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30年代初的清华园，是《早春二月》中的芙蓉镇，一座“世外桃源”。校园中的古月堂，据住在这里的诗人吴雨僧(宓)教授说，就是大观园中的怡红院，虽然红学专家们都不同意这种说法。校园中小桥流水，绿树成荫。绿荫中露出矗立于小丘上的白色气象台，背衬着蔚蓝的天空。园中还点缀着红砖砌成的大礼堂、体育馆和图书馆，以及几座宿舍和教学楼。教学大楼中教课的有几位当时中外闻名的大师。吴晗同志的治学，就是在这个环境中熏陶出来的。他在校读书的几年中，勤奋攻读，打下后来做学问的基础。
吴晗同志当时名叫吴春晗，字辰伯。他个子不高，戴着近视眼镜，衣着朴素，几乎终年穿着一件布大褂。那时他刚年过二十，但已是一位饱读古籍的青年学者了。他是1931年暑假后转学来清华大学的。听说他曾在上海中国公学读过一年书，选读了胡适校长的中国文化史课，写了一篇《西汉经济状况》学年论文，初露头角，受到胡适的赏识。他后来也不讳言自己是胡适的学生，不过在政治觉悟提高后就“反戈一击”了。曾在中国公学教过书的王庸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在一次闲谈中曾对我说，他在中国公学教过几年书。他所教过的学生中天分高而用力勤的，只有二人，后来都学有成就，其一就是吴晗同志。
1930年他因家贫辍学，北上到燕京大学图书馆中工作了一年。在燕大时，结识了燕大国学研究所的陈垣所长和研究员顾颉刚、容庚等，文学院的钱穆、张尔田、邓之诚等诸教授。次年他转学来清华大学。当时清华教授中的著名学者，仅就文史方面而言，就有陈寅恪、朱自清、闻一多、郑振铎、俞平伯、黄节、潘光旦、金岳霖、雷海宗、冯友兰、蒋廷黻等诸教授。他又时常进城，到他的老师胡适家中做客，又与在北大执教的一些学者相结识。他那种求知若渴的精神，很为前辈学者们所赏识。同学中有人给他起个外号叫做“太史公”。
我和他相识，是由于我也是同一年转学来清华历史系的。当时清华大学制度，自二年级起所开课程多是选修课程，而我又须补读历史系一年级的一些必修课。那一年中，我们很少共同上课(也许没有)，所以当初并不相识。第二年(1932年）他担任清华学生会所办的《清华周刊》文史栏主任，看到我所投的几篇稿子，都采用了。是年十月的一天，他来了一张条子，约我去面谈。我们虽然已经同学一年多，这还是第一次正式相见面谈。我们谈得很融洽。我最初觉得他是以一个老大哥的身份来招呼我的，加之我不善于与陌生人交际谈话，所以初见面时有点不自然。但他是那么爽直和坦白，谈了一会儿就驱散了我的拘谨。
到了第二年即1933年的初春，有一天，他忽然来找我。他说：他已决定不再担任文史栏主任的职务，他要推荐我来担任。我拒绝了，说我不会组稿，不能干这种工作，还是由他继续干下去为是。他劝我说：“答应下来吧，不要害怕，你会办好的。拉稿的事，我帮你的忙。我所以要你来替代我，因为我有朋友，也有敌人。你呢，你似乎没有很亲昵的朋友，但也没有反对你的敌人。”经过他几次的劝说，我才答应下来。那一学期的《清华周刊》(第39卷)中文史栏所刊登的稿子，有许多篇是他拉来的，尤其是第八期“文史专号”，更是如此。我的工作主要是审稿和退稿。半年的工作使我深感到来稿不少而可采用的太少，拉稿不易而退稿更难。由于退稿，不知得罪了多少投稿者。半年后，我也步吴晗同志的后尘，不再继续干下去了。书包网电子书分享网站
夏鼐我所知道的史学家吴晗同志（2）
我们临毕业的前两个月，即1934年的4月下旬，吴晗同志约我到他房间去商量组织史学会事，这事他从前也曾向我提起过。这时他已约好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筹备已有眉目，约我加入。他说：我们组织这个会的目的，是为了经常聚会一起，交换各人的心得，以便能对中国新史学的建设尽一点力量。
