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作者︰蔡婷贻 王延春 金焱
来源︰财经杂志
到3月31日“大门关闭”，共有52个国家申请以创始成员国身份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下称亚投行）。亚投行随即进入实质筹备阶段，就出资比例、投票权等真问题将开始真刀真枪的谈判。
外交初捷后，中国容不得松口气，接下来一系列重要问题将需要中国回答。
首先是中国的否决权。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在3月25日表示，亚投行将按域内和域外划分其成员，随着成员国数量的逐步增加，每一个成员的股份比例都会相应下降。所谓中方寻求或放弃一票否决权是一个不成立的问题。
布雷顿森林体系最大的痛点就是美国股份不及20％却拥有否决权。中国正是回应现行国际机构已落后于世界格局变化的历史趋势，提出了包括金砖发展银行、亚投行在内的新时代多边开发银行。中国在亚投行坐拥否决权实际上是一种负资产。
不过由于美国和日本两大经济体并未加入亚投行，根据GDP水平和出资实力，中国在前期仍会拥有事实上的否决权。在接下来的章程谈判、确定选区和董事席位的鏖战中，对中国在多边组织中协调能力的检验才刚刚开始。
仅以欧洲为例，僧多粥少的局面已经出现。一位欧洲外交官对《财经》表示，亚投行在游说欧洲主要四国时，似有若无地暗示他们可能有取得董事席位的机会，这让英、法、德、意在宣布加入后进入新一轮的争夺。
据《财经》记者从权威人士处得知，在董事席位分配上，会根据GDP水平，同时也需要兼顾区域平衡。这在世界银行的董事会设置中也有先例，例如世行就为瑞士、俄罗斯和沙特设置了不需选举的特别席位。
2013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在先后出访东南亚时提出了筹建亚投行的倡议。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表示，这是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补充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建设性举动，是对现有多边开发银行的有益补充，对全球和亚洲各国来说都是互利共赢的。
亚投行的总部将落成于北京的金融街。几街之隔，长安街的另一端，是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
近年来，坐拥丰厚资金的中国已经是全球巨大的开发性资金供给国，这两家机构正是主要的对外窗口。它们所代表的，是中国依赖于两国的友好关系，提供优惠贷款换取资源，或者战略目的的经济外交。
尽管地理距离不远，但亚投行希望与这些中国开发机构的前辈相比，奉行一套更适合当今趋势的理念：走共同制定规则、共同出力、共同协商、同时实现风险分担的多边道路。
亚投行自创始至今，通过实践国际透明化标准消除了不少业内人士和国家的疑虑。
3月初，获邀参加亚投行研讨会的世界银行前驻中国代表杜大伟对《财经》记者指出，亚投行的倡议和筹办过程无疑是中国在外交上的一大胜利。
这是中国在新的历史阶段展开多边外交的全新登场。在这个舞台上，游戏规则不同以往。
亚投行的成功接下来面临着如何制定各方都能接受的规则、如何制定标准、如何提高投融资效率等挑战，更重要的是，中国能够将开放、协商和合作的多边理念作为广泛共识，在日常运作中保持亚投行的独立性。
话语权之争
一方面是中国第一次主导建立了一个国际多边机构，另一方面则是美国视亚投行为对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挑战，以及其他参与国担忧亚投行将仅仅被用来作为中国战略的工具。中国在亚投行的地位自然地被与是否拥有否决权相联系。
“在当今的（多边机构中）仍有否决权，是落后的”，上述权威人士如此表述对否决权的理解。
中国多次强调，在美国、日本等一些大国没有参与之前，为了保证股本金达到一定的规模，中国出资额可以最高达到50％，以便使亚投行能够如期开张运行。
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表示，亚投行将按域内和域外划分其成员，随着成员国数量的逐步增加，每一个成员的股份比例都会相应下降。
不过，也有质疑认为没有一国拥有否决权在未来将成为扯皮之源。而实际上，尽量以达成一致的方式决策，而不是依靠投票结果，这是世行等多边开发机构通行的模式，亚投行也将执行这套通行规则。
此外，在决策重大事项时，需要达到绝对多数（多为75％－80％之间）。到了需要投票的关键时刻，利益形似的几国结成盟友，即可以实现事实上的否决权。
“中国要慢慢学会当老大。”上述人士如此向《财经》记者形容，“充分顾忌其他人，要做到吃的我先给，而不是好的位置我先占上。”
根据目前股份设计，亚洲成员国将按GDP水平共享亚投行75％－80％的股权，其他20％－25％股权根据经济实力分配给亚洲以外的国家。
相比较于在亚洲开发银行（以下称亚行）中亚洲国家占60％、域外国家占40％的股权结构，亚洲国家在亚投行将享有更大的发言权。
韩国在宣布加入亚投行的声明中说，亚投行将是韩国以创始成员国身份加入的首个国际性金融机构……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与韩国经济体量相称的更大作用。
面对各国对话语权的热情，如何将各成员国划分进各个选区，再按选区产生董事会席位，将是下一阶段面临的挑战。
美国东西中心资深顾问、前美国财政部官员埃伦·弗罗斯特（Ellen Frost）对《财经》记者指出，每个国家都想在董事会拥有自己的席位，是大部分多边组织筹建时面临的最典型问题，“可以想象这非常令人头疼”。
