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由于我的祖父童今吾先生生于1885年，因此我对这个年份颇有些敏感，我祖父是早期浙江财团的重要成员之一，也是中国早期的银行家之一，但并没有听说他懂武术。我的上辈中似乎也没有任何人会武术，直到如今家族中似乎也只有我喜欢武术。不知何时，1885年与太极拳家会忽然在我的头脑中把两者联系了起来。更为值得深究的是1885年前后出生的几位太极拳家，对现代中国太极拳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1885年前后有四位太极拳名家出生，李景林、李玉琳生于1885年，还有早两年的杨澄甫（1883）和晚两年陈发科（1887）。
关于杨澄甫和陈发科，练习太极拳的人大多耳熟能详，他们已经被今天一些太极拳练习者奉为神话般的大师，然而二李似乎早已被今人所忽视，然而在当年李景林、李玉琳两位在武术界的声望不在杨、陈二人之下，事实上在当年国术界的精英群体中，一些人认为二李的功夫还要在杨、陈二人之上。
李景林，一般人只知道他是武当剑名家，实际上他的武当剑就是太极剑，要求的沾粘功夫甚深，孙剑云老师曾向李景林学习过武当剑，孙剑云老师讲：练习武当剑需要两个人对练，两剑相绞，如被鳔胶粘上一般，功夫弱些的，一会儿手臂就发酸了。李景林也是太极拳方面的高手，姜容樵讲过一件事，在上海有某拳师（后来自称一派）对李景林颇有不服之意，在背后常说：“大令（指李景林）的官大，功夫未必大。”这话后来传到李景林的耳朵里，有一次二位相遇某公馆，李景林邀某试手，双方刚一接触，李景林就把某发落出去，某倒在了沙发里。在当年武林能令李景林所服膺者唯孙禄堂先生一人而已。所以，那时凡是由李景林主持的擂台技击比赛，必请孙禄堂先生出面压阵，如在中国近代武术界影响巨大的浙江国术游艺大会、上海国术大赛等，皆是如此。
李玉琳，原是郝恩光的弟子，从郝恩光学习形意拳，后来又得到李存义先生的多年指导，遂成为中华武士会中后起之秀，在郝恩光、李存义先后去世之后，又拜在孙禄堂先生门下深造，遂技艺大进，在当时武术家中脱颖而出，遂被李景林聘到山东国术馆，先后担任教务主任和教务长。当时山东国术馆中人才济济，名家甚多，如李书文、杨法五、杨奎山、郭世铨、田镇峰等。李玉琳能在馆中担此教务方面的要职，足见其功夫的信服力。据牛胜先讲，陈微明认为李玉琳的太极拳功夫胜过杨澄甫。以后李玉琳孤身创关东，在东北武林打开一片天地，成为东北太极拳的开拓者，这是对李玉琳功夫的最直接的肯定。
杨澄甫，在现代太极拳界可谓大名鼎鼎，其门徒众多，门人中名家辈出，如：阎月川、牛静轩、陈微明、董英杰、田兆麟、武汇川、郑佐平、李雅轩、崔毅士、褚桂庭、郑曼青、汪永泉以及傅钟文、濮冰如等。杨澄甫于1931年拍摄的一组太极拳拳照，从容淡定，架势磅礴，气度宏伟，确有大家气象，令人不胜钦佩。杨氏门徒中有人称其祖、其伯及杨澄甫为三代“杨无敌”，其祖杨露蝉、其伯杨斑侯是否无敌，无确凿史料记载，已不可考。但杨澄甫称“无敌”则引出颇多争议，比如万籁声自称他曾打败过杨澄甫，并使杨澄甫倒在石护栏上。而杨氏传人对此说否认。查找当年史料，发现有两个疑点：
一是，1928年身在上海的陈微明在《申报》上发表一个启示，大意是社会传说在北京中山公园有某青年打倒了教太极拳的杨姓老拳师，经查问北京的同门，有位青年要求试手，但是并没有分胜负。因此究竟万是否打了杨澄甫，在当年史料中并无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由这个启示可知，杨氏交手失利一说在当年已有类似的说法，并非是后来人捏造出来的。需要注意的是，在当年的传说中并没有说打了杨氏的人是万常（万籁声自称他打杨澄甫时自报的名号）。
二是，万籁声讲他去打杨澄甫是因为杨澄甫欺负了潭腿拳师李占魁，于是他去打抱不平，当众打败了杨澄甫，以至杨澄甫在赵鑫洲和许禹生等北京武术界同人面前低头认错，丢尽颜面。但是1934年2月1日《京报》登载了这样一条消息：“拳师比武，十二日在中山公园，中山公园行健会拳师严月川，日昨在园中指导会员演习推手之时，旁观者中之一少年，南方口音，与一会员攀谈，愿与导师领教。严即与之过手，该少年出手不俗，严知悉有意试探己艺，忿不可遏，邃伸右手向少年双目打去，少年扑面一掌，迅速如飞，严退步不及，竟被击着。严羞愧难当，乘旁人挽少年排解之际，将少年扭住，少年心雄力大，翻起两手，齐落严之两肩，抓其离地，向外摔去，严跌落数尺之外。会员中有欲以群力相助者，该少年自谓：‘我为李占魁之四子，双名俊波，手不饶人，各自小心。’众人相视，无敢向前者。------据知其事者云：李占魁原主持行健会，李故后，其第五子峻昆继之。严月川因其老成，似有过份处。后李推故不去。李氏河北武邑县人，李俊波曾游历湘鄂诸省，新自南方返平，不及一旬云。”由这段报道使人对万籁声自称他为了李占魁打败杨澄甫一事生疑——试想，如果杨澄甫由于欺负李占魁，数年前他已在中山公园栽了那么大的跟头，丢了那么大的面子。其老弟子严月川怎么会那么不长记性，又去欺负李占魁的儿子？这位严月川是杨澄甫的老徒弟，也算是老江湖了。所以，万籁声自称打败了杨澄甫一事使人生疑。更多的可能是万籁声去踢场子，但是被劝开，没有取得效果。