5月20日星期天，我们进城到骑河楼的清华同学会，和别的发起人一起开个会。发起人一共十人：吴晗、汤象龙、罗尔纲、梁方仲、谷霁光、朱庆永、孙毓棠、刘隽、罗玉东和我(那天孙毓棠因事未来)。我们开了一天的会，通过了会章，把这团体叫做史学研究会。曾有人提名吴晗同志为主席，因为筹备工作中他最卖力气。他再三谦让，后来大家推汤象龙为主席。吴晗同志干起事来，总是有那么一股劲儿，勇往直前，热情洋溢，但是从来不计较报酬、名义和地位。那天会上还决定每月聚会一次，并且继续征求会员。后来，张荫麟、杨绍震、吴铎诸位也加入这个会。当时大家都是青年人，有的还在大学读书，有的也是刚出校门不久的青年史学工作者。后来加入的会友张荫麟先生当时已是名教授，但是他是个早慧的学者，那时仍很年轻，不过30岁左右。这个研究会，后来主办过两个日报的《史学副刊》。此外，《社会经济史集刊》(社会科学研究所出版)主编和撰稿人也是我们会友。那年冬间我离开了北京，但由吴晗同志的私人通信中，我知道在他们的主持下，会务蒸蒸日上。一直维持到“七七”事变。此后，烽火连天，会友星散，这个会才跟着也“寿终正寝”了。
我们知道，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当时爱国的文化界人士，包括大学生，分别走上了三条道路：第一种人是投笔从戎，拿起枪杆子；第二种人是执笔从戎，披上了戎装，从事文化救亡工作；第三种人是仍留在原岗位上工作，但是思想上有矛盾，内心很苦闷。吴晗同志就属于这里的第三种人。他仍是埋首在故纸堆中，有时按捺不住心中那一股感情，就动笔写一些爱国伤时的诗词。清华大学校史组的人曾在1932年的《清华周刊》上抄录下吴晗同志的两首七律诗寄给我。诗的题目为《感事》，署名是“辰伯”：
阴风起地走黄砂，战士何曾有室家。
叱咤世惊狮梦醒，汤除人作国魂夸。
烦冤故鬼增新鬼，轩轾南衙又北衙。
翘首海东烽火赤，小朝廷远哭声遮。
将军雄武迈时贤，缓带轻裘事管弦。
马服有儿秦不帝，绍兴无桧宋开边。
江南喋血降书后，北地徵歌虎帐前。
回首辽阳惊日暮，温柔乡里著先鞭。
他当时曾把这两首诗抄出来分赠他的一些诗友。校史组的人又抄录给我一首默存诗人回赠的诗，题目是“辰伯以诗见赠，大佳。调二十八字”。50年的岁月使诗人成为诗翁。最近我遇到默存诗翁，曾向他打听过。他记得当年和吴晗同志往来很密，时有唱酬。不过，他不仅没有保留吴晗同志的原诗，连他自己的那一首诗也在当时就扔到字纸篓中去了。我现抄录如下：
精研博综一身兼，每读高文意不厌。
余事为诗亦妙绝，多才多艺太伤廉。
我并不是想搞“辑佚”的工作，想编一本《默存诗佚存》，希望得附骥尾。我只想以这首诗来表明：吴晗同志钻研史学的成就，在学生时代就已以“精研博综一身兼”而赢得师友们的钦佩。书包网txt小说上传分享
夏鼐我所知道的史学家吴晗同志（3）
吴晗同志学识渊博，而且博而能专。他在校读书时已是明史专家，已发表过好几篇有关明史的论文。除了《清华周刊》之外，他还曾在当时几种重要学术刊物如《燕京学报》、《清华学报》、《文学季刊》等上面发表过几篇有分量的学术论文。他是胡适的信徒，以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为座右铭。胡适是五四运动以后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代表人物。平心而论，资产阶级的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在当时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中是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的。资产阶级史学家有他们的阶级立场，有意地或无意地为本阶级服务，因之，他们的史学研究，尤其是历史观、选题和评论方面，都会打上阶级的烙印。但是，他们那种搜集、鉴别和排比史料的方法方面，仍有许多可供我们参考的地方。