在亚行的12个常设董事席位中，日本、中国和美国是国家专属席位，不需进行选举，其他9个席位由划分区域成员国选出。除了美国外，欧洲17个国家和加拿大一起被分进三个选区。
据《财经》记者了解，日本在决定是否加入的过程中，更在乎的是能否和中国在银行内平起平坐，毕竟日本“还未能接受在亚洲当老二。”
明显表现出争夺席位意向的还有印度尼西亚。印尼财长近期先于香港表达了首都雅加达希望和北京竞争成为亚投行总部的意愿（而实际上在2014年10月的《筹建亚投行备忘录》中，已经确定北京为总部所在地）， 后又表示印尼至少该得到副行长的位置。
上述消息人士透露，在董事席位分配上会根据GDP水平，同时也需要兼顾区域平衡。这在世界银行的董事会设置中也有先例，例如世行就为瑞士、俄罗斯和沙特设置了不需选举的特别席位。
运营模式剖析
在引人眼球的份额之争之后，更多将是运作细节将影响亚投行的可持续性和作为。
世界银行前行长佐利克指出，每个国际机构和基金都有不一样的模式，亚投行的主要挑战将是“如何把资金转换成一个有效率的机构”。
亚投行的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初始认缴资本目标为500亿美元左右。现在，随着域外国家蜂拥而入，500亿美元完全不够分配，可能会直通1000亿美元的目标。中国作为主导国，拥有最大股份，股份将随新成员加入而降低，第二大股东为印度。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室主任张明对《财经》记者表示，亚投行的注册资本不算太高（世界银行为2783.77亿美元、亚行为1624.9亿美元、欧洲投资银行为2432.84亿美元、非洲开发银行为1002亿美元、泛美开发银行为1168.8亿美元），但由于亚投行资本实缴比例为20％，计算得到实缴资本为100亿美元，仅低于世界银行、欧洲投资银行和欧洲稳定机制，“较高的资本实缴比例保证了亚投行有充足的资金开展后续业务”。
亚投行的融资模式将与运行多年的国际机构相似，主要以实缴资本为基础，在市场上发行债券，也会以私募方式进行融资等。
亚投行可以与商业银行、养老基金等合作，而且融资模式也可以根据其需求多样化；投资领域将主要在基础设施领域和其他生产性领域。
据《财经》记者了解，作为一个初创的多边开发银行，初始融资成本高一些是可以接受的，亚投行还可以通过集约管理成本等方法弥补。
融资的有效性诚然重要，国际多边机构的治理也决定着其效率，以及能否达成使命。亚投行在组织架构的一个重要创新是不设常驻董事会。常驻董事会历来是国际机构的必要设置，以起到监督管理部门的作用，此举实为大谬不然。董事会是否真能起作用，不在于常驻，在于其职责。
当年在布雷顿森林筹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时，凯恩斯一针见血地预示了常驻董事会的弊端。这位布雷顿森林体系设计者之一的英国代表独具慧眼，可惜力不从心，美国的力量占了上风。这些问题后来都不幸被他言中，一一发生。
在国际机构中，常驻董事会主要负责机构的日常运作事宜，除了宪章中规定的必须由理事会作出决策的事宜——例如股权分配的变化、成员国加入或退出等，日常工作如核准管理预算、复核并批准所有的政策文件和全部贷款、股权和技术援助项目等都由常驻董事会执行。
相较于世行、亚行等多边开发机构创建之时，如今交通和通讯等条件大为改善，董事们即使身处各方亦能实现顺畅沟通，加之日常需要董事会决策的事务也大为减少，出于行政效率和精简机构考虑，亚投行决定不设置常驻董事会。
前美国财政部官员斯科特·莫里斯（Scott Morris）也曾公开指出，常驻董事会根本是过时的安排，只会延缓作决定的过程。多年来被批评过于官僚的世界银行现在也正在针对治理流程进行 “基本检验”。
除此之外，亚投行还提出将缩短项目审批流程、提高审批效率等改革创新，张明对《财经》记者指出，这是新机构的后发优势。反之，如果不对新机构进行大幅度改革，使其明显不同于现有机构，新机构将无法取得较高认同，机构长期发展也将受到限制。
与前辈的合作
得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是亚投行这个新生机构的优势之一。相比于舆论所关心的亚投行对亚行、世行形成的挑战，实际情况却是亚投行自去年起，积极通过和世界银行、IMF和亚行的交流，迅速吸取经验。就商务部前副部长魏建国了解，亚投行不是拷贝这些多边金融机构的机制，而是借鉴和创新。
2014年，亚投行聘请到从世行退休的律师纳塔利·利希滕斯坦（Natalie Lichtenstein） 协助起草《筹建亚投行备忘录》。利希滕斯坦是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法学博士，对国际金融机构的法律问题非常熟悉。利希滕斯坦在美国财政部和其他机构也工作过，现任教于华盛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法学院，在国际机构组织圈深受敬重。
亚投行当时在全球选聘这一职位时，除了提出需要拥有长年法律工作经验和国际组织经验外，还明确提出，能给出的报酬并不高。
一位在世界银行工作的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利希滕斯坦可能是世行历史上最好的律师，除此之外世行参与亚投行的方式主要是安排专家密集地交换意见。
另外，亚投行还邀请了前世行资深官员斯蒂芬·林特纳（Stephen Lintner）对环境和社会可持续标准进行起草，林特纳是该领域的权威人物，他的任用被解读为亚投行将会对投资项目的环境评估、采购流程和社会影响采用高标准。林特纳在截稿前未回应《财经》采访要求。
通过和如利希滕斯坦这些国际组织专家合作，亚投行筹备工作给国际组织圈留下了专业的印象。不少西方国家分析人士认为，筹备期间聘请他为法律总顾问，这一招实在高明，一开始就让世人领会到亚投行的用人之道。
