个“一般关系”，并且刻划了三个方面的“中国基调”，所以我们可以有九个论题分别阐释一般关系在中国基调上的形态（严格说应当经过“全排列”81个要点才集结为“整体图景”），而我们不打算如此繁琐。中国基调上的一般关系，或当前中国社会经济的资本市场特征，或者它的“悲观化”的远景（我们不打算为读者勾画“乐观化”的远景），可以概括为下列四个方面：（1）政治权力与资本相勾结，使得资本运作的透明度难以提高，金融活动的既得利益集中于极少数人手中，不但没有促进权力的监督和制衡，反而加速了权力的集中趋向。另一方面，由上述现代社会“泡沫”的特征我们知道，中小投资人的投资决策在现代社会里更加容易被误导，他们在现代资本市场上的利益更加容易受到侵害。综合这两个方面，从宏观角度看，经济发展的好处在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分配便会因资本市场的腐败而更加不公平；（2）创新者的利润权利得不到宪法保护，导致企业经营者和群众的创新积极性的扭曲和丧失，他们不得不以目前流行的方式来分享和保护他们认为自己应得的那部分创新利益，而这些流行方式，因其原本缺乏合法性，在实践中往往进一步扭曲变形，异化成为经济犯罪（疯狂在职消费、肥水外流、资金转移、卷款外逃），资本市场则提供了非法转移创新利益的方便场所；（3）劳动权利得不到宪法保护，导致劳动与资本冲突迅速激化。劳资关系恶化又导致企业人力资本积累缓慢，研发回报率下降，技术进步速度放缓，人力资本在企业间及行业间的流动性增加到不正常的程度。这些因素往往无法表现在企业帐目中，这使得企业在资本市场上被高估，人力资本早已流失或改变了性质，会计帐面上却依然保留着靠人力资本支撑的市场份额和研发项目，加上审计监督调整缓慢，以及既得利益群体的遮掩，等到问题暴露出来时，泡沫早已形成；（4）缺少稳定的核心价值，导致企业家、经营者、劳动阶层、以及投资人，这些资本市场正常发展的最重要群体的道德意识低落，缺乏自律。这些因素再导致公司“道德风险”在总投资风险中的比重上升，各种行为预期的“短期化”，以及合作规模难以扩展。所有这些因素最终将导致有足够回报率的投资机会的枯竭。另一方面，“末世情结”流行，中产阶级陷入生存困境，家庭组织瓦解，消费行为“短期化”，储蓄比率开始下降，最终导致投资基金来源的枯竭。这供求两方面的枯竭将导致资本市场作为“投资场所”（而非投机场所）的消亡。
这四方面的因素相互作用便产生了最重要的一件事实：整个社会的企业家能力正从生产领域向非生产性寻租的领域转移，导致了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野蛮化”（政治、经济、法律、文化、……）。
现在我们可以探讨中国经济学家的职能了，在我们看来，这职能是“双重的”。首先，中国经济学家是专业知识分子，或许，由于现代社会的语词意义演变，我们不应当再把专业分子叫做知识分子，作为专业分子或“专家”，经济学家的职能是理性地运用专业知识为资源配置行为提供决策依据。其次，这在中国也许格外重要，经济学家享有格外强大的话语权力，利用这权力他们可以某私利，也可以维护公义，从而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经济学家担负着知识分子的职能。
请注意，这篇文章的题目里有个关键语词——“义利之辨”，义，是社会公义，利，是一己之利，辩，既是辨识义利发生的原理，也是明辨辨识者们自己应当遵守的义利原则。谁说经济学家不应当反思自身呢？谁说“不讲道德的经济学”可以让经济学家不讲道德呢？这场义利之辨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考问经济学家在资本市场问题上的道德立场。
如果说，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为不错过发展的机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发展是硬道理”，“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不争论”等等论调都可以理解。那么现在，高速增长阶段很可能已经完结，我们是不是可以坐下来讨论实质性的问题了呢？
这些实质性问题的第一个，就是如何对待经济学家自己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所获得的话语霸权。经济学是从西方学术传统中，特别是从所谓“道德哲学”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科学之一，它在西方公民社会近三百年的历史里从来没有占据超过了其他重要学科例如法学和哲学等的话语权力。事实上，自然哲学与道德哲学，或者用现代分类，自然科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各分支在公共空间里总是根据公众感兴趣的问题本身的学科性质来划分各学科的话语权力的。例如，在美国公共政策的决策圈子里，法学家通常享有超过经济学家的话语权力，那是因为任何公共政策都首先必须处理好法律程序问题。程序基本"正义"之后，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就可以分别讨论公共政策的政治、社会、经济后果。惟其如此，西方成熟社会的学者得以保持对公共政策诸问题的冷静与批判态度。因为反正在稳定的社会权力格局下，不论怎样哗众取宠也无法为个人带来更多的话语权力（社会动荡时期例外）。