吴晗同志对于治学方法，总是强调要先打好基础，主张“多读多抄”。他自己在青年时候就开始这样做。他自己说，在大学学习时，虽然住在北京，京戏却一次也没有看过。但是他当时却经常进城上北京图书馆去摘抄卷帙浩繁的二千九百余卷的《明实录》(当时未有刊本)和一千七百余卷的《李朝实录》(当时日本有影印本，但印数极少，国内仅北图有一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就滔滔不绝地大谈他自己的这种治学方法。他还提起在馆中时常遇到的前辈史学家孟森(心史)先生，当时已年逾花甲，但还是一有时间就来馆摘抄《明实录》和《李朝实录》。吴晗同志提倡抄书，不仅眼勤，还要手勤。他说：“抄录下来是为了巩固自己的记忆，也为了应用时可以查考。”(《学习集》第14—15页)听说他后来积累了一万多张摘抄史料的卡片；又听说在他决心离开清华教学工作从事政治时，把全部卡片送给接他的明史课程的学生丁则良。丁死后，这批卡片到哪里去了，我就不知道了。
他在鉴别史料方面，态度很谨严。对许多文献和传说，都不轻易置信，要加以考订。尤其是遇到有矛盾的地方，总是去细心寻求解决的线索，鉴别真伪，以求得到客观史实的本来面目。他当时曾对我们说：一篇好的考据文章，犹如剥笋子一样，一层一层剥下去，终于得到真正的核心。写作的人写得痛快，读的人读起来也觉得痛快。他自己的许多文章，就是这样的。为了《朱元璋传》中彭和尚(莹玉)的结局问题，虽然毛主席曾对他指出彭和尚的结局不应是功成身退，吴晗同志还是一定要查出有关彭和尚被元朝军队杀害的可靠史料，才心安理得地把它写入书中。
至于排比史料和写作论文或专著的问题，他继承了我国从《左传》、《史记》以来的传统，文笔简练谨严，而又生动活泼。他是写文章的能手。他写的杂文另具一种风格，是中国作家协会中这方面的一员健将。他主张“文章非天成，努力才写好”，因之，他提倡“三多：多读书，多写作，多修改”；而不同意“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旧说法。(《学习集》第16页)他的史学著述，不仅内容充实，逻辑性强，而且文笔流畅，没有含糊或晦涩的地方。这是得力于他青年时写作方面的修养。
他的史学文章，充分表现了实事求是的学风。他青年时就主张为学要实事求是。到了晚年，在接受了马列主义之后，他仍是主张“违反实事求是的学风，是非*列宁主义的学风，是不合乎毛泽东思想的学风”。他对于60年代初期我国史学界开始出现的那一股邪风的苗头，很不以为然。他说：“不从历史的具体实际研究出发，而只从今天的某些政策、方针出发，强迫历史服从今天的实际，是非科学的、非历史主义的学风”，他是“坚持反对”的(《学习集》第244页)。谁知道这种邪风后来越刮越厉害，成为一股血腥的恶风。在“四人帮”统治史学界的时候，他就成为这股恶风的牺牲品。bookbao.com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夏鼐我所知道的史学家吴晗同志（4）
我回想起往事，时常不胜惆怅。我仍然记得1935年初夏，我由安阳参加考古田野实习后返北平，顺便参加了在清华工字厅举行的史学研究会的年会。吴晗同志在会上宣读了一篇论文：《明成祖生母考》。那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我国东北后，扶植傀儡溥仪为满洲帝国皇帝，正向华北作进一步的扩张。华北乌云满天，大家心情都很沉重。我在古月堂与他握手凄然告别时，彼此都感到后会不知何时何地，但是也都估计到后会不会是在北平了。
一别六年，我们虽然相隔万里，通信也不多，但是我知道他为学日进，著作日富。我由伦敦到开罗，又勾留了一年余。1941年初，我返国到四川南溪李庄工作。途经昆明时，我在城里遇到他和向达同志。久别重逢，欣喜可知。三人一起下乡，步行二十多里，花了两个多小时，才抵达他们所住的浪口村。在路上和在他们的家中，我们畅谈一切。昆明冬天和暖如春，阳光灿烂，山茶花正盛开，但是时常有日寇飞机前来昆明上空投炸弹，大家胸中充满着憎恨和愤慨，心情很不安静。向达先生于1938年8月提前由欧洲返国，当时他是抱着奔赴国难的满腔热情。但是返国后一年多的经历，把他的梦想完全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对外消极抗日，内政*专制，他觉得很是失望，说还不如回到书斋中安心学术工作为佳。我问吴晗同志，“老吴，你是否也有回到书斋的打算?”他苦笑着说：“我还没有离开过书斋呢!”