亚行行长中尾武彦近日也表示，亚投行向亚行咨询的事项包括基础设施业务的招标规则和物资的采购方法等，同时亚行开始与中方共享经验、技术和专业知识，并在实际成立后考虑与亚投行展开合作。
由于这是中国第一次主导多边机制，欧美国家对中国政府是否将依循国际标准和原则，或意图将该银行当成推进外交利益的媒介始终特别关注。
对此，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表示，世行、亚行等多边开发银行在治理结构、环境和社会保障政策、债务可持续性等方面形成了一系列标准体系和政策要求。国际上将此统称为“最佳实践”。但实际上，现有多边开发银行也一直在完善其相关政策、推行重大改革。因此，严格地讲没有最好的标准，只有更好的标准。
据了解，由于亚投行承诺实行最高标准，一些发展中国家成员国已经表示出担忧。世行等机构早已因贷款条件过于苛刻、不考虑受援国家的实际情况而广受批评。
就此，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强调，我们要更多考虑到，亚投行是一个以发展中国家为主导的多边开发机构，需要考虑他们的诉求，而西方提出一些的规则，中国并不认为是最佳的。
在实践中，亚投行也会有所调整。以搬迁补偿标准为例，会从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出发，将以实效而非标准的高低作为检验标准。
在执行层面上，商务部前副部长魏建国建议亚投行对于基础设施项目的评估定价、风险评级等可以采取服务外包，通过采用全球最专业的机构和私有部门来操作，以谋求最高收益和最低成本， 同时可以保障财务管理的透明和国际化标准的实施。
欧洲外交逆转
亚投行自2013年10月提出至2014年10月24日，有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的21个国家作为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在北京签署了《筹建亚投行备忘录》。此后一直到今年3月12日，都只有零星国家加入，除新西兰外，还都是亚洲国家的“自娱自乐”。
转折出现在3月12日，英国政府宣布申请宣布加入亚投行。各路人马对亚投行的态度突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法国、意大利和德国三国在3月17日发布共同声明，愿意成为亚投行创始成员国。此后，卢森堡、瑞士、丹麦等欧洲国家四处开花，亚投行一夜之间从亚洲国家的多边机构。变为令全球瞩目的新生多边机构，美国当初要求欧洲各国抵制亚投行的行动因此陷入尴尬。
相比起来，对中国来说，英国的加入并没有那么出人意料。一位与英国政府接近的消息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双方的接触至少从2014年夏天已经开始，其后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副总理马凯访问英国期间都有更多沟通。
据《财经》记者了解，中国对英国加入的判断一直保持乐观，认为从双边关系综合考虑，英国是最有可能第一个加入的欧洲国家。
事实上，欧美主要国家曾尝试就加入亚投行立场寻求一致共识。德国驻中国大使柯慕贤对《财经》记者表示，德国以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的身份曾致力于推动七国集团就是否加入亚投行达成共识。但由于英国已经独自行动，而美国和日本不愿加入，达成共识已是不可能，“德国因而与法国、意大利一起作出了加入亚投行的决定”。
欧洲国家的争先恐后，同时也反映出它们在中欧经济关系上既有合作又有竞争。欧洲四国近年来在国际议题上已形成事先寻求共同立场的惯例，一位法国外交官向《财经》透露，四国达成加入亚投行共识，各国以此立场疏通国内政治圈。
此后，英国以国内将进行选举为由，先声夺人，法德意对此也无可奈何。不过实际上，在5月7日将举行的英国国会选举中，保守党和工党在支持率上几乎是不分轩轾，选举结果预料不会对加入亚投行与否造成影响。因此上述法国外交官认为，英国可能是最快达成了国内共识。
近年来，中英虽然遭遇首相卡梅伦会见达赖致政治关系中断，但是，经济关系持续升温，而且相比较于其他欧洲国家，英国保持伦敦金融中心的地位格外重要。英国、法国和德国，以致卢森堡都在竞相争夺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地位。
德国与法国也各有所求。德国大使强调，“德国将（在亚投行）发挥重要作用。德国在基础设施领域拥有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知识。”法国外交官则指出，法国希望看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负起更多责任，同时法国也希望新银行能延续“巴黎俱乐部”的高标准。
英德法意几个主要国家对加入亚投行心之向往，美国已经有所了解并施以压力，但欧洲国家决定走自己的路，对美国外交不能不算是严重挫败。美国外交圈的消息显示，英国在3月2日将加入决定告知美国。
华盛顿外交和学术圈的一些人士认为，奥巴马政府在过去18个月未就美国在亚投行议题的立场作出一致的决定是造成如此挫败的主要原因，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国际经济议题的副顾问卡罗琳·阿特金森（Caroline Atkinson）并未就此整合相关部门的意见。
通常来说，美国财政部对美国在国际组织的运作有独家发言权。美国国务院也会从外交角度提出意见，“不过财政部在这类议题上不愿意接受指挥，需要白宫层级的国家安全会议进行整合。此次缺乏整合需要打个问号”，弗罗斯特对《财经》记者介绍；杜大伟强调，由于很难在国会得以通过，美国加入亚投行不太现实，“但是美国完全可以从外面来协助亚投行的发展”。
