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今年两会期间写得比较投入的一个稿子。
不得不承认,在媒体中认识的他,和在现实接触中认识的他,给我的印象差别很大。从媒体上刻板的印象到现实中儒雅、温和,但敢言敢为、锐意改革的形象,正是这种差距让我很有一种要为他写个人物特稿的冲动。当然,最终写成了。
柳署长,或者更确切的说是柳院长,第一次近距离的接触还是在去年,我回到学校给毕业的师弟师妹做毕业典礼的演讲,讲完了他过来跟我握手,具体说了什么真记不清楚了,只记得他给我留下印象是“和蔼”。
再后来,去年的十八大,我在中央国家机关的团做驻团记者,部长们闭门会议讨论时我冒冒失失闯进去,表示想采访他。没想到他欣然同意,并就如何看待互联网言论的问题足足谈了40多分钟。这一次,他的敢言、思路清晰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并且他对微博等自媒体的判断,来源于他自己的实践——他开有实名微博,并在微博上以敢言著称。
今年两会前,有关机构改革的说法沸沸扬扬,我提出想专访他,并给他发了短信。没想到几个小时后他就回了短信表示接受采访。整个采访过程非常顺利,面对机构改革、新闻出版行业的改革方向、改革障碍等问题,他也都不避讳,一一回应。而对于稿件,他也基本没有做大的修改,还给添加上了一大段他在两会上开诚布公的发言。结束后,又发短信鼓励我好好当记者云云,落款是“柳老师”。在这次人物稿的写作里,阅读了大量与他相关的素材,了解了他在业内的许多作为,大概再没有比“改革”两个字适合来形容他的了。
其实对于柳院长,起初我和师弟师妹一样,因为前任范敬宜范爷爷实在“堪为这个时代里院长中的楷模”,因此对于柳院长能否胜任还是打了个问号的。但在不断的接触中,在不断地交流中,我慢慢地也很期待他真正的到来了。尤其是他谈到,目前业内的很多学者,知识结构过时,无法适应传媒业新形势的发展等等,非常尖锐但很客观。所以文章结尾之问,也是我这个清华新闻学院毕业生之问。
独家约访末任版署署长:给自己评分“优秀”
新华社北京3月12日供网易专电(记者 周劼人 黄艳 甘泉 郭宇靖)3月10日,我国新一轮机构改革方案出台。有着26年历史的新闻出版总署与国家广电总局合并,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40号新闻出版总署的牌子即将摘下,全国人大代表柳斌杰将成为这块牌子下的最后一任署长。
“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上层建筑必然要适应经济基础,所以改革变化是绝对的,稳定不变是相对的。”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日前接受了新华社记者专访,在论及机构改革时他毫不避讳地回答了所有问题,从语气到表情都很平静。他认为,一个领域出现机构职能重叠、多头管理的情况,如果实行大部门制能解决问题,当是改革应有之义。
“哪里有改革,哪里就有新局面”
“您给自己这些年工作打多少分?”即将结束任期之时,面对记者的问题,柳斌杰爽快地给出评价:“客观地……优秀吧。”说完,哈哈大笑起来。
——从书号的计划调节到完全放开,从严格专业分工出版到鼓励创新,图书品种从十几万种到如今的超过四十万种,适应了分众化、对象化、个性化读书趋势。
——在新闻出版领域提出“两种性质、两种体制、两种机制”的改革思路,事企分开,组建了120多家出版传媒集团,49家出版传媒企业在境内外成功上市,成了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排头兵。
——推动市场化改革,使新闻出版业既生产精神财富,也生产物质财富,总营收入从10年前不到3000亿元,一跃而到现在的1.6万亿元。
——在新闻出版管理上实行了市场准入、产品准入、职业准入、岗位准入,减少对新闻出版单位在微观层面的干预,清理、减少了100多项审批事项,下放了50多项审批权,尽量把发展权交给市场。
——法兰克福书展在世界精彩亮相、伦敦书展刮起中国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保护音像表演外交会议召开并缔结《视听表演北京条约》……中国国际声望大大提升。
这样的一些数字和事实,不仅客观地展示了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履职以来的成绩,也记录了他在这个行业里,为突破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所做的努力。
“改革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旗帜,也是各项事业发展的巨大动力。5年的实践证明,哪里有改革,哪里就有新局面。”2007年9月14日,就任新闻出版总署署长不久的柳斌杰,曾在人民日报《中国新闻出版业的六大转变》一文中这样写道。
这篇文章,成为当时很多人解读新闻出版领域发展趋势的风向标,而文章中透露出来的改革锐气,也让之前不了解他的人,颇感振奋。人们确实也发现,“改革”二字,被写在了柳斌杰履历的角角落落,也印刻在了他工作中的点点滴滴。
改革的本色 求真的底色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办公室内安静而又明亮,沙发边的茶几上摆放着一尊邓小平同志的塑像,端坐着,微笑着,凝望远方。这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而那些岁月也正是柳斌杰新闻出版生涯中感悟最深的时光。
在当时,喇叭裤、长头发、高跟鞋、迪斯科刚刚出现,在社会上引发的反响各有不同,观点褒贬不一,甚至出现了一些机关出台措施管束的情况。和别人不同,柳斌杰认为生活、风俗、文化的东西应该跟着社会一起进步,落后的会淘汰,新的会被创造出来或者引进来。于是,他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评论《生活要美化》,引导了当时社会上对于类似问题的看法。