但是，他不久终于离开书斋，投入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中去了。昆明一别，我们又是十年未见面。我只知道他从1943年起，在党的帮助和教育下，响应时代的号召，挺身投进斗争的激流中去。他这段转变过程和后来斗争的情况，他的许多朋友近来在悼念他的文章中写得很多，这里不再重复了。抗战胜利前后，我正在西北荒漠中从事考古工作和在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作室内研究。我只听说他在昆明和在北平，同其他进步教授和学生在一起，展开对反动派的斗争。当时反动派恨之入骨，称他为“赤化分子”，叫他“吴晗诺夫”。他与被叫做“闻一多夫”的闻教授齐名。闻一多同志被反动派暗杀后，我们都替他担心。但他并没有屈服，反而斗志更为昂扬。最后他由北平跑到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去了。
北平解放后，吴晗同志以军代表的身份回到清华园，参加接管工作和后来学校的管理工作，但不久就担负起北京市副市长的职务。1950年7月我接受中国科学院的聘约，北上北京到考古研究所工作，乘间到清华园访友。那时吴晗同志已当上副市长，但仍住在清华园西院的旧式平房中。十年未见，他已老得多了，头上添了几根白发，并且开始脱发。但是他还是有那么一股劲儿，甚至于可以说比从前更加朝气蓬勃、精力充沛了。那时他很忙，家中接见来客时，几次城内打来电话。我们只匆匆地说上几句话，我就起身告辞了。临走时，他说：不久要搬到城里来住，可以有更多的机会见面。不过我后来始终没有去过他的副市长“官邸”，只在公共场合或会议上曾几度相见。他除了副市长的工作以外，还担任民盟领导工作。1957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全心全意地为党做了许多工作，是很有贡献的。
夏鼐我所知道的史学家吴晗同志（5）
自从他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以后，他没有大块时间可以坐下来专心从事史学研究了。但是他仍抓时间、挤时间来读书和写作。他这时期内很少写长篇的学术论文，但是却写下许多杂文、评论和札记，还修改或重写他从前的著作。在领导史学研究工作方面，他是中国史学会的理事，又是北京市史学会的会长。他还亲自领导主编过好几种小丛书(“中国历史小丛书”等)，还主持过改绘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后改名《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工作。他真是一个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而又有专业知识的领导干部。我还记得1951年2月初，在一次新史学研究会上，大家讨论了在中国科学院中应该筹建历史(古代史)研究所的问题。会后郭沫若院长曾和郑振铎所长商量，打算将考古所历史组划出来，成立一个历史(古代史)研究所，并且打算请吴晗同志来具体领导这个所的业务工作。后来考虑到北京市未必肯放他，这事就搁下来了。事虽未成，但可见他当时在史学界的声望，大家对他的组织能力是有很高评价的。