英国之后多个欧洲国家纷纷加入，意义并不在于其“背叛”行为给美国外交政策打脸，更大的意义是坐实了亚投行多边开发机构的性质。
接受《财经》采访的世界银行人士指出，各界对中国的疑虑随着银行筹备过程的透明和参照国际标准已经渐渐消除。“如果参加国家仅限于实力弱于中国的东盟国家和巴基斯坦之类，那可能整个组织会流于（像美国之前暗示）中国一家说了算的结果，但随着欧洲国家的加入，这个银行显然不太可能走上那条老路了。”
美国迟滞的反应背后，是当代多边金融思维遭遇传统外交思维引发的冲突。
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批评，奥巴马政府所谓亚投行可能降低世界银行影响力的恐惧是过于夸大。奥巴马政府游说其他国家不要加入，但未提出替代方案或推动建立一个更好机构来回应亚投行所要满足的需求。
亚投行的成立是对美国多年来要求中国扮演 “负责任利益相关者”的测试，但是美国对银行创立过程的反应，却被认为更像中国怀疑的 “遏制中国崛起” 的典型心态。弗罗斯特认为，“这对中美关系将可能造成不良影响”。美国前财长、哈佛大学教授萨默斯也指责美国政府“不作为”。
在受到各界严厉批评和欧洲国家的异议后，奥巴马政府原本坚决反对的态度也出现松动。
美国副财长南森·席茨（Nathan Sheets）提议，亚投行和世界银行或亚行共同对开发计划进行融资，“如此可以确保维持高品质、经过时间考验的标准。”日本财务大臣麻生太郎也指出，亚洲对基础设施融资的需求不断上升，亚投行和亚行之间决不是零和游戏，合作融资将对区域建设作出贡献。
中国对此提议持正面的态度，共同融资在国际金融组织间是非常普遍的操作模式。
不是独奏曲，是协奏曲
亚洲国家进入经济发展新阶段，基础设施的改善成为不少国家进一步经济提升的迫切需求，现实情况是，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匮乏，但投资却难以跟上。为回应这一缺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在2013年10月先后出访东南亚时提出设立亚投行的构想。
根据亚行统计，2010年至2020年亚洲各国国内基础设施投资合计约需8万亿美元，另需近3000亿美元用于区域性基础设施建设，亚洲地区每年面临的资金缺口达8000亿美元。
亚投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金立群在3月22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5”上表示，由于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需求量大，实施周期长，收入流不确定等因素，私人部门大量投资于基础设施项目存在难度。亚洲地区并不缺乏资金，缺少的只是融资机制，因此需要搭建一个专门的基础设施投融资平台，以充分利用本地区充裕的储蓄。亚投行将和现有的多边开发银行合作，撬动私营部门的资金，合理分担风险，利益共享，促进亚洲基础设施的建设。根据张明估算，亚洲国家目前大约有62万亿美元的私人资本。
亚洲的区域性金融基础设施不完善早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就已显露无遗，亚洲国家间的货币错配、亚洲金融市场的债务期限错配，以及金融结构的错配至今仍然影响着亚洲经济发展。
尤其在金融结构错配方面，亚洲国家普遍储蓄率较高，但金融机构投资的方向往往会选择欧美市场，然后欧美投资者再拿这部分资本投入到亚洲市场。亚洲国家缺乏自己的金融制度安排，获得自身发展所需要的长期资本。
以亚投行为代表的，是一系列中国提出或参与的金融安排——金砖国家发展银行、丝路基金，再加上较早时候提出的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构想，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对《财经》记者分析，中国提出的这一系列金融安排，主要目的是用于弥补严重滞后的亚洲地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现状，在此层面上寻求区域内国家和外部国家的利益共同点，并扩大合作空间。
一系列亚洲地区现实的资源和机制错配之后，反映的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失调。
布雷顿森林体系已运转70年有余，应对全球经济环境时已明显力不从心，各国经济实力和话语权更出现显著错置。不少成员国在体系建立之初还只是西方国家的殖民地，进入21世纪，西方的经济实力衰退，彼时的殖民地成为此时拉动全球经济成长的新兴势力，话语权的分配还停留在70年前。作为“二战”战胜国，中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拥有第四大股权，但却不具备等量话语权。
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2010年完成改革方案，经过各国理事批准，但是被美国一票否决，搁置至今。“美国这几年在经营这些组织上可谓‘漫不经心’和‘傲慢’”上述消息人士表示。
亚投行虽然被美国政府批评为对现有经济秩序的挑战，但在国际舆论上却得到了近乎一边倒的支持。IIMF和世行的改革已是众望所归，一个新兴的国际金融机构被寄望于可以对迟滞的改革步伐形成压力。
货币金融机构官方论坛联合主席大卫·马什（David Marsh）对《财经》记者表示，IMF和世行改革的步伐如此缓慢，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不满是有道理的，亚投行的推出部分地反映出这一点，“然而，亚投行的出现会被证明是师出有因，它体现了亚洲需要更多的基础设施支出，而现有的机构无法满足这样的需求”。
