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诡辩论的基本特征是冒充辩证法,把辩证法歪曲为诡辩论,因而具有极大的欺骗性,但是只要我们以辩证法为武器,对诡辩论进行科学剖析,就会发现它的形而上学本质和反辩证法的真面目。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工人阶级进行革命和建设新社会的理论基础。诡辩论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切反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诡辩论和唯物辩证法是对立的。列宁指出:“概念的全面的、普遍的灵活性,达到了对立统一的灵活性,———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所在。这种灵活
性,如果加以主观的应用=折衷主义与诡辩。客观地应用的灵活性,即反映物质过程的全面性及其统一的灵活性,就是辩证法,就是世界的永恒发展的正确反映。”①这就是说,唯物辩证法和诡辩论的根本区别在于如何对待概念的全面的、普遍的灵活性问题。唯物辩证法和诡辩论都承认概念的全面的、普遍的灵活性。唯物辩证法把概念的全面性、普遍的灵活性,看成是物质过程的全面性及其统一性的灵活性的反映;而诡辩论则把概念的全面的、普遍的灵活性建立在相对主义基础上,主张概念的可变性是无条件的,认为任何概念都没有自己的质的规定性,概念之间没有确切的界限和限制。就诡辩论承认概念的全面的、普遍的这一点来说,它同唯物辩证法确有某些相似之处,因而也很容易冒充辩证法,但这只是表面现象。事实上,唯物辩证法和诡辩论是有根本区别的。唯物辩证法是客观地应用概念的全面的、普遍的灵活性,而诡辩论则是主观地应用这种灵活性。所谓客观地应用概念的灵活性,就是指如实地把概念看成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看成是认识客观世界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承认概念会随着客观世界的变化和发展而不断地变化和发展,承认概念的变动性,否则它就不能反映现实生活,就不能帮助我们认识世界。所谓主观地应用概念的灵活性,就是依据主体自身的需要,不顾客观实际,不讲条件,主观随意地运用概念之间的联系、转化和发展。它具体地表现为或者承认概念的全面的灵活性,但是不承认概念的对立统一中的灵活性;或者承认对立统一的灵活性,但又不承认这种灵活性的客观根据和条件性。这种主观随意的
灵活性,除了歪曲概念的本质外,不可能反映客观世界的本来面貌。列宁不仅指出了唯物辩证法与诡辩论的根本区别,而且深入地研究了诡辩论的种种表现,从而揭示了诡辩论的基本特征以及它同唯物辩证法的根本对立。
第一,诡辩论主观地应用概念的灵活性,首先表现在它把概念看成纯主观的东西,否认概念的客观内容。唯物辩证法认为,概念是主体思维对客观事物本质的如实反映,概念的灵活性是主体对客观事物的变动性和发展条件的反映,是由客观事物的变动性和条件性所决定的,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诡辩论的灵活性最突出的特点是主观随意性,它从主观唯心主义出发,把概念的变动性看成是纯粹主观意识的活动,从主观需要出发,随意改变概念的确定含义。有时,客观事物并未发生根本变化,而诡辩论者却可以说成根本变化,把概念加以主观地应用;有时,客观事物确实根本变化了,而诡辩论者却说成没有变化,把过时了的概念“灵活”地运用到已经变化了的现实中来。诡辩论是主观地应用概念,而唯物辩证法是客观地应用概念。由于客观事物的变动性,这就决定了概念的灵活性,这是概念灵活性的客观依据。
诡辩论者主观地应用概念的灵活性还表现在否认概念灵活性的条件性上,也可以说主观地应用概念转化的条件性上。唯物辩证法认为,每一个概念都有质的规定性,不同的概念有着不同的质的规定性,但是它们又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过渡,没有一定条件,概念就不可能达到对立面的统一。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一切界限都是有条件的和可变动的,没有任何一种现象不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我们始终是辩证论者,我们同诡辩论作斗争时,所使用的手段不是根本否认任何转化的可能性,而是对某一事物及其环境和发展进行具体的分析。”①这就是说,唯物辩证法认为,客观事物的转化必须具有客观性和条件性,而客观性和条件性是具体的,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离开这一基本点,就是诡辩论。
第二,诡辩论离开事物本质关系或者离开事物全部关系的总和去认识问题,不是从客观事物的联系中去把握事实,而是从事物的片面论据中时而主观随意地挑出某些属性,把事物说成这样,作为肯定的论据,时而又挑出客观事物的另一些属性,把事物说成那样,作为否定的论据。诡辩论者离开客观事物的全部总和及其条件性,只是主观随意地摘取某些片断作为论据而得出结论。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诡辩家抓住‘论据’之中的一个,而黑格尔早就正确地说过,人们完全可以替世界上的一切找出‘论据’。”②在这里,列宁指出,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中,从事实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论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事物的全部总和中,不是从联系中去把握事实,而是根据主观需要随意挑出来的“事实”,那么它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这是因为“社会生活现象极端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
何一个论点。”③这就是说,人们在认识和把握客观事物时,首先必须全面地把握事物的本质性和整体性,人们不可能一下子就把握住它的整体,但却可以在实践中逐步地认识它,从事物的本质联系中抽象出概念。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诡辩论都表现为片面性,有时似乎表现得很“全面”。折衷主义就是东凑一点,西凑一点,把各种不同的观点机械地拼凑在一起的哲学诡辩论。企图把不同的观点调和在一起,对事物的“分析”,总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似乎很“全面”。因此折衷主义具有欺骗性,折衷主义诡辩论用调和论冒充辩证法。唯物辩证法的全面性有主次之分,有本质规定性和非本质规定性之分,折衷主义所讲的“两点论”,“一方面,另一方面”