吴晗同志在保管首都文物方面，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很重视出土的考古资料，认为“是最可靠的历史资料”(《学习集》第282页)。1955年他同郭沫若、沈雁冰、邓拓、范文澜、张苏等同志，写报告请示国务院，要求发掘十三陵中的长陵。后来决定先试掘定陵。郑振铎同志反对这件事，以为当时考古工作很忙，这些不急之务可以暂缓。我还替郑作说客，知道吴晗是此举的发起人，亲自劝说他不要急于搞这项发掘工作。我说：“老吴，你还记得我毕业后改行搞考古的时候，曾经问过你：如果由你来选择，你打算挖掘什么古迹。你不假思索地说：‘挖明十三陵’。但是现下你应该从全国整个考古工作的轻重缓急来考虑问题，不能以明史专家的角度来安排发掘工作。”他笑了，说记得有这样一回事，但是还是坚持要发掘，先发掘定陵。后来郑振铎同志以主管全国文物工作负责人的名义打报告请示周总理。周总理接受郑的意见，由国务院下指示，短期内不准再发掘古代帝王陵墓。吴晗同志也同意在定陵发掘后暂时不再发掘长陵，认为周总理的指示和郑的意见是正确的。1965年9月，我还陪同他到元大都后英房发掘工地去参观。这是一座保存比较良好的元代民房遗址。我建议加以保存，可以作为一个现场博物馆。他同意了，还吩咐在场的市文化局的同志作计划及预算。后来不到两个月，反动文痞姚文元写的黑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了，吴晗同志横遭*。这保存古迹的事不再提起了。他想保存的古迹也遭破坏。
他的治学精神的另一特点是谦虚不自满，乐意接受别人的意见。1959年9月，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论海瑞》。其中有一段引《海瑞行状》中的“特其质多由于天植，学未进于时中”一句话。他译为“他的本性是天赋的，大概读的书和当时的人不大一样”。我读了后，写封信给他，大意说：尊译“时中”一语，译文大成问题。《札记?中庸》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郑玄注：“时节其中。”孔颖达疏：“时节其中，谓喜怒不过节也。”这里是说他的学习还未达到“随时节制而不偏”的境界。古人处世治事之道，都称之为“学”，不一定指读书。他收到信后，立即回信说：“示悉。承教‘时中’译文，甚是。这是我的疏忽，当在出集子时改正。谢谢。一隔几十年，头发都白了。得兄信，恍如重温旧谊，极喜。以后盼多指教。”过了几年，我有一次又给他去信。那是我在1963年春做胃切除手术后在小汤山疗养的时候。我在病房无事，就翻阅他所赠的《学习集》。我发现引文有问题，就写信给他，大意说：大作《〈敕勒川〉歌唱者家族的命运》一文中，引斛律金的话“明月猎得虽少，他射的鸟总是背上中箭”。就常理而论，这是错误的。鸟飞戾天，猎者仰射，着箭处应在胸部，不在背上。就训诂而言，《北史》和《北齐书》的《斛律金传》中都说：“光（即明月）所获禽兽或少，必丽龟达腋。”其中所引斛律金的话皆为“明月必背上着箭”。虽未确说是禽或兽，但猎人骑在马上射兽，中箭处为背脊而非胸部。“丽龟”一辞，出于《左传?宣公十二年》：“射麋丽龟”，孔颖达疏曰：“丽为着之义。龟之形，背高而前后下，此射麋丽龟，谓著其高处。”鸟背并无龟形隆起，可见此乃指兽无疑。吾兄酷嗜钓鱼，而不习打猎，故易致误。他回信说：“承指出背上着箭是指的野兽而非飞鸟，甚是。我确是只会钓鱼，不会打猎。有渔无猎，只能算个半个渔猎社会的人，不如你全面也。出院后，请你吃一次小馆子，吹吹牛，如何？”实则我不仅不会打猎，并且也没有钓过鱼。他不仅虚夸了我，后来还真的请我吃一次馆子。那是一年以后的事，我已出了疗养院，恢复上班。5月间，石榴花正盛开。他在北海庆霄楼召集修改杨图委员会的一部分同志，商谈抽出有关北京城的几幅历史地图，另编一集。我不是杨图编委，但这次承他约我参加，会后在仿膳饭庄吃了一顿。谁知道后来“四人帮”*他时，竟把这次会议叫做“庆霄楼事件”，说是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阴谋搞政变。这是他的几大罪状之一，同时也牵涉了我，说我参与了这件反革命阴谋。谁叫你嘴馋，这是活该！当时某单位还特别派人三番两次来外调，要我写材料。那位外调人员指着他皮包里的文件说：吴晗都已经交代了。他交代的材料就在这里。我说：“他既已交代了，那就解决问题了。我确实不知底细，不知道有什么阴谋。既然是阴谋，难道人家还会在公开会议上宣扬吗?”他瞪着眼骂了我一顿，说我顽固不化，死不悔改。真是有口难分。但是他们也没有如愿以偿，没有获得假证明。