另一方面，在开发性金融市场上，多一个竞争对手将有助于效率的提升。
以世行和亚行为主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已将重心从复兴和开发的广义目标转移到以民生项目为主的扶贫目标。除了在中国和少数国家之外，效果不彰。这些机构已远远无法满足新兴经济体对基建的需求。而以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为主推动的以基建投资为重心的开发性金融模式则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同。
历史上，美国对其他国家主导的多边机制也曾多有阻挠。1966年，日本在成立亚洲开发银行时，美国也曾表达了同样强烈的反对态度：既已有世行，何尝需要多一个多边银行？日本最后说服了美国，重要的交换条件是让美国和日本在亚行有平起平坐的地位。
日本又在1998年金融风暴后提出设立亚洲货币基金——提议很快被美国和中国否决，甚至引出日本是否又要推动“东亚共荣圈”的质疑。“日本的处理方式不对。”熟悉这一过程的专家表示，日本当初未与中美进行任何磋商，就公开对外宣布，没有留下任何回旋余地，遇到迎头痛击。可见外交切入点非常重要。
或许是多少吸取这一教训，亚投行首先将东盟作为突破口。中国与东盟的各类合作已经具备相当的基础，亚行在湄公河次区域的多类合作也为该区域进行进一步多边合作做好准备。
亚投行挑战
有研究显示，10％的国际机构已因运营不佳有名无实，38％进入“弥留”状态。这些湮灭的国际机构留下了前车之鉴，亚投行在创建之时打下了不错的路基，但走下去还面临不少荆棘。
如何制定各方都能接受的规则、如何制定标准、如何提高投融资效率、资金如何整合、债务风险如何规避等都只是一长串问题单子中的一部分。“可以想象，亚投行运作起来会碰到许多棘手的难题，毕竟各国政治制度、经济水平、宗教信仰等差异大，遵循的游戏规则也不一样。”国务院参事夏斌对《财经》记者指出。
对于一个初生机构来说，具体运营上的细节可以依靠时间和经验去磨练，依靠全球招聘的优秀人才加以弥补，但横亘在亚投行面前更大的障碍，还有中国作为最大出资方对多边机构开放、互利、共赢理念的认同和实践。
3月28日公布的“一带一路”规划表明，资金融通是合作重点之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贾庆国对《财经》记者判断，亚投行筹备工作的快速推进与“一带一路”战略有高度关联性，都可以统一在中国新时期对外开放的大格局下进行考量，其最终目的是要推动中国国内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进一步融入世界体系。
不过，楼继伟也提出，亚投行将致力于促进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其中包括“一带一路”沿线亚投行成员国的相关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两者有交集，但也有所不同。
经济外交已经愈发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工具，中国近年来在这方面多走双边路线，面临的风险不断上升。乌克兰、津巴布韦、委内瑞拉、阿根廷等国家经济遭遇寒冬，无力偿还中国的贷款；中国在亚非拉等地区的贷款则被质疑助长了腐败、贫富差距和破坏环境等等。
“中国政府也开始意识到这一点，希望借由多边机制，分散风险。由中国领导的亚投行以及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计划，正是中国分散风险的尝试。”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对《财经》记者表示。此外，“丝绸之路”、“两洋铁路”等超大型基础设施工程，工期耗时长，横跨多个区域，中国单方面需承受的风险压力过大。为降低风险和损失，中国需要在有风险的投资上与他国合作。
除此之外，中国的优质产能，如铁路、机械设备、钢铁等产业需要在海外扩宽市场；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需要实现多元化，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努力也仍在进行。可见，亚投行在创建之初就承载着诸多期待。
也正因此，在亚投行建立初期，充分沟通协调各成员国意见、借鉴世行、亚行等多边机构的经验教训、吸收外脑智囊意见，建立一套严格、高标准、各方高度认可的规章秩序尤为重要，更重要的，是在未来运作中按章办事。
作为中国提出、出资贡献最大的多边开发金融机构，为中国的利益服务自然无可厚非，但如何将中国的利益与参与各国的利益和诉求相平衡将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多边开发银行成功的秘诀所在。
亚投行在筹备初期，由于其专业性和透明，获得了国际业界的认可，但也接收了中国国内的不和谐音。“有些人说中国让步太多，但是一些让步换来的是国际上的尊重。”一位有着丰富国际组织工作经验的人士表示。
在此方面，有着美国的经验可循。虽然世界银行由美国一手建立，其把控的否决权备受诟病，但在日常运作中世行保持着相当的独立性。
杜大伟指出，美国在1940年设立世行时带有政治意图，但是从世行的投资个案看来，美国并未通过投资推动美国的外交利益。除了对行长选择有更多影响力外，美国并未介入世行的人员雇用，世行人员的雇用一直秉持着国际化、多元化的原则。