再比如，据原浙江国术馆学员陈天申披露：当年杨澄甫曾与萧聘三比武，落得两败俱伤。先后离开了浙江国术馆。此说确有一个旁证，就是杨澄甫的弟子曾昭然的回忆，据曾昭然讲：杨澄甫离开浙江国术馆后不久，去广州教拳，当时身体状况很差，已经病入膏肓。因此杨澄甫在53岁时就去世了。一个太极拳名家正值壮年时，身体却那么差，若不是曾身受重创，实在难以想象。由此可知所谓杨澄甫的“无敌”之称，名不副实。虽然实战技击并非杨澄甫所擅长，但是毫无疑问，杨澄甫在推动现代太极拳运动方面还是有很大贡献的，他的弟子在太极拳界成名者甚多，杨式太极拳已经成为练习人数最多的太极拳流派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陈发科，与杨澄甫一样，是现代太极拳界富有传奇色彩的大名鼎鼎的太极拳家。目前流传的陈发科的一组拳照，其功架之开展、严整，气度之巍然、安详，确实令人赞赏不已。其拳势不是一般人能模仿的来的，确有很深的功夫。陈发科的弟子沈维周、顾留馨及儿子陈兆奎将陈式太极拳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同时使陈式太极拳老树新枝，枝繁叶茂，成为当代练习者众多，几与杨式太极拳相匹的太极拳流派，究其源乃陈发科之功。周剑南先生对我讲，他曾亲眼目睹陈发科的行拳，其发力之气势令人赞叹。文革后，有人讲三十年代时陈发科在北京享有“太极一人”的誉称，经我多年核查，在当年各类报刊、书籍中皆无此说，反而看到一些否定此说的史料。再比如曾经看过一段洪均生对陈发科的回忆,内中写到：“许禹生对人说：‘当时陈师照顾我的声誉，以友自居。今天我才感觉到我们功夫差距太大了。便是让我邀请北京武术界，当着大家的面，磕头拜师，我也甘心情愿。’能让许禹生这么说是非常不容易的。许自己功夫很好，也知道杨健侯、杨澄甫、吴鉴泉、孙禄堂等太极拳名家的功夫，陈发科若没有特别的功夫，是不会让许口服心服说出这样的话来的。”然而，一次我翻阅1932年8月31日由北平国术馆出版的《体育》月刊，内中有许禹生写的“论各派太极拳家宜速谋统一以事竟存说”一文，其中写到：“昔体社附设体育学校时，曾慕名延聘豫籍陈某教太极洪拳。果然运用如风，于震脚快打桩步均极讲究，唯练毕气粗色变。杨少侯见之曰：‘何太似花拳耶？’陈君为之语塞。其推手时身法步法固佳，唯喜用招、用力，不甚求懂劲为可惜耳。其大刀、双刀、杆子多系外家式法，不能承认之为本门艺术也。夫北平太极拳传自杨氏，杨氏学自陈家沟，则陈氏之拳路当与原谱相符，今其拳路亦颇多更改，多寡不一，更令人怀疑均非真传者。”
有人说这位陈君是陈兆丕，但事实是陈兆丕于1928年秋经北平同仁堂东家乐佑申和乐笃同兄弟二人聘请，在乐家教拳，不久又去了南京。经查，北平体育研究社附设之体育学校于1928年底——1929年底期间曾聘陈发科教授太极拳，期间没有第二个姓陈的老师教太极拳。因此，许禹生文中的陈某应该就是陈发科。
由该文可知许禹生认为陈发科的功夫有“气粗色变”以及“唯喜用招、用力，不甚求懂劲”之弊，甚至怀疑陈发科“非真传者”。显然许禹生对陈发科的功夫并不佩服，甚至表示怀疑其未得太极拳真传。因此，许禹生在与陈发科的交往中不可能有洪均生“回忆”的那一幕——“当时陈师照顾我的声誉，以友自居。今天我才感觉到我们功夫差距太大了。便是让我邀请北京武术界，当着大家的面，磕头拜师，我也甘心情愿。”——洪均生此说必是杜撰。
对于陈发科的功夫，我本人是非常欣赏的，因为我喜欢这种风格的功夫。但是当年许禹生对陈发科先生的功夫不仅并不十分地钦佩，而且有一些质疑。洪均生写的这段冠以“回忆”的故事不真实。一些人就有这个毛病，总不能客观的、实事求是地回忆历史，总喜欢借着回忆的名目编排些与事实偏差很大的“故事”。
李景林、李玉琳、杨澄甫和陈发科四位都生于1885年前后，又都成为卓有成就的太极拳家，他们对推动中国的太极拳都做出过很大的贡献。我认为这里既有巧合，也一定具有一种历史必然性，关于其中的必然性，容后文再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