夏鼐我所知道的史学家吴晗同志（6）
吴晗同志于1959年年底动笔试写京戏《海瑞罢官》，写完修改后曾经上演。1965年11月10日，反动文痞姚文元抛出了他的黑文后，批判《海瑞罢官》的运动开始了，到12月底就逐渐展开。听说吴晗同志最初还很自信，认为这是学术问题，不是政治问题。他曾忿忿地说：“姚文元的文章连起码的史实都不顾。”后来被迫写自我批判，在12月30日《人民日报》上发表。文中虽承认“这不止是一个学术性问题，而是一个政治性问题”，但他仍以为通过这次的批评和讨论，展开百家争鸣，分清是非，可以提高学术水平。文章用大量的篇幅来考证退田、除霸、修吴淞江等的史事。有人以为吴晗同志的政治敏感性很强，实则他始终是个文人、学者，书生气很重。中年以后他喜欢谈政治，后来又投笔从政，但是并不懂得政治。有人说，吴晗同志写《海瑞罢官》直刺*、“四人帮”祸国殃民，刚正不阿，致遭毒手。实则1959年年底他着手写这本戏时，*刚取代彭德怀同志当上国防部长，劣绩未显，“四人帮”则还未登台操权作孽，而且吴晗同志曾多次声明，这戏只是为了歌颂海瑞的刚毅精神，并没有隐射讽刺任何人物。我是相信他的话的。“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借《海瑞罢官》以掀起批判运动，打开一个缺口，把矛头指向北京市委，指向党中央许多革命老前辈。吴晗同志和别的千千万万的无辜受害的好人一样，成为这个阴谋的牺牲品。
1966年5月间，批判《海瑞罢官》运动已入高潮，并且已经开始批判“三家村”中另一位健将邓拓同志。有一天，向达同志进城开会，会后和我一起到东安市场和平餐厅用餐。他对我说：“辰伯真害人不浅!他写了一本戏，害得我好几次远道来城里参加批判会。”又问我去过老吴的副市长“官邸”没有。我说从来没有去过。他叹口气说：从前我经过他家时，门前总是停着几辆小轿车。今天我经过时，双门紧闭，真是门前冷落车马稀了。我听了后，深有所感。回家后写了一首打油诗《赠吴晗》：
史学文才两绝畴，十年京兆擅*。
无端试笔清官戏，纱帽一丢剩秃头。
还没有等到我寄去，传来关于他的消息越来越恶，遂未寄出。后来我将诗稿毁掉，深恐被发现又得多挨斗一次。最初我还时常在报纸和小报上看到全市性斗争黑帮大会的挨斗者名单中有“*老手吴晗”的名字，后来就阒然无闻了。好久以后，我才知道他已于1969年10月11日含冤逝世。他的遭遇非常悲惨。他是被投入监狱，打成内伤，口吐鲜血，最后被折磨摧残致死。
粉碎“四人帮”后，吴晗同志的冤狱得到了*。1979年9月14日我参加了他的追悼会。会上看到他的遗像时，生前那种谈笑风生的形象又复呈现在眼前。回忆起将近50年的往事，仿佛如昨，时光若驶，他已成为历史上的人物了。前几天，我参加了重建中国史学会的筹备会议，看到了当年(1951年)史学会理事名单，一共43人，已去世的达27人之多，其中就有他的名字。吴晗同志终年60岁。如果他不遭受“四人帮”的残酷*，可能他今天还生活在我们中间，生龙活虎地工作着，继续为中国史学作出贡献。不过，“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年轻一代的史学工作者正在迅速萌长、壮大。他们中有许多都曾受到他的影响，有的还是他的受业弟子。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国史学园地中将是春色满园。我们更会想念他这位辛勤的园丁。他不仅用笔杆写作史籍，还用他的鲜血、他的生命，写出了悲壮的史篇。我们深刻地怀念他。他的崇高品质和治学精神将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