亚投行的登场，是中国从被动的全球化参与者成长为主动参与者，参与塑造新的全球化秩序的第一次尝试。“中国这样一个新手，能否把自己的战略意图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发展的需求和利益相结合，能否娴熟得与已有的国际秩序和游戏规则结合好，这期间将充满博弈，中国也会在博弈中不断权衡取舍。”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陈玉宇对《财经》记者表示。
成立亚投行难，把亚投行办成一流的有良好治理机制的多边机构更难。建立一整套制度、秩序和机制，或许还需要10年甚至20年的探索与磨合期。
前世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朱民均认为，亚投行不以减贫为主要目标，而是要投资准商业性的基础设施，以实现亚洲地区的互联互通为目的，这一目的与世行和IMF乃至亚行的定位并不相同
作者﹕杨澜
来源︰财经杂志
正在筹建的亚投行引起了各方关注。3月31日是亚投行接收新意向创始成员国申请的截止日期。截至3月31日，提出申请以意向创始成员国身份加入亚投行的国家总数已达50个，其中30个国家已成为正式的意向创始成员国，亚投行筹建迈出实质性步伐。
根据《筹建亚投行备忘录》，亚投行的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中国初始认缴资本目标为500亿美元左右，中国出资50％，为最大股东。各意向创始成员国同意将以国内生产总值(GDP)衡量的经济权重作为各国股份分配的基础。
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一员，中国正在世界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更重要的是承担更多责任，亚投行就是承担责任的一种形式。但是，亦有声音质疑，中国是在现有多边国际机构之外“另起炉灶”，挑战现有国际金融秩序。对于中国经济未来可持续增长的动力的疑问，也时时伴随着中国成长的每一步。
近日，《财经》联合《杨澜访谈录》专访了前世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朱民。两位谙熟国际金融机构运作经验并对中国经济有深入体察的经济学家均认为，亚投行不以减贫为主要目标，而是要投资准商业性的基础设施，以实现亚洲地区的互联互通为目的，这一目的与世行和IMF乃至亚行的定位并不相同。具体到中国经济而言，林毅夫认为，中国过去在投资领域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领域的经验，将不但利于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而且会为亚投行未来的运行提供切实的经验。
两位经济学家亦认为，中国还并没有能力建立新的体系，亚投行将是一个带有明显时代特征的多边开发金融机构，它对世界银行、亚行是一个补充，而不是替代，是对现有国际金融秩序的完善和推进，不是颠覆。
中国经济发展有迹可循
《财经》：1994年的时候，林教授曾经写过《中国的奇迹》一书，当时预测到2015年按照购买力平价，中国经济规模会超过美国。结果2015年根据IMF的报告是达到了，你觉得这是凑巧吗？
林毅夫：当时我判断，中国应该可以继续保持稳定快速增长。按照这个增长率以及经济发展的本质特性，我推断大概在2015年的时候，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可以超过美国。当时大家都认为不可能。但比较幸运的是，中国的社会发展果然就像我当时预期的那样。
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的发展路径不同。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产业已经是全世界最前沿的，它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也多半是自己发明。发明成功当然一本万利，但绝大多数的发明是失败的，成本很高。所以从过去100多年的历史上看，发达国家平均每年的增长率就在2.5％到3％之间。发展中国家同样要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但是有很多别人走过的道路我们可以参考。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已经懂得去利用后发优势来发展经济。
《财经》：中国还面临一个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调整的问题。
林毅夫：我们现在是中等发达国家。低收入国家的经济主要以农业为主，高收入国家以服务业为主，但是中等发展阶段国家一定以制造业为主。不管是现在的发达国家，或者是新的工业化、高收入国家，都曾经经历过这个过程。制造业相对于农业、服务业而言，能源使用密度高、排放密度高，所以环境的压力必然大。但转变需要过程。
《财经》：朱民先生，从你的角度来看，中国现在经济运行最大的风险在什么地方？
朱民：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把速度降下来。现在中国发展的主要方向还是继续不断的调结构。产业更新、提升技术水平、走向下一个产业阶段。推消费的时候你得想怎样增加就业，怎样增加社会未来的保险，使人能够消费。一系列政策挑战巨大。而最大的问题还在于，这个挑战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财经》：你能看到它在这种转变过程当中，所经历的这种成长的阵痛吗？
