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王晓阳 /牛津大学金融地理学专业博士生
上海是大陆最重要的金融中心，2012 年上海金融业增加值为 2450 亿元，香港为 3193 亿港币，后者略高。13 年上海为 2823 亿元，香港为 3400 亿港币左右，按汇率折算，上海金融业增加值首次超过香港。但为什么在学术界和咨询界的研究中，上海的金融中心地位评价远远落后于香港和新加坡呢？究其原因，上海金融中心的 “国际” 化程度不足。
金融中心发展的三个阶段
欧洲最早的金融中心是阿姆斯特丹。新航路开辟之后，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开始了最早的殖民扩张。荷兰因为对外贸易发达，被称为 “海上马车夫”，因为贸易的需求，阿姆斯特丹也成为最早的金融中心。19 世纪，英国在完成工业革命之后，因为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伦敦逐渐取代阿姆斯特丹成为欧洲的金融中心。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和一战结束后，美国的崛起促使纽约成为当时与伦敦齐名的金融中心。工业化时代，金融中心主要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全球化和西方国家的产业升级，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实践，金融逐渐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以金融业为中心衍生出很多相关的专业服务业。这一阶段的金融业的除了服务于实体经济，还衍生出虚拟经济的功能，这是金融中心发展的第三阶段。
金融中心的转变
1）内涵的扩大：从金融业到金融服务业
关于金融中心的研究经济学界起步较早，Kindleberger 认为，金融中心是金融机构和金融交易集中的场所，他强调银行业不断地在某个城市建立分支的过程中金融集聚出现，同时规模经济促使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等各种金融要素的集聚，促进了金融中心的形成。但他的概念显然已经不能解释现代金融中心的形成。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推行新自由主义思想，加速了经济的金融化，金融在经济发展中越来越起到核心作用。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程度加深，西方城市开始产业升级，向服务业转型，金融中心的内涵也出现了新的变化。90 年代，英国经济地理学家 Martin 和 Thrift，金融学家 Roberts 的解释赋予金融中心新的内涵，他们强调金融业是高附加值的信息服务业，认为金融中心首先是金融信息收集和扩散的场所，这个定义突出了金融中心的 “信息” 特征。同时 Krugman 的研究、Sassen 在全球城市理论中指出，金融业是不能孤立存在的，它的发展与相关的服务业如法律服务、会计服务、咨询、广告、信息服务业密切相关，这些产业在 CBD 集聚，并形成先进生产服务业集群。也就是说，现代的金融中心，不仅仅要关注金融业的发展，与金融业相关的专业服务业的发展对金融中心的成长同样重要。
2）外部延伸：从区域世界到全球金融网络
工业化时代的金融中心强调城市内部的金融力量，经济发达，需求旺盛，区位优势明显，人才集聚，基础设施完备的城市首先成为区域金融中心，进而发展到国家金融中心和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心，这个阶段金融业的重要性尚不及制造业。工业化时代的金融中心比拼的是城市内部的金融实力。而 80 年代，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巨大飞跃对金融中心的影响，直接促进了其外部影响力的不断延伸。新自由主义极力主张贸易、金融、投资自由化，西方世界逐渐建立以伦敦-纽约为核心的现代国际金融中心体系。
现代的金融中心是各级网络中处于枢纽地位的城市，国际金融中心不仅与其它国内金融中心形成垂直关系建立金字塔式的等级体系，还在全球金融体系中与其它国际金融中心紧密联系，形成一个 24 小时不间断交易的全球金融市场现阶段，决定金融中心地位的不仅仅是自身的金融实力，它的外部联系显得尤其重要，外部联系强的城市常处于全球金融网络中的枢纽地位，也就是所谓的节点城市。
3）现代的国际金融中心：纽约与伦敦
国际金融中心是指，高度的金融服务业集聚的场所；全球经济中金融服务业主要布局的城市；信息收集与扩散、知识溢出和金融创新的场所；全球金融体系中的控制中心和协调中心。金融的全球化是通过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来实现的。它主要包含两个进程：一是先进生产性服务业跨国公司（金融类、法律类、咨询类、信息服务类、会计类等）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公司的业务由一国扩散到多国，公司业务由少数几个本国城市到全球主要城市都建立分支机构；二是这些跨国公司在城市空间上的不约而同地集聚，分支机构集中在少数几个全球熟知的门户城市，并最终促进国际金融中心的出现，这其中的代表就是伦敦和纽约。