从柳斌杰的工作履历上看,从工厂到机关,从中央到地方,再从地方到中央,无论当工人、下矿井,还是进机关、入企业,40多年来他从未离开过新闻出版相关的工作。
出生于中国西北贫困地区的柳斌杰,早年曾在基层矿厂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这其中就有在白银公司第三冶炼厂政治处担任宣传组长的经历。
1978年恢复“高考”后,柳斌杰先后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研习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并获硕士学位。1981年离开校园后,他即进入共青团中央从事新闻宣传工作,直至担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统战部报刊宣传领导小组组长。此后柳斌杰还在四川工作长达8个年头,曾担任过四川省委宣传部部长。2002年,柳斌杰进京,先后任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署长等职。
“我接触、参与媒体的过程比较长,60年代就办过报纸。后来到北京主管主办过很多青年报刊,恢复了一批青年报刊,管理和主编过《中国青年杂志》、《中华儿女》、《21世纪》”……他这样概括自己在传统媒体方面的“从业经历”。
而对新媒体、三网融合、建立更先进更快捷的信息平台等建设,他也是不遗余力地推进。在四川他就主编过《互联网与大学生》,看到互联网的影响力。他曾对清华大学新闻学院的学生谈过一个观点:“什么是‘主流媒体’?不是说党报党刊就是主流了,而要真正达到传播效果,影响到更多人的认知才能叫主流。”
2011年11月17日,柳斌杰开设了微博实名账号。在微博上,他倡导新闻真实、做人真诚,批评公款消费,引发社会关注。
“做新闻必须要有一种包容、开放、平等的心态,才能在复杂的舆论环境中善于吸纳公众的意见。”也许正是几十年不离新闻的经历,让柳斌杰时刻关注社会变迁,探究时代真意,不断尝试;而“新闻人”的经历也让他的改革进取多了“求真”的底色。
他虽转身,但改革还要继续
2009年,他因大力推动新闻出版改革,被评为当年“中国改革十大年度人物”,成为年度行政级别最高的获奖者。柳斌杰多次开诚布公地坦言,未来新闻出版行业更需要突破,改革还要继续。在他的设想中:报刊刊号的配置方面应更多地引进市场竞争机制;应建立国家级数字新闻传播平台,让网络上新闻信息的知识产权得到保护;要引导民间资本更多地参与新闻出版业发展……
在3月5日四川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柳斌杰更是大声疾呼“改革要啃硬骨头、发展要用真功夫”,指出现在一些方面在改革上空喊不行动、空转不挂档,甚至在改革的名义下倒退,引起了社会的普遍担忧。强调要保持高度清醒和奋发图强的精神状态,围绕“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和“中国梦”的实现,抓住实质性、根本性、长远性的问题,啃几个改革的硬骨头,谋几个发展的根本之策;要建立各项政策执行后果的评估和审查机制,及时纠正政策性失误。要下决心在关键领域、关键环节实现改革的新突破,要特别重视关乎公权、公产、公款使用、处置、配置的体制机制改革,打破以权谋私、以产谋利、以款谋位的权利链,把权力关进笼子,让公产为人民谋利,让公款依法使用,建设清正廉洁的政府。
这些也是一名改革者面对改革攻坚阶段和关键时期的呐喊。柳斌杰说,“中国特色”理论、制度、道路的形成在于改革开放,坚持和发展也要靠改革开放;在新闻出版领域,改变地区封锁、条块分割的现状,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出版物大市场,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也必须靠改革开放。
大部制改革为这些愿望的实现创造了更多条件。3月10日,国务院大部制改革方案公布,新闻出版总署成为新组建的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一部分,新组建局还加挂国家版权局牌子,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改革的担子落在了这个职能更全、也更清晰的新的部委。
而柳斌杰卸下新闻出版总署的担子,则会把更多精力投放到他的另一个工作平台——清华大学新闻学院院长。
“高官”就任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清华大学学生报纸《清新时报》的学生记者张晔,还记得当时听到这个的消息时心存的一丝疑虑。然而很快,在不久后对柳斌杰的一次对话中,她就发现这个“未来的院长”身上“毫无违和感”,又具有“朴素严谨的新闻观”和强烈的“改革意识”,这彻底颠覆了她原来的想象,张晔和她的同学们开始期待新院长的到来。
专访时,记者问“您的到来会给新闻教育事业带来什么?”
“改革!”柳斌杰没有丝毫犹豫,就给出了答案。
他谈到,一些新闻教育改革的想法在他的脑海里也在酝酿,如:改革现有的清华招生结构,利用这个平台培养一批开放的、国际性的,能够引领我们媒介发展新潮流的领军人物,而非仅仅培养一批记者;改革现有的教学模式,通过经济学、法学、自然科学与新闻传播学交叉,培养触类旁通、具备复合背景的人才……
面对大学新闻学院院长这个新挑战,他能给自己打一个怎样的分数?莘莘学子和新闻教育界都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