朱民：举个例子，房地产。中国现有房地产的价格和空置率都过高，要把这两个过高降下来很不容易。另外一方面，房地产投资增长大概3％左右，占中国投资总比例的26.8％。而房地产投资一旦降下来，影响中国GDP增长大概1.5－1.8个百分点。但是房地产不降是不行的。现在累计的空置率是11亿平方米。所以必须要把11亿平方米的空置的给消化掉。
去年房地产业投资开始下降，开工率开始下降，销售还是很高。我们估计这个调整的过程还得至少两到三年。这就意味着在未来两到三年里，房地产因为投资减少，对整个宏观经济的影响，会相应的减少1.5％，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个事情表明，调整结构和软着陆是一个艰巨的、痛苦的，但又是一个不得不做的事情。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不能减
《财经》：过去一些年，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做了大量基础设施投资，现在看起来效率不够高、产业结构也不尽合理。所以有学者提出我们现在要做更多消费拉动的产业。林毅夫教授您却在此时提出，在经济有下行压力的时候，政府还是要加大基础设施的投资。
林毅夫：从2008年以后，政府投资的四万亿中做了大量基础设施投资。根据一些研究，在这段时间里投资的回报率是下降的。有一些学者就因此认为，政府投资效率比较低，所以政府就不应该投资。我并不完全赞同这种看法。要以消费拉动经济，就是消费要不断增长，才能拉动经济。消费增长的前提是什吗？应该是收入不断增长。那怎么样收入不断增长？要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技术创新跟产业升级都要投资。它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实际上我认为，投资拉动仍然是过去三十几年发展这么快的一个法宝。而且也会是我们未来继续缩小跟发达国家的差距，或者是我们到了发达国家的阶段以后，收入想要继续提高的法宝。
第二个问题是怎么更均衡地看待基础设施投资的效率。基础设施的投资回报中有很多是社会回报，并不在项目里面。拿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讲，如果我们把道路改善，拥堵的时间少了，企业的成本不就下降了？企业获益，但是不在基础设施的项目的回报里，所以会低估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的回报。
《财经》：我想可能有一些学者的观点，主要并不是在争论这时候的投资拉动是不是需要，而是说在决策机制和实施过程当中，有很多不透明、腐败。而且国家的投资挤占了一些市场份额，所谓国进民退的这样一种状况，对于完整的市场机制是有损害的。
林毅夫：我们基础设施的投资里面，确实发现了不少腐败的情形。但是你只要全世界跑一跑会发现，中国的高速公路质量是全世界最高的。我并不是说腐败不应该治，腐败一定要治理。但也不能说这些项目可能有腐败，就不去做。因为如果不做会导致两个结果，一个是中国很可能跟印度、拉丁美洲一样，到处是基础设施的瓶颈，民营经济发展的环境不好；第二，在经济下行的时候，如果没有这种积极的财政政策，经济下行可能会出现恶性循环，整个经济发展的情况更糟。
《财经》：你对于中国经济增长7％的速度还是相当乐观的，同时也提出中国经济在未来20年依然有每年8％左右的增长潜力。但是也有的学者提出说您没有充分的考虑到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减少的因素，这样的因素起码要让经济的增速慢1到2个百分点。
林毅夫：人口老龄化的含义是什么？是减少劳动力的供给。应对的方式我觉得有两个，第一，中国目前的退休年龄在全世界可能是最年轻的。所以我们可以把退休年龄往后延一两年，缓冲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的减少。第二点，对经济发展更重要的不是劳动力的数量，而是质量。这些年教育水平提高了那么多，劳动力的质量提高非常多。因为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不利影响，用这两个政策基本上就可以对冲掉。甚至我们要是算有效的劳动力供给的话，应该还是在增加的。
《财经》：所以这个7％的数字，你觉得是在未来的20年当中完全可以保障的？
林毅夫：一是我们产业升级的空间比较大，我们现在还是中低端的，可以升级到中高端。二是我们基础设施继续完善的空间也挺大的。中国政府积累的负债，总体占比40％多一点，不到50％，在全世界是最低的水平之一。还有储蓄50％，38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政府的财政还可以再增加一点，财政刺激的空间还挺大，可以用财政的钱，来撬动民间的钱还有外汇储备。
《财经》：林教授大概也是最早提出来“一路一带”这样的理念的，被称为所谓新的马歇尔计划的人之一。当时你是基于一种什么样的判断提出这样的建议呢？
林毅夫： 2008年金融危机突然间爆发，我在世行作为首席经济学家，必须考虑怎么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帮助全球经济走出这场危机。当时很多人认为，花失业救济就好了。
但是我判断这一场危机会是一个长期的危机。长期的危机你花失业救济会出现什么情景，政府支出要增加很多，但是财政税收是在减少的，负担会增加得非常快。这种状况之下应该想出一个替代方案，短期能够创造就业，长期能够增加生产力，最主要的就是基础设施。