并不是辩证法。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实质上是对客观事物的诸多矛盾的辩证分析,在分析诸多矛盾时,必须坚持诸多规定性的有机统一,分清主次,揭示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分析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以及诸多矛盾的辩证关系。例如,对社会主义的分析,必须分清本质规定性和非本质规定性,揭示诸多矛盾中的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及其辩证关系,从而揭示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规定性及其优越性。唯物辩证法要求人们在观察问题时,不允许作片面的、非本质的歪曲地考察,不允许用支流代替主流,不允许颠倒主次关系,也不允许用矛盾一方否定矛盾另一方,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而必须抓住客观事物的本质联系,加以全面地考察和把握客观事物的整体。
第三,诡辩论以相对主义为其哲学基础。唯物辩证法认为,相对与绝对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相对中有绝对,绝对寓于相对之中,没有离开相对的绝对,也没有离开绝对的相对,这两者互相依存,互相联系,任何一方都不能孤立的存在。正如恩格斯所说的:“这种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人类绝对状态的想法。在它面前,不存在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发生和消
灭,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的过程,什么都不存在。”①。这里指的是具体事物存在和发展的相对性。紧接着恩格斯就指出:“这种看法的保守性是相对的,它的革命性质是绝对的———这就是辩证哲学所承认的唯一绝对的东西。”与此相反,诡辩论则割裂了相对与绝对的辩证关系,它认为,绝对就是绝对,相对就是相对,相对和绝对是水火不相容的,是互相排斥的。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对于客观的辩证法说来,相对中有绝对,对于主观主义和诡辩来说,相对只是相对的,是排斥绝对的。”这就是说,相对主义诡辩论否定世界的客观性,否定人的认识能够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由于相对主义把一切事物都看成没有质的规定性和相对稳定性,事物是什么样子,全在于主观随意性。这样世界上也就不存在是非、真伪,怎么说怎么有理。为了替自己的错误辩护,可以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相对是纯粹的,不包含绝对性。
诡辩论除了应用相对主义手法外,还采用绝对主义的手法。我国理论界在六十年代,曾对矛盾双方的关系进行争论,有些同志根据唯物辩证法观点,论述了矛盾双方的联系,不可分割。然而有些人却认为“一分为二”,重点在于“分”字。从而为当时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的错误辩护。以批判折衷主义为名,推行绝对主义,夸大真理适用的范围,把真理变成谬误。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指出的:“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我们过去所犯的错误,归根到底,就是没有坚定不移地实现这个战略转移,而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竟然提出了反对所谓‘唯生产力论’这样一种根本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荒谬观点”,把阶级斗争绝对化、扩大化,本来,在社会主义改造之后,阶级斗争只在一定范围内存在,
而把它夸大为主要矛盾,从而推行了一系列的“左”倾路线、方针和政策,从而造成了灾祸,给中华民族造成劫难。而当“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党中央领导下,全国人民起来拨乱反正,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破除“两个凡是”,又有人说成“砍旗”、“倒退”,所以只有从理论上清除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纠正错误的东西,才能使中国沿着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前进。唯物辩证法在肯定客观事物的发展前提下,指出客观事物的暂时性,正如列宁指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无疑地包含着相对主义,可是它并不归结为相对主义,这就是说,它不是在否定客观真理的意义上,而是在我们的知识向客观真理接近的界限受历史条件制约的意义上,承认我们一切知识的相对性。”②这里正确地阐明了相对与绝对的关系,既反对了相对主义,也反对了绝对主义。我们还应看到唯物辩证法和诡辩论之间也存在着某种联系,即它们承认概念之间的变动性,这种联系使得诡辩论容易冒充辩证法,也使得辩证法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诡辩论。因此,列宁明确地指出:“辩证法曾不止一次地作过———在希腊哲学史上就有过这种情形———通向诡辩术的桥梁。”③考茨基等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就是把辩证法变成诡辩论,变成为他们的错误进行辩护的工
具,从而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张浩同志在《诡辩论》一书中阐述了唯物辩证法与诡辩论的根本对立,这是该书的中心思想。同时,也指出了如果不从客观实际出发,主观随意地把辩证法作为公式来裁剪现实生活,那就会变成诡辩论。作者从各个方面剖析了诡辩论的特征,揭露了哲学上的诡辩术,逻辑学上的诡辩术和语言学上的诡辩术的种种表现形式,深刻地揭示了诡辩论产生的社会根源、认识根源和心理根源,论述了掌握识别诡辩术的思想理论武器,运用反驳诡辩的艺术,实现从狡黠向智慧的转化,给人以启迪,读来很受教益。《诡辩论》是一部严肃的哲学著作,值得一读。
①《列宁选集》第2卷,第85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②《列宁全集》第14卷,第136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1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本文选自《理论研究》2000年第2期，作者系内蒙古党校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