国际金融中心实际上是资本和权力在全球金融网络上空间分配的产物。Peter Hall 认为，伦敦和纽约的跨大西洋轴心颇具历史渊源。Castells 称伦敦和纽约是全球网络中的巨大节点。1989 年，英国经济地理学家 Thrift 提出全球金融三角构想—纽约、伦敦、东京将成为美洲、欧洲、亚太地区的三大国际金融中心；1991 年 Sassen 在全球城市理论中把纽约、伦敦、东京列为全球经济结构的三大控制中心。但事实证明，东京并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回归之后在中国经济的支撑下，成为亚太地区首位的国际金融中心，但距离伦敦和纽约的国际影响力还有距离。但随着中国的崛起，一个新的权力的空间构架正在生成。
假如以伦敦为标准定义国际金融中心的话，它必须包含以下几点：以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为主，资本市场化程度高；金融交易中以英美普通法法系为基础；拥有大量的英语金融人才；本币可以自由兑换。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香港和新加坡的金融中心排名那么高，因为它们都具备这些，虽然从量上和纽约伦敦有差距，但是 “基因” 上是相同的。打个比方，伦敦是马，那么香港就是小马，因为这四点香港全部具备。上海是骡子，第一点勉强符合，但是后面都不具备，所以上海的金融中心 “国际化” 之路非常坎坷。
为什么上海的金融中心的 “国际化” 步履维艰？
第一，上海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门户城市。
现代门户城市的形成，最重要的是制度优势而不是地理位置。关于金融中心，英国人对金融中心模式的形成做出了最大的贡献，目前全球施行的主要金融规则、合约、监管以及法律,都是在英国形成的。香港学者赵晓斌的研究指出，这些法系对金融业的发展有最根本的影响，英美法系坚持行业领导监管型管理，而欧洲大陆法系则是政府领导监管。这两种监管模式的不同导致导致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市场：英美法系出现了以资本市场主导的金融中心如纽约、伦敦等，大陆体系国家则出现了银行主导的金融市场如巴黎、法兰克福、东京等。
在下表中列出了全球按照地理位置和法系分类的主要城市，粗体的城市伦敦、香港、新加坡和迪拜是目前全球最重要的门户城市，它们是空间和制度发生“冲突”的特定地点，因此能成为该区域内部的现代门户城市。需要注意的是，蒙特利尔在英美法和英语占主导地位的北美地区以法语和法国大陆法为主，其衰落在全球化时代有必然性。这些门户城市本身并不具备广阔的经济腹地，但凭借制度优势，都是区域内部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
第二，中国改革的指导思想与现代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经济哲学存在较大冲突。
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是伦敦-纽约为核心的全球金融中心体系形成的基础。伦敦金融城的复兴和 80 年代的金融大爆炸有直接关系，金融大爆炸是在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哲学基础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的《自由宪章》，它主张贸易金融投资自由化，放松对外资的限制，降低各种贸易壁垒，放松政府对金融的管制。强调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放松金融管制，开放国内市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扎根于中国，这就决定了它与英美的新自由主义有显著区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调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上，政府的宏观调控，强调渐进式的积极稳妥的改革进程。虽然上海自贸区在人民币自由兑换、利率市场化等方面进行金融改革，逐渐向全世界主流的游戏规则靠拢，但中西方指导思想的差异，导致上海只能接近 “伦敦-纽约” 模式，而不能像香港和新加坡一样，克隆这个模式，成为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
结语
在目前的国际经济金融体系和中国体制的框架之下，2020 年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随着大陆经济的发展，上海的金融中心做大做强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如何在更广阔的 “国际” 舞台上发挥中心的作用，这才是应该深入思考的。现在关于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的讨论，过多的关注点放在了金融业产业本身，而忽视了对其 “国际” 影响力和 “中心” 作用的讨论。假如，上海目标建设香港和新加坡这样的国际金融中心，这需要以自贸区为突破口实质性的改革和亚太地区地缘政治的变化为基本前提；而目标是伦敦和纽约的话，就要依赖中国强大到重塑目前的国际金融体系，这显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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