相比之下，我们社会里的话语权力分布是非常不平衡的，尤其是经济学家们，从经济发展中占据了太多太大的话语权力，以致这权力早已异化为“话语霸权”。现在我们经济学家有权对几乎任何公共事务发表意见，我们有足够大的霸权不倾听其他人文与社会学科专家的意见。不仅如此，我们的意见往往受到其他学科专家的高度重视，例如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文学批评家、哲学家，他们都在读我们经济学家写的文章。更有甚者，其他学科知识分子的意见往往非通过经济学家的话语说出来才引起公众注意。一个眼前的例子就是《读书》发表的“道德问题”争论，那原本是道德哲学的本行，却非要从几个经济学家的笔下引发，然后蔓延到哲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领域里去，好像不如此便不具备“合法性”。对思想的发展来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畸形啊！
处身于这样的社会环境里，经济学家当然就在履行专业学者职能的同时，历史地担负了知识分子的职能。所谓“知识分子”，是这样一个概念：不论在前现代社会还是在现代社会，不论是什么职业，什么学历，不论他是皇帝、士人、武夫、还是引车卖浆者、鸡鸣狗盗者，只要他，如福柯精辟地概括的，“对传统权威采取了永恒的批判态度”，他就称得上是一名知识分子，他就在履行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能。否则，就算他是大学者、大文豪、大教授，他也依然不是知识分子。批判主流意识形态，批判传统权威，于是阴错阳差，我们的文化革命运动被欧洲人借鉴了去发动他们的知识分子运动，尽管这两个发生在1960年代的运动具有截然不同的社会意义与后果。
今天，我们呼吁经济学家履行知识分子职能，就是呼吁经济学家对自己的话语霸权加以限制和批判。这限制与批判的第一步，说白了，就是“先当学生，再当先生”。这句话不同于“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因为经济学家是懂得调查研究的，他们不懂得的，是其他学科的理论和那里的学术传统。于是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可笑情景：某位经济学家洋洋洒洒发言完毕，可他用的语言是纯粹经济学的语言，在场的听众都是其他学科的学者，大家报以尊敬而后兴叹而散。所谓“话语霸权”，恰恰就是指不尊重其他话语传统，挟强势话语以凌弱势群体。可惜西方人看不懂王小波的“沉默的大多数”，否则他们当中会少许多说英文的话语霸权主义者的，这与一群北京人在香港地铁里面大耍北京腔而被港人斥为“话语霸权”是同一个道理。
最后，我们想指出，经济学家履行自己的知识分子职能也有助于发挥他们经济学的专业知识。这被哈贝玛斯称为“交往理性”，理性是通过互相倾听才得以避免谬误的。
四．中国新闻业者的双重职能
纵论天下而后知己任。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新闻业者，与经济学家类似，同样历史性地担负着双重职能：（1）作为专业人员，在社会分工中负责冷静客观地报道重大事件和披露重要信息。这是从业人员的敬业精神的具体表现，正如同一个拳击运动员务以击垮对方为己任一样；（2）作为知识分子，在社会分工中负责守护社会良心。这第（2）点又引出两个疑问：（甲）何谓“良心”？（乙）为什么新闻业者负责守护这“良心”？以下分别作答。
“良心”者，其义有三。一曰“善”，二曰“本心”，第三义出自康德所引拉丁文“sensuscommus”，转译到英文就成了“commonsense”（常识），迟至1974年阿伦特发表《心灵的生活（TheLife of theMind）》，才正本清源，把它对应到了汉语的“良心”上来。但我们传统翻译把“良心”英译为“consciousness”，其含义颇近“意识”，而全无孟子及王阳明所称“良知”的意思。
第二义“本心”，指本原之心，非要去除物欲，明镜菩提，方显其本心。仅此一条，便不是一般专业人员所能为或愿为者。再考第一义“善”，出自印度吠陀学派典籍——“Vida”四部总称，而这一名称又源于古代“印-欧”语言的词根“Vid-”，意为“知”、“判断”、“看见”、“明智的行为”等等。此为西方思想源流略考，可见西方思想传统的“善”，与我们自己的“格物明德”相去不远。