过去一个国家发生金融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常会给三个政策建议，一个是进行结构调整，第二个是货币贬值，第三个就是给贷款。但是这些措施在这次金融危机当中不适用，因为它是在发达国家同时发生的。在这种状况之下就非常需要找一个替代货币贬值，能够给结构性改革创造空间的方案。我觉得基础设施是最好的。
发达国家基础设施相对完善了，它们投资的空间少，可是发展中国家有很多基础设施的瓶颈。在这种状况之下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投资基础设施，也会给发达国家创造需求，那它的作用就相当于发达国家货币贬值。
我们现在提出的“一带一路”，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从基本的道理来讲是一样的。我不敢说我当时的提议是“一带一路”的倡议推动者，但是我想“一带一路”、基础设施为什么得到那么多的欢迎，可能跟我前面讲的这个道理有关。
亚投行与国际金融体系互补
《财经》：中国作为亚投行的创始会员国，最近承受了不少猜测和压力。其中之一是，美国对亚投行的态度。
林毅夫：美国当时支持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目的是什么？像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它们成立的目标不就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吗？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方面的需求是非常大的，到处都是瓶颈。
以亚洲来讲，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预测，亚洲从2010年到2020年所需要的基础设施有8万亿之多，平均每年8000亿，而世行跟亚洲开发银行满足了5％的需求都不到，有巨大缺口。所以如果美国是真心希望发展中国家发展的话，现在有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增加新的资金的来源，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亚洲地区的发展中国家，解决基础设施的瓶颈，让它们发展得更好，美国应该欢迎。
《财经》：但随着西方国家作为创始会员的不断加入。我们看到美国的态度相当的暧昧。朱民先生，你认为美国有理由为此感到不安吗？
朱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生逢其时。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整体全球经济增长偏弱，原因一个方面就是总供给不够，基础设施投资不够。我们希望所有的国家都在努力做这件事。亚投行的出现对推动全球经济增长，推动全球经济金融的稳定都是个好事。
亚投行有一个很好的开端，不但是亚洲的国家，而且欧洲的国家也开始纷纷说要加入，这就使得这个组织的国际性不断加强。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我觉得当然不会落后于整个形势的变化。
《财经》：你预计它会很快参加吗？
朱民：我想在这个过程中的协商、沟通可能有一个过程，但是我觉得这个趋势是不可改变的。
《财经》：听到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非常乐观的看法是，亚投行在挑战旧有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同时也有一些声音说，亚投行的出现其实只是对旧有的金融秩序的一种补充而不是颠覆？
朱民：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从来没有布雷顿森林体系，也没有世界银行，是因为“二战”打仗，各国才意识到维持经济金融的稳定是一个大事，布雷顿森林体系才慢慢完善。到今天这个世界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兴经济不断的发展。亚洲是世界上经济增长主要的火车头，贡献了全球经济增长速度的一半，亚洲对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也十分巨大。在此情况下，一个亚洲基础设施投资机构应运而生，我觉得这很正常。
《财经》：但是这是一种颠覆性的变化呢，还是一种补充性的变化？
朱民：从现在亚投行的角度来说，亚投行对于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具有互补性。例如IMF不做项目，不修桥，也不建路。但是我们认为基础设施投资是很重要的，我们做基础设施的投融资的体制的改革。所以IMF与亚投行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合作。
《财经》：这个是你个人的意见呢，还是整个IMF机构的一种共识？
朱民：我觉得IMF对亚投行持积极的正面的态度。
《财经》：由于IMF成立之初的一个治理结构和股份结
朱民：1944年IMF刚刚成立的时候，美国GDP占全球工业产出的46％，美国黄金储备占全球黄金储备的70％，美国经济和金融实力在当时是巨大的。所以在制定股权结构时，美国定了它的股权占17％，而且决定超过15％的国家就有否决权。
历史在不断的进化，今天按照GDP衡量的话，新兴经济国家已经超过了50％。所以我们成立了新的信用机制。在这个信用机制里，新兴经济国家在一起超过了10％。它制定了一个新的规则，否决权是10％。所以如果新兴经济国家联合起来否决对这个信用额度的使用，就具有否决权。这是一个巨大的、在70年的历史上没有发生过的机制变化。这也反映了新兴经济体在治理机制的层面上有了很大的发言权。