以上三义，哪里看得出新闻业者的职能呢？关键在于澄清下面两件事情：（1）上举“良心”第三义“sensuscommus”，直译为“公众的感觉”。人有五官，纯粹是私人感官，其感觉亦纯粹私人感觉，而康德以“公众感觉”阐释良心，阿伦特认为直接是秉承了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传统——人的最高自我实现是城邦政治。于是，我们必须把良心理解为是从公共领域里生长起来的“共通感觉”，或借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所论智识的澄明境界——“静，以通天下所感”。不论怎样阐释，这“良心”所据，应当是公众的感受，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之义；（2）但在现代分工社会里，专业越分越细，眼界越分越窄，真理越分越小，共通语言越分越少，连时代亦越来越不伟大，要寻找“公众感受”，要维护“公共空间”，要守护“社会良心”，谈何容易！是的，正是在这里，我们找到了新闻业者的使命。
一个社会的构成原理是这样的：首先，公众达成道德共识；其次，在道德共识基础上承认共同宪法；再次，在宪法规约下运行合法政府；最后，在政治框架内进行资源配置“经济游戏”（参见汪丁丁“哈耶克‘扩展秩序’思想研究”，《通向林中空地》，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前几节的论述只涉及政府的道德合法性，而没有交代这道德合法性的形成过程。其实，现代社会的道德共识几乎无一例外地是在“公共空间”里面形成的。我们很难想象没有报章杂志电视广播等大众传媒，所谓“公众舆论”怎么可能形成。充其量，在私人空间里面可以形成的，是小范围内流传的《日知录》、《曾子家训》这类札记，其流传速度及形成社会影响的所需要的漫长时间是现代社会完全不能忍受的。当今世界，能够与大工业的规模和金融运转的速度相匹敌的思想传播工具，“新闻”而已。
从信息经济学角度看，报纸就好比各种消息竞争读者注意力的大市场，而新闻业者好比这个市场的“market-maker”（造市者），这样，市场竞争机制和规模效益极大地节约了读者的信息费用，这就是新闻业者的专业职能（上列第一项职能），所谓“专业”，就是“饭碗”，这里实行的，是“等价交换”的市场原则。
但是如上述，新闻业者又历史性地担负了“公共空间”的重要提供者的角色，在这个角色的位置上，如果简单地遵从规模经济原则，以市场竞争的胜负为唯一目标，那就很容易陷入“规模与霸权”的泥沼。我们在这篇文章后半部分里不遗余力要说明的，无非是现代社会专业职能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虽然作为经济学家我们又深知分工与专业化是现代社会的根本利益所在。这里的逻辑是：从专业利益出发，规模越大越有利于竞争，竞争越烈，单位成本越低，社会受益越大。但另一方面，规模越大，权力便越集中于少数人手中，权力越集中资源与财富的两极分化便越剧烈，从而权力的道德合法性就越来越弱，而达成社会道德共识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著名政治社会学家R.J.Rummel于1979年发表的五卷本著作《Understanding ConflictandWar》利用1900－1980期间214个政权的统计数据进行“要素分析”得到的结论是：社会稳定性与权力集中程度成强烈反比。最后，我们还可以从系统理论与数学优化理论的经典结论——“局部最优往往与整体最优发生冲突”——导出类似 （此处原文为乱码，沈浪注）
在各种专业当中，新闻业的社会批判意识对维护公共空间具有最重大意义，因为它直接就是公共空间的提供者。所谓“社会批判意识”，是指对主流社会的批判姿态。为什么必须保持对主流的疏离姿态呢？因为一个社会的“主流”必定是权势集结的处所，是政治经济资源的控制中心，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皆为一个“利”字。知识分子的职能恰恰要求他们绕到与主流相对的方面去观察和评价这个社会。不错，如苏格拉底两千多年前所宣布的，哲学的使命是批评，是做雅典市场里的一只“牛虻”。
为什么一个社会非要有它自己身上的牛虻？因为不如此，它怎么知道生存危机已经降临？它怎么能够鼓励一切人在一切可能方向（而不仅仅是主流的方向）的生存探索从而获得了应付对传统生存方式（也就是主流生存方式）的重大挑战的能力？甚至，它怎么可能从远古延续到今天？
我们说过：“一个听不到内部批评的社会，恰如一个不会反思的人，是最没有希望的，最危机深重的，也是最脆弱的。”我们说过：“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与西方知识分子不同，是双重的现代危机，是双重的自我认同，也是双重的历史使命。”我们说过：“周虽旧邦，其命惟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